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pdf

㈠ 最高院關於如何理解與適用合同法解釋第24條問題的答復

《最高法院關於如何理解與適用合同法解釋第24條問題的答復》應該是指《最高法院關於如何理解與適用合同法解釋（二）第24條問題的答復》。
《最高法院關於如何理解與適用合同法解釋（二）第24條問題的答復》
一、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九條規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債務抵銷雖有異議，但在約定的異議期限屆滿後才提出異議並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當事人沒有約定異議期間，在解除合同或者債務抵銷通知到達之日起三個月以後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合同當事人一方在不具有解除權的情況下，向對方發出了解除通知，對方在本條規定的異議期經過後才向人民法院起訴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是否支持，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各地法院的審判實踐中均存在爭議。肯定的觀點主張，本條適用的前提是主張解除合同的一方應具有解除權，否則，對方提出異議的權利不受異議期的限制，本條不適用，人民法院對解除異議的訴訟請求仍應支持；否定的觀點主張，異議期限經過，異議權不再受法律保護，此時無論解除合同的一方是否具有解除權，對方當事人均無權再對合同解除提出異議，故對此種情形下的異議訴請，人民法院不應支持。以上兩種觀點，均具有一定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根本差別在於對異議權的性質、異議期限經過的後果等認識不同。對此，最高法院將在進一步研究論證的基礎上，以司法解釋、司法政策或典型案例等形式，明確提出相應的意見，以統一裁判尺度。
二、發出解除通知的一方自己在三個月內起訴，請求法院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屬於解除方通過提起確認之訴，對合同已經解除的法律事實進一步予以確認，而非對自己主張的合同解除提出異議。

㈡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司法解釋二

為正確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依法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建築市場秩序，促進建築市場健康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結合審判實踐，制定本解釋。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第一條招標人和中標人另行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的工程范圍、建設工期、工程質量、工程價款等實質性內容，與中標合同不一致，一方當事人請求按照中標合同確定權利義務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招標人和中標人在中標合同之外就明顯高於市場價格購買承建房產、無償建設住房配套設施、讓利、向建設單位捐贈財物等另行簽訂合同，變相降低工程價款，一方當事人以該合同背離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為由請求確認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㈢ 關於技術合同的司法解釋(2)

第十五條技術合同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30日內仍未履行，另一方依據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三)項的規定主張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當事人在催告通知中附有履行期限且該期限超過30日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履行期限為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的合理期限。

第十六條當事人以技術成果向企業出資但未明確約定權屬，接受出資的企業主張該技術成果歸其享有的，人民法院一般應當予以支持，但是該技術成果價值與該技術成果所佔出資額比例明顯不合理損害出資人利益的除外。

當事人對技術成果的權屬約定有比例的，視為共同所有，其權利使用和利益分配，按共有技術成果的有關規定處理，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當事人對技術成果的使用權約定有比例的，人民法院可以視為當事人對實施該項技術成果所獲收益的分配比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二、技術開發合同

第十七條合同法第三百三十條所稱“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及其系統”，包括當事人在訂立技術合同時尚未掌握的產品、工藝、材料及其系統等技術方案，但對技術上沒有創新的現有產品的改型、工藝變更、材料配方調整以及對技術成果的驗證、測試和使用除外。

第十八條合同法第三百三十條第四款規定的“當事人之間就具有產業應用價值的科技成果實施轉化訂立的”技術轉化合同，是指當事人之間就具有產業實用價值但尚未實現工業化應用的科技成果包括階段性技術成果，以實現該科技成果工業化應用為目標，約定後續試驗、開發和應用等內容的合同。

第十九條合同法第三百三十五條所稱“分工參與研究開發工作”，包括當事人按照約定的計劃和分工，共同或者分別承擔設計、工藝、試驗、試制等工作。

技術開發合同當事人一方僅提供資金、設備、材料等物質條件或者承擔輔助協作事項，另一方進行研究開發工作的，屬於委託開發合同。

第二十條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條所稱“當事人均有使用和轉讓的權利”，包括當事人均有不經對方同意而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使用許可的方式許可他人使用技術秘密，並獨占由此所獲利益的權利。當事人一方將技術秘密成果的轉讓權讓與他人，或者以獨占或者排他使用許可的方式許可他人使用技術秘密，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或者追認的，應當認定該讓與或者許可行為無效。

第二十一條技術開發合同當事人依照合同法的規定或者約定自行實施專利或使用技術秘密，但因其不具備獨立實施專利或者使用技術秘密的條件，以一個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或者使用的，可以准許。

三、技術轉讓合同

第二十二條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的“技術轉讓合同”，是指合法擁有技術的權利人，包括其他有權對外轉讓技術的人，將現有特定的專利、專利申請、技術秘密的相關權利讓與他人，或者許可他人實施、使用所訂立的合同。但就尚待研究開發的技術成果或者不涉及專利、專利申請或者技術秘密的知識、技術、經驗和信息所訂立的合同除外。

技術轉讓合同中關於讓與人向受讓人提供實施技術的專用設備、原材料或者提供有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的約定，屬於技術轉讓合同的組成部分。因此發生的糾紛，按照技術轉讓合同處理。

當事人以技術入股方式訂立聯營合同，但技術入股人不參與聯營體的經營管理，並且以保底條款形式約定聯營體或者聯營對方支付其技術價款或者使用費的，視為技術轉讓合同。

第二十三條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當事人以專利申請被駁回或者被視為撤回為由請求解除合同，該事實發生在依照專利法第十條第三款的規定辦理專利申請權轉讓登記之前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發生在轉讓登記之後的，不予支持，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專利申請因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成立時即存在尚未公開的同樣發明創造的在先專利申請被駁回，當事人依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請求予以變更或者撤銷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條訂立專利權轉讓合同或者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前，讓與人自己已經實施發明創造，在合同生效後，受讓人要求讓與人停止實施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讓與人與受讓人訂立的專利權、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不影響在合同成立前讓與人與他人訂立的相關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或者技術秘密轉讓合同的效力。

第二十五條專利實施許可包括以下方式：

(一)獨占實施許可，是指讓與人在約定許可實施專利的范圍內，將該專利僅許可一個受讓人實施，讓與人依約定不得實施該專利;

(二)排他實施許可，是指讓與人在約定許可實施專利的范圍內，將該專利僅許可一個受讓人實施，但讓與人依約定可以自行實施該專利;

(三)普通實施許可，是指讓與人在約定許可實施專利的范圍內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並且可以自行實施該專利。

當事人對專利實施許可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認定為普通實施許可。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約定受讓人可以再許可他人實施專利的，認定該再許可為普通實施許可，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技術秘密的許可使用方式，參照本條第一、二款的規定確定。

第二十六條專利實施許可合同讓與人負有在合同有效期內維持專利權有效的義務，包括依法繳納專利年費和積極應對他人提出宣告專利權無效的請求，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條排他實施許可合同讓與人不具備獨立實施其專利的條件，以一個普通許可的方式許可他人實施專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讓與人自己實施專利，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條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三條所稱“實施專利或者使用技術秘密的范圍”，包括實施專利或者使用技術秘密的期限、地域、方式以及接觸技術秘密的人員等。

當事人對實施專利或者使用技術秘密的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受讓人實施專利或者使用技術秘密不受期限限制。

第二十九條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技術秘密轉讓合同讓與人承擔的“保密義務”不限制其申請專利，但當事人約定讓與人不得申請專利的除外。

當事人之間就申請專利的技術成果所訂立的許可使用合同，專利申請公開以前，適用技術秘密轉讓合同的有關規定，發明專利申請公開以後、授權以前，參照適用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有關規定;授權以後，原合同即為專利實施許可合同，適用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有關規定。

人民法院不以當事人就已經申請專利但尚未授權的技術訂立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為由，認定合同無效。

四、技術咨詢合同和技術服務合同

第三十條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條第一款所稱“特定技術項目”，包括有關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軟科學研究項目，促進科技進步和管理現代化、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等運用科學知識和技術手段進行調查、分析、論證、評價、預測的專業性技術項目。

第三十一條當事人對技術咨詢合同受託人進行調查研究、分析論證、試驗測定等所需費用的負擔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由受託人承擔。

當事人對技術咨詢合同委託人提供的技術資料和數據或者受託人提出的咨詢報告和意見未約定保密義務，當事人一方引用、發表或者向第三人提供的，不認定為違約行為，但侵害對方當事人對此享有的合法權益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第三十二條技術咨詢合同受託人發現委託人提供的資料、數據等有明顯錯誤或者缺陷，未在合理期限內通知委託人的，視為其對委託人提供的技術資料、數據等予以認可。委託人在接到受託人的補正通知後未在合理期限內答復並予補正的，發生的損失由委託人承擔。

第三十三條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條第二款所稱“特定技術問題”包括需要運用專業技術知識、經驗和信息解決的有關改進產品結構、改良工藝流程、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節約資源能耗、保護資源環境、實現安全操作、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等專業技術問題。

第三十四條當事人一方以技術轉讓的名義提供已進入公有領域的技術，或者在技術轉讓合同履行過程中合同標的技術進入公有領域，但是技術提供方進行技術指導、傳授技術知識，為對方解決特定技術問題符合約定條件的，按照技術服務合同處理，約定的技術轉讓費可以視為提供技術服務的報酬和費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依照前款規定，技術轉讓費視為提供技術服務的報酬和費用明顯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合理確定。

第三十五條當事人對技術服務合同受託人提供服務所需費用的負擔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由受託人承擔。

技術服務合同受託人發現委託人提供的資料、數據、樣品、材料、場地等工作條件不符合約定，未在合理期限內通知委託人的，視為其對委託人提供的工作條件予以認可。委託人在接到受託人的補正通知後未在合理期限內答復並予補正的，發生的損失由委託人承擔。

第三十六條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條規定的“技術培訓合同”，是指當事人一方委託另一方對指定的學員進行特定項目的專業技術訓練和技術指導所訂立的合同，不包括職業培訓、文化學習和按照行業、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計劃進行的職工業余教育。

第三十七條當事人對技術培訓必需的場地、設施和試驗條件等工作條件的提供和管理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由委託人負責提供和管理。

技術培訓合同委託人派出的學員不符合約定條件，影響培訓質量的，由委託人按照約定支付報酬。

受託人配備的教員不符合約定條件，影響培訓質量，或者受託人未按照計劃和項目進行培訓，導致不能實現約定培訓目標的，應當減收或者免收報酬。

受託人發現學員不符合約定條件或者委託人發現教員不符合約定條件，未在合理期限內通知對方，或者接到通知的一方未在合理期限內按約定改派的，應當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第三十八條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條規定的“技術中介合同”，是指當事人一方以知識、技術、經驗和信息為另一方與第三人訂立技術合同進行聯系、介紹以及對履行合同提供專門服務所訂立的合同。

第三十九條中介人從事中介活動的費用，是指中介人在委託人和第三人訂立技術合同前，進行聯系、介紹活動所支出的通信、交通和必要的調查研究等費用。中介人的報酬，是指中介人為委託人與第三人訂立技術合同以及對履行該合同提供服務應當得到的收益。

當事人對中介人從事中介活動的費用負擔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由中介人承擔。當事人約定該費用由委託人承擔但未約定具體數額或者計算方法的，由委託人支付中介人從事中介活動支出的必要費用。

當事人對中介人的報酬數額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應當根據中介人所進行的勞務合理確定，並由委託人承擔。僅在委託人與第三人訂立的技術合同中約定中介條款，但未約定給付中介人報酬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應當支付的報酬由委託人和第三人平均承擔。

第四十條中介人未促成委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技術合同成立的，其要求支付報酬的請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委託人支付其從事中介活動必要費用的請求，應當予以支持，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中介人隱瞞與訂立技術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侵害委託人利益的，應當根據情況免收報酬並承擔賠償責任。

第四十一條中介人對造成委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技術合同的無效或者被撤銷沒有過錯，並且該技術合同的無效或者被撤銷不影響有關中介條款或者技術中介合同繼續有效，中介人要求按照約定或者本解釋的有關規定給付從事中介活動的費用和報酬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中介人收取從事中介活動的費用和報酬不應當被視為委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技術合同糾紛中一方當事人的損失。

五、與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有關的程序問題

第四十二條當事人將技術合同和其他合同內容或者將不同類型的技術合同內容訂立在一個合同中的，應當根據當事人爭議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案件的性質和案由。

技術合同名稱與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的，應當按照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合同的類型和案由。

技術轉讓合同中約定讓與人負責包銷或者回購受讓人實施合同標的技術製造的產品，僅因讓與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全部履行包銷或者回購義務引起糾紛，不涉及技術問題的，應當按照包銷或者回購條款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案由。

第四十三條技術合同糾紛案件一般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管轄。

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本轄區的實際情況並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指定若干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技術合同糾紛案件。

其他司法解釋對技術合同糾紛案件管轄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合同中既有技術合同內容，又有其他合同內容，當事人就技術合同內容和其他合同內容均發生爭議的，由具有技術合同糾紛案件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受理。

第四十四條一方當事人以訴訟爭議的技術合同侵害他人技術成果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或者人民法院在審理技術合同糾紛中發現可能存在該無效事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通知有關利害關系人，其可以作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或者依法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訴。

利害關系人在接到通知後15日內不提起訴訟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審理。

第四十五條第三人向受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合同標的技術提出權屬或者侵權請求時，受訴人民法院對此也有管轄權的，可以將權屬或者侵權糾紛與合同糾紛合並審理;受訴人民法院對此沒有管轄權的，應當告知其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訴或者將已經受理的權屬或者侵權糾紛案件移送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權屬或者侵權糾紛另案受理後，合同糾紛應當中止訴訟。

專利實施許可合同訴訟中，受讓人或者第三人向專利復審委員會請求宣告專利權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訴訟。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專利權被宣告無效的，按照專利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規定處理。

六、其他

第四十六條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許可使用和轉讓等合同爭議，相關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適用其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並可以參照合同法第十八章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處理。

計算機軟體開發、許可使用和轉讓等合同爭議，著作權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並可以參照合同法第十八章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處理。

第四十七條本解釋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㈣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解釋二。二十八條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解（二）》第二十八條的內容是：
「當事人版依照合同法第一百權一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請求人民法院增加違約金的，增加後的違約金數額以不超過實際損失額為限。增加違約金以後，當事人又請求對方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為：
約定的違約金低於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
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於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
以適當減少。
結合上述條文，本條的理解為：如果約定的違約金不足以彌補守約方受到的損失，則可要求增加違約金至實際損失。由於違約金已經彌補了守約方的損失，因此再向違約方申請損失賠償就沒有依據，法院就不會支持了

㈤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合同法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如何引用

您好，您可抄以具體描述您襲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合同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是2009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其目錄如下：
第一部分 司法解釋條文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服務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
第二部分 條文釋義
引言部分
一、合同的訂立
二、合同的效力
三、合同的履行
四、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
五、違約責任
六、附則
第三十條
第三部分 相關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1999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2004年10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2007年7月23日)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㈥ 繼續性合同和非繼續性合同在溯及力上有什麼區別

一、概念不同

1、繼續性合同的解除原則上沒有溯及力繼續性合同是履行必須在一定繼續的時間完成，而不是一時或一次完成的合同。典型的象租賃和委託等。租賃、消費借貸等繼續性合同以使用、收益標的物為目的，在解除時這些利益已經被受領方享有沒有辦法返還，因此不能有溯及力。

這樣，獲得利益方此時所獲得的利益就是不當得利，適用不當得利的規定，應該返還給給付方。除不能返還導致沒有溯及力外，在委託合同時也不能有溯及力，原因是如果委託合同解除溯及到合同成立時消滅的話，會使受託人已經進行的代理行為失去全部法律依據，將變成無權代理。

這樣因代理行為所進行的活動以及所牽涉的當事人都將遇到不可預計的法律後果，不利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導致社會秩序紊亂。

2、非繼續性合同的解除原則上有溯及力非繼續性合同是指履行為一次性行為的合同。一般來看，非繼續性合同在被解除時能夠恢復原狀，即已經履行的給付可以返還給付人，所以一般都有溯及力。

另外，違約解除是對違約方的制裁，是一種特殊的違約責任，是對非違約方的一種救濟，所以在考慮解除是否有溯及力時還要考慮這個因素。在守約方履行時，如果有溯及力，那麼他的履行將由接受履行方返還，並且要和履行時的價值一致，這對守約方來講有利。

而且在我國沒有採取物權行為獨立和無因性理論，如果給付中有物權變動的話，此時的返還是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視為所有權沒有變動。

在違約方全部或者部分履行時，往往這些履行都是瑕疵履行，對守約方來講，根本實現不了合同的目的，返還這些給付對守約方也是有利的。在違約解除有溯及力導致返還時，往往會發生一些費用，這些費用應該由違約方來支付。

二、可讓與性的強弱不同。

1、一時性合同中的債權債務，可讓與性較強。

2、繼續性合同中的債權債務，原則上由當事人承受，轉讓的障礙較多。《合同法》對此有所體現：承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擅自轉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224條第二款）。

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保管人不得將保管物轉交第三人保管（《合同法》第371條；受託人應當親自處理委託事務（《合同法》第400條）。

三、對解除許可權制的程度不同。

1、一時性合同貫徹合同嚴守原則，解除權發生的原因較少。

2、繼續性合同重視信賴基礎之存在，信賴基礎喪失或難以期待當事人繼續維持合同關系時，法律多允許當事人解除合同，繼續性合同法律規定了較多的法定解除權。例如，委託合同、不定期租賃合同的當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權；加工承攬合同的定作人有權任意解除合同。

四、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不同。

1、一時性合同解除後具有恢復原狀的可能性，可以發生溯及既往的效力。

2、繼續性合同被解除時，或無恢復原狀的可能性，或不宜恢復原狀，故繼續性合同被解除後僅向將來發生效力，解除前的合同關系不受影響。

㈦ 誰有關於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巴菲特公司)參加上海金槌商品拍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槌拍賣公司)的拍賣會。此前，上海自來水投資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自來水公司)以董事會決議形式委託其股東之一的上海水務資產經營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水務公司)代為處置其持有的光大銀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國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過競拍取得了上述股權。拍賣成交後，金槌拍賣公司出具拍賣成交確認書，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賣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權轉讓款計人民幣52654492元，並與水務公司簽訂了《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此後，自來水公司拒絕履行該協議，並於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銀行發送中止股權變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無法取得上述股權。巴菲特公司向自來水公司發函要求盡快辦理股權變更申請後無果，遂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自來水公司履行《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將16985320股光大銀行國有法人股予以轉讓。訴訟中，被告自來水公司辯稱：第一，其未向水務公司出具拍賣光大銀行股權的授權委託書，也未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巴菲特公司依據該協議向其主張權利沒有依據。第二，訟爭的股份系國有資產，根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等的有關規定，轉讓國有產權應當履行審批、評估程序，並且按規定進入產權交易場所交易。本次股權轉讓的過程不符合上述規定，轉讓行為不合法。自來水公司遂提起反訴，請求判決確認巴菲特公司與水務公司簽訂的《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裁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1、自來水公司的董事會決議雖未標明為「授權委託書」，但其內容已體現出授權委託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權委託的基本要素，且不違反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依法應認定自來水公司已全權委託水務公司辦理光大銀行法人股的轉讓事宜。水務公司以自己名義在自來水公司授權范圍內與巴菲特公司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載明了水務公司與自來水公司之間有委託代理關系，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第四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該協議可以直接約束自來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權選擇自來水公司或者水務公司主張權利。2、水務公司雖然取得自來水公司的授權，可以代理該公司轉讓訟爭股權，但在實施轉讓行為時，應當按照國家法律和行政規章所規定的程序和方式進行。訟爭股權的性質為國有法人股，屬於企業國有資產。對於企業國有資產的轉讓程序和方式，國務院、省級地方政府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均有相應的規定。根據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制定實施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採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等方式進行。根據上海市政府制定實施的《上海市產權交易市場管理辦法》的規定，本市所轄國有產權的交易應當在產權交易市場進行，根據產權交易標的的具體情況採取拍賣、招標或競價方式確定受讓人和受讓價格。上述兩個規范性文件雖然不是行政法規，但均系依據國務院的授權對《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的實施所制定的細則辦法。而且，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進場交易的目的，在於通過嚴格規范的程序保證交易的公開、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避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受損。因此，《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上海市產權交易市場管理辦法》的上述規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違背上位法的具體規定，應當在企業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貫徹實施。本案中，水務公司在接受自來水公司委託轉讓訟爭股權時，未依照上述規定處置，擅自委託拍賣公司拍賣，並在拍賣後與巴菲特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其行為不具合法性。水務公司依據拍賣結果與巴菲特公司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判決：1、確認巴菲特公司與水務公司簽訂的《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無效；2、對巴菲特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後，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國有法人股為交易標的的股權轉讓糾紛。本文針對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行為的效力認定問題，通過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相關規定的梳理，著重闡釋司法裁判的依據。
一、關於規范企業國有股權 (股份) 轉讓的法律法規的規定
企業國有股權(股份)是企業國有資產的重要表現形式。國有股權(股份)是關繫到國有資產出資人權益的重大事項之一，是國家獲得投資收益的一種方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頒布實施了許多有關國有資產管理方面的規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主要內容，一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二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決定許可權或備案制度；三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程序和方式；四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禁止性、限制性規范；五是關於違反規定的法律責任。擇其最主要的條款，按發布時間的先後列舉如下：《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1991年11月16日國務院令第91號)第三條規定：國有資產佔有單位有資產拍賣、轉讓情形的，應當進行資產評估。《拍賣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條規定：拍賣國有資產，依照法律或者國務院規定需要評估的，應當經依法設立的評估機構評估，並保留評估結果確定保留價。《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2003年12月31日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令第3號)第四條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不受地區、行業、出資或者隸屬關系的限制。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第五條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採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以及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進行。」《企業國有資產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條規定：國有資產轉讓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轉讓全部國有資產或者轉讓致使國家對該企業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應當報請本級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條規定：「除按照國家規定可以直接協議轉讓的以外，國有資產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進行。」徵集產生的受讓方為兩個以上的，應當採用公開競價的交易方式。轉讓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證券法的規定進行。第五十五條規定：國有資產轉讓應當以依法評估的、經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認可或者報經本級政府核準的價格為依據，合理確定最低轉讓價格。《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辦法》(2009年3月17日財政部令第54號)第十一條規定：「非上市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第二十八條規定：「轉讓上市金融企業國有股份和金融企業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份應當通過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系統進行。」根據以上各項規定，我們將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基本規范歸納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決策、審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根據我國現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分為三種形式：一是國務院國資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國資委；二是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權的其他部門、機構；三是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股東代表參加的股東(大)會。其次， 如果轉讓致使國家對該企業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應當報請本級政府批准。
(二)評估、定價程序。首先，轉讓方或者標的公司選擇委託有相關資質的評估機構依法進行資產評估。其次，將評估報告交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認可或者備案後，作為確定轉讓價格的依據，合理確定最低轉讓價格。再次，在交易過程中，當交易價格低於評估結果的90％時，應報國資委或者有關機構批准。
(三)進場交易、公開競價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國有股權(股份)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上市公司國有股份的轉讓應當通過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系統進行，另外還須遵循國家有關國有股減持的規定。其次，公開披露轉讓信息，廣泛徵集受讓方。徵集產生兩個以上受讓方的，採用拍賣、招投標等公開競價的交易方式。從嚴控制直接協議轉讓。
二、關於確認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行為效力的司法依據
應該看到，盡管我國現階段關於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規范性文件，在各個層面已顯得比較全面，但是在具體實踐中，針對違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規定的轉讓行為的效力問題，依然存在較大的爭議。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是，相關行政法規、規章對這類轉讓行為的法律效力沒有給予明確的界定。即使在新近開始實施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中，也僅僅是規定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交易行為無效。[1]本案中，光大銀行國有法人股的轉讓未按規定進場交易，該轉讓協議的是否有效，遂成為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有觀點認為，在本案涉訟轉讓行為發生之時，尚無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國有資產轉讓應當進場交易，法院不得依據行政規章的規定來確認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只要無證據證明股權的受讓方為惡意，就應該確認股權轉讓合法有效。審理本案的兩級法院沒有支持這種觀點，除了已有的判決理由之外，本文對此作進一步的闡述。
(一)國有資產轉讓是兼具私法與公法的法律行為，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與私法應該並重。
國有資產轉讓行為之法律性質的正確界定，對於當前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司法實踐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國有資產轉讓，首先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活動，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為的一般特徵，其交易主體間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願、公平、誠信等私法原則，受到私法的保護。但是，國有資產轉讓不僅僅是簡單的民事行為：從交易標的上看，它所處分的是涉及面廣、數額較大、受公眾關注的國有財產；從交易結果上看，它往往導致財產性質從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轉變；從交易影響上看，它會帶來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也會伴隨著出現國有資產流失、職工下崗裁員等問題。因此，在處理國有資產轉讓的法律問題上，單靠私法是力不從心的。自《合同法》頒布以來，當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則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從寬認定合同效力的態勢也十分明顯。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發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對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而無效的情形作了限縮解釋，即將「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排除了管理性強制性規定。這種注重保護私權的積極態度，是民商事審判觀念的重要進步，也符合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但是在處理國有資產轉讓合同效力的問題上，單純強調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國國情。具體的說，不符合國家對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精神。國企改革本身是為了解決我國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導致的效率低下問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變的關鍵一步，帶有很強的政策導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時，在此過程中，改制行為失范現象的普遍存在，公眾與日俱增的質疑，迫在眉睫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都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對法律適用而言，絕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簡單延伸與替代，而應當構建起以私法為橫軸、以公法為縱軸的活動象限。基於國有資產及其流轉關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雙重屬性，有關當事人在進行國有股權(股份)轉讓時，不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證券法》等民商法的規定，而且要遵循以《企業國有資產法》為核心的一系列經濟法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國有資產有序轉讓的保障，應當作為認定國有資產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據。
(二)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部門規章中的強制性規范，應視為具有行政法規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等部門規章中對交易程序的規定來否認國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的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中的強制性規定才能導致合同無效。那麼對於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在實踐中應如何把握其效力？我們認為，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具有強制性，屬於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部門規章中的強制性規范，並且應視為具有行政法規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從法律權源分析，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是國務院授權相關部委制定的，與相關行政法規同根同源、一脈相承。《企業國有資產暫行管理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除前款規定職責外，可以制定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規章、制度。」第三十一條規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建立企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監督管理制度，加強企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的監督管理，促進企業國有資產的合理流動，防止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第四十四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發布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在形式上雖然是法律位階層次較低的行政規章，但卻是依據國務院授權對上述條例的實施所制定的細則辦法，是行政法規的延伸與細化，權力來源一致、立法精神統一。國務院部委制定的規章，其中的強制性規定是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應當具有相當於行政法規的效力。對此，我們應當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從社會效果分析，國企改革的立法現狀是我國經濟轉型期內特殊立法工作進程的結果，相關部門規章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的實際作用不容質疑，司法實踐中對部分規章的效力應靈活掌握。在社會經濟的變革時期，法律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矛盾尤為突出。規范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為行政規章，是因為國企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它所涉及的社會利益多元而復雜，它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深刻而嚴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規的時機尚未成熟，只能處於摸索階段。同時，改革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又迫切需要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做出及時、果斷、必要的反映。這種背景下，經國務院授權、各部委下發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成為國企改革探索時期我國經濟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實現當時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會關系的不斷變動使得立法進程也顯現出漸進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規章，或准許各地試行地方規范性文件，待關系穩定、經驗成熟，再總結、上升為行政法規、法律。在國企改革的十多年裡，這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對國家財產、對經濟秩序的制約與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對個案時過分講究公式化的法規效力等級，而不考慮規范性文件的實際社會效果，對效力較低的規章「一刀切」地排除適用，將會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難以運行的境地，並對該規章所維護的社會利益帶來不利的後果。
第三，從整體立法意圖分析，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屬於強制性規范，其他相關法律文件對其進行了呼應與強化。對法律條文做出正確的理解與判斷不應局限於法條本身，而應當將其放置在整體的法律框架中，聯系其他相關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實意圖。《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實施以後，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等相關部門屢次發布指導性文件，要求嚴格執行該辦法有關產權交易程序的規定。如國務院國資委《關於做好貫徹落實〈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有關工作的通知》中強調要「嚴格落實企業國有產權轉讓進場制度」；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監察部、國家工商總局、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的《關於做好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監督檢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嚴格監督檢查企業國有產權轉讓進場交易情況」。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中也有「國有資產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公開進行」的規定，該法雖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於它是對十多年國有資產管理法規的認可、總結與升華，因此至少可以說明立法者對於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一貫態度。
(三)有關國有資產轉讓應當進場交易的強制性規范，既是管理性強制規范，又是效力性強制規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將《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所稱的「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即只有在合同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時才能導致合同無效。這一解釋旨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盡量維護合同效力，其積極意義毋庸贅言。但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識別強制性規范中的管理性強制規范與效力性強制規范。從我國的立法現狀看，處於法律位階上的強制性規范，許多條文的邏輯結構往往只有「行為模式」(包括「應為模式」或者「勿為模式」)而缺少「法律後果」。也就是說，法條只規定了應該、必須怎麼做或者不得、禁止怎麼做，而沒有規定不這樣做或者違禁去做的法律後果，更沒有直接規定違反這些規定對於相關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產生何種影響。處於行政法規、規章位階上的強制性規范，由於立法主體是行政機關，其制定強制性規范的目的主要在於行政管理，因而規定的「法律後果」側重於行政責任，很少會觸及甚至根本不會觸及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據此認定那些沒有規定「法律後果」的強制性規范或者沒有規定無效後果的強制性規范，僅僅就是管理性強制規范呢？結論顯然不這么簡單。有學者提出了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區分准則，認為法律法規雖沒有規定違反該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該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應屬於效力性規定；若只是損害當事人利益的，則屬於取締性規定。[3]有法官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強制性規定僅是為了行政管理或紀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屬於效力性規定。具體而言，首先，可以從立法目的進行判斷，倘其是為了實現管理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為並不屬於效力性規定；其次，可以從調整對象來判斷，管理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當然，上述兩個方面的判斷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4]以本案為例，我們認為，涉及國有資產轉讓的強制性規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強制規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強制規范，其中有關進場交易的規定應當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理由如下：
第一，從調整對象上看，我們所歸納的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規定，其中的決策、審批程序和評估、定價程序，是轉讓行為正式實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規范的對象是國有資產轉讓方(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一般不會涉及其他當事人，體現了強制性規范的管理性目的。而進場交易、公開競價程序則是直接針對轉讓行為本身，它所規范的對象包括國有資產轉讓方、受讓方、產權交易機構等。相關當事人之間所構建的轉讓交易關系，是否履行了進場交易，是否實現了等價有償，是否達到了公開公平公正，直接影響到轉讓行為的法律效力。因此，強制性規范的效力性，在這一程序環節顯得比較突出。
第二，從法律解釋學上看，通過體系解釋、法意解釋及目的解釋等方法，可以得出有關進場交易的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的結論。《企業國有資產法》提到交易行為無效的僅有第七十二條，即「在涉及關聯方交易、國有資產轉讓等交易活動中，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該交易行為無效。」該條規定與《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完全一致，無非是起到強調的作用。我們不能僅此認為，只有被認定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才可確認轉讓行為無效。因為人大法工委對該條的釋義是：「當事人惡意違反程序進行的交易活動，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經進行的財產轉讓、轉移等行為無效，財產狀況應該恢復到行為發生前的狀態。」[5]另根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未按照有關規定在產權交易機構中進行交易的，國資監管機構或者相關批准機構應當要求轉讓方終止產權轉讓活動，必要時應當向法院提起訴訟，確認轉讓行為無效。結合上述法條釋義和相關的規定，我們運用體系解釋和法意解釋的方法，已經可以判斷出其具有效力性強制規范的性質。若再基於經濟法的公法屬性，從國有資產法律法規的立法目的考量，無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就會更為清晰。
第三，從近似的司法實踐看，某些法律中被認為管理性強制規范的違法結果往往是導致民事行為無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該款規定的內容，顯然具有很強的管理性，但針對其法律責任的規定在《公司法》中闕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的司法實踐，對於違反上述規定所形成的擔保合同，基本上均確認為無效合同。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對《證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理解適用上。該條規定，「證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客戶證券買賣的收益或者賠償證券買賣的損失作出承諾。」目前的司法實踐，對於違反該條規定所形成的委託理財合同，基本上亦是確認合同無效或合同部分無效。
(四)確認《企業國有資產法》實施以前違反國有資產轉讓強制性規范的行為無效，可以援用《合同法》關於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條款。國有資產轉讓與社會公共利益直接相關。首先，國有資產轉讓與人民群眾利益攸關。企業國有產權流動涉及上萬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是新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這種利益調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進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公正，關涉人民群眾幾十年勞動成果的去向，關涉國家與社會的安定團結，關涉經濟秩序的健康持續發展，因而是當前最突出的社會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國有資產轉讓備受社會公眾關注。企業國有資產轉讓之所以引起社會公眾如此強烈的關注，不僅僅是由於其資產總量的天文數字，而且關繫到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關繫到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說，在人民法院審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沒有哪一類企業國有資產轉讓合同糾紛案件不與社會公共利益關聯緊密的。有關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的強制性規范，旨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行政規章規定了國有資產交易的特殊程序，這些程序的設置目的是為了通過公開、公平的交易使國有資產在保值增值的情況下順利完成轉化，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因此，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任務集中承擔在規章中這些有關交易的強制性程序規定上，違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當事人正是違反了國有資產必須進場交易的規定。進場交易是國家加強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監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圖在於，讓國有資產轉讓和重大資產處置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憑借產權交易市場網路平台功能強大、信息覆蓋面廣、交易效率高的優勢，充分發揮公開市場發現價值、決定價格的功能，使國有資產在公平競爭中實現價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因此，科學規范的交易程序是國有資產合理流動的必備要求，更是切實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條件。由此，在涉及企業國有資產轉讓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將社會公共利益標准運用於審判過程中，以此進行價值判斷，可以使國有資產交易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迎刃而解。具體地說，就是援用社會公共利益標准去衡量行政規章中的各類禁止性規定是否關系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同時，審慎判斷社會公共利益在具體案件中的存在與否。[6]如果交易行為違反了規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關交易程序的強制性規定，而這種交易程序恰恰是為了使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麼法院可以考慮援用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條款認定交易合同無效。
注釋：
[1]在《企業國有資產法》立法過程中，有的地方和專家建議規定，國有資產未按照規定在產權交易場所公開交易等違反本法規定所進行的交易行為無效。但也有專家認為，籠統規定違反規定的交易行為都無效，可能影響交易安全和效率，還可能損害善意相對人的利益。有的企業則認為，國有資產都要評估和進場交易，程序過於繁瑣。而且，資產評估在實踐中作用有限，進場交易在有些情況下不利於企業開展戰略合作。因此，建議增加關於評估和進場交易的豁免規定。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錄」。
[2]蔡小雪：《國務院下屬部門規范性文件的法律適用：判斷與適用》，載於《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參見王利明：《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頁。
[4]沈德詠、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頁。
[5]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頁。
[6]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業單位國有產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載於《法律適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單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㈧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pdf下載在線閱讀全文，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pdf下載在線閱讀

鏈接：https://pan..com/s/1oU0YgBilOo2Sm8mTsDl-vw 提取碼：e8yu

書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份：006-9

頁數：169

內容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注釋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民事訴訟流程圖（一審）民事訴訟流程圖（二審）。當今社會，法律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晦澀的專業術語，艱深的法律理論，龐雜的立法體系，這些法律與生俱來的特點，卻都成為了讀者理解、掌握法律的障礙。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注釋本)》是法律單行本注釋本系列之一。本套書有以下特點：（1）權威部門審定。本叢書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相關立法同志進行審定，內容准確權威；（2）法律適用提要。每《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注釋本)》都由立法機關相關專家撰寫該法的適用提要，幫助讀者對每一個法的精神和精髓有更深入的理解；（3）重點法條注釋。對重點法條進行條文注釋，且每個條文都提煉出文主旨，幫助讀者准確理解法條內容；（4）法規案例索引。條文下附錄關聯法規索引和關聯案例索引，幫助讀者全面掌握法律規范體系，並將法律理論結全到實際案例中；（5）相關配套規定。書末附錄一些較重要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使讀者在使用中更為方便、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