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諾夫斯基法社會學理論

㈠ 法社會學的原理

法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法律現象，代表人物有塗爾干、埃利希、韋伯、霍姆斯、龐德等。 西方許多國家又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與社會」（Law and Society），或「法學與社會科學」（Law and Social Science）。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法社會學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的學科，是法學與社會學相互結合的產物。西方許多國家又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與社會」，或「法學與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化
塗爾干、韋伯等人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反對將法視為國家的唯一產物，認為應當從組織化社會，或社會本身，或人們社會行為中去探尋法的真諦。

龐德的法哲學的核心的社會利益說，認為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明確反對純粹邏輯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法學，認為法哲學要從單純歷史的和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徹底解放出來。龐德的社會法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理論，他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社會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實際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聯系。龐德認為，法律是發達政治組織化社會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即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運用這種社會的暴力而達到的社會控制。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㈡ 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義有什麼區別

功能學派別名是英國社會人類學學派。1922年，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別發表實地調查專刊《西太平洋的探險隊》和《安達曼島人》，最早把功能主義思想貫徹在民族學著作上，人們因而將發表兩篇專刊的這一年作為功能學派創立的年代。其後，馬利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又在其論文和著作中進一步發展了功能主義理論。但是，功能學派並非完全由於馬利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同年發表調查專刊而偶然產生，它主要是當時英國的政治形勢和學術傳統的產物。

英國的文化社會學起源於功能學派的社會人類學，主要代表人物是B.K.馬林諾夫斯基、A.R.拉德克利夫－布朗。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中說：「科學的人類學應當知道它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審慎嚴謹的文化論。這個文化論應當包括比較社會學，統一所有的社會科學」。他還認為，科學的人類學是對各種文化作功能的分析，要「根據經驗的定律」或遵守「功能關系的定律」進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現代社會的人類學研究》 （1935）一文中認為，任何文化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因而主張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他把自己的功能人類學稱作「比較社會學」，認為比較社會學與社會人類學是功能的理論化。他著重研究文化的功能，因此，他的比較社會學也是「功能的文化社會學」。

功能學派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現象，不論是抽象的社會現象，如社會制度、思想意識、風俗習慣等，還是具體的物質現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滿足人類實際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們中的每一個與其他現象都互相關聯、互相作用，都是整體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學術上又不盡相同。馬林諾夫斯基偏重對人類生物需要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側重「社會結構」的研究，因而後來人們習慣地把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論稱為「結構－功能論」。他們的分歧使功能學派內部分為兩個不同的傳統。

㈢ 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理論

法律社會學是以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等作為主要對象的一門學科。它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在西方國家興起。但對我國來說，它還是一個正在創建的新學科。我們在一個新學科的創建時期應該討論有關這一學科的一些基本理論或基本設想，例如這一學科的特徵、研究對象、與原有的相近學科的分工、學科的理論基礎、歷史發展和研究意義等等，以便在以後學科發展過程中不斷加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並盡可能地避免因缺乏這些基本理論或設想而對學科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後果。本文旨在對法律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或設想作一探討。
一、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會學是法學中一個分支學科。按照國際社會科學中的傳統，不僅法學，而且社會 學，都有法律社會學這一分支學科。從這一意義上講，法律社會學也可以說是法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個邊緣學科。事實上，法律社會 學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學、社會學以外的其他許多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在內。因而法律社會學也具有「軟科學」的特徵。
二、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中的一個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
在創建一個新學科時，我們要注意這一學科與原有學科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它們之間的分工。一個新學科之所以需要創建，通常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或人們主觀認識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對象難於容納在原有學科中。
法律社會學和法學中的一些原有學科之間在研究對象上有什麼區別呢？它們之間如何分工？
法律社會學並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樣單一的部門法學科，也不像法學理論、法制史那樣的基礎學科。它是同這些學科既有交錯但又不同的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它彷彿是在一個市區中穿越許多直行道的橫行道。它所研究的范圍中既有理論問題又有很多部門法的實際問題。
法律社會學有它自己的理論，但總的來說，它不是理論法學而是應用法學，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法律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國法學理論中的一個學派，更不是用來代替原有的法學理論。它能豐富和發展法學理論，但它本身是以法學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之一的。它與原有的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方面的主要差別是：法學理論，作為法學的一個基礎學科，要研究法律的產生、本質、作用（功能）、形式、發展，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法律的制定和實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法律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法學，它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著重研究各部門法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問題。如果法律社會學主要是一般論述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例如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這就會使它與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上，在很大程度上發生重復，就會使人懷疑法律社會學是否有創建的必要。
與民法、刑法等部門法學不同，法律社會學要研究各部門法問題，但它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部門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門法，而是要著重研究這些法律的實行；在通常情況下，它所研究的課題不是一個部門法而是兼及幾個部門法的問題。例如以青少年犯罪問題而論，法律社會學要通過這一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勞動法等各部門法的實行，而且還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經濟、政治、倫理、教育等一系列問題。
法律社會學也可以從法律的實行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國法、比較法以及國際法等。總之，作為法學中的一個橫斷、綜合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范圍是極為寬廣的，其內容也是很生動的。
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1981年初，筆者曾與陳守一合寫的《論法學的范圍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會學應是我國法學學科之一。「法學還應著重研究法律制定後在社會中的實施，即如何實施，是否實施，怎樣得到保證實施，這種法律在社會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這些問題在法學中稱為法律社會學。」（4）
在當代中國，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對加強法律建設和改進法學教學和法學研究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律社會學著重研究法律的實行，而法律的實行正是當前法制建設中的關鍵問題。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已制定的許多法律在實際生活中經常不能真正實行，缺乏應有的實效。由於過去長期不重視法制，因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幾年中人們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強立法，迅速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但隨著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問題就成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是當前和今後很長一個時期內法制建設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法律的實行，通過法律的實行才能實現法律的間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維護公民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實行、缺乏實效這種現象長期繼續下去，將會帶來嚴重後果。
第二，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意義還體現在它將有助於法學研究中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系的原則。法律社會學的任務既然是通過各種社會現實問題來研究法律在社會中的實行、功能和效果，那麼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貫徹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原則，必然要「以社會為工廠」。如果一個法學論著，不接觸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問題，不研究人們的實際行為，就很難稱為法律社會學的成果。我們寄希望於法律社會學，由於它所研究的特定對象，有可能在法學領域中為貫徹這一原則而作出突出成績，從而推動整個法學學科向這一方面邁進。
在法學領域中，理論聯系實際原則過去長期以來之所以貫徹得並不理想，其原因相當復雜，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觀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體制上的缺陷；統計資料的嚴重缺乏，難於進行定量分析以及人們對法學研究的錯誤觀念，等等。過去法學研究工作者在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系這一原則上的各種困難因素，對今後志在從事法律社會 學研究工作者來說，同樣是存在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准備。
第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可能有助於改變目前法學領域中注釋法學佔有優勢的局面。歐洲中世紀中期就盛行以注釋羅馬法而聞名的法學。我國歷史上自東漢開始出現的律學實際上也是一種注釋法學。這里所講的注釋法學主要是指從文字上或邏輯上（就律學講主要指以儒家經義）對法律條文進行闡釋。對傳播或實行法律來說，這種注釋法學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在近幾年來的法學中，注釋法學或具有注釋法學傾向的作品佔有相當大的優勢。課堂講授、法學教材或論著的主要內容一般都圍繞制定法的條文進行文字上、邏輯上闡釋，而對這種法律實行的具體問題卻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闡釋法律條文時，也舉一些實際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紹某些案例，這樣做法當然勝於單純闡述條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一種形式，但這種做法的出發點仍在於幫助正確地闡釋條文，而不在於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法學不能僅限於注釋法學。就法律的制定到實行而論，法學還應包括立法學和法律社會學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並不否定注釋法學的價值，但如果法學僅限於研究條文的注釋則顯然是不夠的，對促進法制建設以及法學本身發展來說，也是不利的。

㈣ 馬林諾夫斯基的簡介

後到萊比錫奧斯特瓦爾德理化實驗室從事研究，受到德國心理學家W.馮特的影響。他在英國人類學家J.G.弗雷澤的《金枝》啟發下，開始對人類學發生興趣。1914 年，在英國博物館和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工作。同年，他跟隨到新幾內亞和美拉尼西亞去的蒙德人類學考察隊進行實地調查。1924年，任倫敦大學社會人類學講師。1927 年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教授。1928年任波蘭科學院院士。1932年擔任研究人口問題的義大利委員會通訊委員。1933年任荷蘭科學研究皇家學院的院士。1936年任紐西蘭皇家學會的榮譽會員。1936年代表倫敦大學和波蘭學院去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一百周年紀念，被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1939年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1922年，發表了民族學調查專刊《西太平洋的探險隊》。他的《科學的文化理論》（中譯本名為 《文化論》）一書是他的功能主義理論的比較全面和系統的總結 。他的學術思想，尤其是關於實地調查的方法論，對西方人類學和民族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和另一位英國人類學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起創立了英國功能學派。他去世後，美國人類學、民族學界專門設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馬林諾夫斯基獎。我國德高望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費孝通先生1936年底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社會人類學，師從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
馬林諾夫斯基在學術觀點上對進化學派、傳播學派和歷史學派都持反對態度。他認為，物質器具和社會思想只有在具有滿足人類的生物需要和社會需要時 ，才能存留和傳播，若失去這種功能，便會在歷史上消失。原始文化，例如宗教和巫術，對原始居民具有心理的和社會的需要，原始的氏族和部落機構，適應原始居民生活實際。因此他建議英國殖民當局採取保持原始居民機構的政策，通過原始居民的首領對原始居民實行長期統治。其著作還有《野蠻社會的犯罪和習俗》、《西北美拉尼西亞的野蠻人性生活》、《自由和文明》等。

㈤ 法社會學的哲學基礎是什麼

法社會學的哲學基礎：

哲學基礎：古希臘哲學家透過問問題來進行哲學實踐，他們所提的問題大概可以歸類為三類，這三類問題分別形成了哲學的基礎學科，形而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Epistemology)以及倫理學(Ethics)。

實證主義社會學是在西歐啟蒙運動、英國經驗主義哲學、以物理學和生物學等重大科學發現為代表的發達的自然科學，以及法國的政治大革命和日益高漲的社會改良運動等背景下產生的。受19世紀初特殊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乃至宗教等氛圍的影響。

③在探討「物」的規律時，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完全適用於對人類社會的研究，特別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應用了類比的法則後，產生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有機進化論和機械論。

㈥ 怎樣理解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

文化論一書闡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體現在其對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依照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種族之所以存在差異，原因在於人們的文化不同。在文化論中，作者尤其對文化的作用進行了強調，作者認為文化能夠對人們的需要加以滿足。文化的作用對人類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也是本書的重點。

作者認為不同地區的文化必然不同，同時，由於不同文化都有其特點和功能，所以不同文化在發展中都遵循著一定的發展規律。而人亦是受到特定文化影響並被文化所塑造的人，所以人並不純粹地展現其自然屬性。而我們在認識到不同文化之間存在差異的同時，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亦存在相同點。文化使得人類能夠在社會活動中建立秩序，從而更好的滿足自身的需要，且可實現社會的整合。

㈦ 如何評價馬林諾夫斯基對人類學的貢獻

雖然在馬林諾夫斯基之前,法蘭茲·鮑亞士與他的學生已經提出歷史特殊論駁斥演化論與種族歧視觀點,但直到馬林諾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論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論解釋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也從他開始,19世紀發展到鼎盛的歐美種族中心論論述開始沒落,逐漸被前者取代.
在他之前,人類學家往往以傳教士或探險家的著作或紀錄作為研究材料,但是這些紀錄的內容卻充滿了文化偏見或不夠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時的困難.19世紀末期開始,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開始進行最早的田野調查,並試著書寫自己的民族志,然而他們的調查期間僅有幾個月或幾個星期,且多數人甚至不懂當地語言,僅能透過第三人或簡單的問句得知被訪問者的意見,加上他們仍然擺脫不了對當地白人的依賴,因此研究成果充滿了歧視與矛盾.
為了完成客觀的民族志,他們必須繪制土著的族譜,紀錄當地的傳說,並參觀他們的儀式.每位研究者沒有翻譯,只能靠著一至數位的報導人協助自己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馬林諾夫斯基在超卜連群島作的田野調查也被視為典範：他的研究影響了馬瑟·牟斯的著作《禮物》,使交換理論成為日後社會學與人類學關注的焦點,並率先以實際例子反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而這些震撼性的紀錄也讓當時的歐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觀點,學習以當地人的觀點理解個別文化的價值,並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

㈧ 馬林諾夫斯基論神話

現代人類學特有的學術活動是在長期田野工作（fieldwork）的基礎上寫作一部民族志，完成某種理論證明。馬林諾夫斯基第一個成功的把這三個要件結合在一起，奠定了科學的人類學的規范。這一影響深遠的學術規范就是由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學術實踐體現出來的。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是馬林諾夫斯基所處的那個時代和馬林諾夫斯基個人際遇在一個非常奇妙的耦合點上的產物。馬林諾夫斯基並不是一開始就立志成為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於1884年4月7日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波蘭克拉科夫。自幼在知識分子氣氛中熏陶。他的父親是傑格隆尼大學（the Jagellonian University）傑出的語言學家和研究斯拉夫哲學的教授。1902年他18歲時進入這所大學讀物理學和數學，並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08年他以全奧最優成績獲得物理學和數學博士，論文題目是 「論思想的經濟原理」（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of Thought），此時，他對弗雷澤的名著《金枝》著迷，但還沒有投身人類學。

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到德國游學，期間，他在萊比錫大學師從布依赫（Bucher）學習經濟史，同時，更主要是向馮特（Wehleim Max Wandt, 1832--1920）學習實驗心理學。馮特曾以民眾心理學，集體意識和文化整體論等思想影響過法國的杜爾乾和美國的博厄斯。兩年的游學經歷對馬林諾夫斯基的影響很大：他開始研究澳大利亞土著家族組織，後來的著作也都帶有心理學和經濟學色彩。

1910年，馬林諾夫斯基進入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加入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行列。當時做他的老師的有英國第一位社會學教授霍布豪斯（L T Hobhouse,1864--1929），研究人類婚姻史並挑戰原始雜婚說的芬蘭籍社會學教授韋斯特馬克（E A Westermarck），還有研究大洋洲和非洲的人類學教授塞里格曼（C G Seligman, 1862--1939）。這樣的背景使馬林諾夫斯基在1924年晉升教授（reader）之職時，力主將自己從事的學科成為「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而不稱「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1913年，他發表《澳大利亞的土著家族》（英文）和《原始宗教和社會結構形態》（波蘭文）。此後數年，他中斷寫作進行田野工作。

馬林諾夫斯基初到英國時，正趕上英國的學術界大興實地調查之風，各方面都呼喚實證知識和經驗研究。1914年，馬雷特（R R Marett, 1866--1945）教授有一個考察澳大利亞的項目，需要一名助手，當時30歲，對澳大利亞土著家族已經在文獻上有所研究的馬林諾夫斯基被選中。

考察期間，一戰爆發，他不得已滯留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所幸它有足夠的經濟資助（即有澳大利亞政府的經費，也有一些個人包括珍珠商人的捐助），於是利用足夠長的時間在太平洋上的新幾內亞，特別是其中的特羅布里恩群島（Trobriands）從事實地調查。

1914年到1918年，他到新幾內亞進行了三次調查，第一次是1914年9月到1915年3月。這次考察藉助翻譯，對象是土倫（Toulon）島的梅魯人（Mailu）人。後來的考察報告，加上1913年的《澳大利亞土著家族》，使他在1916年被授予倫敦經濟學院科學博士學位。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的時間為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到1918年10月。後兩次的地點都是特羅布里恩島（Trobriands），使用的都是當地的土著語言。這是專業人類學家首次使用土著語言進行田野工作。三次調查花去了他兩年半的時間。其中相當多的時間花在了對庫拉及其相關事務的調查活動上。在這段經歷和所獲得的資料的基礎上，他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1927），《原始社會的性與壓抑》（1927），《野蠻人的性生活》（1929）《珊瑚園藝及其巫術》（1935）。並成為他1920-1938年在倫敦講學的核心。同時，更是他確立現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規范的依據。

1918年一戰結束，考察完成，但馬林諾夫斯基並沒有返回倫敦。他先與澳大利亞的一位教授的女兒結婚，後來在澳大利亞養病。1920和1921年兩個夏天，他開始在倫敦經濟學院講學。1923年，他成為倫敦大學的講師。1924年，在他40歲時，出任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當年，弗斯（Raymond Firth）和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就到他門下就讀。他後來的學生還有大名鼎鼎的利奇（E Leach, 1910--1989），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和費孝通。1927年，他成為倫敦大學新建的人類學系的第一位教授。

1933年馬林諾夫斯基開始在康奈爾大學講學。3年後來到哈佛，並在那裡接受了榮譽博士學位。1939年，他以訪問教授的身份來到了耶魯大學任教。後來還擔任過波士頓博物館教授（1940）。在美期間，他開始研究美洲大陸文化，調查墨西哥的農民集市，並與墨西哥學者費揚特（Julio de la Fuente）聯名發表過一部西班牙文的著作。同期，他還在世界各地，如日內瓦，奧斯陸，維也納，羅馬，發表多次演說。1934年，他同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帶領一大批同時代優秀的人類學家到非洲大陸對非洲的部落社會進行田野工作。1942年5月16日，他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紐黑文（New Haven）。

馬林諾夫斯基在世僅58年，著作等身。他還以出色的演講和超人的語言天賦而聞名。他能說多種語言，包括波蘭語，德語，俄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並掌握了他昨田野工作的土著部落的語言。此外，他還留下四比學術遺產：他的田野工作方法，他的研討班教學法，他與布朗同創的功能學派，他的文化功能論。

社會背景
20世紀20年代，歐美的人類學（進化，傳播，歷史學派）缺乏為當時殖民統治者統治殖民地民族所需要的理論和方法。而一戰後，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受到民族運動浪潮的沖擊，陷入危機，需要找到新的方法，以挽救危局。
殖民地危機的發生，提出了如何利用土著社會制度的問題，從而要求殖民官吏必須研究，精通這些社會制度，懂得這些制度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

學術背景
A 實地調查的盛行
當時的英國學術界大興實地調查之風，各個學科都呼喚實證知識和經驗調查。在19世紀中，後期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到了20世紀初，實地調查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比如，1894年斯賓塞（W B Spencer）和基連（F J Gillen）曾調查澳大利亞的土著。1898年至1899年，劍橋大學曾組織調查團進行托雷斯海峽地區的綜合調查。進入20世紀後，馬林諾夫斯基的老師賽里格曼也曾到新幾內亞和斯里蘭卡調查。

B 比較方法的應用
當時的科學界和思想界都開始重視比較的方法，從不同的地方，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調查材料中進行比較，研究不同文化在各自社會中的功能。

C 對原始人的謬誤
在當時的西方社會和學術界存在著很多關於原始人的錯誤觀點。傳統上，白人認為土著人懶惰無用、游手好閑、個人主義、自私。認為他們不能「通過社會力量齊心合力的工作」。同時，流行的「原始經濟人的」的觀點，這些觀點把野蠻人描寫成懶惰、自我、聽天由命的人，他們的動機是絕對理性和功利的，和他們的行為完全合拍。只能從事簡單、無組織、無系統的勞動。原始經濟學中的著述常常認為，土著人只有非常初步的貿易和交換形式，他們的貿易和交換也不是部落生活的中心，只是在需要時才進行，因此不是經常性的。

D對進化論和傳播學派的批判
從19世紀中期開始，進化論和傳播論逐漸成為一時間人類學的最主要的理論範式，進化人類學相信人類和世界都遵從自然，外在和既定的進步規律。從人類心性中探求進步規律的源頭。傳播論者則都信奉進化論且構建文化史，把異民族文化看成時間上的他者。然而，由於方法論上的缺陷：關於起源的許多命題屬於思辨，材料基礎不夠堅實，歷時排列共時文化。開始遭到人們的批評。

㈨ 歐洲法社會學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經典的理論貢獻

歐根·艾利來希，奧地利人，自由法學源派重要人物，法社會學史上一座高峰；馬克斯·韋伯，德國人，法學家、社會學家，一戰後作為德國代表團成員參加過巴黎和會談判，提出過統治類型、科層制等理論主張；尼可拉斯·盧曼，新功能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會學家。具體理論貢獻三言兩語難盡，LZ自行網搜可也。

㈩ 馬林諾夫斯基的生平

馬林諾夫斯基生於波蘭克拉科夫，父親盧克楊·馬林諾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傑格隆尼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語言學教授，同時是波蘭語在內的斯拉夫語言研究先驅；母親約瑟華·馬林諾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則是貴族之後，同時也受過良好的教育。由於他們住在於該大學任教的教授社群內，而該大學的教授多是自視甚高的學術精英，自小馬林諾夫斯基便受到貴族式的教養。
1898年遭逢喪父，當時14歲的馬林諾夫斯基生活全由母親照料。隔年，他罹患嚴重的眼睛疾病，醫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險，比較好的治療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間里。因此年少的馬林諾夫斯基從學校休學，由母親在暗房中教導他拉丁文、數學等學校科目。眼疾治好後，馬林諾夫斯基與母親開始到熱帶地區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島群等地。而年少的馬林諾夫斯基除了游歷四方外，也受到當時的青年波蘭運動（Young Poland movement）影響，開時投入劇本和詩的創作，並結交了兩位知己：日後成為波蘭前衛畫家、文學評論家、哲學家和數學家的雷奧·屈斯克特（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勞·維科偉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e）。其中後者又與他格外親暱，馬林諾夫斯基在日記和平日書信中往往稱他作「史塔胥」（Sta's）。兩人不但住在一塊（上課期間維科偉奇住在馬林諾夫斯基家，假期時兩人到維科偉奇在鄉下的家度假），在彼此的創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對方的性格進行描述。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期的馬林諾夫斯基雖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馬林諾夫斯基於1902年依然順利進入波蘭著名學府傑格隆尼大學哲學系就讀。而在哲學之外，他又修了波蘭文學、數學、物理學、植物學、微生物學、心理學、教育學的課程，並且受到其父親的好友法學教授達根（L.Da-rgun）、艾斯特萊赫（S.Estreicher）以及歷史學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響，逐漸對家庭、社會和民族學產生興趣。1908年在哲學史教授帕夫斯基（S.Pawlicki）指導下開始寫作論文《思想的經濟原理》（英文作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內容是討論奧地利哲學家兼物理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實證主義的方式，論述如何計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動是花費與釋放出來能量的經濟原理。寫作論文期間，馬林諾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與母親再度到熱帶地區旅行，並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論文，正式從大學畢業。由於無法獲得就讀教師資格的獎學金，他又到萊比錫大學（Leipzigi Ülikool）進修，學的是心理學和經濟史。
根據馬林諾夫斯基自身的說法，他在養病期間閱讀了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後，才對人類學產生興趣，決心投入人類學的研究，而多數也接受這種說法。然而有些人根據馬林諾夫斯基的成長背景分析，認為他投入人類學研究的根基其實建立在他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之中，而他在傑格隆尼大學時學到的教育，也處處影響到其日後的理論與研究對象。
1910年馬林諾夫斯基拿到獎學金，順利以碩士後研究生的身份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讀一年。這期間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聞名的社會學家艾德華·魏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導，並於隔年回國後發表文章批評佛雷澤對婚姻的論述。1913年，馬林諾夫斯基以講師的身份回到政治經濟學院，同年發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亞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以大量澳大利亞原住民（當時被認為最原始的民族）文獻與材料批評魏斯特馬克的論點，進而主張最早的家庭乃為核心家庭。此書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等英國人類學家贊揚，還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學位。 1918年馬林諾夫斯基在超卜連群島上與土著訪談的情形。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學專家查爾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引介下，馬林諾夫斯基取得獎助金得以完成到澳大利亞研究圖騰制度的夢想。然而在7月抵達澳大利亞，輾轉於雪梨、墨爾本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由於當時的澳大利亞仍屬於英國，而馬林諾夫斯基的國籍卻是其敵國奧地利（當時波蘭被德國、奧地利和俄國瓜分），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團員多選擇此方式），馬林諾夫斯基選擇與澳大利亞政府斡旋，最終獲得研究的許可，而走上自身一人進行田野調查的路（當時多數的田野調查是由研究團隊合作，在各地進行的短暫的訪問與考察）。於是從1917年9月1日到1915年5月，馬林諾夫斯基獨自在新幾內亞（當時由澳大利亞政府管轄）南部的邁魯（Mailu）島上從事研究，並率先學習土著語言以方便調查。1915年5月，在偶然機緣下他決定到東北方的超卜連群島（Trobriand Islands）進行下一步研究。
馬林諾夫斯基參與超卜連生活的景象。在超卜連，馬林諾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問題，以及自身奉守的實證主義，逐漸創立一套新的田野調查方法論：他認為作為科學的人類學，其依據的民族志材料應該根據具體的證據書寫，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寫作統計圖、族譜等圖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對象的狀態和彼此之間的關系，而這些圖表又包含得自於土著的意見以及自身的觀察；然而，這些圖表的書寫不是漫無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備對研究問題的關懷與學科上的考量。基於前述的原則，他提出了參與觀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讓自己真正參與部落之間的活動，並適當的與自身的文化（特別是當地的傳教士與殖民官員）保持距離，使自身真正觀察到土著生活中瑣碎卻又關鍵的習俗與規范。此外，他認為許多實際的規范仍難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傳說、口語中的詞彙以及其自身的觀點也該是民族志紀錄的對象。而最後完成的民族志應該呈現土著的想法與世界觀，而讓讀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與當地）之間的差異，進而認識自身的本性。
雖然馬林諾夫斯基在超卜連群島的田野調查十分成功，並持續到1918年才返回墨爾本，但他的日記與其他紀錄顯示其生活充滿了矛盾：當地官員當他是怪人，而土著覺得對他的行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當地沒有朋友，成天面對鄉愁與對工作的厭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現實與無知）。即使接獲母親去世的噩耗，也必須強忍哀痛，繼續自己的研究工作...。
1918年他終於完成了田野調查，暫時回到墨爾本，隨後與仰慕已久的艾絲·馬森（Elsie R. Masson）結婚，但不久卻生場大病，於是在回歐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島（Islas Canarias）療養一年，並著手撰寫《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0年，馬林諾夫斯基與妻子帶著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國，隨即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民族學暑期課程的兼任講師。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調查成果《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為倫敦大學學院首位社會人類學課程教授，從此開始了他在英國人類學界的重要影響力。1927年馬林諾夫斯基升任該學系系主任，擔任該職直到1938年他離開英國為止。
在倫敦大學期間，馬林諾夫斯基精彩的授課吸引了各地學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華·伊凡普理查（Edward E. Evans-Pritchard）、艾德蒙·李區（Edmund Leach）、梅耶·弗提斯（Meyer Fortes）以及中國的費孝通，另外社會學家如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吳文藻等人也會參與他的討論課。課堂上的馬林諾夫斯基充滿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絕下卻要求學生必需接受他的功能論論述。而課堂之外，他致力於與反對者論戰，並且到處講學以推廣自己的學說。除此之外，這十多年間出版了許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志資料的整理發表，以及文化理論的專門論述。另外，馬林諾夫斯基也致力將自己的學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學說真正做到放諸四海皆準的境界。 晚年的馬林諾夫斯基。歷經1930年代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全盛期後，馬林諾夫斯基於1938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美國耶魯大學任教。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改變，一般認為乃基於他對親手栽培的學生施所致，尤其這些學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脅到他的理論，有些則直接放棄，改采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說法，這些都在在傷了馬林諾夫斯基自負的心。
在耶魯，馬林諾夫斯基選擇從頭再來，並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為調查地點，於1940年與1941年的暑假期間展開短期的田野調查。可惜才剛作出初步成果，他卻於1942年5月1日心臟病發去世，享年5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