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埃森社會法

㈠ 遵循先例原則的內容與特點

內容摘要：遵循先例是英國一項基本的司法原則，在英國信仰先例遵循先例是由其制度、民族性和法官職業化特點等原因形成的。遵循先例在司法過程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我國還不宜把它作為一項司法原則。
關 鍵 詞：遵循先例 民族性 法官職業化
遵循先例是英美普通法系先例原則中一個最為通用的術語，是拉丁語Stare decisis et non quieta morere 的縮略語。遵循先例意指某個法律要點一經司法判決確立，便構成了一個日後不應背離的先例。
遵循先例基本內容
遵循先例即"以相似的方法處理相似的案件，並遵循既定的法律規則與實踐。"[1] 在現代英國普通法的實際操作中，這項原則相當復雜，一般來說它包涵了以下幾個要點：歐洲法院在解釋歐共體法時所作的判決對所有英國法院具有拘束力。上議院的判決對所有英國法院有拘束力，但它自己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不遵守自己先前的判決。上訴法院的判決對所有下級法院有拘束力，除特別情況外其民事分院必須遵循自己的先前判決，刑事分院在很多情況下並不那麼嚴格遵循自己先前判決。高等法院的判決對所有下級法院有拘束力，但對其自身無拘束力。不同分庭之間一般會相互尊重對方作出的判決，但如果認為先前一項判決有錯誤，則可以不遵循先例。所有下級法院均受以上高級法院判決的約束，它們的判決對其他任何法院及其自身無拘束力。先例的拘束力大體包括縱橫兩個方面。縱的方面是指上下級法院之間，下級法院必須嚴格遵守上級法院先前的判例，一個受先例拘束的法官往往是極不情願作出其判決，正如巴克利(Buckley)大法官在1915年物產經紀有限公司訴奧林比阿油渣餅有限公司案中所表述的那樣："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認為我自己宣布的判決是正確。相反，如果我有權按照自己的看法，依靠自己的推理，我將說它是錯的。但我受先例的約束--當然遵循先例是我的責任，我感到必須宣告我不得不作出的判決。"[2] 黑爾什姆（Halisham）大法官曾嚴厲批評下級法院規避上級法院先例的做法："事實是我希望永遠不需要再這樣說了--在這個國家存在的法院等級制度中，每一個下級法院，包括上訴法院在內，都必須嚴格接受上級法院的判決。"[3] 先例的橫向拘束力是指同一法院或同一級法院先例的效力問題，這種效力與縱向效力不同，其基礎不是出於法院的等級結構而是導源於"法官的禮讓"。但遵循先例也有例外，為了確保案件的公正在普遍遵循先前判決的同時，如果認為有必要，可以違背先前的判決。[4]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個有拘束力的判決並非每個組成部分都可成為先例加以引用，只有判決的核心部分"判決理由"（ratio decidendi）才對今後的裁判有拘束力，至於其"附帶意見"（obiter dicta）僅有說服力而無拘束力。
遵循先例歷史成因
遵循先例在普通法系國家是有其獨特原因：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民族性和思維特點及獨特法官職業化路進形成的。從政治體制上看在諾曼底公爵征服英國以前，英國是處於不同領主統治之下，各個領主在其領地之內適用不同的法律。英國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英國法律適用極不統一。在1066年諾曼底公爵征服英國以後，英國開始有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王權，宣示國王的權威，國王開始派譴代理人到各地巡迴審判。試圖用統一的法律制度打擊封建割據勢力，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當這些巡迴法官返回維斯特敏斯特之後，他們在一起討論案情、交換法律意見，彼此承認各自的判決，並約定在以後巡迴審判中加以適用。在其後兩百多年中，遵循先例的原則逐漸形成，至十三世紀末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就不斷援用先例，到十六世紀遵循先例已被作為慣例確立下來。十九世紀後半期，隨著法院組織的改革和統一以及系統權威判例匯編的出現，遵循先例原則得以正式確立。
英國人的民族特點也適合遵循先例原則的長成，英國人民族性中最顯著的特徵是主實踐重行動，他們看重的是實際、講究的是效果。他們做事依賴直覺、本能和經驗，經驗主義是這個民族性的最好表述。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聲稱：一切知識都來自感覺和反省，而非天賦或先驗。英國人的民族性決定了英國人不喜歡嚴格意義上的成文法典，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懷疑經過高度系統化、抽象化的法典。因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典是由一系列經過高度抽象化、系統化、理性化的法律條文組成，從這些精細的法律條文之中已很難窺見現實生活的原貌，許多法律規范是依據理性預先假定設立的，這種遠離現實生活形而上學體繫上的成文法典，不僅令人難以把握，甚至令人懷疑其真實可靠性程度。這就決定了英國人不可能對成文法太感興趣，相反判例是司法活動的先前判決，是對以往案件的真實處理，是法律干涉生活的有效證明。它是活的法，看得見摸得著，由於英國人具有重實踐看後果的特徵，在遇到生活糾紛需要法律裁判的時候他們不是看理論上怎樣說的，而是看法官是如何處理的。先例對於英國人來說是傳統是過去是經驗，而經驗就是對曾經發生事情的感性把握。他們認為過去的東西所以能夠流傳下來，必定是可靠實用的，邏輯可以是思想法則，而經驗才是實踐的結晶。先例是過去案件中作為法律淵源的先前司法判決，是以前法官處理相同或相關案件經驗結晶。英國人的思維習慣是向後看，他們傾向保守、珍視傳統，實質是因為他們注重經驗，注重實用，這就決定了英國人對先例特別偏愛也容易遵循。法國文學批評家安德烈·莫洛亞在《英國人》一書中說："在英國先例統治著裁判官和政治家，在這個國家判斷是非是判例而非理念。"
法官成長的路進也決定了他們容易遵循先例：早期的英國王室法官是由牧師擔任，到十四世紀左右，開始從辯護律師中挑選法官。而律師是在普通法熏陶和訓練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的學業來自對法院訴訟的聆聽。即使後來的律師學院成立，其教學方式也是以法庭模擬為內容的職業訓練，法官與律師的行會式教育與職業的行業化，是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原則的產物，反過來也為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在中世紀英國，師出同門的法官和律師對制定法不僅不感興趣，而且由於制定法常被國王用來謀取特權或施行高壓政策的手段，造成了當時與國王具有不同利益法官與律師對制定法的抵觸，在他們看來制定法至少是反常的法律現象，科克大法官更把普通法視為"兇猛的暴君"，[5] 這就反過來促使法官和律師對遵循先例的偏愛。
遵循先例司法價值
任何一項司法制度和訴訟原則必須具有各自的司法價值，才具有生命力。遵循先例的價值在於將一定確定性和可預見性規則引入私人活動及商業活動之中，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趨利避害，爭取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一個參照標准。遵循先例對法官專斷能起到約束作用，在英美國家，由於恪守三權分立原則，法官獨立性很強，同時他可以自由心證，相對大陸法系法官來說擁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自由裁量權僅靠職業道德來約束，缺乏硬性的法律手段限制是很危險的，難以防止法官成為"法律殺手"。我們不能確保每個法官皆堯舜，都公正無偏私地處理案件。遵循先例原則減少了法官作出偏袒和偏見判決的可能性。"如果美國廢除了先例原則，那麼在未被制定法所規定的整個人際關際領域中、法官就會按照他們個人的旨趣和個人的是非觀去自由行事"。[6] 這種狀況無益於維持人們對法律的尊重、也無助於保持公眾對司法機的廉潔性所具有的信任。為了防止法官犯罪錯誤，有必要用遵循先例這張無形的網對法官判決進行約束。遵循先例可以提高辦理司法業務的速度，促進司法工作的效率。遵循先例可以節約時間和法官的精力，與此相關訴訟周期縮短可以減少當事人的訴訟費用。卡多佐法官曾言："如果過去的每個判例在每個新案件中都要被重新討論，而且一個人無法在走在前面的人所奠砌可靠基礎上砌他自己的磚，那麼法官勞動就會被增加到幾乎使他垮掉的地步。"[7] 遵循先例使法官的一些重復勞動成為不必要，大大提高訴訟效率，這對把時間等同於金錢的英美國家人來說特別有認同感。遵循先例的精髓乃是相同的情況相同對待，這與人們追求平等的正義感相吻合。卡爾·盧埃森認為先例在法律中的效率所以提高，乃是通過"那種奇妙且幾乎是普遍的正義感實現。這種正義感強烈要求，在相同情形中所有人都應得到同樣的對待.
價值有正負之分，遵循先例同樣有其負價值：由於先例的日積月累、數量繁多，法官實際上是無法全面了解，勢必會造成某些錯誤。先例相互之間也會存在一定的沖突，這就為那些曲解法律意圖偏袒一方當事人不公正裁判的法官提供了借口，我國歷史上曾出現"欲其生附生議，欲其死附死比"曲解法律出入人罪的法官。再者遵循先例乃是用過去的判決理由裁判今天的案件，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同樣也不會存在兩個判決理由完全相同的案件，用過去的判決理由來裁判今天的案件難免會造成不公。遵循先例所關注的是平等，這種平等乃是一個過去判例與現在案件之間的平等，但平等的觀念會隨社會變遷而變化。公平裁判就其本質而言關注的是空間上的平等，即按當代價值判斷來平等地對待兩個人或兩起情形。何況一個早期的判例可能是由一個水平差而無能的法官作出，因而遵循先例並不能必然保證法官的公正裁判。總之，普通法國家遵循判例、信仰判例是有其客觀歷史原因、民族特點和法官職業隊伍特點決定的。
遵循先例可否作為它山之石
遵循先例能否作為它山之石，在我國加以借鑒。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問題：借鑒判例能否促進公正審判，法治統一？能否約束法官專斷裁判？
遵循先例目的是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時做到相似案件相似處理，在量刑上司法上做到法制統一和平衡，但這里有一個前題那就是法官必須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和豐富的審判經驗和技能。因為判例日積月累數量繁多，對何謂相似案件不同的法官也會見仁見智，得出不同結論。法官在尋找判決理由和附帶意見往往是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去理解和收集。由於視角不同，法官就可能在不相似的案件搜尋到自己需要的判決理由，也可能在相似的案件中找不到相似的判決理由，相似案件相同處理的另一個前題是不同時代的不同法官必須具有相同的認知水平和相同價值觀並採用相同的評價標准，這樣才能保證案件處理的前後一致，做到法治統一，而這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都是不可能的。從實踐層面看，遵循先例並不總是能保持法治統一，我國早在宋代就有引例斷案的規定，"例"即斷案成例，通過引例斷案賦予成例以法律效力，其結果造成以例破律，嚴重傷害了法治統一，並且官吏上下其手"欲其生則附生議，欲其死則死比。"這就說遵循先例並不能必然導出法治統一和法官的公正裁判。當然宋代的引例斷案與英美法中的遵循先例是有許多不同，但從中還是能說明遵循先例與法治統一，二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相反如果法官沒有高尚的職業道德，遵循先例反為其出入人罪提供一個合法的借口，而我們無法保證在中國本土上每個法官皆堯舜。還是沈家本說得深刻："雖有貞觀之法，但無貞觀之吏，法欲善而不能。"任何一項制度盡管其十分完善，但還必須有高尚的人來執行，才能使其功能得到應有的發揮。
遵循先例的基本功能在於限製法官專斷，問題在於我國法官有資格有條件專斷嗎？由於我國體制與普通法系國家有明顯不同，法官職業化特點也大相徑庭。我國法官的獨立性和權威遠不如普通法系國家法官，法官專斷的前題是法官獨立，法官有權威，我國由於體制上、歷史上的各種原因，我國法官獨立裁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法官權威形成還是路漫漫其修遠。因而我國法官還不具備專斷的資格和條件，既然專斷的前題都不具備，約束法官也就無從談起，相反如果遵循先例，一些有悖訴訟規律諸如二審提前介入，請示匯報的做法又會乘虛而入，而這會嚴重沖擊正在成長的法官獨立和法官權威，因而我國目前還不宜設置遵循先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