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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法05形考任務0001

發布時間: 2022-10-24 22:08:30

⑴ 國際經濟法學的國際經濟法學

法學中以國際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國際經濟法是關於國際社會中經濟關系和經濟組織的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的總稱,亦即調整國際經濟交往中商品生產、流通、資本移動、信貸、結算、稅收等法律關系及國際經濟組織的法規和法制的總稱。其范圍包括國際貿易法、 國際投資法、 國際貨幣金融法(見國際貨幣法)、國際稅法及國際經濟組織法,等等。國際經濟法學是研究這些方面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
學說 隨著現代國際經濟交往和合作的發展,及其所引起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刻變化,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貨幣金融體制、國際稅收等方面,也產生了新的復雜的法律問題,在傳統的法學分科體系中,不斷出現了新的突破。國際經濟法學正是反映這一新的突破,而成為現代法學領域中一門新興的學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關於國際經濟法的研究,已引起各國法學界的普遍重視。綜合各家學說,大體上可以分為兩派: 這一觀點基於傳統的法學分科論,從純理論及概念出發,嚴守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界限,認為國際經濟法屬於國際公法(見國際法)的范疇,其中不包括國內法規范。其代表人物如英國的G.施瓦曾伯格,他曾列舉國際公法的特別分支有:國際機構法、國際航空法、國際勞動法及國際經濟法。他認為「國際經濟法是國際公法的一個特殊部門,是關於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開發,物的生產、流通和消費,貨幣和財政,與此有關的其他業務,以及從事上述活動的實體的組織及其法律地位」的規范。條約和國際慣例是國際經濟法的淵源。他把國際經濟法分為兩類法規:一類是關於國家間經濟活動的規范,如通商條約、易貨貿易協定、政府間貸款協定、支付協定、對國家支付不能、其他公契約履行保證義務的協定等。一類是關於國際經濟制度的法律。國內法應排除在國際經濟法研究領域之外。
日本的金澤良雄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矛盾,從國際經濟整體立場出發所形成的國際法秩序,即對國際社會中的經濟活動,通過國家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加以一定製約的國際法,即條約的總和。其中既包括國家間的規范,也包括國家與國際組織間、國際組織相互間的規范。它不僅包括國際經濟統製法,如《歐洲煤鋼聯營條約》等,還包括更為廣泛的國際間經濟協調和合作的國際法規范,如《聯合國憲章》、《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條款》等。所以國際經濟法應概括地理解為包括規定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國際經濟活動的規范。
日本橫川新也認為國際經濟法是「主要通過條約來規定國際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他說,凡是以國際經濟合作的均衡發展及國際經濟交往的安定為目的所形成的法律體制,就是國際經濟法,它是由國際條約和基於條約的其他制度所構成的。至於國際投資法體系,他認為既屬於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的國內法問題,同時又是跨及兩國間和多國間的國際法問題,具有流動性的特點,應屬於國際經濟法范疇以外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
總之,這一派都把國際經濟法理解為「經濟的國際法」。在中國也有持這種觀點的國際法學家。 美國M.卡茨和K.布魯斯特也提出應克服傳統法學研究的片面性,強調打破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比較法學之間相互隔絕的界限,側重研究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相互滲透的作用,綜合地把個人、法人、國家及國際組織間一切國際交易與關系的法律問題作為研究對象。他們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交易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包含兩類法律規范:一為涉外關系法,如國內法(公法和私法)、國際私法、兩國條約;一為國際行政法,如多國間條約。
其他如美國的W.G.弗里德曼,A.A.法托羅斯,A.F.洛溫菲爾德,奧地利的A.韋德羅斯,德國的G.埃勒,日本的櫻井雅夫等都傾向於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國際經濟法是一支「獨立的法學部門」,或一種「獨特的法律秩序」,不屬於國際公法的范疇,其中既包括國際法規范,也包括國內法規范。
在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持這種觀點,認為國際經濟法,無論從其產生及其發展的必然性,或從其本身的特點來看,都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內容不是國際法所能概括的。
國際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國際經濟法屬經濟法范疇,同國內經濟法一樣,是基於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產生並發展起來的。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各國壟斷資本從控制國內市場,發展到超越國境而形成國際壟斷同盟(如國際卡特爾、國際托拉斯等),從經濟上瓜分世界、控制世界市場。在競相爭奪原料產地、銷售市場、投資場所等的激烈斗爭中,為達成均勢,共同剝削世界各國人民,這些壟斷同盟之間相互簽訂各種協定,求得暫時妥協,利益均沾。雖然這些只是屬於民間協定的性質,但實質上是國家政權同壟斷資本相結合,開始對國際經濟進行干預和控制。在這里已可看到國際經濟法的萌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面臨戰後種種遺留問題,如資本主義世界物資的極度匱乏,戰後歐洲經濟復興與美援有關的安全保障問題,特別是戰後即將來臨的生產過剩以及防止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蕭條和恐慌等等。作為從國際范圍內解決這種問題的對策,在國際經濟領域內所產生的法規和法制,包括國際的和國內的,更達到驚人的發展,如《聯合國憲章》有關發展國際經濟、確保會員國通商自由及公平待遇等規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布雷頓森林協定(見國際貨幣法)以及各種地區性經濟組織條約和各國涉外經濟關系的立法等。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使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開始瓦解,形成兩種經濟體制的對立。與此同時,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殖民主義體制的崩潰,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成為國際政治上的新生力量,直到發展成為經濟上反殖反霸的集體自力更生的對抗力量。這樣,「南北問題」(發展中國家與工業發達國家之間)、「東西問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南南問題」交織在一起,相互斗爭,而又相互依存,形成了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結構。這一新的國際經濟關系的發展,不僅豐富了國際經濟法的內容,而且使國際經濟法從本質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廣大發展中國家實行「南南合作」,在爭取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見國際經濟法的斗爭中,逐步獲得勝利,促使聯合國大會制定並通過了一系列宣言、決議及地區性協定等,初步奠定了國際經濟新的法律秩序的基礎。如1962年《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的決議,1974年《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及《行動綱領》、《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1975年、1979年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國家同歐洲共同體兩次《洛美協定》,石油輸出國組織歷次協定、決議、庄嚴聲明,銅輸出國政府聯合委員會憲章及《安第斯條約》等,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貨幣、信貸等領域對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維護,對跨國公司行動的限制,對舊國際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抗衡和沖擊等,都為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內容。又如發展中國家基於發展戰略,在平等互利、自力更生原則的指導下,制定了種種發展對外經濟、調整涉外經濟關系的國內法,如外匯管理法、外貿法、外資法、涉外稅法等,也成為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一環,構成國際經濟法的重要內容,並體現了現代新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原則。
由於國際貿易、投資、信貸等經濟交往不限於國家間、國際組織間的關系,而大量的是各國民間交往、民間同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間的關系。其所帶來的法律問題,已非傳統的國際法或國內法某一單獨分科所能解決,這就使國際法與國內法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作用,越來越顯得不可忽視。這樣,一部反映國際經濟新秩序,包括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的龐大的、獨立的國際經濟法體系就應運而生,並且不斷發展,反映出國際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
國際經濟法學的特點 從國際經濟法本身的內在聯系來看,無論其法律行為的主體,它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以及它所包含的法律規范,都有著不同於其他法律分科的特點,因而國際經濟法學也具有與法學其他分支學科不同的特點。 包括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活動往往因其主體不同,所涉及的法律關系不同,形成種種相互聯系的復雜結構。因此,國際經濟法包括的法律規范,就不僅僅是國際法規范,如條約、協定、國際慣例等,而且包括國內法規范,即涉外經濟法。在處理一項具體國際經濟問題時,有關的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往往需要相互補充,才能共同完成其法律效果。例如美國國內法上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適用,以美國同東道國訂有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為其法定前提,即美國企業只有向同美國訂有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的國家投資,才能在國內申請投資保險(見投資保護的國際協定)。因此,對有關國際經濟的國際法規范,如不了解與之有關的國內法規范,就難於確切理解其意義;同樣,對有關國際經濟的國內法規范,如不了解與之有關的國際法規范,也難全面理解其意義;不能片面地孤立地探索國際經濟中的法律問題。
綜合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公法和私法形成統一的法律體系,是跨國經濟活動多樣性、復雜性的客觀反映。這就決定了國際經濟法學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特點,並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情況也不僅見於國際經濟法,國際海商法也是綜合國際法與對外的國內法兩種規范而形成發展起來的,正如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邊緣學科,或稱為交叉學科、綜合學科一樣。
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必須是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而且必須是它的反映。國際經濟法之所以必須成為一門獨立的法學部門,也正是國際經濟關系錯綜復雜結構客觀現實的反映,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因此,國際經濟法學的研究也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運用綜合的方法,探索國際經濟中的法律問題,擺脫傳統法學分科論和純概念的羈絆,擴大視野,在廣度和深度上開拓新的法學研究領域和新的研究方法。

⑵ 談談你對國際經濟法的認識。(求高人解答,字數在一千字左右,謝謝了)

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及其發展
——論WTO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及其限度
一、國際經濟法理解的分歧

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體系,這個詞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戰之後。自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出現以來,對於它的性質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圍充滿著分歧。主要的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它們是原有法律體系之內的一種新發展,是國際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的國際法。法律依據其調整的對象可以分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法律;而國內法是一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有。二戰之後,由於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加強合作,從而有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及在此體系之下大批的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加強交往,從而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BRD(世界銀行)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而在貿易、貨幣、發展等領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國際法,並有大量的地區性條約和雙邊國際經濟條約,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國際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經濟的國際法形成一個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和視角來進行觀察。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際經濟法不是原有法律體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傳統的法律體系,而形成了一個融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理論在國外有美國傑塞普教授的跨國法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即私人性。在西方國家,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交易的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間進行,而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從事市場交易的國營企業逐步退出市場,代之的是獨立的法人——與國家責任毫不相乾的法律意義上的人。由此可見,在國際活動中,交易的主體是法人,是與國家毫無責任聯系的獨立承擔責任的實體。這就形成了國際經濟中的跨國性。

這種理論毫無疑問也有其合理之處。它指出了國際法在性質和適用范圍上的不足,這也正是第一種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

以上兩種對國際經濟法及其性質的認識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組合體。無論是國家的行為,還是私人的行為,所遵循的規則都必須通過國家來賦予其效力;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劃分是構成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基本劃分,正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國際法的發展,才出現了國際經濟法這一個集合體。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經濟的國際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框架,離開了這個框架,國際經濟法便無從存在。

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其基本的經濟制度或是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這也正是第二種理論所要說明的。

國際經濟的這一特徵是國際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國際法只能通過規范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來規范私人行為,這種規范由於主權因素的存在,其規范的范圍不可能涉及到國際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相當一部分仍是由國內法,或是國內法中的涉外法來規范。我們不妨以WTO規則為例子作一說明。

WTO規則建立了一整套對各成員國內經濟立法的有效約束機制,使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際經濟市場成為可能。WTO成為國際經濟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規范國際經濟行為。

第一,它的適用范圍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許多經濟問題沒有納入到WTO的體系之中,如競爭法、環境問題、區域經濟集團、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勞工權利,等等,這在WTO的規則中是作為將來貿易談判的議題。其次,即使是已經有國際法規則的領域,也僅僅局限於原則性地規定,具體的規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談判,明顯的例子就是投資領域,雖然形成了TRIMS(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但是這十三條的規則限於原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再次,在許多領域,其規定往往是與國內法相聯系的,本身並不是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則。如WTO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建立在國內法的基礎上的,是和國際經濟的私人性和國際的性質相聯系的,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必然與國內法有銜接,否則,難以與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國家主權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相銜接。

第二,國際經濟法與國內法有很大的銜接性。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部分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一是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權力在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國立法權的限制,給本國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對一國法律的一個基本限制,而不是通過國際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權利、義務模式,這是和一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模式不同的。這也是由國際經濟活動的私人性所決定的。

第三,國際法具有指導國內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制度成為各個國家的一個先決條件。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對外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強,國內國際市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內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斷地與各國國內經濟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國的立法中,與國際接軌在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方面說明國際經濟法在經濟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國內立法的補充和完善。

三、國際經濟法法律性之欠缺

國際經濟法作為規范國際經濟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規范特點。對於國際經濟法歷來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種是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的國際法,從字義上來理解就是國際的經濟法。另一種是有關國際經濟的法,國際經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詞來看待。如果以前者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特別的類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後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是一種由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規范共同構成的混合體。

那麼這兩種觀點是否截然相反?其實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後者廣義的理解,國際法部分在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整個國際經濟法體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個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正是由於規范國際經濟的國際法的不完整和種種不足,才需要有國內法的補充。

另外,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法的區分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國際經濟交往的私人性1。國際經濟關系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2對這種關系僅僅用國際法來進行調整是不夠的。國際公法所能調整的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以營造一個有利於國際經濟法發展的統一的國際市場和盡量地減弱政府對市場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而對於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規則很難進行全面地規范。這也是為什麼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雖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僅僅由國際法來進行規范顯然是不足夠、不全面的。

我們從國際經濟法的規則上,或是說從其形式來看,無論是它的國際法形態,還是諸法合體的形態,在規則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缺乏體系性,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鬆散的體例。

體系性是成文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個基本內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趨勢就是體系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體系性是法律解釋正常進行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在一個體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於語義的有限性、社會關系的變動和語言的相對靜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體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德國民法典中的總則、物法、人法、繼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內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須是無內在邏輯沖突的,依據法律,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只有體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這樣一個要求。

國際經濟法這一性質的缺乏是和其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相關聯的。一個法律在其發展和未成熟時,在體系性上總存在著不足。但是隨著GATT轉換成WTO,這個問題正逐步地得到解決。WTO從貨物貿易逐步地向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擴張,具有經濟聯合國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國際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這對於克服國際經濟法中的體系性欠缺的弱點具有明顯的作用。

2.國際經濟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確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國際經濟中的大量文件還只是停留在決議、草案的層次上。如《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和《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行動綱領》,以及《跨國公司的行動守則》、《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等等。這些文件並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雖然它在國際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一個有效的證據,但是,就單從法律效力上看,它們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國際經濟法是有爭議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方面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許多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和國際經濟法的第一個特點,即缺乏體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國際經濟法中的大量用語是不確定的。如國際經濟法中對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認定,對於國有化補償中的「適當補償」的規定——它是一種為避免不補償和全部補償之爭的一種折衷的辦法;又如IMF中對成員國提供援助中規定的國內收支的嚴重失衡中的「嚴重」;又如外交保護權行使的條件中的本國僑民沒有受到合理地保護的認定;如WTO中的對投資的原則性的規定;還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條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類似的例子在國際經濟法中是很多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明確地看出國際經濟法中所存在的這種不確定的特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再次是國際經濟法除了有限的國際統一法外,還有大量的規則來源於各國涉外法,而各國的涉外法在大量問題上是互相沖突的。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選擇上存在著不確定性。

第四是在國際經濟法中,法律解釋機關是不確定的。缺乏國際性的解釋機構——國際性機構。這是國際法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國際公法中,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員國的事先同意。並且管轄權與執行權是分離的。而在國際經濟法中,這樣一個機構也難以產生。在國際經濟法律中,對法律的解釋是各國的司法機關,而各國司法機關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上,毫無疑問會偏袒本國的當事人或與本國有密切關系的一方,至少會比較傾向認同他們的利益主張。因此,發生爭議的當事方也經常主張由本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爭議。

在國際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於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當事方的認同,但這種靠信用、聲譽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個因素導致國際經濟法缺乏確定性、明確性,是由於政治因素和國家實力因素在國際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國際法中的問題並不純粹是法律問題,或是由法律因素所決定的,而夾雜著政治和國家實力等因素。國際經濟爭議越是與大國的利益相關,或是觸及到大國的利益就越是難以解決。如美國國內曾對WTO有「三擊不中而退出」的觀點,這在國際法中是個普遍問題。又如美國就以要求聯合國改革為條件而拖欠會費,從而使聯合國的日常運作產生諸多問題。

3.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有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有強調市場作用的,也有強調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強調也不一致。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中,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不盡相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許多國際經濟條約難以產生,國際經濟法缺乏體系性,許多條約的用語彈性很大,不明確,這都可以從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中找到原因。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同時,即使是同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異。社會關系是形成法律規則的基礎,一個法律規則即使存在了,也可能會由於有效的社會關系的喪失而不能適用。

四、WTO與國際經濟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礎上,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形勢產生和形成的。經烏拉圭回合國際貿易談判,WTO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ATT有很大的發展。

首先,極大地擴大了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並且還將紡織產品在適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體制之中。烏拉圭回合在完善規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條款、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紡織品和服裝等問題上締結了協定。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紡織品和服裝占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總值的45%。30多年來,這個領域始終游離於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之外,經過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努力,關貿總協定終於決定分階段取消這些限制。

其次,確立了WTO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同時,還擁有了爭議解決機構,以解釋WTO國際文件和解決相關的爭議,這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條約的執行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條約的解釋有個中立的解釋者和爭議的解決有個仲裁者,這有利於條約涵義的明確和執行的有效性。任何對WTO成就的評論如果不提及爭議解決機制,都是不完整的。從許多方面講,爭議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沒有一個爭議解決的辦法,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因為其規則無法實施而變得毫無價值,WTO的爭議解決程序強調法治,並使多邊貿易體制更安全和可預見。

再次,將GATT的規則普遍地適用於各個國際經濟領域,如擴大適用於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使WTO在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這有利於國際經濟條約體系的形成。

第四,對於原先沒有形成法律規則或者不存在國際法規則的領域,在WTO體系內形成了相應的規則。盡管有些規則比較原則(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但畢竟是形成了相應的規則,將這一領域納入到WTO的基本原則之下,這對於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貿易的公正性上有所發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程度的增加和集體談判力量的增強,也使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些領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如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發達國家就締結投資協定而進行談判的嘗試,發達國家的要求是給予投資者普遍的國民待遇,結果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只重申了貨物的國民待遇,有關投資的國民待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只能通過談判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各項協議中獲得了一些差別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場准入的減讓方面可承諾較低水平的義務;二在實施協議方面享有過渡期或減讓某些義務;三要享有某些執行程序上的靈活性。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應當盡力給予照顧,提供技術援助,改善市場准入機會。

國際經濟法由於本身的性質所限,其法律性與國內法是存在差別的,這是由於一方面國際經濟中大量的關系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國際社會又是一個主權社會,私人關系要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法律規則,而主權社會構成的法律由於是自主者之間的國際法律,所以會有種種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隨著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在WTO體系內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雖然它永遠也達不到與國內法一樣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法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於它所規范的大量對象是私人,而通過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法和通過各成員國的國內法,由於各種因素,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經濟法要強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結合,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單靠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根本無法完成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這一任務。這可以說是由於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部門,或是由於國際經濟法中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所決定的。但僅僅從法律現象上看,國際法雖然構成國際經濟法中主要的內容,但僅僅就這一內容還根本無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現實中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在國際法和國內法雙重調整之下已是不爭的現實。

另外,國際經濟關系中大量的私人關系,使得國際經濟法又不像國際公法那樣以規范國家行為為最終目的。它的國際法部分,大量的是通過規范國家行為,而最終規范私人,也就是通過國家的立法承諾,而使私人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這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產生上有許多的困難。因為,私法的傳統是很悠久的,要想改變其傳統,而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法,是很困難的。這在西方國家,由於有成文法與普通法的區分而難以形成統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據它本身的特性來進行研究,而不能用國際法或是國內法的標准來進行衡量,否則將不利於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五、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經濟法

就WTO而言,存在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的局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學者們發現,GATT以及現在的WTO從程序結構上有兩點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一是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討價還價的權利。協定被定義為談判機制,如關稅談判、重新談判及有關關貿總協定條款實施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結果都體現了討價還價權力的大小,這種談判機制與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固定的優惠規則和原則有所不同。小國和弱小的國家發現,在第22—23條磋商條款下難以與強大的國家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講,談判中貿易規則的實施條件因國家而異,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2〕。二是語義上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問題上,即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從本質上講,對發展中國家關稅來說,第四部分是關貿總協定傳統上背離義務的一種例外,而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被要求優先降低和撤除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目前或潛在的出口利益特別有關的產品的壁壘,包括其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關稅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發達國家的各締約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實施外應盡可能實施。盡可能實施條款就是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一直到烏拉圭回合,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這種模式都沒有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也需要對WTO規則在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參與對這些規則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曾在提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同時,提出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國際法律的發展上看,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很大程度上看還是一句政治性用語,在法律制度建設上,有利於國際經濟平等和公平的制度還是缺乏的。從這一方面,是落後於政治秩序的發展的。政治秩序從殖民制度轉變為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法秩序,而在經濟秩序中,仍是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私法自治規則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規定私法公正性的規則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據著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斷地增加,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亞洲四小龍、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就是明證。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環境的治理上應該是其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經濟環境上,爭取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也是必要的。

隨著各國實行市場經濟,各國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對認識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背景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認識也更清楚了,這對發展中國家爭取相應的權利,避免國家經濟主權過度讓與是有好處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是我國加人WTO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堅持自己應有的經濟主權的表現,中國應繼續積極實行市場經濟,這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實際的發展和開放只會損害本國的經濟及其發展。

只有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和自身對權利要求的提出,WTO才會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在協議中承諾的義務,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人環境,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同時,也應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增強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集體談判能力。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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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簡述什麼是廣義的國際經濟法學說

廣義說認為抄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法、國內法的邊緣性綜合體。它是調整超越一國國境的經濟交往的法律規范,調整的對象不僅限於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屬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異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可以說,廣義說認為國際經濟法廣泛的適用於調整一切跨越國際而發生的事件和行為的法律,不僅包括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而且包括國內法中的民法和刑法以及其他公法和私法,乃至不屬於上述標准范圍的其他法律。廣義說注重從實際出發,注重事物間的聯系,強調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國內法規范與國際法規范的相互聯系與不可分隔性。

⑸ 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於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之中的主要精神或者指導思想,指的是國際經濟法律規范的理論基礎。

(一)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是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其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重要組成部分。「可持續發展」一詞最早出現在有關保護環境的國際文件中。1980年,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的《世界保護大綱——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生物資源保護》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布倫特倫報告》)正式將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掛鉤,並提出「可持續發展指的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21世紀議程》,正式否定了西方工業化以來「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發展模式,全面闡述了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內涵:

        (1)宣言首先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人類處於普受關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應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

        (2)實現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條件。為了公平地滿足今世後代在發展與環境方面的需要,求取發展的目標必須實現。為了縮短世界上大多數人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和更好地滿足他們的需要,所有國家和所有人都應在根除貧窮這一基本任務上進行合作,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項不可缺少的條件。

         (3)可持續發展是指各國經濟的共同發展。各國應該合作促進一個支持性和開放性的國際經濟制度,這個制度將會導致所有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的發展。為環境目的而採取的貿易政策措施不應該成為國際貿易中一種任意或無理歧視的手段或偽裝的限制。

         (4)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發達國家需承擔更多的責任。宣言要求各國應本著全球夥伴精神承擔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別的責任。鑒於發達國家給全球環境帶來的壓力,以及它們所掌握的技術和財力資源,它們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努力中負有更多的責任。

        上述宣言所闡述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已超出了純粹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范疇,涵蓋了對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在經濟、社會、人口、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要求。可持續發展原則是總領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原則,也是各國及國際社會制定國際經濟交往法律規范的基本原則。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國第三次會議最終在日本達成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2005年2月正式生效),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聯合減排引進了靈活的市場機制,明確提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應承擔的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這是因人類的發展觀念發生實質性轉變而採取的一次實際行動,標志著國際社會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開始進入「低碳經濟」時代[ 低碳經濟時代,也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是指以新的能源生產技術和能源使用技術為先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清潔能源代替煤炭、石油、天然氣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傳統能源的綠色革命,是人類在氣候危機和金融危機雙重壓力下,從傳統的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尋找機遇所作的一次戰略性轉移。參見熊焰:《低碳之路——重新定義世界和我們的生活》,100~10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的《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為2020年後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做出了安排,是繼《京都議定書》之後第二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 我國於2016年9月3日加入該協定,成為第23個完成批准協定的締約方。2016年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屆會議上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議程呼籲各國現在就採取行動,為今後15年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努力[ 這17項目標是: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2.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可持續農業;3.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的福祉;4.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5.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6.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並對其進行可持續管理;7.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8.促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9.建造具備抵禦災害能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化,推動創新;10.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11.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12.採用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13.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14.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15.保護、恢復和促進可持續利用陸地生態系統,可持續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16.創建和平、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持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訴諸司法,在各級建立有效、負責和包容的機構;17.加強執行手段,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系。

(二)國家對天然財富與資源的永久主權原則

        20世紀6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興起,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取得了獨立,建立了新的民主國家並成為聯合國成員,大大改變了國際力量的對比。新國家認識到只有取得經濟上的獨立才能穩固和真正地實現政治上的獨立。因此,改變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在國家不分大小、貧富,一律平等基礎上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呼聲日益高漲。1962年12月14日,聯合國最早提出了關於國家對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永久主權問題。大會通過的《關於國家對天然資源的永久主權宣言》,集中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這一要求:承認天然財富和資源是國家和民族生存的物質基礎,承認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永久主權是民族自決權的一部分,從而確立了對於各國處置其財富與天然資源之自主權利應予以尊重的基本原則。根據這一原則:

        (1)自然資源的勘查、開發、處置應符合各國自行認為在許可、限制或禁止方面應有的規則和條件。

        (2)外國資本的輸入及收益應受現行國內法與國際法管轄並使受助國對天然財富與資源之主權絕對不受損害。

        (3)國有化、徵收或徵用應以公用事業、安全和國家利益為根據,並依照本國現行法及國際法給予適當的補償;在發生爭議時,首先由國內法管轄。

          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原則不但得到發展中國家的擁護,也得到發達國家的贊同,並且在1974年5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綱領》中得到進一步體現。

         《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提出了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20項原則,除了強調尊重國家主權平等、領土完整、不幹涉內政外,還重申每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天然資源和一切經濟活動擁有充分的永久主權。為了保衛這些資源,每一個國家有權採取適合於本國情況的手段,對資源及其開發實行有效控制,包括實行國有化和把所有權轉讓給本國國民。任何一國不應遭受經濟、政治及其他形式的脅迫,以致不能自由和充分地行使這一不容剝奪的權利。對於遭受外國佔領、統治或種族隔離的國家,有權對因其自然資源遭受剝削、消耗和損害要求償還和充分補償。國家有權對跨國公司採取有利於本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措施,對它們進行限制和監督,等等。

         1974年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正式將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原則作為國家權利和義務的核心內容。

(三)經濟合作以謀發展原則

        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發展中國家不再是附屬於發達國家並受其支配的被動力量。1974年5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反映了這一力量對比的變化。《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的變化說明了世界各國相互依賴的實際情況,發達國家的利益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不能再分開,發達國家的繁榮是與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和發展緊密關聯的。國際經濟法中確定國際合作以謀求發展原則,這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念,按照傳統重商主義的觀點:經濟就是一個零和游戲自己吃虧,對方肯定佔便宜;如果自己佔便宜,對方一定吃虧。國際合作以謀求發展原則,拋棄了這種狹隘的利己主義觀點,提出在發展方面,國際合作是所有國家都應具有的目標和共同責任。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國際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各國在技術、資金、資源、貿易等方面應相互合作、共同繁榮,反對武力和對抗,從而保證人類世代在和平、正義中穩步發展。

        1974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正式將其作為發展國際經濟關系的一個基本原則。2017年2月,由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之中,更是將各國經濟合作,以謀發展原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

(四)公平互利原則

        公平互利原則也是1974年12月《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中提出的作為處理各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指導原則。根據這一原則:

       (1)在國際經濟合作的各個領域,發達國家應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有利的外部條件。

       (2)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不應附加任何有損後者主權的條件。

       (3)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施行、改進和擴大普遍的、非互惠的和非歧視的待遇。

       (4)在促進發展中國家取得現代科學技術中,要有利於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和建立本國技術,並按照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方式進行。

        與平等互利相比,公平意味著把形式上的平等推向實質上的平等。可持續發展原則提出的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概念意味著,沒有以正義為基礎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公平需要以社會正義為支撐。因此,公平互利原則的含義更為科學、合理。

⑹ 國際經濟法之貿易術語

小瀟瀟~~E 啟運合同F 裝運合同 主要運費未付C 裝運合同 主要運費已付D 到貨合同以賣方責任由小到大排列~~

⑺ 國際經濟法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如下
2001年12月,中國深圳某公司與德國一公司簽訂了6萬箱 蘆筍罐頭出口合同,合同約定:1. 價格條件為FOB青島;目的地為漢堡;裝船時間為2002年6月;2. 深圳公司負責聯系船舶,德公司開立以深圳公司為收益人的不可撤銷信用證。合同簽訂後,深圳公司依約備好貨物,德國公司也開立了信用證。但由於船舶緊張,深圳公司聯系不到運輸船舶,於是致函德公司要求派船;並稱:根據《 Incoterms2000》,FOB條件下,作為買方的德公司應自己來訂立 貨物運輸合同並承擔其費用。德公司回復:雙方合同並未約定適用《Incoterms2000》退一步講,即使適用,由於合同已明確約定深圳公司負責船舶事宜,這一約定應優先於Incoterms2000,深圳公司必須根據合同履行聯系船舶義務。雙方因而發生爭議,致合同未能履行。雙方均要求對方承擔 違約責任。
問題: (1)本案是否適用《 聯合國國際銷售合同公約》?為什麼?
(2)Incoterms2000可否適用於本案?為什麼?
(3)雙方之間聯系運輸船舶的責任應由誰承擔?為什麼?

答案:
1、適用。合同雙方沒有排除公約的適用,則公約自動適用於他們之間的買賣合同。
2、適用。Incoterms2000是國際慣例,雙方選擇了FOB,意味著雙方的合同適用通則。 3、按FOB,應由德國公司負責安排運輸,但合同雙方可以對其項下的內容進行不同的約定。從題中所述,雙方合同中已明確約定由深圳公司負責安排運輸,則這個約定是有效的,應該由深圳公司聯系運輸船舶。

⑻ 《國際公法》電大形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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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定現代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基本文件是( )。
A. 《聯合國憲章》B. 萬隆會議最後文件
C. 1970 年《國際法原則宣言》 D. 《給予殖民地人民獨立宣言》
2. 聯合國大會1948年通過的全面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文件是( )。
A.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B. 《世界人權宣言》
C. 《禁止和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D. 《禁止和懲治種族隔離罪公約》
3. 在國際法上,依國際條約規定向所有國家商船開放的河流稱為( )。
A. 國際運河 B. 界河
C. 多國河流 D. 國際河流
4. 各國在其大陸架上有( )
A. 建造人工島嶼的自由
B. 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
C. 開發資源的自由
D. 建立法律的自由
5. 各國軍艦在公海上可命令從事海盜行為的嫌疑船停船而對其實行( )。
A. 登臨檢查
B. 武力攻擊
C.緊追
D. 訴訟
6. 根據《外層空間條約》和《月球協定》等文件的規定,下列選項中屬於各國所享受的權利的是( )。
A. 將月球據為己有
B. 在月球進行戰爭
C. 自由探索和利用外空和天體
D. 先佔天體
7. 重於空氣的飛機載人飛行成功是在( )。
A.1903 年 B.1783 年
C.1918 年 D.1957 年
8. 聯合國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首要機關是( )。
A. 聯合國大會 B. 國際法院
C. 託管理事會 D. 安理會
9. 國際上規定廢棄將戰爭作為實行國家政策的工具的第一個公約是( )。
A.1907 年《海牙和平公約》
B.1928 年《巴黎非戰公約》
C.1971 年《蒙特利爾公約》
D. 1968 年《日內瓦公約》
10. 18 世紀末首次將調整國家之間關系的法律稱為國際法的學者是( )。
A. 格老秀斯 B. 邊沁
C.奧本海 D. 盧梭
11. 國家作為國際不當行為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本身的行為,也包括可歸因於國家的行為。下列行為中,不應視為國家行為的是( )。
A. 國家機關的行為
B.軍隊的行為
C.叛亂運動的機關的行為
D. 成為一國新政府或導致組成一個新國家的叛亂活動的行為
1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對於因為( )原因要求避難的外國人,經中國政府主管機關批准,准許在中國居留。
A. 經濟 B. 戰爭
C. 政治 D.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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