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法的認識
A. 國際經濟法與國際貿易法的區別、就業方向
一、內涵不同
國際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之間；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他國私人之間；國際組織與私人之間以及不同國籍私人之間，相互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國際貿易法是調整不同國家之間商品交易關系及附屬於這種交易關系的其他關系，即國際商品貨物運輸、保險、支付與結算、調解與仲裁等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二、調整關系不同
1、國際貿易法調整著兩類關系：
一類是國際間商品買賣關系本身，其內容為買方與賣方之間在交易中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表現為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關系，專門調整這類關系的規范，屬於國際貿易法規范。另一類是附屬於國際間商品買賣的關系，為實現國際間商品買賣所不可缺少的，但其本身卻不是商品的買賣關系。
2、國際經濟法調整的是廣義的國際經濟關系，必然既包括國際法規范，也包括國內法規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
在經濟全球化加快的背景下，國際經濟關系、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和更改，是在南北矛盾—交鋒—磋商—妥協—合作—協調—新的矛盾中曲折行進的。
三、作用不同
1、國際經濟法是與國際經濟秩序緊密相關的，實際上兩者難以分割。從整個世界范圍看，當今國際經濟關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經濟秩序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建立起來的經濟秩序。
其核心內容就是「布雷頓森林協定」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條款》（見國際貨幣法）、《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條款》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所建立的體制。
2、國際貿易法的作用
（1）符合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目標。
（2）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貿易。
（3）照顧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
（4）有助於減少國際貿易中的法律障礙。
四、就業方向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畢業生可以到政府對外貿易經濟管理部門從事外貿管理工作，到外貿企業從事對外貿易業務及國際市場的營銷工作。
到國家機關、國民經濟綜合部門、商業部門、涉外企業、合資企業、大型工商貿易公司或企業從事貿易經濟、市場營銷、經營管理工作，到各大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從事教學及科研工作等。
B. 如何正確認識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的是貫穿於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導思想，指的是這些法律規范的基礎和核心。隨著歷史和時代的演進，國際社會成員即主權國家的數量和結構發 生了重大的變化，各類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相應地，能夠獲得國際社會廣大成員即眾多主權國家共同認可和普遍贊同的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也必然會有重大的變化、更新和發展。
基本原則
就國際經濟法中所包含的各國涉外經濟法或民商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處在殖民地、附屬國地位的眾多弱小民族，或根本沒有立法權，或只有形式上的立法權。
二戰結束後數十年來，被壓迫弱小民族的反殖民主義斗爭陸續勝利，眾多新主權國家相繼興起，逐漸形成了第三世界，開始有了獨立的國內立法權。盡管在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但它們有著共同屈辱歷史，共同斗爭經歷，共同現實處境，因而有關徹底改變這種現狀的共同願望和強烈要求，並且正在從事改造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共同斗爭。
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這種要求和平共處的努力，當然會遇到來自發達國家的各種阻力和障礙。因此，在當代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或基本原則更新發展的全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保護既得利益、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與爭取平等地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矛盾和斗爭。這乃是當代世界「南北矛盾」斗爭的主要內容。
在最近四五十年來「南北矛盾」斗爭中逐步形成的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或基本原則，可以大體上歸納為經濟主權原則、公平互利原則、全球合作原則以及有約必守原則等四個方面，以下各節，分別予以闡述。
具體內容大體上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各國對境內一切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 《永久主權宣言》把尊重東道國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作為南北之間一切國際經濟交往和經貿活動的前提。反之，「侵犯各民族和各部族對本族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各種自主權利，就是完全違背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原則，阻礙國際合作的發展，妨礙和平維持。」
發展中國家關於對本國自然資源享有完整永久主權的主張，受到發達國家某些法學家的抨擊。有些人誣蔑發展中國家這種正當要求是什麼「主權迷了心竅」；有些人則指責這種主權觀念是「最大的開倒車，」比如英國代表在上述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上，公開揚言第三世界國家對各自本國的自然資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權」，只是行使「監護人」的職責。另外一些西方國家代表也對永久主權觀念表示了重大的保留，要求資源國的主權應當與所謂的「國際利益」互相「協調一致」。
發達國家大多是當年的殖民國家、宗主國，它們對於其本土上的全部自然資源，歷來是全權的所有者；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自然資源，則長期是蠻橫的霸佔者。在弱小民族擺脫殖民枷鎖、收回經濟主權之際，卻以所謂「國際利益」、「現代經濟生活」需要為名，力圖繼續染指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其論證邏輯，無非是「我的歸我獨享，你的我佔一份」。
經過激烈的論戰，《宣言》終於寫上了：「每一個國家對本國的自然資源以及一切經濟活動擁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權。為了保護這些資源，各國有權採取適合本國情況的各種措施，對本國的資源及其開發事宜加以有效的控制管理，包括有權實行國有化或把所有權轉移給本國國民。這種權利是國家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權的一種體現。」同時，還鄭重宣布：一切遭受外國佔領、異族殖民統治或種族隔離的國家、地區和民族，在它們所固有的自然資源以及其他一切資源受到盤剝榨取、嚴重損耗和毀損破壞時，有權要求物歸原主，並向施加上述侵害的外國殖民主義者索取充分的賠償。
（二）各國對境內的外國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活動享有管理監督權
《宣言》和《憲章》一再強調：東道國對於本國境內的一切經濟活動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權，並且突出地強調對境內外國資本和跨國公司的管理監督權。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主要目的在於更方便地利用東道國當地廉價的原料、便宜的勞力和廣闊的市場，更有效地掠奪殖民地的自然資源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勞動成果，以攫取超額利潤。
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對外投資達到空前的規模，外國資本和跨國公司往往在其經營活動中以各種不法手段，逃避和抵制東道國政府的管轄，排擠和打擊東道國的民族工商業，干涉東道國的內政，嚴重侵犯東道國的政治主權。
發展中國家與外國資本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管制與反管制的矛盾斗爭從未止息，其實質是侵害東道國經濟主權與維護這種經濟主權的尖銳沖突。經過長期的聯合斗爭，第三世界眾多發展中國家關於管制外國資本和跨國公司的正義要求，終於載入了《宣言》、《綱領》和《憲章》。
《宣言》特別強調：「接納跨國公司從事經營活動的國家，根據它們所擁有的完整主權，可以採取各種有利於本國國民經濟措施來管制和監督這些跨國公司的活動。」《綱領》進一步規定：國際社會在這方面應當採取具體行動，制定一套國際性的跨國公司行動准則，藉以防止跨國公司干涉東道國的內政。《憲章》重申了上述基本精神和原則，同時更為鮮明地強調了它的法律規范性，即通過東道國制定的法律規范，加以貫徹實現。
當前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是：在吸收和利用外國資本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既要對境內外商的合法權益加以切實的保護，又按照《憲章》的基本規定，要求外商充分尊重東道國的經濟主權，切實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法規，接受嚴格的管理和監督。
（三）各國對境內的外國資產有權收歸國有或徵用
按照西方殖民強國的傳統觀點，落後地區的東道國政府對於境內外國投資家的財產，只有保護的義務，沒有「侵害」的權利。一旦予以「侵害」（包括徵用或國有化），就構成所謂「國際不法行為」，本國政府就「有權」追究東道國的「國家責任」，甚至可以以「護僑」為名，大動干戈，興兵索債。東道國「有忍受干涉的法律義務」。此種主張得到西方發達國家（多是原先的殖民強國）的支持。與此相反，發展中國家（均是原先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貫主張在徵用外資時只按照東道國國內法的規定，給予賠償，從而維護自己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
經過激烈論戰，1962年聯大第17屆會議通過了《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決議》。它意味著在國際社會上開始普遍承認各國有權把外資控制的自然資源及其有關企業收歸國有或加以徵用，但它同時規定：「採取上述措施以行使其主權的國家，應當按照本國現行法規以及國際法的規定，對原業主給予適當的賠償。
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29屆會議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明文規定：「每個國家都有權把外國資產收歸國有、徵用或轉移其所有權。對比1962年的上述決議，在徵用賠償標准上，刪除了」以及國際法的規定「等字樣，也刪除了關於發展中國家絕不損害殖民主義者在殖民統治時期所攫取的既得利益的無理要求。至此，終於肯定了每個國家必要時可以徵用境內外資的經濟主權權利，而且排除了西方發達國家按照它們的傳統觀念在徵用賠償問題上對發展中國家所施加的所謂」國際法上的公平標准「的約束。
C. 為什麼國際經濟法繁多復雜
國際經濟法是法學專業14門核心課程之一。國際經濟法主要研究跨國經濟活動中的法律問題。它是法律體系中的後起之秀，目前呈現出百花齊放、眾說紛紜的研究狀態。國際經濟法的研究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不到一百年的歷史，我們國家對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歷史更短，是從改革開放開始。年輕就意味著不成熟，國際經濟法的許多基本性問題尚在探索之中，新的理論層出不窮。特別是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領域利益取向不同，就同一問題所持的觀點往往大相徑庭。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我們既要掌握學界的通說、現行的法律，也要研究前瞻性理論和立法動態。
國際經濟法內容繁多，體系龐雜。國際經濟法除總論部分外，還包含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法等分支，涵蓋國際經濟條約、各國涉外經濟法、涉外民商事法，內容繁多瑣碎，而且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多元化和復雜化，國際經濟法還將發展出更多的分支，體系將更加龐雜。
國際經濟法的很多制度源於實踐，服務於實踐。如國際貿易術語、信用證、共同海損、用盡當地救濟等國際經貿慣例都是經過反復的實踐、在歷史的積淀下形成的，這些習慣性做法背後可能沒有高深的理論支撐，有些甚至用傳統的法律理論無法解釋。因此我們在國際經濟法的學習過程中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不僅要掌握各種制度規則的內容，更要學會將所學的法學知識、理論運用於實踐。
在教學過程中，除導論部分外，我們將重點介紹五種常見的國際經濟活動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國際稅收、國際經濟爭端解決中的法律問題。
如何學好國際經濟法？前面我們介紹過，國際經濟法是實踐性很強的課程，而同學們在日常的生活中接觸不到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活動，對國際經濟活動缺乏感性認識，這是我們學習過程中將面臨最大的障礙，對此我們要想辦法拉近和該課程的距離，課外多閱讀和國際經濟相關的資料，了解國際經濟中的新聞事件和熱點問題。在教學方面每一章節講授知識點之前我們將藉助案例或社會熱點問題導入，通過對具體案例的探討和分析，幫助大家對抽象的規則建立一個更感性更深刻的理解。學習這門課程需要同學們有一定的民法、經濟法、國際私法的專業基礎，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國際經濟法與民法、商法、經濟法、國際公法等部門法的關聯性，注重國際經濟法與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經濟學的關聯性，學會融會貫通，形成體系性知識結構。在學習國際公約或國際經貿慣例時聯系我國國內合同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國內法，進行比較研究。
D. 國際經濟法的對外經濟
源遠流長的中國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原則
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可以大體劃分為三個階段：
1．古代中國時期，即奴隸社會後期和封建社會時期，約相當於公元前四、五世紀至公元1840年；
2．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時期，約相當於公元1840年至1949年；
3．社會主義新中國時期，即公元1949年以後。
一、古代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內涵
（一）古代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簡況
夏朝時期，各個部落聯盟之間就時常開展跨越聯盟疆界的貿易。商朝時期，商品交換關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開始使用原始形態的貨幣。到了周朝，實行「朝貢貿易」。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同海外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往業，明顯的標志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之間，中國的絲綢就已開始輾轉遠銷希臘等地。
秦朝時中國與印度支那半島、朝鮮半島兩個半島廣大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是相當密切的。
漢朝對外經濟交往也日益發達，開拓了 「絲綢之路」，又辟海市。經過隋朝進入唐朝，全國重新統一安定，對外經濟文化交往也空前興旺發達。
宋朝時期，政府側重於在南方發展海上國際貿易。元朝建立陸上國際商道暢通無阻，海上貿易也有新的發展。
明代初期，多沿襲元朝，且又有重大發展，如鄭和下西洋。明代中葉以後，關閉口岸，停止對外貿易，實行「鎖國」政策。清朝則變本加厲實行「海禁」，雖一度解禁開港，但對外來商人一律嚴加限制。
（二）古代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法理內涵
第一，古代中國開展對外經濟交往，是國內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所必需。
第二，古代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其主要動因植根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對外經濟交往史上，雖然經歷了許多曲折和起落，但總的來說，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是主流。
第三，在古代中國長期的對外經濟交往中，基本上體現了自主自願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則。
第四，古代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其規模和意義都難以與近現代的對外經濟交往相提並論。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內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簡況
繼1840年英國侵華的鴉片戰爭之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又發動了多次侵華戰爭。用戰爭暴力打敗中國，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各種政治、經濟特權，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形成了中國對外經濟交往中的惡性循環。
（二）強加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法理」
在這個時期里，由於中國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受到嚴重破壞，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始終貫穿著兩條線索：第一，中國對外經濟交往中，往往處在非自願、被強迫的地位，受制於人，聽命於人。第二，中國總是遭到不平等的屈辱，忍受不等價的交換。弱肉強食的原則，不僅被列強推崇為「文明」國家的正當行為准則，而且通過國際不平等條約的締結和簽訂，取得了國際法上的合法地位和約束力。
三、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原則
（一）獨立自主精神的堅持
與平等互利原則的貫徹
獨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一貫堅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則和行為規范，也是中國對外經濟交往健康發展的兩大基石。它由國家的根本正式加以肯定和固定，上升為具有法律拘束力和基本行為規范。
（二）閉關自守意識的終結與對外開放觀念的更新
半殖民地時期中國長期遭受的歷史屈辱，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帝國主義所強加於中國的經濟封鎖，以及霸權主義背信棄義對中國所造成的經濟破壞，都激發了和增強了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意識。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產生了對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片面認識和錯誤理解。對外經濟交往受到重大的消極影響，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去了調動國外積極因素的良機，拉大了與先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
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使源遠流長的中國對外經濟交往，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更加自覺、更加成熟的歷史發展階段。
1993年，中國憲法正式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針對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提出了綱領性的文件，大大加強了對外開放的力度、廣度和深度。
第五節 貫徹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與學習國際經濟法
一、中國實行經濟上對外開放國策的主要根據
它是在總結該國多年實踐經驗以及參考國際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中國在實現「四化」過程中不應該、也不可能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中國應積極參加和利用國際分工，實行平等互利的國際交換，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實現互接互補。
因此，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學會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交往兩套本領。
二、深入學習國際經濟法對貫徹上述基該國策的重大作用
其主要意義，可大體歸納為：
第一，依法辦事：世界各國經濟交往日益頻繁，十分需要藉助於國際經濟法的統一行為規范加以指導、調整和約束。中國應積極參加國際經濟交往，對於這種法律規范的現狀和發展趨向，需深入了解，自覺地「依法辦事」，避免因無知或誤解引起無謂的糾紛，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第二，完善立法：廣泛深入地了解上述規范和慣例的有關內容，使中國涉外經濟法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工作有所借鑒，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法律規范和日益完善的法制保障。
第三，以法護權：要熟悉國際經濟法的有關規定，和有關國家的涉外經濟法的有關知識，在「國際官司」中，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中國的應有權益。
第四，據法仗義：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要以國際經濟法作為一種手段，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則，為全世界眾多弱小民族仗義執言和爭得公道，促進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舊更替。
第五，發展法學：立足於該國的實際，以該國利益為核心，重點研究該國對外經濟交往中產生的法律問題，作出符合其該國權益的分析和論證。逐步創立起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經濟法學科體系。
E. 學習經濟法的心得體會有哪些
通過經濟法課程的學習,我有一些自己的感想和體會，雖然我不是法律專業的,但我還是抱著一種學習的態度來對待。它使我對法律法規有了一定的認識,同時也更正了自己以前許多錯誤的觀點，對我自身的經濟法律知識是一種很好的補充。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同時也是法律社會的背景下,這樣的一門課程的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經濟法中的《公司法》和《合同法》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下面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具體闡述一下我的學習心得。 首先，從我個人說起，我自己比較喜歡了解一些新聞，獲取一些當前國內外的大事和報道，更喜歡對事件有深層次的了解。但是由於我個人知識的限制，我很難做到這一點，尤其是如果事件涉及到經濟法律知識，我就更不能做到從深層次了解經濟現象了。
而老師上課時大量的教學案例則滿足了我的這一需求，同時使我對類似案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有實際案例的教學也極大的激發了我的興趣，對上課充滿了期待，等待著老師把最近和過去一段時間涉及到經濟法律的鮮活案例展現給我們。
法條加案例的教學方式是我欣賞這門課的原因，它有效地避免現在其他經濟學科那種全是某某經濟學家的某某經濟理論，說實話，那種課程不僅枯燥而且給我一種與現實社會嚴重脫節的感覺。所以我慶幸我學的時候老師沒有教科書式的教學，脫離了本本主義。
其次，從課堂上，我明白了公司是從事商品生產和經營的組織形式，也是資本和人力資源有效利用的組織形式。公司分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如果要成為公司的經營者,你就應該要認識到----公司法是公司的生命線.公司法既保護公司的合法權益,也保護股東的合法權益,也保護公司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因此,不僅所有投資者,包括社會公眾投資者,經營者、董事們、監事們、經理們都應該認真地學習公司法。必須用公司法的精神來發展公司、經營公司,使公司在健康的道路上不斷地向前發展。
學習公司法的目的是為了學以致用，用於我們經濟生活的實踐，如果我們能把公司法的知識，與我國當前正進行的國有企業的改制，以及其他企業比如集體企業的改制聯系起來，和當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涉及公司法的一些案件聯系起來分析，那麼學習公司法就真的是很不錯。
在講合同法時，我明白了我們在乘坐公交車時，交上一元人名幣這就意味著我們與他們達成了一個合同；我們平時總是簽要式合同，這些常識是我以前不曾知道的，而這些法律知識與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學了以後感覺受益很多。
在講到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時候，提到廣告商發布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一定程度上給我了很大的啟發，知道了自己對法律的運用做的還是非常的差，用法律維權更是從未有過。因為自己不是真正學習法學的，對法律的理解和使用還停留在很低的層次，以前雖然知道要使用法律保護自己，但那隻是嘴上說的，而事實上這種維權觀念從未真正進入過自己的意識中，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在一定程度上我還是一個法盲。
僅僅通過不到十八周的經濟法課的學習就想獲得足夠的法律知識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但是我還是可以發自內心的大聲說：我收獲很多，因為它讓我收獲了一種意識，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
F. 對經濟法的認識與理解
經濟法是調整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化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總稱。
在學習經濟法的過程中，常常碰到經濟合作上的問題。所以要實行市場經濟，必須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培育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要求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堅決打破條條塊塊的分割、封鎖和壟斷。這就需要國家介入，加強市場監督管理。在國家進行市場監督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市場監管關系。市場監管關系應該由經濟法調整。這有助於完善市場規則，有效地反對壟斷，制止不正當競爭，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實現市場功能。
第二是我國經濟法的重要社會地位。我國經濟法律的調解范圍已經涉及社會管理、經濟協調、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以及權利制約、國際經濟糾紛仲裁等十分廣闊的領域，並與社會道德標准相輔相成，成為了整個社會的調解器。但人類的經濟行為是復雜多變的，經濟法律由於在制定時需要嚴謹的思考和斟酌。這種差別造成了我國經濟法律制度的相對不太完善，被投機份子有機可乘，對一些損害國家人們利益的行為無法可依。但只要努力做好普法工作，樹立以及強化公民的相關經濟法律意識，讓人們在經濟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都尋求經濟法律的保護，才能有助於經濟法律的完善，才能真正的做到知經濟法，守經濟法，不犯經濟法。
G. 為什麼國際經濟法繁多復雜
各國經濟發展史會有所不同，經濟現狀也各有所異，相對應的國際經濟法自然而然也會繁多復雜，這也是為了適應各國經濟轉政策，這也是經濟大同的具體表現！
H. 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於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之中的主要精神或者指導思想，指的是國際經濟法律規范的理論基礎。
（一）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是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其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重要組成部分。「可持續發展」一詞最早出現在有關保護環境的國際文件中。1980年，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的《世界保護大綱——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生物資源保護》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布倫特倫報告》）正式將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掛鉤，並提出「可持續發展指的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21世紀議程》，正式否定了西方工業化以來「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發展模式，全面闡述了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內涵：
（1）宣言首先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人類處於普受關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應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
（2）實現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條件。為了公平地滿足今世後代在發展與環境方面的需要，求取發展的目標必須實現。為了縮短世界上大多數人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和更好地滿足他們的需要，所有國家和所有人都應在根除貧窮這一基本任務上進行合作，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項不可缺少的條件。
（3）可持續發展是指各國經濟的共同發展。各國應該合作促進一個支持性和開放性的國際經濟制度，這個制度將會導致所有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的發展。為環境目的而採取的貿易政策措施不應該成為國際貿易中一種任意或無理歧視的手段或偽裝的限制。
（4）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發達國家需承擔更多的責任。宣言要求各國應本著全球夥伴精神承擔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別的責任。鑒於發達國家給全球環境帶來的壓力，以及它們所掌握的技術和財力資源，它們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努力中負有更多的責任。
上述宣言所闡述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已超出了純粹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范疇，涵蓋了對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在經濟、社會、人口、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要求。可持續發展原則是總領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原則，也是各國及國際社會制定國際經濟交往法律規范的基本原則。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國第三次會議最終在日本達成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2005年2月正式生效），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聯合減排引進了靈活的市場機制，明確提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應承擔的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這是因人類的發展觀念發生實質性轉變而採取的一次實際行動，標志著國際社會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開始進入「低碳經濟」時代[ 低碳經濟時代，也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是指以新的能源生產技術和能源使用技術為先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清潔能源代替煤炭、石油、天然氣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傳統能源的綠色革命，是人類在氣候危機和金融危機雙重壓力下，從傳統的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尋找機遇所作的一次戰略性轉移。參見熊焰：《低碳之路——重新定義世界和我們的生活》，100～10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的《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為2020年後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做出了安排，是繼《京都議定書》之後第二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 我國於2016年9月3日加入該協定，成為第23個完成批准協定的締約方。2016年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屆會議上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議程呼籲各國現在就採取行動，為今後15年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努力[ 這17項目標是：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2.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可持續農業；3.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的福祉；4.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5.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6.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並對其進行可持續管理；7.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8.促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9.建造具備抵禦災害能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化，推動創新；10.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11.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12.採用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13.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14.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15.保護、恢復和促進可持續利用陸地生態系統，可持續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16.創建和平、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持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訴諸司法，在各級建立有效、負責和包容的機構；17.加強執行手段，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系。
（二）國家對天然財富與資源的永久主權原則
20世紀6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興起，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取得了獨立，建立了新的民主國家並成為聯合國成員，大大改變了國際力量的對比。新國家認識到只有取得經濟上的獨立才能穩固和真正地實現政治上的獨立。因此，改變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在國家不分大小、貧富，一律平等基礎上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呼聲日益高漲。1962年12月14日，聯合國最早提出了關於國家對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永久主權問題。大會通過的《關於國家對天然資源的永久主權宣言》，集中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這一要求：承認天然財富和資源是國家和民族生存的物質基礎，承認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永久主權是民族自決權的一部分，從而確立了對於各國處置其財富與天然資源之自主權利應予以尊重的基本原則。根據這一原則：
（1）自然資源的勘查、開發、處置應符合各國自行認為在許可、限制或禁止方面應有的規則和條件。
（2）外國資本的輸入及收益應受現行國內法與國際法管轄並使受助國對天然財富與資源之主權絕對不受損害。
（3）國有化、徵收或徵用應以公用事業、安全和國家利益為根據，並依照本國現行法及國際法給予適當的補償；在發生爭議時，首先由國內法管轄。
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原則不但得到發展中國家的擁護，也得到發達國家的贊同，並且在1974年5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綱領》中得到進一步體現。
《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提出了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20項原則，除了強調尊重國家主權平等、領土完整、不幹涉內政外，還重申每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天然資源和一切經濟活動擁有充分的永久主權。為了保衛這些資源，每一個國家有權採取適合於本國情況的手段，對資源及其開發實行有效控制，包括實行國有化和把所有權轉讓給本國國民。任何一國不應遭受經濟、政治及其他形式的脅迫，以致不能自由和充分地行使這一不容剝奪的權利。對於遭受外國佔領、統治或種族隔離的國家，有權對因其自然資源遭受剝削、消耗和損害要求償還和充分補償。國家有權對跨國公司採取有利於本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措施，對它們進行限制和監督，等等。
1974年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正式將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原則作為國家權利和義務的核心內容。
（三）經濟合作以謀發展原則
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發展中國家不再是附屬於發達國家並受其支配的被動力量。1974年5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反映了這一力量對比的變化。《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的變化說明了世界各國相互依賴的實際情況，發達國家的利益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不能再分開，發達國家的繁榮是與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和發展緊密關聯的。國際經濟法中確定國際合作以謀求發展原則，這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念，按照傳統重商主義的觀點：經濟就是一個零和游戲自己吃虧，對方肯定佔便宜；如果自己佔便宜，對方一定吃虧。國際合作以謀求發展原則，拋棄了這種狹隘的利己主義觀點，提出在發展方面，國際合作是所有國家都應具有的目標和共同責任。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國際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各國在技術、資金、資源、貿易等方面應相互合作、共同繁榮，反對武力和對抗，從而保證人類世代在和平、正義中穩步發展。
1974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正式將其作為發展國際經濟關系的一個基本原則。2017年2月，由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之中，更是將各國經濟合作，以謀發展原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
（四）公平互利原則
公平互利原則也是1974年12月《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中提出的作為處理各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指導原則。根據這一原則：
（1）在國際經濟合作的各個領域，發達國家應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有利的外部條件。
（2）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不應附加任何有損後者主權的條件。
（3）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施行、改進和擴大普遍的、非互惠的和非歧視的待遇。
（4）在促進發展中國家取得現代科學技術中，要有利於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和建立本國技術，並按照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方式進行。
與平等互利相比，公平意味著把形式上的平等推向實質上的平等。可持續發展原則提出的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概念意味著，沒有以正義為基礎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公平需要以社會正義為支撐。因此，公平互利原則的含義更為科學、合理。
I. 談談你對國際經濟法的認識。（求高人解答，字數在一千字左右，謝謝了）
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及其發展
——論WTO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及其限度
一、國際經濟法理解的分歧
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體系,這個詞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戰之後。自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出現以來,對於它的性質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圍充滿著分歧。主要的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它們是原有法律體系之內的一種新發展,是國際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的國際法。法律依據其調整的對象可以分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法律;而國內法是一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有。二戰之後,由於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加強合作,從而有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及在此體系之下大批的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加強交往,從而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BRD(世界銀行)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而在貿易、貨幣、發展等領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國際法,並有大量的地區性條約和雙邊國際經濟條約,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國際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經濟的國際法形成一個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和視角來進行觀察。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際經濟法不是原有法律體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傳統的法律體系,而形成了一個融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理論在國外有美國傑塞普教授的跨國法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即私人性。在西方國家,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交易的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間進行,而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從事市場交易的國營企業逐步退出市場,代之的是獨立的法人——與國家責任毫不相乾的法律意義上的人。由此可見,在國際活動中,交易的主體是法人,是與國家毫無責任聯系的獨立承擔責任的實體。這就形成了國際經濟中的跨國性。
這種理論毫無疑問也有其合理之處。它指出了國際法在性質和適用范圍上的不足,這也正是第一種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
以上兩種對國際經濟法及其性質的認識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組合體。無論是國家的行為,還是私人的行為,所遵循的規則都必須通過國家來賦予其效力;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劃分是構成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基本劃分,正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國際法的發展,才出現了國際經濟法這一個集合體。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經濟的國際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框架,離開了這個框架,國際經濟法便無從存在。
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其基本的經濟制度或是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這也正是第二種理論所要說明的。
國際經濟的這一特徵是國際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國際法只能通過規范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來規范私人行為,這種規范由於主權因素的存在,其規范的范圍不可能涉及到國際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相當一部分仍是由國內法,或是國內法中的涉外法來規范。我們不妨以WTO規則為例子作一說明。
WTO規則建立了一整套對各成員國內經濟立法的有效約束機制,使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際經濟市場成為可能。WTO成為國際經濟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規范國際經濟行為。
第一,它的適用范圍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許多經濟問題沒有納入到WTO的體系之中,如競爭法、環境問題、區域經濟集團、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勞工權利,等等,這在WTO的規則中是作為將來貿易談判的議題。其次,即使是已經有國際法規則的領域,也僅僅局限於原則性地規定,具體的規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談判,明顯的例子就是投資領域,雖然形成了TRIMS(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但是這十三條的規則限於原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再次,在許多領域,其規定往往是與國內法相聯系的,本身並不是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則。如WTO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建立在國內法的基礎上的,是和國際經濟的私人性和國際的性質相聯系的,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必然與國內法有銜接,否則,難以與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國家主權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相銜接。
第二,國際經濟法與國內法有很大的銜接性。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部分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一是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權力在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國立法權的限制,給本國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對一國法律的一個基本限制,而不是通過國際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權利、義務模式,這是和一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模式不同的。這也是由國際經濟活動的私人性所決定的。
第三,國際法具有指導國內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制度成為各個國家的一個先決條件。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對外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強,國內國際市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內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斷地與各國國內經濟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國的立法中,與國際接軌在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方面說明國際經濟法在經濟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國內立法的補充和完善。
三、國際經濟法法律性之欠缺
國際經濟法作為規范國際經濟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規范特點。對於國際經濟法歷來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種是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的國際法,從字義上來理解就是國際的經濟法。另一種是有關國際經濟的法,國際經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詞來看待。如果以前者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特別的類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後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是一種由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規范共同構成的混合體。
那麼這兩種觀點是否截然相反?其實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後者廣義的理解,國際法部分在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整個國際經濟法體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個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正是由於規范國際經濟的國際法的不完整和種種不足,才需要有國內法的補充。
另外,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法的區分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國際經濟交往的私人性1。國際經濟關系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2對這種關系僅僅用國際法來進行調整是不夠的。國際公法所能調整的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以營造一個有利於國際經濟法發展的統一的國際市場和盡量地減弱政府對市場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而對於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規則很難進行全面地規范。這也是為什麼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雖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僅僅由國際法來進行規范顯然是不足夠、不全面的。
我們從國際經濟法的規則上,或是說從其形式來看,無論是它的國際法形態,還是諸法合體的形態,在規則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缺乏體系性,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鬆散的體例。
體系性是成文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個基本內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趨勢就是體系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體系性是法律解釋正常進行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在一個體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於語義的有限性、社會關系的變動和語言的相對靜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體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德國民法典中的總則、物法、人法、繼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內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須是無內在邏輯沖突的,依據法律,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只有體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這樣一個要求。
國際經濟法這一性質的缺乏是和其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相關聯的。一個法律在其發展和未成熟時,在體系性上總存在著不足。但是隨著GATT轉換成WTO,這個問題正逐步地得到解決。WTO從貨物貿易逐步地向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擴張,具有經濟聯合國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國際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這對於克服國際經濟法中的體系性欠缺的弱點具有明顯的作用。
2.國際經濟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確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國際經濟中的大量文件還只是停留在決議、草案的層次上。如《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和《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行動綱領》,以及《跨國公司的行動守則》、《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等等。這些文件並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雖然它在國際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一個有效的證據,但是,就單從法律效力上看,它們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國際經濟法是有爭議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方面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許多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和國際經濟法的第一個特點,即缺乏體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國際經濟法中的大量用語是不確定的。如國際經濟法中對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認定,對於國有化補償中的「適當補償」的規定——它是一種為避免不補償和全部補償之爭的一種折衷的辦法;又如IMF中對成員國提供援助中規定的國內收支的嚴重失衡中的「嚴重」;又如外交保護權行使的條件中的本國僑民沒有受到合理地保護的認定;如WTO中的對投資的原則性的規定;還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條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類似的例子在國際經濟法中是很多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明確地看出國際經濟法中所存在的這種不確定的特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再次是國際經濟法除了有限的國際統一法外,還有大量的規則來源於各國涉外法,而各國的涉外法在大量問題上是互相沖突的。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選擇上存在著不確定性。
第四是在國際經濟法中,法律解釋機關是不確定的。缺乏國際性的解釋機構——國際性機構。這是國際法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國際公法中,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員國的事先同意。並且管轄權與執行權是分離的。而在國際經濟法中,這樣一個機構也難以產生。在國際經濟法律中,對法律的解釋是各國的司法機關,而各國司法機關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上,毫無疑問會偏袒本國的當事人或與本國有密切關系的一方,至少會比較傾向認同他們的利益主張。因此,發生爭議的當事方也經常主張由本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爭議。
在國際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於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當事方的認同,但這種靠信用、聲譽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個因素導致國際經濟法缺乏確定性、明確性,是由於政治因素和國家實力因素在國際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國際法中的問題並不純粹是法律問題,或是由法律因素所決定的,而夾雜著政治和國家實力等因素。國際經濟爭議越是與大國的利益相關,或是觸及到大國的利益就越是難以解決。如美國國內曾對WTO有「三擊不中而退出」的觀點,這在國際法中是個普遍問題。又如美國就以要求聯合國改革為條件而拖欠會費,從而使聯合國的日常運作產生諸多問題。
3.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有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有強調市場作用的,也有強調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強調也不一致。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中,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不盡相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許多國際經濟條約難以產生,國際經濟法缺乏體系性,許多條約的用語彈性很大,不明確,這都可以從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中找到原因。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同時,即使是同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異。社會關系是形成法律規則的基礎,一個法律規則即使存在了,也可能會由於有效的社會關系的喪失而不能適用。
四、WTO與國際經濟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礎上,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形勢產生和形成的。經烏拉圭回合國際貿易談判,WTO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ATT有很大的發展。
首先,極大地擴大了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並且還將紡織產品在適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體制之中。烏拉圭回合在完善規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條款、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紡織品和服裝等問題上締結了協定。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紡織品和服裝占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總值的45%。30多年來,這個領域始終游離於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之外,經過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努力,關貿總協定終於決定分階段取消這些限制。
其次,確立了WTO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同時,還擁有了爭議解決機構,以解釋WTO國際文件和解決相關的爭議,這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條約的執行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條約的解釋有個中立的解釋者和爭議的解決有個仲裁者,這有利於條約涵義的明確和執行的有效性。任何對WTO成就的評論如果不提及爭議解決機制,都是不完整的。從許多方面講,爭議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沒有一個爭議解決的辦法,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因為其規則無法實施而變得毫無價值,WTO的爭議解決程序強調法治,並使多邊貿易體制更安全和可預見。
再次,將GATT的規則普遍地適用於各個國際經濟領域,如擴大適用於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使WTO在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這有利於國際經濟條約體系的形成。
第四,對於原先沒有形成法律規則或者不存在國際法規則的領域,在WTO體系內形成了相應的規則。盡管有些規則比較原則(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但畢竟是形成了相應的規則,將這一領域納入到WTO的基本原則之下,這對於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貿易的公正性上有所發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程度的增加和集體談判力量的增強,也使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些領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如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發達國家就締結投資協定而進行談判的嘗試,發達國家的要求是給予投資者普遍的國民待遇,結果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只重申了貨物的國民待遇,有關投資的國民待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只能通過談判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各項協議中獲得了一些差別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場准入的減讓方面可承諾較低水平的義務;二在實施協議方面享有過渡期或減讓某些義務;三要享有某些執行程序上的靈活性。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應當盡力給予照顧,提供技術援助,改善市場准入機會。
國際經濟法由於本身的性質所限,其法律性與國內法是存在差別的,這是由於一方面國際經濟中大量的關系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國際社會又是一個主權社會,私人關系要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法律規則,而主權社會構成的法律由於是自主者之間的國際法律,所以會有種種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隨著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在WTO體系內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雖然它永遠也達不到與國內法一樣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法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於它所規范的大量對象是私人,而通過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法和通過各成員國的國內法,由於各種因素,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經濟法要強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結合,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單靠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根本無法完成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這一任務。這可以說是由於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部門,或是由於國際經濟法中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所決定的。但僅僅從法律現象上看,國際法雖然構成國際經濟法中主要的內容,但僅僅就這一內容還根本無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現實中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在國際法和國內法雙重調整之下已是不爭的現實。
另外,國際經濟關系中大量的私人關系,使得國際經濟法又不像國際公法那樣以規范國家行為為最終目的。它的國際法部分,大量的是通過規范國家行為,而最終規范私人,也就是通過國家的立法承諾,而使私人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這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產生上有許多的困難。因為,私法的傳統是很悠久的,要想改變其傳統,而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法,是很困難的。這在西方國家,由於有成文法與普通法的區分而難以形成統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據它本身的特性來進行研究,而不能用國際法或是國內法的標准來進行衡量,否則將不利於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五、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經濟法
就WTO而言,存在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的局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學者們發現,GATT以及現在的WTO從程序結構上有兩點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一是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討價還價的權利。協定被定義為談判機制,如關稅談判、重新談判及有關關貿總協定條款實施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結果都體現了討價還價權力的大小,這種談判機制與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固定的優惠規則和原則有所不同。小國和弱小的國家發現,在第22—23條磋商條款下難以與強大的國家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講,談判中貿易規則的實施條件因國家而異,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2〕。二是語義上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問題上,即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從本質上講,對發展中國家關稅來說,第四部分是關貿總協定傳統上背離義務的一種例外,而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被要求優先降低和撤除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目前或潛在的出口利益特別有關的產品的壁壘,包括其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關稅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發達國家的各締約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實施外應盡可能實施。盡可能實施條款就是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一直到烏拉圭回合,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這種模式都沒有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也需要對WTO規則在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參與對這些規則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曾在提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同時,提出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國際法律的發展上看,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很大程度上看還是一句政治性用語,在法律制度建設上,有利於國際經濟平等和公平的制度還是缺乏的。從這一方面,是落後於政治秩序的發展的。政治秩序從殖民制度轉變為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法秩序,而在經濟秩序中,仍是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私法自治規則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規定私法公正性的規則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據著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斷地增加,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亞洲四小龍、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就是明證。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環境的治理上應該是其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經濟環境上,爭取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也是必要的。
隨著各國實行市場經濟,各國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對認識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背景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認識也更清楚了,這對發展中國家爭取相應的權利,避免國家經濟主權過度讓與是有好處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是我國加人WTO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堅持自己應有的經濟主權的表現,中國應繼續積極實行市場經濟,這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實際的發展和開放只會損害本國的經濟及其發展。
只有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和自身對權利要求的提出,WTO才會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在協議中承諾的義務,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人環境,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同時,也應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增強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集體談判能力。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J. 國際經濟法體系內部關系及其原因
國際經濟法是國際法中晚近發展起來的新學科。與傳統的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回相比，它答有在近二三十年來發展迅速的特點。國際經濟法在規范的總體規模上，有極為迅速的擴張，在法的功能的發揮上有很強的力度。在某種意義上，似乎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國際經濟法拉居國際公法與私法之間，對大量本來屬於兩法的規范大量地兼並、吸收，形成了比兩法更為廣闊壯觀的體系，更寬泛的包容度。然而，以上所說的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並列的國際經濟法體系，並不是世界各國公認的國際法律體系。從國際法的學術研究角度看，它也不是各國學術界公認的法學體系。它是我國國際法學界提出的關於國際經濟法體系的一種觀點。我國法學工作者所構築的國際經濟法體系與世界各國的體系相比，有其突出的特點。其涵蓋面最廣，體系最為龐大，並有理論支持這一體系的存在。這一體系的構築蘊含著大量法律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