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婚姻法

A. 王陽明的生平

七、總督兩廣

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領盧蘇、王受造反。總督姚鏌不能平定，於是下詔讓守仁以原先的官職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黃綰藉此機會上書爭辯守仁的功績，請賜給他鐵券和歲祿，並敘錄平定寧王叛亂功臣，世宗都答應。十二月，守仁軍至思恩，盧蘇、王受早就聽聞了守仁平定盜賊和叛亂，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廣兵抵達南寧，而盧蘇、王受剛歸降，願意立功自贖。王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剿仙台等賊，分永順兵、保靖兵各自進剿，約定在五月十三日抵達巢穴。叛軍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圍困的大軍打敗，潰軍為副將沈希儀斬殺。至此，斷藤峽叛軍幾乎全盡。

八、病逝歸途

平亂後，王陽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還鄉，推薦勛陽巡撫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復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時（1529年1月9日8時）病逝於江西南安府大庚縣青龍港（今江西省大余縣境內）舟中。

臨終之際，弟子問他有何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B. 明朝真的出現了性解放嗎 不是程朱理學盛行嗎

中國歷史上，「男風」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普遍流行於朝廷和民間，尤其是魏晉南北朝和明清時期。這種風氣是受當時的動盪的社會環境，嚴苛的性禁錮的政治制度、崇尚人性自由的文化背景影響的。它的盛行在破壞封建禮教的同時，也繁榮了同性文學。然而人們對同性之愛充滿排斥的同時，也應該要正視這種社會現象的正常性，為百年男風探索新的正規出路。

關鍵詞：中國歷史；男風

男風，指同性戀現象或同性戀活動。現代社會大多數人對「男風」抱以排斥態度，然而中國歷史上的「男風」記載卻是不絕於史書的，由此可見「男風」在古代之盛，以及古人對「男風」的贊同態度。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男寵大興，甚於女色」① 的記載。此外，不少文人墨客的詩文也從一個側面表現了當時歷史時期人們對「男風」的態度看法，如阮籍在他的詩《詠懷詩·三》里對「安陵」、「龍陽」這些事情加以吟詠贊美：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月衣裳。願為雙鳥飛，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縱觀中國歷史上的「男風」，根據其中有無同性之愛可分為兩種：一、強權下的無愛之愛這種借風氣往往出現在君王貴族這樣的上流社會，他們權勢剝奪他人的性選擇，迫使年輕俊美的男子供其褻玩，其中的明正德皇帝武宗可堪稱一最。武宗喜年少英俊的孌童，其男寵不計其數並且到處搜羅男寵，其一是從宮里的太監中鱗選孌童作貼身隨從，當然也與之進行性活動：「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幸，名曰「老兒當」（ 「老兒當」是當時男同性戀的代名詞。由於男風泛濫，當時對男同性戀有不少代名詞與「雅稱」），猶雲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②徐充《曖姝由筆》卷三亦曰：「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惟寵狎是尊。余近訪知老兒當皆選年少俊秀內臣為之，豈閎孺、籍孺之類歟？」而且，武宗獵艷對象也不限於內臣，當其外出遊幸活動中亦四處搜羅孌童：「武宗南幸，至楊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皙，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玉」，命從駕北上。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為上所喜。問其名，左右以「 頭上白」為對，蓋本代府院中樂部，鎮守太監借來供應者，故有此諢名。上笑曰：「頭既白，不知腰間亦白乎？」逮上起，諸大璫遂閹之。蓋慮聖意或欲呼入內廷，故有此問。③眾多的孌寵，或為功名利祿，或為榮華富貴，或屈服於強權之下，只有少數奮起反抗。公元370年，苻堅的前秦一舉摧毀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國，前燕的一對皇族姐弟：十四歲的清河公主和十二歲的慕容沖也落入苻堅之手。苻堅貪戀兩人的美貌，對這小姐弟非常寵愛，當時長安城中就有歌謠「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但是這一雌一雄豈願意充當符堅的性童呢？最終慕容沖反叛，苻堅倒台。慕容沖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個事實：被權力污染的性愛，帶給人們只有屈辱與痛苦。二、惺惺相惜的有愛之愛元代林載卿的《誠齋雜記》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階層中潘章和王仲先從相見到相愛，情同夫婦，甚至同死的事情。他們倆合葬的墓冢後來還長出一棵枝葉相抱的樹，可謂死後仍相愛如故，貞誠感天，這棵樹也稱為「共枕樹」。這個故事雖趨於神話了點，但我們仍能從中看到潘章於王仲先之間深厚的愛情。另外漢哀帝與董賢的故事也是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問及其父，即日征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起卧。又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④由此可見哀帝對董賢的情誼之深。孔子在《論語》中說：「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以色於今之世！」墨子亦雲：「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愛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於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於萬人之官。」由此可見「男風」是有違禮法的。那麼，在中國古代，這么一個無處不充斥著封建禮教思想的社會中，這種完全違背禮教思想的同性之愛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影響，乃至自成一「風」的呢？這里不得不提到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時期：玄學興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實行性禁錮的明清時期。一、魏晉南北朝時期1、動亂的年代男風的形成和當時的政治動亂，軍閥割據，民無所從的形勢分不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不斷，政治黑暗，統治階級無暇顧及對倫理道德方面的教化，導致禮教鬆弛，人們的婚愛狀況混亂。在這種形勢下,不少人以頹廢、放浪、利己的態度對待人生，「風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另外，此時期可謂士人天堂，天下寒士尚玄學，好清談，講風度，求自由，由此形成了當時放浪形骸，人性自由達到到極致的社會風氣。正史上有段關於文學家庾信與梁宗室蕭韶同性之愛的有趣的記載：「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餚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恥。」⑤這段資料描述了當時庾信因為蕭韶對自己的冷落，致使雙方發生矛盾沖突，甚至於侮辱對方。可見，當時男風不僅盛行，而且其深入程度已經非表面作秀，而是如同男女之愛一般，禮遇冷淡之時，會有怨恨甚至爭吵沖突的現象出現。2、玄學的興盛間玄學的興起，使人們開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審察、批判過去的一些道德觀和世界觀。與何晏並為玄學宗師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論」，強調以自然無為為「本」，名教禮法為「末」，強調人的自然性。嵇康則更是明確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在玄學理論的強盛影響下，一些知識分子首先接受了這種觀念，開始強調人的真情實感、自然之性和個性，基於這個前提，追求聲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名正言順的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以前名教經學桎梏及名利的束縛。所謂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當然也包括了性愛在內。因此我們可以說魏晉名士們在追求人性自然、思想道德解放的同時，也追求著肉體上的解放。
3、獨特的審美出於對生命的珍惜和留戀，魏晉士人重視外貌打扮，在塗脂抹粉中尋求生命的美感。《晉書·潘岳傳》曰：「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⑥這種以男子修飾儀容、敷粉裝扮為美的社會風氣造成了當時社會上的男子脂粉氣過重，偏向女子的陰柔。而這種現象正是促進了男子同性之愛的發展。二、明清時期1、物極必反的性禁錮明代謝肇制所著的《五雜俎》中，詳細地闡述了男同性戀作為一種歷史傳統發展至明代的情形：「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鑒矣。史謂咸寧、太康以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仿效，至於夫妻離絕，動生怨恚。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為甚也。」由此可見，明代時男風仍是十分盛行的。但是，眾所周知，明代繼續受程朱理學、封建禮教的影響，「存天理，滅人慾」，實行著非常嚴酷的性禁錮：明宣宗以後，朝廷頒布法令，裁汰官妓，且對此項條令嚴格執行。無論官員士子，凡有宿娼者，亦或稍有不正當性行為，輕則貶謫，重則加以革職，且永不錄用。然而，恰恰就是這種性禁錮促使「男風」的發展和盛行，玄德皇帝意欲重歸道德的初衷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南轅北輒，適得其反。因為在封建社會中，婚姻是不自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促成的夫妻之間感情往往淡薄。恩格斯說過賣淫和通姦是一夫一妻制的補充。現在宿娼這條「補充」之路既斷，於是只好在同性之間發泄了。《五雜俎》中有以下一段論述：「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即是說，與嫖妓相比，男風在當時既沒有和法律抵觸而且也花費較少的錢。此外，男子相親，妻子很難過問、追究、反對，家庭矛盾也不會十分尖銳。對宗室而言，同性之愛不會誕生後代，造成血統紊亂，這對滿清統治者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滿族人重視血統，尤其是皇族，為保持自己滿族人的皇族血統，滿清朝廷嚴禁滿漢通婚。這樣一來，同性戀就成為一種為統治者所默許的滿漢之間的性關系，於是社會就在嚴格控制異性性愛行為的同時，放寬了對同性之愛的限制。這樣，男風就越刮越盛了。2、思想解放以明朝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8）為代表的，崇尚「心即理「一派，逐漸沖破了」存天理，滅人慾「的宋儒理學的束縛，伸張自然情慾的主張開始萌芽。王陽明崇尚個人表現和個性發展，而他的追隨者隨後發展了這種哲學。他們提出慾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壓抑使人無為，人應該表達和釋放來自內心和本性的情慾。宮廷中的同性戀風氣固然會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真正使男風盛行的還是整個社會的性觀念和性取向的改變，尤其是廣大士人和官員的積極參與。在中國古代，士人是社會潮流的領導者，他們的趣味和傾向有時往往會比朝廷的詔令更具號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統自居的道學家之外，明清士人通常不僅不排斥或譴責同性戀，反而常把它作為一種風流韻事而津津樂道，並加以倡揚。這種道德觀念上的開放，導致了同性戀之風在明清兩代的空前繁盛。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紅樓夢》里，曹雪芹就描寫了寶玉和秦鍾、寶玉和蔣玉涵的戀情。清朝乾隆年間的學者袁枚的《子不語》中載有大量的同性戀故事，而袁枚本人與吳下秀才郭淳之間就有一段同性戀情。著名詩人兼書畫家鄭板橋自敘「余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⑦算是承認了他也好男風。清代同性戀文學中一批專門描寫同性戀愛的《宜香春質》、《龍陽逸史》和《品花寶鑒》等作品的出現無疑反映了當時的男風之興盛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縱使男風在中國古代盛極一時，但是，基於男風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迷戀年輕男色為核心，享樂性和短暫性是其特點，它盛行百年，卻始終沒有形成一種社會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聯姻為主的家庭模式，或者婚姻機制，這些都直接導致了清末以後男風的衰微。
從文明發展上看，同性之愛在中國受到壓制是中華民族百年悲劇的一部份。封建社會時期，同性戀者往往成為社會運動的犧牲品。男風興盛，招引了統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斯巴達同性情人軍團在保家衛國方面創下了豐功偉績，在這種環境下，同性戀受到社會的寬待以至贊美，可謂實至名歸。洋炮轟鳴下姍姍來遲的戊戌變法不幸胎死腹中，使當時康有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內容）未能在神州大地實行。五四運動提倡向西方學習，然而不幸的是當時的西方普遍視同性戀之愛為病態，而五十年代西方興起的同性戀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後來的平反政策，卻因學術交流的中斷而未能及時吸收，「斷章取義」的學習使同性戀至今在中國仍然被列為病態。而現如今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周年，部分中國人民已經漸漸重新認識同性戀的正常性，為同性之愛平冤昭雪。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了解和理解同性戀，社會也漸漸開始接受同性戀。我想，我們作為國家的新一代，國家的未來，也有必要正視同性之愛，以史為鑒，在我們追求異性之愛的同時，也幫助這些長期受到歧視的群體探索出一條讓他們能長期健康安定生活的生存道路。

C. 男風的歷史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 中國的同性戀最早可追溯到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清代文人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稱雜說孌童（男同性戀）始黃帝。當然這種說法的依據只是民間傳說，而中國同性戀最早的史料記載則來自商朝。《商書·伊訓》中談到三風十衍，書中提到這不好的三風，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三風之一的亂風的一衍就是比頑童，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同性戀。雖然同性戀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記載中以亂風這樣的受貶面目出現，但這畢竟揭示了同性戀行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國出現，而且其影響之大可列為一風。
在商代之後，同性戀一直沒有從中華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同性戀交往更趨活躍，受衛靈公寵幸的彌子瑕和魏王寵兒龍陽君分別讓同性戀有了餘桃 和龍陽的稱呼。
到了強盛的漢代，帝王將相的同性戀活動屢見史書。據《史記》《漢書》記載，前漢皇帝幾乎個個都有同性情人。漢代著名人物如漢武帝、漢文帝、大將軍衛青和霍去病等，都有過同性戀經歷。漢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寵董賢，起身時割斷了衣袖，斷袖之交從此成了同性相戀的佳話。
漢代之後，男風（男同性戀）時盛時衰。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業，傳接香火的責任之後，周圍人對他們的同性戀情往往寬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對同性戀所持的態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貶，歷史記載中沒有對同性戀進行頌揚。而同性戀關系多以享樂和獵色為特點，從來不對維系封建社會的家庭倫理構成任何挑戰或威脅。
中國到了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邊界和平，工商業發達，從而滋長了浮華世風。據當時的記載，文人中科舉之後馬上納妾，大興土木建豪宅一時成風，盛宴歌舞，極盡奢侈鋪張。江南地區，上及達官貴人，下至商賈文人，嫖娼成風，使娼妓業方興未艾。與此同時，男妓賣淫的象姑館也應運而生。明末學者沈德福認為，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員轉向年輕男性取樂。到了萬曆年，男娼業發展其勢之盛，直逼他們的女性對手。宣德皇帝意欲重歸道德的初衷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南轅北輒，適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觀念也沖破了滅人慾，存天理的宋儒理學的束縛，伸張自然情慾的主張開始萌芽。這種觀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8），崇尚個人表現和個性發展，而他的追隨者隨後發展了這種哲學。他們提出慾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壓抑使人無為，人應該表達和釋放來自內心和本性的情慾。後來的一些清代文人認為，王陽明的縱欲哲學和與之相伴的享樂風氣是明朝於1644年被覆滅的原因之一。
道德觀念上的開放，導致了同性戀之風在明清兩代的空前繁盛。今天的人們可以從那個時代留下來的文學遺產中窺見一斑。男色破財的故事出現在明代小說集《歡喜冤家》里，明代作家馮夢龍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諱地收錄了同性愛情故事。在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紅樓夢》里，曹雪芹不但描寫了寶玉和秦鍾的戀情，而且寶玉和蔣玉涵的同性戀導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沖突寶玉挨打，書中的眾學童鬧學，薛蟠挨打，賈鏈狎男寵，賈珍嫖象姑等情節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男風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間的學者袁枚的《子不語》中有大量的同性戀故事，而袁枚本人與吳下秀才郭淳之間就有一段同性戀情。著名詩人兼書畫家鄭板橋在他的《板橋自敘》中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余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而他的一系列詩，包括《秋夜懷友》、《板橋竹枝詞》等都對同性戀心裡有生動刻劃。清代同性戀文學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一批專門描寫同性戀愛的小說的出現。《宜香春質》、《龍陽逸史》和《品花寶鑒》等作品的出現無疑反映了當時的同性戀風氣之興盛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風的盛行直接引發了清朝反同性戀法規的出台，導致了持續百年的中國社會的恐同情緒。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1644年滿人進京，中國正式改朝換代。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因為連年戰亂而千瘡百孔的國家，由於剛經歷亡國的羞辱，全國民心渙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統治者意識到重整意識形態和重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意識到必須攏絡文化階層，以重新建立起國家官僚體制。對中華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統治者此時選擇了孔孟之道作為新王朝的意識形態，以達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講求社會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綱五常，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張維持禮教的辦法應該是正名和教化，但是中國尊孔的歷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夠的，國家還必須同時對違者進行處罰，教罰並舉才能有效維持禮教。清朝在建朝初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在中國重建禮教時，特別重視法律和法令的作用。一個很突出的例子是1646年的法令規定，在定強奸罪時必須提供嚴格的證據，這條法令意在強調貞操觀，其目的一是推行孔孟之道，二是攏絡明末保守派儒家學者，求得他們對新王朝的支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實現了國泰民安，滿清政府已經站穩了腳根。雍正皇帝登基後，開展了野心勃勃的鞏固滿人統治的計劃。他一方面減輕人民的稅收負擔，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對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進行堅決鎮壓。為了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大興文字獄，嚴懲有異己傾向的文人，而且實行株連，處刑嚴酷。文字獄有效地壓制了知識分子對現狀與國家政策的批評，但同時又不妨礙推行孔孟正統禮教。
傳統禮教主張正名，強調嚴格的社會秩序，女性守婦道，男性堅守父親和丈夫的職責，而同性戀直接相悖於這些信條。如果同性戀在社會文化中得到足夠的反映，統治者也許不會去注意，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至於大動手腳。但當時男風鼎盛，同性戀在文學作品或文人手記中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出現，導致了滿清統治者對同性戀的關注，使之成了社會問題。雍正死後，年幼的乾隆皇帝繼位不久的1740年，延襲雍正加強禮教的精神，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明確反雞奸的法令出台。該法令將成年人出於自願的雞奸行為刑事化，這是清朝嚴格加強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後的落實程度如何，對男同性戀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沒有記載。但這條法令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將同性戀行為社會化——同性戀不再是個人私事，它被當作一種社會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預。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禮教在鎮壓同性戀方面，終於殊途同歸。
中國走過康乾盛世之後，經歷了中華民族有文明史以來最為慘的衰敗。在外強入侵，連年戰亂，國家重建等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國家對占人口少數的同性戀者的壓制卻總沒有被忘記。用中國著名精神衛生專家賈誼誠先生的話說，在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對同性戀，雞奸等性行為以『傷害風化罪』論處。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對同性戀，雞奸等性行為以『流氓罪』論處。與此同時，有關同性戀的任何公開討論在幾百年內都被列為禁忌，同性戀者只能在自發形成的公廁和公園等地的漁場相互結識。壓制的結果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當同性戀議題重新浮出水面時，忽而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響和精神污染，而對同性戀的不寬容態度則被稱為中國特色。但事實並非如此，同性戀與中國歷史共同生存了千年，而對同性戀的壓制僅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中國千年的歷史為同性戀作為一個文化和一個族群應如何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以史為鑒，避免同性戀在中國近代的厄運重演。中國的傳統禮教是不利於同性戀的，但中國同性戀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國古代的同性戀者都要有傳統家庭，轉接香火，男子必須結婚生子，在完成這一任務之後，同性戀的男子好男風就沒有什麼約束了。古代中國婚姻的基本意義在於經濟聯盟，一個家庭同舟共濟與天災人禍斗爭，由於死亡率高，確保種族繁衍和家庭穩固是當時的第一需要。因此在聯姻時，變數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慮。但是組建家庭時無視個人感情也對社會穩定不利，中國古代以 納妾和男風為婚姻制度的補充，滿足主男感情或情慾上的需求（不要忘記，中國古代文化本身就是大男子主義的文化）。中國的傳統禮教因為適應了中國當時的國情，使中華文明的強盛持續了千年，而中國同性戀者的務實態度，讓自身生存千年，沒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殺身之禍。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
從同性戀的角度看，同性戀在明末清初的由盛轉衰體現出以下特點。第一，同性戀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並沒有因為男風的盛行而發生任何改變。男風以迷戀年輕男色為核心，享樂性和短暫性是其特點。同性戀盛行百年，卻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聯姻為主的家庭模式，也沒有出現一套讓同性戀關系渡過生老病死，天災人禍的機制。所以即使參與的人數不少，但與異性婚姻相比，同性戀仍然脆弱無比。第二，男風依附享樂主義而旺，但同性戀沒有及時與享樂主義脫鉤，為以後的衰落埋下了禍根。追求個性解放和情感宣洩的享樂主義是誘人的，但我們不能忽視其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色彩。原因很簡單，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而享樂不僅需要有物質基礎，而且消耗精力。明末的享樂主義助長了腐敗，加強了剝削，所以之後的保守派儒家學者將明朝的滅亡歸罪於享樂主義是有一定道理的。享樂主義在現實的生活面前有著致命的弱點，當同性戀隨著個性解放的享樂主義興盛之後，沒有與之脫離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行為規范，享樂主義的膨脹導致王朝覆滅，與之共生的同性戀也免不了受到清算。第三，光是規模上的擴大，人數上的增加，而缺乏自強機制，同性戀往往成為社會運動的犧牲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一個獅子肥壯倒也無妨，但一頭羊肥壯起來，可不是件好事。同性戀沒有克服自身致命弱點的時候，男風興盛，招引了統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斯巴達同性情人軍團在保家衛國方面創下了豐功偉績，在這種環境下，同性戀受到社會的寬待以至贊美，可謂實至名歸。
從文明發展上看，同性戀在中國受到壓制是中華民族百年悲劇的一部份。康乾盛世時，中國國力十分可觀，但政府沒有把注意力放到對外交流，學習別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上，而是故步自封，耗費大量的精力來維持過時的禮教，同性戀也成為他們政治短見的受害者。當政者失策而釀成的大禍泱及了整個中華民族，使中國一再落後於歷史的前進車輪。類似於日本歷史上的明治維新未能在華夏大地出現，洋炮轟鳴下姍姍來遲的戊戌變法也不幸胎死腹中（當時康有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內容）。五四運動提倡向西方學習，但同性戀研究方面卻拾來了病態說的牙慧，而西方於五十年代興起的同性戀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後來的平反政策，卻因學術交流的中斷而未能及時吸收，使同性戀至今在中國仍然被列為病態。與此同時，源於基督教文明的同性戀恐懼症也隨之而來，正好與三綱五常 合拍。於是乎，落後醫學和過時道德對於同性戀的雙重壓制，而今卻成了中國特色。
一個沒有信心的虛弱社會，總是首先想到控制民眾的言行，包括控制他們的性行為。清朝立法禁止同性戀的舉動，表明了統治者缺乏自信，也預示了以後的國勢衰落。而當今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認識同性戀的努力也表明了社會的進步。在敦促社會了解和理解同性戀的同時，作為同志的我們也應該學習和借鑒前人，在勇敢地追求愛情的同時，探索出一條能讓同志生活方式長期生存的道路。
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戀的。他征美妓於不夜宮，徵召孌童於長春院。而這些女院(娼寮)與男院(孌童居所)，就分別處於北京城中的花柳街與胡同巷。明熹宗就把這些美妓、孌童置於宮中自己設的女院及男院，時常行樂其中，其中美妓賽施與孌童少彌，都蒙皇上的寵幸，每有游宴，則使寵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戲於前為樂。 除了皇帝以外，當時一些貴族、大臣也好男風，例如明世宗時的權臣嚴嵩和兒子嚴世蕃就好男風，《五雜俎》就提到嚴嵩的家人永年，號鶴坡，有後庭之寵。他「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有個御史甚至於還和他結拜兄弟。蔣瑞藻所編的《小說考證》中說到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熱戀一個名叫金鳳的優童，即少年演員，「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以後金色衰而貧困，不演戲了。嚴家破敗以後，金鳳又重新演戲，扮演嚴世蕃，演得維妙維肖。 當時，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女性會被賣為娼，男孩則被賣為被人玩弄的孌童。嚴嵩和嚴世蕃每陷仇家，就把仇家的男孩奪來作為孌童，百般侮辱，進行性虐待。後來嚴家事敗，他們的後代也被仇家所納，而流入倡業。 二、社會上的男風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後期，同性戀在社會上已很普遍。當時不少有名的學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們除了妻妾外，還有年少俊美的書童，這些書童除伴主人出外或遠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侶。 當時，把同性間的性關系稱為「外交」，把男子與妻妾的性行為稱為「內交」。 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間都有「外交」行為。如清人鈕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書生吳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儷的感情還要親密。可是，他們卻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並且把姜郎帶到北方。吳生不願離開姜郎，也克服了許多困難趕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吳生此行，促成他們倆的會面。這種真摯的感情，也是世間少有。 當時社會上這股男風，在明武宗時最盛，可以說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幾乎都有兩男相悅的關系。《暖姝由筆》雲：明正德初，內臣最為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皆選年少俊秀內臣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兒皆好男色。 那麼為什麼男風在明代會這么興盛呢？唯性史觀齋主解釋說：「明代立國，崇尚酷刑峻法，罪至流徒，則妻孥子女皆沒入官，女的成為娼妓，男則成為『賤民』；比較面目姣好的，則撥充一些權貴之家作為廝役奴隸，或是由這些權貴家庭出資競投，因為他們本身的自由已被剝奪，而且一切皆隸屬於主人，對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隨便將他們加以享樂。……每逢一次大獄興起，往往也就是購買孌童的機會。」 以上論述，似只說明了當時達官、貴族的喜好男色有一些有利條件，至於更廣泛的社會原因，謝肇浙在《五雜俎》中指出：「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這說明了三個原因：一是嫖男人和當時的法律沒有抵觸；二是嫖妓女要花較多的錢，並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擔；三是男人之間的親密行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時也無權過問。這樣，男風就普及起來了。
在明代，男妓館相繼開設，此風至清不衰。「據說正德年間，北京已有男院之設，懸『長春院』匾額；而女妓居所，則稱『不夜宮』——蓋取意於蘇東坡詩：『風花競入長春院，燈燭交輝不夜城』。美妓孌童相竟秀，互以奪貴顯狎客為能，孌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嘗微行其間。」這就是當時社會上性環境的一幅圖畫。 當然，同性戀不只是男性，女同性戀者也有，但歷史上記載不多，只能從一些文學作品上了解一些情況。明末清初李漁所著《憐香伴》中的崔箋雲和曹語花等，都明顯地表現出女同性戀的關系。都不僅有女同性戀的敘述，還有女性對女性施行性虐待的情節，應該說，這是當時社會風情的反映。 三、福建男風特盛 根據許多史籍和筆記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戀比較公開與普遍的地區。當時，福建海運很盛，去菲列賓、台灣、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則船會出事，這樣，長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戀作為性發泄。 明代沈德符的《敝帚齋余談》雲： 近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金娶姿首韶秀者，與溝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小舍，最為亂逆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雲，大海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尊豪剛遂稱「契父」。 「契」這個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間的性關系。中國傳統的同性戀的關系，當要受社會承認時，就要舉行一種「契」的儀式，建立「契父」和「契兒」、「契兄」和「契弟」等關系，在福建地區，這類關系很多，它和廣東孤婆庄的媽祖階層，都是中國傳統的同性戀關系的表現。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十分重視家庭關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戀關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稱。《敝帚齋余談》中進一步提到這個問題說：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 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如婿，弟日後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者，尚寢處如伉儷。 這種「契兄」、「契弟」的關系，不但為當時當地的道德、法律、風俗、習慣所認可，而且權利、義務關系也很明確，這就是「契兄」受到「契弟」父母的愛護和尊敬，像他們的女婿一樣，而當「契弟」到了一定年齡要與女子結婚時，「契兄」就要在財力上予以支持。 當時福建地區男風之盛行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地處偏僻，貧民多以淫業為生，例如當地的剃頭師傅也兼經營變相男倡，並利用學徒為業。清代謝章的《賭棋山莊筆記》雲：「福清之漁溪，孔道也，而風俗極靡，叢剃發者，輒蓄成童以下，教以按摩。客至，進獻其技，倚人身作忸怩態，其齷齪貪婪最甚，真惡習也。而流妓亦鮮佳者，且年多在三十以外。牆壁或題句雲：老陰與少陽，亂擲金錢卜。」 當時，福建還有一個「賤民」階層，叫蜁民。「傳蜁民為南方夷也，從前閩省乃烏諸國，到漢人進閩，他們戰敗無處可歸，相卒入水。或雲為蒙古民族，南遷閩、粵二省，元朝時甚有勢力，元初宗族子弟同帝至閩不歸而留，到處橫行。元亡，失勢，閩人屢戰屢敗，至驅迫落水，習操水上。」這些蜁民被視為奴、優、隸、卒一類的下賤人，他們生活在船上，夜晚不行駛時，男的做男妓，女的做妓女，對此也不以為恥。 所以，男風表面上看是一種社會風氣，但「淫風」從何而來？其中有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原因，它甚至和階級壓迫、民族壓迫連結在一起。

D. 王陽明給他妻弟說了啥

王守仁（1472-1529），漢族，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故又稱王陽明。中國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廟東廡第58位。
明賞罰
主張明「賞罰」以提高統治效力，行德治禮教以預防「犯罪」他認為：賞罰乃「國之大典」，應當受到充分重視和正確地加以使用。而當時「盜賊」日益增多，是由於「招撫」太濫，「招撫」太濫是由於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於沒有很好地實行賞罰，以至於「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象這樣法令不明，賞罰不信，即使有百萬的兵力，也是沒有用處的。他還主張「賞不逾時，罰不後事」，認為過時的獎賞，等於沒有獎賞，過時的懲罰，等於沒有懲罰，都起不到勸善懲惡的作用。這些主張的目的，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提高統治效率，以「破山中賊」。 他還主張行德治教化以緩和階級矛盾，減少犯上作亂。他說：「民窮必有盜賊」，認為老百姓已經貧困不堪，還要沒有休止地征斂，就等於驅使他們去作盜賊。因而有必要「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對災民實行「賑濟」、「免租」，使他們「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所以，他反對「蔑道德而專法令」，主張在鎮壓人民起義之後，立即「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以求得久安長治。他教導下級官吏說，作縣官的如果能竭盡自己的心力和聰明才智，誠心「愛民」，貫徹「撫緝教養」的方針，即使是蠻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產生「盜賊強梁」的地方，也是可以變為「禮義冠裳」的所在。他強調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點，即在於使用軟的一手，以「破心中賊」。但這軟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強調刑罰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軍法，毋容縱盜，益長刁頑」。
量情法
強調執法要「情法交申」，區別對待他反對「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例如處理「宸濠之亂」的反叛人員時，主張只對主犯處以極刑，至於各「從逆」的人犯，則認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似傷於重」，不如「俯順輿情」，判處永遠充軍，使「情法得以兩盡」，「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在另外一個「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對於脅從「作亂」的人，免於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這樣作既使得「讒諛知警，國憲可明」，也顯示了朝廷的「仁慈」。這正是他的「綏柔流賊」策略在法律上的具體運用。此外，他還主張適用法律要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在「地里遙遠，政教不及」的邊遠地區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況下，一切「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事務，都可以從當時當地的實際出發，作權宜的處置：「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眾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則下，他已注意到運用法律的靈活性問題。
重綱紀
求重視「綱紀」，整肅執法之吏，杜絕「法外之誅」他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對那些寅緣竊踞官職的豪門勢家子弟的不法行為，如居心刻薄，「騷擾道路，仗勢而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的情況，要大力加以整肅，特別是對「戾於法」的執法之吏，應當嚴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審判中，「刑曹典司獄訟」，事情「繁劇難為」。他們往往受到權貴的拂抑和牽制，以至使得依法斷獄之詞，「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阱」。在這種情況下，要使他們「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是很難的。這就尤其要從整肅吏治、嚴明賞罰入手，消除執行法律的阻礙。他還力主加強監獄管理，杜絕「法外之誅」，指出京師的「提牢廳」，是「天下之獄皆在焉」的重地，負責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對待，特別對於「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啟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飢渴疾病之殊養」，甚至於微賤到「箕帚刀錐」、「滌垢除下」的事，無不應當認真注意，以「身親之」。這樣才能既防止「變故不測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輕棄之於死地」。他還強調，獄中囚犯的再行「犯罪」，並非全是「禁防之不密」，還有促使他們再犯的監管不當的原因。所以只有監獄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誅」，才能避免「弊興害作」。思想成就
王守仁是我國宋明時期心學集大成者。他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用以對抗程朱學派。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並以此作 王守仁立像
[1]為講學的宗旨。他斷言：「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天理即是人慾」；否認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認為為學「惟學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而已。」要求用這種反求內心的修養方法，以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並進」說，旨在反對宋儒如程頤等「知先後行」以及各種割裂知行關系的說法。他論兒童教育，反對「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主張「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以達到「自然日長日化」。他的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後，形成了陽明學派，影響很大。他廣收門徒，遍及各地。死後，「王學」雖分成幾個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見其長。他的哲學思想，遠播海外，特別對日本學術界以很大的影響。日本大將東鄉平八郎就有一塊「一生伏首拜陽明」的腰牌。他的弟子與心學影響了很多人：徐階，張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揚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學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他非常熱愛故鄉的山山水水，回故鄉時，常游覽名勝古跡，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如他寫的《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山，山僧頗疏野。 盡日坐井欄，有時卧松下。 一夕別雲山，三年走車馬。 愧殺岩下泉，朝夕自清瀉。 王守仁的游足還到奉化雪竇山，他寫的《雪竇山》詩明麗、秀拔。數百年來被人們傳誦不息。 窮山路斷獨來難，過盡千溪見石壇。 高閣鳴鍾僧睡起，深林無暑葛衣寒。 壑雷隱隱連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訝諸峰俱眼熟，當年曾向畫圖看。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豐。他死後，由門人輯成《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是《傳習錄》和《大學問》。 他將心學凝成四句話，即心學四訣： 王守仁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餘姚「四碑亭」，留有紀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賢王陽明故里。楹聯：曾將大學垂名教，尚有高樓揭瑞雲。橫額：真三不朽。
思想主張
心外無理： 王守仁秉承陸九淵的學說，使陸的思想得以發揚光大，因此他們被稱為「陸王學派」。陸九淵從「心即理」說出發，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王守仁並不滿意陸九淵的解釋，他說：陸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雖亦未免沿襲之累」。 王守仁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陸九淵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則明「天理」。故王守仁強調：「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與行的關繫上，王守仁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出發，他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王守仁認為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如果只是自稱為知道，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識是離不開實踐的。比如，當知道孝順這個道理的時候，就已經對父母非常的孝順和關心；知道仁愛的時候，就已經採用仁愛的方式對待周圍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於確實的按照所知在行動，知和行是同時發生的。他的目的在於「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 對於朱熹的「先知後行」等分裂知與行的理論，王守仁在他學生編著的《傳習錄》中是這樣理解的，古代的聖賢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認為這樣下去會造成浮誇的風氣，於是開始強調要知，更要行，而後世的人就理解為要先知而後行，這就錯誤的理解了聖賢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學、東北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把它作為校訓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經歷過百死千難的人生體驗，在五十歲時提出猶如畫龍點睛般的學說宗旨「致良知」：「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陽明倡「君子之學，唯求其是」的「求是」學風，並多有闡發。時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學把它作為校訓的一部分。 士農工商： 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中提出，「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管仲）。」王陽明認為士、農、工、商「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且進一步說明「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他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節庵公墓表》）王陽明《傳習錄拾遺》說：「雖經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此說被稱為「新四民論」。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陽明晚年對自己哲學思想的全面概括，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慾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它是「未發之中」，不可以善惡分，故無善無惡；當人們產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好惡，善惡的差別，他可以說是「已發」，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惡；良知雖然無善無惡，但卻自在地知善知惡，這是知的本體；一切學問，修養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為善去惡，即以良知為標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動。 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慾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時候人的判斷會出現錯誤，也就是意之動出現了錯誤，即不能正確地分辨善和惡，把惡當作善，把善當作惡，那麼他的良知也會出現錯誤，從而格物也會誤入歧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此時的心已經被私心和物慾遮蔽了，不是天理，這時就要反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 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了，才能有正確的良知，才能正確的格物。 什麼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來達到一顆沒有私心物慾的心，心中的理其實也就是世間萬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談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實踐，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無私心，就好比世間有規矩，有規律，有規矩就能丈量世間萬物的方與圓。無論有多少方和圓，無論這些方和圓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規律，不然這些規律就是不正確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這是王陽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養性以游於造物」，「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穴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意魚鳥自流形」的「真樂」或「真吾」狀態。這種境界是超凡脫俗，擺脫個人名利毀譽貧富窮達束縛的自由狀態。在這種「至樂」境界之中，人與「大化」流行，「逍遙」於「人生山水」之間，實現了社會與自然、理性與感性、美與善相統一，達到了一種活潑潑的怡悅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體驗美學值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體驗。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頭，發現先人衣決飄飄，面對蠅營狗苟生活著的人們，早已微笑的將我們宿命的留在艱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種自在清明的聖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這假日，我才能去觸摸內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顯然對我而言，比朱熹的要親和受用的多了。 王門四句教闡述了心體、性體和良知在其心學體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蘊，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內涵並不如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完全等同的，並通過心性「無善無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陽明所說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惡的不可執之善。最後，通過對本體與工夫之間關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內含的潛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學分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思想演變
十七歲時，他到南昌與諸養和之女諸氏成婚，可在結婚的當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來這天他閑逛中進了道教的鐵柱宮，遇見一道士在那裡打坐，他就向道士請教，道士給他講了一通養生術，他便與道士相對靜坐忘歸，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此後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討論養生的問題。 二十二歲時考進士不中，當時相當於宰相的內閣首輔李東陽笑著說：「你這次不中，來科必中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王陽明懸筆立就，朝中諸老驚為天才。 王守仁
嫉妒者議論說，這個年輕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無人。二十五歲再考時被忌者所壓，又未考中。 二十八歲禮部會試時，他考試出色，名列前茅，中了進士，授兵部主事。王陽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學，為了實踐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決心窮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麼都沒有發現，人卻因此病倒，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從此，王陽明對「格物」學說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對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貴陽西北七十里，修文縣治）當驛丞。他來到中國西南山區，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使他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悟，王守仁認為心是萬事萬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產物。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史稱龍場悟道。他在這段時期寫了「訓龍場諸生」。其眾多弟子對於他的「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理論迷惑不解，向他請教說：南山裡的花樹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關系？他回答說：「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教育思想
《傳習錄》分上、中、下三卷，載於《王文成公全書》，為一至三卷，亦有單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講學的語錄，內容包括他早期講學時主要討論的「格物論」、「心即理」，以及有關經學本質與心性問題；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寫給時人及門生的七封信，實際上是七封論學書，此外還有《社會教條》等。 王守仁題跋像
[2]在卷中最有影響的是《答顧東橋書》(又名《答人論學書》)和《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著重闡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論；卷下一部分是講學語錄，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論》。《朱子晚年定論》包括王守仁寫的序和由他輯錄的朱熹遺文中三十四條「大悟舊說之非」的自責文字，旨在讓朱熹作自我批評與自我否定，證明朱熹晚年確有「返本求真」的「心學」傾向。卷下收錄的王守仁講學語錄主要是討論「良知」與「致良知」的。《傳習錄》是由王門弟子徐愛和錢德洪等編輯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學說的主要觀點，歷來被視作陽明學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資料。其中的語錄是王門弟子分別記錄的，編輯者只作了匯編工作，註明哪些條是由誰記錄的，未作進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條之間沒有內在的邏輯聯系。7封書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筆，是王守仁論學書的代表作，但閱讀這些書信時，如果與其他有關論學書信聯系起來看，它們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於編者的取捨，如《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大學問》等重要著作未予收錄其中，它對於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顯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評介《傳習錄》一書時，有必要聯系《全書》中的其他篇章。
至理名言
1．「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2．「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謬乎？」 8．「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9．「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 10．「夫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11．「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 12．「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

E. 古代的人怎麼拍拖

談戀愛是怎麼興起來了？應該追根溯源一下。封建王朝時候沒有，民間故事裡也沒有，神話故事裡也沒有，說牛郎織女，說梁祝，說白蛇傳還是西廂記，都沒有，紅樓夢算不算？查一查，其實也沒有。民國的時候產生的「談戀愛」這個詞，解放後人們結婚前開始把「談戀愛」當作一個必須進行手續了。為什麼是民國？實際上晚清的時候已經有了「談戀愛」的社會風俗雛形，這要歸功於康有為梁啟超搞的維新變法，以及之前的洋務運動，再往前能夠推到洋和尚來中國傳教的年代，那就差不多是道光年間，中國人開始知道原來「愛」是可以談的，可以「戀」的。西風東漸，國人都把辮子剪了，自然什麼都放得開了，什麼都豁出去了，愛死不死吧，咱們談戀愛吧就。到底啥叫談戀愛，經過了長達200年的摸索，國人漸漸的有了點兒體會，並且在原來的基礎上有了自己民族的發揮創造，到了文革之後，「談戀愛」真真正正的屬於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請注意，我可沒說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為它的根兒是舶來品，對於國人來說總也有些齟齬了，「戀愛不談，根本就沒感情可言」，這就是現在的固有觀念，在西方很平常的「談戀愛」被國人升華到了不可或缺的地位，這么看來確實有些拿著雞毛當令箭了。

談戀愛的實質是什麼？互相試探，逗悶子，調情，猜謎語，過家家，小孩子的把戲大人來玩兒，說廢話，說瞎話，說昏話，說傻話，談來談去就是為了把對方固定在一個醬缸里，讓他伸不開腿，呼吸困難，六神無主，共濟失調，最後病入膏肓了――耗時間耗得焦頭爛額無可奈何了要不就是攢激情攢得奮不顧身喪心病狂了――結婚吧，結婚能治病嗎？迷信，迷信愛情。談戀愛的本質就是培養「愛情迷信」的過程。為啥婚姻中要「愛情」呢？自然是為了性交的時候能夠堂而皇之，天經地義，理直氣壯，得到一種宗教般的正當性。而實際上，浪費時間，浪費心情，浪費精力、浪費青春，浪費笑容，浪費嗲聲嗲氣，浪費眉目傳情，透支婚後大半輩子的感情，透支了將來對自己孩子的關愛，扭曲了人格，甚至成為神經病。由慾望驅使，而不去做慾望中的事情，卻去假惺惺的互相設計陷阱，勾心鬥角，把甜的腌成鹹的，把鹹的腌成酸的，把酸的腌成苦的，這就是談戀愛。並且同時出現了「愛情本身就是苦的」這么一條沒大腦的哲學，確實病得不輕了。

不談戀愛，不給道光年間的那一群企圖使用精神鴉片來和平演變中國的洋和尚這個面子，他又不是我親爹，我干嗎非要聽他的？中國人的事情中國人自己做主，對夷蠻之人的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是正道。可以想像道光年間的幾個道貌岸然的地痞，拿了本兒《聖經》跟地攤兒上買黃瓜的小姑娘說：「啊，主說人和人之間是存在愛的。這位小娘子，咱們談談戀愛吧。哈哈哈。」――這倒是給地痞文化增加了一個先禮後兵的理由。

我還是比較欣賞中國古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少長輩都是過來人，看人的看得准，童話傳說中的失敗婚姻正因為它特別少，很罕見，才被編成了志異性的故事傳下來，後來人們糊塗，了解歷史少，從這些故事裡面得到的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失敗的例子，於是人們就感到這種東西很腐朽，要自由戀愛，傻乎乎的兩個人沒經歷過什麼風風雨雨就開始覺得應該愛對方，簡直是小貓小狗。事實上呢？古代有能耐的人不會光棍兒，現在沒能耐的人只要會泡姑娘就是「能耐」，而有能耐的人呢？他們忙於工作，忙於建設祖國，我認識的不少優秀的科研人員到了40還交不上女友。古代不管婚姻多麼殘酷，男主外女主內，小日子過得還算可以，有點兒矛盾家庭內部就解決了，並且孩子都有爹有娘，孩子是家庭的中心，他能夠得到最大的父母的關愛；現在呢？有了這個狗娘養的「愛情」，婚姻要比古代殘酷的多，女的為了錢，男的為了肉，赤裸裸的買賣婚姻啊這是！有點兒矛盾，馬上就出來一句「你不愛我了！我們離婚吧！」孩子呢？成了「愛情的副產物」，都姓「何」叫「何苦來」。

古代為什麼會傳下來很多愛情故事呢？到底是不是因為古代人們對自由戀愛的嚮往呢？分析一下。牛郎織女，有銀河相隔，一年探一次親，懲罰。梁祝，墳地里飛出倆撲棱蛾子，鬼婚。白蛇傳，雷峰塔封住一個，另一個出家了，報應。嫦娥奔月了，妻離子散。寶黛悲劇，那是反對近親結婚。也就是《西廂記》最後是個喜劇，裡面還出來一個紅娘做媒人。什麼意思，一目瞭然，這些都是告誡後人千萬不能自由戀愛啊！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雖然有儒教的痕跡，但也是宋朝時朱熹、王陽明等人歪解，儒教誕生之前，夏商周，堯舜禹年代，都是「父母之命」，媒妁是從漢朝開始出現的社會風俗，放寬了父母的眼界，幫助大家從外面找佳人來成雙成對，這是多好的社會風氣啊！

現在人走了歪路，就連「婚姻法」都規定了自由戀愛，這是中國歷史考古界的一個丑聞啊！醬缸是怎麼形成的？就是沒有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沒理解到底啥叫「談戀愛」呢，就先上去冒失的去吸毒，並且在社會上成了固定的風氣，怪不得現在中國這么多感情糾紛，活該！

不談戀愛，直接相親，准備嫁妝，結婚，就行了，有什麼甜蜜是婚後的事情，結婚干嗎用的？這是兩個血統的融合過程，這是中國古代尊重性交和生殖的一種無比高尚的行為，這些優秀的智慧是用刀叉吃生肉的西方人再過100年都無法理解的。沒有人口繁衍的丁克家庭，相當於中國古代時候的包妓制度。說包妓制度起源於魏晉，成熟於唐宋，鼎盛於當今。這是對男人女人人格的極大扭曲和侮辱，但由於「愛情」這顆毒草，使中國的不少人上了癮，甘之如飴，這和吸鴉片有什麼不同的？當年林則徐廣州禁煙的時候，便提出了「要警惕西方『愛情』」這個問題，但也只是一說，連奏本都沒有到達紫禁城，就被湖廣的總督當作有傷風化擱了淺，到現在只有查當年的文牘史才能知道中國當時對於「愛情」是多麼的充滿憂慮。

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情會影響現在人的思維，以致現在的人渾渾噩噩，為愛情所困，腮幫子上長了毒瘤，還以為那是個福氣，不知道是可悲還是可笑。

能結婚的，不談戀愛也結婚；不能結婚的，談破了嘴皮子也是扯淡。我知道這中間的貓膩，大傻娘們兒你也就別和我玩這個哩咯楞了，還是我原來在博克裡面寫道的「別再拿愛情過來跟我這兒裝蒜！」。

F. 動機直善、私心了無——談如何正確對待「人慾」

當我沒有孩子之前，我是非常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後來，有了兩個孩子，他們經常為了玩具鬧得雞飛狗跳，對此，我經常對老婆說：「現在的小孩，怎麼這么自私？」，於是，我又開始懷疑「難道人性本惡，是自私的嗎？」

其實，人性本無善惡，正如王陽明先生所講的「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心的本體是沒有善惡之分，善惡只是人意識運動的結果。人和動物一樣，慾望是為了保持種族的繁衍生息，是天生攜帶的基因。

可以說，沒有慾望，就沒有人類。慾望是人類產生、發展、活動的一切動力。世間一切人類的活動，無論是政治、戰爭、商業，還是文化、宗教、藝術、教育等,都是人類慾望驅動後的結果。

既然慾望這么重要，為什麼朱熹要講「存天理、滅人慾」，王陽明要講「存天理，去人慾」？如果你認為心學大師認為應該把人的慾望統統消滅掉，那你就理解錯了。心學和佛家所倡導的「斬斷七情六慾」之所以不一樣，就是心學並不否定人的基本慾望。

其實，朱熹和王陽明認為人應該對慾望保持一個合理的限度，過分追求就成了貪婪，這也是儒家追求的「中庸之道」的境界。正如朱熹所說：「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慾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慾也」。所以，他們並不否認合理的慾望，剋制的是過分追求「私慾」，也就是過分的「好名、好色、好利」。

什麼是合理的慾望？馬斯洛（1968）認為，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個等級構成。這些都是合理的慾望。

與其認為王陽明心學的「人慾」，不如我們把「人慾」稱為「私慾」或者「貪欲」更恰當一些。那麼「貪欲」究竟有什麼危害？

「貪欲」毀身、毀家，甚至毀國，過分的好名、好利、好色，最終以悲劇收場。和珅初為官時，精明強干，乾隆帝對其寵信有加，並將幼女十公主嫁給和珅長子豐紳殷德，使和珅不僅大權在握，而且成為皇親國戚。隨著權力的成長，他的私慾也日益膨脹，利用職務之便，結黨營私，聚斂錢財，打擊政敵。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帝即下旨將和珅革職下獄。和珅所聚斂的財富，約值八億兩至十一億兩白銀，所擁有的黃金和白銀加上其他古玩、珍寶，超過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乾隆帝死後十五天，嘉慶帝賜和珅自盡，和珅死時年僅49歲 。歷史上還有魏忠賢、李林甫、楊國忠等貪婪之人，不僅死於非命或者被流放，而且遺臭萬年。

「自古貪官多好色」，而今「十個貪官九個色」的斷定好像也得到了驗證。據現行《婚姻法》修改起草專家小組主要負責人統計，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幹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湖北省天門市原市委書記張二江淫亂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開指使身邊工作人員「到街上轉轉，有好的就帶回來」。從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與107個情人有染，其淫亂的行為遍及丹江口、天門、武漢、襄樊、嘉魚、仙桃、十堰，乃至北京、廣州、東莞、南陽、三亞、溫州、福建等地，好好的前程，就是這樣被好色和貪污所毀掉，悔不當初。

「貪欲」是全世界的敵人。貪欲不光是為了感官的快樂，為財富，為產業，以及希望打敗並征服別人的國家，而且還涉及到思想、主意、看法、意見和信仰，這些常常導致災難和毀滅。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所帶來最直接、最明顯的後果是人力、物力的巨大損失和破壞。直接死於戰爭的軍人即達900萬，另有2000多萬受傷，350萬成為終身殘廢，餓死、疫死者大約1000萬。直接經濟損失約1805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約1516億美元。大量的房屋、鐵路、橋梁、工廠、農田遭到破壞。協約國和中立國的商船損失總計高達1285萬噸，其中被潛艇擊沉的達1115萬噸。生產遭到沉重打擊，純粹從經濟角度估計，歐洲的工業發展倒退了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歷史上破壞性最大的一次戰爭。僅在歐洲，戰爭破壞造成的物資損失（據不完全統計）即達2600億美元（按1938年價值）；各交戰國的直接軍費支出占其國民總收入的60—70％。軍隊死亡1690餘萬人，居民死亡3430餘萬人，合計死亡5120餘萬人，僅蘇聯就達2000餘萬人。這對人類物質文明是一次巨大摧殘。

當今世界，人類的貪婪從未停止，君不見，現在國際上霸權主義橫行全球，到處打壓別國，對弱小的國家直接發動戰爭，到處掠奪全球財富。既然「貪欲」對人類的危害這么巨大，那麼，我們如何「去人慾、存天理」？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去除貪欲？

一是堅持做到克己復禮，做一個善良的人。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顏回請教如何才能達到仁（仁者愛人）的境界，孔子回答說：努力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如果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可以達到理想的境界了，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顏回又問：那麼具體應當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禮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聽、不要去說、不要去做。顏回聽後向老師說：我雖然不夠聰明，但決心按照先生的話去做。

二是素位而行，不存非分之想。王陽明認為，按照當下的地位去做事，不羨慕職位以外的。處於富貴，做富貴該做的事；處於貧賤，做貧賤該做的事；處於夷狄（少數民族地區），做夷狄該做的事；處於患難，做患難該做的事。這樣，做什麼事都可以如魚得水，避免飛來橫禍。

三是慎獨自律，任何時候都要下功夫。舉頭三尺有神明，「慎獨」語出《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其意是當獨自一人而無別人監視時，也要表裡一致，嚴守本分，不做壞事，不自欺。所謂「慎獨」，是指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即使沒有人監督，也能嚴格要求自己，自覺遵守道德准則，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王陽明先生認為,只要去人慾、存天理，就可稱為功夫。靜時念念不忘去人慾、存天理，動時也念念不忘去人慾、存天理，無論寧靜與否。每時每刻下功夫把私慾克掉，自然內心恢復本體，充盈著浩然之氣。

六祖慧能神秀菩提偈：「身似菩提樹，心似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人慾（貪欲）就像蒙在我們心鏡上的灰塵，我們只有經常克制自己，下苦功夫修煉自己，為善去惡，才能做到「動機直善，私心了無」，既能建功立業，又能成為一個正人君子。

G. 陰陽先生王陽明的一生是怎樣的

中國傳統觀念推崇知行合一，人生即學問，學問即人生，學問的背後連接著獨特的人生經歷與體驗。這一點上，王陽明同儒家至聖先師孔子格外相似。王陽明以哲學家入世，文韜武略，教化傳世，「左手不釋卷，右手不離劍」，事功同哲理交相輝映，實現了知與行、文與武的統一。陽明心學以知行合一開啟，終於「致良知」命題，既來自於講學論道，更來自於實踐履行。特別是兩次平亂和一次平叛的軍事行動，閃爍著王學的精神：「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

坎坷的經歷

王陽明早年上書為彈劾劉瑾的御史辯護，觸怒劉瑾，遭廷杖之刑發配貴州龍場，中途還被劉瑾派來的刺客劫持，佯裝跳河自盡最後逃走，經海路自浙江漂泊到福建，九死一生。他一生文治武功，建立蓋世功勛，而這背後隱忍的痛苦，也非常人所能領會。

超越的人格

王陽明功高蓋世卻遭遇不公，被諸多閣老首輔等官場老油條排擠，未能得到重用，又被批為「狂狷」，不為朱子學派的主流所容，最後抱病出征廣西，於戎馬之際病逝，未能享得高壽。然而他一生光明磊落，不假外物，不為鄉願，只是盡心盡意求得心安，彌留之際笑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此等人生經歷、人格抱負，是中國儒家士大夫修齊治平的典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王陽明身上完美統一。

王陽明以入仕實踐心學，懷持著教化一方的施政理想，詮釋了中國人對於政治責任的獨特理解。他到地方就任出行，打的牌子不是戲文里常見的「肅靜」「迴避」，而是「求通民情」「願聞己過」。他創「十字牌法」、保甲法、鄉約法，不僅防盜，更在意於鼓勵崇德向善，恢復古已有之的家族互助精神，強化鄉里凝聚力。他用「諭俗」四條教育民眾：「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不要因一言之忿、銖兩之利輕易構訟，貽害子孫。他認為官員有責任教化鄉里、愛惜民眾，凡是落草為寇的地區，必然是因為「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要追究教化不力的責任。在《告諭浰頭巢賊》中，對聚眾落草的盜賊首領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剖析理解其落草的苦衷，逐條分析其為寇的利害，並坦陳自己在「殺與不殺」之間的艱難權衡，以「真心」打動賊首望風而降。平定盜賊後，毫不居功自傲，而是反思不足，在《與楊仕德薛尚謙書》中提出「破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表達自己移風易俗、教化人心的政治理想。

通達的學說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不是知識與實踐的機械對應，而是意念與行動的自然融合。但凡意念之動，必然指向外物，但凡外物之情，則必然與我有關。譬如山中花朵，「此花為我而開」，不是否認物質世界運行，而是睜眼之後看到此花，花開對我方有意義。這種思維可謂與西方現象學等現代哲學超時空相通。王陽明的哲學有情懷、有溫度，他主張「萬物一體之仁」，世間事只有對人而言才是有意義的，不存在脫離了人的意義。他一生經歷坎坷磨難，除了完善和堅定了他的信念之外，更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格塑造，求仁得仁，無怨無悔。

H. 道理的運用

道理這個詞， 源出於《道德經》，大致的意思，理是由道洐生出來的，明白了道，就掌握了理；如果不能夠悟道，那麼掌握的理就是不完整的。

「道，可道也，非恆道」

「道」的含義：說、行、路、軌跡、規律。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玄學之「道」，從感性來認識世界。

很巧的事，語言和直立行走，是人類智力發展的兩大因素。為什麼「說」和「行」？都給按了一個「道」的含義？這真的不得不佩服，智者在沒有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上，也能夠如此具有洞察力。

單單從定義含義上，就可以看出「道」是人可以藉助的「工具」。說話和直立行走，就是人類藉助交流和解放雙手的「工具」，馬路軌道是藉助通向目的地的工具，規律是了解事物和走向科學的工具。

沒有這些工具，人也一樣的可以做事情，但做事情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就好像有人，不用語言而用手勢交流，不用雙腿而用四肢爬行，有人不走大路，卻要在荊棘草叢中穿插行走。

似乎現實生活當中看不到這樣的人， 但這也是相對於我們顯而易見的事情，轉換到一個新的地方，很多人就會像上一段描寫的那樣可笑，而不自知。做到以上幾點，用語言交流、用雙腳走路、在已經形成的路上達到目的地，這些看起來很容易，然而真的容易嗎？如果容易，為什麼其他動物做不到呢？

在人類當中，同樣有人像動物一樣的冥頑不靈、渾渾噩噩，終其一生，也只能碌碌無為，只不過幸運地披了一副人的皮囊而已。最終，只有真正掌握並繼承了智慧的「人」，才有可能體會到真正的做「人」樂趣。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國家的傳統醫學都被現代醫學取消了，中醫卻因為和特色傳統文化結合緊密，頑強的生存著。

我先用武術來做比喻。

古今中外，無論哪一門武術，最重要的就是身法步法。說一個人武功厲害，那叫個身手了得，「身」排在「手」的前面。

閃避騰挪、退守進擊，這是運用全身的力量，以身體帶動手，拳頭才有力量。

如果將拳頭比喻人，那麼「道」就是身體，只有當人以身合道，才能夠發揮出真正的力量。（上一節道德經的文學價值，內容就很玄幻。）

拳王泰森的個頭在重量級當中相對來說偏小，身高1米80，體重99公斤。如果比拼絕對力量，泰森肯定落後，但放到拳擊比賽當中，泰森的技術十分到位，在進攻和防守的空檔之間、在前進和撤退之間，都可以配合步伐，拳擊的力量十分具有爆發力。泰森能夠在前進的一剎那，完成蹬腿扭腰揮拳，一氣呵成。

整個身體的力量連成一片，這也就是中國武術中定義的內力。泰森不是中國人，美國沒有「內力」這個詞，但泰森確確實實是練出了內力。

李小龍1.73米，體重64公斤。如果進行無限制街頭格鬥，即使是泰森，也很有可能落敗。如果允許帶武器，那麼泰森就肯定完敗了，以泰森的速度，根本就無法跟上李小龍的節奏。

李小龍的動作更加行雲流水，一氣呵成。武術練到這一步，就不再是單純的力量和動作技巧的訓練，而是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這需要經常的冥想內修。

「道」的觸類旁通

理解了「道」，就可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發展科學。事實上，修身、治國、平天下，都是同樣的道理，只不過要求高低不同而已。能力低的人就獨善其身，能力高又有背景關系的人就可以管理國家，喜歡做學問的人就可以鑽研科技。每個人的愛好和稟賦不同，所以在理解同樣道理的基礎上，表現出來的特長也不同。

身體好的人，就可以在養生修道上走得更遠一點，喜歡人際交往的人，就可以在企業管理生意來往上面，做得如魚得水，喜歡讀書鑽研學問的人，就適合寫作或者科研。至於走到哪一步，跟各人稟賦愛好有關系。

打個比方，「自信和愛心」對人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偶爾做到也不能持久，也不怎麼明白自信和愛心到底是如何那麼重要的，甚至會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安慰的雞湯或者自我催眠、是一種可笑的宗教信仰。那麼現在想像一下一個軍隊，如果沒有士氣，不能夠令行禁止、言出法隨，這個軍隊還有戰鬥力嗎？其實個人和軍隊是一樣的，個人要想身心狀態統一，就要像軍隊那樣紀律嚴明、出師有名，而「愛心和自信」正是統一身體的紀律和法令。

一個人只有能夠控制自己的身體，才能夠將軍隊或者國家交給他管理。一個可以管理軍隊和和國家的人，必然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和慾望。如果一位統帥，不能夠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情緒和慾望，請問這樣的統帥，能夠打勝仗嗎？重用這樣統帥的國君，會是一位明君嗎？

春秋戰國時期的孫臏，因為師兄龐涓的嫉妒陷害，而被處以足刑，雙腿不能走路。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孫臏交出了自己的兵法秘籍，同時開始裝瘋賣傻，住在豬圈裡，和豬搶吃。最終，孫臏被訪魏的齊國使臣救出。試問，沒有對身體和情緒的絕對控制能力，孫臏還能夠活下來嗎？

一個人對身體的掌控寬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這個人對智慧的理解程度，一個人對身體的掌控力度，決定這個人修為涵養深度。也許會有人問，有的人明明對身體掌控度很高，為什麼還那麼笨呢？這是因為每個人天賦愛好不同，天賦低的人，掌握了智慧，智商依然很低，但靈巧程度一定提高，總體的表現，雖然依然很低，但卻已超越自我了。（有的人雖然不怕疼，但那並不一定代表那個人對身體的掌控力高，也很有可能這個人比較麻木。）

「法相天地、人法自然」，所有的道理，都是觸類旁通的。我們要悟「道」，一方面是開發智慧，另一方面是可以從宇宙宏觀的角度來指導我們難以看清的宏觀決策。個人的修養，要有足夠的休閑娛樂，而國家的發展，也需要無為而治。西方文明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就因為宗教思想濃厚，足夠的自由民主。

劃重點：《道德經》是哲學的、科學的。現代科學，正是建立在哲學的文化基礎之上。不同的是西方是宗教立國，養著一批人研究學問，所研究的學問即使是「無用」的，也有金錢支持他們做這些「無用」的追求。任何一門學科在開始的時候都是燒錢的交易。東方是皇權執政，講究學以致用文以載道。文人書生百無一用，種田搞不過農民，武力干不過士兵，技術搞不過工匠，偶爾有一個牛逼的有學問的，又招不到學生，政府又不撥款，除了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顆螺絲釘，別無他選。請問科學如何發展？

《道德經》在這方面也做了詳細的敘述，「天下萬物生於有、生於無」、「無，萬物之始也」、「無為而無不為」、「卅輻同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為器，當其無，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車輪的車轂裡面有三十根直條，正因為車輪中心為空洞，輻條才能插進去，車才能轉動起來。陶器正因為中間為空，所以才能夠用來盛放東西。製作窗戶，正因為房子中心為空，才能夠居住。

最後兩句話總結得是很清楚精闢了，有代表的是利益、無代表的是用處。一隻碗，「有」的部份是碗的利益價值，而「無」的部份才是真正被用到的地方。

可惜的是雖然道德經的聲望最高，但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應用。其中有世事無常，重民輕君的思想，而皇帝都希望千秋萬代。最終這種違背本心的做法，反過來報應不爽。沒有一個王朝能夠做到千秋萬代，社會的發展停滯落後。

愛因斯坦和牛頓的主要成就，都發生在青年時期。也就是26歲之前！

說明了什麼？

達爾文是在中年有成就的，但他的理論在青年時期就完成了，中年去發現，中年時期是旅遊證實的。

說明科學成就，創造型的，非經驗積累型的，需要熱血澎湃的年輕身體。這說明身體的悟性和感知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智商的重要性。

有必要說一下，牛頓的父母和牛頓本人，都屬於神職人員。同時本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牛頓的萬有引力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很難嗎？萬有引力、牛頓力學，初中生高中生就可以學完了，相對論，就是一種理論，哪怕沒有堅實的理科基礎，同樣也可以提出這種理論。他們的成功，建立在已有的科學基礎大廈上，所用到離不開悟性。

可以說智商達到牛頓和愛因斯坦級別的人有很多，只不過很多人只會計算公式而已，缺乏創造的激情和悟性，而創造的激情和悟性，是需要修身養性的。

王陽明，「心」學的發揚光大者，代表金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將「道」的運用推到了極致，被稱為實用主義心理學。知道就是行為，不能夠真正的做到，就不是真正的懂得。

所謂知行合一，其實就是「道，可道也」的進一步推導總結。「道」，是可行的，行可以入「道」，道行，知行合一。

細品《道德經》，其樂無窮、受用無窮！

「道」是不斷變化的。

「道，可道也，非恆道」

非恆道，意思是道理是不斷變化的。

這一點很好理解。生活當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事情，如果按照固定的答案執行或者按圖索驥，就會鬧出笑話。

比如近些年的家庭矛盾，大多數是因為社會變化太快，而部分人還沒有認識到，沒有做出相應的改變而造成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母子矛盾，都屬於這個范疇。

現在的社會改變了，封建社會變成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律和風氣都改變了，而有些風俗和習慣卻依然保留著，這就帶來了沖突和矛盾。

以前結婚給彩禮，就相當於買斷了一個女人的一生，所以有很多男人樂意。而現在結婚給彩禮，就必須要全方面的考察，否則很容易雞飛蛋打。結了婚之後，立刻就離婚的，現在也並不稀奇。因為現代男女關系的轉變，政府也相應的出台了新的婚姻法。

以前男人把工資以及一切家當交給女人，是一種顧家的表現，因為那個時候女人根本就跑不了，而現在，就要三思而行了。以前男人哄女人，不顧一切的哄，叫做溫柔體貼，現在則改稱為舔狗。如何得體的交往，是一種技巧。

婆媳矛盾也很普遍。現在女人更加獨立自主，而有的婆婆們，卻依然想掌控，這就造成了矛盾。

父子母子之間，教育方式和親子方式也發生了改變。 小孩的人權越來越得到尊重。現在的小孩子也越來越知道維護自己的自尊和人權，如果父母管束的不合理，很有可能造成自殺或者傷害父母的悲劇。

再比如有的人學習很好，幾乎不玩游戲。但是這種人值不值得學習？大部分人不停的學習，不玩游戲，幾乎是會要崩潰的，最後能搞得自己精疲力盡，變成一個書獃子。認真學習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具體努力到何種程度，只能靠個人掌握。一個人如何生活？應該根據自身的特點來，累了就應該休息、就應該娛樂，只要不特意的放縱，就是正確的。有的人可以不停的學習，那是因為那個人本身就擅長做那件事情，全部照抄的學習，就會產生不協調。不協調就會產生紊亂，紊亂就會造成焦慮緊張、效率低迷。

I. 《CCTV中國通史紀錄片》第81集 王陽明心學（解說詞）

第81集：王陽明心學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傳奇人物，他一生的功業事跡，完美實現了中國古代讀書人最崇高的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代學者贊譽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聖人，他上馬為將，下馬為師，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內聖開出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是最活躍的儒學思想家之一，他開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學的一波高潮，對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就是王陽明，他所開創的王陽明心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深遠意義。

被門人稱為聖人的王陽明，曾經是個狂絹少年，這種狂絹在他十五六歲時已表露出來，年少的他希望能夠真正參透程朱理學的真諦，這是宋朝以來大多數學者窮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標。少年王陽明所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學家大師朱熹提倡格物窮理之說，認為普遍的真理蘊含在具體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尋天理，必須藉助格物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講具體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積累到一定程度後，便能恍然大悟，而萬事萬物無非是天理的呈現。

父親官署後院的那片竹林，成為了少年王陽明尋求天理的載體，他獨對幽篁，如老僧入定，靜靜地看著眼前這片竹林，感受著竹林的風吹草動，體察竹子細枝末節的變化，就這樣他整整七天，茶飯不思、夜不能寐，期待著恍然大悟，最終眼前的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隨著天旋地轉，積勞成疾的王陽明無法堅持，終於敗下陣來，顯然，他沒有通過格竹而領悟到天理。

杜維明：他問老師，何為天下第一等人，那麼這個老師說讀書登科，因為他的父親就是狀元，也許就好好學你的父親，結果他很直接的一個反映，他說也許不是，也許是讀書做聖賢，當然，他父親王華聽了以後也感覺到高興，也很震撼，說你居然想做聖人，當然到了陽明的心裏面，聖人是什麼，很難說，就是說第一等人，這是他的志向。

王陽明，名守仁，他出生於一個典型的書香門第，據王氏的家譜記載，其先祖可以追溯到東晉的世家大族，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的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貴為天子身邊的文學侍臣，出身詩禮簪纓世家的王陽明，自幼就表現出過人的智慧，曾即興創作《蔽月山房》詩，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有人眼大如天，當見山高月更闊。瀟灑開闊的詩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現了他超越年齡的機敏和思維水平。王陽明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收入到《王陽明全集》的詩作就有600多首，現已經發現的散秩詩有40多首，他善詩文，工書法，多以行草為主，被全世界爭相收藏，其書法規矩古法又出新意，詩風淡雅而又自然率真，點畫精熟，法度含蘊，其中蘊含著他的人生哲理。

從十一歲離開家鄉餘姚，跟隨為官的父親王華到京城，王陽明有機會閱讀大量的儒家經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團火一樣，激勵著這個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蘊含的真諦，也渴望去發現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陽明開始實施下一個行動。這一次，他遠赴邊塞，游歷了河北境內的居庸關，紫荊關與倒馬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當時，西北邊疆常有戰事，他向邊境的人們問詢緣邊各族部落的情況，聽他們說備邊防禦的良策，他便覽山川形勢，長城逶迤起伏，綿延萬里，胸中豪氣頓生，建功立業、勒石記功，何嘗不是少年郎的夢想。

杜維明：儒家裡面，主要講修身，就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分外和內，向外修身就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推到天地萬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內，就怎麼能夠正心，怎麼樣能誠意，怎樣致知、格物。

在邊塞考察一個月之後，游俠王陽明回來了，心急如焚的王家總算安定下來，但事情遠沒有結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萬丈的王陽明要向皇帝上書，提出削平草寇的防禦之策，帶著青春幻想的王陽明將奏章寫好後，鄭重呈給了父親王華，請其轉呈給當今聖上。然而，熱血沸騰的他迎來的卻是父親當頭棒喝，斥責他這樣的做法是狂妄，父親的棒喝，沒有讓王陽明放棄，他研習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練習排兵布陣，一個少年整日紙上談兵，父親覺得兒子該結婚了。需要婚姻來管束他那躁動狂絹的心靈，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陽明奉父親之命，遠赴南昌迎娶諸氏，這位剛剛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著無盡的求知慾和內心世界的追求。此時的王陽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導師來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後的第二年，他帶著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徑江西上饒時，特地去拜會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對王陽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學名宿婁涼。婁涼可以說是青年王陽明的精神導師，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鵬：婁涼說收斂放縱之心是居敬之門，這是入門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話以何思何濾，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旨，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種各樣雜念，這種思慮，那種思慮，也不要依靠外界來幫助你提高道德品質修養。

做聖賢的遠大志向解決不了王陽明的現實問題，在那個時代，要治國安邦，要有所作為，每個人都必須要參加科舉考試，這是入仕為官的必經之路。十九歲時，父親責成他學習經義，准備科舉考試，要參加科舉考試，必須熟讀程朱理學經典教義，明朝以經義取士，科舉考試，從四書五經中出題。明代前期，朱子學是明王朝的國家意識形態，甚至一些學者認為朱熹《四經集注》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已經完全發揮了古聖先賢的心思而無余蘊，後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說，循序漸進，躬行踐履。

杜維明：明代的時候，最具影響力的是朱學，朱子的學問因為通過科舉考試是朱學，有個基本的這個朱學我們叫漸教，就是佛家裡面有頓教和漸教，他是一個逐漸的，就是逐漸地積累你的知識，然後積累了知識以後，先知後行，你先有知識，積累了知識，多半人都准備科舉，就跟我們的現在人高考一樣，准備高考，那麼你要讀很多書，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後你學做人，戰戰兢兢，亦步亦趨，按照一個規定來做。

按照父親的指示，王陽明開始准備參加科舉，十年後，二十八歲的王陽明參加弘治十一年的會試，考取進士，終於如父親所願踏入仕途。出入官場，王陽明被派到工部實習，當時，西北常有戰事，又值星變，朝廷下詔求言。長期有著邊塞情結的王陽明一直都在關注邊境形勢，於是王陽明上《陳言邊務疏》，終於實現了自己十五歲以來就有的上疏願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項對策，蓄材備急，舍短用長，簡師省費，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權大，嚴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備，令這次上疏極為切中事理，但是，王陽明遺憾的發現，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無迴音，此時的朝廷官員只知因循守舊，得過且過，整個官場猶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學，不但無法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雖然已屆而立之年，王陽明感覺自己一事無成，往日的價值觀念正在坍縮，自己的思想與學問亦無從施展，他感到異常的苦悶與彷徨。

這是宛委山南路的陽明洞天，距離浙江省紹興市約6公里，自古以來就是道教聖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歲的王陽明請假歸鄉養病，築室於陽明洞旁，他暫時放下程朱理學與家國天下，也無心欣賞千岩競秀的自然風光，他打坐勤修，試圖在佛道之中找到療救精神危機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靜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擾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問題，在陽明洞，過去種種，一一浮上王陽明心頭，騎射兵學，雖是實用，終究無用武之地，佛老之學，雖可怡悅心智，如果要離世，祖母曾氏與父親卻又割捨不得，怎麼辦呢。一天王陽明突然領悟到對親人的眷戀之情，是在孩提時候就有的，是人類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斷孩提時就具有的人倫之情，便是毀滅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實現，不能以求仙訪道，打坐參禪為借口，而舍棄人倫責任，而應以接受人類的普遍情感為前提。

杜維明：假如我祖母這一念能忘，我還是不是一個人，那麼這是一個儒家和其它學術之間最為關鍵的一個課題，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僅不能忘，不能切斷，而是你之所以作為人的必要條件。

對於王陽明來說，陽明洞不只是一個修身養性的物理空間，是他棄絕佛老而回歸儒學，在離開陽明洞前，他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回歸孔孟，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隱然已非程朱理學的規矩，而要開始打破程朱理學對人們思想的禁錮，走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陽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讓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變。

周月亮：要出來建功立業，必須是走在儒家的這條金光大道上，那別無選擇的，練完以後，他覺得那個顛簸精神沒有意義，就是那個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對王陽明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三十四歲的王陽明時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是這一年，他開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門徒，講學論道，這期間，他還遇到了理學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師陳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學家，主張棄書冊，廢文字，去聞見，靜中體驗心體，是開啟明代心學的重要人物，這與王陽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時王陽明似乎看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他與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礪切磋，期許在主流思想界之外開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學，他還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後，武宗繼位，時年十五歲，太監劉瑾等人日益得寵，轉圈山鎮，紊亂朝綱，打擊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顧命大臣多半無奈地辭職回鄉，言官戴憲等人疏諫，逮系詔獄，身為兵部主事的王陽明面臨著兩種選擇，是明哲保身還是仗義執言，選擇前者可以確保仕途無虞，選擇後者必將招來牢獄之災，是活在違心的現實里，還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陽明陷入了知與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識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實在實踐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士大夫義不容辭的責任。

於是，王陽明決定挺身而出，冒死進諫，建議寬恕言官，劉瑾大怒，將他投入詔獄，廷杖四十打的昏死過去，許久之後才復甦過來。雖然沒被打死，但之後被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通往貴州之路艱險萬分，但這條貶謫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陽明心學之路，1508年春，王陽明歷經千辛萬險，長途跋涉到達龍場。龍場驛，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林之中，規模很小，只有驛丞一名，吏一名，剛到的時候連住所也沒有，只好搭了個草棚居住，但這個草棚難以遮風擋雨，於是王陽明移居東峰一處洞穴，稱之為陽明小洞天，陽明小洞天位於貴州修文縣，城東的龍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國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國內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處，它們或許是表達對王陽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嘆王陽明非凡的人生經歷，或是感念王陽明由此而開啟的心學之路。在明朝，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林中，遍布毒蛇、巫蠱、瘴氣、瘟疫，龍場之民，多為苗族、黎族土著，語言不通，很難交流，能同他說話的只是留躥到這一地段的漢人盜匪，這樣一片惡土，竟然成為王陽明的精神家園。他居夷處困，不為惡劣的環境打敗，始終保持著昂揚的樂觀精神，他給自己築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參透生死。

杜維明：假如是一個儒者，你在一個一無所有，任何人際關系都沒有，你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你還能做到儒者嗎，就在那個時候他的頓悟，叫做吾性自足，作為一個人我就圓滿了，可是，這個頓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種頓悟或者徹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個就把他所背下來的五經，他重新在腦子里過一遍，叫五經臆說，就是我現在的這樣一個感覺，這種吾性自足的感覺，和我念的儒家的經典有沒有矛盾，他經過這五經的檢驗之後，他覺得沒有矛盾，所以後來才發展處就是儒家的心學。

王陽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還是求之內心，是應付外界的直接挑戰還是關注內心的主體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漸體驗到內心的平靜。經過長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時，彷彿夢寐中有人與他說話，王陽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歡，長久以來困擾的格物窮理問題終於被他找到了滿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維明：那麼心即理呢，從這個陸象山開始，因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從事宋明儒學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這是孟子的學說，就是性，我們人性本身，他是體現了人的本質，這個本質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學說來講，這個本質就是你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所謂心的話就是每一個人他都有一種內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響，內在的一種同情感，內在的一種是非標准，內在的一種辭讓，內在的一種羞惡。

龍場悟道是王陽明心學構建的開端，自此以後，他的心學思想如江河決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陽明自此創立的心學學說是對朱熹以來的儒家正統思想的一次革命。當他用心即理的眼光來看待萬物時，發現了一個嶄新的意義世界，少年時苦思不得的格竹問題，此時竟然渙然冰釋，居住的條件也逐漸好了起來，當地百姓，為王陽明構建了幾間房屋，作為他安居和講學之所，分別名為龍崗書院，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經過近代返修，龍岡書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來，龍岡書院因王陽明而盛名天下，成為聖學之地。王陽明在龍崗講學的盛況不久就傳到省城，貴州提學副使席書，率諸生拜王陽明為師，又聘請他主講貴陽文明書院。針對當時的人們只知死讀聖賢經書，遠離人倫日用，王陽明在與席書的交談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說，他認為因為知行脫節，人們知道埋頭於書本知識，以純粹的知識為知，而忽視了活潑潑的實際行動。

杜維明：陽明就說我自己要孝，那我沒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個知，要知孝的那個知的本身，就意味著我們一定要把它付諸實踐，他認為這個是知行的本來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種明覺精察，你知道應該怎麼做，那麼行呢，就是要落實你這個明覺精察的本身，所以這個中間，它的關系是不可分的。

王陽明的心即理與執行合一的新說起初影響並不大，王陽明的講學也只是局限在貴州一隅，他的心學理論體系此時尚未圓融成熟，這團新思想的火焰，還需要一定的鍛煉，才會越燒越旺。

商傳：王學是在理學基礎上的一個發展，但是王學裡麵包含了一定的，我個人認為他有一定反理學的一些東西，因為他宣傳個性，他要抒發個人的一些東西，和理學的東西克己復禮，要求約束自己，剋制自己，這個一切就尊崇最傳統的規矩去辦，那顯然中間互相是不同的。

這是後人為了紀念王陽明在龍岡書院立下了這座石碑，上面刻著王陽明當年在龍崗寫下的詩句，卧龍一去亡消息，千古龍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采葯入青冥。這首詩寫出了王陽明內心的蒼涼，深處偏僻之地，他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悠閑的隱居生活並不是王陽明所嚮往的。好在王陽明並沒有在龍場停留太長的時間，王陽明一年內連升三級，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盜寇頻發，四十五歲的王陽明經薦舉，出任都察院左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安，贛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總覽贛南、閩西一帶的軍務。從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陽明先後指揮了漳南之役，橫水通鋼和瀝頭之役三次戰役，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盜賊，他認識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那些盜寇與那些被殘害的山民們，曾經是親密的父老鄉親，或兒時的玩伴，為什麼會從一夜之間從一個善良正直的人變成窮凶極惡的盜賊。在那些山賊心中是否還有良知，盜賊能否返樸歸真回歸為民呢。

商傳：保甲法是原來這個明朝最早他對於基層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於賦稅，保甲更重於治安，他用了這樣的一種形式，把整個的基層社會管理起來了，然後又用這個鄉約的形式，把人們的思想改變過來，就是滅心中賊更勝於滅山中賊，他這套思想，他能夠貫徹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這個工作和活動中間去。

江西可以稱得上是王陽明的第二故鄉，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侶，在上饒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導師婁諒，確定了人生的方向，更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陽明心學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陽明平定江西寇亂後不久，江西便爆發了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朱宸濠在南昌舉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權之玄孫，弘治十年嗣寧王位，面對這場大亂，王陽明充分展現了他的軍事才能，憑借臨時湊齊的兩三萬軍隊，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亂，對於這場軍事大捷，王陽明更是思緒萬千，寧王朱宸濠的妻子婁妃，竟是十七歲他拜謁的精神導師婁諒的孫女。以前叫做水觀音亭的南昌畫院，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變遷，這里的格局和風貌乃至建築器物都保存完好，這里也曾經是寧王朱宸濠的行宮，當年婁妃就居住於此，如今南昌畫院還保留著婁妃井，石碑等與婁妃相關的文物。

這塊巨石碑上的屏字，據說是婁妃用青絲為寧王所寫，寧王起兵前，婁妃曾經苦苦勸諫，寧王兵敗之時婁妃以白色錦帛裹身，投水自盡，朱宸濠被生擒以後，也悔恨自己不聽婁妃之言，乞求王陽明能夠禮葬婁妃，平定朱宸濠叛亂之後，王明明對善惡有了更深的思考，無論是勝利者、失敗者還是失望者，內心都有著共同的東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現，必須身體力行，否則良知只是一種隱性的道德存在，王陽明提出致良知之說，以此豐富自己的心學體系，他認識到，以前的學說一則發明本心，一則強調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與外在之行仍然斷為兩截，不如致良知來的簡易明白，單刀直入。他自稱致良知三字是自己從百死千難中體貼出來的，只有喚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為聖賢，才能建設一個美好和諧的社會。

杜維明：致良知很難了解，孟子裡面說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性善所體現的四端，因為側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原來我們都具有的。但陽明的重大的貢獻，就把這樣一個一般講起來是道德實踐，道德哲學裡面的一個范疇，變成了整個認識論，和這個本體論的一個最核心的價值和觀念，怎麼說呢，就是天地萬物都是氣，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這個氣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種現象，所以這個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這個動物有、植物有，無生物都有。

這是浙江省餘姚市龍泉山北麓的王陽明故居，故居規模宏大、格局完整、給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莊典雅之氣度，故居大堂壽山堂內掛有當代書法家姜東舒所書的，真三不朽匾，這是歷來對王陽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絕頂的確切評價。正德16年11月，王陽明因平定寧王叛亂的功勛，被封為新建伯，正當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他已決意放棄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鄉紹興府。王陽明在紹興的六年時間里，他專事講學，達到一生思想的巔峰狀態，全國各地前來求學的士子絡繹不絕，以弟子禮師事王陽明，就連年屆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詩卷，拜倒在陽明門下，這些學生環繞在他的住處，弦歌之聲從早到晚不絕於耳。

 杜維明：明代的時候，到後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那種思想，當然跟陽明心學的關系是很密切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那種思想，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應該獨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原則，變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如果這個社會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多，這個社會就祥和，這個社會就仁。

大道如人心，萬古未嘗改，王陽明提出致良知的學說，從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結構，從16世紀到17世紀後期，他的哲學傳遍中國本土，主導著中國知識界，近代學者如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梁漱溟，熊十力、賀麟、張君勱無不推崇他的學說。陽明心學思想的影響遠達於歐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學研究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對東亞、東南亞的影響更為巨大，我國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

梁啟超也說，日本維新之治，心學為之用也。

杜維明：日本幕府以來的以朱熹學為主的日本學說，日本這個學術傳統一個重要的沖擊，日本的現代化之所以發展是打破了，這個朱熹所代表的一個制度非常嚴格、禮俗非常全面的一種架構，開發出他的那個創造的力量，這就是陽明學所代表的。

王陽明心學不僅對儒學思想領域產生重大影響，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個性解放，勇於表達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樣始於心學，隨著王陽明心學的擴大與普及，心學思想直接影響到明末清初的藝術創作動態，形成了藝術發展的異彩紛呈、風格各異的藝術創作風潮。這幅收藏於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館的《聚賢聽琴圖》是明末著名畫家董其昌的作品，畫中的人物神態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機，心學思想直接影響作者對藝術的表達。《水墨花卉》徐渭將他的藝術表達與心學提倡的個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藝術風格。

商傳：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儒家思想，因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並不是書獃子，並不是說坐在書齋里邊讀書的人，而是經世致用，我要把我學的東西，能夠為這個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他是這樣的一個人才。

王陽明，最終用他的生命踐行了心學學說，當王陽明以為自己可以講學終老時，朝廷派他赴廣西平定叛亂，56歲的他無奈抱病軀前往，臨行時，學生向他請教為學的宗旨，陽明留下四句教，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融匯了儒釋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會關懷與道德義務，無代表了內心的寧靜與超越，有無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灑脫，體現了王陽明心學的精神氣質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歲的王陽明在平叛叛亂後返程途中，病逝於江西南安府青龍鋪，臨終前，弟子問他有何遺言，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的確，只有內心澄澈光明，元氣淋漓，才有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這份內心的光明。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激勵著後人。一位儒者於茲離世，一位聖人從此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