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李洪山
㈠ 在哈爾濱什麼學校比較重示財務管理
商學院是哈爾濱商業口最好的學校 但東北林大經濟管理學院的財務管理也不錯 那有哈爾濱講注會財務管理很著名的老師丁華 還有哈爾濱講經濟法最權威的李洪山
㈡ 東北林業大學走出過哪些知名校友
東北林業大學是211重點高校，因此優秀的林大校友也是數不勝數，作為一個大四的老學長，我就來介紹幾個傑出的林大校友吧。
1 海陽
雖然我看到樓上幾個小夥伴也有介紹這位烈士的，但是我實在是還想再為大家介紹一下，中國第一位「訓鶴姑娘」自然保護區第一位因公殉職的女烈士，徐秀娟。她從小與鶴為伴，並且對保護動物有著強烈的責任心。她去了自然保護區，在一次尋找丟失鶴和天鵝的過程中，不幸溺水身亡。鶴找到了，她卻永遠離開了。林大每年的迎新晚會都會表演徐秀娟真實事跡改變的話劇，讓新生老生，每一個林大人都不要忘記她。更要學習她身上的堅守，勇敢。為了熱愛的事物可以放棄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我們每一個林大學子都應該銘記這種精神。永遠銘記這位烈士。
希望看了我的回答，大家能夠更好地了解林大校友哦
㈢ 李洪山的個人經歷
1970年12月至1976年4月 甘肅省軍區獨立師三團特務連服役；
1976年4月至1976年12月 永寧縣惠豐學校代課教師；
1976年12月至1979年9月 漢延渠管理處政工科幹事；
1979年9月至1983年8月 自治區水利局計劃處勞資幹事；
1983年8月至1987年6月 自治區水利廳勞資處幹事（期間：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在自治區黨校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
1987年6月至1993年7月 自治區水利廳勞資處主任科員；
1993年8月至1998年12月 自治區水利科學研究所黨支部副書記（主持工作）（期間：1995年8月至1997年12月在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政法專業學習）；
1998年12月至2000年9月 自治區水利廳組織宣傳處處長；
2000年9月至2002年2月 自治區水利廳組織人事處處長；
2002年2月至2006年3月 自治區水利廳黨委委員、組織人事處處長；
2006年3月至2006年9月 自治區水利廳黨委委員、副巡視員、組織人事處處長；
2006年10月至2008年12月自治區水利廳黨委委員、副巡視員；
2009年1月至今 自治區水利廳副巡視員。
㈣ 唐朝的對外文化交流
一）、遣唐使來華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節，他們往返於中日之間，是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與學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數、作用等。
因這時唐朝正值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其經濟文化處於世界的先進地位，而此時的日本則處於奴隸社會瓦解，封建制度確立、鞏固的時期。唐朝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有利於促進日本社會的發展，對日本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再加上當時交通比前代有所發展，為雙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紹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貢獻的日本歷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呂；空海在中國是怎樣成為著名的學問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貢獻？引用王維和李白的詩歌來突出他們與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書監晁衡卿還日本》王維 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李白的詩見書
（二）、鑒真東渡
看「鑒真坐像」圖和「唐招提寺鳥瞰圖」教師簡介鑒真生平，引導學生討論「為什麼鑒真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尊敬？」然後閱讀郭沫若的詩「鑒真盲目航東海，一片精誠照太清。舍己為人傳道藝，唐風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為什麼要去天竺？
2、玄奘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貢獻？
教師講解：玄奘西遊學佛和玄奘學佛後堅決回國的史實，以引導學生學習玄奘為實現自己的抱負執著追求和熱愛祖國的精神。
三、鞏固小結：教師簡要對本節課內容作一小結。然後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唐朝與周邊各國的交流得到發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學習本課後你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第一：唐朝是當時世界上大國，具有先進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會環境、繁榮的經濟、光輝燦爛的文化，是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對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傢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實行較為開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學習玄奘和鑒真的優秀品質；認識唐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先進地位，感悟祖國文化的博大精深；體會中外交往可以促進雙方的發展，從而聯系現實認識對外開放的重大意義。
唐朝是陸路對外交通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長足進步，並取代陸路交通在對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時代。由於唐朝對海外的影響，在宋代時，東南海外諸國在與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將宋朝管轄下的中國地區稱之為「唐」[1]。歷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東南亞各地，一直將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物事稱之為「唐」。不僅以「唐」作為「中國」之地的代稱[2]，而且稱中國人為「唐人」[3]，中國姓氏為「唐姓」[4]，中國衣飾為「唐衣」[5]，中國商船為「唐舶」或「唐船」[6]，而從舶上轉販得到的中國貨物則被稱為「唐貨」[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習稱的「漢語」，也被宋代海外諸國目之為「唐語」[8]。中國人留居海外一年不還，稱之為「住蕃」；而外國人在中國逾年不歸，則稱為「住唐」[9]。沿襲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華人仍然自稱為「唐人」，華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稱為「唐人街」，而華僑則將祖國稱之為「唐山」。歷時千載，綿綿不絕。唐朝在海外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而這種影響是與唐朝發達的海路對外交通是分不開的。
第一節 海路交通的發展和繁榮
唐朝海路對外交往的發展，首先表現在海上交通路線的開辟與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數和航海路線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強，形成了南海交通發展和繁榮的局面，並表現出了取代陸路交通地位的趨勢。較之前代，唐朝人對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確。與此同時，唐朝通過黃海和東海海域與朝鮮半島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為東亞漢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條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與南海交通的發展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區間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們充滿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無法超越浩淼無垠的波濤的阻隔，對海洋彼岸的心馳神往，提供了人類探索大海的恆久動力。早在先秦時代，中華先民就已經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術，廣州發現的秦代造船工場遺址，顯示了當時海上交通的水平[10]。《漢書》詳細記載了漢代遠海航船從徐聞、合浦通往南海諸國的航程[11]，這時中國的航船已能夠到達印度東南沿海和斯里蘭卡。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約葬於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銀盒、金花泡飾、象牙及香料等西亞或南亞的物產[12]，廣州橫枝崗2061號西漢中期墓出土的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羅馬玻璃器等[13]，都證明了秦漢時代海上貿易的存在。
東漢安帝永寧元年(120年)，緬甸撣國國王雍由調遣使者入朝，朝貢使中有精通魔術表演的「海西幻人」，《後漢書》中明確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漢代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這位羅馬帝國的魔術師當是由海路至印度、緬甸，然後輾轉來到洛陽的。海西幻人的到來，溝通了中國古代與歐洲的交通。廣州第4013號東漢前期墓中出土的鏤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這一時期從南亞經海路傳入的舶來品[15]。三國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揚帆出海，游歷南海諸國，「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16]。歸來之後，兩人根據見聞分別撰寫了《扶南異物傳》和《吳時外國傳》，加深和豐富了對從中國南海到東南亞，越阿拉伯海，以至紅海港口的古代航線的認識。
東晉及南朝，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和西行求法活動的發展，中國僧人紛紛前往海外，為了解海上交通的進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資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顯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經歷。後秦姚興弘始元年(東晉隆安三年，399年)，法顯從長安西出，經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經過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後經瞻波國(今印度比哈爾邦東部)渡海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並在義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風搭乘商舶東返故國。與以往不同的是，法顯撰寫的行記完整地保留了下來，詳細記錄了當時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術手段、南海航線各段航程的距離及所需的時間、沿途水文氣象等等，為了解四五世紀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貴的資料[17]。1984年，在廣東省遂溪縣邊灣村發現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銀器。銀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狀的「薩珊式銀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區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銘文。除了薩珊式銀器外，在這批窖藏中還發現了20枚薩珊銀幣，其中沙布爾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發現地不遠處即為西溪河入海處，這批器物提供了5世紀時波斯商舶來往於南中國海的證據[18]。
隋朝統一之後，煬帝派遣眾多使臣出使異域，大業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應朝廷徵募，航海出使赤土國(在今馬來半島)，大業六年（610年），經交阯返回。常駿一行到達赤土國界時，國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歸來時，又遣王子那邪迦隨貢方物，隋朝使節齎物五千段贈與赤土王，而赤土國也向隋朝貢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金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19]。在增進雙方了解的同時，加強了物質文化的交流。根據常駿等人的行程寫成的《赤土國記》(二卷)雖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書·南蠻傳》赤土國部分摘錄了其中部分內容，豐富了當時和後世關於南海歷史、交通的知識。
古代載籍對民間海上交通記述很少，與東晉一樣，對唐代海上交通狀況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佛教僧眾西行求法的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唐朝前期海陸交通的了解，主要是從僧人義凈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佔有較大的比重，從他們選擇的路線可以反映唐代對外交通的一般面貌。義凈在室利佛室期間，撰寫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下稱《求法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兩部直接反映唐代對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傳》，傳主都是義凈親見、親聞的赴西域取經求法的僧徒，為了解和分析當時的對外交通提供了寶貴資料。
《求法傳》收錄了從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年)到武後天授二年(691年)50年間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歷、求法的經歷[25]，其中路線不明者4批4人[26]；經由陸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經海路赴印度者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數與陸路的比率為2.3:1，而人數之比也為1.9:1，可知在7世紀下半葉，在陸路對外交往充分發展的同時，海路交通也十分繁榮，並且已顯露出取代陸路地位的趨勢。
2.賈耽與廣州通南海道
唐朝聲威遠播於海外，北宋時代，東南海外在與宋朝交往中，將宋政權控制下的中國地區稱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記述了這件事，他說：「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崇寧間(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國指中國為唐、漢，形於文書，乞並改為宋。謂如用唐裝、漢法之類。』詔從之。余竊謂未宜，不若改作『華』字，八荒之內，莫不臣妾，特有華夷之異爾。」[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漢」字，而朱彧認為應該改稱較為抽象的「華」字，取代具體的朝代名稱。怎樣稱呼為宜，姑置不論。從這段記載中可知，由於唐朝東南海上交通的發展，在海外諸國中，「唐」在北宋就已成為「中國」的代稱，確是不爭的事實。唐朝在海上對外交往歷史中的重要作用，於此可見。
唐代海上交通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數眾多，而且表現在航海路線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強。德宗朝宰相賈耽曾任鴻臚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30]先後撰寫了《皇華四達記》10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卷、《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別錄》6卷、《貞元十道錄》10卷、《吐蕃黃河錄》4卷等許多重要的地理學著作和《地圖》10卷[31]，集中代表了當時地理科學的水平，也全面總結和反映了當時海路交通的狀況。
6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賈耽的著作多佚，有關道路的記載是從《新唐書·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賈耽記述了當時由唐朝境內四齣的7條道路，其中營州入安東道、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條道路是唐朝聯接外界的陸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與廣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資料。這里根據賈耽敘述的順序，略述「廣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與南海交通的一般狀況。
賈耽記載的航線大體可分為四段：廣州至馬六甲海峽為一段；馬六甲海峽至斯里蘭卡為一段；由印度半島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灣頭為一段；從東非沿海北溯至波斯灣頭為一段。
由廣州東南海行，200里至屯門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島)，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越南占婆島)，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在越南歸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國(越南藩朗)；又兩日行，至軍突弄山(越南昆侖島)；又五日行，至海峽(馬六甲海峽)。
海峽北為羅越國(馬來半島南部)，南為佛逝國(蘇門答臘島)；自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爪哇島)，西出峽，三日至葛葛僧只國(位於伯勞威斯群島)，又四五日行，至勝鄧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巴魯斯)；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尼科巴群島)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斯里蘭卡)。
由師子國西四日行，至沒來國(印度奎隆)，又經西北十餘小國，至婆羅門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國(印度納巴河口布羅奇附近)；又十日行，經小國五，至提?國(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爾)。自提?國西行二十日，經小國十餘，至提羅盧和國(波斯灣頭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波斯灣頭之奧布蘭)，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發拉底河)，二日至末羅國(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陸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國都城報達(巴格達)。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島西岸迤邐西北行至波斯灣東岸一線為「海東岸」，而
7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陸東岸東北至波斯灣的沿海地區則為「海西岸」。以上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為「海東岸」的航線，賈耽還專門記述了「海西岸」的航線。據載，海西岸之最南為三蘭國(東非沿海某地)[32]，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南葉門之席赫爾)，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阿曼北部蘇哈爾港)，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訶磨難國(波斯灣西岸之巴林島)，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海東岸航線合。
從廣州至波斯灣頭的烏剌國約需87天，從東非沿海至烏剌國約需48天。賈耽對當時南海航線記載的詳細和精確程度，都遠遠超出了前代。毫無疑問，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發達，得到了詳盡的航海資料的條件下，賈耽才會對東西航線做出如此精審的記載，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此外，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從廣州西行的航線，最遠只記載到烏剌國，而由烏剌國到東非沿海的航程，則是由西而東記述，烏剌國是東西兩條航線的交匯之地，這種情況客觀反映了大食帝國在當時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陽雜俎》與唐代文獻對非洲的記載
在古代中國，非洲是人們已知的西方的終點。一般認為，在唐代之前，中國人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對非洲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明確記述了由非洲東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灣的航線。杜佑在《通典》中記述唐代大秦國的情況時，附錄了杜環《經行記》中有關大秦的記載，並記錄了女國與摩鄰兩個國家。共中「摩鄰」的內容尤其受到學界高度重視。據記載，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太[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干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33]「鶻莽」是中古波斯語gurman的譯音，指棗椰樹[34]。摩鄰具體指哪個國家，分歧尚多[35]。但是綜合杜環記載的方位、膚色、風俗、物產等各方面的情況來看，摩鄰是當時非洲大陸的某個古代國家則是沒有疑問的。
除了賈耽、杜環的著作之外，唐代對非洲最詳盡的記載當屬段成式《酉陽雜俎》。
8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將入相20年，母親是憲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僅家庭庋藏豐富，而且在任秘書省校書郎期間，廣泛閱讀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圖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特殊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歷使他接觸了大量常人無從見到的奇篇秘籍，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以「奇詭譎怪」著稱的《酉陽雜俎》[36]。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的非洲國家主要有孝億國（Siut，埃及南部）、仍建國（Utica，北非突尼西亞沿海古城）、悉怛國（不詳，或指Sudan）、怛干國（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島）勿斯離國（Misr，埃及）等國[37]，其中以撥拔力的記載最稱完備：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 。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慾入此國，團集數千，賚彩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38]。
一般認為，「西南海」就是東非沿海之亞丁灣，而撥拔力就是見於《諸蕃志》記載的「弼琶羅」，相當於現代索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異議，指出弼琶羅與撥拔力對音相近，但在風俗、物產等方面差異顯著， 不應同屬一地，認為從段成式記載的生活習俗和服飾而言，應該是指今東非肯亞和坦尚尼亞帶游牧的馬賽族人（Masai）[39]。無論以哪一說為准，從本段記載可知，最晚至9世紀上半葉，唐朝人已經對東非沿海某地的風俗、物產及其與大食的關系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段成式對非洲諸國的記錄不僅遠遠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數量和內容上都大大多於現存的唐代官方載籍的記錄。即便考慮到段成式可以接觸到許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內，前代或唐代前期也並沒有多少有關非洲的現成文獻資料供他利用，《酉陽雜俎》有關東非沿海地區的記載，很可能來源於他親自對來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訪。段成式雖然以博聞強記知名於世，但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者，並不滿足於對前代文獻的爬梳，調查采訪是《酉陽雜俎》的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以卷十一「廣知」為例，本卷總共記載了44事，涉及到的調查對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張盈、李洪山人、秀才顧非熊、僧廣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採異聞是《酉陽雜俎》的一大特色。
㈤ 浬浦溪淌松煙暖——高中求學記
趙海均兄紀念蔣仲法老師的帖子，細細拜讀，頗有感觸。接近文末，驀見自己的姓名忝列在「翹楚」一詞之後，不禁受寵若驚，汗顏不已，心有所感，一首打油詩一揮而就，拿將來作本文的「定場詩」似乎頗為妥帖，詩曰：
新冠襲來旅業苦，
老夫差點要吃土。
賣鱉賣蟹賣雞花，
一不小心成翹楚。
權當趙兄拋玉引磚，令我不揣淺陋，在校友面前吐露心聲。
跟很多校友一樣，我在浬浦總共呆了三年，浬中校園內高中兩年，上浬浦復習班一年。
每次經過浬浦去斯宅老家，或者折返杭州，就算無暇在校門口逗留，也會不由自主地從車窗往浬中的方向多抓幾眼。好像快10年了，浬斯線取直後不再經過浬浦鎮里，但只要不趕時間，我還是習慣性地從鎮上繞一下，每次都感覺這條路變窄了，也許是心變寬了吧——人生若夢，歲月如歌，這三年的時光，不知道是敬業無私的眷眷的老師，還是慷慨無邪的拳拳的同學，或者是鍾靈毓秀的浬浦山水，留在心裡的某個角落，成為最柔軟最溫暖的一部分，無法割捨。
我有叔叔和姑姑畢業於此，還有一個特別會讀書但腿有殘疾的表姐也在此求學。
十多歲的懵懂少年，背負著家庭的希望，懷揣著朦朧的理想，第一次長時間離開家人，離開朝夕相處的小夥伴，離開熟悉的環境，突然來到這個陌生的小鎮，迅速學會獨立生活，學會跟陌生的老師、同學相處，學會安排自己的學習，想來真不容易。而兩三年之後，幾乎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蛻變，或走向高、專院校深造，或直接走進社會，迅速翻開人生的下一頁。
我總覺得浬浦溪里流淌著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濃濃的墨水，它孕育了浬中學子的一腔情懷，一個個離開浬浦，走向世界，用激情、用事業、用朴實無華的生活揮寫著一篇篇或壯闊、或傳奇、或平淡的文章，匯聚成大時代宏偉篇章的一個小而不可或缺的章節。
當時的溪水沉澱著馬酈銅礦泛綠的尾礦，溪中常年飄著一股異味。我在溪水中還撿到過兩次青殼鴨蛋，著實驚喜半天。放在鋁飯盒裡一起蒸熟，開飯時剝殼吃蛋，羨煞旁邊的同學。
陳蔡水庫正在建設中，從斯宅到陳蔡還沒有通車，15里山路因為水淹、工程占路等原因，七繞八彎，坑坑窪窪，實際上遠不止15里。剩下從陳蔡到浬浦的15里有班車，但幾乎每班都很擠，幾乎上不去，好容易擠上車也幾乎挨不到自己的座位旁邊——那個年代好像沒有交警查超員一說；其實有座位也並不舒坦，前後排空間極窄，想來應該是身高快速超過1米7的階段，坐吧，必須抬高膝蓋，否則坐不進；站吧，頂棚又低，只有氣窗處能站直，車身一晃，腦袋就磕到窗框上，碰到雨雪天更是酸爽。所以，我經常希望買不到車票。千里無輕擔，稚嫩的肩膀挑著一頭番薯腌菜一頭衣被雜物步行15里不輕松，但可以省下1角5分車票錢，其實有點賣炭翁的心思。
這樣的折騰，這樣的喬耗（開銷，尤指出門在外的開銷），決定了一般最多兩個星期回家一趟，加上經濟條件的制約，也就決定了燒毛腌菜（乾菜，也稱腌菜頭）成了主菜，生抈菜（腌菜）、豆芽成了牙祭。生活的智慧告訴我：生抈菜平時要捺實（壓緊），讓其面上滲出一層菜囟蓋住，否則菜露頭時間久了就會腐掉（氧化霉變），所以，茶瓶是必需品。有一年清明過後，我回家時挖了很多胡蔥，抱腌後曬到半干，捺了一茶瓶，挑籮革擔（挑著擔子）一路走了30多里到浬浦，腳步卻像華老栓「趁熱的拿來」般地輕快，心裡樂開了花。後來一個多星期，廚房靠里與新建的三層小樓教工宿舍貼牆的二樓大寢室里，每到開飯時間，咯吱咯吱的木地板響聲中都夾雜著胡蔥的香味。
很奇怪網上居然搜不到茶瓶的照片，好像這物件根本沒在世上出現過一樣。請老家的發小幫忙，也差一點要去博物館拍，結果家裡翻出一個類似的。基本就是這個樣子，只是當時用的是青灰色釉，溝槽再淺一點，表面更平滑。
周勝的父親，一頭白發的周華老師給我們上的生物課明確地說，人每天需要攝入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事實上，很多同學攝入的只有碳水，沒有脂肪，沒有蛋白質，燒毛腌菜里也沒有油，是把搪瓷杯放在大蒸屜里反復蒸好幾餐強行蒸軟的。我有一次舌頭疼去蠶場的校醫院，短發而微胖的校醫阿姨看了是舌間開裂，說是營養跟不上，而且吃葯好了之後也無法復原；還有好幾個同樣症狀的同學都去看過。果然，我舌頭中間的裂痕至今尚在。
豆芽是好東西。錢校夫手巧，會發豆芽，只要從家裡帶一杯黃豆到學校，就可以不時地改善一下。有次熄燈後，他還在跟同學爭論，宣稱「豆芽的營養是黃豆的四倍」，一時成為話題。他還在被窩里藏了一大瓶白糖，我跟同學一起搜到過，一人一勺偷偷甜了一下。
腐乳也是好東西。偶有商家進校推銷，一分錢一塊，但只供應教職工，我找斯舜威老師幫忙買了半杯，跟幾個要好的同學開心了好幾天。
浬浦街上有家豆腐店，幾分錢就可以買一大塊，但要憑票，只有居民戶口才發票，於是在浬浦醫院工作的大表哥家的豆腐票經常被我搜刮來——朱亞力老師的夫人也是浬浦醫院的職工，短發，白凈而微胖，戴眼鏡，蠻慈祥。有一次早自修時間在豆腐店裡碰到黃雅珍老師，心裡打怵，沒想到她很客氣，一點都沒有責怪我。
最好的東西是什麼？油渣炒青菜！有一天傍晚，我剛打開飯盒准備開動，斯老師叫我帶上飯盒去他三樓的宿舍。他剛在煤油爐上熬完半鐵皮鍋的板油，青菜已切好，當著我的面下鍋，那吱吱的響聲，緊緊抓住了我躁動的味蕾，餘味三月不絕。
說完了菜，再說飯。白米飯？那是不多的！斯宅缺田，所以缺米，長年吃返銷糧，早米一斤一角三分八，五斤六角九，十斤一塊三角八，恐怕一輩子都忘不了了。也就是說，白米飯是要花錢買的，能省則省。而盡管自留地不多，雜糧還是有一些的，於是，主食充滿了烤番薯、粥、番薯飯、蘿卜絲飯，好一點的是南瓜飯、草子干飯、孟菜乾飯。在浬浦讀書，吃得最多的是番薯飯。每次買米，都要盤算一下，吃到哪一天，每頓放多少米，必須摻幾塊番薯，多大的。傅俊輝有一次看到我削番薯就向我要，我不肯，再要，還是沒給。——不是我小器，因為這是主食，不是零食，當然，我並沒有解釋。現在補一聲：對不起！
番薯吃多了，酸水會從胃裡上泛到喉嚨口，非常難受，所以一定要再吃點泡飯壓一壓。多年以後，當寒風穿過城市的街道，送來陣陣烤番薯的香味，同事每每納罕於我的毫不為所動。親，你可知我在當年吃了那麼多的番薯，正是為了有朝一日不想吃番薯時有可以不吃番薯的自由？
現在很多校友都送孩子出國留學，如果光從金額上算，留學的孩子一年的花費恐怕足夠養活當時全校的學生了，不知道有沒有同感的。
也是工作以後，有一天下班，飯先上桌，等菜上來時，我已經大半碗米飯下肚，女兒在旁邊驚奇地問：爸爸，米飯什麼味道都沒有，你怎麼吃得下去？泡在蜜罐子里的這一代吃不出白米飯的「味道」，這可是塔飯（也叫塔米飯，指純米飯），什麼瓜菜都沒有摻，而且是晚米，味道比當年的一角三分八好到天上去了！
小小少年，沒有被如此嚴峻的物質形勢壓垮，不但堅持下來，而且順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沒有強大的精神支柱，沒有頑強的毅力，是不可想像的。仔細想來，那三年的精神生活不但不貧乏，而且還非常豐富，讓我終身受用。
可能是高一第二學期開學，家父送我到校，一雙解放鞋，挑著一擔米桶、網袋、粗麻布豆腐袋和警報袋（戰亂年代遺留下來的流行於浙江的一種簡易布制口袋，袋口縫著一條抽帶，一拎起來就自然束緊，據說是「逃日本佬」的神器）。大寢室還上著鎖。孫杭南老師住在新三層樓的一樓，一身簇新的藏青中山裝，頭發鋥亮，一口一個「海濤伯」把我倆讓進了他窄小的宿舍，還張羅我們吃飯。
孫老師對我有明顯的偏愛，有一次我跟蔣金鎖吵架，他默默地站在金鎖背面，金鎖沒發現，而我覺得有老師撐腰，一下來了勁。沒想到孫老師大喝一聲，一把把我提楞到他宿舍，讓我站著反省，撂了我半天，回來就說了一句話：你覺得今天這樣值得嗎？回去！
斯老師剛分配來校還沒開課，就叫人找我去見個面，說真的，我實在想不起多年前在斯宅小學時見過他，那時只聞其名而已。此後多次，晚飯後斯老師約我散步，成了趙共華們嘴裡一個酸溜溜的梗，「哈哈，散步！」念叨了好久。慚愧的是，我並沒有走上斯老師寄予厚望的文學創作之路，這可能也是我一輩子的遺憾。不過，沒有缺憾的人生有嗎？
趙頌紀老師教我高二語文，有一天早操時間，他在大操場把我叫到前面談心，規劃我的學習、高考、工作方向，滔滔不絕，全校同學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場景做完早操，還沒有講完。趙老師知道我家境不好，費勁幫我爭取到了可能是浬中歷史上第一批獎學金，三張2元票，嶄新的綠色票子，記憶猶新。
物理老師黃飛侖，頭發微卷，一副黑邊眼鏡，看著威嚴，其實很親切，習慣叫人不帶姓。高一開學不久第一堂物理課，黃老師點名：燕軍！到！同時站起兩個同學，一男一女，對視一眼，臉一紅，又同時坐下——原來班上有兩個燕軍，一個姓張，一個姓翁，全班鬨堂大笑，這種子就此生根發芽，讓我們開心了快40年。
周伯琪老師帶隊去城關參加縣語數競賽，路過諸暨照相館，他提議進去拍張照片（前排：陳浩瀚，周老師，郭仕章；第二排：俞培燦，蔡士勇；第三排：馬武軍，李洪山，老夫），給我們每人洗了一張，沒有收錢，不知道是浬中公款開支還是周老師個人掏腰包，說實話，如果讓我掏份子，當時是付不起的。事後，我們幾個幾乎囊括了語數前三名。
高一升高二時風波初起。照慣例，兩個班要打亂重新分班，一個文科，一個理科，但是，我們那一年兩個班都被安排理科，而且規定，就算準備考文科的學生也不得缺席物理、化學課，包括考試。這著實給了我這個多次被明示、暗示只能吃文科米飯（以文科為方向）的輕狂小生一個下馬威，此事一直覺得怪異。而且，我們是最後一屆兩年制班，高二讀完就參加高考。到了高二第一學期快結束，經過文科組老師的努力，學校才安排我們應屆生裡面的四個「文科尖子」趙興江、黃玉燕、翁燕軍和我去文科復習班插班。趙兄文中的蔣仲法老師的歷史課，我有幸在此時聆聽。關於蔣老師我其實了解不多，只是聽馮國興說起，蔣老師特立獨行，很有個性，但凡他的飯盒或盛菜的湯碗里有人伸過筷子，他斷斷不會繼續食用。
這可能是我在浬中最黑暗的日子，盡管朋友圈從裘孝金、周永金慢慢擴大到酈偉豪、蔡乃武、張光偉、馮國興、周國裕、陳健……，但還是很長時間不適應。
文科復習班的氣氛壓抑而怪異，完全不是應屆生大寢室里菜市場般的百無禁忌和喧鬧，而是類似於百團大戰前陣地上的死寂，或者鬼子進村後把全村老百姓都趕到場院邊大槐樹底下，熊熊火光中，用刺刀逼問鄉親們地下黨在哪裡，百姓咬牙切齒，卻又敢怒不敢言般的鴉雀無聲。公認的學覇許仁龍，因緊張過度睡不好覺，一邊別得別得（啪嗒啪嗒）敲著木頭高低鋪的床柱子，一邊嗚嗚大哭：「我困困野困勿熟，我困困野困勿熟……」（我怎麼都睡不著），「熟」字的發音類似於噱頭的「噱」，發第二聲。第二年，許仁龍如願考入復旦。
有少數同學鬧派系，還有個同學丟了手錶。周金鑫老師嚇了兩天後，我居然在自己的米桶邊的縫隙里摸到了，盡管之前摸過幾次都沒有。於是，有個同學刻意在我獨處時挨到旁邊，目視遠方，一字一頓地說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話：「偶然之中帶有必然性！」揚長而去。
同學起床都很早，而我的睡眠時間遠比他們長，當大家「沿著校園熟悉的小路，清晨來到樹下讀書」時我渾然不覺，總被大家回來後匆忙的吃飯聲和飯盒的磕碰聲驚醒。復習班辦在浬中裡面，男生宿舍在操場外側的圍牆內，沿牆種了一排直通通的速生喜樹，是一年前孫老師帶我們一起種下的，「初升的太陽照在臉上，也照著身旁的這棵小樹」，聽著就要掉眼淚。就這樣，83年我參加應屆高考，歷史可能是17分，地理56分記得很清晰。插班的四個「尖子」里，只有考英語專業的少毛趙興江，楞是直接考上了杭州師范學院，實在不是凡人。
第三年是在上浬浦復習班度過的，物質上繼續困頓，但精神卻異常富足。
兩個大班，總共好像有160人左右，我們文科班班主任是美女馬菊英，理科班班主任吳錫光，年齡稍長，面貌嚴峻，一男一女，都是瘦高個。吳老師大聲訓話：同學們啊，你們要記得，你們今天吃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都將是你們人生的富貴財富！今天你們在水泥池子里敲冰洗臉，吃著腌菜頭讀書，這樣的苦都能吃，我相信，這輩子你們就沒有吃不了的苦！
上浬浦的教室是借用的大隊屋，兩大間，一樓一底，一樓教室，二樓寢室。靠路口這邊的山牆已經開裂。83年台風季節，老師安排幾個年齡稍大的男生值夜，隨時關注山牆的動靜，以免不測，我斯宅老家台門屋隔一家的鄰居斯保興就輪到過。
最後一個學期開學，確切地說是84年正月初五、六，下著大雪。家父湊不齊39元5角的學費，猶豫一陣後，拿出別人送的兩條煙——一條大紅花，一條利群（？）——讓我找剛剛頂職進供銷社南貨櫃台工作的發小同學寄售，終因臉皮太薄未果。家父恨鐵不成鋼，只得補借5元給我，才匆匆趕往上浬浦。
也是這一年，多地現瘋狗咬人。4月4日，清明，我從斯宅趕往學校，途經水庫工地，突然竄出一條狗咬了我一口。後來聽說這條狗還很「有名」，前後咬了好幾人，可以確定是瘋狗。隨後，各路親戚、朋友幫忙弄抗毒血清，找疫苗，搗草葯……可以說，事後的補救什麼都沒落下，否則我可能早活不到今天；只是在左大腿前方偏外側靠近膝蓋處永久留下了一個半狗牙印。
那麼緊張的上浬浦復習班生活，居然有好多次有特長的同學自發上前教唱，程嵐的印尼民歌《寶貝》，王小群的《米蘭》，駱淑英的《清晨我們踏上小道》，徐承峰的《黃楊扁擔》，李延的《萬里長城永不倒》，蔡志良的《馬車歡唱一路春》……豐富了同學們的精神生活。
文科班開過一次同學自發組織的聯歡晚會，蔡士勇唱《蹉跎歲月》的主題歌《一支難忘的歌》，真佩服他，那麼長一首歌，歌詞、旋律都記得煞清爽。輪到我，嚯地起立，開腔就是「想當初老子的隊伍才開張，攏共才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全班大嘩，半是喝彩，半是鬨笑。說起來，士勇還是進浬中前早就結識的，1978年我小升初那年夏天，有幸參加在五泄農場舉辦的「諸暨縣首屆中學生夏令營」，照通知要求，蚊帳、草席自己從家裡挑去，住在農場辦的豬場二樓，木地板上席地而卧。半夜起來小便，站在半扶梯上直接灑向豬背，驚醒了一群豬。對了，營友中還有蔣天明。
收到上一年「考起」的同學的來信是一種莫大的鼓舞，我手裡就讀杭大法律系的裘孝金和就讀北大法律系的張光偉的來信最多，可惜在工作後的多次搬家中因不珍惜而丟失了，只記得其中裘孝金有一句話：「肉是每天都有的」，確定一個字都不會記錯。對這種美好生活的嚮往也是我後來選杭大的一個重要砝碼。
2018年2月18日，正月初三，同學會晚宴結束，我一直坐著沒動，剩下少部分同學時，侯月達老師、馬菊英老師都還沒走。我走上前去，先後擁抱了兩位，是結結實實的熊抱，當時，幾乎什麼話都說不出，就像現在這樣。
特殊的年代，留下了匪夷所思的記憶。
有一種叫「補腦汁」的神葯，「學名」好像是維磷補汁，500毫升農葯瓶那麼黑乎乎的一瓶，現在想來無非是一種糖漿外加某種意念罷了。然而，經濟條件再不濟的家庭，到了家有學子面臨高考，很多都會咬咬牙買上一兩瓶，於是，每當寢室一熄燈，人聲漸靜，濃濃的乾菜味中就會傳來甘∽∽甘∽∽的吸汁聲，此起彼伏，給同學們的大腦注入了亟缺的信之則有的營養。
我也闊過，臨近高考那幾天，准備把手裡最後一塊多錢造完，去浬浦街上買菜！街邊坐著一個瞎眼老婆婆，面前放著半小菜藍雞蛋。蹲下一問，一隻1角1，我買了9隻，遞給她1元紙幣，算給她聽：1角1×9=9角9分，1分不用找了——著實大方了一回。
沒有浬浦讀書的經歷，不可能理解「三缸腌菜頭」的真諦，勝過與「三江六碼頭」齊名的奉化芋艿頭。
人生很長，三年很短，但區區三年，值得回憶的東西太多了，可能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我有幾十個微信群，只有在浬浦中學81級同學群里才可以「胡言亂語」，沒有任何同學會責怪，反倒有一大堆志同道合時不時一起胡說八道的「毒頭」，而更多的平時不怎麼發聲的同學也幾乎沒有覺得不妥，有的常常看著群里的胡言亂語偷笑。這個群也幾乎不會冷場，不像很多群十天半月無人發聲，呆著就讓人發怵——這是我靈魂的港灣，某種意義上，這些同學相當於我的第二家人。
轉眼間，一切都成了煙雲，「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很多都有了孫輩，AI在很多領域取代了人工，自動駕駛汽車已經上路，「基本國情」為「人口多底子薄」的祖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經濟規模已僅次於幾代人仰視的美國，嫦娥五號前幾天升空，將從月球抓土回來……但是，有一件事不會變——我從浬浦溪中蘸取的墨水，將支撐我續寫人生的余章。（2020年11月29日凌晨於杭州閑林）
㈥ 報上海交大醫學院口腔專業的人多嗎口腔醫學和臨床醫學8年哪個更吃香啊
衛生部：牙科醫生緊缺中國至少還需7萬名
衛生部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心主任李洪山說，中國要縮小與發達國家在口腔衛生方面的差距，做到1萬人1名牙醫，至少需要13萬名牙醫，而現在中國注冊口腔醫生只有6萬人，因此還需要7萬名牙科醫生。
李洪山說，中華口腔醫學會全國第三次口腔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人的蛀牙、牙周病等口腔疾病患病率高達97．6％，幾乎人人都有牙病。而目前中國注冊口腔醫生只有近6萬人，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發達國家是平均4000人左右一名牙科醫生，有些國家如美國、日本是1000多人就有一名牙科醫生，中國是平均2萬多人才有一名口腔醫師。因此加強牙科醫生的培養，對於發展中國的口腔衛生事業具有特殊意義。
武漢大學口腔醫學院院長樊明文教授說，中國的口腔醫學教育和研究近幾年突飛猛進，情況令人鼓舞。但中國的口腔醫學教育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譬如口腔醫學院教育的管理體系建設還有待進一步改善，特別是中小城市的口腔醫學院校。同時，必須加強口腔衛生方面的國際交流，進一步增加口腔醫學教育和研究的預算，並努力調整當前的教育制度以順應時代需要。
㈦ 唐朝對外交流從海陸出發
一）、遣唐使來華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節，他們往返於中日之間，是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與學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數、作用等。
因這時唐朝正值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其經濟文化處於世界的先進地位，而此時的日本則處於奴隸社會瓦解，封建制度確立、鞏固的時期。唐朝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有利於促進日本社會的發展，對日本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再加上當時交通比前代有所發展，為雙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紹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貢獻的日本歷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呂；空海在中國是怎樣成為著名的學問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貢獻？引用王維和李白的詩歌來突出他們與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書監晁衡卿還日本》王維 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李白的詩見書
（二）、鑒真東渡
看「鑒真坐像」圖和「唐招提寺鳥瞰圖」教師簡介鑒真生平，引導學生討論「為什麼鑒真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尊敬？」然後閱讀郭沫若的詩「鑒真盲目航東海，一片精誠照太清。舍己為人傳道藝，唐風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為什麼要去天竺？
2、玄奘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貢獻？
教師講解：玄奘西遊學佛和玄奘學佛後堅決回國的史實，以引導學生學習玄奘為實現自己的抱負執著追求和熱愛祖國的精神。
三、鞏固小結：教師簡要對本節課內容作一小結。然後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唐朝與周邊各國的交流得到發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學習本課後你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第一：唐朝是當時世界上大國，具有先進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會環境、繁榮的經濟、光輝燦爛的文化，是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對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傢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實行較為開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學習玄奘和鑒真的優秀品質；認識唐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先進地位，感悟祖國文化的博大精深；體會中外交往可以促進雙方的發展，從而聯系現實認識對外開放的重大意義。
唐朝是陸路對外交通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長足進步，並取代陸路交通在對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時代。由於唐朝對海外的影響，在宋代時，東南海外諸國在與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將宋朝管轄下的中國地區稱之為「唐」[1]。歷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東南亞各地，一直將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物事稱之為「唐」。不僅以「唐」作為「中國」之地的代稱[2]，而且稱中國人為「唐人」[3]，中國姓氏為「唐姓」[4]，中國衣飾為「唐衣」[5]，中國商船為「唐舶」或「唐船」[6]，而從舶上轉販得到的中國貨物則被稱為「唐貨」[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習稱的「漢語」，也被宋代海外諸國目之為「唐語」[8]。中國人留居海外一年不還，稱之為「住蕃」；而外國人在中國逾年不歸，則稱為「住唐」[9]。沿襲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華人仍然自稱為「唐人」，華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稱為「唐人街」，而華僑則將祖國稱之為「唐山」。歷時千載，綿綿不絕。唐朝在海外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而這種影響是與唐朝發達的海路對外交通是分不開的。
第一節 海路交通的發展和繁榮
唐朝海路對外交往的發展，首先表現在海上交通路線的開辟與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數和航海路線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強，形成了南海交通發展和繁榮的局面，並表現出了取代陸路交通地位的趨勢。較之前代，唐朝人對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確。與此同時，唐朝通過黃海和東海海域與朝鮮半島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為東亞漢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條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與南海交通的發展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區間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們充滿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無法超越浩淼無垠的波濤的阻隔，對海洋彼岸的心馳神往，提供了人類探索大海的恆久動力。早在先秦時代，中華先民就已經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術，廣州發現的秦代造船工場遺址，顯示了當時海上交通的水平[10]。《漢書》詳細記載了漢代遠海航船從徐聞、合浦通往南海諸國的航程[11]，這時中國的航船已能夠到達印度東南沿海和斯里蘭卡。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約葬於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銀盒、金花泡飾、象牙及香料等西亞或南亞的物產[12]，廣州橫枝崗2061號西漢中期墓出土的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羅馬玻璃器等[13]，都證明了秦漢時代海上貿易的存在。
東漢安帝永寧元年(120年)，緬甸撣國國王雍由調遣使者入朝，朝貢使中有精通魔術表演的「海西幻人」，《後漢書》中明確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漢代對羅馬帝國的稱呼。這位羅馬帝國的魔術師當是由海路至印度、緬甸，然後輾轉來到洛陽的。海西幻人的到來，溝通了中國古代與歐洲的交通。廣州第4013號東漢前期墓中出土的鏤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這一時期從南亞經海路傳入的舶來品[15]。三國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揚帆出海，游歷南海諸國，「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16]。歸來之後，兩人根據見聞分別撰寫了《扶南異物傳》和《吳時外國傳》，加深和豐富了對從中國南海到東南亞，越阿拉伯海，以至紅海港口的古代航線的認識。
東晉及南朝，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和西行求法活動的發展，中國僧人紛紛前往海外，為了解海上交通的進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資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顯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經歷。後秦姚興弘始元年(東晉隆安三年，399年)，法顯從長安西出，經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經過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後經瞻波國(今印度比哈爾邦東部)渡海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並在義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風搭乘商舶東返故國。與以往不同的是，法顯撰寫的行記完整地保留了下來，詳細記錄了當時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術手段、南海航線各段航程的距離及所需的時間、沿途水文氣象等等，為了解四五世紀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貴的資料[17]。1984年，在廣東省遂溪縣邊灣村發現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銀器。銀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狀的「薩珊式銀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區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銘文。除了薩珊式銀器外，在這批窖藏中還發現了20枚薩珊銀幣，其中沙布爾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發現地不遠處即為西溪河入海處，這批器物提供了5世紀時波斯商舶來往於南中國海的證據[18]。
隋朝統一之後，煬帝派遣眾多使臣出使異域，大業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應朝廷徵募，航海出使赤土國(在今馬來半島)，大業六年（610年），經交阯返回。常駿一行到達赤土國界時，國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歸來時，又遣王子那邪迦隨貢方物，隋朝使節齎物五千段贈與赤土王，而赤土國也向隋朝貢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金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19]。在增進雙方了解的同時，加強了物質文化的交流。根據常駿等人的行程寫成的《赤土國記》(二卷)雖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書·南蠻傳》赤土國部分摘錄了其中部分內容，豐富了當時和後世關於南海歷史、交通的知識。
古代載籍對民間海上交通記述很少，與東晉一樣，對唐代海上交通狀況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佛教僧眾西行求法的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唐朝前期海陸交通的了解，主要是從僧人義凈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佔有較大的比重，從他們選擇的路線可以反映唐代對外交通的一般面貌。義凈在室利佛室期間，撰寫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下稱《求法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兩部直接反映唐代對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傳》，傳主都是義凈親見、親聞的赴西域取經求法的僧徒，為了解和分析當時的對外交通提供了寶貴資料。
《求法傳》收錄了從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年)到武後天授二年(691年)50年間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歷、求法的經歷[25]，其中路線不明者4批4人[26]；經由陸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經海路赴印度者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數與陸路的比率為2.3:1，而人數之比也為1.9:1，可知在7世紀下半葉，在陸路對外交往充分發展的同時，海路交通也十分繁榮，並且已顯露出取代陸路地位的趨勢。
2.賈耽與廣州通南海道
唐朝聲威遠播於海外，北宋時代，東南海外在與宋朝交往中，將宋政權控制下的中國地區稱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記述了這件事，他說：「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崇寧間(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國指中國為唐、漢，形於文書，乞並改為宋。謂如用唐裝、漢法之類。』詔從之。余竊謂未宜，不若改作『華』字，八荒之內，莫不臣妾，特有華夷之異爾。」[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漢」字，而朱彧認為應該改稱較為抽象的「華」字，取代具體的朝代名稱。怎樣稱呼為宜，姑置不論。從這段記載中可知，由於唐朝東南海上交通的發展，在海外諸國中，「唐」在北宋就已成為「中國」的代稱，確是不爭的事實。唐朝在海上對外交往歷史中的重要作用，於此可見。
唐代海上交通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數眾多，而且表現在航海路線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強。德宗朝宰相賈耽曾任鴻臚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30]先後撰寫了《皇華四達記》10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卷、《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別錄》6卷、《貞元十道錄》10卷、《吐蕃黃河錄》4卷等許多重要的地理學著作和《地圖》10卷[31]，集中代表了當時地理科學的水平，也全面總結和反映了當時海路交通的狀況。
6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賈耽的著作多佚，有關道路的記載是從《新唐書·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賈耽記述了當時由唐朝境內四齣的7條道路，其中營州入安東道、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條道路是唐朝聯接外界的陸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與廣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資料。這里根據賈耽敘述的順序，略述「廣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與南海交通的一般狀況。
賈耽記載的航線大體可分為四段：廣州至馬六甲海峽為一段；馬六甲海峽至斯里蘭卡為一段；由印度半島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灣頭為一段；從東非沿海北溯至波斯灣頭為一段。
由廣州東南海行，200里至屯門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島)，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越南占婆島)，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在越南歸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國(越南藩朗)；又兩日行，至軍突弄山(越南昆侖島)；又五日行，至海峽(馬六甲海峽)。
海峽北為羅越國(馬來半島南部)，南為佛逝國(蘇門答臘島)；自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爪哇島)，西出峽，三日至葛葛僧只國(位於伯勞威斯群島)，又四五日行，至勝鄧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巴魯斯)；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尼科巴群島)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斯里蘭卡)。
由師子國西四日行，至沒來國(印度奎隆)，又經西北十餘小國，至婆羅門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國(印度納巴河口布羅奇附近)；又十日行，經小國五，至提?國(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爾)。自提?國西行二十日，經小國十餘，至提羅盧和國(波斯灣頭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波斯灣頭之奧布蘭)，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發拉底河)，二日至末羅國(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陸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國都城報達(巴格達)。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島西岸迤邐西北行至波斯灣東岸一線為「海東岸」，而
7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陸東岸東北至波斯灣的沿海地區則為「海西岸」。以上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為「海東岸」的航線，賈耽還專門記述了「海西岸」的航線。據載，海西岸之最南為三蘭國(東非沿海某地)[32]，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南葉門之席赫爾)，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阿曼北部蘇哈爾港)，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訶磨難國(波斯灣西岸之巴林島)，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海東岸航線合。
從廣州至波斯灣頭的烏剌國約需87天，從東非沿海至烏剌國約需48天。賈耽對當時南海航線記載的詳細和精確程度，都遠遠超出了前代。毫無疑問，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發達，得到了詳盡的航海資料的條件下，賈耽才會對東西航線做出如此精審的記載，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此外，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從廣州西行的航線，最遠只記載到烏剌國，而由烏剌國到東非沿海的航程，則是由西而東記述，烏剌國是東西兩條航線的交匯之地，這種情況客觀反映了大食帝國在當時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陽雜俎》與唐代文獻對非洲的記載
在古代中國，非洲是人們已知的西方的終點。一般認為，在唐代之前，中國人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對非洲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明確記述了由非洲東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灣的航線。杜佑在《通典》中記述唐代大秦國的情況時，附錄了杜環《經行記》中有關大秦的記載，並記錄了女國與摩鄰兩個國家。共中「摩鄰」的內容尤其受到學界高度重視。據記載，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太[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干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33]「鶻莽」是中古波斯語gurman的譯音，指棗椰樹[34]。摩鄰具體指哪個國家，分歧尚多[35]。但是綜合杜環記載的方位、膚色、風俗、物產等各方面的情況來看，摩鄰是當時非洲大陸的某個古代國家則是沒有疑問的。
除了賈耽、杜環的著作之外，唐代對非洲最詳盡的記載當屬段成式《酉陽雜俎》。
8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將入相20年，母親是憲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僅家庭庋藏豐富，而且在任秘書省校書郎期間，廣泛閱讀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圖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特殊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歷使他接觸了大量常人無從見到的奇篇秘籍，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以「奇詭譎怪」著稱的《酉陽雜俎》[36]。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的非洲國家主要有孝億國（Siut，埃及南部）、仍建國（Utica，北非突尼西亞沿海古城）、悉怛國（不詳，或指Sudan）、怛干國（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島）勿斯離國（Misr，埃及）等國[37]，其中以撥拔力的記載最稱完備：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 。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慾入此國，團集數千，賚彩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38]。
一般認為，「西南海」就是東非沿海之亞丁灣，而撥拔力就是見於《諸蕃志》記載的「弼琶羅」，相當於現代索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異議，指出弼琶羅與撥拔力對音相近，但在風俗、物產等方面差異顯著， 不應同屬一地，認為從段成式記載的生活習俗和服飾而言，應該是指今東非肯亞和坦尚尼亞帶游牧的馬賽族人（Masai）[39]。無論以哪一說為准，從本段記載可知，最晚至9世紀上半葉，唐朝人已經對東非沿海某地的風俗、物產及其與大食的關系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段成式對非洲諸國的記錄不僅遠遠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數量和內容上都大大多於現存的唐代官方載籍的記錄。即便考慮到段成式可以接觸到許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內，前代或唐代前期也並沒有多少有關非洲的現成文獻資料供他利用，《酉陽雜俎》有關東非沿海地區的記載，很可能來源於他親自對來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訪。段成式雖然以博聞強記知名於世，但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者，並不滿足於對前代文獻的爬梳，調查采訪是《酉陽雜俎》的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以卷十一「廣知」為例，本卷總共記載了44事，涉及到的調查對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張盈、李洪山人、秀才顧非熊、僧廣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採異聞是《酉陽雜俎》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