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論與自然法
㈠ 什麼是「自然法」 他有什麼意義
關於自然法的含義，在人類認識史上出現過多種不同的認識。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為一切制定法基礎的關於正義的基本和終極的原則的集合。它萌發於古希臘哲學，其中智者學派將「自然」和「法」區分開來，認為「自然」是明智的，永恆的，而法則是專斷的，僅出於權宜之計。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斷定能夠發現永恆不變的標准，以作為評價成文法優劣的參照。其中亞里士多德認為，有一種無論何處均具有同樣權威、通過理性可以發現的自然法或者正義。斯多噶學派引進了一種新的看法，並設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認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狀態則為理性控制的和諧狀態，但已為自私所破壞，故而應當恢復自然狀態。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羅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於此。中世紀教會法學者慣於使自然法與上帝法相一致，不過有的學者在自然法中強調上帝的理性，有的學者卻強調上帝的意志罷了。 啟蒙運動後，自然法理論終於變成一個獨立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謂其獨立，是指獨立於教會與神學而言。荷蘭法學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統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質必然必然產生的准則所構成。英國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會契約假說，認為社會契約是為走出自私和殘酷的自然狀態、而賦予統治者以管理權的契約，但統治者必須遵守自然法。19世紀，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責難，認為社會契約論是虛構，純理論性作為法國革命的口號帶來了許多過分的結果，認為自然法已經死亡，並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復燃。但在20世紀，自然法又有再生跡象，有些學者恢復了對自然法的研究。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自然法觀念的態度時，批判其歷史唯心主義的本質，卻不拒絕其合理成分。 以上關於自然法學說，林林總總，各有不同，但卻在以下表現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恆的、絕對的。（2）人的理性可以認識、發現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於實在法之上，後者應當服從前者。 自然法是獨立於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對它的詮釋與使用在其歷史進程中千差萬別。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義包括道德理論與法學理論，盡管二者的本質在邏輯上互不相干。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范，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准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准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學體系中，法律與道德的概念時有交會，這種理念稱作「交疊命題(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學派可謂百花齊放，其差異在於，在法律規范的確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條目傾向分別闡釋對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簡單地將那些理論拼湊糅合。 「自然法」這個術語涵義頗豐，它既是一類道德理論，又是一種法理學說，而這兩種社會科學的核心卻是截然不同的。
㈡ 什麼是社會契約說，求詳解
社會契約論是流行於啟蒙時代的一種社會構建理論，現代亦有「新社會契約論」作為後繼的發展。
社會契約論的基本內容是，人在歷史上，或至少是在理論上是獨立且自由的存在，進而由彼此自由的人因為各種原因組成了社會和政 府。社會契約論的幾個重要概念有：1、自然狀態，即社會建立前的原始狀態。2、立約，即人們互相訂立契約，彼此交出一部分或全部權利以組成政 府。3、政府權力
在啟蒙運動中，幾個著名的社會契約論者對於社會契約各個概念的觀點是不一樣的。其中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中人對人是狼，彼此互相傷害；人們為了和平而建立政 府，政 府具有人民的一切權力，不可廢除。
洛克認為，自然狀態中人和人自由平等，人們為了處理財產分歧而建立政 府，政 府只有財產的仲裁權即行政權，可以廢除。為了防止政 府危害人民，又必須對政 府分權，後來孟德斯鳩則進一步提出了三權分立。
盧梭的觀點是，自由狀態中人人生來自由平等，但私有制的出現產生了剝削，進而建立了壓迫政 府；為了重新實現平等，人們訂立契約，使人民當家做主。新的政 府集結了人民的「公意」是一切人把一切權力委託給一切人，因而能為一切人服務，也就不需要洛克的分權。
㈢ 1 8世紀自然法學派的社會契約論的產物是什麼
19世紀末葉以來資產階級法學中一個派別。又譯社會學法學派。西方法學家一般認為該派具有下列的一個或兩個特徵：①以社會學觀點和方法研究法，認為法是一種社會現象，強調法對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對法的影響；②認為法或法學不應像19世紀那樣僅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應強調社會利益和「法的社會化」。法國A.孔德在西方法學著作中，常被認為是早期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社會學法學的早期代表英國社會學家H.斯賓塞認為社會和國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生存競爭和強存弱汰；法的任務只在於維護個人自由；每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樣自由，就可以從事他所願意從事的任何活動。奧地利社會學家L.貢普洛維奇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種族斗爭；國家起源於較強的原始民族對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法是社會中統治集團通過國家權力對被統治集團進行統治的工具；法的原則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國社會學家G.塔爾德和美國社會學家L.F.沃德等人則被認為是早期社會學法學中的心理學法學派創始人。19世紀末新功利主義法學的主要代表R.von耶林和新黑格爾法學首創人J.柯勒，也被認為是早期社會法學派的首創人。20世紀社會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奧地利法學家E.埃利希、德國社會學家M.韋貝爾、法學家H.坎托羅維奇和美國法學家R.龐德等。與早期社會學法學家的主要區別是：他們不僅認為法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特別強調法的社會作用和效果；他們不是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是強調社會利益和社會調和；他們不是僅從人種學、生物學或心理學一個角度，而是綜合各門學科解釋法律現象。龐德曾將社會法學派和其他法學派（主要是分析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的區別歸納為以下幾點：該派著重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內容；它將法當作一種社會制度，認為可以通過人的才智和努力，予以改善，並以發現這種改善手段為己任；它強調法所要達到的社會目的，而不是法的制裁；它認為法律規則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指針，而不是永恆不變的模型。在20世紀的西方法學中，還有不少派別雖與龐德等人的社會法學派觀點有所不同，而在許多基本觀點上又極為類似，因此可列為社會法學派的支派，如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派（見狄驥）、美國的現實主義法學派、歐洲大陸各國的自由法學派、利益法學派、北歐各國的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派以及心理學法學派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法學派在理論上並無顯著改變，但在方法論上日益與自然科學或綜合學科結合而成為一種應用法學。
㈣ 自然法是什麼
自然法是一種主張一定的權利因為人類本性中的美德而固然存在，由自然賦予（傳統上由上帝或超然的來源），並且這些權利可以通過人類理性得到普遍理解的哲學。因為是由自然所決定的，自然法則被認為是客觀和普遍的，它獨立於人類的理解，以及特定國家，政治秩序，立法機構或整個社會的制定法而存在。 它萌發於古希臘哲學，其中智者學派將「自然」和「法」區分開來，認為「自然」是明智的，永恆的，而法則是專斷的，僅出於權宜之計。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斷定能夠發現永恆不變的標准，以作為評價成文法優劣的參照。
關於自然法的含義，在人類認識史上出現過多種不同的認識。但通常是指的關於正義的基本和終極的原則的集合。它萌發於古希臘哲學，其中智者學派將「自然」和「法」區分開來，認為「自然」是明智的，永恆的，而法則是專斷的，僅出於權宜之計。
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斷定能夠發現永恆不變的標准，以作為評價成文法優劣的參照。其中亞里士多德認為，有一種無論何處均具有同樣權威、通過理性可以發現的自然法或者正義。斯多噶學派引進了一種新的看法，並設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認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狀態則為理性控制的和諧狀態，但已為自私所破壞，故而應當恢復自然狀態。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羅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於此。中世紀教會法學者慣於使自然法與上帝法相一致，不過有的學者在自然法中強調上帝的理性，有的學者卻強調上帝的意志罷了。
啟蒙運動後，自然法理論終於變成一個獨立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謂其獨立，是指獨立於教會與神學而言。荷蘭法學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統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質必然產生的准則所構成。英國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會契約假說，認為社會契約是為走出自私和殘酷的自然狀態、而賦予統治者以管理權的契約，但統治者必須遵守自然法。
19世紀，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責難，認為社會契約論是虛構，純理論性作為法國革命的口號帶來了許多過分的結果，認為自然法已經死亡，並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復燃。但在20世紀，自然法又有再生跡象，有些學者恢復了對自然法的研究。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自然法觀念的態度時，批判其歷史唯心主義的本質，卻不拒絕其合理成分。
以上關於自然法學說，林林總總，各有不同，但卻在以下表現其共性：⑴自然法是永恆的、絕對的。⑵人的理性可以認識、發現自然法。⑶自然法超越於實在法之上，後者應當服從前者。
自然法是獨立於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對它的詮釋與使用在其歷史進程中千差萬別。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義包括道德理論與法學理論，盡管二者的本質在邏輯上互不相干。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范，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准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准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學體系中，法律與道德的概念時有交會，這種理念稱作「交疊命題（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學派可謂百花齊放，其差異在於，在法律規范的確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條目傾向分別闡釋對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簡單地將那些理論拼湊糅合。「自然法」這個術語涵義頗豐，它既是一類道德理論，又是一種法理學說，而這兩種社會科學的核心卻是截然不同的。
影響
自然法主張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公正至上。自然法是整個科學的思想基礎和各種具體法規的指導原則，它高於一切人定法和人為權利。這種人類自然平等的思想是對羅馬法律實踐的理論概括與升華，標志著羅馬法學的高度成熟
㈤ 《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觀點如下：
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建立於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關系。
盧梭聲稱，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他建議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為立法者，通過討論來產生公共意志。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
《社會契約論》創作背景：
18世紀的法國處於一種比較黑暗、比較墮落的社會危機中，社會中的人有界限森嚴的等級劃分，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等級是僧侶，他們人數少但卻地位非常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起到特殊的地位；第二等級是國王貴族，他們擁有著極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利，通過對第三等級，也就是農民、手工業者以及資產階級的剝削來獲得資產維持其奢侈荒淫的生活。
㈥ 羅馬的自然法是什麼
自然法萌發於古希臘哲學，其中智者學派將「自然」和「法」區分開來，認為「自然」是明智的，永恆的，而法則是專斷的，僅出於權宜之計。
它與「公民法「、」成文法」的區別在於它是獨立於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
㈦ 前些年流行的高薪養廉之說，主要是根據哪個理論產生的
一、高薪養廉的提出
（一）廉政的呼喚
1、權力的本質
廉政與權力密切相關，什麼是權力？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權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礎上強使其他個人屈從或服從於自己的意願的能力。」[4]有人認為「權力是特定主體將他的意志強加於他物，使之產生一種壓力繼而服從的能力。」[5]羅素則說「權力可以被定義為預期結果的生產。」[6]並與物理學上的「能量」概念作了類比。[7]本文認為，廣義上的權力就是一方對於另一方的一種具有強制力的優勢。它並不一定表現為權力主體的意志，因為權力現象在社會中是錯綜復雜的，一個權力主體可能在另一種權力關系中只是服從者，但是即使是權力主體在執行比他更高一層次的權力主體的意志時，他仍然表現出一種強制力和居高臨下的優勢。權力也有公、私之分，而本文所探討的權力僅僅是狹義的，是在政治法律領域的公權力中的最主要的一種：國家權力。
那麼國家權力是怎樣產生的？在中世紀，國家權力曾被認為是來源於上帝，「君權神授」，是「天意」對人性的安排，國家權力（王權）是神權的世俗化，因此王權應當服從於教權，這種思想被稱為「托馬斯主義」。[8]到17、18世紀，霍布斯提出「社會契約論」，他對國家下定義說「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訂立信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於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禦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9]霍布斯將古希臘學者伊壁鳩魯最先提出的「社會契約論」與自然法理論結合，論證了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源」與流的關系，這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後來被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洛克、盧梭等人所繼承和發展，從而樹立了「公意、主權在民」的思想。對於國家權力的合法性，盧梭指出「權力」其實來源於「公意」，而「公意」則是人民通過社會契約將自身的「權利」讓渡出來組成的，「每個人由於社會公約而轉讓出來的自己一切的權力、財富、自由，僅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對於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10]總而言之，國家權力歸根結底是來源於人民的權利，權力合法性的源泉是人民，而不是神、君主、貴族等任何其它方面。這種權力學說成了現代資產階級革命和國家學說的理論基礎，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發展到20世紀，自然法學得到復興，出於對現行實在法的批判，產生了新自然法學，新自然法學對權力學說又有了新的發展，它可以分為兩派，即新托馬斯主義的自然法學和世俗的（非神學的）自然法學。其中法國哲學家雅克·馬里旦繼承和發展了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法律思想，馬里旦的國家理論被稱為「工具主義」，他「在上帝和國家這兩個概念之間，又插進入了一個抽象的人民的標志，在上帝是國家最終決定因素這一大前提下，又強調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國家是人民建立的；國家的目的在於人民的共同福利；統治者的權威來自人民；人民控制著國家和他們自己的行政官員；國家和所有政府官員都要對人民負責；民主政體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國家只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工具」。[11]總之，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法學理論無論是否將國家權力視為一種人格或是一種工具，無論認為權力的最終和最高的來源為何，但在權力和權利的關繫上，均承認權利先於權力，國家的權力是來源於人民，是公民權利的產物，也是為公民權利服務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權利與權力都不是天賦的，都是一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道德的和習慣的權利產生在前，法定權利和權力產生在後。而從法定權利與權力的關繫上說，是先有了階級和國家，有了公共權力和法律，然後才有法定權利。權利是奪取國家權力的階級斗爭的勝利者按階級力量的對比進行分配的產物，因此權力是權利的淵源和前提，「沒有人民的國家，就沒有人民的一切」，不能把權力看成是一種消極的力量，不能忽視權利對權力的依存性。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奪取政權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人民行使革命權、起義權的過程。但是馬克思主義並不象資產階級法律那樣承認這種權利是法定權利，（例如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那樣），而認為這是一種道義上的權利。所以正確的認識應當是一方面人民權力是具有絕對性、主導性的，它是制定法律配置公民權利的前提和基礎；而另一方面政府權力或某個政府官員的權力則是相對性、派生性的，它以公民的權利為基礎，並受公民權利的制約。因為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因此，人民的選舉權（這是一種權利）是政府權力的基礎。總之，人權與人民權力（政權）是法定權利的基礎，而公民權利是政府權力的基礎，政府權力是由政權和公民的權利所派生出來的。[12]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區分了習慣的、道德的權利和法定權利，並揭示了它們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強調了在階級社會中權利和權力取得的基礎都是階級斗爭的產物。但是它仍然承認對於具體的政府而言，它的權力仍然是公民權利的產物。
㈧ 霍布斯 洛克 盧梭關於契約論有哪些主要觀點
社會契約論是17世紀和18世紀最有名的政治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社會契約論是對國家神權論的直接否定。 社會契約論假定，國家之前是人類的無政府的自然狀態，所有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人，都佔有因自然法而產生的自然權利。因人們濫用自然權利而使人們的生命及財產得不到保障。為了擺脫這種自然狀態，人們慢慢地經過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訂立一種契約，以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權利的國家和政府。這樣，人類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以契約建立的國家，任務是遵守自然法，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如果統治者違背契約，人民有權推翻政府，由此得出主權在民的結論。為了防止統治者專橫，洛克、孟德斯鳩主張分權制。 盧俊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強使他人服從的天然權威。社會秩序或制度並非源於自然或強力，而是建立在人民自由意志所訂立的社會契約之上的。人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狀態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使每個個人如果不集合起來將面臨毀滅，因而人類必須尋找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既能夠以全體的力量來保證個人的人身和財富，又能夠使每個結合者不喪失自由和平等。因此社會契約的要旨是在訂立契約時，人人無保留地將自身及其全部與政治結合體有重要關系的權利轉讓給集體，並同意接受「公意」的指導，目的是保障自己的自由、財產和人身的安全，條件是人人無例外地遵守契約。由於結合者並非把自己奉獻給任何個人，所以在訂約後他仍然是自由的。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道德的和集體的共同體，亦即「共和國」。只有在這樣的社會契約下，人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才不至於喪失平等和自由。 盧俊認為，建立在社會契約上的國家，其主權即最高權力屬於全體人民。在民主主權的國家裡，每個人都具有雙重身份，對個人來說他是主權者的一員，而對主權者來說他是國家的一員，因而統治與被統治只有相對意義。主權至高無上，不可分割，是行政權的根據。政府決不是主權的體現者，而是主權的受託者。「公意」是國家的靈魂，它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從而永遠是公正的。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公意」體現為法律。法律是作為立法者的全體人民所作的規定，結合了意志的普遍性和對象的普遍性，因此它不僅保障公民的權利和平等，而且是自由的基石。因為人們唯有服從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民不僅有定期決定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利，而且有通過起義推翻違反契約和法律、實行暴虐統治的君主的權利。盧俊承認宗教的社會作用。他認為，人們進入政治社會後需要由宗教來維持相互之間的關系。由於基督教有害於國家，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種「公民宗教」。它並非嚴格地作為宗教教條，而只是維系人們關系的社會性的感情。 盧梭的社會政治學說代表了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激進的民主思想。他的《社會契約論》一書為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理論綱領，對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和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國家都起過積極作用，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以及兩國的憲法都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盧梭的民主主義思想。 洛克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樣的地方。洛克認為人們成立政府在自然狀態下的轉讓權利是有保留的，生命權和自由這樣的基本權利是沒有被轉讓的，這樣政府的目的就是保護這些沒有轉讓的權利不被侵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卻是另外的進路，其實說盧梭是一個破壞者不如說他是一個建設者，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構建了一種適合統治的方法，就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盧梭的契約論容易導致專制」。盧梭認為人民將一切的權利給了政府，這樣沒有任何可以保留的權利，在這里盧梭用「公意」這個詞語來說明這個問題。他認為人們將權利的全部轉讓後，有其中的人侵犯了他人的權利就是侵犯了自己的權利。 洛克試圖利用社會契約論證明，政府是根據多數人的意志組成的，政府根據人民的同意來實現人民的統治。到了18世紀，盧梭把洛克的思想推向極端，認為人民的同意是在共同意志基礎上形成的，從而提出了「人民主權」思想。他說：「主權在本質上是由公意構成的，而意志又是決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個意志，或者是另一個意志，而絕不能有什麼中間的東西。因此，人民的議員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們只不過是人民的辦事員罷了；他們並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決定。凡是不曾為人民所親自批準的法律，都是無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盧梭的民主觀就是直接民主，一種一致同意的民主，一種程序極為簡單、最好是不需要程序的民主。為此，盧梭主張強迫個人服從公意，排除黨派政府，反對代議制，尊重多數的絕對權威。在盧梭那裡，人民的統治變成了絕對多數原則。 社會契約論中暗含著一個原則：國家和政府只是作為人的自然權利的保護者時才是合法的，一旦它侵吞人們在訂立契約時讓渡給它的自然權利，它就變成了罪惡的存在。當然，關於自然權利，以霍布斯為首的保守派與以洛克為首的激進派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前者強調人們在向國家轉讓其固有權利之後其個人權利與政府權威的高度一致，後者則強調對於暴政的抵抗權，並用作為平民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綱領。 社會契約理論一般認為是自然法學的基礎理論之一，這個訴諸理性的學說在洛克和盧梭那裡得到發揚光大，我們所見的學說也是這兩人為主。其實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很多的法學家也是用這個學說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的，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也是這樣的支持者。當然我們也不可以忘記美國的締造者們，他們將這個思想寫在了他們的憲法中「我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每一個人都從他的造物主那裡被賦予了相同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護這些權利，在人們中間成立了政府。」這個可以說是對於社會契約論的經典的描述。 由社會契約理論導致的主權在民理論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社會契約論深入到達美國的第一批殖民者的人心，在清教徒中，將契約當作「國家」的成立基礎在新英格蘭、康涅狄格、羅得島等地是普遍實行的。著名的「五月花盟約」(1620年)宣告，簽名者「謹在上帝和彼此面前，庄嚴簽訂本盟約，結成國家，以便更好地建立秩序，維護和平，為促進上述目的而努力；並隨時按照最適宜於殖民地普遍福利之觀點制訂公正平等之法律、法令、憲法並選派官吏，誓當信守不渝」。在獨立戰爭爆發前，革命權利的理論大量涌現。正如《獨立宣言》聲明，「政府從被統治者的同意獲得公正的權力」，「任何政府一旦破壞這些目的，人民即有權變革或廢除它，並且建立新的政府，根據這些原則奠定它的基礎，並以最大限度地保證人民的安全和幸福的方式組織它的權力」。此時各州的憲法也充滿了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引發了新的國家的誕生，因此，它的歷史進步意義是不容否認的。但是，自然狀態是不可論證的假設，自然權利主要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因此，恩格斯指出：「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㈨ 霍布斯，洛克，盧梭三者的「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有何區別
社會契約說是17世紀和18世紀最有名的政治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社會契約說是對國家神權說的直接否定。它的兩個基本功用是：解釋國家的起源；規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相互間的權利和義務。
關於霍布斯，洛克，盧梭三者的「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因該理解為：這是以「自然狀態」作為事實前提，社會契約論的三個版本，這三個版本是一脈相承的，盡管各個版本的社會契約論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但都是非本質的，社會契約論的基本邏輯線索在霍布斯那裡已經奠定了，洛克和盧梭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霍布斯的繼承者，盡管他們結合時代的需要對社會契約論作了較大的改進。
關於三者之間的區別，由於篇幅問題，我就簡單的概括一下：
霍布斯：代表作《利維坦》；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可以簡單的概括為由於自然資源匱乏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戰爭狀態。在此前提下，霍布斯提出的「社會契約」就可以很好理解了，即霍布斯將自然狀態的描述過於糟糕以及霍布斯對於秩序的渴望有關，可以簡單概括為個人放棄管理自己的權利，賦予某一擁有強大力量者（即利維坦），並承認他的一切行為。由此可見，霍布斯的「社會契約」還沒有脫離神學影響，而且具有專制的特點。
但是不可否認，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已經提供了西方主權文明的基本邏輯線索，即「自然狀態——社會契約——主權文明」。後面的社會契約論的經典作家如洛克和盧梭都基本上是遵循這樣的邏輯線索，對社會契約論提出了更加細致、世俗化和適應時代需要的修正。
洛克：代表作《政府論》；洛克的「自然狀態」，是一種自由和平等的狀態，人們自覺的依據自然法來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自然狀態的標志是沒有共同的裁判者。洛克將作為理性規則的自然法引入了自然狀態之中，並且賦予每一個遵守自然法的人以自執行的權力，一定意義上洛克的自然狀態已經披上了文明的外衣，盡管還遠不夠完備。洛克的「社會契約」則是因為自然狀態時時的受著戰爭狀態的威脅，所謂的自由與平等存在但缺乏保障和極不穩定，因此自然狀態中的每一個人「同其他人協議聯合組成為一個共同體，以謀他們彼此間的舒適、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穩的享受他們的財產並且有更大的保障來防止共同體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屬於有限政府原則，這一原則將作為以後發展起來的現代憲政的重要原則基礎。同時，由於社會契約中人們自由的保留，人民在邏輯上便保留了對政府的抵抗權或革命權，如果政府違背社會契約所附加的基本義務的話。
盧梭：代表作《社會契約論》；盧梭對於人類「自然狀態」的認識主要反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即《論社會不平等的起源》中。盧梭看來，在真正的自然狀態中，人在叢林里健康、自由而平等的生活著。但是隨著文明不知不覺發生以後，自然狀態的美好日益遭到破壞。盧梭同時承認美好的「自然狀態」已經不可能通過從文明社會的簡單後退實現，而必須重新設計社會社會制度。盧梭在這里是美化了「自然狀態」，從批判現實的策略來講，這種美化可能反映了一種「述古」與浪漫的情懷，借古諷今，以求改變現實。因此，在這里盧梭與霍布斯和洛克都產生了距離，因為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更關注的是對現實社會制度的整體性改造，這一改造的規范起點就是社會契約，而改造的對象也許可能就是霍布斯或洛克版本的社會契約所要達到的文明社會。具體的社會改革方案反映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之中。盧梭在這部書中首先論證了強力不構成權利的基礎，只有同意才構成權利的基礎。「即使是最強者也絕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 盧梭在這里對於強力的看法與霍布斯是接近的，因為霍布斯同樣論證了個體力量不可能作為強力構成穩定的秩序，只是霍布斯更多的是在事實的意義上言說，而盧梭則更進了一步，在合法性或道德的意義上否定強力可以構成權利。盧梭在書中提出了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即「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是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 盧梭是要在個體自由的世俗基礎之上建立政治共同體的秩序，使得個體的自由不妨礙這種政治共同體秩序的建構，同時已經建立的政治共同體的秩序又不至於危害個體自由，個體的自有與共同體層面的整體的自由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們高度集合成了一個意志，即「公意」——這是共同體本質意義上的最高意志，而不同於代議制民主程序產生的統計意義上的「眾意」。
為求此目的，盧梭反對代議制民主和社會中間組織，主張直接民主和政治參與。因此，在社會契約的具體內容上，盧梭便堅持「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的集體。……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間，這一結合行為就產生了一個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 我們看到盡管盧梭的邏輯是堅持在個人自由的世俗基礎上建立政治共同體的秩序，但是他所描述的這一過程卻充滿了神聖性。如果說霍布斯的社會契約過程充滿一種「恐嚇氣氛下」（這可以理解為是霍布斯所故意製造的）的功利選擇以及洛克的社會契約過程是人們相對從容的工具理性過程，那麼盧梭的社會契約則是一次道德的轉化，即被文明所扭曲的人性在締結社會契約的一瞬間，由於個體所擁有的全部都已讓渡給一個「道德的和集體的共同體」並且個人也立即的成為整個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於是我們看到，作為共同體成員的每一個人都彷彿立即分享了他們集體表演的「道德轉化」的結果。這是一個極其精緻的邏輯想像，也因此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實際上成為三個版本的社會契約論中最富美感的一個，盧梭所提出的整體性的社會改革方案也是那麼的激動人心。後來的法國大革命中羅伯斯比爾的實踐 便充分展示了盧梭理論的巨大沖擊力，盡管這種巨大的沖擊力常常是破壞性的。
盧梭版本的社會契約論的最大問題在於無論在民族國家的規模上得到政治實現，因為直接民主受到特定的時空的限制，只能在「小國寡民」的條件下（比如希臘城邦）實現。代議制民主在後來的政治實踐中被證明可以較好的解決現代政治共同體的秩序建構問題，同時又能夠較好的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對於代議制政府，密爾 在理論上作了必要的展開，這里不再贅述。
㈩ 孟德斯鳩在自然法的具體解釋上與其他啟蒙學者有何不同
在自然法的觀點方面，他與其他啟蒙學者是相同的，不過在具體解釋上不同。他不同意社會契約論，認為原始人的結合是出於人生的需要，並非自願以契約為根據，社會起源於自然的演進，並非契約的訂立，人類進入社會後，軟弱感消失了，平等關系又終止了，於是戰爭就開始了。有人與人之間的戰爭，也有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為了控制這種戰爭，就不得不有法律和政府，一個社會沒有法律和政府就無法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