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經典案例

㈠ 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

經典案例參考：前世紀審判——辛普森殺妻案
作 者：陳 偉

橄欖球超級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殺人案，震驚全美，堪稱20世紀美國社會最具爭議的世紀大案之一。不少人認為，辛普森腰纏萬貫，不惜花費重金，聘請了號稱天下無敵的"夢幻律師隊"（Dream Team）為自己開脫罪名。這幫律師唯利是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利用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以及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漏洞，把掌握著"如山血證"的檢察官和警方證人駁得目瞪口呆，最後說服了陪審團全體成員，將殺人兇手無罪開釋。這場全球媒體矚目一時的"世紀審判"（Trial of the Century），無疑是對美國司法制度的極大諷刺和嘲弄。

然而，事過多年之後，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人們驚奇地發現，洛杉磯市警方在調查案情過程中，未能嚴格遵循正當程序，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失誤，致使辛普森的律師團能夠以比較充足的證據向陪審團證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殺人元兇，很有可能有人偽造罪證，用栽贓手法嫁禍辛普森。

（一）有錢未必能使鬼推磨

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理兒。可是，如果細琢磨一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Mike Tyson）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一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里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那麼，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

有一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一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一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一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一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一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佔了。

辛普森於1947年生於舊金山市的黑人貧困家庭。他曾獲得全美大學橄欖球聯賽的最高榮譽獎海斯曼獎。進入職業聯賽後，他先後在紐約水牛城鷹嘴隊（Buffalo Bills）和舊金山淘金者隊（San Francisco 49ers）擔任主力，創造過一個賽季帶球沖刺2003碼的驚人記錄（至今未被打破），被譽為橄欖球職業比賽史上的最佳跑鋒。退出體壇後，辛普森又投身影視和廣告業，在電影《裸槍》（Naked Gun）和《殺手勢力》（Killer Force）中扮演主角；在美國廣播公司（ABC）和國家廣播公司（NBC）擔任體育評論員；在美國最大的計程車公司赫茲（Hertz）擔任形象大使。另外，由於英文橙汁（OrangeJuice）一詞的縮寫恰好與辛普森名字的縮寫OJ一樣，所以佛羅里達一家飲料公司特意邀請他拍攝橙汁的促銷廣告，使OJ這個英文縮寫成為美國體育英雄和超級廣告明星的代名詞。

辛普森成名之後，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內白"的名聲。與空中飛人喬丹（Michael Jordan）和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對贊助黑人貧民區的活動和投資項目毫無興趣，卻熱衷於躋身富有白人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們兒無一例外都是白人。同時，他也只對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為了"脫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請語音校正專家，反復練習，改掉了一口濃重的黑人貧民區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級餐廳與漂亮迷人、金發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見鍾情，不久便與第一任黑人妻子離異。1985年辛普森與妮可結婚後，因妮可懷疑他在外面有"二奶"，兩人關系開始出現裂痕。妮可曾多次打電話報警，指控辛普森對她拳打腳踢。

辛普森案後，幾位黑人女性陪審員一再表示，她們並未因被告是黑人而影響裁決，或對被告產生任何個人好感。在揚名天下、腰纏萬貫之後，辛普森休掉黑人糟糠之妻，另娶白人金發女郎一事，極大地傷害了全美黑人女性的自尊心；而辛普森打罵白人妻子的粗暴行為，更使普天下不分膚色的所有女性不寒而慄。另外，在美國的刑事案審判中，12名陪審員中只要有1人持有異議，就會出現"死鎖"（Dead Lock）現象，即所謂"懸而未決的陪審團"（Hung Jury）。在此情況下，法院要重定開庭日期，控辯雙方要重選陪審員聽證和審案。所以，辛普森案陪審團做出被告無罪的一致判決，與黑人構成陪審團主體並無絕對和必然的關系。

那麼，陪審團究竟憑啥得出了被告無罪的一致結論呢？依照美國法律，作出判決的唯一依據只能是證據。美國是一個司法公開的國家，不僅刑事審判對公眾開放，而且重大刑事案件的原始檔案，如法庭記錄、起訴書、證人供詞、審問筆錄、旁證材料、法醫鑒定書、檢方和辯方律師的開庭陳詞和總結陳詞等，在結案後都要全部對公眾開放。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陪審團之所以判定辛普森無罪，與警方和檢方在辦案和起訴過程中出現重大失誤，使呈庭證據無法令人信服有直接關系。

（二）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盡管辛普森案是所謂世紀大案，但是，從這個兇殺案的刑事調查過程來看，洛杉磯市警方在偵破案件、搜集罪證、遵循正當程序等方面漏洞百出，涉案警官和刑事檢驗人員的專業素養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根據已公開的刑事調查記錄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警方在辦案過程中至少出現了三個重大失誤，對這個謀殺案的結局產生了極大影響。

1.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1994年6月12日深夜11點50分，在洛杉磯市西區邦迪街（Bundy），一條名貴的純種日本狼狗狂吠不已，爪子上沾滿血跡，使一對散步的夫婦心生疑惑，尾隨這條狼狗，來到一座西班牙式高級公寓樓前，結果發現了兩具鮮血淋漓的屍體。他們嚇得魂不附體，立刻狂敲隔壁住家大門，想借電話報警。但是，深更半夜的敲門聲，卻把宅主嚇得半死，以為來了劫匪，便立刻打911電話報警。洛杉磯市警署兩位警官接警後，火速趕到現場，發現是一宗惡性人命案後，他們便呼叫重案處的刑警前來增援。

大批刑警趕到現場後，經初步調查，證實被害的白人女子35歲，名叫妮可，是黑人橄欖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被害的白人男子25歲，名叫戈德曼（Ronald Goldman），是附近一家義大利餐館的侍者。兩人皆因利刃割喉致死。妮克的脖子幾乎被割斷，咽喉和頸椎骨都裸露在外，刀口噴著鮮血；戈德曼身中30餘刀，死於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兇殺現場血腥彌漫，慘不忍睹。辛普森與妮可的兩個孩子尚在二樓熟睡，沒有目睹這可怕的場面。

死者身份辯明後，西區警察分局局長布歇（Keith Bushey）決定，派幾位刑警趕赴相距約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無恙的消息，並讓辛普森著手安排把兩個受驚的孩子帶回家。另外，警方考慮到辛普森是被害人前夫，他的安全也在警方的關注之處中。這時，一位名叫福爾曼（Mark Fuhrman）的白人刑警自告奮勇，要求帶隊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糾紛中，妮可被辛普森毆打後報警，福爾曼曾上門處理過他們的家庭暴力案，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確地址。於是，主持調查兇殺案的瓦納特（Philip Vannatter）警長便率領福爾曼等四名警探驅車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長從第一犯罪現場直接調派警官前往辛普森豪宅的決定，鑄成了警方的第一個重大失誤。原因在於，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進入過血跡遍地的第一殺人現場勘察，他們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跡。照常理，布歇局長應當派幾位壓根兒就沒進入過第一現場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現場的血跡與後來被警方宣布為第二現場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跡發生交叉沾染，這是刑事案現場勘查的基本常識。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卻完全忽視了這種常識。在採集證據和保護現場方面，警方也出現了很多忽視常識的重大失誤。案發之後，大批刑警和刑事檢驗人員迅速來到現場，但法醫卻跚跚來遲，在案發10小時後才來到現場，錯過了准確地鑒定被害人死亡時間的最佳時機。法醫在解剖屍體時，不但沒對屍體進行X光檢查和採集妮克的右手指紋，而且對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醫學鑒定，致使破案線索大大減少。為了"保護"現場，警方人員順手從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幾條白被單，小心翼翼地蓋在了屍體之上。可是，由於辛普森與妮克離婚後仍然藕斷絲連，案發數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過夜，並經常來公寓看望孩子，被單上難免會有他的頭發或皮屑，結果致使檢方呈庭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據案發現場照片，辯方專家發現，妮可屍體裸露的肩膀上有七點血滴。從這些血滴的形狀和滴落方向看，它們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據常識推理，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後，有人流著血從她屍體旁走過時滴落的。因此，如果這些血滴不是來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兇手滴落的。這樣，如果能證明這些血滴屬於辛普森，那麼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當辯方專家向警方檢驗人員提出查驗這些血滴時，他們深感驚訝，因為警方完全忽視了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屍體在解剖前已進行沖洗，這些血滴永遠消失了。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6月13日清晨5點，四位白人刑警來到建有圍牆的辛普森住宅。他們在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一直無人應門。這時，福爾曼獨自一人，沿圍牆搜索了一圈，發現圍牆後門的路上停著一輛白色福特野馬型越野車。經細心觀察後，福爾曼高聲叫瓦納特警長過來察看，說在駕駛員位置的車門把手上發現了微小血跡。溫納特和另兩位警官看到血跡後大驚失色。他們擔心住宅內的人有生命危險，便決定進入住宅，進行緊急搜查。

這一搜查之舉，對這個世紀大案的結局有很大影響，因為警官們當時沒有搜查許可證。依照美國的司法觀念，警察是一種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惡，對這一機構的權力必須予以嚴格限制，否則它將淪為專制暴君和貪官污吏禍國殃民的工具。想當年，為了防止官府和警察為非作歹，濫用權力，任意搜捕和禍害小民百姓，美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明文規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據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並詳細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或扣押狀。西諺中所謂"私宅就是一個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的提法，具體地落實在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之中。

191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訴美國案（Weeks v United States,1914）中首次明確規定，聯邦法院在審判時，必須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證據排除在外，這是美國警方人人皆知的"排除規則"（Exclusionary Rule）。1961年，最高法院在邁普訴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1960）中規定，"排除規則"同樣適用於各州法院。據此判例，警務人員若要進入民宅搜查，必須向法官宣誓擔保，不但要以書面形式列舉證據和理由，而且要詳細說明搜查的地點、范圍和時間。經法官審核批准，頒發許可證之後，才能進入民宅搜查。另外，警察只能在許可證規定的范圍內行動，並應在搜查後向法庭提交所獲證據報告。警察如果違法搜查，不但會受到警紀嚴懲，而且會造成所獲證據在法庭審判時一概作廢的嚴重後果。法官如果違規頒發搜查證，將面臨被彈劾和遭到刑事起訴的危險。

在美國的司法判例中，涉及搜查和扣押的規定千變萬化。幾乎在每一起刑事案中，辯方律師的首要工作，就是挑戰警方搜查和採集證據的程序是否合法。但是，有關搜查的法律法規極為復雜，缺乏清晰明確的規定。比如，警察攔截和搜查平民違法，但是，如果有人超速駕車，則警察有權攔截駕車人並開出罰單。但如果警察趁機要求搜身和搜車，則駕車人有權當場拒絕。可是，如果警察無意中在車後座發現了類似大麻的煙蒂，在沒有搜查許可證的情況下，警察是否有權搜車？如果警察搜遍全車後沒發現毒品，卻意外地發現了非法槍枝，那麼，警方的搜車行動是否違憲？搜獲的非法槍枝是否能作為呈庭證據？對於這些復雜的法律問題，並無統一的標准和答案，只能由法官在審判時審時度勢，酌情裁決。

20世紀60年代後，由於犯罪率急劇上升，"排除規則"遭到美國社會各界極大指責。批評者認為，過於嚴格地實施"排除規則"，將會給警方破案造成極大困難。在很多情況下，僅僅由於警方粗心大意或急於求成，未能嚴格遵循程序，致使很多罪犯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逍遙法外。尼克松總統執政後，先後任命了四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要職，試圖推翻或修正"沃倫法院"那些對罪犯"心慈手軟"的判例。此後，最高法院對"排除規則"的解釋略有改變。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國訴里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1984）中規定，當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時，如果警方的所作所為具有"良好誠信"（Good 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法院在審案時可以引用搜獲的證據。

在辛普森案中，涉案四名警官皆為老手，每人都有20年以上刑事偵查經驗。對於限制警方搜查的案例和法規，他們恐怕比初出茅廬的律師了解得還要多。稍有法律頭腦的警官都應明白，美國訴里昂案的裁決雖然對警方有利，但這個判例對所謂"良好誠信"和"合理相信"的解釋模稜兩可、含糊不清。而體壇巨星辛普森涉嫌殺人一案，毫無疑問將是轟動全美的世紀大案。為了防止被辯方律師鑽空子，警方應當格外謹慎，嚴格遵循法律程序。

在辛普森案中，從當時福爾曼發現血跡和長時間無人應門的情況看，四位警官擅闖民宅之舉，勉強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但是，警官們進入住宅後，一旦發現辛普森及其家人沒有生命危險，就應停止搜查。只有當與法官取得聯系，申請到搜查許可證後，才能對辛普森住宅進行合法搜查。

但令人費解的是，在沒有面臨迫在眉睫危險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警官獨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內繼續搜查，結果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個重大失誤。決定進入住宅後，福爾曼自告奮勇，搶先翻越圍牆，從裡面打開前門，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電鈴，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他們繞行到住宅後邊，去三間獨立客房敲門。在第一間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來應門，他自稱是辛普森的哥們兒，名叫凱林（Kato Karlin）。他告訴警察，辛普森和第一任黑人太太生的大女兒住在隔壁第二間客房。當刑警們把辛普森女兒從夢中敲醒後，瓦納特焦急難耐地向她詢問辛普森的去向。她回答說，父親已於昨夜趕搭飛機到芝加哥，參加一場赫茲公司很早就已經安排好的高爾夫球商業比賽。警官當即打長途電話給辛普森，告知他前妻遇害的噩耗。辛普森聞訊大驚，表示將迅速趕回洛杉磯。

當瓦納特等人詢問辛普森女兒和打電話時，福爾曼在隔壁單獨盤問凱林，打聽昨晚有無異常情況。凱林稱，大約在晚上10時45分左右，他聽到客房背後一聲巨響，牆壁上的掛畫都被震動得搖晃起來，他當時以為是輕微地震，沒放在心上。福爾曼疑心大起，立即拔出手槍，獨自一人、單槍匹馬地到客房後搜查。大約18分鍾後，福爾曼高聲叫來其他刑警，說在屋後懸掛式空調機下的走道上，發現了一隻沾有血跡的右手黑色皮手套，這只手套與在兇殺案現場發現的另一隻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福爾曼解釋說，估計在半夜三更、黑燈瞎火之時，兇犯潛逃在屋後，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調上，在驚慌失措中遺落了手套。

發現血手套後，刑警們又找到了更多線索。他們發現，在圍牆前門車道，以及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跡。這樣，警方認為已有足夠理由懷疑辛普森是兇殺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為兇殺案第二犯罪現場，正式向法官申請搜查許可證。在後來的搜查中，福爾曼在二樓卧室的地毯上發現了一雙沾有血跡的襪子，它成為指控辛普森涉嫌殺人的重要證據之一。

可是，福爾曼在沒有搜查許可證和非緊急情況下，單槍匹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使警方出現了涉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嚴重問題。依照美國法律，在某些人命關天的特殊情況下，警官可以用電話或其它現代化通訊手段與法官取得聯系，法官了解現場情況後，可以口頭授權警察進行搜查。只有在面臨生命危險或罪證可能被銷毀的緊急情況下，警察才能破門闖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們進入辛普森住宅後的境遇並非如此。

在預審時，辯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懷偏見、先入為主，早在案發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內定為主要嫌犯，然後故意尋找借口，闖入民宅非法搜查。這樣，假如法官判決警方違憲，則搜獲的血跡和血手套都會成為"壓下不用的證據"（suppressed evidence），不能在審判時呈堂。但法官聽取了警方的辯解後，裁決搜查行為合法。盡管如此，在庭辯期間，面對辯方律師的窮追猛打，福爾曼死活也解釋不清，作為一個有多年刑事偵察經驗的老手，在非緊急情況下，明知沒有搜查許可證，為何仍然獨自一人、單槍匹馬地在住宅內大肆搜查？辯方藉此懷疑，福爾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闖入住宅搜查，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用栽贓手法嫁禍被告。

3.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6月13日中午12點，當辛普森從芝加哥匆忙趕回洛杉磯時，警方已封鎖了他的住宅。主持調查的瓦納特和蘭吉警官讓他到警署總部來一趟，澄清一些疑點，辛普森當即隨口答應。

這時，辛普森的私人律師要求隨同前往，但辛普森堅持說，自己與兇殺案絕對無關，用不著律師。在盤問開始之前，瓦納特向辛普森宣讀了"米蘭達告誡"，提醒他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請律師在盤問時在場。但辛普森同意放棄沉默權，獨自一人與兩位刑警談了半個多小時，希望能給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線索。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殺人兇手，沾有血跡的手套和襪子還遺留在客房後和卧室地毯上，殺人時刺破的手指傷口未愈，就是借他10個膽，恐怕他也不敢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與經驗豐富的刑警周旋。在案發當天那種心緒激盪、大受刺激的情況下，如果他在盤問過程中顛三倒四、自相矛盾、謊言連篇、破綻百出，他的口供將成為檢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在美國社會中，犯罪嫌犯擁有沉默權的"米蘭達告誡"家喻戶曉。如果心懷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絕審問，或者至少要求律師在審問時坐鎮壓驚。但是，辛普森並沒這樣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白白浪費了單獨審問辛普森的千載良機。在多年的破案生涯中，警官們似乎已習慣於嫌犯像榆木疙瘩一樣一聲不吱，極少碰到過嫌犯自願地放棄沉默權的好事，把盤問嫌犯的謀略和技巧早就忘得一干二凈。在審問過程中，兩位刑警非常客氣，沒有盤問辛普森在案發之日的具體行蹤，他們提出的問題既缺乏邏輯又不連貫，遠遠低於警校低年紀學生水準。按常理，警官們應當刨根問底，窮追猛打，盡可能地套出更多口供，把盤問一直進行到辛普森不願回答問題或請求律師在場時為止。可是，警官們竟然草草收兵，主動結束了審問。這樣，警方既沒得到任何破案線索，也沒得到任何可以用來起訴辛普森的口供。事後，主持起訴的檢察官氣得七竅生煙。

在審問過程中，瓦納特告訴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內發現了一些可疑血跡。辛普森當即表示，願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樣品，以便澄清真相。於是，警署的護士便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樣品。按常規，為了防止血樣凝固和變質，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樣中添加了防腐劑（EDTA）。這時，瓦納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綳帶扎住，且有腫脹跡象。辛普森解釋說，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對於弄破的具體時間，他解釋得含含糊糊，前後矛盾。徵得辛普森同意後，瓦納特指揮攝影師將傷口拍攝下來。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時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雖已頒發搜查許可證，但尚未正式頒發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裡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絕與警方合作，拒絕抽取血樣和拍攝傷口照片。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樣後，瓦納特警長並未將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遙的警署刑事化驗室，反而卻攜帶血樣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兇殺案現場。整整三個小時之後，瓦納特才磨磨蹭蹭地將血樣交給了刑事檢驗員丹尼斯·馮（Dennis Fung），後者當時正在現場取樣勘查。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居然手持嫌疑犯的血樣，在血跡遍地的兇殺案現場遛達了三個小時之久。在庭審時，面對辯方律師的質問，瓦納特解釋說，根據工作條例，所有證據必須先登記編號，然後才能送交刑事化驗室存檔。而丹尼斯·馮正是負責登記編號的警員，所以他才攜帶血樣回到了犯罪現場。可是，辯方死死抓住這個重大疑點，大加渲染。辯方律師卡克倫把瓦納特和福爾曼貶稱為"一對騙子"。使陪審團對警方涉嫌違法亂紀、栽贓陷害的疑慮大大加深。

瓦納特身攜血樣返回第一犯罪現場，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個重大失誤。在庭審時，警署護士出庭作證時說，他那天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約7.9至8.7毫升血液樣品。可是，辯方專家在警方實驗室只發現了6.5毫升的血樣。換言之，大約1.4至2.2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樣品竟然不翼而飛。辯方藉此懷疑，瓦納特攜帶血樣回到第一犯罪現場，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

（三）公路追捕與刑事起訴

警署審問和抽取血樣之後，辛普森得知自己已淪為頭號嫌疑罪犯。為了避開新聞媒體的騷擾，他暫時躲在一位律師朋友位於半山腰的神秘豪宅中，開始籌組"夢幻律師隊"。辛普森借用橄欖球術語，給自己掛上了球隊老闆兼指導的頭銜。負責協調指揮全隊進攻的"四分衛"（Quarterback）角色，由大名鼎鼎的猶太裔律師薩皮羅（Robert Shapiro）擔任。他曾出任好萊塢影星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的律師。沖鋒陷陣的跑鋒要職，由著名黑人律師柯克倫（Johnnie Cochran）擔任。此公在70年代出任過洛杉磯市副檢察長，後來下海開業，成為法律界聲望極高的大律師，曾幫助音樂巨星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打過官司。

薩皮羅律師人脈極廣，頗有運籌帷幄之才。他從波士頓請來了著名刑事律師李貝利（Lee Bailey），此公被譽為美國律師界最拔尖的盤詰高手之一；從紐約請來了舍克（Barry Scheck）律師，他是擅長在刑事案中應用DNA證據的頭號權威；從阿爾巴尼請來了解剖和法醫專家貝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曾在肯尼迪總統被刺案中擔任首席法醫。由於辛普森案的管轄權屬於加州法院，應用加州法律和司法判例，薩皮羅邀請加州法律專家、加州大學聖塔克拉拉校區法學院院長烏爾曼（Gerald Uelmen）入伙，他曾為"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的主角艾爾斯伯格（DanielEllsberg）擔任過辯護律師。

陣容如此強大，薩皮羅仍不放心，由於警方涉嫌非法搜查，事關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薩皮羅又說動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德肖維奇（Alan Dershowitz）加盟。這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哥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1962-1965任職）的法律助理，是全美聲望極高的憲法權威和上訴律師。為了確保勝訴，薩皮羅又叫上康涅狄格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李昌鈺（Henry Lee）博士出任專家證人。此公是美籍華裔刑事鑒識專家，以精湛、獨特的刑事偵查與證據鑒識技術享譽國際警界，因屢破奇案被媒體譽為"當代福爾摩斯"。此外，辛普森懸賞50萬美元巨款，獎勵提供破案線索的舉報人，並僱傭了幾位著名私人刑事偵探調查兇殺案真相。據行家估算，維持"夢幻律師隊"正常運作的全部開銷，至少應在600萬美元上下。

6月17日上午8點，即案發5天後，根據現場血跡化驗和DNA測試結果，檢方決定立案起訴辛普森。警方要求他在上午10點准時投案自首。此時，"夢幻律師隊"中的薩皮羅律師、貝登博士、李昌鈺博士等人正在向辛普森了解案情，從他身上採集頭發和血液等檢驗樣品。薩皮羅以辛普森情緒低落、心理不穩為理由，請求警方延緩幾個小時。上午11時，警方拒絕了延緩的請求，並派出刑警前往神秘豪宅逮捕辛普森。

中午12時左右，當刑警趕到豪宅時，辛普森突然失蹤了。臨行前，他留下了一封訣別信，信中說："我與妮克之死毫無關系。我愛她，一直都非常愛他，而且將永遠愛她。如果我們之間有什麼矛盾的話，那隻是我愛她太深。"結尾寫道："請不要為我悲傷，畢竟我一生輝煌，又有好友無數。請大家記住真正的OJ，而不是眼前這個在人生中迷失方向的人。"下午3時，警方在電視上了公布了辛普森的照片和汽車牌照資料，宣布他是在逃通緝犯。薩皮羅律師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媒體宣讀了辛普森的訣別信，並在電視上請求辛普森不要輕生。

那麼，辛普森打算遠走高飛、畏罪潛逃嗎？似乎不太像。當天下午5點56分，警方在加州高速公路上發現了辛普森的白色野馬車。在長達約6個小時的時間中，他乘坐的越野車一直在洛杉磯市郊徘徊。

據辛普森自己解釋，他只是到安葬妮克的墓地去了一趟，悲痛欲絕。駕車司機是辛普森的鐵哥們兼隊友柯林斯，他一邊駕車一邊用汽車電話與警方通話，聲稱辛普森此時躺在後坐，手持槍支，情緒沮喪，如果警方強行截車捕人，辛普森有可能會自殺。

6月17日下午，恰好是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總決賽的第五場，紐約尼克斯隊大戰休斯頓火箭隊。筆者那天球賽看得正來勁兒，沒想到，當警方發現了辛普森的越野車後，全美各地電視台突然臨時中斷節目，畫面一律改為現場直播警車跟蹤白色野馬車的實況，真讓人掃興。這時，辛普森終於開始與警方對話，他同意束手歸案，但要求先回趟家，跟沒娘的孩子和家人打聲招呼。警方擔心出人命，便同意了他的請求。這樣，白色

㈡ 法律與道德碰撞的案例有哪些

法律與道德碰撞的案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台等83路車。人來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鑒定後構成8級傷殘，醫葯費花了不少。老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賠13萬多元。 彭宇表示無辜。他說，當天早晨3輛公交車同時靠站，老太要去趕第3輛車，而自己從第2輛車的後門下來。「一下車，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趕忙去扶她了，不一會兒，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動過來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說謝謝，後來大家一起將她送到醫院。」彭宇繼續說，接下來，事情就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老太及其家屬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點半，鼓樓區法院一審宣判。
法院認為，本案主要存在兩個爭議焦點。
一、是否相撞；
二、損失數額問題。 法院認為本次事故雙方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對受害人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此，判決彭宇給付受害人損失的40%，共45876.6元。 當天，老太的代理律師表示：對判決事實感到滿意，但40％的賠償比預期要少。而彭宇則表示不服此判決。
然而這件轟動一時的案子居然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悄無聲息的和解了。
2008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在兩會新聞中心就「司法公正」問題接受中外記者的集體采訪時透露，南京彭宇案雙方當事人在二審期間達成了和解協議，並且申請撤回上訴，最後案件以和解撤訴結案，且雙方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結果都表示滿意。
我們暫且不管該案為何會達成和解，而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來分析此案。
此案中，我們必須確定老太太是自己摔倒的還是被彭宇撞倒的。這是本案重中之重，同時也是本案定案的前提。是必須證實的，而不能靠推測。
如果是老太太自己摔倒的，那麼不僅不能對其進行懲罰，當事人及其家屬還應該向他道歉致謝，社會也應該支持和鼓勵，並加以弘揚，而老太太及其家屬這種恩將仇報的行為則應該受到譴責，以維護道德和法律的尊嚴；反之，如果是其將老太太撞倒，則其應該負擔全部的醫療費用及相應的康復療養費用。而法院更不能光憑推測來定案，從這個角度來講，法院的判決可謂荒唐之極，是一種相當不負責任的做法。是對社會道德的踐踏。
但是法律有它的准則，它是無情的，也不會考慮什麼道德因素。此案中，由於沒有弄清楚老太太是否是被撞到，因此無論法院做出什麼樣的判決，都是有悖於道德的。
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該案之所以在網路和新聞媒體上備受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當前國民的法律意識提升的表現，更重要的原因卻是人們在生活中也會經常碰到類似情況。此事件發生之後，我多次聽到有家長如此教育孩子，「以後碰到有人倒在地上一定不能一個人去扶，最好叫別人去，或者跟別人一起，如果附近實在沒人的話就最好別管。」由此可見這個案件對人們的影響有多大，可能有人認為這是小題大做、危言聳聽，可是有這么一個先例在眼前誰能不提防。畢竟人人都需要必要的自我保護，誰都不希望做好事還要承擔所謂的法律責任。如果是這樣那我寧願不做好人也罷。但是根據法院做出的判決，我們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將被無情的踐踏。
不可否認，當前社會的道德水準並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即使不是人人都以助人為樂，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不會出手幫助別人，不過也不至於違背基本道德去做傷天害理的事，違法犯罪的畢竟是少數，通過撒謊的手段去傷害別人的人也不多。所以我傾向於認為老太太及其家屬即原告誤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法官在判決書說理當中闡明的社會情理，並以此為由作出不利於被告的結論，在道德導向上確有不妥之傾向。如果這樣來認識情理，那麼我們還需要發揚雷鋒精神嗎？就算不是雷鋒，難道我們當今社會已經不能相信存在這樣做好事人了？我認為，我們生活當中並不缺乏這樣的好人好事，至少我們應該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大多數人也許不會像雷鋒那樣天天做好事，但偶爾做回好事應該不是不可能的。而該案的判決卻幾乎把做好事的可能性忽略，事實上就是對當前社會的道德水準評價過低所致，而且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公民做好事的積極性。
因此，在執法機關處理類似的法律與道德有一定抵觸的案件時，應當慎重抉擇，既要維護司法的公正性，也要兼顧道德的尊嚴。而且立法部門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也要充分考慮道德的影響，千萬不要讓法律吧道德的腰給撞折了。

㈢ 請推薦法律方面的著名小說或著作

給你介紹幾部法學名著：法學名著不計其數，這里給你介紹國內外著名的法學書籍： 1、羅爾斯的《正義論》2、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3、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哲學於法律方法》4、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5、梁志平的《法辯：中國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6、卡爾·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7、台灣王澤鑒的《民法概要》8、王利民的《民法總則研究》9、陳興良的《規范刑法學第二版》10、邁克爾·D貝勒斯的《法律的原則》11、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2、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13、哈特的《法律的概念》14、哈納克的《法律立法與自義》15、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16、龍勃羅梭的《犯罪人論》17、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英美法原理》18、羅傑·科特威爾的《法律社會學導論》19、亨利·萊維·布律爾的《法律社會學》20、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

小說:《天使的憤怒》西德尼。謝爾頓的經典巨著
內容簡介
西德尼·謝爾頓，2007年1月30日，謝爾頓在洛杉磯逝世，享年89歲。他是世界上唯一集奧斯卡獎、托尼獎和愛倫·坡獎於一身的作家，前17本小說全部登上過《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榜首。
根據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記載，他是世界上被翻譯得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譯成51種語言，引介到180個國家和地區，全球總銷量超過3億冊。
上個世紀90年代，譯林出版社最早把謝爾頓的作品介紹到中國，為國人打開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如今斯人已逝，當明天不再來臨，重讀這些傑作應當是我們最好的紀念。
「……給我們講講那群隱匿在黑暗中的魔鬼吧，西門。」
「他們的名字不可大聲說出，唯恐玷污凡人的嘴唇，因為他們出自不潔的黑暗之地且禍亂天庭，但他們被天使的憤怒所驅散……」
——《開俄斯對話錄》
謝爾頓最具盛名的作品，美國評論界稱這是「一部燦爛的嚴肅小說，盡到了小說所能盡到的一切職責。」
當家裡著火，只能帶一樣東西逃生，你會選擇什麼？
西德尼·謝爾頓的選擇是紙和筆：「我知道逃生後我們會被暫時安置在汽車旅館里，有了紙和筆，我就可以繼續寫作。」是的，他一直在寫作，還是這世上最會講故事的人。
此書裡面有一些法律的經典案例

㈣ 《美國8大名案》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美國8大名案》（（美）胡佳）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鏈接：https://pan..com/s/1wm4GysfytmpP9DSsa5mpQA

書名：美國8大名案

作者：（美）胡佳

豆瓣評分：7.6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5-01

頁數：489

內容簡介：

這不是偵探小說，也不是恐怖電影，既沒有作者刻意的安排，也沒有讀者企盼的圓滿，其引人入勝之處只在於——真實！

本書收集的案例都曾在美國社會轟動一時。其中不乏犯罪學、法醫學、偵查學和訴訟法學，以及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經典，也有被法學界人士廣為傳頌的法庭辯論精華，更有奇案、懸案和歷時數載乃至數十載的疑難大案……

本書以紀實的形式敘述了曾經轟動全美的8個重大案例，這些案例也已成為經典被載入美國的司法史冊。作者經歷年的資料收集，以通俗簡潔的文筆記述了案例的全貌，並著重突出了案例的本質意義與教育意義。本書不但情節曲折，懸念疊跖，而它的引人入勝之處更在於真實！本書的經典性還體現在這些案例具有法學、犯罪學、刑偵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每學科的現實意義，不僅是警務工作者，而且廣大公眾都會從中受益。

㈤ 《烏合之眾》讀後感

「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里有個和尚。他每天挑水、念經、敲木魚，生活過得安穩自在。不久，廟里又來了個瘦和尚。小和尚叫他去挑水，瘦和尚看到小和尚在廟里清閑自在，心想一個人去挑水太吃虧了 ，便要小和尚和他一起去抬水。後來，又來了個胖和尚。他也想喝水，小和尚和瘦和尚叫他自己去挑，胖和尚挑來水立刻獨自喝光了。從此誰也不挑水，三個和尚就沒水喝。突然有一天廟里失火，三個和尚一起奮力挑水救火，大火撲滅那一刻，他們也醒悟了。從此三個和尚齊心協力，水自然就更多了。」

上面這段正是傳承百年的「 三個和尚 」的經典童話故事。「一個和尚有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看似簡單的童話故事，告訴我們社會需要相互合作，需要每個人承擔社會責任，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負責，正所謂「 人心齊，泰山移 」。

慢慢的，隨著年齡的增長，再回首卻發現「三個和尚」童話故事中，闡述了社會發展演變的重要道理。假若我們把第一個和尚比做一個「人」，那麼不難發現當寺廟同時擁有三個和尚時，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群體」。「三個和尚」所形成的「群體」，盡管小，卻同樣具備諸如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緒激動等群體特徵。

原本一個聰明、自信、情緒穩定的人，為什麼到群體後，卻演變出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緒激動等特徵。 1895年 ，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 古斯塔夫. 勒龐 為了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淵源，出版了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一書。時刻多年，《烏合之眾》這本書依然沒有過時，成為了解讀群體特徵的重要讀物。

古斯塔夫·勒龐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有「 群體社會的馬基雅維里 」之稱，1841年5月出生於法國諾晉特-勒-盧特魯，1931年12月逝世於法國馬恩-拉-科蓋特。1866年勒龐獲得巴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來開始游歷了歐洲、北非、亞洲，寫了數本有關人類學和考古學的著作。

通過自我科研計劃的制定，經過多年的努力，勒龐發表了幾十部著作，完善了綜合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讓他在種族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最著名的著作為出版於1895年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此書不僅是社會心理學領域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被普通讀者閱讀最多的社會學經典之一，對現實社會和政治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至今已被翻譯為十幾種語言，再版將近30次，是作者依據自己研究興趣寫成的書，同時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即 群體心理學 。

1789年7月，為了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下的波旁王朝，爆發了影響深遠的 法國大革命 ，短短三年時間，過往的貴族和宗教特權不斷受到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及上街抗議的民眾的沖擊，舊的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然而法國大革命爆發後，更多激進思想圍繞著群眾，讓人們不自覺陷入一種 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緒激動 等群體思維特徵。法國大革命也從最初只反對封建君主，發展為反對封建貴族，再到後來甚至發展為只要曾經服務於封建君主、貴族的人群都被鎮壓、反對，法國大革命逐漸喪失了最初反抗封建君主專制的本質。

直至1830年7月，巴黎市民發動「 七月革命 」，政變中建立了以熱月黨人為代表的政權，法國大革命方才宣布徹底結束，法國歷史也進入維護大革命成果時期。法國大革命後，資產階級學者將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看作是理性的勝利，這一看法並不能完全解釋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根源，更不能解釋為什麼還會出現 雅各賓派 的恐怖。正是基於此，古斯塔夫. 勒龐獨辟蹊徑，從群體心理學視角開拓研究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本質。為了探尋根源，勒龐自稱是二十年如一日，先後出版了眾多關於大眾心理研究的書籍，《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出版於1895年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是一本研究大眾心理學的著作。在書中，作者結合法國大革命，闡述了群體以及群體心理的特徵，告訴我們當個人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時，他有著自己鮮明的個性化特徵，而當這個獨立個體融入群體後，他的所有個性都會被這個群體所淹沒，他的思想立刻就會被群體的思想所取代。而當一個群體存在時，他就有著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群體特徵。

在《烏合之眾》一書中，作者首先對群體進行了明確定義，告訴大家究竟何為群體，然後細致描述了群體心理特徵、情感和道德觀念，分析了人們在群聚狀態下的心理、道德、行為特徵，解釋了為何群體往往呈現出「 盲目 」、「 沖動 」、「 狂熱 」、「 輕信 」的特點，而統治者又是如何利用群體的這些特點建立和鞏固自身統治，進而成為群體中的「 領袖 」。

書中勒龐通過分析群體的意見和信念，提出了群體是在間接和直接兩種因素的作用下產生的，並且指出了群體領袖必須具備的品質特徵，以及對群體進行有效動員、控制所需要的方法手段。書中勒龐主要圍繞四個方面進行了群體闡述，即第一，勒龐是到底怎麼定義「群體」這個概念的；第二，勒龐認為的群體，具備哪些心理特徵；第三，群體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第四，群體的「領袖」，具有哪些特徵。

《烏合之眾》成功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即群體心理研究。書籍自出版之日起，除了閃爍著智慧的卓越的洞察和遠見，同時也有諸多人對勒龐及其思想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諸如指責研究不夠嚴謹、缺乏嚴密的學術論證、對群體的態度過於悲觀等等。但不可否認，一百多年後，《烏合之眾》依然沒有過時，勒龐宛若先知預言家一樣，指引群體心理發展。

「烏合之眾」一詞，最初來源於《管子》一書「 烏合之眾，初雖有歡，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 」，大意指在小幫派小群體中，最初都是友好親密的，但隨著利益，最終走向相互利用、相互傾覆的局面。勒龐將書名定義為「烏合之眾」，盡管給人一種消極悲觀的態勢，但卻充分展現了群體中激發人性的惡與醜陋的一面。

既然作者以「烏合之眾」定義書名，首先告訴我們什麼是「烏合之眾」，何為「 群體 」。其實我們經常在廣場上或火車站遇到的人群，雖然在同一時間聚集在同一個空間范圍里，可他們相互之間，各自有各自的關注點，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心理訴求，換句話說，廣場或車站遇到的人並不屬於不屬於勒龐定義的「群體」。

所謂「群體」是指聚集在一起的個人，無論他們屬於什麼民族、職業或性別，也不管是什麼事情讓他們走到了一起。可以說處於群體中的個體都將自己的情感與思想融入群體中，個體的差異從而被隱藏、模糊，強調的是一群人的集合。比如《烏合之眾》書中所研究的雅各賓派的恐怖，最初每個人都是冷靜、聰明、穩定，但當融入群體中，受到狂熱的情感驅使，致使個體出現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緒激動等盲目、沖動的特徵，此刻群體的共同意志潤物無聲般的取代了個人意志，使個體在無意識的自覺狀態下順利完成從外物到內化的轉變，這就形成了群體無意識行為。

當然類似軍人、企業員工、在校學生等被嚴格組織起來的人群，並不屬於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不具備作者所說的群體心理特徵。這些被高度組織化的人群均要求遵守確定的規則，接受嚴格的管理，按照明確的指揮行動。當然，這並不排斥這些組織中的一些人屬於其他群體，比如企業員工下班後，加入傳銷等非法群體，此時他們變成為了「烏合之眾」。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演變出現多種恐怖事件，正是因為個體的理性進入群體，被眾多無頭腦、無思維、無意識的人煽動、蠱惑，進而將個人理性思維變成了群體非理性思維。

出版於1895年的《烏合之眾》，盡管已逾百餘年，但其宣揚的「群體心理學」至今依然成為研究社會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尤其在當今這樣一個互聯網智能極速變革的時代，一方面給我們工作生活帶來了顛覆性的改變，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讓我們物質生活不斷提高，相反內心精神生活卻焦慮、空虛。為了緩解內心焦慮，越來越多的人沉浸於互聯網帶來的虛擬世界中，進而讓人們不由自主進入到一種娛樂至死的時代。網路社會我們每人同樣是一個理性而獨立的個體，同時我們也會不自覺陷入水軍製造的虛擬現實中，成為跟帖灌水的「 網路暴民 」的一份子。無論何種群體，個體陷入之後都具備了沖動、易變、急躁、偏執、專橫、保守、輕信、誇張、單純、盲目等獨特群體特徵。

面對這種情況，如何指引個體樹立正確的群體思維特徵，成為了每個領導者必須要面對的課題。眾所周知，蘋果IPHONE手機是當今智能手機行業的引領者，每當新一代IPHONE手機的發布時，都會成為顛覆時代變革的新產品。然而，2006年時任蘋果公司CEO、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將第一代IPHONE樣機拿給同行業經理人品評時，這些人做出的第一個動作竟然是，出乎意料的將IPHONE樣機扔到地上。伴隨著IPHONE樣機的屏幕被摔碎，這些所謂的專家給出的結論竟然是「 此款手機相比諾基亞，毫無市場競爭優勢，嚴禁量產，應予淘汰 」。

毫無疑問，這些評審專家均為當時最權威、最知名的人士，緣何會做出如此愚蠢的判罰？只因他們不自覺陷入一種當時手機行業引領者諾基亞公司製造的怪圈中，以諾基亞手機結實、耐用的特性，去品評任何產品，自身也隨之做出盲目、沖動、偏執、急躁、保守等獨特群體特徵。陷入怪圈後的評審專家，只看到了眼前利益，卻忽視了時代長期發展演變的步伐。2007年1月，第一代IPHONE手機正式發布上市，隨後正式揭開了智能手機發展的帷幕。相比而言，諾基亞手機在2007年歷史性的賣出40億部手機後，隨後幾年業績不斷下滑，2013年9月竟然被微軟公司收購，曾經被評審專家奉為行業標桿的諾基亞手機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評審專家對待IPHONE做出錯誤判斷的案例，正是人們陷入群體後，群體內領袖做出的不利觀點的佐證。越是激動的、無意識、無思維的群體，其實越是需要一個群體領袖，此時一個領袖也更容易脫穎而出。古往今來，群體領袖對於群體的作用，不僅有不利觀點，更具備有利觀點。《左傳.庄公十年》中有篇傳承千年的名文 《曹劌論戰》 ，文章中主要講述了曹劌在長勺之戰中對此次戰爭的一番評論，並在戰時活用「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的原理擊退強大的齊軍的史實。文章說明了在戰爭中如何正確運用戰略防禦原則，只有「取信於民」，實行「敵疲我打」的正確方針，選擇反攻和追擊的有利時機，才能以小敵大，以弱勝強。

重新回看《曹劌論戰》，除了贊嘆曹劌精湛的軍事才能，更應該看到其在群體中的領袖才幹。正因為曹劌在群體中依然保持一種冷靜、果敢、聰明、自信等積極正面的群體心理特徵，方才讓他可以帶領軍隊在戰爭中，做出「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的正確軍事理論。

面對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多元化的今天，全新的價值體系致使我們每天接收的信息達到了爆發的層級。面對高質量的信息變革時代，我們愈發顯得自我的渺小脆弱，如何不被淘汰，如何不人雲亦雲，如何與時俱進，成為我們每人應該思考反思的重要思維模式。《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盡管已經百餘年，時至今日，群體心理理論依然適用。前後閱讀三遍後，我簡單總結出以下幾點感悟。

第一，多去發現事物背後的底層道理邏輯，跳出畫面看畫，不拘於現實，懂得思考。

第二，破「從眾效應」，不要人雲亦雲，從全局角度入手，樹立顛覆式創新破局思維。

第三，樹立一種健康的生活習慣，多讀書，多思考，多交流，適當取捨，適當放空冥想，保持內心寧靜。

第四，增加延緩滿足感，提高自己的核心優勢。

最後奉上一句《烏合之眾》的金句： 烏合之眾永遠漫遊在無意識的領地，會隨時聽命於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於衷的生物所持有的激情，他們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外再無別的可能 。

《身份的焦慮》、《史蒂夫.喬布斯傳》、《舊制度與大革命》、《活出生命的意義》、《左傳.庄公十年》、《娛樂至死》、《美麗新世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㈥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㈦ 法律社會學 案例

從案例1看，按照一來般法理，群眾會議自以不參加公益事業為由將盧進發等7戶盧姓村民開除村籍的決議是無效的決議。後來對村民進行罰款的行為沒有法律依據，也是無效的決議。

從案例2上看，政府的執行力顯然不如在少數民族中頭人的執行力。按照一般法理，政府實施行政行為不應當建立在某些個人的權威之上。

從案例3上看，按照一般法理，民間一些接近迷信的風俗不應當在法律上獲得公力救濟。

但是，一些善良風俗和少數民族的習慣法如果不影響社會的穩定健康狀態，甚至促進社會的穩定健康狀態，就可以排除一些民事法律的適用。司法和行政機關在遇到一些少數民族地方的善良習慣和一些地區無害社會的善良風俗時候，應當在引導的同時，也要尊重這些已經形成一定社會規范的特殊規則。當然前提是這些規范不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以追求行政和司法過程中的最大社會效益。

反之，如果一味以機械的遵照一般法理進行行政和司法，不僅效果不好，而且不能體現法律在解決社會沖突時的作用，降低法的價值和功能。

㈧ 在日常生活中有關法律的10個例子

1，早晨來上班，你過馬路要遵守道路安全交通法。
2，路過菜市場，內買了煎餅果子。他要約容，你承諾，跟攤主形成買賣合同。
3.來到所里，有個當事人來交代理費，沒帶夠，給所里打了個條。當事人跟所里形成了債權債務關系。
4，坐在電腦前，打不開電腦，壞了，讓人來維修。你跟維修人員之間建立了合同法上的加工承攬關系。
5，人家維修完了，讓你掏錢結賬，突然發現錢包不見了。原來被小偷偷了，小偷的行為是盜竊行為。應受到法律制裁。這是刑事法律關系。
6.你向公安機關報警，公安機關以過年放假不出警，你起訴公安局，屬於行政訴訟。你與公安機關之間形成行政法律關系。
7.公安機關敗訴了，需要承擔賠償責任。按照國家賠償法賠償了你的損失。這屬於國家賠償法調整的范圍。
8，你很高興，請大夥去吃飯，到飯店，與飯店形成合同關系。
9，在飯店吃飯，你拚命勸大夥喝酒，結果導致一人酒後腸胃出血，朋友起訴你，與你形成了侵權法律關系。
10，現實生活中的例子很多，比如結婚得達到法定條件，離婚得符合法定標准啊。

㈨ 復旦大學有哪些教授的課是必須要去蹭的

計科狗答一波，首先推薦闞海斌老師的線性代數！（如果是文科生就算了吧。。。）

線性代數一般學校都有的課。如果想從事理工科方面的這門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由於這個課和高中脫節太大，矩陣的內容太抽象而復雜，很少有老師能夠講的深入淺出，大部分都是上的雲里霧里的。但是！闞老師這個課講得幾乎沒有半句廢話，每當一個新定義出現的時候都會先做好充足鋪墊，並且會給你講一下你學的這個在計算機科學里以後有什麼用，比如特徵值在人臉識別數據降維里都有什麼用，總之強烈推薦。

最後要說一句，學習知識的過程都是枯燥的，所謂的課程有趣也是需要你對老師講的內容有一些自己的理解看法之後才能產生思想的碰撞，而如果是專業課的話老師一學期16節課基本上課本內容都是剛好講完，所以還是需要私下對書本有了一定掌握之後再去蹭課啊~

㈩ 社會規范相互沖突的例子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浪潮，我國正式確認了「法治」的目標，高速完成了多層次法律體系的立法建設。然而，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法治的發展水平和法律體系的完備程度並不是一種和諧的正比例關系。相反，隨著大規模立法活動的開展，法律條文越來越多，社會秩序卻並不盡如人意。我們面臨著一個「法律越多而秩序越少」的困境。①其間，最直接、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面對不同等級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人們對法律效力產生前所未有的質疑，對整個社會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下降，各種越軌行為大量發生。因此，本文對當代中國多元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展開分析，進而對我國轉型期的社會控制進行一種法社會學探究。
一、社會規范的多元化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②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③這里，盧梭所說的束縛人們社會行為的「枷鎖」與荀子所言的指引人們慾望的「度量分界」就是社會規范。「規范」一詞，古希臘文為nomos，包含法律、倫理習慣、宗教禮儀等意義；拉丁文為norma，英文為norm，包含准則，標准、模範、模型、典型等意義。在古羅馬，「規范」還曾是丈量土地的工具的名稱。在漢語里，「規范」最初是指作為測量儀器的規矩，後引申為法、法度。④美國法學家羅斯科�9�9龐德認為，法律的目的是實現正義，它意味著一種制度，意味著那樣一種關系的調整和行為的安排。⑤在法社會學的視野中，調整社會秩序、規制社會行為的社會規范可以統稱為「法」。
在學界，關於法與法律的界分始終存在於法學家尤其是法哲學家的話題論爭之中，法律結構也從狹義與廣義兩個層面劃分為「一元論」和「二元論」兩種觀點：一元論認為，法即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性文件，在國家法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類型的法；二元論認為，法是調整社會的一切規范，而法律只是法的反映，在國家制定出法律之前，法就存在於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並以一種隱性的形式指導著人們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社會關系置身於不同的場域之中，具備固有屬性的各種社會規范從不同層面分配著人們的權利與義務，這不僅決定了人們所認可或必須遵守的規范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程序選擇是多元的，也使得法律結構的「二元論」在學理和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正如梁治平所言：「法社會學家們發現，即使在當代最發達的國家，國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謂的正式法律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非正式法律。」⑥因此，無論是社會秩序的多元互動還是社會控制的路徑選擇，法律多元理論（legal pluralism theory）都是一個有力的分析框架。
「法律多元」的概念源於法律人類學，是指「兩種或多種法律制度在同一社會中共存的一種狀況」⑦。「在每個社會都存在與群體多樣性相適應的法律結構的多樣性，它們是相互獨立的、相互依賴的、相互滲透的或者三者都存在。」⑧法律多元理論實際上是對「法律中心主義」「國家實證主義」的一種顛覆，它對法律的論述拋棄了法與階級性、國家強制力、統治者意識形態相聯系的觀點，直接或間接地承認了多元文化載體下社會規范的多元化與多樣性。國內學者對法律多元理論的研究通常是在「國家法」與「非國家法」的基礎上，運用「國家法」與「民間法」⑨的二元結構劃分展開研究。
波斯皮舍爾認為，「任何人類社會――都不具有單個一致的法律制度，有多少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便有多少種法律制度。反過來講，社會中每個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都以其特有的法律制度調整其成員的關系，在不同的從屬集團中，各自的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存在著必要的差異的」⑩。在中國傳統社會，社會成員高度同質性、社會空間高度封閉性等現實條件使得基於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產生的初級群體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儒家倫理教條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價值體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二元結構劃分也基本上符合我國傳統社會的法律現實。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快速轉型不但瓦解了舊有的禮法秩序和等級體系，也催生出一系列以科層制為基礎的，大型的、專業化的、非個人的次級組織（如單位、公司、學校、機關等），這些擺脫血緣、地緣因素限制的職業群體成為現代社會聯結國家與個人的中間環節。正如塗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指出的：「事實上，法人團體卻是我們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群眾組織里，如果不存在有任何一種行業制度，那麼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個真空，這是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的。」從這個角度講，在現代社會，職業日趨成為社會成員最重要的社會屬性，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已經形成。在這種社會背景中，從「上位法」與「下位法」的角度將「非國家法」單純定義為「民間法」而建立起來的概念框架不僅抹殺了我國現階段規范載體的多元現實，也有悖於「體系化」的理論預設，從而容易得出千篇一律的理論解釋。 因此，針對「國家法」與「民間法」二元結構劃分的理論偏頗，我們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和效力范圍兩個角度擴展法的概念范圍，將基於法人職業團體內部章程而建立的行業規范定義為「團體法」，進而將我國的多元社會規范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
二、多元社會規范的位階
在一個國家的法律結構中，多元社會規范因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上的差異呈現階梯狀，也即規范位階。從法理上講，規范位階首先表現為社會權力的等級性，各種社會權力因規制社會關系、調控社會秩序的差異呈現一種權力架構上的層級結構，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居於其許可權相稱的位置上；其次，規范位階表現為社會關系的包容性，處於高位階的社會規范對社會事實的容納量更大、抽象程度更高，低位階則相反；最後，規范位階表現為多元規范實效的交叉性，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同時調控一個社會事實，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中，規范位階與規范實效之間並不呈現實然的對應關系。基於此，我們對「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進行位階界定，進而對當前我國多元社會規范的內涵予以闡釋。
1.國家法
所謂國家法，一般可以理解為由特定國家機構制定、頒布、採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實施的法律。國家法是一種被稱作國家的政治體的官方法，它本身是國家公權力的政治產品。在昂格爾的話語體系裡，國家法就是官僚法或規則性法律，這種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實在性，由一個具有政府特徵的組織所確立和強制的公開規則組成，從而專屬於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和他們的專業助手的活動領域。因此，嚴格地說，國家法是由一個國家中央機關制定和認可、由國家權威作為強制力後盾推行、由具體機構負責普遍實施的一整套格式化概念，其表現為對一系列社會事實的明確表達和成文規范，更多地對社會結構、社會關系進行調整，並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修正。
從歷史典章來看，國家法與其說是對萬民的律令，不如說是對官吏的指南，其作用主要體現在鞏固政權、道德教化以及必要的社會管理上。從法律實效性上講，在我國傳統社會，「國家律例」的直接統治止於州縣，用馬克斯�9�9韋伯的話說，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史乃是一部「皇權試圖將其統轄勢力不斷擴展到城外地區的歷史」，國家法「出了城牆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推延至今，伴隨著現代化的浪潮，我國的國家法更多地來自西方法律的移植，其正當性最強、法律位階最高，也在總體上滿足了社會一般正義的要求。但是，國家法作為公權力外部強加的、程序嚴密的社會規范對人們來說缺少一種親情上的聯系，從而影響了其效力實施的范圍，也直接造成了民眾對國家法的質疑與抗拒。
2.團體法
法律社會學家指出：「在每個社會中都有一些組成該社會的次群體，如宗教、社區和政治聯盟等這樣一些社會單元。每一次群體都有其類法律秩序，盡管許多類法律制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它們卻常常模仿國家法律的機構和符號形式，還有些法律形式的規範式慣例。」較之於國家法，團體法的出現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在初級群體解體、社會組織高度發育、社會成員高度分化的條件下，團體法衍生於社會次級群體內部，並作為「非國家法」的一種規范類型豐富著我國的法律多元理論。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初級關系的建立主要以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為緣由，從而衍生出一些基於業緣（基於成員之職業聯系而形成）和趣緣（基於成員之間共同的興趣、愛好而形成）的次級關系，初級群體及相應的次級群體就成為這種社會規范的載體與合成。基於此，我國傳統社會也產生了一些類似「團體法」的社會規范，如「行會法」「幫會法」「會社法」等等。然而，我國的傳統社會遠未能形成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這些具有「團體法」雛形的社會規范只是民間法、習慣法的一種成文類型而缺乏獨立施效的空間。
當代中國，多元的社會分工形成了多元的職業分類，社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涌現，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出於良性運行的需要對組織內部成員進行約束、調解和指導。「實際上，經濟體制總是在不斷運行，各種人員都會通過相互協作來促進這種運作。對每一個職業來說，都要制定一系列規范，來確定所需要的工作量，對各種人員所付的適當報酬，他對共同體應負的責任，以及彼此應負的責任等等。」因此，針對某個職業、某個群體、某個次級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也就形成了現代社會多元的團體法類型。其中，既包括與國家法關系密切、血統接近的國企內部的「單位規章」，也包括與民間法更為接近的「團體法令」，更涵蓋了私營、外資等各種企業內部的「職業規范」。從性質上講，團體法作為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獨立的、特殊的規范分類，其正當性基礎、法律位階也處於兩者之間，在具體的行業領域內，團體法的實效性往往最為直接，但效力范圍卻最小。
3.民間法
在中國話語體系中，與「官府」相對的就是「民間」，「民間法」也就成為「國家法」之外最重要的概念范疇。從廣義上講，民間法的產生與國家的產生相分離，是在「官方制定法」之外、未經過國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權」而廣泛存在的一切社會規則的統稱。從狹義上講，民間法是在長期歷史實踐過程中，經由風俗習慣、價值信念、倫理道德和文化傳統演變而來的一套行為規范。因此，國內很多學者將「民間法」等同於「習慣法」，對「民間法」的研究也更多地從「實踐性規范來源」「自發性權威基礎」「模糊性規范形式」「地方性知識體系」等角度進行。我們認為，民間法的產生源於人們的社會需要，它是人們適應自然環境、維持生存的文化模式，欠缺成文法規，無完整明確的條文體系。民間法產生後，主要通過口頭、行為、心理進行傳播和繼承，不像國家法那樣有嚴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現形式。
在傳統社會中，面對「無訟」「抑訟」「和為貴」「皇權不下縣」等法律現實，民間法作為指導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基礎性規范，扮演著最重要的社會控制角色。正如埃爾曼所說：「習慣是一種不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淵源：它規定了因為經常的遵守而成為『習慣性』的行為，並宣布對背離行為的制裁。」同時，民間法的產生往往基於地緣、血緣等初級社會關系，同一種民間法規可能限於一村一地，也可能及於一省數省，即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其中尤以少數民族習慣法最為典型。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對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分化的加劇，民間法保留了其核心構成但卻被視為一種過時、落後的規范，它的正當性最弱、法律位階最低。與此同時，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人們更多地將民間法作為一種最常用的生活實踐規范，「對普通人的行為方式的規定和人際關系的調整仍延續了大傳統，傳統的民間規范依舊以一種模糊的方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這也賦予了民間法最廣泛的實效性與穩定性。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多孔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的時代，一個迫使我們不斷地轉變和滲入的法律秩序的多重網路時代。我們的法律生活是由不同的法律秩序相互交叉即法制間（interlegarity）而建構的，法制間是法律多元主義的現象對應物。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更多地呈現出相互交叉的特點。同時，基於以上三種法律規范在效力范圍上的差異，我們以圖形將它們區別，如圖1所示。
圖1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示意圖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社會規范作為一種應然的「規定性命題」，其核心意義在於，作為行為的指針和判准，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指引作用，並在行動符合/未符合其設定的標准時發生相應的積極/消極效果。但是，社會規范並不會對一個社會中全部的社會事實進行調節，在社會規范之外，總會有一些「真空區域」，這些「真空區域」中的行為已不再屬於社會行為而完全成為個體行為（如個人的家庭陳設、睡覺姿勢、飲食習慣、閱讀愛好，等等）。如果將圖1的圓形空間理解為社會全部的行為空間A的話，那麼圖中「國家法」B、「團體法」C、「民間法」D表示各自的效力范圍，三者之外的空間就屬於「規范之外」的「自由」領域。同時，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人類行為的種類和范圍在不斷擴張，「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各自的效力范圍也在不斷外延，因此，圖1隻是一個靜態的宏觀表達。
三、多元社會規范的沖突與互動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明確指出：「法有各種不同的體系，人類理想所謂偉大崇高，在於它能夠很好地認識到法律所要規定的事物應該和哪一個體系發生主要的關系，而不致攪亂了那些應該支配人類的原則。」國家法作為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強制性的法律形式，不僅體現了國家公權力的內涵，也滿足了最廣泛的社會利益訴求；團體法作為並列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則體系，成為現代社會締結國家與個人、公共權威與個人權利的重要紐帶；民間法作為一種傳承、積淀、整合了數千年法律文化的規范類型，它代表和滿足了一定區域、一定關系網路中社會成員的需要。在法律多元的理論架構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分屬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各自的規范領域中承載不同的目的和價值取向，從而在調整具體的社會關繫上存在「分工與合作」的關系。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不相一致甚至相悖時，它們之間表現出規范的沖突與對立；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相一致時，它們之間則呈現出規范的互動與融合。從宏觀的角度講，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是觀念與實踐的沖突與互動，是現代與傳統的沖突與互動，更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因此，我們將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
我國傳統的民間法主要集中在「戶婚田土錢債」一類事務，按照現代法律的歸類，這些都屬於民法的范疇。在現代社會，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沖突，也集中表現在民事范圍內。例如，在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民間法以罰物、肉刑、當眾遊街等方式執行規范程序，從而表現出損害名譽、人身傷害、累及無辜等特點，與國家制定法的處罰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直接表現為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沖突。
同時，在傳統社會中，在國家法不屑、同時事實上又無力規范的范圍里，民間法不僅對封閉的鄉土社會起到定紛止爭、權利分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著國家法的規范理念，這種「援禮入法，融法於俗，渾然無外，包羅萬有」的禮法結構同樣延續到現代社會之中。比如，不久前，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完成修訂，將「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並強調子女對老人的「精神慰藉」，隨即引發了關於親情回歸的民間討論。此間，國家法與弘揚倫理道德、維護禮儀綱常的民間法之間實現了契合。
2.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社會規范實際上是社會權力的一種表徵，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衍生出不同的社會權力關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社會規范類型與規范實施效果。邁克爾�9�9曼（Michael Mann）曾將權力劃分為「權威型權力」與「彌散型權力」兩種類型，以此來對應封閉固化的集權社會和自由多元的現代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團體法，也正是在「彌散型權力」成為主導社會權力關系的情況下才得以形成的，其更多地表現為以工具理性為指導的、具有多元利益訴求的規范體系。同時，團體法作為一種成文規范，其與國家法的沖突也是基於規范價值取向的差異而存在。比如，國家制定的《勞動法》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加班待遇乃至產假都給予了嚴格規定，但面臨市場化的日益發展，現代性的競爭關系使得團體法與國家法在具體的規范要求上產生嚴重的沖突。
同時，團體法作為職業法團內部的社會規范，在涉及國家基本政策、社會根本秩序的問題上，團體法趨近於國家法的社會控制功能，也更加體現出兩者之間的互動。比如，在國家新近出台的「單獨二孩」政策（即夫妻雙方中的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以及關乎國家主權的領土問題上，團體法與國家法表現出高度一致。在當代中國，最能體現國家法與團體法契合的莫過於既充分體現國家主義、又彰顯現代法團概念的「單位規章」了，它甚至被視為一種「實施細則」在單位內部推行，完善著國家法。
3.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從規范來源上講，團體法在現代社會趨近於國家法，但在傳統社會卻寄生於民間法，同時，現代社會多元的社會關系表現為多元的團體類型，有些甚至就是民間組織的法團表徵。在這種背景下，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也就更為自然。
就兩者的沖突而言，在具體的社會規范場域中，民間法捍衛著傳統的法則，而團體法則推行現代倫理，兩者之間表現出傳統與現代、實踐與觀念之間的矛盾。比如，在資源豐富的林地、礦山、牧場的開發中，團體法基於自身利益往往強勢地將人們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一套規制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民間法視為陋習甚至流弊。特別是在文化資源豐富的民族地區，團體法堅持商業化的運營機制，卻遭到民間法的強烈抵制，以致各種群體性抗爭事件層出不窮。又如，一些職業法團內部關於休假的規定往往與我國清明、端午乃至春節等傳統節日相沖突，甚至刻意迴避民間法對傳統文化的規定，從而加劇了兩者之間的沖突。 就兩者的互動而言，在多元的社團類型中，有很多非政府的團體實際上就是基於血緣、業緣、趣緣關系建立起來的現代意義的「行會」「會社」「幫會」，甚或是具有公益性質的非營利性團體。在這種組織類型上產生的團體法，往往與民間法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我國著名的晉商、徽商、閩商通過公眾募捐、各省公立起來的行幫組織仍舊沿用流傳上百年的內部約法，以保證自身團體的穩定與發展。再如，為了傳承經典文藝資源而流行於各地的票友俱樂部，其內部規范仍舊以民間方式推行。在這些社團組織內部，團體法與民間法之間呈現一種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傳遞與交融。
4.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的沖突與互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社會形態下的規范制定都旨在穩定社會關系，但是社會關系本身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規范的沖突實際上反映了法律穩定與社會變遷之間的沖突。如果說以上列舉出來的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兩兩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存在交互類型偏頗的話，那麼，在時間、空間和邏輯上體現位階差異的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在圖1中體現為B、C、D三個區域的交集），即同一個社會事實、同一類社會關系被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共同指涉，三種規范的法效果不同且互不兼容、甚或三者法效果一致且彼此相襯的情形，才真正體現出多元規范在社會變遷中的現實意義。
首先，在我國社會結構變遷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均不能獨立、有效地完成社會秩序的維持與社會行為的規制，這種現象就是「規范真空」。實際上，「真空」狀態並不是沒有規范，而是社會沒有為其成員提供清晰的規范，多種規范雜然並存，而且互相沖突。人們在「真空」狀態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規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規范，還可以遵循自己創造的規范，而無論遵循哪一種規范，其結果都會受到其他規范的排斥甚至制裁。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規范盲區往往以社會規范之間隱性沖突的方式普遍存在。以我國民間借貸為例，國家法規定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超出則視為高利貸，且對借貸時間、書面合同等都有嚴格規定；然而，從事借貸的團體往往以超額的回報利率進行融資與放貸，交易多數發生在基於血緣、地緣、業緣構成的熟人關系網路中；同時，民間法對債權關系的界定建立在傳統互助的基礎之上，且以私力救濟的方式規定了事後保護的細則。在這種規范沖突的環境中，民間借貸亂象頻頻發生，人們在面對糾紛時無法真正通過任何一種方式有效地完成利益訴求。因此，在社會轉型期，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沖突使得游離於三種規范之外的「潛規則」大行其道，人們以社會未認可的規范來實現自身認可的利益，從而出現「越軌泛化」的亂象。
其次，就三者之間的契合而言，諸如殺人、搶劫、吸毒、性關系混亂等違背社會根本正義原則的社會行為會同時受到國家法、民間法和團體法的制約。並且，由於它們的規范空間和施效領域存在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實際上面臨來自國家強制制裁、民間輿論懲罰及單位規章的三重壓力。所以，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繫上方向一致的時候，往往是社會控制效果最佳的規范環境，也最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四、小結與討論
從我國轉型期多元規范的研究視野出發，我們運用「法律多元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與效力范圍兩個維度拓展「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傳統概念劃分，將我國現階段社會規范的多元化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其中，「團體法」是本文的一個創新點，表現為現代社會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獨立的規范類型。
在借鑒「位階」與「效力」的法學概念分析方法的基礎之上，我們依據社會規范的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確定「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概念內涵與規范位階：作為公權力政治產品的國家法位階最高，形成於現代職業法團內部的團體法位階次之，彰顯「小傳統」精神內核的民間法位階最低。同時，按照「法制間」（interlegarity）的觀點，我們用圖1顯示了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關系。
從規制社會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方向與方式的角度，我們結合具體案例，系統探討和分析了三種社會規范的四種互構關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以及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之間的沖突與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