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叢林執法者

⑴ 「法律」 「法規」 「法則」有什麼區別

1、法律必須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全國有效。
2、法規分行回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前答者是國務院制定全國有效；後者是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有效。
3、法則不是法律術語，物理化學生物都有很多法則，弱肉強食也可以叫叢林法則。

⑵ 2018年都有哪些普法欄目劇，全部都要國內的。

最近室友給我安利了普法欄目劇，我驚奇的發現，現在的普法欄目劇還是很值得內一看的，細節容之處演得也很到位，勝過了多少小鮮肉和現在的水劇。下面是幾個我超級喜歡的2018的欄目劇。

《古鎮奇譚》也是同樣精彩。除了這三個，我也看過其他的，劇情演技都挺不錯的，都可以在網上找的見，並且直接觀看的。

⑶ 在法治社會中，你的價值標準是什麼

公平正義：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政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在這五個方面中，公平正義被表述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指導原則，是發展中的馬克思法治觀在當代中國的最新理論成果，其價值取向為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應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靈魂，是「以人為本」為本質要求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是社會基本制度的公平正義，其實現有賴於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賴於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公平公正執法司法理念的樹立。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靈魂

社會主義社會一定是以公平為基本特徵、以正義為最終價值的社會。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就是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法治的精神不僅在於有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復雜的執法工作機制，更在於公平正義精神與價值在法治各個環節中真實的體現和實現。

公平正義是評判社會善惡的首要標准。有關社會價值的學說可謂精彩紛呈，「利益」說、「自由」說、「效率」說、「秩序」說就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承認、肯定和保護人們的正當利益，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但是一個社會如果奉「利益」或「功利」為最終的依歸，這個社會將成為德性盡失的社會；「自由」是社會生命力、創造力的源泉，但是極端的自由主義將會使社會退化為原始叢林；「效率」為社會發展所必須，但是「效率優先」在任何時候都不應成為漠視公平、踐踏正義的借口；「秩序」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無秩序便無社會安全可言，但是當秩序成為社會最高價值的時候，則有可能將社會導向活力窒息的境地。由此可見，利益、自由、效率、秩序作為社會價值之一部，固然為社會發展所必須，但都不能作為社會的終極價值准則，它們最終都要受公平正義這一基準的評判和檢驗，它們中的任何一項均不具有超越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能力。所以，一個社會的善惡及其文明程度，最終要看它是否奉公平正義為最高價值准則。

建設國家、管理國家所要實現的理想境地是經濟富足、政治進步、文化昌明、社會和諧，這些目標的實現皆有賴於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統領。從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來看：社會的主流價值決定著社會的文明走向和發展方向。一個良善的社會必定是將公平正義奉為圭臬的社會，而一個公平正義不彰的社會必定會走向經濟的衰退與凋敝、政治的專制與腐化、文化的消沉與墮落、社會的混亂與無序。在一個國家中，利益需求是多種多樣的，沖突與矛盾也是變化多端的，因此執政者的首要任務並非是纏身於具體事務的細枝末節中而是要進行價值判斷與選擇，進而消除沖突，維護公平，匡扶正義。在此意義上，我認為管理國家的本質就在於價值選擇；而一個好的執政者的標准就是，在任何時候都會義無返顧地選擇公平正義。當公平正義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靈魂，成為全社會的人們看得見、感受得到並能夠分享得到的結果的時候，社會主義法治才能真正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公平正義社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

公平正義如果不是抽象的教條，就應擁有反映時代要求的具體內容。公平正義社會首先應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以人為本」首先要回答的是「以什麼人」為本的問題。一個國家的權利保障體系有三個層次：一是「人人」的層次，二是「公民」的層次，三是「弱者群體」的層次。公民權利主要指向政治參與、擔任公職、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領域；弱者群體權利主要指向婦女、老人、兒童、身體殘障者等特殊對象；而第一個層次，也就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的層次指的是「人人」、「所有的人」，也就是《世界人權宣言》所講的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它身份的差別，平等享有基本人權和人格尊嚴中的「人人」。

「以人為本」其次要回答的是「以人的什麼」為本的問題。這一問題涉及兩方面內容，首先，「以人為本」必須以人的共同需要為本，人的共同需要就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社會民眾的共同的普遍的要求，所以，滿足人民的共同要求就是黨和國家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次，「以人為本」還必須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本，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當成為其他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條件時，公平正義的社會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便是告成之時。

「以人為本」最後還要回答「如何將人的需要轉化為法律上的權利」這一問題。人的需要惟有轉化為法律上的權利才是現實的、安全的。「以人為本」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論在價值上是一致的，它們一方面解決了目的性問題，那就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地發展；另一方面又解決了一系列關系問題，即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統一與和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正是這些理念邏輯的產物，因此，對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價值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解也必須從建立在這些理念基礎之上。各級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如果不能透徹理解「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理論，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精髓。

公平正義的核心是制度的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歷史久遠的人類理想，它的基礎是社會制度的公平正義。從直觀的層面看，社會不公現象是形態各異的，但概括言之不外乎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起點的不公。其典型表現是，在人們出生伊始就被依照自然生理狀況和社會出身的不同進行人格身份的差等劃分；第二，機會的不公。對人們進行人格高低區別的目的，是要賦予他們不同的社會發展機會，這便是機會不公。在高考招生中，同一張試卷面前不同地區的考生享有不同的上學機會，甚至在同一個地區的考生因戶口的差異也有所不同，這就是機會不公的具體表現；第三，規則的不公。用一類規則對一群人，用另一類規則對另一群人，便是規則的不公；表現在法律上，便是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便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種種特權的存在；第四，結果的不公。同勞而不同酬，少勞而多得，多勞而少得，勞而不獲，不勞而獲，就是結果不公的表現。

可以說，沒有公平正義便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也便沒有社會的和諧。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構建公平正義的社會是等義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認識的不斷深入，社會所弘揚的主流價值觀也是不斷發展的。「公平正義」觀的確立是社會主義本質所系，我們要把公平正義作為社會的主流價值，進而對制度予以重建。

公平正義的實現有賴於制度的和諧

制度的本質在於調整社會各種權利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制度的和諧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所要求的和諧裡面第一個要素便是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和諧。國家之成型，是人民意志的產物。因此，國家或曰公共權力存在的目的就只有一個，那便是以人民利益為本，更好地服務於人民。然而，公共權力自其誕生起，就存在著暴力性、過渡膨脹等弊端。自近代以來，民眾所努力致求者、思想家所竭力思考者不外乎如何馴服公權力這個問題。法治社會，公共權力應具有謙抑性、去暴性，公共權力之行使必須以保護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為前提，公民的權利訴求應當能夠通過適當程序反映給權力執掌層，權力和權利之間應當能夠形成一種良性互動。可以說，什麼時間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相處了，法治社會就形成了，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也就具備了。

制度和諧的第二個要素是公權力之間的和諧。黨的執政、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國務院的行政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權、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權、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軍事權，要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和諧，在和諧前提下相互進行配合和監督。制度和諧的第三個要素，就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權利之間要和諧。公民權利的和諧至少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權利內容的和諧。法律對公民權利內容的規定應符合人類發展的大趨勢，不同等級效力的法律對權利的規定應邏輯統一、體系嚴謹，對特殊人群應給予特殊的權利保護等等；其二是權利與義務的和諧。馬克思指出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這是我們分配公民權利與義務是應把握的總原則；其三是權利主體之間的和諧。建設法治社會，我們不僅要高揚規則意識，還要努力鍛造團結友愛、誠信文明的社會文化。講求規則，並不意味著我們處處要以規則制人，而在於我們在行為時應謹奉規則，尊重他人的權利邊界。權利主體的和諧還應該包括所有公民應平等地參與到法治的整個進程中來。

制度的和諧最終要和諧於制度的正義這一核心點上。在法治國家建設中，如果全社會的規則意識沒有養成，如果各個公權力機關不能從實現公平正義社會的高度上把握公權力的性質，實現和諧運行，社會的公平正義定難實現。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其終極目標在於公平正義，其現實道路在於保障和發展人權，其具體途徑在於公平執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原則的入憲，為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理念確立了現實的基準、法律的標桿。和諧社會的構建，為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實現提供了思想和社會條件。社會主義公平正義不再僅是一句口號，不再僅是一個理論術語，而是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價值共識，已經融匯進我們的法律制度和執政理念，成為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執法的靈魂和動力。

⑷ 關於自我防衛/法律方面

正當防衛有兩個前提:
1,被害人的被收迫害情況正在進行
2,被害人處於無可奈何,十分危急的情況下
此外都不是,而且防衛過當也判刑。

⑸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

我只知道我國施行的是大陸法系，而很多西方國家用的是羅馬法系.

一方面，內因上來說我國古典文化缺乏法律文化發展的土壤。因為我們的封建社會太過漫長，在人治社會里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信仰的，法律文化也就因此裹足不前。因而在發展我國法律文化的時候，古典文化能夠給予的養分根本不多不足，也就談不上傳承融合了。

一方面，外因上來說我們是被迫發展的。中國的發展是因為外力而呈現跨越式，為了縮短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我們採取拿來主義，法律文化基本上都是舶來品，是照搬西方傳承多年的法律文化精髓，因而割裂了與自己傳統文化的傳承。這不僅體現在法律，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至於中西法律文化差異，這個問題很大，涉及到很多方面，可以思考的視角如下：

1、人類學。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時指出，土地，人口對法律發展影響重大。中國一直是農耕文明，大量水利工程需要人治的存在才有組織可能。西方是畜牧文明，單打獨斗的叢林生活使得自由主義泛濫，民主成為必然選擇。

2、語言學。東方的漢字體系本身非常復雜，語義存在模糊性，不穩定和過度的修飾性，使得法律文本在傳承中容易產生流變，執法者自主解釋變得肆意，法律信仰難以樹立。西方字母體系語義簡單明確，文本解讀歧義性低，法官解釋空間小，有利於人們形成准確法律觀念。

3、哲學。中西哲學體系大不相同，個人主義思潮必然導致民主的誕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盧梭社會契約論核心正在此。我們信仰君權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懲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讓。法律的出發點就是人性本惡，我們顯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

4、宗教。天主教一直存在法律傳統，《聖經》就是所謂神法，羅馬教廷對法律文化的推廣，傳教士對法律文本的研讀都使得法律傳承有了深厚人文背景，我們傳統的儒家思想根本無視法律，所謂法家也是人治下到法治。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傳承法律文化上必然存在苦難。

⑹ 法在我心中伴我演講稿100字

法律，給人一種神秘、威嚴、崇高的感覺。但它對於年少的我們來說，那是太抽象、太模糊了，是學校的普法教育讓我懂得了許多法律知識。讓我明白了學法、守法的重要性，更知道遵紀守法要從點滴做起。
「勿以惡小而為之」， 意思是說不要以為是微小的壞事就可以做。現在社會很多犯罪分子都是從「小惡」開始一步一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它就如一隻小白蟻在船板上咬一個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其發展起來，船就會沉沒。它是告誡少年預防犯罪要從預防不良行為做起。
再看看社會上的違法現象：不法商人為謀取暴利將法拋於腦後，大肆造假售假，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的人不勞而獲，把法置之度外，打架、斗毆、偷竊、闖交通信號燈等這些行為都對社會遺害無窮。「無規矩不成方圓」，試想，假若人人都輕視法律，那麼社會將變的行屍走肉、戰亂四起 ，我們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將一去不復返！
現在，少年犯罪的案例不勝枚舉，我們學生要堅決抵制不良誘惑，學法、知法，學會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遠離犯罪，做一名遵守學校規章制度的好學生，做一名守法的小公民。
鄧小平爺爺曾說：「法制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確，我們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應該從小培養法律意識，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將法銘記於心，養成守法的的好習慣，以小手拉大手，為家庭、學校和社會創造平安和諧的法制環境！

⑺ 如何讓法治為實現偉大中國夢保駕護航

如何讓法治為實現偉大中國夢保駕護航？
黨的十八大將法治定位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定位為我們所要倡導的核心價值理念，提出要深入開展學習教育，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的確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總任務的必然要求，是國家治理轉型的價值追求，是黨60餘年執政的歷史經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內在要求。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方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保駕護航。
一、深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價值觀
理解和詮釋法治價值觀，應當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結合起來。
法律至上是法治價值觀的首要要求。法律至上要求樹立憲法和法律權威，即已建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遍的服從。維護法律權威，必須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基本行為准則的觀念。它意味著必須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要堅決反對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嚴格執行法律以制止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統一的行為。通過認真實施法律、加強法律監督來確立法治的公信力。法治價值觀要求至上的法律必須為「良法」。即良法之治。良法，即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的，體現最廣大人民利益與意志的法律。法律反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要求，不能超出一定的經濟基礎而超前立法，也不能不顧生產力的發展而滯後立法;法律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意志，為廣大人民實現當家做主權利提供條件，旨在維護、實現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法律應當符合自身發展規律，體系合理，內在協調，能實現法自身的科學發展。
法治價值觀要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切實保障公民權利。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求。社會主義法治的目的在於通過法治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制定和實施法律，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法治價值觀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衡量社會主義法治的終極標準是能否有效保障人民權利、回應人民訴求、滿足人民期待。防止權力濫用、制約和監督權力是法治價值觀的基本蘊涵，也是保障人權的必然要求。權力之間必須實現分工與制約。這是法治的重要原則。即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人民代表大會根本制度，建立各負其責、互相監督的權力架構。權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約，接受法律的監督。權力行使是一種責任，怠於行使或濫用職權，都是失職瀆職，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權力受到監督是法治國家的基本准則。違法行使權力必須受到法律追究。
二、法治是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理念
法治作為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理念，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是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領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發展的必然，是黨在新時期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必要。
我國處於並仍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一個基本國情。法治確立為我們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是十八大基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依據，從「五位一體」總布局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任務出發而提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確認、運行規則、責任追究都仰賴法律制度及其實施。通過法治實現民主，是真正保障人民主體地位，有效實現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權益的途徑。法治是先進文化的制度保障，先進文化為法治提供倫理與精神的基礎。法治與先進文化價值同向，互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與生態文明建設，沒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沒有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作為支撐，只是「沙灘上的城堡」，是美麗的空中樓閣。從總依據、總布局和總任務出發，法治確立為核心價值觀是勢所當然。
將法治確立為核心價值觀，是國家治理轉型的價值追求，是現代國家實現善治的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怎樣帶領各族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國家，是黨一直在思考和從事的事業。總結60餘年來黨執政的歷史經驗，新形勢下，黨要率領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中國夢，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必須將法治確立為核心價值觀，以之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
十八大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凝練核心價值觀，把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借鑒域外文明與傳承中國文化、人類共同文明與中國特色國情有機統一起來。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各個層面價值觀存在交織融合、相互促進的關系。法治貫穿於踐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之中，是實現國家富強民主、促進社會文明和諧的保證，而法治踐行仰賴後者提供可靠的物質基礎、制度基石、文化底蘊和社會氛圍。法治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守護神，通過懲治不符合個人主流價值觀的行為提供價值導向功能，而法治踐行有賴於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價值觀提供守法意識的土壤和規則實施的道德基礎。法治同自由、平等、公正相互融合，相輔相成。法治的目的在於實現每一個個體的自由發展。缺乏法治的自由是無限度的自由，社會將陷入「叢林法則」的無序。法治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內在地蘊涵著平等和公正。通過法治的強有力保障才能讓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讓人人享有公平正義的陽光，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
三、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
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必須通過法治來實現。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夢，也是法治夢。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要求我們堅持中國法治道路、弘揚中國法治精神、凝聚中國法治力量，方能實現法治中國夢。
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必須堅持中國法治道路，加快法治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黨領導人民在長期法治建設實踐中探索形成的，是經過實踐證明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法治規律的正確道路。堅定中國法治道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是中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對憲法法律負責與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具有一致性。堅定中國法治道路，必須堅持依法執政，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新形勢下，依法執政必須堅持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依法執政要求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即進一步理順黨委與人大、政協、政府、司法機關以及人民團體等各方面的關系，推動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協調統籌推進法治國家建設。堅定中國法治道路，加快法治國家建設，必須既要重視頂層設計，也要重視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法治建設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需要專門的法律技巧，需要縱向地分析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歷史方位，橫向地參考國際法治發展趨勢並緊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通盤考慮作出科學合理的規劃。
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必須弘揚中國法治精神，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是法治社會普遍尊崇的法治價值追求的總和，而法治文化是法治精神普遍化實踐和實現的結果。近現代法治發源於西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治發展到現在已經歷數百年歷史，其法治文明有益因素應當為我們借鑒學習。中華古代法制文明中存在諸多有益於我國法治建設的因素，比如德主刑輔、禮法共治、息訟止爭等，均值得我們今天細加分析借鑒，要看得起、不自大、善梳理、勤學習、勇揚棄。積極培植和踐行法治價值觀決非一日之功，既不能統統照搬、全盤抄襲，也不能以鄰為壑、逢西必反，而要堅持拿來主義，善於借鑒西方法治文明，努力傳承中華古代法制文明，認真總結建國以來的法治建設經驗，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才能實現法治文化的自強。
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必須讓法治軟實力發揮力量，成為推動實現偉大中國夢的正能量。法治是一種軟實力，力量的發生在於法律得到普遍的信仰和遵守。法治力量不僅僅在於懲治、規范，更在於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成為公民的內心信仰和行為准則。任何人都應當遵守法律，違反法律應當平等地接受法律制裁。法治因實施而生公信力，因公信力而產生強大的力量。法治的力量還在於親和力。法治親和力在於人們堅信法治、堅持依法辦事，不再信權不信法、信訪不信法。法治軟實力的產生還要求激發公民守法意識。伴隨市場經濟而湧入的物慾主義、拜金主義等導致社會道德價值取向產生混亂，判斷「是非」、「善惡」、「美醜」、「榮辱」的標准喪失基本准則，一些行業、領域、地方存在不以榮為榮，反以恥為榮，不以守法為榮，反以違法為榮的道德倒錯現象。比如，中國式過馬路、小悅悅事件、「潛規則」問題，等等。必須繼續深入開展全民普法教育，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法律素質，推動全民守法意識的確立。
積極培育和踐行法治價值觀，需要將法治融入核心價值體系協同推進，傳遞釋放正能量。十八大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來界定核心價值觀，三個層面三足鼎立，一體同向，共同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踐行法治為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供法治思維和規則意識，而將法治納入核心價值體系一體建設、協同推進則能實現相互促進，達到整體最優。唯有堅定法治道路，弘揚法治精神，凝聚法治力量，才能為實現偉大中國夢保駕護航;只有系統性激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正能量，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⑻ 論法經濟學主線：效率與正義

效率與正義：一個經濟學和法學的對話

一

葉 航：歡迎大家參加ICSS組織的楓林晚學術沙龍！今晚在座的大多都是浙江大學法學院和經濟學院的同學，當然還有其他院系和其他院校的同學。這是一次經濟學和法學的對話。經濟學與法學本身就有很深的淵源，早期的道德哲學家，比如邊沁和密爾，他們的著作既是經濟學經典，也是法學經典，因此二者是同源的。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這兩門學科逐漸分道揚鑣，甚至形同陌路。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以波斯納出版《法律的經濟分析》為標志，在經濟學和法學之間又出現了一種融合趨勢。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終於再次發現，他們各自研究的對象是互相糾纏、難以分割的。我們先請汪丁丁教授和林來梵教授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汪丁丁：來梵說，我們可以從「財產權」和「產權」引出今天對話的主題。因為「財產權」是法學概念，而「產權」是制度經濟學或經濟學現在通行的概念，這兩個概念有什麼不同嗎？來之前，我在家裡翻閱了一下芝加哥大學最新版的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三版）。據法學院老師的說法，波斯納是被我們經濟學俘虜過去的一個法學教授。波斯納在這本書中講了兩個例子，剛好凸現出法學的「財產權」概念和經濟學「產權」概念的區別。這兩個例子講的都是無形資產，結果讓法學家很頭痛，但經濟學家卻不覺得是個問題。一個是知識產權，尤其是思想的財產權。如果你說思想有產權，經濟學家沒有什麼異議，反正產權

在經濟學家看來無非就是三個要素：使用的權利、獲取收入的權利和轉讓的權利。你把這三項權利綁在一起，或者分開處理，都行。比如我的某一個思想，你說這就是汪教授的思想產權，可以，經濟學家不會反對。但是法學家要處理那些更具體的問題，比如權利的保護問題、侵權問題、合同問題，他們會覺得思想這個東西很難界定。波斯納舉的另一個例子是電訊頻道的拍賣，濟學家可能認為這更不成問題，只要設計一個好的拍賣機制就可以了。但法學家卻頗感頭痛，因為電訊頻道看不見、摸不著，它是對空氣中某種震盪方式所擁有的權利，他們認為很難界定。

林來梵：大家知道，大陸法和英美法的法律體系不同，思考方式、包括一些術語都有很大差別。波斯納的兩個例子，對大陸法國家的「財產權」來說，是完全可以容納的。經濟學和法學都研究財產的權利問題，但法學叫「財產權」，經濟學叫「產權」。其實英語都是「property right」，翻譯成中文就有了區別。法學界有一個延承，從民國時就翻譯成「財產權」，現在還是一樣。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中通常都譯成「產權」。到底經濟學所講的「產權」和法學所講的「財產權」是不是不一樣？法學所談的「財產權」，近代以來主要是指「所有權」，後來這個概念不斷擴大，以致包羅萬象。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所謂財產權，就是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具體而言，財產權至少或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個是物權，所有權是物權裡面的一種權利，物權在大陸法國家除了所有權以外，還包括用益物權，用益物權包括土地的使用權，如中國的農地使用權；還有地上權、鄰地利用權，比如，鄰居的地我們有從其上通過的權利；接下來還有擔保物權，比如說抵押權、質押權，擔保物權也是一種財產權；佔有，這是有爭議的，國內民法學界認為佔有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狀態。（汪丁丁：物權是看得見的？）也包括看不見的，但在法律解釋上可以解釋成是看得見的；比如你剛才講的電訊頻道，在有些國家就被解釋為一種「物質」（葉航：物理學意義上的。）對，它就是一種物權。第二個是債權，最普通的就是由合同關系形成的權利。第三個是知識產權，就是你剛才講的思想產權；知識產權是法學財產權所內含的一部分，包括著作權、專利權等。除此以外，也就是第四個，是由特別法所形成的某些權利；日本把特別法上的財產權和公法上的財產權區分開來，比如特別法上的財產權包括漁業權、礦業權；公法上的財產權包括河川利用權，河川是國家的，但我們有利用的權利。

葉航：如果有個開發商蓋一幢大廈，把旁邊小區的陽光擋住了，這個小區的住戶到工地去靜坐，要求「還我陽光」。這里體現的是一種什麼權利呢？

林來梵：在法律上，這是一種採光權。

葉航：它跟物權或財產權有什麼區別？

林來梵：對「光」來說，我們沒有這個權利，不能說「光」是你的財產。但是你擁有一個財產——房產，你要採光，所以你擁有採光權。這里涉及的不是財產權的定義問題，而是財產權的限制問題。你有你的財產、我有我的財產，你蓋的房子把我的陽光遮住了，實際上是你濫用了你的財產權。其實，這是財產權與財產權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怎麼調解？法律就設置了採光權這個概念。

葉航：那麼，法律根據什麼來界定雙方的權利呢？比如美國西部早期的金礦開采權，一開始奉行的是「叢林法則」，誰力氣大、誰心狠手辣、誰打贏了就歸誰，然後才有法律的介入。我國正處在制度轉軌階段，很多權利都缺乏初始界定。在公有制下，什麼東西都是國家的；一旦資源交給市場配置，就會碰到一系列問題。比如前幾年發生在浙江的水權交易，義烏市以2億元的價格向其上游的東陽市一次性購買了橫錦水庫5000立方米水資源的永久使用權。但這個交易卻遭到位於東陽另一側下游的嵊州市的嚴重質疑，嵊州方面認為，東陽賣的實際上是本應流入嵊州的水，這種行為損害了嵊州的利益，因此把東陽市告上了法庭。我關心的是，法律如何協調這種權利的沖突？

林來梵：從嚴格意義上講，傳統法學、特別是法教義學意義上的法學，對規范出現以前是什麼狀態，一般不予考慮。也就是說，它不考慮法律規范產生以前各種力量是如何對抗、如何博弈的。但在形成了法律規范之後，我們就假定這個規范是合理的，用這個規范去調整此後的沖突與糾紛。

葉航：假定它是合理的？理由呢？如果形成一個黑幫或者法西斯的規范，就是通常所說的「惡法」，它也是合理的？我們也應該認可嗎？

林來梵：過去的法律實證主義（雖然已經受到批評，但到現在還是很有力量的一個流派）認為法律就是一種命令，一種強制性的命令。哈特就曾經批評過，這個命令就等於一個強盜的命令，強盜持槍搶劫也可以形成規范。後來人們進一步地認識到法律最終極的價值是正義，規范從法的角度來說就必須貫徹正義的精神，規范的解釋、適用、操作都必須符合正義的要求。

二

葉航：這就涉及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法的依據到底是效率還是正義？

汪丁丁：產權經濟學家和制度經濟學家，當然也包括法經濟學家，認為法律的依據是效率。因此他們認為所有權是一個空的概念，喜歡用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來描述所有權。因為這些權力體現了產權的效率內涵。但是所有權在社會正義的維持方面是一個實的概念，它不是毫無意義的。

林來梵：早期的思想家，比如洛克，認為生命、自由、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是Nature right。早期的財產權觀念在法律里也是這樣的，我相信經濟學、政治學也大致如此，認為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一個天然的權利，不可剝奪的權利。後來人們才意識到，財產權其實也是設定出來的，是在博弈過程中慢慢形成的。但法學畢竟是法學，它的終極價值是追求正義，它不可能完全謙讓於力量的對比。在強者壓制弱者的過程中，我們還要傾聽「上帝的聲音」，這個「上帝的聲音」就是正義。今天大多數法學家都認為，法的價值其實是多元化的，包括正義、秩序、合目的性，也包括人的權利，當然也包括效率。但比較正統的法學家，包括我也是這么認為，效率跟法的價值、跟正義不能並駕齊驅、平分秋色。效率是一個下位的概念，如果犧牲了正義，那麼效率是很可怕的！聯繫到中國最近的修憲，我認為，通過十四個條款的修正，體現出一種精神，片面追求效率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把它叫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代的終結。中國在過去二十多的改革開放中，經濟確實在高效地運轉，社會進步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我們付出了很多代價，其中就包括正義的代價。效率導向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可能會受到挑戰，但這並不等於說「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經濟學還有許多空間。比如現代許多經濟學家也重視正義問題，我知道葉航兄和丁丁兄就比較重視正義問題。

汪丁丁：來梵所講的是羅尓斯的正義觀，就是自由優先於正義，平等的正義優先於效率，這是羅尓斯的排序。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97年以後的中國，以效率導向的經濟學已經面臨著一個解決社會公正的任務，這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所以我們一直在談論重建中國新政治經濟學的可能性。

葉航：在很多情況下，正義恰恰是效率得以實現的前提和條件。比如，我們通常認為市場機制是效率的產物，但我們忘記了它同時也是正義的產物。如果不尊重個人的財產權，不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干什麼要通過市場來交換東西？我力氣比你大，把你的東西搶過來不就得了，這個效率更高。但如果誰都可以搶的話，就不會有人去生產財富，從長期來說，效率也就子虛烏有了。因此，一個正義的初始產權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恰恰體現了一種長期的、動態的效率。所以，正義原則和效率原則是無法割裂的。

汪丁丁：問題在於你剛才的話多了「正義」這個詞，在經濟學教科書里是沒有這個詞的。它只承認有一個初始產權，讓我們建立一個產權交換機制，然後就可以用科斯定理論證的方式來達到效率。如果達不到效率，那就把這個外生的成本，就是妨礙我們交易的那項成本權利拋棄；或者，乾脆把這些權利，比如說黑幫或者律師的權利拿來交換。總之，你可以用市場的方式來論證，只要允許我們進行交易，這個世界就是美好的，就是有效率的，初始分配並不重要。至於這個初始的權利配置是否公正，這是經濟學家不願回答的問題。

葉航：我對科斯定理有一個保留性的批判。科斯認為，如果界定產權的成本為零，那麼無論產權界定給誰都一樣，通過權利的交易最後都可以達到效率。這可能嗎？就拿科斯自己的例子來說，如果把污染河流的「權利」界定給上游的企業，那麼所有下游的居民都要出價向上游的企業贖買這個「權利」；如果把這個「權利」界定給下游的居民，那麼上游的企業就要為它的污染行為向下游付費。這兩個結果可能一樣嗎？把污染的權利界定給上游，不僅不符合「生存權優先」的正義原則，而且也不符合效率原則。單從可操作性這一條來說，兩種結果的效率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選擇讓居民向企業贖買污染權這樣的荒唐事。事實上，為了效率，我們必須維護正義。所以，當我們真正進入經濟學內在的邏輯看問題，或者說進入我們現在正在力圖改造的經濟學內部去談這個問題，我以為效率與正義是不可分割的。從長期的、動態的角度看，如果沒有道德和正義作為支撐，真正的效率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個語境中，我認為經濟學和法學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

林來梵：我原意接受這個觀點。我們前面談的是效率和正義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一面，實際上它們也有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一面。正像你剛才談到的，考慮效率可能會產生正義的效果；其實，我們也可以說，考慮正義也會產生效率的效果。比如就財產權而言，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只有經濟自由得到保障的國家（經濟自由的保障就包括財產權的保障），才會得到有效的發展，保護財產權其實就是保護效率。

汪丁丁：應當承認，目前流行的法與經濟學研究，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時期內，似乎始終沒有能力正面回答「正義與效率的沖突」問題。這一現象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經濟學家普遍沒有意識到他們使用的效率概念其實只是「帕累托有效性」概念，並非經濟學原初意義上的「效率」。經濟學原初意義上的「效率」概念，可以界定為「每一行為主體對機會的充分利用」。這一局限性，在我看來，使大多數經濟學家提供的法經濟學分析喪失了法學意義上的合法性。第二，法學家們，如貝克爾最近悲觀地指出的那樣，大約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來熟悉和普及經濟學知識，在他們能夠熟練運用經濟分析方法之前，他們很難在法學傳統之內提出具有經濟學合法性的法經濟學問題。

葉航：但是我覺得這種狀況最近正在得到有效的改善，「桑塔費學派」的經濟學家試圖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為正義尋求合理的地位。在他們最近發表的一系列文獻中，正義不僅內生於效率，而且是效率得以維持的重要條件。

汪丁丁：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被稱為「桑塔菲學派」的一群學者——包括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認知科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在內，在美洲、歐洲、澳洲、亞洲和非洲的十五個小型社會里進行了一系列經濟學實驗，其中，最典型的實驗情境是「最後通諜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金迪斯和鮑爾斯等人發表的關於上述實驗的一系列研究報告表明，正義感是一種超越特定文化傳統和特定歷史情境的人類情感。不論在已經市場化的社會里，還是在尚未受市場經濟影響的社會里，研究者們觀察到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參與「最後通諜博弈」的甲方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被乙方拒絕，或者，在深受「禮品互贈」文化傳統影響的社會里，乙方拒絕甲方提出的過分慷慨的分配方案。這場由真實社會里生活

著的人群參與的長達十年的「最後通諜」實驗意味著，對大多數社會成員而言，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他們的正義感的「機會」，其價值將極大地被其中包含的「非義」所抵消。布坎南認為，這是因為行為主體認為不道德行為的「道德成本」太高，以致選擇這些行為反而是不理性的。

葉航：在「桑塔費學派」最近發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獻中，有兩篇是標志性的。第一篇是鮑爾斯和金迪斯的《強互惠的演化：異質人群中的合作》，發表在2004年2月的《理論生態生物學》雜志上。這篇文獻事實上是一個計算機模擬報告，模擬的環境是距今20萬年以前更新世晚期的人類游獵採集社會，模擬的條件嚴格按照古人類學已經考證的事實設置。模擬的結果揭示出，早期人類社會只有依靠一種被稱為「Strong Reciprocity」即「強互惠」的行為，才能建立起穩定的合作秩序。所謂「強互惠」，是指那些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族群中背叛合作規范的人的行為，哪怕這種背叛不是針對自己。因此，在「桑塔費學派」的術語里，這種行為也被稱為「Altruistic Punishment」，即「利他懲罰」。事實上，這就是「見義勇為」，就是「路見不平，撥刀相助」，也就是我們人類的「正義感」。因此，正義事實上是人類合作秩序的產物。第二篇文獻是《利他懲罰的神經基礎》，發表在2004年8月的《科學》上，是這期雜志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獻是一個腦科學的實驗報告，是接著上篇文獻所做的進一步研究。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如果強互惠行為在人類合作秩序的建立過程中具有這么重要的作用，那麼驅動這種行為的機制是什麼？因為這種行為不同於自利行為，它無法給行為主體帶來利益上的激勵。這篇文獻的通信作者是瑞士蘇黎士大學國家經濟實驗室主任恩斯特·費爾博士，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桑塔菲學派」經濟學家。費爾和他的同事們提出一個假設：如果強互惠行為無法從外界獲得激勵，那麼行為者只能通過行為本身獲得滿足。也就是說，這種行為是依靠自激勵機制實現的。事實上，人和動物的許多行為都是依靠自激勵機制實現的。腦科學已經證實，對高等動物來說，啟動這類行為的機制是由中腦系統的尾核和殼核來執行的。比如我們人類的成癮性行為，像煙癮、毒癮、酒癮等等，都涉及到這一腦區。因此，這一腦區在醫學上也被稱為「鴉片報償區」。費爾博士猜測，如果強互惠行為依賴這種自激勵機制，那麼做出這種行為時，人腦的這個部位就會被激活，而且行為的強弱與其活躍程度正相關。於是，他們設計了一系例實驗場景來激發人們的利他懲罰，並通過PET即正電子發射X射線斷層掃描技術（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對行為者的腦神經系統進行觀察，實驗結果證實了這個大膽的推斷。該實驗報告認為，社會偏好模型所定義的效用函數應該包含對違反公正和合作規范的懲罰願望，它可以比傳統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釋人類的實際行為。現實社會中，大多數人在發現那些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未得到懲罰時會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們就會感到輕松和滿意。在現代警察和司法制度建立以前，人類在很長時間內是依靠這種個人的懲罰來維持社會公正和社會正義的。事實上，現代司法制度可以看作一種以公共品形式出現的、上述行為的替代性制度創新。這兩篇文獻代表著經濟學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它對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和「理性人假設」提出了重大挑戰，為傳統政治哲學和法哲學中的正義概念提供了直接的經驗實證。

汪丁丁：其實，休謨通過《道德原則研究》早就論證了下列思想：人類的全部道德情感都源自「同情」。我們對痛苦的同情在我們內心激發出正義，我們對快樂的同情在我們內心激發出仁愛。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進一步論述了「同情」的情境依賴性、充分知情、以及無偏向性。最新發表的一篇腦功能呈像研究報告表明，當受試者看到他們同情的對象感受痛苦時，受試者的腦區激活狀況與他們親自感受這些痛苦類似，而當受試者對真實痛苦的感受者的同情感減弱到可以忽略時，受試者的這一腦區就不會被激活。這一實驗報告支持了2001年發表在經濟學主流刊物上的一篇論文的主要結論——對博弈對手有較強同情心的「囚徒困境」博弈的參與者傾向於採取「合作」策略或「禮品贈予」策略。事實上，來自腦功能呈像研究領域的許多報告都向我們表明，包括正義在內的個體道德情感，通過諸如「偏好」這樣的價值排序，對個體選擇施加了十分顯著的限制。

三

葉航：法學究竟是如何定義「正義」的？它和羅爾斯的定義一樣嗎？

林來梵：就傳統來說，法學中關於正義的研究，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哲學差不多。我給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課時總結出過，法學中出現的正義概念至少有二十個，其中最主要的有5個：「形式正義」、「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還有所謂的「合法正義」和「衡平正義」。其中，關於「實質正義」是最有爭議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講的，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的臉」，也就是海老人的臉，變幻莫測，難以把握。羅尓斯是從規范的意義上來研究正義的，主要研究的也是「實質正義」。

汪丁丁：為了給出「正義」概念的簡潔說明，也許我們不得不回到黑格爾關於法和正義的觀念。在《法哲學》導論里，至少，我領悟到，黑格爾其實提出了這樣的思想：正義，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承認其他人的自由意志並且尋求康德定義的「公民社會」的那種秩序，它保證每一公民與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在新政治經濟學語境里，正義首先意味著社會對每一社會成員自由權利的尊重，其次意味著全體社會成員的等度自由。因此，如阿羅指出的，社會應當尊重每一給定的偏好，並且使它對每一給定偏好的尊重與它對其他給定偏好的尊重相容。上述正義的概念，與法學傳統內的正義概念十分不同。後者，不論在古代和中世紀神學傳統里還是日常生活語境里，通常表述為「給每一個人他所應得的」。事實上，斯密之前的經濟學思想史，其核心議題之一就是所謂的「正義價格」，即任一商品應該得的價格。因此，「實質正義」，應該像康德所講的那樣，把每一個人都當作目的。

林來梵：但針對個案來說，由於「實質正義」很難認定，所以在個案中是否要考慮「實質正義」，在法學中是有爭議的。比如，現在有一個到哈佛留學的名額，為了挑選一個學生，必須設定標准，這些標准要符合正義的要求才能達到我們所說的公平；按照什麼標准來選擇學生呢？如果首先考慮學習成績，可能出現的問題是，一個人學習成績好也許是因為他不關心班級事務、缺乏團隊精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所以，這個標准不一定公平；那麼，我們是否要把德因素考慮進去？但是，道德本身是很難量化的，即使能夠量化，還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比如我們是否應該把這個機遇給一個家庭困難的學生？或者，給一個很難有機會.出國的學生？總之，會有各種各樣的標准會冒出來，你無法確定哪一種標準是

最公平的；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些標准都統一起來，找一個既考慮學習成績、又考慮道德標

准、也考慮貧困程度的標准？但你會發現我們仍然繞不開剛才的困惑，因為你還得確定這三個因素在新標准中所佔的權重。因此，「實質正義」是很難追求的。這個問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就已經被國際法學界提出來了，有人認為法律應當優先考慮「形式正義」和「程序正義」，或者是所謂的「合法正義」。

汪丁丁：中國的現實是，我們沒有一個給定的「正義程序」和「正義形式」，甚至沒有「正義的法律」。在新的社會里，舊的體制都缺乏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有規范的研究，例如羅尓斯的研究來讓我們借鑒，然後找到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程序正義」和「形式正義」，例如全體一致的投票等等，其實這就是公共選擇，包括剛才來梵說的，都是我們新政治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問題。總之，正義與效率的沖突，似乎是「法與經濟學分析」的核心議題。解決這一議題的正確思路，在我看來，應當是公共選擇理論，而不應當是波斯納的「法的經濟學分析」。

林來梵：從法律角度而言，我們中國的問題特別復雜。作為中國人，在海外兜了一圈以後又回到祖國的懷抱，發現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復雜。比如說，中國法律迄今為止最缺少的是「形式正義」和「程序正義」，法學界也有人提出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合法正義」。所謂「合法正義」就是符合法律的就是正義，而不管法律是誰制定的，怎麼制定出來的。我個人感覺，中國目前同時還面臨「實質正義」的困惑。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但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在這樣的社會里，必然會不斷提出「實質正義」的問題。除了符合「程序正義」和「形式正義」外，我們不得不要求「實質正義」。對我們來說，近代的課題還沒有完成，現代的課題就撲面而來，後現代的問題也不斷涌現。我們法學家首當其沖，在前面擋著；後面必須有你們經濟學家作後盾啊！

葉航：但我們只是看到或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少數人，對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來說，他們不願意談論道德和正義，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是經濟學家要談論的問題。

林來梵：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可悲的。回到開場時對財產權的討論，為什麼我剛才斷言片面追求效率的時代已經終結了？就我們最近的這次修憲來看，總共修訂了十四個條款，有關人權的就有八條，其中最重大的修改是將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寫到憲法第十條中。對土地的徵收問題也作了修改，這條和私有財產權在內涵上有一定的重疊，但不是完全的重復，有待於法解釋學去梳理它。在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同時又寫上一個條款，就是要界定一個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姑且可以這樣說，財產權的保障是保護富裕階層或新富階層的利益，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保護窮人或貧困階層的利益，這兩者並立存在於同一憲法文本中，關系是很微妙的。就財產權保護條款而言，它的規定也是很微妙的。有人說它基本採納了我在1999年提出的「三層規范結構」說。首先宣布一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是第一層規范。我們常用的說法是「不可侵犯」，「不受侵犯」是我提出來的，經濟學界好像有人提「神聖不可侵犯」？（汪丁丁：但也有好多人表示反對。）財產權「神聖性」和「純粹性」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在現代，我們一般都會認識到財產權也有「公共性」或「社會性」的一面，所以它不是神聖的，是可以被制約的。第二層規范，是說國家可以依照法律規定來保護私有財產權，也就是什麼叫財產權，應該保護哪些財產權，要由法律來界定它的邊界和內容。而第三層規范，就是提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據法律可以對私有財產進行徵用和徵收並給予補償。

⑼ 厲行法治的原因和要求是什麼

原因：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公布後，引起強烈反響，法治、依法治國、法治中國版再次成為熱詞。人權們相信，同全面深化改革一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將為國家發展注入新動力、給社會生活帶來新變化。

要求：加強憲法實施，維護憲法尊嚴。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注重和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9)社會與法叢林執法者擴展閱讀：

對於領導幹部來說，厲行法治意味著依法辦事能力必須提高，特權思想必須克服，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必須改變。應認識到，法律是高壓線，也是安全閥；只有在法治軌道上行使權力、推進工作，才能經得起各種考驗。

厲行法治，需要每一個人努力摒棄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在自覺守法的同時積極用法，改變凡事都去拉關系、託人情、找門子的行為方式，養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良好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