社會與法下葯

⑴ 北京男子給男鄰居下葯侵犯獲刑十個月，男子遭侵犯，法律如何保護男性權利

《刑法修正案（九）》將刑法第237條由強制猥褻罪修改為強制猥褻罪。犯罪的對象不再局限於“女性”，猥褻男性也構成犯罪。這種無性別保護模式體現了男女在性權利保護方面的平等，是對人權保護的有力推進，意義重大。公訴人提醒，近年來，針對男性的猥褻案件時有發生。由於它們的隱蔽性，它們更容易被忽視。因此，社會各界在開展預防性侵教育宣傳時，對象不應僅限於成年婦女和女童。成年男子和男孩被性侵的社會問題也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和重視。在日常生活中，家長和學校也應注意加強男孩的自我保護意識和安全教育，幫助他們掌握預防性侵犯的方法和方法。成年男子被性侵時，不要害怕，要及時報警，使用合法武器保護自己。

⑵ 農村人在地里下葯為了不讓別人放羊,結果把別人家的羊給葯死了,怎麼辦,承擔法

如果情況屬實，屬於故意投毒，危害社會公共安全，構成侵權，依法賠償損害，排除妨礙。
如果涉案情節嚴重，損害較大，構成刑事犯罪的，依法承擔刑事責任，附帶民事損害賠償。

⑶ 求西方法律思想史作業，三大法學流派的區別和聯系，要論述

現代西方法理學是現代西方國家法學中研究法律基本理論的學科。① 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精神危機的日益加深，西方法學家在探尋治理社會的危機和完善資本主義法律的方法的過程中，新的法學思潮相繼更迭，或競相表現，或相互吸納，"任何一種法學思潮都不再獨霸世界，傳統的形而上學法哲學大一統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②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於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並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准。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 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於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於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於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麼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並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採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採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並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後，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於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准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於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恆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築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餘。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於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⑷ 被下葯賭博輸得錢能拿回來嗎

拿不回來。賭博屬於違法行為，可以報警處理。至於被下葯需要有證據，才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
《治安管理處罰法》
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通過服用葯物以賭博為幌子，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詐騙罪的基本構造為：行為人以不法所有為目的實施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於錯誤認識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被害人受到財產上的損失。詐騙數額為十萬元屬於詐騙罪中數額巨大的標准，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法律依據：
一、《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規定：
第一條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准，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關於《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條「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認定，並沒有全國層面的統一規定，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參照的是各省市的有關規定。

⑸ 農村人在地里下葯為了不讓別人放羊,結果把別人家的羊給葯死了,怎麼辦,承擔法律責任嗎

總有些放羊人很不自覺的，總偷著上別人家地裡面放，遇見這種情況直接給牧業版打電話，他們就會下來抓羊，如權果地損失的面積大拍下來留證據，對這種自私自利的人，一定不能縱容他們的這種行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別人的財產，這種做法是極其不道德的，私自下葯是觸犯法律的，做事情一定要慎重考慮！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違法的事不能做的。肯定要賠羊錢的，以後他在放地里，直接拍下來找牧業管理所來解決。

⑹ 普法欄目劇大學生在酒吧被下葯強暴了是哪一集

你想幹嘛？模仿秀嗎？

⑺ 三大法學學派及其主要觀點是什麼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於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並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准。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 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於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於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於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麼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並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採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採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並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後，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於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准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於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恆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築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餘。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於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⑻ 社區矯正的寫入刑法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確立，為改革完善我國刑罰執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有以下五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從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應了國際社會行刑社會化的要求首先，從刑罰目的上看，我國現行刑法理論在刑罰適用與執行上強調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此次社區矯正明確在刑法中加以規定，從立法上明確確立了行刑社會化理念，使得社會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從刑事政策來看，社區矯正的立法，也是貫徹落實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體現，充分體現了我國對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和政策；這是積極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對完善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最後，社區矯正寫入刑法順應了國際社會行刑社會化的潮流。1955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上通過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其中第61條明確指出：」囚犯的待遇不應側重於把他們排斥於社會之外，而應注重他們繼續成為組成社會的成員。」《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即《北京規則》）明確指出：」應當充分注意採取積極措施，這些措施涉及充分調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包括家庭、志願人員及其他社區團體以及學校和社區機構，以便促進少年的幸福，減少根據法律進行干預的必要，並在他們觸犯法律時對他們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處理。」社區矯正此次寫人刑法，無疑是我國在行刑社會化發展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規定，是對聯合國公約的積極回應，表明了我國負責任大國的態度。二、確立了相輔相成的兩大矯正體系自由刑在執行中的最常見形式是監禁刑。不可否認，監禁刑在預防犯罪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刑法理論的不斷發展和人權思想的逐漸深人，人們逐漸認識到監禁矯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罰種類的輕緩化、處罰的輕刑化和開放化成為刑法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社區矯正隨著行刑社會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國廣泛展開。如果說以自由刑取代肉體刑是刑罰執行方式的第一次飛躍，那麽，社區矯正制度又向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邁出了一大步，實現了刑罰執行方式由監禁刑向非監禁刑發展的第二次飛躍。社區矯正相對於監禁矯正來說有其巨大優越性。但這並不說明社區矯正可以取代監禁矯正。實際上，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我國刑事立法中明確規定社區矯正，必將促進兩大矯正體系的進一步協作，從而在共同預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關於二者的關系，有兩點：首先，社區矯正可以彌補監禁矯正的不足。監禁矯正在預防犯罪中兩大無法突破的難題：其一，監獄的相對有限與罪犯的相對無限的矛盾。從長遠來看，監獄的建設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斷增長的，處於人口增長中的罪犯也是逐漸增多的，監獄矯正不可能成為預防犯罪的最終選擇；從短期來看，社會某一時期，國家用於監獄投入的成本是有限的，僅就經濟成本而言，社區矯正的相應成本一般不超過監獄關押的20%。實施社區矯正更加節約司法資源。社會法學派認為罪犯之所以犯罪是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所決定的。社會本身即是犯罪產生的一個誘因，選擇將罪犯投入社會，運用社會力量進行矯正正是」對症下葯」，實現了對罪犯的社會內部消化，有效解決行刑資源有限性的難題。以矯正工作人員的隊伍建設為例，矯正要求工作人員具備矯正罪犯心理與行為的矯正知識、矯正技術和矯正能力，但是，國家刑事執行的專門矯正官、緩刑官和假釋官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實施社區矯正，可以依託和藉助社區的各種矯正資源和服務力量，有效應對犯罪，這既是社區矯正與監獄矯正的根本區別，也是社區矯正較之監獄矯正的最大優勢。把罪犯放在社區進行矯正不僅可以減少監獄的人力和財力負擔，而且可以減少國家對監獄的經濟投人，降低監禁行刑的成本，緩解監獄矯正的壓力，使監獄能夠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去矯正那些主觀惡性較大、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罪犯。其二，罪犯的監獄化與再社會化的矛盾。現代犯罪學研究成果表明，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由於其社會化進程未全面完成，而傳統的監禁矯正，將罪犯投人監獄，使其隔離於社會之外，大大削弱了社會化的基本條件和環境，反而使得罪犯的社會化速度遠遠滯後於正常社會成員。不僅如此，將犯罪人囚禁於監獄中，還會使犯罪人無形中學到犯罪技術和技能，傳播監獄亞文化，從而形成交叉感染。例如，有些初犯經過一段時間的關押，人身危險性反而有增無減。由此看出，雖然監獄的隔離功能對於具有高度社會危險性的罪犯而言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這種隔離並不能作為預防犯罪的最終手段，因為罪犯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者外，最終仍然要回歸社會。對罪犯而言，隔離的時間越長，隔離的程度越高，其再社會化的可能無疑越低，再次進人社會後犯罪的可能性更大。而社區矯正正好克服了監禁矯正的這一缺陷。社區矯正將罪犯置於社會化環境下生活，使罪犯能夠最大可能地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並在此基礎上對罪犯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引導和行為規范，促進罪犯形成健康的社會人格，實現再社會化，使罪犯最終能夠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順利回歸社會，避免監禁矯正可能帶來的以消極服從、自信心與進取心重度喪失為特徵的[監獄人格」、」囚犯人格」的出現。其次，監禁矯正是社區矯正的後盾和保障。社區矯正確有優點，但適用上也有局限性。這是因為將罪犯放於社區，必然需要考慮社區的安全，只有在罪犯本身罪行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的前提下，才具有適用的可能。反之，如果將一些暴力犯罪等人身危險性較高的罪犯也放於社區，不但不能預防犯罪，反而是對犯罪的縱容。另外，為了保障社區矯正的效果，有必要建立起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之間的橋梁，比如我國刑法對緩刑、假釋罪犯違反規定的重新收監執行的規定。這不僅可以促進罪犯積極改造，而且可以使得社區矯正在適用中無」後顧之憂」，大膽適用。綜上所述，矯正是理念，而矯正場所、矯正內容的選擇直接體現著刑罰由重到輕的適用序列，存在著一個矯正方式上逐漸過渡的轉移序列。社區矯正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也不是一個孤立發揮其矯正功能的措施，矯正目標的相同性顯示社區行刑與監獄行刑是相關聯的統一體。建立與監禁矯正相對的社區矯正，可以為預防犯罪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從監禁矯正和社區矯正的特點來看，監禁矯正是為罪犯關上了社會的大門，而社區矯正是給罪犯打開了社會的大門。這一關一開之間，必須考慮到矯正的系統性和延續性，使兩大矯正體系之間相銜接，通過二者相輔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刑罰效能得以增強，行刑成本得以降低。三、進一步促進了刑罰配置結構的合理化《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社區矯正的適用類型，即管制、緩刑和假釋。對此，有學者指出：」此次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意味著我國刑罰體系和執行制度上的重大變化，即將我國刑法中管制這種刑罰方式改成社區刑，從而以生命刑、自由刑、社區刑重構我國刑罰體系的主體部分；此外，以緩刑、假釋作為連接社區刑與自由刑、生命刑的通道。」（劉憲權：2010年11月9日《檢察日報》）我國傳統刑罰體系中並不存在社區刑，而此次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是否可以認為創立了社區刑，並且使得社區刑成為與生命刑和自由刑並列的刑種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但社區矯正的引入的確促進了我國刑罰結構的合理化。以管制刑為例，管製作為非監禁刑罰，在司法實踐中，其積極作用並未得到有效發揮，其規定雖然廣泛（掛有管制的罪名約占罪名總數的1/4），但適用率卻極低。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字來看，2003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730,355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1,508人，佔1.58%;2004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752,241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2,553人，佔1.67%; 2005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829,238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4,604人，佔1.76%。這其中的原因並不在於管製作為一種刑種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於彰顯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內容出現了問題。根據我國《刑法》第39條的規定，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僅有五項義務，而這五項義務都是將罪犯作為消極的客體來看待。作為一種限制自由的刑罰執行方式，簡單的五項義務的規定與嚴厲的監獄監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難以有效體現管制的懲罰性，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緩刑和假釋的考察監督義務也同樣存在落實不力的問題，甚至許多人誤認為被告人被判處管制、緩刑就」沒事了」。而實際上，對緩刑犯的考察，既是正確執行緩刑制度的重要一環，也是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一方面。」監督」」考察」的缺失，使得刑罰的」可感性」降低，難以對罪犯造成應有的心理壓力和必要的行為約束。以上這些問題最終導致管制、緩刑、假釋成為司法機關不太願意採取的刑罰手段，對於既可判處監禁刑又可判處管制刑的犯罪，一般都判處監禁刑，以致造成了罪刑結構的失衡。因此，為了充分發揮管制、緩刑、假釋在矯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國刑罰嚴厲性方面的積極作用，必須在立法上對其內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對管制、緩刑和假釋適用社區矯正，就使得非監禁刑罰執行具備了實質內容，管制、緩刑、假釋的適用效果也必將得到改善。從近幾年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成果來看，」緩刑沒事」的局面已經逐漸有所改觀。社區矯正的立法化，將進一步促進我國刑罰結構的合理化，給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發揮提供更大的空間，將促使非監禁刑罰執行考察落到實處，真正發揮管制、緩刑、假釋的作用，使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非監禁刑罰執行中切實得到體現。四、督促社區矯正配套立法的盡快出台在開展社區矯正的國家，一般而言，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均明確規定了社區矯正執行的刑罰種類、刑罰適用和執行制度，以及各種社區矯正措施適用的程序、步驟及刑事執行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2003年社區矯正試點開展至今，在制度規范層面，僅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 2004年5月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2005年1月[兩院兩部]聯合發布的《關於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和2009年9月」兩院兩部」聯合發布的《關於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等文件。地方試點工作中則建立了規范社區矯正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制度、相關部門之間銜接配合的制度、社區矯正工作基本流程以及部門內部日常管理制度等。誠然，這些都為社區矯正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並為社區矯正的立法化及深入開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我國社區矯正之所以遲遲未予正式立法，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國外社區矯正的實際情況並沒有統一的說法，如美國的社區矯正，雖然從有關規定來看，社區矯正是作為一種刑罰，但在實踐中則更多的體現為一種非監禁執行方式。社區矯正的性質不僅是非監禁刑的刑罰執行，而且也包括了各種非監禁措施的落實及矯正項目的實施。而英國社區矯正是作為獨立的刑種，包含了一系列社區矯正令。日本的社區矯正是作為保安處分，主要是緩刑、假釋和假釋人員的安置幫教，緩刑、假釋期間的監管、矯正與保護活動。其二，受國外立法復雜多樣的影響，國內學說紛紜。如」刑事執法活動說」，」非監禁式的行刑方式和處遇措施說」，」罪犯處遇新趨勢說」，」行刑、矯正和福利性質說」，」保安處分及刑事政策說」，如此等等。理論研究上的眾說紛紜，使得社區矯正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未能明晰，立法基礎不太牢固。因此我國在社區矯正的引入中並沒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採取」先實踐後立法」的方針，根據實踐中社區矯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來進行立法，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自實踐」的原理。根據7年來社區矯正在全國試行的具體情況，社區矯正作為管制、緩刑、假釋等的執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幫助罪犯復歸社會，營造了和諧的社會氛圍。至此，社區矯正作為管制、緩刑、假釋執行措施的地位已經可以明確。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將」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是對社區矯正性質的肯定，必將推動社區矯正相關制度如具體項目設置以及社區矯正隊伍建設等的配套立法完善。以社區矯正的內容為例，根據」兩院兩部」2009年9月聯合發布的《關於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其中涉及社區矯正內容的規定可以歸納為三方面：第一，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矯正；第二，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管理；第三，對社區服刑人員的幫困扶助。以上三方面雖然對社區矯正的內容提出了要求，但仍然是一種抽象的原則性規范，並不能表明社區矯正已經具備了具體明確的內容。因為無論是教育矯正，還是監督管理、幫困扶助都並非社區矯正的」專有性」內容，監禁矯正同樣存在教育矯正和幫困扶助的要求，所以從內容上來看，除了執行場所的變更，關鍵在於內容上如何利用社區的力量。以如何利用社區力量為基礎，對社區矯正的內容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為」嚴」，一為」寬」。對於從」寬」，從開設學校教育等幫助性項目角度來講，社區矯正應當是開放的體系，具體的立法完全可以由其他行政法予以補充。但是從」嚴」，因其可能涉及」人身權利」的限制，社區矯正的項目還有待刑事立法的確認。例如，目前司法實踐中普遍針對社區服刑人員組織公益勞動，但立法卻沒有類似的規定，因此勞動如何與矯正相結合，還需要進一步通過立法來明確。總之，將社區矯正寫入刑法，確立社區矯正的刑法地位，社區矯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緊鑼密鼓地跟上。而刑法的規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侭快出台予以配合。所以，繼刑法規定社區矯正制度之後，一部系統的《社區矯正法》勢必令人引頸期待。五、促進了行刑權的統一《刑法修正案（八）》刪除了公安機關作為管制執行以及緩刑考察、假釋監督主體的規定，從立法的實然來看，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尚處於」空白」狀態。對該問題的解決需要結合我國社區矯正的特殊背景來解釋。這根源於我國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出現」雙重主體」的現實，這一現象引發了實踐中的許多現實問題，多為學者所詬病。立法者此處的修改之意應是對雙重主體的模式給予了否定，但是具體由哪一主體來執行，目前理論上存在三種觀點：由公安機關執行，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抑或建立一個全新的機構。公安機關作為國家公共安全的管理和保衛機關，任務繁重，再把社區矯正交其執行，實在困難很大。加之，從促進罪犯與社區聯系的角度來看，公安機關的偵查性質決定了公安機關與犯罪人之間存在尖銳的情緒對立和矛盾沖突，罪犯會因為偵查人員的偵查、拘留、逮捕行為產生強烈的排斥感，這說明不太適宜由公安機關執行社區矯正。根據對行刑權統一的研究，學者們多贊同統一由司法行政部門執行。也就是說，應當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理由是：首先，從理論研究來看，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符合理論研究的結論。長期以來，在對刑事司法職能分配方面，已經達成這樣的理論共識：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和執行權應當分別由公安、檢察、審判和司法行政機關行使。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符合理論共識。其次，從實務狀況來看，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也符合中國現實情況。從我國司法行政機關職能職責的現狀來看，我國司法行政機關本身具備刑罰執行職能，具有管理、矯正罪犯的資源和經驗，可以滿足矯正的「技術性」「專業性」的要求，無需從零做起、另起爐灶。另外，對於緩刑犯、假釋犯而言，社區矯正面臨著與監禁矯正鏈接的問題，兩大矯正系統的統一有利於對服刑人員不間斷的可持續的教育改造，能取得較好的矯正效益，體現系統的整體功效。基於此，世界各國行刑權都已逐漸走向統一。因此，賦予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執行權力，將監獄行刑工作與社區矯正工作整合於一個統一的權力系統之中，有利於加強二者之間的聯結和互動，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與筆者在前面所提到的確立兩大矯正體系的觀點相呼應。當然，司法行政機關在實行社區矯正時，也需要得到公、檢、法等機關的配合，這是自不待言的。

⑼ 不同的法學流派對法的本質是如何理解的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