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社會目標問題的倫理分析

① 求合同與社會的關系（合同法） 孫震刑良坤案例

刑良坤，現年53歲，居住大連，我國著名的陶瓷藝術收藏家和鑒賞家。作品被譽為「三分人工，七分神力」，被故宮博物院、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博物館收藏。由於他的作品向來只送不賣，本人又性情張揚，所以被稱為「世界陶王」、「陶瓷狂人」。

「吊球」是其代表作，自稱歷時10年做出，無人能仿。正因為如此自信，2006年4月1日，其在接受央視7套《鄉約》欄目采訪時，面對全國觀眾，拿出自己的作品——五層「吊球」誇下海口：這是我第一件作品，到現在還是世界之謎，這裡面不是拿鐵絲綁上的，是死環套扣，一個一個包在裡面，到現在沒有人摸索出來。如果有人仿造出來，就把自己位於大連市中心的三層小樓，共計2000平方米，價值1600萬元的「刑良坤藝術中心」送給誰，還包括裡面的資產。

事情還真有那麼邪門，一洛陽陶瓷愛好者孫震這小夥子就較上了真，今年年初，他仿造出了此作品。其要求刑良坤兌現承諾未果，就於今年6月8日，向洛陽市澗西區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訴狀。洛陽市澗西區人民法院於8月23日作出一審判決。認為內容具體、確定。是刑良坤真實意思的表示，並未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構成了面向社會不特定人的要約。原告孫震則以其行為對要約進行了承諾，「五層吊球陶瓷製作合同」依法成立並有效，判決刑良坤履行義務。

筆者意見：電視節目中誇下海口不算懸賞廣告!

僅就一般的要約與承諾的要件來看的話，刑良坤在電視節目中誇下的海口確實內容具體、確定，好象也是也是刑良坤真實意思的表示，並未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構成了面向社會不特定人的要約，應當受到其意思表示的約束。其後原告孫震則以其行為對該要約進行了承諾。洛陽 「五層吊球陶瓷製作合同」似乎依法成立並有效。

但是，根據具體情況來分析。首先，央視7套《鄉約》節目作為公益節目，本身有創作的過程；而且別人仿造成功對於刑良坤沒有什麼利益，相反卻要承當很大的義務。這對於刑良坤是極不公平的，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表示，他的表示是真實的嗎？除非他腦子有問題，不然肯定是不真實的。如果精神有問題，那麼他說的話也就沒有效力。

其次，央視7套《鄉約》節目作為公益節目，該節目本身的定位就是突出藝術個性的張揚，本身有創作的過程，電視節目根據需要對采訪材料進行剪輯，組織，是不完整的。從而，呈現在大家面前的表示可能與原意有很大的差別。刑良坤在節目中的誇口只是其對於自己的作品藝術的自信，顯出自己的水平，其接受訪談的行為不能認為是廣告行為。

再次，從懸賞廣告的性質來說，應當是要式行為，有書面的文件，口頭的言語，一般不宜認定為懸賞廣告。如果把口頭的言語認定為懸賞廣告，在現實中會有很多麻煩。

綜合以上三點，洛陽市澗西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是有待商榷的。

② 多倍賠償合理嗎---關於《合同法》基本原則探討

多倍賠償合理嗎？---關於《合同法》基本原則探討

摘  要 : 本文圍繞「偷一賠十」，「假一賠三」，圖書損壞丟失的多倍賠償處罰三個主題，結合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來分析探討其合理與否。揭露了偷一賠十的非法性、假一賠三的正當性、圖書館賠償制度的爭議性，並在其中介紹了《合同法》的五個基本原則：合同自願原則、合同公平原則、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原則。並在文末呼籲更多人學習法律。

關鍵詞 ：合法性 合同自願 公平 平等 爭議 學習

在生活中，我們總能看到各種各樣的賠償規則以維護日常秩序的正常運轉如：商家為了防止自身利益而豎起的「偷一賠十」牌以提醒消費者自律，抑或者是我們在選購商品時候商家承諾的假一賠三，還有與我們大學生校園生活息息相關的圖書館規則：圖書損壞丟失的多倍賠償處罰。諸如此類的規則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事實上並不少見，也誠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市場、校園以及生活各個層面的日常秩序，然而當今時代是法治時代，生活在這樣的法治社會我們的一切規則首先應當符合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法無禁止皆可為，但法有所限我們可就不能擅自主張「輕舉妄動」了。這樣一系列的法律縱使在結果上是結果正義的，但是其出發點及其過程符合了「程序正義」嗎？換言之，我們熟視無睹的多倍賠償制度真的完全合法嗎？請讓筆者試著圍繞「偷一賠十」，「假一賠三」，圖書損壞丟失的多倍賠償處罰三個主題，結合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來分析探討。

首先，讓我們看看《合同法》中關於基本原則的相關內容吧：合同是當事人或當事雙發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制定和執行合同法的總的指導思想，是合同法的靈魂。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合同法區別其他法律的標志，集中體現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徵。它規定了以下五條基本原則：合同自願原則、合同公平原則、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原則。

首先，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偷一賠十」---特別是日常生活中的商品偷竊行為。事實上，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個條例似乎是合情理的---偷竊行為本身因其情節的惡劣性質構成了犯罪行為深受大家的厭惡、為人不齒，自然而然相應力度的賠償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在這里且撇開倫理道德層面的是非觀—即遑論盜竊者可惡與否或其犯罪動機的值得同情與否。正因為偷竊本身行為已經構成了違法行為，自然我們應該依法處罰而非出於主觀想法對盜竊行為進行處置。商家在銷售產品的時候所標明的「偷一賠十」事實上已經構成了與消費者之間訂立的要約合同。然而很明顯這個合同的內容已經違背《合同法》的五項基本原則中的「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原則」。首先，合同內容所規定的 「偷一罰十」事實上已經是行政處罰了。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從主體看行政處罰的操作主體是行政主體，顯然作為商業主體的商家無權設置處罰規定。同時犯罪行為的裁定層面看，是否構成盜竊也要由國家司法機關來認定。商家擅自對於消費者的越軌行為進行裁定不僅有「越俎代庖」之意味，同時對於行為主體的名譽權、精神等方面構成了侵犯。最後從法律規定層面看，對真正的盜竊行為，我國法律也有明確的處罰規定--不僅在處罰的方式的規定，還規定了罰款的數額區間劃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隨意約定或者規定罰款的數額。對於盜竊數額較大構成犯罪的，我國刑法也有明確的標准。因此，商家貼出「偷一罰十」告示，無論在行政法上還是在刑法上都是非法的。不證自明的即是，「假一賠十」這樣的合同不僅是不合法的，在實施過程中已經二次構成了違法行為了。

既然，「偷一賠十」這樣的內容是非法合同，那麼反過來的商業交易中的「假一賠三」是否也是非法合同呢？依照合同法的「公平原則」看似乎的確應該「公平」地宣布這是非法的—商家無權讓消費者十倍賠償，消費者似乎也無權要求商家三倍賠償。這種看法實際上似是而非：它一方面大概是因為對於合同法的公平原則的一種曲解，另一方面則是法律知識積累的缺乏。實際上，無論商家是否標明自己會「假一賠三」，他都必須賠償三倍甚至三倍以上的數額。因為根據最新的消費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這時候如同前文我們提到的合同法基本原則「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原則」來看，顯然商家在於消費者交易的過程中早已默認訂立了「假一賠三」的合同了。同時，為什麼說這種看法是對於合同法基本原則的「公平原則」的曲解呢？或許聯系圖書館的「多倍賠償」規定可以有助於我們對這一原則的理解與思考。

對於當代大學生來說，圖書館是我們大學生活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由於學業科研任務的客觀要求與使用效率，擁有數量、成本等客觀限制，我們不僅僅會在圖書館進行閱覽自習，很多時候我們還需要外借書籍資料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使用。但是在日常忙碌的學業生活中，我們難免會對所借閱資料造成破壞，甚至於丟失。這時候我們往往會看到諸如此般的圖書館規定：「凡確系丟失書刊，可購相同版本圖書償還或按下列規定賠償：

1.當年新購各類圖書按原價3-5倍賠償。

2.一般文藝書籍按原價2-3倍。

3.系列圖書丟失其中一冊，按全套書價3-5倍賠償。丟失單本期刊，按本刊全年總價2-4倍賠償。」

在我們自認倒霉或者自怨自艾之時，我們是否思考過圖書館的這項規定實際上已經是一種要約合同，又是否思考過這個合同內容合法嗎？公正嗎？關於這方面規定事實上在我國存在一定的法律爭議：一方面有學者指出，圖書館的賠償多倍制度是符合民法規定的：「高校圖書館作為學術性機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同時以大學生為代表的廣大高校圖書館的讀者也應該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除了一些特殊情況。高校圖書館向全校師生發布利用圖書館的相關規定，如借閱文獻的規定，館藏文獻的布局、開放時間、違反圖書借閱相關規定應承擔的責任等，皆可看作是圖書館向校內師生群體發出的要約。讀者在辦理閱讀證的時候就表示願意接受圖書館為讀者制定的條款。圖書證交付讀者表明雙方合同關系的成立。基於此，讀者接受圖書館規章制度所列條款; 同時圖書館應提供相應的服務。這一過程雙方均是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的，其意思表示真實有效。至於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就不討論了。至此讀者和高校圖書館之間的關系是合法的合同關系，是受到《合同法》的保護的。」

但我認為這事實上存在值得爭議的地方：雖然圖書證的辦理已經表明了合同的訂立完成，但合同內容是否公平呢？其訂立過程是否公正呢？--譬如學生若不點擊「我接受」這個選項，事實上就無法進行圖書外借了，毫無道理與磋商范圍。

考慮其是否公平時候，不妨試著參照《合同法》基本原則的公平原則：公平原則要求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要公平合理，要大體上平衡，強調一方給付與對方給付之間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負擔和風險的合理分配。具體包括：第一，《合同法》第五條規定：在訂立合同時，當事人應該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不得濫用權利，不得欺詐，不得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第二，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風險的合理分配；第三，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違約責任。因此，當合同顯失公平時，當事人有權請求變更或撤銷。此處，顯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對方缺乏經驗，在訂立合同時致使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的合同。顯失公平的合同往往是當事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極不對等，經濟利益上不平衡，因而違反了公平合理原則。法律規定顯失公平的合同應予撤銷，不僅是公平原則的具體體現，而且切實保障了公平原則的實現。

圖書館所訂立的合同事實上是讀者被迫的單項選擇過程，不存在中間內容的討論磋商過程，這明顯違反了「自願訂立原則」，我認為事實上是顯失公平。首先，借閱丟失的賠償倍數竟然比1：1盜竊賠償更高，這是否在間接鼓勵偷竊呢？其次圖書館雖然是學術機構，但結合中國國情不難得知其背後的行政性質，那麼很明顯圖書館單方面的規則制定已經違反了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對等平衡原則--要大體上平衡，強調一方給付與對方給付之間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負擔和風險的合理分配，館藏圖書的價值無論是即使是原價賠償都已經明顯忽略了折舊、成本等考慮，更何況數倍賠償很明顯是給付與負擔風險的分配不合理；第三，圖書館館藏資源是否僅僅屬於圖書館管理方也要打上一個問號：學生高昂的學費、學校接受的政府部門、教育局等補貼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捐贈都表明圖書館的資源所有權是屬於全體師生的，而圖書館單方面的規定顯然已經利用率自身的行政優勢以及學生的地位低下、法律意識單薄的弱勢。當然，這只屬於筆者的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生活在法律時代，不僅是合同法，學習所有法律事實上就是掌握自己完整的權利。在生活中我們司空見慣的各種「賠償」中，竟然藏著許多非法邏輯，不由令人咋舌，這事實上反映了我國國民法律意識淡薄，以及有法不依的窘迫局面。因此筆者迫切以《合同法》的一些基本原則提醒大家主動學習法律保護自我權益。

③ 學習合同法心得3000字論文

合同法是民事立法中的一部佳作

「編者按」今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至此，歷經六年修改的統一的《合同法》終於誕生了。《合同法》的頒布，無論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方面，還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為了更好地學習和貫徹落實《合同法》，本刊邀請了我國著名的法學專家，就《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則、重大突破及得失等問題撰文，以饗讀者。

今年3月15 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是調整市場經濟與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部重要法律，是我國民事立法的又一個新的里程碑。《合同法》頒布以來，可以看出人們對《合同法》是充分肯定的，對其不足之處的評價則有分歧。正確理解與評價《合同法》，既需要以正確的理論為指導，又需要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因為一項立法是否成功，不僅要看其科學性，還要看其可行性。

（一）從執行國家計劃的經濟形式到市場交易的法律形式

合同本是商品交換的法律形式，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根據國家指令性計劃簽訂合同，合同主要是落實產品供應、工程建設及貨物運送等的時間、地點，標的物與價款的交付方式等具體細節，而標的物的數量、工程項目、價格等主要內容，是計劃或行政法規規定，而不是由當事人協商決定的。合同的變更必須依據計劃的變更。一方不履行合同造成他方損失，由主管機關通過行政手段協調解決，不講違約責任。在舊的經濟體制下，計劃就是法律，合同實際上是貫徹執行國家計劃的經濟形式。

1981年12月13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以下簡稱《經濟合同法》），是改革開放初期，在國家實行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政策情況下制定的。當時仍然實行計劃經濟，《經濟合同法》第1 條規定製定本法的目的之一是「保證國家計劃的執行」。該法還專章規定了經濟合同的管理。「經濟合同」這個概念是採用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特有的概念。該法的規定說明，合同仍被視為執行國家計劃的形式。與過去不同的是由不講違約責任的經濟形式，轉為強調違約責任的法律形式。這是重要的轉變。

1993年9月2日公布的修改後的《經濟合同法》，主要是刪去了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國家計劃的規定，明確了《經濟合同法》屬於民法的范圍。修改是小修，但它反映了黨的方針政策和法學觀念上的重大變革與進步。

《合同法》在我國立法上的進步，突出體現在立法指導思想上，由將合同視為貫徹執行國家計劃的經濟形式，轉變為把合同作為市場交易的法律形式。黨的十四大作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決策以來，市場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市場主體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在自願的基礎上交易。他們之間的關系不是用計劃形式相互聯系，相互約束，而是用合同形式相互聯系，相互約束。合同是一種法律形式，而不是經濟形式。正如馬克思所說：「通過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而後才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2～423頁。）有效的合同在當事人之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法律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權利，違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市場交易需要有交易規則，合同是當事人之間相互約束的具體規則，合同法則是市場交易的基本規則。新頒布的《合同法》在指導思想上把合同作為市場交易的法律形式，而不再視合同為執行國家計劃的經濟形式，主要體現在《合同法》貫徹了自願原則，而不是計劃原則。《合同法》第4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本質的體現。

合同關系是平等的民事主體在自願基礎上發生的法律關系，當事人一方要約，另一方承諾，即雙方達成協議，合同方為成立。無自願則合同不能有效成立，因此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新頒布的《合同法》，對當事人是否訂立合同，與誰訂立合同，合同內容的確定，合同的變更與轉讓，合同方式的選擇，違約責任形式的選擇，都給予充分的自由。《合同法》的許多條款具有任意性，當事人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在起草《合同法》過程中，有一種意見主張合同法應當對行政合同和國家訂貨合同作具體的規定，立法機關沒有採納。因為《合同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應貫徹自願原則，不應與行政關系相混淆。

《合同法》對合同自由作了適當的限制。例如：當事人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但應當依法訂立，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第4條、第52條）。造成對方人身傷害、 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其免責條款無效（第53條）等。對合同自由的適當限制，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現代合同關系的共同規則。

（二）從宜粗不宜細到原則與具體相結合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立法指導思想上有一種觀點是：宜粗不宜細。持這種觀點的主要理由是經驗不足，條件不成熟。修改後的《經濟合同法》僅47條，加上《技術合同法》和《涉外經濟合同法》，三個合同法只有145條。為解決實際問題不得不制定了一系列合同條例、 實施細則。新頒布的《合同法》共428條， 是原有三個合同法條文總數的三倍，可操作性強。

《合同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原則與具體相結合。 總則有八章，129條。第一章為一般規定，明確規定了合同關系的基本原則。 分則有15章，298條。分則規定的合同有15種，技術合同包括技術開發合同、技術轉讓合同、技術咨詢合同和技術服務合同，實際上有18種有名合同。關系知識產權、保險、保證等方面的合同，有關法律中已有規定，在《合同法》分則中未再作規定；上述有關法律未作規定的，可適用《合同法》的總則的規定。由此可見，《合同法》既是作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則的特別法，又是民事合同關系的基本法。《合同法》既有總則與分則之分，又有基本原則與具體規定之別。總則的規定基本涵蓋了傳統民法典債編通則的內容，體系嚴謹，頗有特色。

值得重視的是《合同法》第124 條：「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合同，適用本法總則的規定，並可以參照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定。」從學理上看，這是關於無名合同適用法律的規定。合同根據法律上有無明文規定，區分為有名合同與無名合同兩類。關於無名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學者早有論述；但是外國民法典或合同法，對無名合同的法律適用均無反映。我國《合同法》對此作了明文規定，具有開創性。民事合同關系涉及面廣泛，內容紛繁，隨著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新型的合同逐漸增多，法律上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合同關系規定無遺，合同分則只能規定典型性的合同的基本法律問題。同時，根據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對合同的名稱及相互的權利義務可以協商決定，即使與法律規定不一致，只要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就應認定有效。當事人訂立的不屬於法律上規定的合同，即無名合同。對於有效的無名合同的糾紛的處理，應當依據合同的規定。合同規定不明確的，則應當類推適用有名合同的規定，即《合同法》第124條所規定的「參照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定。 」無名合同的內容多種多樣，有的與某種有名合同最類似，則應類推適用該合同的規定。有的一部分與某種有名合同最相類似，另一部分與另一種有名合同最相類似，則應分別類推適用相關合同的規定。還有的完全找不到類似規定，則應適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或直接適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合同法》的總則與分則相結合，又有關於無名合同的法律適用的規定，既克服了原有三個合同法條文過於簡略的缺陷，又沒有把合同種類規定得過多。《合同法》不僅能適應現實需要，而且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能與合同關系的新發展相適應。至於有名合同規定得多一些還是少一些為好，《合同法》規定的有名合同種類是否十分恰當，不無商榷餘地，但這是細節問題，可在今後實踐中總結與改進。

（三）從總結自己經驗到與世界接軌

建國之初，我國的立法基本上是借鑒前蘇聯的立法，60年代開始強調總結自己的經驗。任何國家的立法，都應從自己的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同時，借鑒外國的立法也很重要。哪些法律應以總結自己的經驗為主，哪些法律應以借鑒外國立法為主，應視不同情況而定。民事立法領域里，在婚姻家庭關系與繼承關系方面，由於民族傳統習慣的原因，自應以總結自己的經驗為主。在合同關系方面，由於我國自古商品經濟不發達，立法滯後，則應借鑒商品經濟發達國家的立法為主，並應注意世界立法的趨勢。在這方面我們走過彎路，例如196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試擬稿）》不用「法人」的概念，而用「單位」；不用「合同」的概念，而用「關系」等等。

《合同法》既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又注重借鑒外國立法，特別是考慮國際上合同法融合統一的趨勢，盡可能與國際法接軌。

1.運用債權的原理豐富了合同法的內容。合同是債的主要發生根據，在我國民法典尚未頒布的情況下，為適應現實需要，《合同法》的總則吸收了傳統民法典債編的很多內容。例如，針對我國企業之間久拖不決的「三角債」問題，為保護債權人利益，在第四章合同的履行中增設了債權人的代位權（第73第）和撤銷權（第74條）。在第五章合同的變更與轉讓中，對債權轉讓與債務轉移作了明確的規定。在第六章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中，借鑒了債的消滅的規定，較為周全。

2.運用民事法律行為原理，增強了合同效力的規定。在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一章，對附條件的合同（第45條）、附期限的合同（第46條）、合同效力的補正（第47～48條）、表見代理（第49條）等，都作了規定，比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前進了一步。

3.借鑒國際上的經驗，完善了合同法。《合同法》制定中，除主要借鑒民法法系國家的立法外，注意吸收普通法系的某些規定，重視國際合同法統一化。《合同法》關於締約過失責任（第42～43條）、附隨義務（第60條第2款）、後合同義務（第92條）、 同時履行抗辯（第66條）、不安抗辯（第 68～69條）、合同的解釋（第125條）以及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後果（第50條）等規定，完善了《合同法》的內容。關於要約與承諾、締約過失、不安抗辯等規定，參考了《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規定，體現了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合同法的融合。合同的訂立一章關於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和電子郵件）到達期限的規定（第16條、第24條、第26條），關於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等標的物的權利歸屬的規定（第137條）、技術合同的規定（第18章），頗具時代氣息。

總之，《合同法》是我國民事立法中的一部佳作。不足之處，有實際工作操作上的原因而存在，也有因學理上的分歧而產生，需要在實踐中檢驗、總結。

④ 論述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作用和體現（需舉例說明）

論述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作用和體現（需舉例說明）

誠實信用原則是指當事人在從事民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誠實守信原則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合同法律關系的誠信原則，應當貫徹於合同訂立、履行、變更、解除以及在終止的各個階段。具體表現在：
1，在合同訂立階段，當當事人彼此間已具有訂約上的聯絡，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2，在合同訂立後哦至履行前的階段，按照誠信原則的要求，當事人應該認真做好履行的准備工作。在此階段，任何一方在履行前飲經營不善造成嚴重虧損等都應及時通知對方。
3，合同的履行應嚴格遵守誠信原則。當事人既要履行各種附隨義務，也應依照誠信原則履行義務。
4，合同訂立後，如出現事情變更應及時通知對方，並允許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不得借機欺詐、勒索對方。例如，合同訂立後，因飼料價格急劇上漲，致使當事人一方飼養奶牛的成本急劇增加，當事人一方可以依據誠信原則要求變更合同的價格條款。
5，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之間的義務以經完成，但是，依據誠信原則產生的隨附義務，應當嚴格履行。不履行後契義務，給對方造成損害的，應承擔賠償義務。例如，完成某些承攬加工合同後，附隨的保修義務，應當履行。

如何認識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這個就是法條確定的誠實信用原則。
在民法中的表現
1、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要誠實，不弄虛作假，不欺詐，進行正當競爭；
2、民事主體應善意行使權利，不以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方式來獲取私利；
3、民事主體應信守諾言，不擅自毀約，嚴格按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的約定履行義務，兼顧各方利益；
4、在當事人約定不明確或者訂約後客觀情形發生重大改變時，應依誠實信用的要求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論合同法的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必須意圖誠實、善意、行使權利不侵害他人與社會的利益，履行義務信守承諾和法律規定，最終達到所有獲取民事利益的活動，不僅應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須使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倫理道德准則在民法上的反映。我國《民法通則》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不難看出，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法上有適用於全部民法領域的效力。誠實信用原則常被奉為"帝王條?quot;，有"君臨法域"的效力。作為一般條款，該原則一方面對當事人的民事活動起著指導作用，確立了當事人以善意方式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的行為規則，要求當事人在進行民事活動時遵循基本的交易道德，以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以及當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該原則具有填補法律漏洞的功能。當人民法院在司法審判實踐中遇到立法當時未預見的新情況、新問題時，可直接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行使公平裁量權，調整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誠信原則意味著承認司法活動的創造性與能動性。近代以來，作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延伸，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法上，又普遍承認了禁止權利濫用原則。該原則要求一切民事權利的行使，不能超過其正當界限，一旦超過，即構成濫用。 這個正當界限，就是誠實信用原則。

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 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其具體要求就是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應當誠實、守信用、正當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其內容具體體現為(1)任何當事人要對他人和廣大消費者誠實不欺，恪守諾言，講究信用;
(2)當事人應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在獲得利益的同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不濫用權利加害他人。
1、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的法律，它主要規范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違反合同的責任及各類有名合同等問題。在我國，合同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只是我國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2、合同法在為經濟交易關系提供准則，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一部好的合同法能夠促進一國經濟的發展。

論述誠實信用原則在保險法的地位及具體在應用?

哈哈 等劉慶國說答案吧、、、

如何理解《合同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則。它常常稱為是債法中的最高指導原則或稱為「帝王原則。」
一、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
二、在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的各個階段，甚至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後，當事人都應當嚴格依據誠信原則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簡述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的表現

您好，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應誠實，守信用，善意地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誠實信用原則主要表現在：1、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要誠實，不弄虛作假，不欺詐，進行正當競爭；
2、民事主體應善意行使權利，不以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方式來獲取私利；
3、民事主體應信守諾言，不擅自毀約，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的約定履行義務，兼顧各方利益；
4、在當事人約定不明確或者訂約後客觀情形發生重大改變時，應依城市信用的要求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如能給出詳細資訊，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及其在合同法中的作用

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簡稱誠信原則，要求人們在民事活動中應當誠實、守信用，正當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誠實信用原則是做人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市民社會必然的道德信條，必然關系著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法律系統對人性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它在當代法律中的作用呈不斷加強的趨勢，成為整個民法領域得「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也因此成為當今世界具有特殊意義的法律問題。
一般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當事人在市場活動中應講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種民事立法的價值追求，本身不直接涉及民事主體具體的權利義務，其性質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自然也就會產生模糊性。誠信原則的內涵和外延因此也都不具有確定性。

論誠實信用原則

具體體現為:（1）任何當事人要對他人和廣大消費者誠實不欺，恪守諾言，講究信用；（2）當事人應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在獲得利益的同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不濫用權利加害他人。
社會作用:誠信原則涉及兩個利益關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誠信原則的宗旨在於實現這兩個利益關系的平衡。

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項基本道德准則，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法律規則，同時也是我們貫徹黨中央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一種具有道德內涵的法律規范。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一向重視誠實信用這一倫理標准。「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沿襲下來的一個道德信條。到了現代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在日本，乃至其他歐美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將誠實信用這一道德准則進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有的學者將其稱為「帝王規則」、「吾臨法域」，可見誠實信用原則之重要性。如果說意思自治原則到私法自治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即市民社會對法治的最為深情的呼喚，意思自治原則是私法既民商法的靈魂，把廣大商人和公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發揮得淋漓盡至的話，那麼誠實信用原則與公序良俗便是意思自治原則的兩支輔翼，這兩項原則作為一種約束機制與意思自治原則的啟用機制一張一弛，共同有機和諧地調節著市場經濟生活。特別是對防止民事主體濫用意思自治原則來說，誠實信用原則更是功高無量。嚴格來說，公序良俗也是從誠實信用原則引申來的。誠實信用原則兼具有道德性規范和法律性規范的雙重特點，雖然不是一項具體的制度，但作為一項抽象的原則，對於一切民事主體的一切民事行動發揮著制約作用。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民事主體在實施民事行為時，應當講究信用，嚴守諾言，不把自己利益的獲得建立在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基礎上，應當在不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什麼是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做人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市民社會必然的道德信條，必然關系著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法律系統對人性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它在當代法律中的作用呈不斷加強的趨勢，成為整個民法領域得「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也因此成為當今世界具有特殊意義的法律問題。我國（中國大陸）誠實信用原則起步較晚，但在廣泛借鑒世界各國研究的新成果上作出了一些必要和有益的准備，在短時間內取得了較大的進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社會時代的代言人，司法機關的如意工具，起到了無法估量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也就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的現代狀況及發展問題談一談我的看法。正如一切重要的法律概念一樣，誠實信用原則在理論上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據《布萊克法律詞典》解釋，誠實信用即是懷有善意、誠實、公開、忠誠沒有欺騙或欺詐，具有真實、實際，沒有假裝或偽裝。
（一）誠信原則的起源及其發展歷程
在我國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現了誠信一詞，《商吾書.靳書》把誠信與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貞廉、仁義、非真、羞戰並稱為「六蝨」。而誠信原則起源於羅馬法的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中。大致經歷了羅馬法、近代民法和現代民法三個階段。羅馬法階段體現了商品經濟對法律的一般要求，當事人的誠實信用是履行契約的可靠保障。近代民法階段，資產階級基於法治國的思想，保留了對當事人的誠信要求，但剝奪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誠實信用原則被限制在債法的適用范圍內，或規定為合同履行的基本准則，盡管如此，也為以後的立法奠定了基礎。現代民法階段，誠實信用原則的誠信要求與自由裁量權定向統一，承認了法官的能動性，對發展和補充法律起了很大作用，還規定了任何人都必須誠信地行使權利並履行義務，標志著現在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應該說，我國學界在對誠信原則的起源及其發展歷程上無其爭議，但缺乏像徐國棟先生那樣對歷史資料的完整系統的理性分析，從徐國棟先生《客觀誠信與主觀誠信的對立統一問題》、《以羅馬為中心》、《誠實信用原則二題》二文可以發現，徐先生始終不斷地從誠實信用原則的歷史淵源中汲取養分，一方面用其來豐富現代誠信原則的內涵，另一方面亦為大家指出誠信原則未來之研究方向。對於法學家來說，歷史並非簡單的陳述，而應從歷史中總結法之現象的發展規律及其深刻內涵，從而為其未來之發展指明方向，因此可以說，徐國棟先生之研究成果堪稱國內之典範楷模。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
關於誠信原則的內涵，主要有以下四種學說，1、一般條款說。該說認為誠信原則及外延不確定但具有強力的一般條款，其作為一般條款來指導當事人正確進行民事活動，來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填補法律空白。2、雙重功能說。其認為，究其本質，誠實信用原則由於將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合為一體，兼具有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雙重功能，使法律條文具有極大的彈性，法院因而享有較大的裁量權;能夠據以排除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調整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也就是說誠信原則具有法律調整和道德調整的雙重功能。3、利益平衡說。徐國棟先生認為，誠信原則要求民事主體應當以善意心理狀態從事民事活動，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在進行民事活動，履行民事義務時，既要維護各方面當事人的利益平衡，還要維護當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平衡， 那誠信原則謀求的是民事活動中當事人之間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的平衡。而這三方利益平衡的實現，有懶於人們以誠實之理善意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並通過法官之公正的創造性的司法來最終加以維護。4、語義說。其認為誠信原則是對民事活動參加者不進行任何欺詐，恪守信用的要求。亦有人認為還有「衡平說」，但我認為「衡平說」實際上只是「利益平衡說」，在司法領域的延伸，所謂誠信原則是掌握在法官手中的平衡法，只不過是說在司法中法官須依誠信原則，通過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的平衡來得出公正之判決。
我認為「語義說」我望文生義之嫌，並且只看到誠信原則對在民事活動的指導意義，而並未看到其對司法活動的巨大價值意義，從而將誠信原則的指導功能限制在了一個較窄的范圍內。而「雙重功能說」與「利益平衡說」是從不同角度對「一般條款說」的延伸性解釋，「雙重功能說」從功能的角度揭示了作為一般條款的誠信原則的內涵，而利益平衡說則是從作用機制（注即通過利益平衡來實現公平）的角度闡釋誠信原則的內涵，因此我個人認為將誠信原則的內涵界定為「外延不確定的強制性一般條款」更佳。
（三）誠信原則的本質特徵
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本質是，法官通過對誠實信用原則進行擴張性解釋，並依其處理一些特殊案件，以實現個案處理結果公平，正義之目標，從而對法律進行實質性發展的能動性司法活動。之所以將其本質做以上定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是現代民法價值理念的體現，現代民法的理念價值----實質正義是歷史的產物。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作為19世紀的近代民法基礎的兩個基本判斷，即所謂的平等性和互換性已經喪失，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對立[注1]造成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事實上的不平等，迫使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必須面對現實，拋棄近代民法的形式主義。[注2]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20世紀之初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所共同面對的難題，誠實信用原則就是在此社會經濟背景下應孕而生的。其經過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的不斷挖掘，被予以重新解釋並賦予其新的內涵，最終從近代民法中的契約原則上升為民法的基本原則，適應了歷史的需要，可以說誠實信用原則是現代民法理念-----實質之義。逐漸取代近代民法概念形式主義過程中在民法立法模式上的重要體現之一。現代民法實質正義的理念的形成，促進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而誠實信用原則則全面貫穿了實質正義的精神。現代民法理念的形成與相應的立法的出現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互相促進，互為條件。貫徹實質正義精神的誠實信用原則，在客觀上體現為兩種利益關系的平衡，包括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即社會妥當性。法官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以這兩點為價值目標，其本質體現為公平、正義。
第二，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首先是法官對法律進行解釋的過程，社會生活條件在法官上涵蓋范圍的無限性以及其時間范圍內的千變萬化，與體現了認識水平與認識能力的成交，法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法律既不可能對存在於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社會關系都予以明確規定，也不可能在時間上隨時根據社會生活條件的變化致使成文法存在「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滯後性」等局限性。為彌補成文法的不足，大多數成文法國家採取及時修改有關法律條文這一措施外，大都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一是明確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承認法官有造法之功能。二是立法者在法典中建立一些「框架」概念通過法官對這些「框架」概念來適用，以處理各種難以預料的社會現象。就目前我國的司法制度來看，我國法律並沒有明確賦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即法官通過司法活動直接進行的行為，沒有得到法律的明確授權。我國彌補成文法的不足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法官對法律作出相應的解釋並以調整相關的社會關系來實現的，因此對作為「框架概念」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首先是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過程。
第三，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具有能動性，這是由於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彈性規則和強性補充規則[注3]的特點所決定的，立法者為彌補成文法的不足而建立起的「框架」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十分不明確.有學者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乃屬於白紙規定」、「無色透明」[注4]，也就是說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無所不在。只要在適用成文法的過程中出現漏洞與不足，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就會被運用和體現。這也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適用上的強制性，在民事活動中，其具體體現為：無論當事人是否約定，誠實信用原則都是約束雙方當事權利義務的當然條款，使當事人不僅要承擔約定的義務，而且必須承擔這種強制的補充性義務，並且當事人也不得約定排除適用，即使約定排除，其效力也歸於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講，誠實信用原則是當事人進行任何民事活動時，所享有的民事權利的當然組成部分。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中，首先應尊重這種體現為民事權利的私權，並當然地適用作為私權表現形式的誠實信用原則，不須以當事人是否明確作出意思表示為標准，因此，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具有能動性。 望採納

⑤ 如何在職業倫理責任和社會倫理責任之間保持平衡

1.社會工作實踐中面臨的倫理難題

社會工作實踐的困境主要是如何平衡個人之間、個人與組織、個人與專業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

在實踐過程中。社會工作者面臨的倫理困境主要是：

(1)保密問題。

(2)人情與法制及規定的沖突問題。

(3)價值介入與客觀性的矛盾。

(4)社會工作者的個人利益滿足與職業的社會責任之間的沖突。

(5)自我決定問題。

2.倫理難題的基本處理原則

(1)保護生命原則。

(2)差別平等原則。

(3)自由自主原則。

(4)最小傷害原則。

(5)生命質量原則。

(6)隱私保密原則。

(7)真誠原則。

3.處理倫理難題的一般步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工作界的倫理專家提出了倫理決定的一般步驟，供社會工作者在實踐中參考：

(1)認識個案中的倫理問題，包括分析社會工作者自身的價值觀、責任和義務。

(2)清楚識別任何個人、團體或組織影響倫理決定的境況。

(3)正確認識倫理行動的各個過程以及參與其中的相關者，並分析可能存在的利益和風險。

(4)深入了解支持或反對作出有關倫理決定的理由。

⑥ 合同法對當今社會的作用

合同法的制定是為了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內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容對於及時解決經濟糾紛，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合同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規范市場交易的基本法律，它涉及到生產、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與企業的生產經營和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合同法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現代社會之契約規則的主體部分，它在社會經濟尤其商事交易中發揮著重要而基礎的作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包括平等原則、自願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合法原則和鼓勵交易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99年3月15日通過，現予公布，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⑦ 論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兩個原則結合起來論述)

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比較
作者： 高興江 發布時間： 2007-10-16 14: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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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項原則的確立都是相對的，只要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沒有發生變化，它們便有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合同自由原則體現合同的本質，並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合同法的一項最基本原則。誠信原則受到重視也是由其特性以及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者共同服務於市場經濟中商品自由流通與宏觀調控的需要，都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信賴誠信原則獲得更充實的發展，誠信原則依賴合同自由原則獲得更廣泛的活動空間，二者不可替代，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現代合同法的兩大支柱。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意義和要求

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決定合同內容以及在變更和解除合同、選擇合同補救方式、選擇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則。

合同自由原則最早起源於羅馬法，在東羅馬帝國優士丁尼編纂的《民法大全》中有關諾成契約的規定已基本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從十五世紀開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形成，契約自由的觀念得到廣泛的傳播。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國富論》一書，提倡徹底的自由經濟。正如我國台灣學者蘇明詩所指出的「每個人不分強弱、貧富，均得以自己的意思活動，而社會之利益，亦當與其成員之個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競爭，成為社會之最好指導原理。」 因此，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契約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哲學提出，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取得財產是個人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因此，尊重當事人的意思成為近代契約法的重要原則。 自原始積累以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並隨著國際貿易發展，世界市場得以建立。因此，契約自由的原則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立法得以確認，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精髓和核心，並被大陸法系國家奉為民法的三大原則之一。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合同自由原則有其存在的經濟基礎。我國合同法第4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一般認為，該條即是對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合同法中的確立。

合同法中確認合同自由原則，乃是完善我國合同立法的重要步驟，對於保障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確認合同自由原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鞏固改革成果並保障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的重要舉措，是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須採取的法律措施，是正確處理合同糾紛的重要條件。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指令性計劃適用范圍縮小，企業自主權擴大，當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我國立法機關修改原《經濟合同法》，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確認改革以來擴大當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後的《經濟合同法》將原《經濟合同法》涉及「計劃」的10個條文刪除了大部分，僅保留兩條「計劃」的規定。現頒行的《合同法》雖仍有「計劃」的影子，但減少了政府對合同關系的不必要干預。這顯然是擴大了合同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是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發展市場經濟前提是尊重市場主體所享有的合同自由，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和自主性就越強，交易就越活躍，市場也將隨之得到發展，社會財富也將因此而增長。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關系發展的基礎和必要條件，而以調整交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合同法當然應以此作為最基本的原則。

合同自由原則包括兩方面：一是確認當事人的合法的合意具有優先於法定的任意性規范適用的效力。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合同法限制合同法的強制性規范的同時，努力擴大了任意性規范。在一般情況下，有約定時則依約定，無約定時依法律規定。合同法條文中，有許多「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之條款，例如關於違約金和損害賠償，有約定的則適用約定，沒有約定時才適用法定的賠償責任。只要當事人的合意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及公序良俗，合同法不應對其合意進行干預。二是尊重當事人在訂立合同、確定合同內容和形式、確定違約責任等方面的選擇自由。具體來講，合同自由原則的表現和具體要求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在合同法的立法過程中，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應從商品交換關系的根本特點出發，結合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要求，賦予合同關系主體以最大的自由。商品交換遵循的首要規律就是價值規律。這也是合同法應考慮的經濟規律。(二)除國家下達了指令性計劃外，當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主地決定簽訂或不簽訂某個合同。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干涉他的這種自由，包括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不得違背當事人的意志，強迫當事人簽或不簽某一合同。自由自願原則的這一內容和要求，也反映在《合同法》第52條第1款的規定中，「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的合同」無效。(三)在簽訂合同時，任何一方主體都有選擇對方當事人，與對方當事人共同決定合同的形式和具體內容等權力。(四)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在不違反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前提下，當事人雙方可以通過協商轉讓合同權利和義務、變更合同內容，或者解除合同。如《合同法》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當事人一方經對方同意，可以將自己在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一並轉讓給第三人」。諸如此類的規定都體現了當事人變更、轉讓和解除合同的自願原則。(五)在發生合同爭議或糾紛時，當事人有選擇解決爭議或糾紛方式的自由。發生爭議或糾紛後，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或調解解決，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解決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可根據合同規定的仲裁協議或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向合同仲裁機關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提起訴訟時，當事人還享有在不違反民事訴訟關於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的前提下，選擇管轄法律的自由。

二、誠信作用原則的確立、現實意義和具體要求

誠實信用原則是指當事人在從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在大陸法國家，它常常被稱為債法中的最高指導原則或「帝王規則」。

誠信原則最早起源於羅馬法，它被稱為「善意原則」。之後，大陸法國家的民法都先後確認了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民法通則》將誠信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作出規定，我國《合同法》也將其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確認。王澤鑒教授認為，誠實作用實際上被稱為帝王條款，君臨法域。誠實作用原則之所以被各國立法所為基本原則，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法律的不周延性為立法者所認識。立法史表明，以法律來涵蓋一切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民事關系是難以做到的。有的學者因此指出，成文法制度中法律漏洞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法律體系存在著違反立法計劃的不圓滿性狀態，其特點在於違反計劃性和不圓滿性。基於這種情況，只能用設立彈性條款的方法來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通過對當事人提出誠實信用的要求，為當事人訂立非典型契約的活動以及以自己的協議變更法律的任意性規定的活動訂立一個范圍，以保證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同時確保社會利益不致因當事人的協議受到損害。其次，各種矛盾的激化需要誠信原則作為緩沖器。進入20世紀後，各種社會沖突加劇導致社會利益的危機，法律由權利本位走向社會本位，與「誠實信用」所蘊涵的對他人利益的尊重不謀而合，從而法律獲得長足發展。德國法院依靠誠信原則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經濟、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而產生的極其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更是提高了誠信原則的地位。第三，衡平觀念與道德向法律的滲透。法律由嚴峻走向衡平，並吸收一定道德因素是法律進化中的普遍現象。誠信原則在大陸法系的確立，反映了觀念和道德向法律的滲透。法律僅是實現正義的工具，一旦與其目的不合便應進行調整。法律只是對人們的基本要求，僅此是難以維持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的，必須以對人們提出更高道德要求作為補充，才能構成理想的交易秩序。

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降低交易費用、促進交易和維護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國合同法將其確認為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保持和弘揚傳統道德和商業道德。我國社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歷來崇尚誠實信用的道德倫理觀念，誠實信用成為人們的行為准則。「信者，言之實也(朱熹注)」。在我國商業習慣中，也歷來將誠實守信、童叟無欺作為重要的商業道德。我國合同法確認誠實信用原則，是對我國傳統道德及商業道德習慣在法律上的確認，對於弘揚道德觀念、規范交易活動，具有重要意義。第二，保障合同得到嚴守，維護社會交易秩序。合同法要求合同當事人在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的各個階段，甚至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後，都應當嚴格依據誠信原則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法律確認交易當事人在交易活動的每一個環節，都應該遵循誠信原則，才能使商業交易當事人既能遵循商業道德，又能嚴格守約和正確履約，從而形成交易關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交易當事人具有誠實守信的觀念時，合同才能得到嚴守。甚至在合同本身存在缺陷的情況下，當事人如果是誠實守信的商人也會努力消除合同的缺陷、誠實地履行合同。反之，即使合同規定得再完備，而交易當事人是非誠實守信的，合同也難以被嚴守。第三，原則的功能隨著交易的發展而不斷擴大，誠信原則不僅具有確定行為規則的作用，而且具有衡平利益沖突、為解釋法律和合同提供准則等作用。尤其是考慮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生活變化很快，許多法律規則已不符合現實的經濟情況，如果採納誠信原則，使法官依據誠信原則補充法律漏洞，也不失為完善法律的一條途徑。

在合同法中，誠信原則具體體現和要求是：

第一，合同訂立階段應遵循誠信原則。在合同訂立階段，盡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合同當事人彼此間已具有訂約上的聯系，應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負有忠實、誠實、保密、相互照顧和協力的附隨義務。任何一方都不得採用惡意談判、欺詐等手段牟取不正當利益，並致使他人損害，也不得透露和不正當地使用他人的商業秘密。依據誠信原則產生的訂約過程的附隨義務，隨著當事人之間聯系的不斷密切和發展，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這些義務而給另一方造成信賴利益的損失，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第二，合同訂立後到至履行前應依循誠信原則。在合同訂立後，尚未履行以前，當事人雙方都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嚴守諾言，認真做好各種履約准備。如果一方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另一方在履約前經營狀況嚴重惡化，或者存在著其他法定情況，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暫時中止合同的履行，並要求對方提供履約擔保。但在行使中止權時應嚴格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及法律規定的條件。

第三，合同的履行應依循誠信原則。在合同的履行中，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及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和保密的義務。遵守誠信原則，一方面要求當事人除了應履行法律和合同規定的義務以外，還應履行誠信原則所產生的各種義務。 另一方面，在法律和合同規定的義務內容不明確或者尚缺規定的情況下，當事人應依據誠信原則履行義務。

第四，合同終止以後應遵循保密和忠實的義務。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後，盡管雙方當事人不再承擔義務，但也應依據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承擔某些必要的附隨義務如保密、忠實等義務。此種義務在學術上稱為依據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後契約義務。因一方違反這種義務給另一方造成損害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合同的解釋應遵循誠信原則，在實踐中，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所使用的文字詞句可能有所不當，未能將其真實意思表達清楚，或合同未能明確各自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合同難以正確履行，從而發生糾紛。此時，法院或仲裁機構應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考慮各種因素(如合同的性質和目的，合同簽訂地的習慣等)以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並正確地解釋合同，從而判明是非，確定責任。此外，在合同發生爭議以後，當事人雙方都應當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妥善地處理爭議，避免給對方造成不應有的損失。無論是實行替代性購買還是替代性銷售，都應依據誠信原則進行，不得高價購買、低價變賣，損害另一方的利益。

誠信原則由於其極大的伸縮性而具有廣泛的適應性，但它並不是萬能鑰匙，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援引它。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權利如果不加以限制，都有濫用的可能。因此，為防止誠信原則的濫用，必須對適用加以限制。比如對某一案件，法律有規定，但依法律規定所得結果與適用誠信原則所得結果正好相反，亦應依法律的規定而不能適用誠信原則，其理由是為維護法律的權威，禁止對現行法律的修正，防止誠信原則的濫用。

三、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相輔相成

我國合同法所確定的合同自由是一種相對的自由，而非絕對的自由。為了保障市場經濟有秩序地發展，國家有必要對市場經濟實行宏觀調控和正當干預。為此，應對合同自由做出必要限制：

對合同自由的限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現代各國對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是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正如我國台灣學者王澤鑒所說的「契約自由應受限制，系事理之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一部契約自由的歷史，是契約如何受到限制，經由醇化，而促進實踐契約正義的記錄」 。因此，這種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的目的，並非從根本上否定或取消合同自由，而是為了消除這一原則的缺陷，使其更好地適應發展了的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而將誠實信用原則引入合同法，就可以根據各種具體情況靈活闡釋「自由」的具體形式，只是消除了自由的絕對性，避免了一方自由的濫用對創議自由的跟蹤，使自由與平等、公正有機結合起來，從而使合同自由注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轉向注重實質上的平等自由，使自由更加真實，使合同自由原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一般認為，誠信原則具有三項功能：第一，指導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如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款規定，凡一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均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第二，解釋、評價和補充法律行為，如德國民法第157條規定，契約之解釋應斟酌交易上的習慣，按誠實信用原則為之。第三，解釋和補充法律，即對於法律上的明顯缺陷和不足，應按誠實信用原則進行修正和補充。誠實信用原則的功能表明，其發揮作用要信賴其業以存在的法律行為和法律。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般條款，其內涵和外延具有不確定性，只能針對特定情形進行利益衡量，或對規定不明的予以解釋，或對有漏洞的予以補充，或對某一具體義務加以擴張以滿足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需要。比如在合同關系中，由於一方違約而致損害發生，另一方當事人在能夠控制損害的發生的情況下，就合同本身而論，他沒有任何義務去採取措施，但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他應當盡可能減少損害的發生，否則不能就擴大損失要求賠償，這就是基於誠信原則而對其所負的合同義務的擴張。因此，單純的誠信原則並不能創設合同的全部義務或消滅合同的全部權利，只是起解釋和補充法律與法律行為的作用，因此它不能取代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2、王利明、崔建遠主編，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合同法》

3、中國政法大學李春霖《我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4、武漢大學張素華《誠實《短缺堅契約自由原則的限制》

5、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

（作者單位：山東省東營市河口區人民法院）

⑧ 關於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則的案例及詳細分析

案例：現年60歲的蔣倫芳與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某廠職工黃永彬於1963年5月經戀愛登記結婚。二人收養一子（黃勇，現年31歲，已成家另過）以養兒防老。1990年7月，蔣倫芳因繼承父母遺產取得原瀘州市市中區順城街67號房屋所有權。1995年，因城市建設，該房屋被拆遷，由拆遷單位將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還房安置給了蔣倫芳。1996年，黃永彬與比他小近30歲的張學英相識後，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開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黃永彬與蔣倫芳將蔣倫芳繼承所得的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房產，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陳蓉。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黃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療。黃永彬於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所得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所獲款的一半4萬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機一部，將總額6萬元的財產贈與張學英所有。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對該遺囑出具了（2000）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黃永彬因病去世。黃永彬的遺體火化前，張公開當著原配蔣倫芳的面宣布了黃永彬留下的遺囑。張學英以蔣倫芳侵害其財產權為由訴訟至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

審判

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書面遺囑，將其財產贈與原告張學英，並經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公證，該遺囑形式上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以下違法之處：1、撫恤金不是個人財產，它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死者單位對死者直系親戚的撫慰金，不屬遺贈財產的范圍；2、遺贈人黃永彬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是黃永彬與蔣倫芳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遺囑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只能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處分其個人財產。遺囑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未經共有人蔣倫芳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3、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一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蔣倫芳將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賣給陳蓉，該8萬元售房款還應扣除房屋交易時蔣倫芳承擔的稅費，實際售房款不足8萬元。此外，在2001年春節，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便對其遺囑進行了公證顯屬不當，違背了《四川省公證條例》第22條：「公證機構對不真實、合法的行為、事實和文書，應作出拒絕公證的決定」的規定。

《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行為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違反者其行為無效。本案中黃永彬與被告蔣倫芳系結婚多年的夫妻，應相互扶助、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遺贈人從1996年認識原告張學英後，長期與其非法同居，是一種違法行為。遺贈人黃永彬基於與原告張學英有非法同居關系而立下的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講，本案被告蔣倫芳在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間，一直對其護理照顧，履行了夫妻扶助的義務，遺贈人黃永彬卻無視法律規定，違反社會公德，漠視結發夫妻的忠實與扶助，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張學英，實際上損害了被告蔣倫芳合法的財產繼承權，破壞了社會風氣。

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原則和精神，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據此，納溪區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定，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後，張於2001年11月向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實後，以與一審法院同樣的理由，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分析

本案屬遺贈糾紛。遺贈是公民以遺囑的方式將個人合法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贈給國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遺贈行為成立的前提是遺囑，而遺囑是立遺囑人生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法律的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及其他財物。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立遺囑時雖具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遺贈人黃永彬對售房款的處理違背客觀事實。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住房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黃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該8萬元售房款還繳納了有關稅費，黃永彬與蔣倫芳共同將該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子黃勇，實際上已經沒有8萬元。遺贈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仍以不存在的8萬元的一半進行遺贈，顯然違背了客觀事實。其次，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剝奪了蔣倫芳一發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他們的婚姻關系受法律的保護。「夫妻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是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表現，但黃永彬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上訴人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其妻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立書面遺囑，因其內容和目的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應屬無效遺囑。其遺贈行為自然無效。

我國《公證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公證機關作為行使國家證明權的機關，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對所要證明的法律行為、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認真審查。遺囑行為屬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行為公證的條件就必須與《民法》上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遺囑公證細則》第17條也規定：對不符合規定條件的，應當拒絕公證。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訂立的將其死後遺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的遺囑雖然經過公證機關辦理了公證手續，但因該遺贈行為本身違反了法律，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屬無效民事行為。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所作出的（2001）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依法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採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規中，《繼承法》、《婚姻法》為一般法律；《公證暫行條例》系國務院制定，為行政法規；《四川省公證條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為地方性法規；《公證程序規則》、《遺囑公證細則》。為部門規章。《民法通則》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規定，上位法效力高於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則》的效力等級在法律體系中僅次於《憲法》，故在審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規和規章時，應結合適用《民法通則》相關規定。遺贈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還必須符合《民法通則》對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規定。《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現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充分體現了國家、民族、社會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當代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標准，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則所包括的「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又可稱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兩者的概念基本一致。並非一切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都是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違反已從道德要求上升為具體法律禁止性規定所體現的，維持現行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行為，則屬於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

本案中，黃永彬無視夫妻感情和道德規范，與上訴人張學英長期違法同居，其行為既違背了我國現行社會道德標准，又違反了《婚姻法》第3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法律規定。黃永彬基於其與張學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以合法形式變相剝奪了被上訴人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就沒有法律約束力。

⑨ 勞動合同法產生的社會背景

勞動合同法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企業勞動關系的重要性和復雜性也日趨凸現。企業勞動關系不和諧不僅影響著勞動者的收入和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而且還影響著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由於企業勞動關系的不和諧而導致的罷工和集體辭職事件無疑會給企業帶來不必要的、不可估計的損失。
當前，由於我國企業勞動關系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導致了我國勞動者權益被侵害的現象頻頻發生，企業勞動關系雙方的矛盾不斷激化，勞動爭議案件大幅增加。只有建立和諧的企業勞動關系，企業的勞動質量和效率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企業才能創造出建設和諧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和文化基礎。而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只有建立了和諧的企業勞動關系，才能夠激發廣大員工的工作熱情，才能夠提高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
勞資關系是破解市場經濟語境下社會關系的一把鑰匙。平衡勞資關系、保障勞動者人權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必須破解的難題。勞動關系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性質，這使得勞動者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很難與用人單位抗衡；勞動者通過艱辛勞動，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其所付出的與其所應當得到的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態勢。為此，現代國際和國內的勞動法一般都以保護勞動者權益為其基點和核心，以期達到平衡勞資關系，保護勞動者人權的效果。
在當前中國「勞資失衡」的社會狀態下，憲法賦予勞動者的基本人權常常得不到有效的貫徹和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大量的勞動爭議，通過其他救濟途徑無法解決，最終擁擠到「最後一道安全閥」司法救濟門前。
一、我國勞動爭議的現狀分析
總的來說，根據2005年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勞動爭議具有以下特點:
5．勞動報酬、保險福利和解除勞動合同案件仍是勞動爭議案件的焦點
勞動報酬、保險福利是引發勞動爭議案件的主要因素。2005年勞動報酬和保險福利爭議案件數量最多，分別為10.3萬件和10.2萬件。這兩類案件數量分別占當年全部受理案件總數的33%和32%。從近三年看，保險福利和勞動報酬兩方面的勞動爭議案件量均佔到當年案件總數的60%以上。勞動報酬和保險福利連續幾年成為勞動爭議的主要案由。其中，拖欠工資爭議在勞動報酬爭議中依然占較高比例。
解除勞動合同爭議持續增多。2005年，解除勞動合同爭議5.5萬件，佔全部受理案件總數的17.5%。近年來，解除勞動合同爭議有不斷上升的趨勢，2002年解除勞動合同爭議案件佔全部勞動合同爭議案件的65.9%，2003年佔全部勞動合同爭議案件的68.9%，2004年佔全部勞動合同爭議案件的70.5%，2005年佔全部勞動合同爭議案件的71.8%。這表明，目前的勞動合同爭議基本上是解除勞動合同爭議，也表明由於現階段企業改制力度的加大等原因，對勞動合同的履行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從而導致勞動關系雙方提前解除勞動合同。

二、簽訂勞動合同的必要性
從1997年至2003年，全國當年發生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從71524件急劇上升到226391件，6年間增加了近2.2倍。國有企業的勞動爭議案件在2000年以前快速上升，而在2000年後，隨著國有企業改制的逐步完成，非公有制企業逐漸成為了勞動爭議案件發生的重點部門。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所受理的私營企業勞動爭議案件數從1997年的7327件增加至到2004年的45098件,呈現出較快的上升趨勢。其中,2004年較前一年增加了43%,值得關注。另外,2004年受理的私營企業勞動爭議案件數佔全社會的同類案件的比例為17.3%。
私營企業勞動爭議案件的可能原因,包括勞動合同的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等方面。2002年私營企業勞動爭議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合同的履行,佔全部勞動爭議案件數的78.3%,達到30618件。解除勞動合同等關繫到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方面,也是爭議的重要原因。
勞動合同的履行包括四個方面,分別是勞動報酬、保險福利、工傷和職業培訓。2002年數據顯示,勞動報酬、保險福利、工傷和職業培訓引起的案件數分別為12169件、5502件、6226件和95件,勞動報酬是勞動合同履行爭議案件最主要的原因,而保險福利和工傷也是合同履行過程中爭議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國私營企業勞動爭議原因集中在勞動報酬、工傷、保險福利和解除勞動合同四個方面。
根據2003年全國職工隊伍狀況抽樣調查，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不簽訂用工合同，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無法為勞動者權益保護提供法律保障。全國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僅為57.1％，其中私營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只有30.5％。在民營經濟發達的廣州市，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在99％左右，中外合資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為85％，而民營企業的簽訂率只有40％。
如上所述, 勞動合同制度的缺失不僅使勞動關系處於一種無序狀態，而且法律賦予職工的基本權益也難以得到保障。
在勞動合同中明確規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權利和義務,對雙方主體既是一種保障,又是一種約束,有利於避免或減少勞動爭議。同時,在發生勞動爭議時,勞動合同也是雙方主張權利的主要依據。因此，建立完善的勞動合同制度就十分必要。

三、勞動合同立法
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協議。在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早期立法中，勞動法屬於民法的調整范圍，適用契約自由的原則。在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中有專門的勞動合同條款，被稱作「勞動力租賃契約」。在該法典的影響下，許多國家如歐洲的義大利、美洲的加拿大及亞洲的日本等都把勞動合同列為其民法典中的內容。
20世紀，出於國家干預勞動合同和協調勞動關系的需要，勞動合同由民法轉入勞動法范圍。比利時於1900年3月制定《勞動契約法》，從勞動契約的角度進行立法。法國在1910年頒布的《勞動法典》第一卷把僱傭合同列為第二篇。其後，許多國家相繼把勞動合同置於勞動立法范圍。
現代勞動合同有三種模式：（1）在勞動法典等勞動基本法中將勞動合同單列一章或一篇，如法國、日本、加拿大；（2）制定關於勞動合同的專項法規，如義大利、比利時等；（3）少數國家仍然沿用民法的合同法，或者按普通法有判例對勞動合同進行規范，如英國、美國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勞動合同立法一直是勞動立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勞動部於1950年制定的《失業技術登記介紹辦法》，1951年制定的《關於各地招聘職工的暫行辦法》，1954年《關於建築工程單位往外地招用建築工人訂立勞動合同的辦法》等，都要求用勞動合同確立勞動關系。但是，隨著固定工制度的普遍實行，勞動合同僅在臨時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簽訂。直到80年代初勞動合同立法才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其間頒布了大量的勞動合同方面的規定，如1980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勞動管理規定》，1986年國務院發布的《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1993年《關於股份制試點企業勞動工資管理暫行辦法》等法規，都要求把勞動合同作為締結勞動關系的法律形式。
在勞動立法的過程中，1995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該法系統地規定了勞動合同的定義、適用范圍、內容、變更、解除和終止等情形及其法律適用，為建立統一的勞動合同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礎。
《勞動法》對勞動合同制度的規定有了較為全面的涉略，但是，由於勞動法還只是勞動領域的一個基本法，該法所設各個章節尚需具體的法律規定詳盡調整，因此，十分有必要制定一部《勞動合同法》，對勞動合同的設立及解除的全過程予以系統、專門的調整。為了配合勞動法中勞動合同制度的執行，勞動部在勞動法實施的同時，還配套制定了《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和《違反＜勞動法＞有關勞動合同規定的賠償辦法》。
為了更加明確地調整勞動關系,制定勞動合同法的呼聲越來越高。
2005年12月24日,《勞動合同法(草案)》提交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2006年3月20日,勞動合同法草案公開徵求意見,這一關乎億萬人切身利益的法律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在《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調研、起草、審議過程中,從立法宗旨到具體條款,勞資雙方均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立法博弈,開門立法收到了191849件意見,引起了非常廣泛的社會關注和強烈反響。
2006年12月24日,充分吸納各方意見並做出大幅修改的《勞動合同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進行二審。按照立法進程,草案進入三審。
2007年6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高票表決通過《勞動合同法》。這部備受關注的法律經歷了向社會全文公布徵求意見、四次審議之後，終於出現在人們面前，並將於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四、從契約角度看勞動合同的實踐意義
人與人之間只要建立關系，他們之間就會產生某種契約。
契約俗稱合同或協議。法國民法典(即拿破崙法典)1101條對契約的定義為:「契約是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於其他一人或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後來契約制度的發展已使其含義廣泛化。在商業或經濟層面上，它是社會共認的一種讓渡財產權的方式;在道德倫理層面上，它是一個人應該信守自己訂立的協議，履行自己諾言的道德原則的體現;在政治層面上，契約成為政府與民眾聯接起來的法律形式。
契約在法律上是指「兩個以上當事人間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或由一個以上當事人為一組具有法律拘束力之允諾。」從這一概念，不難分析出它所包含的結構要素:
第一，「契約」的概念意味著訂約主體或當事人的復數性，契約的主體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當事人;
第二，「契約」的概念意味著某種目的性、互惠性，意味著定約必然存在著某種目的，契約的達成是為了追求一定的利或善，目的的實現則是雙方互惠的實現;
第三，「契約」的概念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意見和某種形式的允諾，即合意與合意的達成。這種合意可能是相向的，也可能是同向的，而允諾是契約的核心和實質內容，只有允諾才使得合意具有意義，使契約最終成立;
第四，「契約」的概念意味著約束力，義務和責任。法律概念中的契約具有明顯的法律約束力，這種責任和義務的實現主要依賴法律。
由契約的定義可以看出，契約界定了雙方的權利義務和違約責任，是對雙方未來行動的約束，降低了不確定性。而且契約本身具有嚴格的條文或條款。因此，契約會對組織及其員工產生特定的約束，規范雙方行為，並促使組織目標的達成，屬於僱傭關系中的關鍵要素之一。

五、我國勞動合同制度實施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出現勞動爭議時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根據2003年全國職工隊伍狀況抽樣調查，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不簽訂用工合同，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無法為勞動者權益保護提供法律保障。全國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僅為57.1％，其中私營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只有30.5％。在民營經濟發達的廣州市，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在99％左右，中外合資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為85％，而民營企業的簽訂率只有40％。據2004年抽樣調查統計，在單位就業人員中，勞動合同平均簽訂率與2002年相比降低了近10個百分點。特別是建築業、餐飲服務業勞動合同簽訂率較低，在40%左右，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在30％左右，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不到20%。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使得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都難以確認,建立在勞動關系基礎上和與勞動關系相關的勞動者工資報酬權利、參加工會組織和參與集體協商的權利、解除合同的經濟補償權利、社會保險權利等等，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勞動法執法檢查中發現,一些地方中小型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勞動合同簽訂率仍不到20%,個體經濟組織的簽訂率更低。有些企業只與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簽訂勞動合同,而不與一線工人簽訂勞動合同。
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的原因很復雜。許多用人單位不願簽訂勞動合同,主要是為了降低用工成本。
那麼，簽訂勞動合同後，一個勞動者到底給企業增加多少成本呢？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以南京市一個不為員工繳納五險、辭退員工不給經濟補償、不實行帶薪休假的企業為例：
在社會保險方面，按照南京市的規定，企業為員工繳納的最低社保繳費基數為每月1189元，養老、失業、生育、工傷、醫保五項保險合計每人每月繳費536.73元，其中個人承擔140.79元，企業每月要為一名員工繳納社保費395.94元。
辭退員工的企業需要給員工經濟補償，企業與勞動者簽訂的勞動合同到期需要解除勞動關系，企業要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經濟補償按照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准向勞動者支付。不按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也就是說，企業實際上每年支付給員工的工資不是12個月，而變成了13個月。以南京市職工最低工資標准850元計算，企業每年要多支付850元。
關於強制帶薪休假的規定，員工在企業工作滿1年以上10年以下必須帶薪休假5天，否則要按照3倍工資支付加班費。企業對於這項的支出是：年工作日：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法定節假日)＝250天；照此計算，每月實際工作日為20.83天，按照職工最低工資標准850元計算，每個工作日工資為40.8元，如果不允許員工帶薪休假，企業每年要向員工支付612元。
以上3項，企業每年為每個員工多支付6214元，按照南京市最低工資計算，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漲了61%。
有些勞動者不敢提出簽訂勞動合同的要求,主要是在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的形勢下,勞動者處於弱勢地位。

2．勞動合同短期化,勞動關系不穩定。
據有關調查，到2005年，全國勞動合同期限以短期合同為主，簽訂3年以下的佔60%左右；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僅佔20%。許多用人單位為減少解僱成本，寧願一年接一年地與勞動者訂立短期勞動合同，也不願意與勞動者訂立一個較長時間的勞動合同。這一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關系的穩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職工的職業穩定感和對企業的歸屬感，影響了其為企業長期服務的工作熱情和職業規劃，對企業的長期發展、社會的穩定產生不利影響。
勞動合同短期化的主要原因是用人單位試圖通過短期勞動合同,最大限度地自由選擇勞動者,並減少因解除勞動合同而應向勞動者支付的經濟補償。有些企業花最低的用工成本使用工人最有活力的「青春期」。這種狀況不僅損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影響了勞動者的職業穩定感和對企業的歸屬感,影響了他們為企業長期服務的工作熱情。事實證明:勞動合同短期化,不僅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企業自身發展也最終會受到影響。

3．用人單位利用自己在勞動關系中的強勢地位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
在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的背景下,用人單位利用自己在勞動關系中的強勢地位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有些用人單位濫用試用期,以勞動者在試用期內達不到錄用條件為「理由」,試用期滿不予錄用;有些用人單位通過設定較長時間的試用期,規避對勞動者的法律義務;有些用人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拖延、剋扣工人工資,不按國家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有些用人單位不執行勞動定額標准,隨意延長勞動時間,不支付加班費;有的用人單位甚至對勞動者實行強迫勞動；有的用人單位隨意設立違約金，限制了勞動者的擇業自由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致使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上述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近些年來,勞動爭議案件和因勞動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顯示,1995—2006年的12年中,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增加13.5倍,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增加5.4倍。因此,在總結勞動法實施以來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勞動合同法,完善勞動合同制度,合理規范勞動關系,是迫切需要的。
4．集體合同立法缺失。
自1995年勞動法頒布實施以來，在全國總工會的推動下，集體合同制度在我國得以迅速展開。至2003年底，全國共簽訂集體合同67.29萬份，覆蓋企業121.4萬個，覆蓋職工1.035億人。其中：企業單獨簽訂53.74萬份,覆蓋職工6706.67萬人。其中，公有制企業18.67萬個,職工4668.3萬人;非公有制企業27.32萬個,職工1293萬人。簽訂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合同共13.54萬份,覆蓋企業67.67萬個,覆蓋職工3641.6萬人。其中，簽訂區域性集體合同9.52萬份,覆蓋企業54.27萬個,覆蓋職工2398.16萬人;簽訂行業性集體合同4.02萬份,覆蓋企業13.4萬個,覆蓋職工1243.44萬人。全國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協議的企業29.31萬個,覆蓋職工3579萬人。全國建立各級三方協調機制5062個。
但隨著我國集體合同制度的推行，立法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這些問題包括：（1）規章的立法層次低，缺乏法律的權威性。（2）法律規定分散，過於原則，缺乏操作性，且法律之間規定不相一致。（3）集體合同的實施范圍過窄，缺少對行業或產業以及地區集體合同的規定。我國關於集體合同的規定依然停留在企業一級，對於區域和行業、產業層面的集體合同沒有規定，雖然近年也有一些地方對此進行嘗試，但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4）沒有明確集體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的責任。

六、《勞動合同法》出台的緊迫性及其現實意義
由上可以看出，1995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為《勞動法》）在第三章「勞動合同與集體合同」中共有17條內容規定勞動合同，但作為將來制定的《勞動合同法》的基本法，《勞動法》現有的規定遠遠不能適應實踐中存在的大量問題。因為《勞動法》關於勞動合同的立法太過原則，《勞動合同法》又未及時出台，中央政府部門為調整勞動關系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先後發布了不少部門規章和相關政策。這些規章和政策大多是推行勞動合同制度中實踐的總結，然而其效力卻僅限於勞動行政部門的業務范圍。法院在訴訟過程中其效力往往受到質疑；為了解決各地在司法中存在的問題，勞動部又有大量的「解答」、「通知」等，其效力也是較低；各地也紛紛立法，其內容遠遠超出了《勞動法》的內容所設范圍，其中一些內容存在不規范的地方。基於此，有必要針對勞動法貫徹以來出現的問題進行總結，對現有規定進行整理，制定專門的《勞動合同法》。
《勞動合同法》終於在萬眾矚目下於2008年1月1日起如期施行。它的出台有其必然性和巨大的深遠意義。
首先，本屆中央政府制定的戰略思路是堅持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注重社會公平，解決社會民生問題。1994年出台的《勞動法》對勞動合同制度的設計、法律責任的追究上有不到位的地方，使用范圍也比較窄，畢竟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上還沒有出現如此多的用工形式。比如包工頭、勞務派遣公司，這些用工形式都不在《勞動法》的保護之列，卻是僱傭底層勞動者的主要單位。
其次，從經濟總體發展上考慮，政府希望拉動內需、改變對出口過於依賴的狀態，但在中國GDP高速成長的同時，勞動者工資佔GDP的比例卻逐年下滑。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它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是中國工人的兩倍。
此外，國家希望能改變經濟競爭能力過於依賴低勞動力成本的現狀，提高產業層次，改變中國製造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始終處於利潤最低環節的現狀。

七、《勞動合同法》實施所造成的影響

用人單位「增加了用工成本」的「叫苦連天」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主旨是建立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從現實來看，勞動合同法實施後，我們看到了勞動者的欣喜，也聽到了一些用人單位「增加了用工成本」的「叫苦連天」。《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尚不足半月。不過在此之前近半年的草案推出階段，已經給中國企業足夠的思考、應對的時間。重簽合同規避新法者如沃爾瑪者有之，聲稱公司早已按照甚至超越新法用工者如萬科者有之，奔走呼號於政策制訂部門如富士通者有之，關門大吉退出江湖亦有之。
根據《中國企業家》采訪了解的情況，多位接受采訪的企業家估算，在《勞動合同法》下，企業將普遍面臨5%-40%的工資成本上升。感受壓力最大的顯然是那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
《勞動合同法》涉及到的辭退補償、加班補償、帶薪休假補償的標准都與員工工資直接掛鉤，這就讓「員工工資」這個概念具有了推敲修改的空間。包干工資、年薪等概念被果斷拋棄，計劃經濟時代「工資由基本工資、各項補貼獎金構成」的工資表重新歸來。被采訪的近10位長三角企業家，幾乎全部重新修訂了員工工資。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工資總數不變，但是明確了只有一部分是基本工資，其他是加班費。」浙江湖州絲綢之路董事長凌蘭芳很坦白地告訴記者，這樣，他就不必再為每周工作六天的工人的加班費的問題操心了。杭州華力集團董事長汪力成也把集團下屬四家公司的工資表重新調過，從底層員工到管理層的基本工資一項各自佔到原工資總數的70%-30%不等。「辭退、加班、帶薪休假的補償都是基本工資的若干倍數，不能說我給員工的獎金補貼也要翻倍補償給員工吧。」據了解，員工都能理解這種調整。
在大城市外企中被視作「天經地義」的帶薪年假尚難被大多數長三角製造企業主理解接受。以外貿為主的企業壓力更大：「單子來了恨不能一天做完，都休假去了我怎麼辦？」中國最大的襪子製造企業位於浙江義烏的上市公司浪莎襪業副董事長穿著工裝接受記者的采訪時這樣說，他想出的解決辦法是旺季(出口訂單多的時候)加班，淡季輪休和休假。「我的鍋爐、發電機都是連續工作的，大家都休年假，我這個企業就亂了。」絲綢之路凌蘭芳想出的辦法是「化整為零」：「把15天年假拆散，和其他假期放一起。比如說十一假期放3天，我就變成放7天。另外，在最高溫的時候，集中全廠放假一星期。這樣就把這15天給分解掉了。」
對於從事簡單服務行業的企業而言，員工的保險很有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杭州最大的家政服務公司三替集團總經理陶曉鶯算了一筆賬，一個保姆月工資1200元，上交公司10%為120元，公司如果要替她交300多元的保險，那一個保姆就要賠200多元。「難道我能為了給員工交300多元的保險，把保姆月工資提高到3000元？哪個人能接受這么高的保姆工資？」而且，即便是企業願意給員工上保險，員工未見得領情。大多數外出打工的工人並不願意把工資的一部分上交給這個自己很快就會離開的城市。對於這樣的員工，企業在《勞動合同法》的要求下，都需要做員工的工作，說服他們同意上保險。「實在不願意上保險的，就簽訂書面合同，證明企業已經把應該繳納的保險交給員工了。」陶曉鶯說。現在，上海已經出台政策，對服務類公司給予保險補貼，正是出於對此類公司困境的照顧。
而對「無固定期限合同」這個最讓企業主頭疼的「緊箍咒」，大多數企業目前正持觀望態度，因為像華為那樣的以「讓員工辭職後重簽合同」規避「無固定期限合同」的方法已被官方明令叫停並宣布無效，他們表示，將對「員工即將任職10年」和「員工第二次簽訂固定期限合同」這兩個時點「反復掂量」，否則「就得永遠把這個員工養起來」。巨力精密設備製造(東莞)有限公司董事長Jeremy說，「我們做企業有個原則，不能請那些不能開除的人。現在無固定期限合同豈不是要我們違背這個？我會跟人事部說，四五十歲的人以後就不要考慮了。這是在促進就業還是削減就業呢？」

⑩ 服務格式合同中存在的主要倫理問題有哪些

（一)式樣繁多，雜亂無章
格式合同的式樣多種多樣、五花八門，就標題而言，有合同、協議、條款、公約等形式，也有以單方面的通知、聲明、店堂告示、須知等形式出現的格式合同。條款設置的內容千奇百怪，責、權、義不均衡，約定條款不明顯。尤其突出的是貨物托運單位使用的《托運單》或者《貨運單》底部邊上的注意事項或須知，極易讓約定合同的當事人疏忽大意，蒙受經濟損失。
(二)格式合同涉及面廣，使用頻率高
格式合同使用的范圍主要有：商品房銷售、物業管理、裝修服務;家用轎車;維修服務?家用電器、手機、汽車、手錶等;還有郵政、電信;金融、保險;交通運輸、旅遊、旅館住宿等，涉及的行業包括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及其他公用企業等。
(三)國家重點行業格式合同較為規范，但也存在不少問題
目前，使用格式合同較為規范的行業有建安業和金融業，特別是金融行業，由於國家監管到位，其合同條款較為規范。但是服務業、其他重要公用企業存在的問題較多，制定了部分不平等條款，對消費者權益存在嚴重損害，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格式條款時有出現。
(四)條款的設置不合理，雙方當事人利益不平等
製作方的權利處於主動地位，簽約對方的權益保護條款不明、不細，處於被動地位。從格式合同的條款看，製作方的利益條款多，涉及面廣，占整個條款內容的80%左右，如行動電話入網協議總共二十條，甲方(聯通公司)利益保護條款就佔16條，乙方(簽約對方)僅為4條。從內容上看，製作方的相關條款細致而周密，簽約對方的利益條款內容空，廢話較多，目的是增加篇幅而已。在訂立的格式條款中，有的避重就輕，瞞天過海;有的霸氣十足，非我而不為之，如「一切解釋權在×(製作格式合同方)方」，「如發生糾紛，只能來我處解決」等條款。
(五)規范格式合同的法律法規不健全
在現有的法規當中，還沒有專門對格式合同進行規范處理的法規，對明顯的違法違規行為，只能依據《關於查處利用合同進行的違法行為的暫行規定》?國家工商總局38號令來進行規范，如對有的「霸王」合同之類的，還很難找到規范的依據，難以對其進行監管和規范。
二、對格式合同的監管與對策
(一)強力推行合同示範文本的印製與發放。合同示範文本要由指定的印刷企業印製，除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制訂的合同示範文本要由指定的印刷企業印製外，其他有關主管部門制訂的合同示範文本，也必須指定印刷企業印製並負責監制，並應向印刷企業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區工商局備案，以便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印刷企業進行監督，對非法擅自印製合同文本的，要研究制訂一套法規來予以規制。對於合同示範文本的發放工作建議主要由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負責安排，確保經濟合同示範文本的規范性。同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要加強依照國家制定的相關法規對合同示範文本印製使用單位的監督管理，確保印製和發放工作有良好的秩序。
(二)強化監管，加大宣傳力度。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要依法加強對格式合同的監管，特別是要加強對關繫到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及消費者權益等格式合同的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充分發揮合同監管、公平交易、消費者權益保護等職能作用，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並且要與司法機關加強配合，互通情報。對重要行業，特別是公用企業簽訂的格式合同，要採取備案制，在合同管理機關進行審查備案，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做到有據可查。同時，要加強法律法規宣傳力度，全面開展普法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法規知識水平，掀起人人學法、知法、懂法、守法的高潮，用法律法規這把利劍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加快法制社會建設步伐，營造良好的法制氛圍。
(三)加快信用工程建設步伐，特別是加快對企業信用體系的建立。建立信用工程體系，是合同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責任得到公平、公正履行的最重要的一條途徑，公平、公正、誠實守信原則，是一份合同訂立的宗旨，是合同履約的重要保證。因此，要加大誠信守約輿論宣傳力度，教育廣大經營者及合同雙方當事人要誠實、守信，營造良好的誠信社會風氣，全面開展「重合同、守信用」評比活動，對不守信的企業要予以公示曝光。要增強企業誠信守約的自覺性，建設企業誠信工程。
(四)盡早出台對格式合同監管的專門法規，做到有法可依，處罰有據。希望國家和省?市以上的人大和政府及國家工商總局制定切實可行的專門法規及規章，來規范格式合同，加大對格式合同的監管力度，維護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營造良好的公平交易、誠信守約的經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