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博古

❶ 小人書的作家有那些

我只知道張樂平，因為我最愛看他的《三毛流浪記》。

❷ 博古遇難後留有子女嗎他的後代怎麼樣了

這世上有一種愛，是最無私的，最純粹的，那就是母愛。女子天生對弱者充滿同情心，而面對自己的孩子，那就更加恨不得把最好的東西，都給他們。甚至有的女子，在面對不是親生的孩子時，也願意為之付出，比如為中國共產主義事業添磚加瓦的張越霞。

張越霞是博古的夫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加入我黨，為機要人物工作。最津津樂道的是，她獨自撫養了6個兒女，其中二女兒成就最高是副部級官員。她的女婿比女兒更厲害，是一位副國級官員，曾任人大副委員長。

巴爾扎克曾說過，母愛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簡單、自然、豐碩、永不衰竭的東西，就像是生命的一大要素。其實這世上，少了誰，也不該少一位出色的母親。只有偉大的母親才能培養出同樣出色的孩子。

❸ 請介紹一下王明的歷史

王明（1904年—1974年），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縣人。家庭出身貧民（亦說小商人）。 王明資質聰穎，6歲入私塾，8歲能為鄉鄰寫春聯。後入大王廟小學讀書。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農業學校，民國13年，他和進步同學共同組織豫皖青年學會。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賞識。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為教條主義宗派的首腦人物，1929-1930年間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條主義者陸續從蘇聯回國。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身份來華。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於1931年1月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蘇聯，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1931年到1934年間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推行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到嚴重危害。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批評了這種錯誤，結束了他們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主張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斗爭，使他領導地區的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他的書記職務。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此期間，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制定過的有關婚姻的法規和條例，同時，也借鑒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但已去蘇聯就醫，從此拒不回國。60年代及7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先後撰寫、發表了《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攻擊毛澤東，攻擊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贊同34| 評論

❹ 滄州劉姓回族都有哪些起源

河北滄州市（含原滄州地區），是回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全市回族總人口17萬，占河北省回族總人口的34．7％，為全省，乃至華北地區回族人口最多的市。因此，了解滄州回族淵源及發展，對全國的回族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遷 入 淵 源
回族，是滄州41個少數民族中，歷史較久的民族。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從未著留民族譜志。加之明初燕王朱校「靖難」之役，對滄州一帶人民血腥屠殺，赤地千里，造成了歷史斷帶，致使人們對滄州回族的遷徙淵源更加模糊。近年，一些著作中，多將「靖難」以後，即公元1404年作為滄州回族遷入始點。筆者認為，這種說法還需進一步探討商榷。
元朝時期，處於華北腹地的滄州，既是全國最大的鹽業基地（長蘆），又是京題屈指可數的商業繁榮地區，且當時水、陸交通十分發達。陸路建有會川驛（今青縣）、興濟驛（今興濟鎮）、清池驛（今滄州市區）等京都要道官驛十餘處；水路有京杭大運河橫貫本市南北220公里，直通京城。水旱碼頭，商賈雲集，具有穆斯林經商、聚落的天然條件，並據《河北省古代陸路運輸簡史》載，在盛唐時期，滄、嬴、朝三州（皆今滄州轄區）便盛產絲絹，並為當時通過絲綢之路遠銷外國的重要絲綢產地。可以說，從那時起，滄州就已和阿拉伯國家有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系。而至元初，已是「回回人遍天下」、「京城諸路，其寺萬余」，而滄州卻無回回人涉足絕非可能。
另據口碑傳達，今滄轄泊頭市西八里庄沙河涯村在明洪武初年便建有清真寺；孟村縣志載，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麾下大將常遇春（回）北上伐元，曾設帳於太平村（今孟村縣王帽圈村），其部下將士多為回族，戰後陣亡回族將土葬於今孟村尹庄村南，歷稱「回回墓」。由此可推斷，當時在戰亂中回族將士落足本地者恐不微量。可證明滄州回族始於明前。
滄州回族大量遷入，主要在明初。據《明史·太祖紀》載，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月，徙山後（今宣化東南延至遼陽一帶地方稱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電田北平。」其「山後q和「沙漠」當時均屬回回人較多的地區，移民中自然佔有一定的回族成份。如孟樹縣韓石橋村韓姓，便是由山後禹州先遷山東禹城後至滄州立庄的。其祖譜中載：「我太祖來自西陲，移鎮東路，相傳山後禹州人」。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隸，為奪帝位，舉兵「靖難」，滄州破城，坑人（活埋，四萬，百人幸難逃一，燕王即位，出旨遷民，「以實空地」。據泊頭、河間、董驛、孟＿村、滄縣、獻縣等縣市若於回族家譜記載，其始祖大都於明永樂二年（1404年）自晉、魯、浙、滬、皖、鄂等地奉旨遷徙而來。其中遷自南京應天府上元縣二郎（龍）崗（港）者居多。如牛進庄劉氏家譜載：「吾東始祖原籍南直隸上元縣二郎崗，永樂二年遷徒於此」。孟村鎮吳氏譜清道光九年載：「原籍系安徽省徽州府聯縣，前明永樂年間周祖北遷」。獻縣馬氏家譜一載：「始祖馬剛為回族將領，燕王掃北，率三子由南京水西門外二龍港隨軍到河間府，後長子馬廣慶到河間東南定居，立村為辛中營」（即今本齋村）。
除上述情況外，歷代統治階級、官僚惡勢的民族壓迫，也使一些外地回回人被迫向回回人戶較多的滄州一帶逃避，成為滄州回族的來源之一。如，明朝末年，無定府（今山東惠民）李閣老依仗權勢，對惠民、樂陵兩地的回族人民進行了殘暴的血洗，強令兩地周圍40里不許有回民居住，迫使許多回族人民從山東逃至滄州，現滄州鐵姓回民就是在那次洗劫中幸一兔於難，逃此落戶的。
綜上所述，滄州回族的遷入，大致可分為六種原因：1．戰爭。即通過對外戰爭，使中、西亞阿拉伯人、波斯人進入京都諸路（含滄州）；通過國內戰爭，使外地回族將士落足滄州。2．經商。滄州優越的經商條件與回族善於經商的特點，決定了滄州是四方回族商人理想的落足之地。S．官居。即出任官職或隨龍保駕攜眷落戶。4．移民。其中可分三種情況，一是奉旨遷來占產立庄I二是隨遷仆從百姓；三是被發流罪。5．逃生。即逃荒、避難而來。6．投一親。即因種種原因投親靠友而來。其族源，按照遷出祖籍追溯，可溯至西陵陸路和東南沿海。
二、繁 衍 演 化
回族，是一個團結、仁愛且富有頑強生命力的民族。遷入滄州後，不同時間來自不同地點的各家各戶相互攀連，彼此相納，在血緣關繫上結成「回回親戚」，在風俗習慣、民族感一情上形成了凝聚力很強的「回回一家」。歷經數百年的繁衍演化，不斷發展壯大。
（一）繁衍「分榮」。經過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滄州回族人口不斷增加，各姓家族「抽。核分親」，原有村莊容量飽和，土地開發受到局限，迫使部分回族人出庄另立，開辟新的棲身之地。
據對當地部分回族宗脈考查：劉氏始祖於南京二郎崗遷來後，先在孟村東北部建庄稱牛進庄，後又遣二子分建了今孟村縣的西趙河村和南皮縣的黑龍村，此後層層「分蒸」，代代 「抽枝」，至今已發展到孟村的新縣鎮、大北趙河、小北趙河、辛莊子、大提東、小提東，滄縣的小馬庄，鹽山的後劉庄，黃驛市的劉洪博村等10多個劉姓村。吳氏始祖由安徽款縣遷來後，本人後返原籍，由二子在今滄州市區和孟村鎮占產落足，現黃驛市吳莊子，滄縣博古屯，海興縣小路村，孟村何呂店等10多個吳姓村皆為滄、孟吳姓回族分枝。任丘、河間哈姓，為河間果子窪哈姓回族分枝。馬姓回族多為青縣馬橋馬氏祖分枝（現馬橋已無回族，只有馬氏＿回族祖墳，故知者甚少，多誤以本齋村為馬姓始祖村）。青縣辛集及各地散居的回姓，多為滄縣大格村回姓分枝。鹽山縣小寶庄由滄縣東寶庄寶氏所造。鹽山王古宅村由孟村縣楊石橋村王姓所建。孟村大文台李姓由滄縣曹莊子遷來，後又分建了李龍潭村。
（二）民族交融。滄州回族，由於與漢族長期居住在一起，生活接觸，社會交往，貧困相濟，患難相助，以及各種歷史的機遇，使回漢兩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關系。其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
1．回漢通婚。此情過去多出於回漢兩族的貧困之家。舊時，回族為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只許男回女漢結合，不許女回男漢成婚。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人民生活的提高和婚姻法的頒布實施，回漢通婚不再是生活所迫，回漢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現象越來越多，「男回女漢」的原則逐步打破。
2．互改民族成份。其形式有三：＊）漢族改回。即漢族人因某種原因改變民族成份加入回族。清末聞名天下的回族英雄大刀王五（真名王正誼）即生於滄州市王氏漢族家庭。因自幼喜武，欲拜回族武師雙刀李鳳崗為師，因李不收外族弟子，遂長跪於母前，得允離家改信伊斯蘭教，從李學藝。其後人皆為回族。（2）回族改漢。即回族人因某種原因改為漢族。鹽山縣後劉庄劉姓漢族，即為孟村牛進庄回族劉姓分枝，因居官反教，改為漢族。另有滄州市自姓、黃曄市張姓、吳姓等回族亦有因居官或生活所迫，風俗習慣蛻變，漸隨漢族者。 （3）回族改漢又復改回。黃驛市嶺庄鄉張金庄張姓，解放前因村小，請不起阿訇，又多與漢族通婚，後漢化。解放後，隨著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民族政策的落實，民族成份和風俗習慣皆又恢復回族；黃驛東灣灣頭村張姓原為段庄回族，因居官反教為漢，後又有部分復回。
（三）遷徙外延。數百年來，由於戰爭、逃荒、謀生、經商、工作調動等原因，滄州回族遷徙外流，延至全國各省和本省各地。據當地調查及河北省民族志（初稿）載：清雍正年間，河間府回族將領哈元生率兵鎮壓雲南昭通、東川的彝民起義後，所領部分士兵便在昭通一帶電四，後定居當地。遼寧省營口市虎庄戴、馬、張三姓回族是在清順治年間移民時，由滄州遷去。遼寧蓋縣熊岳鎮回、張、李、劉、尹等姓回族是由青縣楮村過去，寬甸哈姓、韓姓均系河間果子窪鄉遷居落戶，至今均已五至八代。吉林早期回族，多為清乾隆五十丸年 （公元1794年）由盂村、滄縣、河間、青縣逃荒回族災民。吉林伊通縣回族村了家屯最早為孟村丁莊子丁氏四兄弟闢地而居，並因此得名。吉林輯安縣有回、常、李、王、孔、張各性及龍井市楊、金等姓回民約於1928年前後由滄縣、河間、肅寧、任丘遷去。河北省張家口部分回族系滄州回族商販，因販賣牛羊逐漸定居。河北豐寧滿族自治縣鳳山鎮楊姓回族元相系黃驛市羊二庄人，因販運牲口於清光緒年間落後郭家屯（今隆化縣）後遷到鳳山鎮開燒餅鑄定居。河北平泉、豐寧、灤平等縣部分回族是從滄州逃荒而來，據平泉縣回姓家族稱：「老家在滄縣大錯村，大約乾隆年間過來平泉。」
除上述遷徙較早的情況外，滄州回族大量外流是在鐵路交通趨於發達的解放前夕和初期。其主要流向是西北、東北的礦區、林區。今寧夏石嘴山、甘肅迭布，山西大同、陽泉。遼寧撫順、丹東、本溪，黑龍江省伊春、鶴崗、雙鴨山、七台河等林礦城市和北京、天津、上海及哈爾濱、佳木斯、銀川、沈陽、呼和浩特、包頭、石家莊等經濟、交通發達城市的叵族，祖籍滄州、河間者具有相當數量。尤其伊春市和鶴崗市南山區，素有新孟村之稱。
另據有關資料記載，建國初期，為加強全國少數民族工作，經中央決定，選派了以王廷芳、劉震環、劉樹森為首的大批滄滄州籍回族領導幹部攜眷到雲南、寧夏等少數民族地區擔任各級領導職務。1956年春，全省23個市、縣組織動員1542戶，6834名回族群眾遷往青海省廳和縣從事農業生產，其中867戶，3928人定居該地。在這些支邊回民中，滄州回民佔有很大數量。
三、現 狀 與 分 布
滄州的回族，歷盡滄桑，經過數百年的繁衍演化，現已成為全市第二大民族。據統計，全市回族共有丁、於、萬、馬、王等56姓。170788人。回族人口分別佔全市總人口和少數民族總人口的2．9％和91地 分布於17個市（縣、區）、2個農場和214個鄉（鎮、辦事處）、1468個村（街）。全市建有盂村回族自治縣和杜林、大話村、李天木、捷地、孝子墓、辛集、羊三木、羊二庄、新村、果子注、劉庄、本齋第12個回族鄉。在居住和人口分布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
（一）大分散小聚居。從總體分布看，全市所有縣、市、區、場和大多數鄉鎮、村街都有回族居住，較為集中的有75個村為純回族村或回族人口佔90％以上的村。
（二）固寺而居。出於回族風俗和生活習慣的需要，滄州回族多以清真寺為核心，固寺而居。現全市共有清真寺167座，其中滄州北大寺、泊頭清真大寺及牛進庄、丁莊子、孟村鎮、果子窪、淄川鎮、新縣鎮、本齋村的清真寺歷史較久，規模較大。從某種意義上講，清真寺的歷史、規模就是當地回族居住狀況的寫照和標志。
（三）同姓聚居和分區劃姓。由於滄州回族多於明初「靖難」以後，為「以實空地」奉詔遷來占產立庄，故所建村莊多為單姓或以單姓為主，雖經歷代變遷，這種聚居模式基本未變。因族源多在南方，移民多沿運河北上，落足運河兩岸。多年來，雖各有遷徙變化，但不同區域的姓氏區別仍很明顯。除以運河為界劃分的回族姓氏區域外，許多小區域、小范圍也都有不同的姓氏特點。河間的金、哈、白姓，滄縣的回、買、吳姓，孟村的劉、吳、丁、韓姓，黃驛的張、王姓，泊頭的石姓，青縣的戴姓，獻縣的馬姓，皆為當地回族的代表姓。
（四）商貿區內聚居。由於回族善於經商，滄州回族多選擇交通發達，商貿繁華，有利於經商的地方居住。全市7個回族人口超萬人的縣、市（區）中，有6個為古驛站，5個傍運河。就是在回族人口較少的縣市中，回族人也多居城鎮或商業繁榮的鄉鎮。在城鎮居住的回族人，又多擇商貿繁華的街道、區域而居，以形成利商而居，居而利商的特點。滄州南大街、泊頭勝利街、河間城關、連鎮大街、肅寧主街、苗街等縣市商貿繁華部位皆為回族聚居區。

❺ 歷史上的王明的資料

王明（1904—1974）
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人。
早年參加過學生運動，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5年去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回國。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又隨米夫去蘇聯，在莫斯科孫中山大學任教。在這期間，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爭，打擊異己，逐漸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其思想「左」傾主義、教條主義嚴重。
1929年10月回國後，任《紅旗》編輯，發表「左」傾思想的文章。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線，提出一個比立三路線更「左」 的政治綱領。
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
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
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又回到國內，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抗戰初期在武漢任長江局書記時給黨帶來很大損失。
1942年黨整風運動時，王明態度惡劣，拒絕參加整風。中共七大時為了團結他，仍選他為中央委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去蘇聯定居，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歷史，攻擊毛澤東思想。
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

王明對國家和人民的一點貢獻（原題：毛澤東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毛澤東對王明可謂仁至義盡，在中共七大上，親自提議讓他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終於，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一當選。這再一次說明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思想與氣度：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新中國，決定讓王明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王明並不是學法律的專才，但當年他在延安分管婦女工作，後來又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干婦女工作還是頗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視婦女工作，專門成立了女子大學，創辦了《中國婦女》雜志，這兩件事全由王明辦。毛澤東認為把婦女工作交給王明來抓，由他來領銜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個很好的思路，當然，王上面還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掛帥，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體操作，還是可以放心的。
王明是屬於學院派的理論家，要辦什麼事，先得找理論依據，他要求法制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必須很快熟悉這一方面的馬列論著；同時，與同志們一條一條地審理中共在戰爭年代制定過的有關婚姻的法規和條例。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前的20多年裡，對婚姻問題向來重視，制定過一系列有關法規和條例。這些都成為王明起草新中國婚姻法的基礎。同時，也借鑒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法》。
據說，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書記錄。那天，王明一口氣述了17個小時，邊述邊改，17個小時一氣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顯示了王明的才氣。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別「順」，一是對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對中央領導言聽計從，表現出很好的合作態度。
歷經41稿，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員會向會議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並作了「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這部8章27條的《婚姻法》。毛澤東主席隨即發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國實行。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這部《婚姻法》，本應該成為王明進入新的政治生命的開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有一個明確的決議，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書面檢查，但王明始終沒有作出書面檢查，他企圖以起草《婚姻法》之「功」來抵消錯誤。但中央不允許，工作是工作，錯誤是錯誤，兩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澤東在一份指示中寫道，「王明的聲明書應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並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應，一旦要他作檢查，他就推說自己有病，要求去蘇聯治病。中央政治局很重視，得到肯定的答復後，批准了王明的赴蘇請求。誰知，王明竟一去不復返。
王明一到蘇聯就發泄，趁國內「文化大革命」爆發，便在蘇聯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對毛澤東大肆攻擊，還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澤東詩詞還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詩的《王明詩歌選》。

❻ 瞿秋白的一生的簡介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於江蘇常州。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

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主編中共中央另一機關刊物《前鋒》，參加編輯《向導》。

1925年，先後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編《瞿秋白論文集》。

1934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 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6月18日就義，時年36歲。

(6)婚姻法博古擴展閱讀：

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於1899年1月29日誕生在常州的一處植有梅、蘭、桂、菊等花木的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樓。瞿秋白自小由羊牧之的媽媽徐氏照顧和帶領。

瞿秋白的生肖為狗，因其發際有著兩個「旋窩」，當地俗稱「雙頂」，故小名叫阿雙，羊牧之平時喊他為「阿雙哥」。羊牧之生於1901年，歲次辛丑屬牛，瞿秋白喜歡呼其「小牛」。

兩人童年時期不分彼此，瞿秋白說他們兩人是「臘犬」和「小牛」，還說:「我是以犬耕田，力氣不夠，還要你這條小牛幫忙。」

平時，羊牧之母親徐氏和瞿秋白及自己的兒子3人同睡一張床。因老式床寬闊，所以兩人橫著睡，頭朝床沿，腳在床里，一左一右，中間是徐氏。

每天到床上後，兩個小孩總是在逗鬧一番後，就開始背誦唐宋名家詩歌及小令。多數是瞿秋白背，羊牧之跟著附和，偶然也能背上幾句。

頗有舊學功底的瞿秋白的媽媽金衡玉喜歡聽兩個小孩背詩詞，每每這時，朗朗的聲音會讓她感到無限欣慰，還不時走進去對他們誇贊鼓勵一番。

有一次，瞿秋白背誦了:「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金衡玉聽到後就問自己的兒子:「詩中那位入城的人歸來時為什麼淚滿襟呀？」

瞿秋白回答說:「因為養蠶人穿不上綢緞，而不養蠶的人身上卻穿著都是綢緞，所以養蠶人要淚滿襟了。」金衡玉聽了後，流露出滿意的笑意。

她撫摸著瞿秋白的頭鼓勵說:「讀書就要這樣領悟出詩中的道理，才能讀得懂學得好。」瞿秋白在13歲時，他看到窗外的菊花盛開，就作了一首《詠菊》的五言絕句。

他絕妙地把自己的「霜」、「秋」、「白」的名和號嵌入了詩中。瞿秋白的晚清年間曾在浙江桐鄉、山陰等地擔任過知縣的大伯父瞿世琥。

看到年少的侄子居然能寫出這等有功底的詩作來，連連誇耀小秋白聰敏好學，喜不自勝地對著旁人說:「秋白可是吾瞿家的千里駒也。」

文人大抵都有「家國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或許就是出於此，秋白選擇了投身革命，並一度處在權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誠然需要浪漫和激情。

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素質。秋白無法同時擁有其他，便常常在現實的挫折和磨礪前感到力不從心，甚至懷疑自己無能。此時，他已感到無暇自顧。

至於月夜下的簫聲，那更成了一個無從談起的夢。秋白留給後人的印象，始終是個備受爭議的角色。這緣於他在過名單獄中寫的名為《多餘的話》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現了參與革命以來有過的熱情、執著、迷茫、孤獨與無奈。正是這份自白，讓他的被捕成了「叛變」，就義成了「討饒不成」。

可是他死時，同所有英雄一樣，都很英勇。他高唱著《國際歌》，指定一處草坪盤腿坐下，直待那聲槍聲的響起。

按照我們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獄中的瞿秋白，與刑場上的瞿秋白很難重疊起來，或許只能將其理解為，一個獨特的人，一條獨特的人生路。

我們達不到他的境界，經歷不了他的時代、他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更加細致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過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標准，歸納他的歷史歸宿。

或許可以說，這是因為瞿秋白將「身後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卻又不願借死亡來成就本來唾手可得的英名。這是超脫了所有大度與氣節的風采，這是對生命的誠懇與真實。

於是，瞿秋白在歷史上，留給我們的感覺與啟示愈顯迷離。他是如此熱情地參與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離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誠地向著革命。

❼ 贛南的革命遺址有哪些請分別幫我介紹

贛南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央蘇區的主體和核心區域。據不完全統計，贛南蘇區共有革命歷史遺跡1080處。革命舊居舊址中，有重要舊址與活動地545個，革命領導人舊居85個，革命烈士墓26個，革命紀念設施119個，主要分布在瑞金、於都、寧都、興國等縣（市）。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葉坪革命舊址群，位於位於瑞金市葉坪鄉葉坪村。葉坪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地，距城區5公里，是全國保存最為完好的革命舊址群之一。擁有革命舊址和紀念建築物22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6處。舊址內有「一蘇大」舊址、中共蘇區中央局舊址、紅軍烈士紀念亭、紅軍檢閱台、紅軍烈士紀念塔、公略亭、博生堡等多處文物。這里既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誕生地，又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在瑞金的第一個駐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王稼祥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在這里生活和工作過，「毛主席」的稱呼就是從這里喊響的。
1931年9月，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機關遷駐這里；同年11月1日至5日，在這里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醞釀了近兩年時間，並經過時任瑞金縣委書記的鄧小平同志精心籌備的中華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
瑞金的葉坪隆重召開，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大會閉幕後則為中華蘇維埃政府總辦公廳。臨時中央政府內設「九部一局」，頒布了《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土地法》、《婚姻法》、等法律。大會會址原是謝氏宗祠，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該舊址沒有被敵人拆毀，解放後，按「一蘇」大會的場景和臨時中央政府原貌進行復原陳列並對外開放。[2][3]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對外貿易總局舊址
中央對外貿易總局， 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隸屬中央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是根據地經濟建設中極為重要的部門，錢之光任局長（江阿明、劉炳奎先後任副局長），下設業務科、采辦科、會計科、出納科、保管科、管理科等機構，工作人員開始只有30多人，後來發展到80多人。中央對外貿易總局主要任務是管理蘇區對外貿易事宜，設法打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保證蘇區境內的產品與境外的商品經常的交換，消滅農業生產品與工業生產品的剪刀差現象。對外貿易總局為加強對外貿易工作，相繼在贛縣江口、閩西汀州、會昌亂石圩、吉安值下等設立了對外貿易分局，並在重要出口地設立了10個采辦處，形成了一個點多面廣的對外貿易網路，這樣，蘇區的穀米、鎢砂等產品運到白區，換回蘇區軍民急需的食鹽、西葯和布匹，保障了蘇區軍需民用物資的供應。1934年10月，對外貿易總局跟隨中央機關離開瑞金。 2001年，國家經貿委撥款對舊址進行了維修，現該舊址為全國外經貿幹部職工革命傳統教育基地。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舊址
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於1931年11月，是全國蘇維埃政府肅反保衛工作的最高領導機關。主要職能，是執行偵查、鎮壓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反革命活動。它的內設機構有：偵察部部長由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兼任，後由張然和、錢兆鳳和汪金祥接任；執行部部長李克農，後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衛大隊，大隊長吳烈、政委海景洲；秘書處（後稱總務處）處長歐陽毅。1932年增設了紅軍工作部，部長李克農；白區工作部，部長張國儉。隨著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成立，蘇區的一些省、縣也相繼設立了分局，區一級設了政治保衛特派員。1933年4月，國家政治保衛局隨臨時中央政府機關由葉坪遷往沙洲壩，駐銅鑼塘；1934年7月，遷駐雲石山艾園嶺下，1934年10月，隨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
該舊址於1999年秋公安部撥款修復，並對外開放，現為全國公安民警革命傳統教育基地。
1931年底，在這謝氏祠廳中成立了中央郵政局。當時，只辦理幾件簡單的郵政業務，專門為中央首腦機關服務。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郵政局舊址
中央郵政局歸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下設郵務科、審查科、電話總機室和遞信班。全局人員共50多人。 郵務科主要負責分發信件、報紙等；審查科主要審理郵件有無偏差，有時還派人進行巡視工作；1932年5月1日，在中央郵政局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郵政總局，楊岳彬、賴紹堯、王醒才、張善初、汪奇峰先後任局長，郵政總局成立後遷往葉坪的中石村。
該舊址建於1766年，俗稱「圍院廳下」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印刷廠舊址
中央印刷廠於1931年11月在葉坪成立，廠長陳祥生，副廠長楊其鑫，共青團書記楊尚奎，工會主席曾慶錫，當時全廠有幹部職工100多人。中央印刷廠下設材料科、總務處、鉛印部、石印部、排字部、編輯部、刻字部、裁紙部、裝訂部、鑄字部。當時廠里機器設備簡陋，鉛印部機器共有5部，其中有4部為舊機器，主要印刷《紅色中華》、《斗爭》、《蘇區工人》等報刊和一些革命書籍及抗日傳單等。石印部主要印刷紙幣、米穀票、郵票以及重要的公文布告等。
該舊址系謝氏民房。2000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撥款進行了維修，並恢復了原狀陳列。現為全國新聞出版系統革命傳統教育基地。[4]
中國共產黨蘇維埃區域中央局舊址
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會址，原為當地謝氏宗祠。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此隆重召，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外、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等機構。會畢，臨時中央政府部分機構在此辦公。
紅軍檢閱台
位於葉坪村臨時中央政府廣場中，為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檢閱紅軍而建。初為竹木結構的簡易台。第一次全國蘇維
埃代表大會開幕時，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在此檢閱了紅軍隊伍。此後，這里多次作為檢閱紅軍的閱兵台。1933年，昨時中央政府決定改建檢閱台，將竹木結構改為磚木結構，於當年8月1日動工，次年1月31日建成。
紅軍烈士紀念塔
座落在臨時中央政府廣場東北端，是臨時中央政府為紀念在歷次革命戰爭中犧牲的
經軍指戰員而建造的。於1933年8月1日動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紀念塔由五角星的塔座和炮彈形的塔身組成，高13米。塔座四周嵌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等領導人的題詞和建塔標志。
公略亭
位於臨時中央政府廣場北角，是為紀念黃公略烈士而建造的。公略亭於1933年8月1日動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亭子呈等邊三角形，三脊攢尖頂，亭中立一三棱錐狀石碑，正面刻「公略亭」三字，碑銘為彭德懷所書。

❽ 岱鰲山的相關名人

朱光潛（1897～1986年），中國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筆名孟實、盟石。安徽安慶樅陽人（今麒麟鎮岱鰲村朱家老屋人）。是我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1897年9月19日生。支持馬克思主義少時課讀於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學，畢業後任教於北鄉大關小學。青年時期在桐城中學、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學習，後肄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他還請桐城著名書法家方守敦題寫「恆、恬、誠、勇」4字的條幅，作為座右銘。五四運中，他毅然放棄文言文，改寫白話文。1921年，朱光潛發表了白話處女作《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隨後又發表《行為派心理學之概略及其批評》、《進化論證》等讀書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對治學和學術研究活動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中，倡導培養「愛真理的精神」、「科學的批評精神」、「創造精神」和「實證精神」。這些觀點一直影響著他漫長的學術道路。香港大學畢業後，先後在上海大學吳凇中國公學中學部、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任教。1924年，撰寫第一篇美學文章《無言之美》。又到上海與葉聖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豐子愷等成立立達學會，創辦立達學園，廣泛進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試驗，倡導教育的自由獨立。
1925年出國留學，先後肄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斯塔斯堡大學，獲文學碩士、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先後在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四川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安徽大學任教。並任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國美學學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作協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朱光潛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認為，在美感經驗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覺，物所以呈現於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態度與科學的和實用的態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實用等，只是聚精會神地對於一個孤立絕緣的意象的觀賞。
解放後，朱光潛系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經過對自己以前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觀的辨證統一的美學觀點，認為美必須以客觀事物作為條件，此外加上主觀的意識形態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為物的形象，然後才是美。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的實踐觀點（即把主觀視為實踐的主體——人，認為客觀世界和主觀能對立統一於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美學思想，形成了一個頗有影響的美學流派。《西方美學史》是朱光潛解放後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美學史著作，代表了中國研究西方美學思想的水平，具有開創性的學術價值。1950年以後提出主客觀統一說，認為美必須以客觀事物作為條件，此外還須加上主觀的意識形態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為物的形象，然後才是美。
20世紀60年代，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把主觀視為實踐的主體「人」，認為客觀世界和主觀能動性統一於實踐。在「文革」期間，朱光潛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認真系統地研究馬列主義原著，力求弄懂弄通。1984年，香港大學授予朱光潛為該校名譽教授。1986年3月6日，朱光潛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朱光潛是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五屆委員、六屆政協常務委員，民盟三、四屆中央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委員會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主要編著有 《文藝心理學》《悲劇心理學》《談美》《詩論》 《談文學》《克羅齊哲學述評》《西方美學史》《美學批判論文集》《談美書簡》《 美學拾穗集》等，並翻譯了《歌德談話錄》、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G.E.萊辛的《拉奧孔》、G.W.F.黑格爾的《美學》、B.克羅齊的《美學》、G.B.維柯的《新科學》等。朱光潛不僅著述甚豐，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學精神和高尚的學術品格。他勇於批判自己，執著地求索真理：當他認識到以往在唯心主義體系下研究美學「是在迷徑里使力繞圈子」，就開始用更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學思想向真理趨進；他反對老化、僵化，提倡不斷進取。為方便研究馬列主義原著，他在花甲之年開始自學俄語，更在八十高齡之際寫出《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翻譯近代第一部社會科學著作——維科的《新科學》，學習研究一生不輟。
朱光潛熟練掌握英、法、德語，幾十年來，翻譯了3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他對黑格爾110萬字的巨著《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了歷史性的崇高聲譽。他出版的譯著還有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藝術的社會根源》和《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此外，他通過系統認真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的一些譯文提出了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意見。
朱光潛是一位以救國興邦為己任的愛國知識分子。在舊中國的漫長歲月中，盡管道路有過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嚮往光明，在復雜的斗爭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關鍵時刻，斷然拒絕國民黨當局的利誘威脅，毅然決定留在北京。他在與廣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裡，曾興奮地說：「我像離家的孤兒，回到了母親的懷抱，恢復了青春。」解放後，他始終不渝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對黨赤誠相見，肝膽相照。盡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決心。粉碎「四人幫」以後，他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精神振奮，老當益壯，積極翻譯名著，撰寫文稿，發表演講，指導研究生，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領域馳騁不懈。1983年3月，他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學，一開始他就聲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他對自己後半生的庄嚴評價。
朱光潛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溝通了西方美學和中國傳統美學，溝通了舊的唯心主義美學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溝通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美學和當代美學。他是中國美學史上一座橫跨古今、溝通中外的「橋梁」，是我國現當代最負盛名並贏得崇高國際聲譽的美學大師。 光升（l876一1963) ，字明甫，世居樅陽縣陽和。清末舉秀才，目睹朝政腐敗，國事維艱、民生凋敝，內心憤蔥，毅然摒棄科舉，追求民主革命。1902年，考人江南高等學堂，結識革命志士趙聲，進行民主革命宣傳活動，被處以出堂。乃回鄉，於桐城中學堂及崇實小學堂執教，歷時五載。後赴日本東京留學，與章太炎、陳獨秀等過往甚密，因此得以親聆孫中山先生教誨，遂加入同盟會。
1911年學成歸國，任安徽省官立法政學堂教務長，同時任桐城中學堂監督。次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委為秘書，不久辭職，與劉希平等創辦安徽江淮大學，並任校長。以後，參加反袁斗爭，失敗後流亡京滬，常為《新青年》撰稿，揭露封建專制，宣傳民主主義思想。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安慶學生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先生熱情支持。次年，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因與軍閥坑淦一氣，被師生驅逐，請升任校長。升接任校長後，旋與省立第一師范校長李光炯、蕪湖五中校長劉希平聯絡，組織教育界進步人士，成立「安徽省教職員聯合會」，與省學聯相互支援，向盤踞在安徽的反動軍閥開展斗爭。1921年6月2日，安徽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向省議會請願，反對省督倪嗣沖侵吞教育經費，遭到軍閥倪道娘、馬聯甲的血腥鎮壓，五六十名學生受傷，省立第一師范學生薑高琦身戳七刀死亡，造成震驚全國的「安徽六· 二慘案」。在軍閥殘害學生時，升聞訊，不畏強暴，火速沖進省參議會，怒斥馬聯甲，遭馬捆打，關進小樓。被人救出後，立即聯絡安慶各界人士，組成「六· 二慘案後援會」，動員安慶市人民罷工、罷市、罷課；並通電全國，控訴倪、馬罪行，得到各地馳電聲援。安葬姜高琦時，升作輓聯，悲痛悼唁，聯曰：「天柱徒高，何如烈士壟；江流不轉，長屹黨人碑。」
1925年，「五冊」慘案發生，安慶、蕪湖等地學生示威，聲討日、英暴行。當時，教會學校學生激於義憤，紛紛退學。為使這批學生繼續就讀，先生堅決支持中共黨員王步文的提議，與沈子修、朱蘊山等會商，決定從「五姍慘案後援會」的捐款內，提拔6000元，在安慶、蕪湖創建建華、民主和新民三所中學，收容教會學校退學的學生。8月，安慶建華中學成立，升任董事長。1926年1月，廣州國民黨中央派升及朱蘊山、沈子修等9 人為國民黨安徽省臨時黨部執行委員，升被選為常委。工作中，升堅持與我黨合作，同國民黨右派作針鋒相對的斗爭。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組成「清黨委員會」，公開通緝光升，升避難漢口等地，堅持維護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改初衷，一往無前。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開赴淞滬作戰，升輾轉赴滬，任淞滬衛戍司令部長官公署顧問，與日寇展開血戰。1938年，他又長途跋涉，至武漢出席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事後，深入湖南省桃源、乾州、秀山等地少數民族地區，從事抗日救國活動。後至四川省江津縣，與沈鈞儒諸君組織「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先生返皖，任安徽通志館館長。解放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安徽文史館館長，安徽省教育廳廳長等職。一生致力革命，興辦教育，無視艱險，高風亮節。1963年病逝。 周新民（1897—1979），原名周駿，別名振飛，安徽省廬江縣大化鄉（已並入樂橋鎮）陡崗村人。早年曾在家鄉興辦兢存中學（後為縣立陡崗中學，今為大化初級中學），後到外地工作，一直關心學校的建設秘教學，常寄圖書、教具資助該校，暮年常以書信詢問辦學情況。
在「五·四」運動時期，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學生愛國運動，曾任安徽省學生聯合會副會長。民國11年赴日本明治大學研究院攻讀法學，回國後在皖省立法政專門學校任教。民國15年（1926）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任國民黨（左派）安慶市黨部執委、安徽省黨務執監委員會候補執委兼書記長，積極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安徽的大革命運動作出貢獻。民國16年（1927）3月20日，蔣介石由九江來到安慶，周新民出席歡迎會。蔣介石在即席講話中，散布同北洋軍閥妥協言論，周新民在會以致答詞方式，據理予以痛斥，明確指出：「合作是有限的，我們不能與流氓、政客同流合污，國民革命對外要打倒列強，對內要鏟除軍閥，我們決不能與軍閥妥協。」發言結束，全場鼓掌，一致贊同。蔣介石勃然色變，未終席即拂袖而去。周因此而遭到了蔣介石的通緝。
30年代中期，周新民在上海協助沈鈞儒等籌建上海各界救國會，是救國會的發起人之一，以後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在河北訓政學院、上海法政學院、復旦大學、雲南大學、香港達德學院任教。民國27年（1938）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周回到安徽，在第五戰區民眾總動員會工作，並任安徽省總動員會委員會組織部副部長兼總幹事。民國31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民國33年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民國35年隨民盟總部遷往上海、南京，為維護「雙十協定」，實施政協決議，發展民盟組織，而奮不顧身地工作。民國37年在香港協助沈鈞儒先生恢復民盟總部，公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最高人民檢察署秘書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沈陽市副市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曾率代表團出席匈牙利國際法學會第五次大會，是第一至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和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為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奮斗一生，為中國的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著述有：《民法根論》、《親屬繼承》、《物權》、《債權》、《民事訴訟法》、《婚姻法講話》、《中國民主同盟簡史》等。1979年10月在北京逝世。

❾ 我國早期革命的某一位領導人的英勇事跡（越快越好)急用

陳獨秀
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早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斗爭。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放棄對於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退讓政策，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消總書記職務。其後，他堅持錯誤，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託派路線，即堅持城市為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農村武裝斗爭，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托派組織。1929年11月，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與托派中央決裂，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1942年5月，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年表

❿ 王明在歷史上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國際主義超過愛國主義，愛蘇聯勝過愛中國，可以理解為莫斯科在中共的代理人。

因為王明將蘇聯利益置於中國之上，忠實執行國產國際指示，獲得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青睞，1931年取得中共領導人地位。

其極左主張直接導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抗日戰爭開始後，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建國後王明借治病名義去了蘇聯，滯留不歸，客死蘇聯，真正實現了生為中國人，死做蘇聯鬼的願望。用主席話講，王明這個人考慮別人的太多，考慮自己的太少。拋棄祖國的人，祖國也會拋棄他。

(10)婚姻法博古擴展閱讀：

王明與《婚姻法》

王明干婦女工作還是頗有一套的。專門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創辦了《中國婦女》雜志。毛澤東認為把婦女工作交給王明來抓，由他來領銜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個很好的思路。

王明是屬於學院派的理論家，要辦什麼事，先得找理論依據，他要求法制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必須很快熟悉這一方面的馬列論著。中共對婚姻問題向來重視，制定過一系列有關法規和條例。這些都成為王明起草新中國婚姻法的基礎。同時，也照搬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法》。

歷經41稿，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員會向會議提交了《婚姻法草案》，並作了「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這部《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國實行。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