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二重性
㈠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的二重性特徵
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商品生產者同一勞動的兩個方面,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 生產商品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二重屬性. 具體勞動是指生產目的、勞動對象、所用工具、操作方法、生產結果都各不相同的勞動。具體勞動生產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是指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抽象勞動生產商品的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同一勞動過程形成的相互聯系又對立的兩個方面。馬克思創立了勞動二重性學說,它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人提出的勞動價值論成為完全科學的價值理論。 勞動二重性理論正確地解釋了價值和價值量、價值本質和價值形態、以及商品貨幣關系,從而創立了剩餘價值學說;科學地說明了資本有機構成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等等,它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樞紐。 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 在商品生產中,人們為了生產具有一定使用價值的商品,就要進行一定形式的勞動。使用價值的不同屬性,決定了勞動的特殊形式。如生產上衣需要裁縫的勞動,裁縫利用尺子、剪刀等縫紉工具,對布料進行加工生產出上衣。這種勞動是根據勞動的目的、加工對象、生產手段、操作方式、生產結果等來區分的。這種具有不同性質和不同具體形式的勞動就是具體勞動。具體勞動是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它體現著人和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永久條件,是不以社會形態的變化為轉移的。但是,具體勞動的種類和操作方式,都隨著生產力和生產專業化、社會分工的發展而不斷擴展和變化。生產商品的勞動,不管其具體形式如何千差萬別,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這種撇開了具體勞動特殊性質的一般人類勞動就是抽象勞動。 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它是價值的實體,體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中所特有的社會勞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生產商品的勞動所具有的二重性,是同一勞動的兩個方面。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決定的。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它解決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它 體現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
㈡ 經濟法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
經濟法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應該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彌補市場不足。
㈢ 經濟法責任體系的看法
一、法律責任的結構與經濟法律責任
(一)法律責任的一般
縱觀法律制度發展的歷程,法律責任制度因社會......
法律責任不同於其他社會......
法律責任的本質及目的決定......
法律責任體系服務於法律......
(二)經濟法責任的特質
在對上述法律責任的一般理論了解的基礎......
經濟法責任制度作為整個法律責任體系的......
據上,筆者認為,在對經濟法責任的探討中,......
二、經濟違法行為主......
經濟法責任既然是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由於違反經濟法的法......
(一)經濟違法行為主體......
法律責任的性質與違法行為主體的性質有關,一般......
在經濟法界,雖然對經濟法的調整對......
(二)經濟違法行為後果的二重性
前述說明,從一定角度講經濟法責任就是違反經濟......
就人們認識社會現象的基點來......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及對整體公......
二重性是經濟違法行為的最主要的特性,除此之外......
無疑,經濟違法主體的二元結構、經濟違法行為後果......
三、經濟法責任體系......
經濟法責任體系的二元結構是由違法行為主體的......
(一)經濟機關的經濟法......
社會的發展與國家職能的演化,特別在現今......
雖然,經濟機關是國家(或社會)為一定社會經濟......
1.對個體承擔的社會責任
按有機的整體主義觀念,市場主體作為功能個體......
經濟機關對個體的社會責任源於三方面,其一,經濟機關......
這種責任是整體的代表對個......
這種責任的形式多種多樣,概括地說有6......
2.對整體承擔責任
在法治國家原則下,經濟機關作為整體的部分,受整體委......
(二)功能個體的經濟法責任體系
整體主義把社會經濟看作由具有不同功......
1.對個體承擔的責任
這種責任主要存在於市場秩序規製法中,有較強的私法性......
一是侵權。因侵權而產生的責任,其中一些源於民......
二是違反法定義務。按整體主義觀念,共存於社......
該責任承擔的基礎基於這樣幾點假設:(1)個體利益......
這種責任的形式多種多樣,主......
2.對整體承擔責任
按整體主義的觀念,雖然社會有機體的存在......
這種責任的產生有兩種情況:......
這種責任承擔依據的個體違法行為......
四、結論
經濟法責任問題,是經濟法理論探討所......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宗旨及本位,決定了經......
【作者介紹】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西南......
注釋與參考文獻
所謂激勵性規范,就是給實施某種行為......
Towards a Reali......
這從2003年經濟法年會就可說明,2003年......
2003年經濟法年會遞交的有關經濟法......
在法學界,對法律責任的涵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通......
楊紫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法律責任體......
這里的公主體是指代表社會整體,為整體的公共利益......
筆者認為干預是一個可以......
有機關系總是意味著,個體是整體......
有關這兩種方法論的系統化說明可參見拙......
這里的社會責任與實定法中的國......
這一原則源於行政法,意指於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公......
本文的私責任與公責任和私法責任與公法責......
在立法上,因各種經濟機關通......
與之相近的表述可見反不正當競爭法......
這里的市場秩序規製法主要包......
理解功能,必須從有機體的整體與......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
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M]......
盛洪.治大國若烹小鮮[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
盛洪.市場交易、公共選擇與無形規范——兼評汪......
[英]戴維·M·沃克.牛津法......
㈣ 什麼是經濟
經濟是價值的創造、轉化與實現;人類經濟活動就是創造、轉化、實現價值,滿足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動。
經濟就是對物資的管理;是對人們生產、使用、處理、分配一切物資這一整體動態現象的總稱。這一概念微觀的指一個家庭的家務管理,宏觀的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在這一動態整體中,包括著人類的生產、儲蓄、交換、分配的各項活動;生產是這一動態的基礎,分配是這一動態的終點。
經濟是指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與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或社會經濟制度,是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賴依建立起來的基礎。
(4)經濟法二重性擴展閱讀:
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也都有兩條主線:一條是資源配置問題,一條是激勵問題,當然還有兩者的結合。與資源配置問題相關的是關於市場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幫助性作用。價格,包括產品市場價格和要素市場價格,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與激勵問題相關的是關於產權、合同、所有制、治理等問題。當然,激勵與價格也密切相關,但是它不僅與價格相關,更與政府與個人、政府與企業、政府層級部門之間的權力配置關系密切。
由於經濟思想和學說受社會、歷史、階級等因素的影響,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必然隨著歷史時代的更迭而發生變化。
㈤ 如何理解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
勞動二重性,生產商品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二重屬性。具體勞動是指生產目的、勞動對象、所用工具、操作方法、生產結果都各不相同的勞動。具體勞動生產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是指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抽象勞動生產商品的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同一勞動過程形成的相互聯系又對立的兩個方面。
㈥ 李昌麒的學術觀點
李昌麒教授鑒於任何一門法學學科的獨立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理論觀點為其基石的,經濟法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整個教學和科研活動中,始終是把對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的研究作為其主要研究方向,力圖構建一個適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經濟法基本理論體系。
把握現代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軌跡
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總是在不斷尋求一種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或能夠走出某種經濟困境的理論支點。這個支點一旦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經濟學主張,往往就要為這個國家掌握政權的統治者作為政策目標而加以採納,進而通過立法把這種政策上升為普遍的規則,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立法實際上就是其經濟政策的法律化,與此相適應,法學家們也總是沿著某種經濟學說而確立的經濟政策目標及其相應的經濟立法來闡明自己的法學主張。因此,在他的論證體系中,也總是沿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中影響資本主義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們的主張,來闡述經濟法理論及其立法實踐,從而才能從深層次上把握經濟法產生的客觀必然性,進而加強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
把科學社會主義引入經濟學研究領域
法律思想本來是屬於法律史學研究的范疇,但是考慮到歷史上傑出人物的法律思想對法學理論乃至立法都要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縱觀我國和外國的法律史,往往又忽略了對經濟法律思想的研究,因此他認為,無論是從教學還是科研角度來講,都有必要把經濟法律思想納入經濟法基本理論的研究范疇。於是他沿著最早提出經濟法概念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法律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經濟法律思想,鄧小平建立法治社會的法律思想的邏輯順序,對它們的經濟法律思想進行了概括。這種概括不僅有利於拓展人們的知識領域,也有助於豐富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研究。
多學科多維度闡明經濟作為獨立部門法的依據
經濟法為什麼應當成為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門,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這種狀況的存在不利於樹立人們對經濟法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的認識,為此,他提出了公私法兼容論、對象論、專業化分工論、優化調整論、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等「五論」作為確立經濟法是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論基礎和客觀依據。「公私法兼容論」表明經濟法既不是純粹的公法,也不是純粹的私法,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法域」。「對象論」表明凡是體現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它是民法和行政法的調整對象所不能包容的。「專業化分工論」表明不是所有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同類社會關系都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進行調整,而應當按照法律專業化的分工原則,分別由不同的法律部門進行調整,即組織行政關系由行政法調整,經濟行政關系由經濟法調整。「優化調整論」表明現代部門法的調整不應是一種一般過得去的調整體制,而應當是一種能夠達到最優化調整目標的體制,只有把現實生活中那些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從行政法和民法調整體制中劃分出來,由一個新的經濟法部門調整,才能達到最優調整的目的。「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表明不要對行政法、民法、經濟法和社會法作「一刀切」的劃分,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交叉,不要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否定另一個法律部門的獨立存在,而應當按照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主導方面來確定其部門法歸屬。
把經濟法定位於需要國家干預經濟之法
政府之所以要干預經濟,是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它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和局限性,集中地表現為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是以調整行政隸屬關系和平等關系為己任的行政法和民法所難以克服的,因此只能由經濟法調整。為此,他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定義方法,即把經濟法的功能與經濟的調整對象和范圍結合起來的辦法,將經濟法定義為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對此,人們將其稱為「需要國家干預論」。「需要國家干預論」與一般的干預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使用了准確的切入點即市場缺陷理論,並以「需要」兩字加以配合,因而顯得獨樹一幟。「需要干預論」表面上使用了「需要」這樣一個不確定且模糊的詞語,但是事實上它包含了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的干預以及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等理念,從而有助於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採取相應的經濟法干預措施。
正確處理國家權力與發展市場經濟的關系
他在對國家權力促進和阻礙經濟發展的「二重性」進行分析以及對過去社會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放任進行批評之後,提出我國的經濟法的任務是要從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和放棄干預這兩個極端中走出來,建立一個既不是放棄干預又不是一味干預、而是一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權力運行機制。為了更好地揭示經濟法的歷史作用,他運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方法,比較系統地闡明了國家運用法律特別是經濟法的方法干預社會經濟關系的全部歷程,進而把經濟法劃分為傳統經濟法和現代經濟法。認為傳統經濟法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它是從全面干預出發構築經濟法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的,這時的經濟法表現為強烈的擴權趨勢,其特徵是經濟控制權的高度集中;而現代經濟法則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主張政府只應適度地干預經濟,這時的經濟法表現出追求授權和限權相結合的趨勢,其價值目標是經濟民主和經濟公平。
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概括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在過去經濟法學界,由於對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因而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概括就顯得較為混亂。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後,他一方面對過去在經濟法基本原則研究中的缺陷進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又按照他所理解的經濟法的基本屬性把資源優化配置、社會本位、經濟民主、經濟公平、經濟效率和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同時它又是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干預經濟的基本價值取向。
概括經濟法的調整方法
根據他對經濟法基本屬性的認識,他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概括為指令性的調整方法、指導性的調整方法、國家直接介入經濟的調整方法以及激勵與懲罰相結合的調整方法。同時,認為這四種方法又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調整方法的簡單的分別實用,而是經濟法獨有的調整方法。
把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調整范圍
鑒於國家已經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控和推進分配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環節而統一考慮,因而,他把經濟法的具體調整對象歸結為市場主體調控關系、市場運行調控關系、宏觀經濟調控關系和社會分配調控關系。把市場主體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認識;把市場運行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家權力在形成市場秩序中起著其他法律部門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把宏觀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政府責任的考慮;把社會分配調控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意志,因此對社會分配領域,國家不能不進行適度干預。
樹立屬於經濟法自己的法律關系范疇
認為經濟法律關系仍然是由主體、內容和客體所構成,所不同的是他把經濟法的主體分類為經濟決策主體、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實施主體,這既可以與民法和行政法主體相區別,又能體現經濟法自己的特性,從而有助於構築經濟法自己的主體制度;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概括經濟許可權,即經濟職權和經濟職責、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總和,從而構築了經濟法自己的許可權結構體系;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歸納為經濟調控行為、與國家調控因素有直接關系的物、科學技術成果和經濟信息,從而構築經濟法自己的客體范圍。
法律部門的劃分應以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
他認為我國法學界在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法和社會法等「四法」的劃分上卻出現了教條化的傾向,突出地表現為:(1)固守法律部門劃分的傳統標准,忽視了法律部門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交叉與融合;(2)部門法的本位主義傾向比較明顯,不適當地誇大了某個法律部門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輕視其他法律部門;(3)過分注重法律部門的劃分,忽視了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關系,甚至出現了「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徑。這是對「四法」各自的調整對象難以達成共識的一個重大障礙。為了克服這種障礙,他在對「四法」特有的本質屬性及其功能進行分析之後,認為在研究「四法」關系的時候,不能把思維僅僅局限於研究它們的區別,同時還要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進而提出了在我國整個法律體系框架內,建立各個部門法互動機制的命題。他認為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是法治有效運行的基本環境,法律部門的劃分本身應當是以法律部門的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的,如果過多地、孤立地強調法律部門的絕對劃分,而看不到它們的互動作用,這不僅可能造成人們對「四法」認識上的隔閡,而且也有悖法律部門劃分的最終目標,同時還可能影響科學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構思了我國經濟法律法規體系的框架
他認為,研究經濟法的最終目的是要落腳於在我國應當建立起什麼樣的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法體系。對此,他作了兩方面的思考:一是從經濟法的等級層次出發,可以將它劃分為統帥性的基本經濟法、領域性的基本經濟法以及行政性和地方性經濟法三個層次。同時,認為我國制定一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經濟法》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應當逐步推進它的出台。二是從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出發,認為我國經濟法體系應當由市場主體規製法、市場秩序維護法、宏觀經濟調控法和社會分配法所構成。鑒於分配關系的經濟法調整一直未能引起經濟法學界的廣泛注意,因此早在1994年在他主編的司法部規劃教材《經濟法學》中,就將社會分配法作為整個經濟法體系中的一個子部門加以論述,之後他又鑒於我國過去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通常只是籠統地把效益與公平兼顧作為一項分配原則,但並未清晰地指出應當怎樣兼顧,於是他在2002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編並撰稿的法學主幹課程教材《經濟法學》中的「社會分配法概述」時,提出了應在不同分配層次上適用不同的分配原則的主張,即初次分配堅持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再分配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益的原則,從而達到效益與公平在整體分配過程中的有機統一。這一認識與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和「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一致的。
構築了經濟法的實施保障體系
首先,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體系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的形勢下,經濟法制建設的重點或者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和沖突,應放在經濟法的實施上,已經制定的法律不能實施的負效作用要比無法可依的負效作用大得多。為此,他在建立經濟法實施保障體系的時候作了五個方面的強調:一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的新課題即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認為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的任何偏差,不僅影響政府職能的正確發揮,同時還會影響政府的形象和與群眾的聯系。二是強調了排除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大障礙即經濟審判工作的地方保護主義。早在1988年3月5日,他就在 《經濟參考》上發表了反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文章,並對經濟審判工作中地方保護主義的形式、根源、危害和克服對策作了深層次的論述。這之後,最高人民法院又把克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作為法院審判工作一項重要任務而提了出來。三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的直接形式是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四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一個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即經濟法實施中國內經濟法的沖突問題,並對這些沖突的種種表現及克服對策提出了見解。五是強調了解決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後一道難題即執行難,並對造成執法難的當事人原因、社會原因以及法院原因進行了中肯的揭示。
㈦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