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誤解

1. 有關法律英語和英美合同法——enforceable應該怎麼理解

英美合同法非常復注重雙方間之權利義制務時候對等，合同能否有效成立，很重要的一點是看時候存在對價。一般而言，無對價的要約通常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同的，比如英美法最初是不承認贈與合同的效力的；但如果這類合同採取蓋印契約的形式，則即使雙方不存在對價，這個贈與合同也是可以強制執行的(enforceable)。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2. 購房合同存在重大誤解合同能夠解除嗎

購房合同存在重大誤解合同能夠解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54條規定，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至於如何認定可撤銷的合同，《合同法》並未做出規定。何為重大誤解，如何認定重大誤解，在我國合同法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還是一個尚未取得統一認識的問題。筆者試就此做如下探討。
一、重大誤解與合同未成立、合同解釋
重大誤解與合同未成立、合同解釋有較密切的關系，應對它們進行比較分析和研究。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與未成立的合同
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其效力處於可動搖的狀態，當事人可以請求法院或仲裁機關予以撤銷或變更。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應當是已成立的合同，或已成立並發生效力的合同。如果根本沒有成立，當事人沒有形成合意，則撤銷或變更就成了無矢之的。英美法不注重概念之間的界限，判例中認定的許多無效合同，在我們看來，是未成立的合同。我國《合同法》，將合同的未成立、撤銷、無效三者相區分。循此，應將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與未成立的合同相區分。這種區分具有現實意義。合同未成立，由此產生的債權債務糾紛（如要求賠償信賴利益）適用普通訴訟時效（2年）的規定，而請求撤銷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則適用除斥期間（1年）
未成立的合同，雖有締約行為或合同形式，但當事人並沒有達成合意。合同未成立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當事人的誤解。由於重大誤解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故導致合同未成立的誤解不宜稱為重大誤解。導致合同不成立的誤解主要有以下幾項：
1.對合同性質的認識錯誤，此種錯誤多為單方誤解。很多民法教材和闡釋《合同法》的書籍，引用「把買賣行為理解為贈與行為」的例子，把這種情況說成是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實際上，「把買賣行為理解為贈與行為」的誤解，依照我國合同法理論，只能引起合同未成立的結果。因為，甲方要將某物賣給乙方，乙方以為甲方要將該物送給自己，雙方意思表示不一致，沒有達成合意，故應當認定合同未成立。如果這類合同按重大誤解處理，結果將如何呢？是撤銷買賣，還是撤銷贈與？或者將贈與變更為買賣、買賣變更為贈與？顯然都不能。在這例中，既不存在買賣，也不存在贈與。

3.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4. 合同法的重大誤解是什麼

合同法的重大誤解。

1：重大誤解可分為雙方的重大誤解和單方的重大誤解。參考國外立法和國內審判實踐，我們認為，雙方重大誤解應當具備以下幾項條件：

2：與合同訂立時存在的事實有關。被合同雙方據以錯誤判斷的事實必須是在訂立合同時存在的事實，而不是在訂立合同後才發生的事實。這樣的錯誤便不是對合同訂立時所存在的事實的判斷錯誤，而是對合同訂立後將要發生的事實的判斷錯誤。

3：該事實必須是合同訂立所依據的基本前提條件。假設在4月份，一位土地承包人簽訂一項合同，按當時的市場價格出售將在6月份收獲的小麥，則訂立合同時的小麥市場價格便構成了合同訂立所依據的基本前提條件之一。

4：重大誤解須是本質性的，一般誤解不構成重大誤解。所謂重大誤解是本質性的，是指表意人如不發生重大誤解就不可能為該意思表示。實踐中本質性的重大誤解一般涉及行為性質、標的物、對方身份等重要因素。

5：受重大誤解不利影響的合同方不承擔重大誤解發生的風險。換言之，重大誤解與某一事實相關聯，對於該事實發生重大誤解的風險已被設想到，或者考慮到相關情況，該重大誤解的風險應由重大誤解方承擔，此時該重大誤解方不得請求撤銷。

6：重大誤解非由表意人重大過失所引起，否則該表意人不得以重大誤解為由請求撤銷。:單方重大誤解除須符合上述各項條件外。但一方重大誤解，另一方已依對合同的信賴行事時，除非另一方也發生重大誤解，或另一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重大誤解但未提醒，使對方一直處於重大誤解之中，不得主張重大誤解。

5. 英美合同法中影響合同效力的因素

這個問題很大啊！
說幾點吧，我這里肯定說不全！
首先各國法律都規定了，當事人訂立合同能力的問題，在英美法中都有規定未成年人（Infanta,Minor)、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s）、酗酒者（drunkards），都屬於缺乏訂約能力的人，，他們訂立的合同是情況可以產生三種結果：具有拘束力；可以撤銷；無效。如規定未成年人對於必需品（Necessaries）所訂立的合同是具有效力的，對於其他的合同可以在其成年後予以追認或撤銷。

其次，英美法系中對於合同的形式也有特殊要求，對於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要求。基本上可以分為簽字蠟封合同（Contract Under Seal)和簡式合同（Simple Contract)兩類。像英國法規定了三種合同必須使用簽字蠟封形式：1、沒有對價的合同，2、轉讓地產或地產權益的合同，包括租賃土地超過三年的合同；3、轉讓船舶的合同。簡式合同主要可以參看英國1677年的《詐欺法》（Statute of Frauds).

三是，合同一定要合法，這是各國都有規定的。英美法中的非法合同包括：1、違反公共政策的合同；2、不道德合同；3、違法合同；

四是，合同的真實性，這一點中對於錯誤的認定英國法和美國法略有區別。欺詐和脅迫認定交一致。

最後就是在英美法中對於合同的解釋也影響著合同的效力。

我就說這些，肯定還可以補充！

6. 《合同法》第

《合同法》第54條【1】

第五十四條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

第五十四條 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

【釋義】本條是關於可撤銷合同的規定。

所謂可撤銷合同，就是因意思表示不真實，通過有撤銷權的當事人行使撤銷權，使已經生效的意思表示歸於無效的合同。

我國的民法通則第五十九條規定：下列民事行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變更或者撤銷：

(一)行為人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的;(二)顯失公平的。

被撤銷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時起無效。

可撤銷合同具有以下特點：

1.可撤銷的合同在未被撤銷前，是有效的合同。

2.可撤銷的合同一般是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

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大多規定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撤銷權人可以請求撤銷合同。

3.可撤銷合同的撤銷要由撤銷權人通過行使撤銷權來實現。

可撤銷合同與無效合同有相同之處，如合同都會因被確認無效或者被撤銷後而使合同自始不具有效力，但是二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可撤銷合同主要是涉及意思不真實的合同，而無效合同主要是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可撤銷合同在沒有被撤銷之前仍然是有效的，而無效合同是自始都不具有效力;可撤銷合同中的撤銷權是有時間限制的。

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具有撤銷權的當事人自合同成立時起1年內具有撤銷權;可撤銷合同中的撤銷權人有選擇的權利，他可以申請撤銷合同，也可以讓合同繼續有效，他可以申請變更合同，也可以申請撤銷合同，而無效合同是當然的無效，當事人無權進行選擇。

對於可撤銷合同的規定必須要注意以下三點：

1.可撤銷合同中，因重大誤解而訂立的合同、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撤銷合同，主要是誤解方或者受害方有權請求撤銷合同;一方以欺詐、脅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而訂立的合同中，則只有受損害方當事人才有權請求撤銷合同。

2.撤銷權人有權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申請變更或者撤銷。

3.在可撤銷合同中，具有撤銷權的一方當事人並非一定要求撤銷合同，他也可以要求對合同進行變更。

本條規定了三種可撤銷的合同：

1.因重大誤解而訂立的合同

所謂重大誤解，是指誤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時，對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項存在著認識上的顯著缺陷，其後果是使誤解者的利益受到較大的損失，或者達不到誤解者訂立合同的目的。

誤解直接影響到當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同時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同行為人原來的真實意思不相符合，但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是由於行為人受到對方的欺詐、脅迫或者對方乘人之危而被迫訂立的合同，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損.而是由於行為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經驗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

因此，對於這種合同，不能與無效民事行為一樣處理，而應由一方當事人請求變更或者撤銷。

因重大誤解而可撤銷的合同一般具有以下幾個要件：(1)誤解一般是因受害方當事人自己的過失產生的。

這類合同發生誤解的原因多是當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識、技能、信息或者經驗而造成的。

(2)必須是要對合同的內容構成重大的誤解。

也就是說，對於一般的誤解而訂立合同一般不構成此類合同，這種誤解必須是重大的。

所謂重大的確定，要分別誤解者所誤解的不同情況，考慮當事人的狀況、活動性質、交易習慣等各方面的因素。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誤解是否重大，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其一，對什麼產生誤解，如對標的物本質或性質的誤解可以構成重大誤解，對合同無關緊要的細節就不構成重大誤解。

其二，誤解是否造成了對當事人的重大不利後果。

如果當事人對合同的某種要素產生誤解，並不因此而產生對當事人不利的履行後果，那麼這種誤解也不構成重大誤解的合同。

(3)這類合同要能直接影響到當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合同一旦履行就會使誤解方的利益受到損害。

(4)重大誤解與合同的訂立或者合同條件存在因果關系。

誤解導致了合同的訂立，沒有這種誤解，當事人將不訂立合同或者雖訂立合同但合同條件將發生重大改變。

與合同訂立和合同條件無因果關系的誤解，不屬於重大誤解的合同。

根據我國已有的`司法實踐，重大誤解一般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對合同的性質發生誤解。

在此種情況下，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將發生重大變化。

如當事人誤以為出租為出賣，這與當事人在訂約時所追求的目的完全相反。

(2)對對方當事人發生的誤解。

如把甲當事人誤以為乙當事人與之簽訂合同。

特別是在信託、委託等以信用為基礎的的合同中對對方當事人的誤解就完全屬於重大誤解的合同。

(3)對標的物種類的誤解。

如把大豆誤以為黃豆加以購買，這實際上是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指向對象即標的本身發生了誤解。

(4)對標的物的質量的誤解直接涉及到當事人訂約的目的或者重大利益的。

如誤將仿冒品當成真品。

除此之外，對標的物的數量、履行地點或者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發生誤解，足以對當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也可認定為重大誤解的合同。

2.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所謂顯失公平的合同，就是一方當事人在緊迫或者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訂立的使當事人之間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嚴重不對等的合同。

標的物的價值和價款過於懸殊、承擔責任、風險承擔顯然不合理的合同，都可稱為顯失公平的合同。

拓展閱讀：

《合同法》第54條中的重大誤解與顯失公平、欺詐的區別【2】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4條規定：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重大誤解與顯示公平的區別在於：

一方利用其優勢或利用對方無經驗、輕率等而與對方訂立合同，發生顯失公平的後果通常也與對方的重大誤解聯系在一起。

例如某人因缺乏經驗和輕率誤將假貨當作真品購買，誤將價值僅值100元的商品當作價值500元的商品購買，顯然，行為的結果將會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的極不平衡。

在此情況下，可從兩個方面來區別重大誤解和顯失公平。

第一，要確定是否存在著一方利用對方的無經驗和輕率的情況，也就是說要考察是否符合顯失公平的主觀要件。

如果誤解的一方只能證明自己因缺乏經驗或不仔細而發生了誤解，不能證明對方是否利用了自己的無經驗和輕率，則應按重大誤解處理。

同時，如果誤解一方能夠證明對方在訂約時施加了一些影響，如提供混亂的價格信息等又未構成欺詐，則可認為對方利用了自己的無經驗和輕率，這種情況可按顯失公平處理。

第二，要考慮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是否平衡。

在誤解的情況下，可能一方造成了重大損失，但對方並未獲得利益(如誤將價格相同的另一種型號的商品當成買賣的標的物)。

而在顯失公平的情況下，通常是雙方利益不平衡，即一方受損，另一方得利。

在合同法中同樣作為可申請法院或仲裁機構撤銷的情形，重大誤解與欺詐的區別在於。

重大誤解與欺詐都包含了表意人的認識錯誤問題，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在重大誤解的情況下，誤解一方陷入錯誤認識是由於其自己的過失(非故意)造成的，而非受欺詐的結果;在欺詐的情況下，受欺詐人陷人錯誤認識是由於他人實施欺詐行為而誘使自己作出非真實的意思表示，而非自己的過失造成的。

此外，受期詐的合同無效，這一點與重大誤解也有區別。

7. 合同法中的「重大誤解」需要如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主張雙方存在重大誤解的情形較為普遍，尤其是在簽訂買賣合同等交易行為中。對合同內容重大誤解的認定可以參考如下方面：一、重大誤解應當是由於誤解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經驗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是受害方當事人自己的過失，而非合同相對方的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二、重大誤解中的誤解應是對合同內容構成重大誤解。也就是合同雙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三、產生重大誤解的合同能直接影響到當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合同的履行會使得誤解者的利益受到較大的損失或者達不到誤解者訂立合同的目的。四、重大誤解導致合同撤銷，應當是由於誤解才導致簽訂合同。若沒有誤解則當事人將不訂立合同或者雖然訂立合同但合同條件將發生重大改變。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當事人有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三個月內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七條基於重大誤解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行為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銷權消滅：(一)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重大誤解的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三個月內沒有行使撤銷權。

8. 什麼是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根本違約制度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是營業地處於不同國家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會涉及許多復雜問題，本文主要依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試圖分析根本違約制度。主要從各國類似的相關制度、根本違約的構成、類型、制度價值和後果方面進行初步探討，得出《公約》的根本違約制度源於英美法，但是吸收了大陸法的合理成分，是當今世界貿易全球化和兩大法系融合的產物，促進了合同違約制度的完善。
關鍵字：根本違約，可預見性，宣告合同無效
一、典型各國的根本違約制度
（一）英國普通法上的根本違約制度。根本違約（fundamental breach/substantial breach）來源於英國普通法，是從普通法中產生的一個分析范疇。對根本違約的判斷，最初是根據違約所違反的合同條款的類型，19世紀末開始，英國法院將合同條款依其重要程度分為條件（Condition）和擔保（Warranty），區分兩者的主要意義在於：條件作為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條款，違反了條件即構成了根本違約，受害人不僅可以訴請賠償，而且有權解除合同；而擔保作為合同中次要的附屬性的條款，只是「某種應該履行，但如不履行還不至於導致合同解除的協議 」，違反擔保，受害人只能請求損害賠償而不能解除合同。
根本違約適用條件理論的優越性在於確定性，只要確定了違約當事人違反的是條件條款或是擔保條款，法院或當事人可以比較容易的對違約行為是否是根本違約，能否解除合同作出判斷，減少損失。但是這種理論的缺點也是明顯的，就是它存在操作上的障礙，因為在實踐中判斷區分當事人違反的義務在性質上是屬於條件還是擔保條款本身就是一個困難，而且，「條件」理論存在的另一個弊端是，只要一方違反了條件，即使對方並未因此遭受損害或損害極其輕微，對方也有權解除合同，這就常常成為對方當事人逃避對自己不利合同的手段，使得根本違約制度並未真正起到限制當事人輕易解除合同的作用。由此，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法以違約後果為根據，對非違約方的合同解除權加以限制，這主要是所謂的「中間條款」（Intermediate terms， Innominate terms）的合同條款新類型。這類條款比較復雜，無法簡單地歸入「條件」或「擔保」條款。當事人違反這類條款，對方能否解除合同將取決於違約的性質及後果的嚴重程度。總之，英國普通法在判斷是否構成根本違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從以被違反的合同條款的性質為依據到以違約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為依據的過程，目前英國法已經主要是根據違約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來判斷根本違約了 .
（二）美國法的重大違約制度。美國法與英國法不同，沒有使用「根本違約」的概念，而是採用「重大違約（material breach）」或「根本性不履行（substantial non-performance）」概念，把違約分為輕微違約和重大違約，一般只有構成重大違約，非違約方才有解除合同的權利之可能（因為有時即使構成重大違約，非違約方也不能立即解除合同，而應先給予違約方充分的自行補救的機會）。但實質上這一標准不適用於貨物買賣合同，如果貨物或提示交付的單據在任何方面不符合合同，即使輕微違約，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買方可以全部拒收貨物（《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01條）。至於是否構成重大違約，《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次）》第241條規定的主要考慮因素是：（1）受損害方在多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預期的從合同中應得到的利益；（2）受損害一方的損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適當補救的；（3）如果受損害一方終止履行，有過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會遭受侵害；（4）有過失一方彌補過失可信度；（5）有過失一方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與「公平交易」准則。那麼，法官在判案中認定根本違約時如何具體適用呢？是只具備其中一個因素即可，還是同時具備五個因素才行呢？有沒有一個份量比較重呢？紐約州上訴法院法官西巴黎克（Ciparick）在近期的一個案例中指出，是否適用「嚴重違反合同」理論，首先要看有過失一方會不會遭到難以承受的重大損害（即第3種因素） ；而有的學者則認為美國法院在判定重大違約時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違約的受損害方有權期待從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大程度被剝奪了（即第5種因素） .因之，美國的重大違約作為合同解除權的限制條件不具有絕對性，且其判定標准復雜，缺乏明確的適用順序，法官對此有充分的的自由裁量權。
（三）大陸法系並無根本違約的概念和統一標准。大陸法系對違約行為是根據債務人違反履行義務的形態來劃分的，通常包括給付不能和給付遲延，也兼指給付拒絕和不完全給付。《法國民法典》第1184條雖然規定債權人於債務人一方違約（不論嚴重是否）時可通過法院來解除合同，但是法國法院往往將債權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嚴重作為合同解除的一個重要判定標准。《德國民法典》第326條及第326條規定了給付不能（包括全部給付不能與部分給付不能）、給付遲延（包括定期債務的給付遲延與非定期債務的給付遲延） 情形的合同法定解除條件，但其實質是以違約後果的嚴重性（即根本違約）作為判定標准，不過根本違約判定標準是結合具體違約形態的分析來體現的。
我國1999年頒布實施的《合同法》第94條規定了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在參照大陸法系違約解除制度的基礎上，吸收借鑒英美法系的根本違約制度，以違約後果為主線，創造了頗具特色的違約解除制度 .
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規定的根本違約制度
1980 年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簡稱《公約》）吸納了兩大法系立法成果，第25條明確使用了「根本違約」一詞，並規定了根本違約的標准界定，即「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的結果，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以至於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反合同，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第25條），一般地，在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中，根本違約的概念即用此普遍接受的定義。此外，《公約》於第49條、第51條、第64條、第72條、第73條規定了不履行、遲延履行、瑕疵履行、預期違約場合等可以宣布合同無效的根本違約具體判定標准，從而形成了完整的根本違約制度。
三、根本違約的構成
為了在實踐中更好的認定根本違約行為，有利於守約方或者法院作出准確的救濟措施和判斷，有必要分析根本違約的構成問題。對根本違約制度進行了全面規定的是《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因此下文將主要以《公約》來分析根本違約的構成。
一般的認為，《公約》在根本違約的構成上體現出的一大特色就是採取了主客觀相結合的標准，也有學者稱之為「可預見性標準的結果主義」，與「單純結果主義」相對應，後者只需違約後果嚴重到一定程度，比如「從實質上剝奪對方有權期待的東西」即可，德國和美國都採用此種立法例；而前者不僅僅要求違約後果嚴重到一定程度，同時需要違約人預見到或者應該預見到如此的後果時才構成根本違約。
（一）根本違約的客觀要件是違約後果的嚴重程度，也就是「實質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這其中可以分解成兩層主要的意思：
1、「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這即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期待利益，即如果合同得到正確履行時，當事人多應具有的地位或應得到的利益，這是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和宗旨。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它既可以是轉售該批貨物所能帶來的利潤，也可以是使用該批貨物所能得到的利潤，但必須是合同履行後，非違約方確定的應該或可以得到的利益。
2、違約給非違約方造成的損失必須達到「實質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公約》在這里使用了「實質上」（Substantially）一詞，著名的「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中對該詞條的解釋是：「正式用法，意為在數量上和程度上大」。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秘書處對這一概念作出一評註：「損害是否重大，應根據每一事件的具體情況來確定，例如合同的金額，違反合同造成的金額損失，或者違反合同對受害人其他活動的影響程度。」理解這種利益的重要性應考慮正常的當事人確切了解合同的目的，對於合同利益的期待，認定「實質上」剝奪的利益應考慮兩個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受害方損失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合同條款的規定，應考慮合同訂立的具體情況，評估當事人是否把相關合同條款看得很重要。但可以說，這樣的分析也是比較模糊的，在實踐中如何認定可能更多的留給了法官自由裁量。
（二）主觀要件是違約後果的可預見性（foreseability）。在國際貨物買賣中，當事人根本違約的後果必須是可預知的。對此，可以從下面三個方面分析：
1、《公約》對根本違約採用了過錯原則。《公約》對於一般違約的構成上採取了英美合同法的無過錯責任原則，但對根本違約則採用了大陸法系的過錯責任原則，並採用了主客觀相結合來確定違約人的過錯問題。主觀上，「違約方並不預知」其違約行為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例如，違約方並不預知其遲延交貨可能會使買受人生產停頓，這樣即使違約人的違約行為已經造成了嚴重後果，但因他主觀上不具有惡意，因此並不構成根本違約；客觀上，「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的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這種違約行為的嚴重性，客觀標準是對主管標準的限制和合理化，不致使違約方僅以自己主觀上沒有預見而逃避本來應承擔的根本違約的後果。
2、可預見性舉證責任的承擔。一般的，違約方或者「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能否預見的舉證責任是由違約方承擔的。這個可預見性的要件稱其為主觀要件是從違約方角度而言的，只有主體自己才能對其主觀意思進行證明，這從人的認識理解常識即可推知了。在違約方無法證明自己的違約後果不具有可預見性時，法律就推斷其應當有這種預見性。
3、違約後果可預見性的時間起點標准。這是引起廣泛討論的問題，第25條沒有明確規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秘書處在對公約草案的評注中指出，如當事人對此發生爭議，「應由法院裁定」。可見《公約》迴避了這個問題而留給各國法院自由裁量。有的學者認為，根據《公約》第74條損害賠償額的規定，可以推斷出違約方預見其違約後果的時間應是在訂立合同之時，也有的學者認為應預見的時間「可能包含從訂約時至違約時的一段時間」 .Honnold教授則指出構成根本違約的「可預見性」應從故意違反合同時起算，「如果賣方故意的背離合同規定延遲交貨或發運數量或質量上違反合同的貨物並且此時他應該知道這種背離合同將會引起對方當事人嚴重損害，這種違約就是『根本性的』」。李巍老師在他的著作中認為「這種觀點反映了第25條的本意，是可以接受的」，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買賣雙方都可能發生根本違約， Honnold教授僅從賣方違約出發討論的問題是不是一定有普遍性？同時，教授使用違約方「故意」違約的時間來認定不免給了違約方以主動權而不利於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何時違約方才有故意違約的意思呢？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往往雙方當事人處於不同的國家，意思表示的表達和接受受時間空間的限制，非違約方如果從客觀表象來說已經認為違約方的行為構成了根本違約，意圖進一步採取措施如宣告合同無效以減少損失，而這時如果違約方指出其沒有故意違反合同，那麼非違約方是不是就不能宣告合同無效呢？筆者同意一種觀點認為，違約方可以預見其違約後果的時間應根據具體案件分為三種：（1）合同訂立時；（2）合同訂立後，違約行為發生時；（3）違約行為發生後。前兩種情況下，如果違約方能夠預見到其違約的嚴重後果，就可以構成根本違約，因為這時違約方應該也能夠採取措施不去違約或減輕損失；第三種情況只有在違約方知道其違約的嚴重後果後有機會提出修補時，才能構成根本違約。比如賣方在交貨後，發現貨物與合同嚴重不符，並得知這種不符將給買方帶來巨大損失，那麼如果存在修補的機會，賣方仍應積極採取措施去修補，經過賣方的努力而使買方沒有遭受到嚴重的損害，則不構成根本違約。如果賣方拒絕進行修補，盡管這種後果在合同訂立時或違約時他是無法預見的，仍將構成根本違約。可以說，這種確定標准有一定的合理性，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在實踐中的復雜性也關繫到根本違約情況的復雜性，如何認定根本違約成立，而使非違約方取得救濟權也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
四、根本違約的分類
根據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時間是預期還是實際不能，以及不能實現的程度是部分還是全部不能之標准，可以對根本違約作以下的分類。
（一）預期根本違約和實際根本違約
1、預期根本違約，也稱先期違約（Anticipatory Breach），與實際違約相對應，是指在合同訂立後，履行期到來之前，一方表示拒絕履行合同的意圖。這是英美法系特有的法律制度，明確可見的有《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09條。大陸法系無預期違約概念，而有與默示預期違約規則相類似的不安抗辯規則。預期違約還可以分為明示預期違約情形和默示預期違約情形。明示預期違約，即合同有效成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前，一方當事人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時，便構成根本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853年英國法院在審理Hochster v De La Tour一案中首次確認；默示預期違約，由英國法院在審理辛格夫人訴辛格一案（Synge v Synge）中確認，預期違約方並未將到期不履行合同義務的意思表示出來，另一方只是根據預期違約方的某些情況或行為（履行義務的能力有缺陷、商業信用不佳、准備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行為表明有不能或不會履行的危險等）來預見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此時可以終止自己相應的履行並要求對方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供其能夠履行的保證，若對方未能在此合理期限內提供履行保證，即構成根本違約，預見方才可以解除合同。
2、實際根本違約
《公約》沒有對違約進行具體形態的分類，而是採用了英美法的以結果加可預見性標准來規范根本違約，所以相對於預期根本違約，實際根本違約則是界定於合同履行過程中的根本違約，也是一般通常意義上討論的根本違約。大陸法系把違約形態進行了具體的分類如給付不能、給付遲延、給付拒絕和不完全給付，因此根本違約也就存在於這些具體的分類形態中。
（二）全部根本違約與部分根本違約
根據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程度不同，根本違約又可分為全部根本違約與部分根本違約。前者是指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實現的違約行為，後者則指導致合同目的部分不能實現的違約行為。給付不能和給付遲延、給付拒絕和不完全給付及預期違約均存在全部違約與部分違約之分。前述各種具體違約形態根本違約標准之確定，是就全部違約分析而言的。若為部分違約，而合同內容為可分者，致使該合同部分目的不能實現，則構成部分根本違約，債權人可就該部分合同予以解除；但合同內容不可分者，部分違約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實現，則構成根本違約，債權人可就合同全部予以解除（《德國民法典》第325條第1款第3項、第326條第1款第3項、《義大利民法典》第1464條、《日本民法典》第543條、《公約》第73 條）。《公約》第51條和73條則規定了賣方可分割履行的合同和分批履行的合同，只有當賣方的部分違約造成根本違反合同時，買方才有權宣告整個合同無效，否則只能認為是部分的根本違約，可以宣告部分合同或者是某批交貨合同無效。
五、根本違約制度的價值
就《公約》而言，根本違約制度的價值在於一方面賦予了非違約方救濟的權利，使得違約方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可以請求交付替代物、宣告合同無效或請求賠償損失等，盡可能的減少根本違約所造成的利益減損，保護非違約方；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其嚴格的構成要件實際上限制了非違約方宣告合同無效或是解除合同的權利的行使。對根本違約的判斷標準的選擇，應力求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以「實質上剝奪了當事人根據合同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 和「可預見性」作為判斷根本違約構成與否的客觀標准和主觀標准，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實現了這種平衡。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往往涉及面廣泛，而且當事人之間信息溝通較差，履行過程復雜，履行過程中不符合合同的行為會時有發生，如果僅僅因為微不足道的與合同不符的方面而當然的認定違約方根本違約，賦予非違約方以宣告合同無效或解除合同的權利，那麼國際貿易的當事方就會對締結履行合同有所顧慮，這對國際貿易的發展是不利的。可以肯定的是，各國合同法對於合同基本態度都是盡可能的促使合同有效，以加強經濟交往的頻繁度，繁榮經濟，因此，在規定根本違約制度的時候也需要加以嚴格限制。
六、根本違約的後果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如果根本違約，其後果就是賦予了非違約的對方當事人救濟權利。下文主要分析《公約》對於根本違約的後果方面的規定。
（一）宣告合同無效
這是《公約》的提法，在英美法上，則為「撤銷接受」，「拒收」等，此點可見《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01條「拒收」，2-608條「接受的全部或部分撤銷」。大陸法一般稱之為「解除合同」，包括合同中列明解除權條款或失權條款以及法律規定的法定解除情形。一般認為，《公約》採用「宣告合同無效」的提法，主要考慮到各國國內法對解除的理解和解釋有很大差異，適用現有概念可能使人產生誤解或混淆，因此採取這一中性概念 ，但這里的宣告合同無效和我國《合同法》上的合同無效制度有不同之處，我國的《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合同無效主要強調合同意思表示的非法性，側重於公法意義上的救濟，而《公約》的宣告合同無效則是違約導致合同無效，側重於私法意義上的救濟。公約中根本違約制度的完整建立除了首先明確規定了根本違約的定義外，就是在此基礎上根本違約後果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49條、51條、64條、72條、73條的宣告合同無效制度，以及因為宣告合同無效而可以主張的損害賠償。主要可以分為三類：（1）賣方違約，買方宣告合同無效。其中第49條一般性的規定了賣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公約規定的義務構成根本違約，買方可以宣告合同無效；第51條是賣方違約中的特殊情況，可分割履行的合同，賣方如果部分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不符，那麼買方也可以宣告整個合同無效；第73條（3）相互依存的各批貨物，賣方對任何一批貨物交付無效時，買方可以宣告整個合同無效（2）買方違約，賣方可宣告合同無效。第64條一般性的規定了買方根本違約，賣方可以宣告合同無效。（3）可適用於買賣雙方違約，對方當事人可以宣告合同無效。第72條規定了一方當事人先期違約，構成根本違反合同，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宣告合同無效；第73條規定了分批交貨的合同，一方對某批貨物違約，另一方可以宣告該批貨物無效，非違約方有合理理由認為今後各批貨物將會發生根本違反合同，非違約可以在一段合理時間內宣告合同今後無效。筆者見一些著作中將第73條（3）的規定也一起納入買賣雙方違約，對方當事人可以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但嚴格按照公約條文的意思，顯然僅涉及賣方違約，買方尋求救濟的情況。
（二）交付替代物。這是《公約》第46條的規定，賣方交貨不符構成根本違約，買方可以請求交付替代物。《公約》賦予當事人的權利不僅僅局限於宣告合同無效，因為很多情況下，非違約方更期待對方能夠履行合同，達到締約目的，而不是在對方根本違約後就宣告合同無效，消滅合同。對於這一點，可以說也是公約的一大特色，一般地，各國在合同法中也都相應規定了「交付替代物」、 「繼續履行」等，《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14條中也規定了類似的「替代履行」，我國《合同法》第107條則規定了「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內法的規定都是建立在違約方未根本違約的基礎上的，《公約》賦予了非違約方寬泛的救濟選擇權，在違約方根本違約的情況下可以直接宣告合同無效，也可以請求交付替代物以盡可能的實現合同目的，對此無疑是值得贊賞的。
總結：根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是發生於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這樣的合同往往標的額大，關涉雙方重要的經濟利益，一旦合同成立生效後，則更期待合同能得到全面適當的履行。然而由於世界市場行情的變化以及當事人之間空間和距離上的隔閡、信息的不對稱，從而使合同得不到履行或者得不到全面適當履行的情況時有發生，根本違約也會在所難免，因此，全面適當履行合同義務畢竟是一種理想狀態。《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明確規定了根本違約的定義，並輔以宣告合同無效和交付替代物使整個根本違約制度得以完善，成為當今國際貿易交往中得以廣泛認可適用的規則，其與各國國內法對合同的規范相結合，促進了國際貨物貿易的糾紛的解決和當事人權益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