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婚姻法

『壹』 二戰期間希特勒執行的獨裁政策的具體內容

納粹黨所奉行的國家統制政策和理念，包括一些政治觀點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極端思想：種族主義、反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神學主義、反猶太主義、反同性戀以及限制與其意識形態相反的宗教自由。強調一切領域的「領袖」原則，宣稱「領袖」是民族整體意志的代表，國家權利應由其一人掌握。由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自上至下按領袖原則來管理的政府，提倡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作為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意識思想，重集體尚權威武力。
民族社會主義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宣揚種族優越論，認為雅利安族為最優秀的、對人類進步唯一有貢獻的民族。認為「優等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在意識形態方面，以明確的准則為基礎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區別，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歧視與之不同的民族。宣稱雅利安—北歐日耳曼人是上蒼賦予了「主宰權力」的種族，主張世界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各民族必須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求勝，實行對外侵略擴張，力主以戰爭為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建立民族世界霸權。

利用國會縱火案，「在選舉之前就把政治上的左派排除掉。」「通過一個新的緊急法令，即『總統關於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實際上暫時取消了所有的基本權利。」在國會獲得微弱多數，得以上台。
修改憲法，向國會提出《授權法》，「把為期四年的立法權授予政府。」
授權法案最終獲得通過，表示希特勒與他的政府得到最高權力，可以在沒有議會的批准下通過任何法例，並可以獨立制定外交政策和違反憲法的規定。故此，希特勒可以用如此權力清除任何阻止他建立獨裁的任何力量。在往後的幾個星期內，希特勒的內閣通過數項法令，令德國人失去自由、各退任何非納粹黨員的公務員，以及將所有其他政黨與聯盟列為非法。第三帝國的統治開始。
納粹黨開始架空了人民黨部長控制國家的權力。在沒有警察的監控下，沖鋒隊進行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活動。共產黨人、社民黨人與中央黨人可謂無處容身，被趕盡殺絕。納粹黨也開始以暴力手段鎮壓猶太人；1933年夏，它自以為所向無敵，取締一切其他政黨與工會，就連人民黨也不例外。雖然納粹黨現在一黨專政，但國防軍完全不受影響。共和時期的軍政分立之勢仍然持續。同樣地，大資本家與地主的私產不受影響；行政與立法部門所受影響甚小。
《授權法》通過後，希特勒公布法令，「取消各州議會，使各州政府完全服從中央。這樣，德國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中央集權制的國家」。

禁止政黨和工會，「剩下的只有『唯一的政黨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附屬團體。並公布法律，這個黨被宣傳為『同國家不可分地連在一起』」。
集權，用希特勒的話說：「一個人身兼黨、國家、行政數職已成為迅速得以實現的民族社會主義統治原則。」
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提出的口號是：「信仰、服從、戰斗」。

『貳』 希特勒為什麼在自殺前才跟愛娃結婚

愛娃布勞恩，這個平凡的慕尼黑教師的女兒，原本可以過著平靜平凡的生活，然而希特勒的出現，讓這一切再無可能。愛娃早年在希特勒的御用攝影師的照相館工作，偶然結識了希特勒。二人隨後便陷入愛河，隨後跟隨希特勒見證了納粹德國的興起與滅亡。1945年四月，愛娃與希特勒在地堡內結婚，第二天愛娃吞毒自殺，希特勒也飲彈自盡，這場婚姻僅僅持續一天時間不到。後人不免疑惑，希特勒為何在臨死前才選擇與愛娃結婚？

『叄』 介紹雅利安人婚姻法

摘要 納粹政府鼓勵男女以生育的目的結婚，而不是基於愛情。夫妻離婚的理由，不能是出軌，不能是家暴，也不能是星座不合······，只有有生育能力的丈夫或妻子在對方沒有生育能力或拒絕生育的情況下，才可以同對方離婚。婚姻制度在希特勒眼中，只不過是為民族繁殖的工具，他甚至規定，雅利安女人墮胎為非法。同時，為了讓德國女孩盡早成為母親，1938年7月，新婚姻法將雅利安人女性的結婚年齡降低至16歲。然而奇怪的是，希特勒本人卻對婚姻與親密關系充滿恐懼心理。

『肆』 希特勒為什麼一輩子沒結婚

看這里

http://book.qq.com/s/book/0/5/5390/21.shtml

希特勒為什麼一直沒結婚？有的時候，我們會問他這個問題……他的回答並沒有涉及在他的內心深處藏得很深的那些理由——因為這些理由，他才發誓要做一名獨身者，直到自殺前夕才違背這個誓言。

希特勒生硬地解釋說，結婚會分散他的精力，一位國家元首隻有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他的人民時，才能為人民的幸福作出徹底的自我犧牲。他還列舉了一些國家元首的例子，他們由於顧慮家庭，為家庭操心，而忘記了他們對人民所承擔的責任。希特勒說，「他們身上有著被鍛煉得無比堅強的品格，卻因為家庭的原因，毀於一旦。我們還看見一些男人，他們已經下定決心，在他們開辟的道路上成就偉業，也因為家庭的原因，變得優柔寡斷，一事無成。」他認為他的使命重大，不允許他在個人事情上分散精力。

希特勒說這番話時，一臉的嚴肅認真，語氣也不容置疑，最終既滿足了我們的好奇心，也說服了那些心存懷疑的人。這個問題也到此為止了。但是在死之前幾個小時他才結婚的真正原因，構成了他生命中最悲壯的一面。

他愛過格利 勞巴爾——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吉拉的女兒，他對她傾注了極其深厚的感情，使他不可能考慮在他的外甥女離奇死亡後再去迎娶另外一個女人。他經常對我說，她實現了他在女人身上寄予的最完美的理想，還說他有朝一日會娶她為妻，如果不是那場離奇的意外事故奪去了她的生命的話。

身為舅舅的希特勒把格利從維也納接來的時候，她才十六七歲，是一個棕色皮膚的少女，淺褐色的眼眸，身材高挑，聲音悅耳動聽。一開始，希特勒把她當成大孩子對待，讓她上音樂課，妒嫉她和別的男子來往。

1927年，當她秘密地與她的司機埃米爾 莫里斯訂婚時，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那名司機與她斷絕往來，同時威脅說，如果他對此置若罔聞，就會立即被掃地出門。希特勒本來就是一個粗魯固執的人，為了拆散這對年輕人，他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他不僅威脅格利要把她趕出慕尼黑，而且還真的收回了他發給格利的母親和她的其他家庭成員的資助，以前他習慣用金錢援助他們。1928年夏天，他的要挾訛詐大獲全勝，徹底地拆散了格利和她的司機。沒過多久，年輕的格利認識了林茨的一名繪畫藝術家，畫家為她的魅力所傾倒，很快就提議和她結婚。希特勒通過自己的私人偵探知道了這個事情，也採用同樣的手段迫使他姐姐反對這門婚事。

希特勒採取這些行為的動機是毋庸置疑的，他對自己的外甥女的感情，遠不只是一種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和呵護之情。他深受一種強烈嫉妒的折磨，而這種嫉妒則是由愛情引發的，只是那時他還不便表露出來。

我曾有機會看到那位年輕畫家寫給格利的情書。在情書中，那名絕望的求愛者窮盡所有的理由要格利跟他一起走。我為希特勒將那封情書重新謄抄了一份，所以現在還可以把那封信中最有特點的段落引用於此：

「現在，你舅舅意識到他對你母親的影響力，恬不知恥地利用她的軟弱。不幸的是，只有等你成年後，我們才能回擊這種要挾訛詐。他果真在我們倆的幸福前面設置了許多障礙。然而他知道，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你母親在同意我們結婚之前要求我們分開的這一年，只會增加我們彼此的愛慕和依戀之情。我的誠實善良很難接受如此卑劣的做法。」

「然而，我只能從一些把你舅舅和你連在一起的本質上自私的理由，來解釋他的所作所為。他只是希望你有朝一日只附屬於他一個人，而不屬於別人。」

在信的另一段，年輕的畫家宣稱：

「你舅舅依然把你看成是一個未諳世事的小女孩，他不會明白你已長大成人，將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你舅舅性格暴烈，在他的那個黨派里，所有的人都像奴僕一樣對他殷勤備至，卑躬屈膝。我不明白他這樣聰明敏銳的人怎麼就不明白，他的頑固不化以及他對於婚姻的奇談怪論，在我們倆的愛情和心願前只會化為齏粉。他希望在今年內成功地戰勝我們，但他太不了解你那熾熱的感情了……」

正是在這個時期，希特勒已經下定決心，一旦實現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娶格利為妻。1930年，他租下了位於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廣場16號一棟房子的整整一層樓，格利也搬到這套公寓里住下。和格利共同生活的這些年，按照希特勒自己的說法，是他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後來，當他回憶起這一段往事的時候，他容光煥發，詳細向我們描述他們倆如何在一起度過的令他陶醉的快樂夜晚。他們倆總是一起出去購物，一起去看戲，定期參加音樂會。他帶著一絲澀澀的酸楚，跟我們道出格利的一些小小的怪脾氣：「當我帶她去時裝店時，她叫店員把禮帽部的所有的帽子都拆開包裝，還吩咐店員把陳列在櫥窗里的帽子也拿過來。當商店裡所有的帽子都在她的頭上戴過一輪之後，她才告訴店員說沒有一頂帽子適合她戴。她說話非常放肆無理，弄得我十分尷尬。我小聲對格利說，她不能這樣把商店弄得亂七八糟後，什麼也不買就離開商店。她卻朝我投來一個讓人無法生氣的微笑，並從嘴裡撇下一句話：『可是，阿道夫舅舅，這些人在這里不就是干這個的嗎？』」
希特勒照顧格利，時刻保持著警惕，心懷妒意。他每一次外出做巡迴宣傳的時候，格利都必須向他庄嚴地發誓，保證不趁他外出的時候去和那些曾經要好的人來往。只是在她回她母親家的時候，他才不會強行要求她接受他的陪伴。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1年9月，當時，希特勒在攝影師海因里希 霍夫曼的商店裡認識了一名小店員，名叫愛娃 布勞恩，她迷上了希特勒，相信自己會征服他。希特勒和她逢場作戲，打情罵俏。

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打電話把格利從貝希特斯加登叫了過來，當時格利正在那裡休息。第二天，他們倆大吵大鬧了一場，因為希特勒突然決定要去紐倫堡。格利指責舅舅沒什麼事就把她叫過來，他不在家，卻禁止她去維也納讓一位聲樂教師檢查她的嗓音，她對此十分氣憤。第二天早晨分手時，他們倆開始陷入冷戰。當天，格利在搜查舅舅的外套時，從裡面發現了一封愛娃 布勞恩寫給希特勒的表白愛情的親筆信，格利的惡劣心情頓時變成了絕望。當晚，她用手槍朝自己的嘴巴里開了一槍，一命嗚呼。

希特勒接到消息，從紐倫堡緊急趕了回來。他為外甥女自殺的事感到非常難過，差點要為此結束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副手赫斯好不容易才把手槍從他的手中奪了下來。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他不思飲食，在房間里來來回回地踱著步子，想著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外甥女做出如此決絕的舉動。

當他恢復飲食後，他再也吃不下肉食了。也正是從那一天起，他變成了絕對的素食者。

連續好幾個月，希特勒一直拒絕會見朋友，完全生活在對格利的回憶之中，格利的房間也保持著她死時的樣子。他讓那間房子每天都開著鮮花，此後的每年依舊為她舉辦生日慶典。直到戰爭爆發，他身上都帶著那個房間的鑰匙，甚至連格利在伯格霍夫別墅的那個房間也總是關著的。後來，當他翻修這棟別墅，擴大房子的空間時，外甥女位於側翼的房間也原封不動。她的衣服、梳洗用品和所有屬於她的東西都保留在原來的地方。格利的母親想要一些格利用過的東西或者一些信函留做紀念，都被希特勒拒絕了。格利的所有信件都被她心存嫉妒的舅舅小心翼翼地保存著，1945年4月，希特勒向他的副官紹布下達命令，如果紹布覺得希特勒沒有什麼機會離開柏林的話，就把那些信件銷毀。他還讓人按照格利的照片臨摹了許多肖像畫，掛在他在慕尼黑、柏林和伯格霍夫別墅的套間里。這出悲劇曾讓他沉湎於孤獨之中不能自拔。

格利自殺六個月後，元首的朋友們終於成功地把他從孤獨中解救了出來。一天晚上，海因里希 霍夫曼把他帶去電影院，成功地把愛娃 布勞恩安排在他旁邊，就像是偶然坐在一起似的。

就這樣，希特勒和愛娃 布勞恩又開始眉來眼去了。幾年下來，他們的打情罵俏演變成牢固的關系。有一天希特勒向我坦誠相告，他對愛娃從來就沒有產生過那種偉大的愛情，只是對她已經習慣了而已。還有一次，他對我說：「愛娃非常善良，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格利才能在我心裡激發出一種真正的感情。我永遠都不可能有娶愛娃做妻子的念頭。我生活中唯一可能與之結合的女人只是格利。」

1945年初，在一次交談中，有人影射有三個女人曾企圖為他自殺，那三個女人是格利、愛娃和米特福德小姐。希特勒就格利之死作了回答：「她是唯一能博取我歡心的女人，也是唯一我可能娶的女人，她的死對我來說是一次可怕的經歷。然而，回首往事，我開始相信，她這么做也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因為她應該得到的幸福我也許永遠也不能給她。」

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一家咖啡館里，希特勒發現一個女孩長得和格利出奇地相像。他讓人把那個女孩叫到他就坐的這一桌來，結識了她。幾年裡，他安排她去聽戲劇課，盡管她幾乎沒有任何舞台表演才能。在此期間，這個被保護的女孩過著非常放縱的生活。希特勒知道後，就再也沒去看過她，也完全停止了對她的資助。

『伍』 納粹大屠殺的零星暴行

從1936年到1944年，納粹政權制定了一系列種族歧視的法案，它們被統稱為《種族法》。希特勒實行的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是由殺害德國本國的殘疾人開始的。德國殘疾人在人種上也是「雅利安」人，但卻被納粹視為「劣等人」，後來納粹將「劣等人」的范圍擴展到吉卜賽人、猶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
為了保持德意志血統的純潔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庫，將「人類不平等」這一思想制度化，納粹實行了一系列的措施。1933年7月納粹政府頒布了《防止具有遺傳性疾病後代法》，即絕育法，主張對患有各類精神和肉體疾病的病人實行強制絕育；1933年11月頒布《反危險慣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權將反社會者關進國營醫院，對性犯罪者實行閹割手術；1935年9月頒布《帝國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統和尊嚴保護法》，二者統稱紐倫堡種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猶太人、吉卜賽人、黑人；1935年10月頒布《保護德意志民族遺傳衛生法》，即婚姻衛生法，要求對整個人口進行甄別審查，防止患有「遺傳性退化疾病」的人結婚。短短兩年間，德國因「缺陷」而被強制實行絕育的人數竟高達5萬。
1938希特勒授權實施一項屠殺身心殘疾嬰幼兒的「兒童安樂死計劃」，該計劃的受害者約為5000人。1939年希特勒啟動了屠殺成年殘疾人計劃。納粹醫生和醫院院長公然叫囂：「解決精神衛生領域問題的方案必須是一個能夠消滅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們醫院的病人太多，把他們打死好了，這樣你們就會有地方了」。1939年10月希特勒簽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稱：「一些根據人道判斷被確認為不可治癒的病人在確診後准許被實施慈悲死亡。」根據納粹專門執行安樂死的機構統計，70273人被「消毒」。根據這份統計，在未來10年內安樂死的執行可為帝國節省885439980馬克，13492440公斤肉類和香腸。殘疾人安樂死的計劃進一步在德國佔領區擴大實施，大規模屠殺吉卜賽人和猶太人，這就是前文提到的進行所謂「最終解決計劃」，在整個執行計劃的過程中，被納粹殺害的無辜平民達600萬人以上。 19世紀末期，一艘艘滿載著絲綢、瓷器和鴉片的歐洲商船從廣東回到漢堡港。船上走下一群中國人。他們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時間，被囚在船艙底下做供暖工或機房工。 20世紀初，從中國回來的歐洲商船漸漸多了起來。商人們開始同意婦女在船上作一些雜工。很多中國船員的妻子也跟著四處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員的家屬因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隨船隊出發，被遺棄在漢堡。他們就結伴搭夥，在港口聖保利區搭個小屋或幾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這一帶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當1921年中國領事館建立時，聖保利區首飾街一帶已居住了2000多名華人。當時的《漢堡晚報》就稱這一帶是個「小中國」。1929年10月，來自浙江寧波的老海員陳紀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協會——「水手館」。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後，曾和中國有過一段蜜月期。德國需要中國的戰略物資鎢、鐵、錳，要造槍炮就需要這些物資。而中國需要德國的槍炮，進行軍事裝備。所以，平安地躲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人，並沒有像大多數猶太人那樣早早收拾行李、變賣家當。相反，很多中國的士紳家庭子弟還選擇到德國留學。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純凈德國血統」政策，認為「五代都是德國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國人」。華人們被逼與德國太太離婚，理由是「會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後，二戰一觸即發，納粹政權逐步加大對各國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國人開始逃離漢堡。特別是1941年，納粹與中國斷交，華人地位急劇下降。沒過幾個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館、雜貨店等都被迫關閉。但是仍有大約300多名中國人留守在首飾街。他們認為，納粹最終抓的只是猶太人，對華人的舉動只是戰爭環境造成的。
捏造「通敵罪」迫害華人風雲突變，1944年5月初，「水手館」陳老闆等人接到納粹內線的密信，說納粹准備向中國人動手。當夜，100多中國人逃離唐人街。13日，200多個蓋世太保在布雷希特的帶領下，從首飾街兩頭包抄進來。他們以憑空捏造的「通敵罪」把剩餘的130人全部逮捕。 蓋世太保把無辜的華人關進了福爾斯布特蓋世太保監獄。在獄中，中國人必須進行強制勞動，否則沒有食物。3個月後，其中80人被投進位於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營」。由於集中營里的衛生狀況很差，中國人又必須進行高強度勞動，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則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戰結束後，德國向被屠殺的猶太人、平民和盟軍戰俘的親屬提供了大量的撫恤金，唯獨對倖存的中國人沒有任何錶示。他們認為當年對中國移民的大搜捕並非「種族滅絕行動」，和對猶太人的屠殺有著本質區別。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漢堡才越來越多出現中國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飾街街口，有一塊漆黑的、牢牢鑲嵌在牆上的鐵牌，上面寫著「這里曾是中國唐人街的舊址。」德國從那時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新的唐人街。 烏斯塔沙隸屬克羅埃西亞，二戰期間為納粹傀儡「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的武裝組織，納粹德軍的走狗，偽軍；德國人上台後就對塞爾維亞人大開殺戒，做法十分殘忍。戰後烏斯塔沙被南斯拉夫人民政府審判懲處，絕大部分烏斯塔沙分子被南斯拉夫人民軍槍決或勞教；幾個頭目逃亡到了國外，但最後基本都死於南斯拉夫特工之手。
烏斯塔沙於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亞的索菲亞成立，其目標是讓克羅埃西亞由南斯拉夫獨立，其領導人巴維里契（Ante Pavelich）與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法西斯黨有密切關系，並且領取其津貼。1941年德國與義大利進攻南斯拉夫，烏斯塔沙組織的軍隊便趁此時宣布克羅埃西亞獨立，並成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並加入軸心國陣營。而且烏斯塔沙組織也受到天主教會的支持。
烏斯塔沙的標志是一個大寫的印刷體字母「U」。這個標志很容易被到處粉刷。它的一個變體是在頂上加一個「+」號，意為十字架。
烏斯塔沙當時信奉納粹的意識形態。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種族上的「純」克羅埃西亞，並且視生活在克羅埃西亞與波黑的塞爾維亞人為他們的主要障礙。這樣，1941年5月，烏斯塔沙政府部長米勒·布達克、米爾柯·普克、密洛凡·詹尼茨等人宣布了烏斯塔沙的目標：在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境內，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必須改信天主教；在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境內，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必須被驅逐出境；在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境內，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必須被徹底消滅。
納粹意識形態同時也帶來的一個小問題：克羅埃西亞人本身是斯拉夫人，這樣按照納粹的標准，他們自己反而成了劣等種族。為此，烏斯塔沙的理論家們不得不編造一套理論用來證明克羅埃西亞人起源於「非哥特文化」，從而使自己步入雅利安人的行列。
烏斯塔沙領導層的家庭成員中有猶太血統或塞爾維亞血統的，會被授予「榮譽雅利亞人」的頭銜。但是，一些低級別的烏斯塔沙分子不得不依靠殺害自己的塞爾維亞妻子或孩子來證明自己的忠誠。
烏斯塔沙把斯拉夫穆斯林看成穆斯林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東正教徒不同的是，穆斯林並不受迫害。他們有的參加了烏斯塔沙的克羅埃西亞國防軍，有的參加了烏斯塔沙的種族清洗活動，甚至還有的參加了納粹德國黨衛軍，組成了黨衛軍第13「聖刀」志願山地師（克羅埃西亞第一師）和黨衛軍第23「短劍」志願山地師（克羅埃西亞第二師）。烏斯塔沙政府甚至把薩格勒布的一座前博物館改建為清真寺。
除此之外，烏斯塔沙反對工業化和民主化。
據說烏斯塔沙政權在二戰期間從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那裡掠奪了價值3億5千萬的黃金。大約1億5千萬被英軍截獲，但是，剩餘的2億到達了梵蒂岡，並且至今依然存貯在梵蒂岡銀行里。盡管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來自梵蒂岡的壓力，但美國加利福尼亞法院仍然授權審理此案，並依法否認自身的這一行為越權。
1945年烏斯塔沙被由鐵托率領的人民軍擊潰，克羅埃西亞再度並入南斯拉夫。
烏斯塔沙組織雖然達成了克羅埃西亞的獨立，但是烏斯塔沙政權卻同時殘酷地鎮壓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根據統計，烏斯塔沙建立超過十個集中營，殺害達九萬三千人；但是塞爾維亞人的切特尼克組織也殺害不少克羅埃西亞人，這都是導致南斯拉夫族群問題進一步惡化的歷史原因之一。

『陸』 二戰期間德國納粹黨瘋狂屠殺猶太人，那現在德國人和猶太人還會有相愛的人和結婚的嗎

非常少,但還是有,很多情況還是受到抵制

『柒』 德國民法典有多少條

全文共2385條。

分為5編：總則、債務關系、物權、親屬、繼承。另附施行法218條，多系適用法律的規則。這部法典施行至今己有80餘年，部分條文經過多次修改。納粹統治時期，修改較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親屬和繼承兩編修改較大。

其他3編，也為一些單行法所修改或補充，但法典基本內容未變。這部法典對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影響很大。

瑞士、奧地利、日本、泰國和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民法典，都在不同程度上參照了這一民法典，因而西方法學界認為，《德國民法典》在大陸法系中，是與「法國法系」並立的「德國法系」的代表性法典。

(7)納粹婚姻法擴展閱讀

影響

德國民法典對所有外國的影響，許多書中都已詳細談到。本文只就它對中國的影響加以論述。

中國正式制定民法典在本世紀20年代末。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設立立法院。立法院成立後即著手制定民法。起草民法時，自始即決定採用五編制。五編制的採用可以說不僅仿照德國民法典，也是效法日本等國的。

以後五編的內容則多來自德國民法典。民法學家梅仲協指出：「現行民法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之成規，亦嘗擷取一二。」所以說舊中國的民法，是繼受德國民法典而來，實不為過。

除了在法律上受德國民法典的影響外，舊中國的民法學者（包括一些法官）也大都是對德國民法有較深知識的人，因而德國民法的理論也由此影響到舊中國。

『捌』 納粹頭子希特勒為什麼在自殺前才跟愛娃結婚

其實是有些原因的，一是希特勒為了表達對外甥女的忠貞，與愛娃交往多年，遲遲不結婚，正是為了向死去的外甥女表達自己的悔恨之心，希特勒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完美，他也要在臨死前為自己的一生畫上一個句號。其次，在臨死前結婚，也算是對愛娃這個一心一意追隨自己十幾年的女孩子有一個交代，這正是源於他內心的偏執情感。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失敗，更不願承認自己感情的失敗，即便是死，他也要體體面面的與愛人死在一起。

同月30日下午，剛剛結婚的布勞恩·艾娃吞咽氰化鉀自殺。被擊敗的納粹黨領袖希特勒開槍自殺，屍體被燒毀。希特勒和他的妻子一生相隨。希特勒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當他征服整個歐洲地區的計劃落空時，他不得不承認失敗。當他的生命即將結束時，他選擇和他的愛人結婚，一起度過一生。

『玖』 如題，原文即可

Unit 8 sectionA
起初，這對人們絕對是個震驚。
有消息稱科學家已經成功克隆了一隻成年哺乳動物，一項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成就。這一傳聞引發了每個人的想像。
克隆多莉（一隻相貌無奇的綿羊）的實驗過程，從理論上說也同樣適用於克隆人類。
一個克隆人的世界突然間近在咫尺，
科幻小說變成了現實。

此消息宣布之後，為了一個未知世界，一個充滿各種不可思議的可能性的未來，各國政府立即起草指導方針。
柯林頓總統命令一個全國委員會研究克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含義。
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都已禁止克隆人類，各國領導此時也開始研究克隆其他物種的道德含義。

就像相對論、原子裂變和第一次太空飛行一樣，多莉的出現給科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們提出了一長串難以解答的難題。
關於克隆的奇怪問題不斷涌現。

首先，為什麼有人想克隆人類?

專家們考慮得最多的關於克隆人類的情形可以分為兩大類：1)父母想要克隆孩子，要麼是想為面臨死亡威脅的孩子提供移植器官，要麼是想代替那個孩子；2)成年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想要克隆自己。

是否可能克隆死去的人?

有位專家說，如果是剛死去不久，也許就可能。
所使用的克隆方法要求將一個卵細胞和一個含有被克隆人的DNA的細胞核相結合。
(DNA是一種含有我們的基因信息的狹長帶狀分子。)
這就意味著細胞核必須保持完整。
而人死之後，細胞死亡，細胞核就開始分裂。
但是，的確，至少從理論上說克隆死去的人是可能的。

克隆的人會和母本一模一樣嗎?

相同的基因不會復制出相同的人。任何認識一些雙胞胎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事實上，雙胞胎相像的程度勝於克隆人，因為他們至少在母體內分享過相同的環境，通常也在同一個家庭里被撫養長大，等等。
父母可能克隆出一個面貌與第一個孩子相似的人，但是所有的證據都表明，這兩個人的個性會有很大差異。
一出生就被分開的雙胞胎，有時可能有相同的個性特徵，但是這樣的特徵出現在克隆的兒子或女兒身上，卻只能令人想起失去的孩子。

即使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克隆人也不會和「母本」一模一樣。
比如，克隆人的細胞可能會有來自卵子而非被克隆人的能量加工機制。
然而，在母體和克隆體之間存在的身體差異大部分都很小，需要在設備精良的實驗室里才能測定。
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生育能力。
成功地實施了克隆多莉的科學家們也不敢肯定多莉是否能生育。
他們會等到多莉到了生育年齡時再確認這一點。

如果父母決定克隆一個孩子以獲得器官，那會怎樣?

多數專家都認為，如果一個孩子感到自己只是作為一個器官捐贈者來到這個世界，那他的心理可能受到傷害。
但也有為了進行一些非致命器官的移植而生育第二個小孩的父母，對此許多專家也並不反對。
克隆可以將組織適配率從25%提高到將近100%。

如果把被克隆的動物用作器官捐贈體，那我們就不必擔心為器官移植而克隆雙胞胎了。
例如，豬的器官就和人類的差不多大小。
但是人體會排斥並破壞來自其他物種的組織。
為了克服這一障礙，一家公司正在試圖改變豬的基因碼，以避免豬的器官受到排斥。
如果該公司的技術人員成功的話，那麼用克隆技術來繁殖這樣的豬比用現行的方法更為有效。

克隆的人將如何稱呼其DNA捐贈者?

稱呼「媽媽」不正確，因為提供卵子並生下嬰孩的女子才更有資格被稱為母親。
稱呼「爸爸」也不對。
傳統意義上的父親只提供孩子身上一半的DNA。
朱迪斯•馬丁在用筆名「禮儀小姐」撰寫的著作里建議這樣稱呼：「尊敬的先生/夫人」。
為什麼呢?
「不論他們用什麼方式將你帶到這個世界，」她說，「人總得尊敬自己的祖先。」

這樣做還是留下了一些詞彙上的難題。
一本詞典的主編說，名詞「被克隆者」聽起來不錯，但卻不夠明晰。
他更願意用「母本」和「副本」。

克隆對社會還有什麼其他含義?

最讓人擔心的不是克隆本身，而是基因工程——即根據特定的要求故意改變基因來創造人類。
具體地說，有些專家擔心會出現一個新的（和不被尊重的）社會階層，即「克隆階層」。
有位專家相信，這一情形類似於16世紀時的一種情況，當時的歐洲人對如何對美洲的陌生居民進行歸類感到困惑，並無休止地爭論他們究竟是不是人類。

問題不勝枚舉，而人們只是剛剛開始探詢克隆技術出現後的世界的未來。

Unit 8 sectionB
上星期的新聞報道說，科學家已經克隆了一隻綿羊。這一消息引起了學術界和公眾的恐慌，他們預想下一個就輪到克隆人類了。
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克隆向生物學最基本的規律發起了一次根本性的挑戰，因此有理由擔心這或許是威脅人類社會和人類尊嚴的活動的序曲。
然而，這種道義上的反對大多出自一種本能的、未經思索的厭惡。
這種拒絕對此問題作理性思考的行為，甚至使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和其他專家也難以看清這件事的實質。
雖然克隆人類可能不會給人類帶來很大的好處，但也沒有人能提供有力的論據證明它會帶來真正的危害。

保守派的宗教領袖宣稱，克隆人類是對人類尊嚴的一次重大挑戰。
假如克隆的人被當作一種次等動物，權利小，地位低，事實就會的確如此。
但是為什麼會想到保護人類權利和尊嚴的法律不適用於被克隆的人呢？
一名權威律師提出，克隆將會違犯「基因唯一身份權」。
他從何處得來這一權利？
未經通知並徵得本人同意，成年人有權不被克隆，這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如果事先得到允許，那又會侵犯誰的基因身份「權」呢？

有關克隆人類前景的科幻小說所發出的種種真切的警告，仔細想來，卻變成了無稽之談。
例如，有人擔心，父母克隆孩子是為了「備用器官」，以備原來的孩子器官移植之需。
但是，同卵雙胞胎的父母並不會把一個孩子看作另一個孩子的器官作坊。
為什麼克隆孩子的父母會有所不同？

另一個讓人不安的想法是，克隆會使人們致力於培育具有理想基因特質的個人（如數學天才、足球運動員等）。
這樣的想法很令人反感，不僅僅緣於一種下意識的厭惡，還因為納粹分子以優化種族之名實施的恐怖行為。
但是，某些團體實施的培育項目和在民主社會里已有先例的更為無害的培育方式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前者迫切地培育某類人因而對其餘的人進行毀滅，而後者，比如說律師，則是通過自由地選擇與別的律師發生性關系得以實現。
已經有了貯存天才的冷凍精子的精子庫，但它們還沒有生成一個優等種族，原因是很少有婦女排隊等候以這種方式懷孕。
為什麼我們要認為克隆人類是與此不同的呢？

那麼誰可能從克隆技術中受益呢？
也許是瀕臨死亡的孩子的父母。
這在心理學上似乎不可信。但是，和一個正常生育的孩子相比，被這樣的可疑的父母所克隆的孩子，被關愛或被拋棄的機會卻是完全一樣的。
患不孕症的夫婦也可能求助於克隆。
這樣的夫婦當然也有其他選擇（人工授精，或收養孩子)，但這不能作為剝奪他們克隆權利的借口。
或者不妨考慮一下理查德•波斯納法官舉出的例子：有一對夫婦，丈夫不幸有某種基因缺陷。
目前，如果這對夫婦想要一個具有自己遺傳基因的孩子，他們有四個不甚令人滿意的選擇。
他們可以自然生育，但卻要冒著把疾病遺傳給孩子的風險；
他們可以去精子庫，冒險嘗試不知名的基因；
他們也可以人工授精，然後在將受精卵植入母體之前，或在生育之前，放棄有遺傳缺陷的胎兒——盡管這也可能引起反對；
或者，他們還可以請孩子父親的某位男性親戚捐獻精子——如果有這么一位親戚的話。
在這個例子中，就連不願意在顯微鏡下創造孩子的人也可能認為克隆不是最壞的選擇。

即使克隆人類不會給人類提供任何明顯的好處，為什麼要禁止它？
在民主社會里，除非有證據證明某件事確實或可能產生危害，否則我們通常不會立法禁止它。
在我們尚未繼續前進之前，最好是先要求暫時停止克隆人類的研究，以便系統地研究它所引發的深刻問題。
當克隆研究重新開始時，克隆人類應該仍然會是一項歷時長久的研究活動。
而且，如果試圖研究，它就應當——而且毫無疑問地將會——在謹慎的檢查和層層的法律監督之下進行。
最重要的是，約束人類克隆行為的，應當也是現在保護人權的同一法律。
對於克隆人來說不安全的世界，也會是一個對我們其他人同樣不安全的世界。

Unit 9 sectionA
一位即將結婚的男子希望能夠確保即使婚姻失敗，他仍可以把他珍愛的冰淇淋藏品好好儲存在冰櫃里。
一名女子堅持要求明確婚後由誰來遛狗。
一名男子要求，如果他未來的新娘婚後體重增加15磅以上，他有權離婚。

以上這些都是婚前協議中一些比較荒唐的條款。
但是不要弄錯了，大多數婚前協議涉及到的都是錢——以及一旦離婚該怎樣分配財產。
而且，離婚及其帶來的錢財糾紛，在美國是很常見的事。

婚前協議——簡稱prenup——就是用來處理這些問題的。
婚前協議由即將結婚的男女雙方的律師共同協定，然後由雙方在牧師宣布他們結為夫妻之前簽署。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婚前協議在美國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因為當時越來越多的州開始通過關於離婚財產分配的法律。
這些法律要麼是基於「共有財產」（平均分配），要麼是基於「合理分配」（法官認為怎樣「公平」就怎樣分）。

名人的婚前協議總是新聞頭條：傑奎琳•肯尼迪•奧納西斯的律師在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死後拿出兩人的婚前協議對簿公堂，據說她後來在庭外和解中得到了2,600萬美元。

但婚前協議也適用於那些不甚有名卻很富有的人。
「這是因為離婚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後果，而再婚又如此常見，」一位家庭法律師說。

典型的想簽訂婚前協議的人是那些積累了大量財富、曾吃過苦頭的男性，他們想減少日後的麻煩。
「他們想自己安排解決，而不想讓法庭裁決，」 美國婚姻法律師協會紐約分會的會長說。

保護前一次婚姻的孩子是簽署婚前契約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有價值10億美元的財產，而他又不想讓第二個配偶分得5億美元。他可能想多留一點給自己的孩子，」一名律師說。
為了將財產傳到自己的兒孫手中，六、七十歲的退休喪偶老人在找老伴時，訂立婚前協議也很常見。

另一種要求簽訂婚前協議的情況大多是，未來的丈夫或妻子已經或即將繼承巨額遺產或家庭產業，而未來伴侶卻家產不多或一貧如洗。

但是，即使雙方簽訂了這樣的協議，如果不遵循正確的指導方針，還是不可能在法院實施它。
協議應當由律師起草，因為文字錯誤——哪怕只是介詞放錯了位置——也可能是災難性的。
但婚姻法顧問警告說，永遠不要選擇你未來伴侶的律師來做你的律師。

另一個問題是出於壓力而簽訂的婚前協議。
為避免這類問題，有些律師不願在婚期已定之後起草協議。
「我認為他們的頭上懸著一把劍，那就是壓力，」一位律師這樣說道。
這些律師會建議自己的當事人絕不要在雙方簽訂協議之前發出結婚請柬。

但不是每個人都採納這一建議。
律師們援引的一個經典例子是：「婚禮那天，某人——通常是女方——面前突然出現了一份協議，於是，她看都沒看一眼就簽了字。」
還有一位律師回想起一件尷尬事：男女雙方還在修改協議，爭論哪些該保留，哪些該刪除，卻有150名賓客陸陸續續來參加婚禮。
結果由於協議無法確定，婚禮取消了。

如果夫婦決定離婚時正住在國外，或兩人擁有不同的護照，那也可能因婚前協議產生糾紛。
倫敦一家經常為分處英美兩國的夫婦處理離婚事宜的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指出，在英國，法院「基本上忽視」婚前協議，因為英國的法律認為婚姻狀況不是靜態的，因此應由法官來決定資產怎樣分配。

這就可能導致「逛法庭」的現象，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夫婦辦理離婚時所在國的法律。
他舉了一個例子：「有位富有的艾德•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夫人結了婚，而且在紐約簽訂了婚前契約。
可他們住在英國，後來他們決定離婚。
英國律師會對史密斯夫人說『不行，那個契約無效。』而史密斯先生卻想把它當作一樁美國案例來處理。
案子將在何處受理，這可能大大增加達成協議所需的時間。」

這些律師認為，婚前契約是一個商業協議，浪漫的愛情與此過程無關。
他們的理由是：在美國，50%的婚姻最終將被扔進垃圾堆。

另外，有關婚前協議的討論將使兩個人的錢財完全公開化，有時這可以使一對夫婦避免一樁可怕的婚姻。
一個律師說：「它使人們看清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日後可能擴大，並導致離婚。」

然而希望還是有的。
這位律師接著說：「很多人一簽好協議，就把它扔進抽屜，然後再也不看它一眼。」

Unit 9 sectionB
整個世界，不論是在窮國還是富國，家庭生活的結構都在發生著極大的變化。這是對許多國家作了新的研究分析後得出的結論。

這份研究報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朱迪斯•布魯斯說：「認為家庭是個穩定有序的單位，父親是經濟支柱、母親是情感給予者的觀點已經不現實了。
事實上，像未婚媽媽的出現、離婚率上升和家庭變小這樣的趨勢，並不是美國獨有，而是發生在世界各地。」

這份報告是星期二由人口委員會公布的。人口委員會是一家研究兒童養育問題的國際組織，總部設在紐約。
其圖表所包含的信息來自對幾十個國家的人口和家庭所做的各種研究。

主要發現概括如下：

• 不論是因為遺棄、分居、離婚，還是因為配偶死亡，婚姻解體的頻率都在上升。
在許多發達國家，1970年至1990年間，離婚率翻了一番，而在不太發達的國家，約有四分之一的首次婚姻都在女方40多歲時解體。

• 父母在其黃金工作年間面臨著越來越重的雙重負擔：一是撫養孩子，孩子需要他們的支持去接受更多的教育；二是贍養父母，父母現在的壽命比以前長。

• 未婚媽媽越來越常見，幾乎到處都有。比如在北歐，未婚生育的孩子占出生率的三分之一。

• 單親家庭的孩子——通常是只有母親的家庭，較之與雙親一起生活的孩子，更可能遭受貧窮，這主要是因為缺少父親的經濟支持。

• 即使是在有父親的家庭，母親為孩子承擔的經濟責任也越來越多。

專家說，即使在不同的文化里，家庭改變的方式也是類似的，這一議題應當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社會政策，政府的議事日程尤其應該更多地考慮家庭問題。

人口委員會的報告說，全世界的婦女，無論在家裡還是在工作崗位上，都往往比男性工作的時間長。
對17個不太發達的國家的研究表明，婦女的工作時間比男性多出30%。
從12個工業國收集的數據中發現：較之男性普通雇員，女性普通雇員的工作時間多20%。

婦女在經濟上的貢獻也越來越重要。

報告指出，在迦納，三分之一有孩子的家庭主要由婦女支撐。

在菲律賓，人們發現家庭現金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婦女，若是將她們做的諸如種糧食和撿乾草喂家裡的驢之類的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計算在內，那她們提供的家庭經濟支持將佔55%。

在美國，本月初公布的一項調查表明，將近一半的已婚職業女性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一半或更多。

盡管加入工作大軍的原因可能因國家而不同，但各地的婦女都發現，要讓孩子豐衣足食，唯一的選擇就是找一份工作。
高通貨膨脹率致使物價上升到了婦女不得不自己掙錢的地步。

「在孟加拉國，傳統上一名女子需要找一份紡織工作，因為孩子年幼時丈夫就年事已高或者已經去世，」布魯斯女士說，
「在非洲，18歲的女子就可能需要一份工作，因為她還未結婚就生了孩子，而她與孩子的父親只有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或者她的丈夫可能另外結婚，需要扶養與別人生的孩子。」

「在亞洲，」她接著說，「丈夫可能會為尋找更好的賺錢機會遷移他處，一兩年後就不再給家裡寄錢了。
無論在何處，做父母的都發現很少有一份能讓一個家庭經濟上不發愁的工作。」
她還說，甚至在一些不太發達的國家的農村人口當中，對金錢的需求也變得越來越迫切了。

「全世界的父母都越來越意識到學習的重要性，意識到自己的孩子需要能讀會寫，會計算，」布魯斯女士說，
「這就意味著他們6歲大的孩子不能再跟著自己在地里幹活，而是要到學校里學習字母和加減法。
由於通常沒有獎學金，學費、校服費、交通費還有必需品費，都必須父母掏腰包。」
她說，許多發展中國家經常將削減公立教育經費作為減輕債務計劃的一部分。這一事實更加重了家庭的壓力。

對於這一總體趨勢，日本明顯是個例外。在日本，單親家庭和未婚媽媽一直相對較少。

人口委員會的報告發現，盡管多數國家都對身為母親的女性做了大量研究，但對身為父親的男性，研究者們卻幾乎視而不見。
但已有研究發現，盡管父親的收入通常要超過母親的收入，母親通常會將自己大部分的收入用於家庭，而父親的多用於個人消費，如娛樂等。

收取孩子的撫養費（離了婚的父親支付的用於撫養孩子的費用）也是件難事。
報告說，在所有離了婚的父親當中，日本有四分之三，阿根廷有大約三分之二，馬來西亞有二分之一，美國有五分之二的人都不支付孩子的撫養費。
Unit 10 sectionA
我和約翰•布雷爾初次見面時，我倆都已60出頭了，不過，較之別人，他對我的人生影響最大卻是事實，並且我害羞的毛病也主要歸咎於他。

卡麗舅媽是我最喜歡的親戚，也是我最喜歡的權威人物。
她總是一臉笑容，滿口贊美之詞，隨時寬容他人的失誤。
對我而言，她只有一個缺點，即她也是約翰•布雷爾的姨媽。約翰是她住在格洛斯特郡的妹妹的兒子。
卡麗舅媽總是稱他「我的另一個外甥小約翰」，而且總是提起他。

在我意識到之前，我與小約翰可能已被比較了無數次了。
我能清楚記得的第一次，是「卡麗舅媽的另一個外甥小約翰」與我同一天上學，而且他喜歡上學就像鴨子喜歡水，
而我的第一天卻是災難性的。

而且災難持續不斷。
他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孩子，學數學長進很快，解高等數學題輕而易舉。而我幾乎總是跌跌撞撞，連學百分數都很費力。
於是我開始害怕卡麗舅媽來訪，因為她老是比較我們倆。

時間在繼續，我們之間的比較也在繼續。
通過放假時大人們的談論，上學時大人之間的通信，我總能隨時了解約翰的進步。
在這樣的挑戰下，我終於開始尋找我最擅長的事情。
當我發現我擅長寫作時，我就用心地提高我的寫作水平，置其他一切於腦後。
我只要寫作，讓約翰去擁有所有其他的吧。

我創作的故事，多半與科技相關，本質上是科幻小說。
都是關於火箭、太空梭，諸如此類把人送上天的東西。
對自己的性格作了點分析後，我認識到我的這些故事就是自己願望的延伸，我想愈升愈高，直至超過約翰•布雷爾。

在以後的40年裡，有三四次我在報上讀到約翰•布雷爾的消息。
他當時在做支持大型科學項目的數學研究工作。
這種職業不太會招來多少公眾注意，但偶然見諸報端的報道卻描繪了他一步步成功的故事，直到退休。
另有一次，有一半專欄報道了他，說他最後的工作是將太陽能用於將衛星送入軌道。
他在波斯灣某國為一個政府部門工作。
而那時，我也在自己的行業獲得了成功，寫了30本暢銷小說，其中無一失敗之作。

後來，那一年的11月，我正在一傢俱樂部喝酒，等著吃飯。
一聲咳嗽令我轉頭張望。我看見一個矮矮胖胖的人，小小的鼻子看上去難以支撐沉重的眼鏡框架。
他叫了我的名字，顯然不太自在，而我也不情願地說是我。
自從我有了點名氣後，偶爾也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
然後無論他們說什麼，我總是感到十分窘迫。

「你—不—不—認識—我—我，」這個矮小男人結結巴巴地說。
「我叫約翰•布—布雷爾。我們都—都有一個親戚，卡—卡羅琳•萊西。我過去常常聽她提起你，」他笑著說。
「你知道……我一直以為，你至少八英尺高，很英俊，生氣勃勃，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幹。」
說著話，他的笑容擴散開來。
「真的，」他說，「卡麗姨媽寫的那些關於你的信，弄得我幾乎要自殺了。漸漸地，我就不願聽到你的名字了。」

聽說他那麼多年之後突然見到他我有點吃驚。「與你母親過去常寫的關於你的信相比，」我說，「那些信算不了什麼。
每次信都告訴我你的計算題做得對。我總是把你想成一位光輝典範，九英尺高，比羅伯特•泰勒英俊，比丘吉爾聰明。
所以，那些信是互相誇獎對方的，對不對？」

「對我來說更糟糕，」他說。
「我一向是小個子，過去總是戴著這東西。」
他摸了摸自己的眼鏡。
「而你呢，魁梧、英俊，還很聰明。我總得做點什麼，而我能做的就是計算。我拚命取悅於他人，我幾乎可以說，」他似乎有點怨恨地說，「就是因為你，我做了一輩子的算術！」

「把算術換成寫作，你就知道我的情形了，」我說。

我倆相對而視，臉上掛著相同的表情。
也許，我倆都明白了，我們坐著的這個地方，並不是人生失敗的人出沒的地方，對於男孩子來說，無論他們現在什麼樣，偶爾的鞭策並非一件壞事。
我們都推了推自己的眼鏡，兩人之間的對抗情緒盪然無存。
雖然都沒說話，但我知道，我們在舉杯紀念我們的卡麗舅（姨）媽。

Unit 10 sectionB
警察在大街上巡邏。
時值晚上10點，冷風颼颼，帶著雨意，把城裡的街道颳得幾乎沒了人影，
而這條空冷的大街，也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警察走在街上心想深夜萬籟俱寂，不可能遇上什麼麻煩，更不用說拔出別在腰間皮帶上的手槍了。

警察挨戶地巡邏，查看門是否關好門，就像通常值勤那樣，一路穿過寧靜的住宅區。
在深夜的這個時刻，住宅區異常的寧靜。
倘若圍著它繞一圈，可能會不時地看到牙科急診所或諸如此類地方的燈光。但是大多數生意場所都已經打烊了。
沒有哪家酒吧的嘈雜音樂傳到街上。

走到某街區的中段，警察突然放慢了腳步。
或許，普通人需要用望遠鏡才能看清警察從這樣遠的距離外看到的東西。
但是這個警察不是普通人。
差不多20年前，在他獲得警察證書的時候，他就因目光銳利而受到稱贊。
就在這時，他看見一個男人站在幽暗的五金店門口。
警察一向他走去，那人就開口說話了。

「沒事，長官，」那人安慰地說。
「我在等一位朋友。這是20年前的約會。聽起來很有趣，是不是？
好吧，如果有興致的話，我來給你講講。
大約20年前，這里有一家餐館，大喬布雷迪餐館，就在這個商店所在的位置。」

「五年前，」警察說。
「餐館給拆了。」

站在門口的男人劃了跟火柴，點上了雪茄。
他吸了一口，雪茄閃著光，
映出一張灰白的臉，一雙銳利的眼睛。
他的褲子是黑色，上面有細細的白色條紋。

「20年前的今晚，」男人說道，「我在大喬布雷迪餐館和吉米•韋爾斯吃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和他都在紐約長大。
我們是窮機器修理工，擺弄渦輪引擎，安裝發電機。
但這不是我想乾的。
第二天早晨，我就會上路，到西部去發財。
你是無法讓吉米離開紐約的，不管用什麼車，多大馬力。
哦，我們倒是答應，20年後的今晚在這里見面。」

「你在西部混得不錯，是吧？」警察問道。

「那當然！吉米能有我做的一半好就好了。
他不是最聰明的，但人不錯。
有些非常聰明的人想得到我的錢，我得跟他們斗一斗。
在紐約人會變懶，變的沒朝氣。
西部就不同了，西部的嚴峻形勢，能讓人變得意志堅強。
我一開始在汽船上工作，
最終憑借著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做了人上人。」

警察走了一兩步。

「我得走了。如果我一整夜站在這兒聊天，局裡會從我工資中扣錢。晚安，先生。」他說著就離開了。

接著下起了大雨，風一陣比一陣緊，刮向城裡的街道。
在五金店的門口，那個男人一邊抽著雪茄一邊等人，他是從一千英里外趕來赴約會的。

大約20分鍾後，一個身穿長大衣的高個子男人從對面街道匆匆走來，
直奔等待中的男人。

「是你嗎，鮑勃？」他問道。

鮑勃，這個從西部來的男人，微笑著點了點頭。
兩個男人相互問候，然後挽著胳膊走上大街。
來自西部的男人，因為成功而自我膨脹，開始敘述他的職業歷史，描繪他的成就。
高個子男人深深地埋在大衣里，興趣盎然地聽著。

拐角處有一家食品雜貨店，電燈明亮。
當他們走進燈光下時，兩人同時轉身凝視對方的面孔。

接著，鮑勃，這個從西部來的男人，注意到了一點怪異。
他朋友的臉有點不對勁，不是他記得的多年前的那張臉了。
在他的夾克下的襯衫上，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

「你不是吉米•韋爾斯，」他厲聲說。
「時間不會將人改變這么多！」

「時間有時將好人變成壞人，」高個子男人說道，一邊拔出手槍。
「10分鍾前你就被捕了，你這個壞蛋、蠢才。
現在不做聲了，是嗎？
很好。
我說，在我們繼續去局裡之前，這里有一張字條，是我受人之託帶給你的。
你可以在這兒的窗邊讀一讀。
是韋爾斯警官寫給你的。」

「鮑勃：我按時到達了指定地點。
當你劃火柴點雪茄時，我把你看清楚了。
鮑勃，你模樣變了，我幾乎認不出你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認得你是芝加哥通緝的罪犯。
不知為什麼，我不能親手逮捕你，所以我去找了位警官來做這項工作。 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