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力法社會學

Ⅰ 蘇力《制度是怎樣形成的》讀後感

這本書匯集了作者這些年發表的部分論文、學術隨筆和讀書筆記。老師一貫的做法是從身邊日常的「俗話、俗語或俗事」出發，分析出令人驚嘆的學術意義來。本書亦是如此，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一些觀點、看法或認為想當然的東西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比如對「法」字與《說文解字》不同的解說，比如對已經意識形態化的「人治」的重新審視，比如對「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確的剖析，比如對制度地形成並非平面化而是機緣巧合湊成的觀點等等，這些出人意料又讓人頗為折服的解說，常常讓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盡管有時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師的觀點，但是他對問題的態度、對觀點的論證過程、特別是他獨特的敘述方式，足以讓我們在閱讀的同時感覺到思考的愉悅。讓人感覺「原來文章可以這樣寫，原來理論可以這樣表述，原來我們的周圍還有這么多的理論素材」，盡管有的學者也對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我是在網上了解到的）。

總體的感覺已經說了，下面就來具體的談談一些問題吧：

1、為什麼「朝朝暮暮」——講的是兩性之間的戀愛，婚姻以及性之間的問題，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時候，似乎運用較多的社會學方面的知識。我非常同意老師的幾個觀點：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須和社會的需求相適應；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決定其合理性，而應該考慮到絕大多數人的需要；三、離婚自由並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數，四、傳統中國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規制了婦女的「自由」的同時，也規制了（特別是通過社會輿論）規制了男人的行為，從這個角度講其也是一種對女人的保護……

2、我和你深深嵌在這個世界中——老師對黛安娜之死的一些看法。分析了黛安娜之死中媒體和那幾位記者應該承擔的責任，引起人們的反思：為什麼在這個事件中人們沒有關注戴的男友多迪。在蘇力老師看來，其實黛安娜已經被媒體和公眾視為了一種「符號」，而人們之所以關注她超過其他的人並將責任推倒那幾位記者身上在於「當社會遇到某些人們難以接受的突發事件時，社會會尋求替罪羊來調整和鞏固自身」。在現代社會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況下，黛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體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盡管這並不對其死亡起決定性的影響。可怕的是，在現代社會的這種分裂中，我們看到媒體和公眾仍舊會毫不悔改地繼續加深這種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種「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確——我很感興趣的一篇文章，學問和睿智的完美體現。用來一些假設性的事例（詳見P38）告訴我們：有些原則是有特別的適用對象的或者說主要的適用對象的，而且原則的確立時為了杜絕某些錯誤的觀點，所以當我接觸到這些原則的時候，我們應該首先理解這些，切不可將該原則推之四海。語境化的東西不能一般化、普適化，特別是在政治正確的強力下，我們更容易犯這樣的錯誤，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語言和思想的暴政」。「任何法律從根本上都是要回應其所在社會的需要，而不是為了邁向某個確定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看，一個發展也許只是一輪新試錯的開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關於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故事。先說明一點，該文中老師有一些錯誤，特別是細微的事實上和日期上。瑕不掩瑜，老師的觀點還是很富有哲理的。作者通過馬歇爾訴麥迪遜案的分析，對於制度的發生與形成得出了這樣幾點認識：一、僅僅追求個人的動機或以「道德」來評價歷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貼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因為近代以來，由於對人類理性的力量的過分崇拜，我們如今幾乎習慣於將某個後來人認為良好的制度視為一種正當理性的邏輯展開，視為個別人或少數精英清醒意識和追求的產物，把一個制度同後來者構建起來的關於這一制度的理性論證等同起來；我們不僅日益注重製度設計，而且在設計時，也往往注重所謂的制度的「本質關系」；在考察一個制度時，也習慣於從善良願望出發考察它的純潔、崇高的起源。而一個制度的失敗，也往往歸結於其先天的理論不足或創制者的道德缺陷。然而，制度在發生學上的偉大意義往往是後人回頭展望之際構建起來的，在後來者的總體歷史觀的觀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帶上了神聖的光環；而這種光環常常使得我們不能或不敢以一種經驗性的求知態度來「凝視」（福柯語）它和凝視我們自己。二、制度形成的邏輯並不如同後來學者所構建的那樣是共時性的，而更多是歷時性的。制度的發生、形成和確立都是在時間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無數人的歷史活動中形成的。三、社會的構成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只依賴某一個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約和補充的制度；這些制度不僅包括成文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會中不斷形成、發展、變化的慣例、習慣、道德和風俗這樣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設計的或具有偶然性時，但也不完全是隨機的，無需任何條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種社會的因素，包括有法學家、法律家的職業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會生活的合適位置——標題已經充分地說明了老師的觀點。「有過這樣的時代嗎？公眾認為社會道德水準正在提高？」面對這個問題，我是不敢發言的。但我想我還是能明白蘇力老師的意思：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可能實際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認為應該具有的地位。非常認同下面這個觀點：學者的議論往往只是有助於理解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6、這里沒有不動產——從西藏的故事講起，說的是法律的移植問題。「不針對法律植入地的實際需要而僅僅根據『外國有的我們也要有』這樣一種簡單邏輯，不僅會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過來也是白費力氣。最令人可怕的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壓迫人的，一種藉助宏大話語對民眾選擇的剝奪和強迫」。

7、家族的地里構成——充分展現老師思考路徑的一篇文章：「別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別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嘗試；別人想到了而這樣理解的，你就換一種思路」。「感受有挑戰意味的事實也並不只是為了推翻已有的習慣命題；還是要盡可能尊重以被廣泛接受的命題，盡可能把舊命題納入新的命題中，形成一個更具包容解釋力的理論命題。只有當新舊命題完全無法兼容時，才大膽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當作真理的舊命題決絕。學術的目的不是挑戰，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因此只能「獨悵然而淚下」的思想和觀點，而在於推進理論的解說力以及這種解說力中蘊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進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問題的法理重構——作者向讀者展示的一種法律進化論的觀點，同時表現了作者在科技飛速發展、高度發達情況下，對法律執著的信心。

9、透視中國農村的司法需求——從金桂蘭法官經驗說起的中國司法現實。作者指出：法學界需要關注農村的法律需求，理解農村司法的特點；特別是應注意到：中國是一個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同時又是在發展和轉型中的大國。我們思考問題，必須針對中國的這些特點、問題和需求來設計改革調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條主義地按照某種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來設計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體系。

10、閱讀中國市場經濟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國市場經濟的現狀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那樣「無序」。中國只是沒有按照「常規」走而已，並不一定就是「出軌」。

在本書的第二編主要講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編主要是老師的一些書評。應該說老師的想法很多，也很新穎。譬如「法」的解釋問題，不是原來的「平之」，而是「從上而下」，感覺很有說服力。「反思法學的特點」和「法學知識的分類」觸動我的有兩點：一是感受法學知識的「社會大環境」需求和法學知識的三種類型，二是讓我產生一種思考政治學的特點以及其分類的思考，後一問題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學差不多，政治哲學是純粹理性的，政治科學則是實踐理性和技藝，前一個問題很復雜，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個動盪的社會環境下蓬勃發展，而完美的、合乎規則的政治學則只能在比較寬松的環境內發展。「法律如何信仰」是個嚴肅的問題，我還是同意老師的看法的：能夠為人們所信仰的法律必須是能夠給人們或至少是絕大多數人帶來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並不是一個只要下決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或者說是一系列社會活動、經驗、感受之中而達到的「皈依」……

Ⅱ 求各大學新聞 法律 社會學 哲學 歷史 推薦書單

法學：《法律和社會科學》蘇力、《中國法律思想史》、《法哲學原理》黑格爾、《法理學》博登海默、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外法學名著指要。
社會學：波普諾的《社會學》

Ⅲ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Ⅳ 朱蘇力的評價

在當代中國法理學界，朱蘇力也許是影響最大也最具爭議的學者之一了。
朱蘇力對美國現實主義司法和法學傳統譯介，尤其是主持譯介波斯納文集，貢獻突出。
朱蘇力將法制的實踐從遙遠的鄉村帶入了現實的司法改革，提供了頗為不同的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理解、解釋和設想（主要的研究成果結集在《送法下鄉》中）；不過對司法改革的深入研究似乎也迫使他將中國法治實踐的主要戰場帶到了城市，如其《道路通往城市》的書名所暗示的。
相當一部分學者質疑朱蘇力所主張的現實的秩序是否就是「善的」或「正當的」。與此同時，也有學者質疑他所描繪的是否只是基於某種立場需要才被描繪出來的現實。如果拋開上述爭議，朱蘇力對中國法律法理學研究從主題、內容到方法（尤其是法律社會學方法的運用）無疑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也開創了中國的法律與文學研究（相關論著結集為《法律與文學》）以及法學的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在朱蘇力之後，中國的法理學變得不一樣了。——陳頤

Ⅳ 法律社會學的內容結構

法律規則無疑具有重要性，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同時也對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如羅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

但是，相關的一點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麼樣的程度？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有些法律變革並不是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有時候相似的法律變革卻引起了不同的結果。（如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的對比。）這種現象存在於不同國家、地區以及同一國家地區的不同時期中。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是因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壞的問題嗎？顯然很難這樣回答。

法律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法律社會學正是要研究社會的基本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這是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會學最主要的研究內容之一，也是歐洲法律社會學的主要內容。比如，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為什麼農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許有一個社會生活環境的問題。我們發現許多復雜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會即現代商業社會設計的。

另外，法律社會學也從微觀的角度進行研究，把法律的實施看作是社會博弈。一項法律制定出來後，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社會博弈，不可能要求人們完全的毫無反應的依法律而為。（「法律必須被信仰」，這句話所描述的狀態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每個人對法律都會有所反應。

法律社會學是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糾正。法律形式主義雖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決大量的社會問題。如最高院關於「姦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釋，如果單從刑法理論的角度考慮的話，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一旦放到社會中去，問題就出現了。比如，有可能觸犯這一條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的迴旋餘地大了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舉證責任會有什麼變化由此檢查機關的資源配置又會有什麼變化呢？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見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

法律社會學當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會學可以看到社會條件、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乃至微觀上的個人的行動對法律的影響。

很多問題都可以納入法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如女權主義、同性戀問題，以及在國際交往中出現的不同社會的不同做法如對待安樂死的態度問題，西方由於基督教的傳統和某些技術問題而對安樂死相當慎重。（再如人工流產問題，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問題，等等。）我們僅僅通過概念法學的角度都很難理解這些問題。只有把部門法的邊界打破，把學科的邊界打破，問題才能達到很好的認識和解決。

正因為以上的原因，關於法律社會學，本課程旨在介紹一種思路、方法性的東西。而不是過多的實質性內容。

二、

法律社會學既是一門新的學科，又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雜家，他們的思考不是按照現代意義上的學科的邊界來進行的，而是依靠他們的直覺和？如柏拉圖是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考慮法治的問題的，強調哲學王的統治，但他後來又發現這種哲學王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於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亞里士多德對政體的考慮也是關注了與政體相關的國家疆土問題以及中產階級問題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奧古斯丁、阿奎那講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們雖然是談法律，但其文章德主要內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問題。（如《利維坦》雖然說的是自然法，卻主要談的是國家。）

真正意義上的法學產生於十九世紀，它是隨著律師和法官職業的出現而形成的。在這個意義上，法律社會學的先驅是孟德斯鳩和歷史法學派的薩維尼等。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到了法律與地理、氣候、政體、國家大小以及人種等的關系，雖然其某些結論看起來是很荒謬的，但是其分析問題的思路是正確的，揭露了很多人們沒有注意到的聯系。歷史學派的薩維尼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這里的民族精神，雖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義上理解為社會綜合條件。

近代意義的法社會學的兩大傳統實在19世紀中葉產生的。

在歐洲是一個傳統。即宏觀角度的傳統，關注大的宏觀的結構。其創始人是馬克思、韋伯和迪爾凱姆。他們從自己的知識傳統出發，揭露了法與其它社會現象的關系；雖然其有些結論比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對後世是有重大影響的。糾正了法律職業化所帶來的對法律自身過多的關注的狀況。此外，人類學、心理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發展對法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又有哈貝馬斯等代表人物。

另一個傳統是英美特別是美國的法律社會學。它是從法官的傳統中發展出來的，經驗的色彩很濃。即使理論化較濃的法律經濟學也是從判例中發展起來的。這個傳統的發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後，當時，美國開始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問題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適應，由於在侵權法、刑法、公司法等傳統的普通法領域制定法並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臨著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務。他們必須面對現有的社會條件和狀況。霍姆斯說：「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不是邏輯」、「將來法律的主宰是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以及卡多佐說「法律的終極目的是社會福利」等，都是體現了對法律形式主義、法條主義的反動。他們注意把非法律學科與法律結合，如心理學的知識，認為法官的審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響的。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乃至整個世界上出現了很多的問題，比如女權主義、環境問題、種族問題等，促進了法律社會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馬克思、韋伯、和迪爾凱姆被重新發現，此外還有福柯以及闡釋學被重視，現代意義上的法社會學更加強調一個學科依靠多種學科知識解決某一個問題，被稱為法律和社會科學（law and social sciences）。

總的來說，從宏觀的角度講，法律社會學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學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它往往限於理論，對部門法雖有啟發性，但對適用法律並無太大影響。這種意義上的社會學在現代社會比較弱化。而微觀意義上的法律社會學並沒有明確的學科界限，它是研究一個具體的法律問題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包括具體關系和綜合關系。它又包括兩個傳統：一是以問題的方式出現，圍繞具體的問題展開研究；二是跨學科的法學研究，如法律經濟學、社會生物學、法律人類學、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統計學等（如心理學對刑事訴訟結構提出了新的挑戰）。當然，這些劃分都不是絕對的。

中國正處於社會變革的重大時期，單靠法條主義不可能是中國法治發展的最佳路徑。我們要深入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講 馬克思的貢獻 上

法學研究中，經驗的研究、因果關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說上。比如說法律文化，真的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文化嗎？如果說中國人厭訟是一種文化的表現，那麼文化又是什麼呢？顯然，它又不得不歸結為厭訟等表現形式。沒有什麼意義。我們的研究，應當剔除概念的東西，應當觀察一個現象對另一個現象的影響，而不是一個概念對另一個概念的影響。任何一個概念都可以變成一個可觀察到的現象。（比如男女誰比較心軟，「心軟」這個比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變得非常經驗化，支持女性比較心軟的人會舉出很多有關女性心軟的實例，比如女性關心人，看見別人的悲傷會表示同情，等等。又如「這個人太壞」，為什麼？肯定有一些事實讓你這么認定。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圖，其實也是通過對犯罪人的行為推測出來的。所以，在姦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應該太過強調什麼是否明知十四歲。）

我們這一講主要來談馬克思。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對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論述。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沒有看到經濟對法律的影響，把法律看作是永恆的。黑格爾看到了變化（絕對理念的變化），馬克思則認為一切都處在流變之中，這一觀點被達爾文的研究印證。

馬克思關於法律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一些內容：把社會看成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是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 把社會看成一個整體，法律是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具有同構性。 法律從實質上是統治階級或佔主導地位的群體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現。（不要否認這一點，正因為我們大多數人是異性戀者，所以我們才視同性戀者為異端。）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正因為生活條件允許了，才會有保護動物的善舉。 我們無法想像一個飢寒交迫的農民會參加什麼保護動物組織。又如，古代社會為什麼會株連九族，並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刑罰殘酷，實際上這跟當時人們的生活背景如一個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塊、容易互相包庇，跟當時國家力量弱小，只能以這種方式維持社會秩序有關。而現代社會為什麼強調罪責自負，也應從這個角度去研究）。 我們研究任何社會的法律問題，都要結合當時的生產方式、政治結構等綜合考察分析。（以後的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及譜系學的研究中其實就有馬克思的方法論在里頭。如譜系學，把思想放到社會結構中研究而不認為是前人思想的影響。有如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正是馬克思的所說的：人是創造歷史，但他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 運用階級分析、利益群體的分析。（「是我們禁止流浪，但問題是誰流浪」。又如所謂「自由選擇」，真的嗎？）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原則的解釋。

為什麼自由平等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核心原則？許多人認為是人類理性的突然發現；馬克思對此作出了分析。

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交換需要雙方都是自由人，是獨立的個體，不依附於對方和第三人。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進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別的強調。工人的勞動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個人，工人個人是自由的。不僅如此，交換過程也應當是平等的（古典經濟學由於強調「主觀價值」而對這一命題持不同意見），每個人都關注自己的利益，因為交換而發生聯系。？

恩格斯從經驗的角度，從更廣泛的社會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國際貿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動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應當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資本主義法律的相同，與資本、勞動力的流通有很大的關系。資本主義法律塑造出了現代意義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錢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社會整個刑法發生了變化，開始強調個體形，不再株連九族。（考慮一下「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資本主義原則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強調獨立、自由的法律制度。這是資本主義經濟中隱含的原則，這就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同構性。（可以看到計劃經濟的組織形式與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相聯系。）

但馬克思並沒有停留在這一步（否則只是為資本主義唱贊歌）。馬克思是批判者。他認為，由於法律是佔主導地位群體的情感、意志的表現，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於經濟上的不平等。資本主義只有創造出一個無產階級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延續下去，才能實現自我的再生產。兩個階級之間的這種對立是必然的。資本主義的人權等觀念是隨著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的推廣而得到正當性的。

※關於猶太人問題。

猶太人流落歐洲各國。受到了歧視和排擠。法律禁止他們從事某種行業，不允許他們做農民，只讓他們做商人、從事金融業。（基督徒是不能放貸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視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結構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紀末，西歐的猶太人享有了許多權利，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物。為什麼？

是啟蒙運動的影響嗎？但是同時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為什麼沒有獲此待遇？

是因為猶太人從事貿易，其生產方式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法律平等的規范剔除了種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異，人被一般化了，而猶太人由於從事的是資本主義的工商業，最早介入了這個一般化的過程。由此猶太人最早獲得了解放。而且猶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完善的西歐國家。

問題的產生不是哪個觀念的產物，而是社會力量綜合起作用的過程。這正是譜系學的方法。

※美國的民權運動。

1865年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制定了三條憲法修正案。（13、14、15），規定了禁止畜奴和選舉權利等等。在南方，隨著北方軍的撤離，南方開始了種族歧視、種族隔離。以投票稅、文化考試等方式剝奪黑人的選舉權。1896年的普蘭西訴弗格森案，最高院判決隔離但平等。後來美國社會也曾多次提出異議，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個判決指出：隔離不平等。1964年，民權改革。

為什麼同樣的法律會在不同時期發生不同結果？

美國社會學者研究認為：歐洲的國家都是小國，而美國則是個大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生產方式實際上是不同的。內戰發生時，北方已工業化，而南方還是農業社會，北方自然而然的對奴隸的歧視少；內戰後，雖然試圖改變南方，但沒有有效的進行。南方的大土地生產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賴和服從，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這樣，種族歧視就在南方有著深厚的基礎。只要大農業的生產方式不改變，黑人就沒有辦法免於歧視。

20世紀以後特別是二戰後，許多原因促成了美國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南方農業科技的發展，技術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會發生了許多變化，農業災害對南方大農場的破壞，另外還有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攻詰必須作出行動。所有這些都使得民權運動得以發展。

（對我國的啟示：現代，農村與城市）

※刑罰形式的變化

兩個德國學者在1930年做了一個研究，指出刑事懲罰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經濟基礎的影響。

19世紀以前，刑罰形式是罰金、鞭笞、肢體刑、放逐等。而現代社會卻主要是監禁等自由刑。

學者們拒絕認為這是啟蒙思想的作用。他們調查了許多檔案，認為刑罰形式是與勞動力的需求相適應的。當經濟發展過快時，勞動力需求多，刑罰便輕。反之則重。而最早的監獄首先是用來使用勞動力的，勞動力的需求與監禁有明顯的關聯。

但為什麼勞動力過剩時監獄還能存在呢？兩位學者認為是路徑依賴。認為監獄既然已經建立就很難再撤銷。這又掉入了意識形態的窠臼。

美國的學者進一步研究。指出：不僅刑罰形式與經濟相關，刑罰的嚴厲性與經濟也有關。成反比。他們做個一個實證實驗：失業率和監禁率之間有著共變關系。（頭一年失業率增加，第二年監禁率增加。）

蘇聯的尤金認為：監獄的懲罰形式與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質量，但不可計算；而監獄卻按照數學方式進行處罰，講求精確。這種處罰方式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不常見。監禁刑體現出一種賠償，這種懲罰與人們在一定時期內創造出的價值相聯，與資本主義商品交換、強調數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於資本主義對價值的抽象化，人們也以抽象的價值、用抽象的時機那計算社會上的一切。總之，監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人權是一體而變的，乃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不是偶然的事件。貨幣化構成了社會基本的思維格式。資本主義生產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產方式。

※ 19世紀英國的刑罰變革

主要內容是：法律統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罰，廢除許多死刑。

大部分學者認為這是貝卡利亞、邊沁觀點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觀念的產物。

有一位學者指出：其實我們把封建社會理解的太殘酷了。其實中世紀英國適用的死刑並不多，大概50多種。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後才嚴酷起來，大概200多種死刑。根據國會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種罪可立決。這是由於當時英國走向工業化，社會轉型，農業社會的社會控制體系遭到了破壞，許多農民湧入城市，成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後來，由於條件的變化，罪行的變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財產特別是動產犯罪的增多），同時陪審團由於宗教傳統和社區情感也不太滿意，商業城市也反對，商業組織（而不是邊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變革，使刑罰更加確定而不那麼嚴厲。這些變化是經濟上的因素，是社會變遷的要求。

第三講 馬克思的貢獻 下

參考文章：《為什麼朝朝暮暮》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看婚姻制度。

第四講 馬克斯。韋伯 上

參考文章：蘇力，「市場經濟需要什麼樣的法律」，《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第74頁。

韋伯，德國經濟學家。其主要興趣不在於法律，但他的觀點對法律有很大的影響。

1、要理性的預演算法律的後果。法律制定出來後，到底有那些影響，又會影響誰？

2、文化、精神、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於參與市場經濟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獲得利潤的。資產者、經濟參與者特別注重對長期利潤的精細的系統的計算，即數目字的管理。資本主義經濟是規模經濟，注重長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機。這種長期的投資和規模性的經濟，使得機會成本和風險增大，於是要求有一定的預期和規則，從而對各種可能的風險作出預測並提出對策，保證收到預期利益。

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這種市場經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統一的法律使得人們的預期在原則上得到了滿足。反過來，這種市場經濟又要求法律必須是理性的，即堅持邏輯原則的始終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證市場經濟的參與者都有預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講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事實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

而之所以在歐洲產生這種理性化的法律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乃是因為在西方社會理性主義的文化傳統非常久遠，同時業已形成的統一的民族國家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有著保障作用。

3、法律的類型

形式理性

實質理性

形式非理性

實質非理性

形式：帶有普遍性的東西。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原則、原理。

實質：具體的，個別的，不系統的。

理性：運用法律的狀態，在目的明確的條件下，對於最佳手段的合理選擇。特別強調法官運用各種手段調整沖突。這種理性應該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認的理性。換言之，理性就是指規則的適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結論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1）、實質非理性

例子：所羅門國王對於兩個婦女爭奪一個孩子的判決。

分析：沒有人知道國王運用的是什麼規則，以及為什麼運用之。只知道結果是非常合理、公道的。（沒有人知道其規則和推理）

（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規則，但推理過程沒辦法預測。

（3）、實質理性

例子：張金棟案。法院似乎把公憤也帶了進去。

分析：推理過程是理性的。但規則是不明確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規則和政治原則。法律的原則變得模糊不清了。換言之，法律規則不是明確的，確定的。

（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了一個案子。A偷了一架飛機，從一州飛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據是：禁止盜竊機動運輸工具。但A上訴至最高法院，聲稱自己偷的是飛機。不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最高法院最後同意了A的說法。釋之。

分析：有固定的規則，推理過程也很明確。但結論未必是合理的。

韋伯本人比較偏好形式理性。認為形式理性是資本主義最好的選擇。但他也認為無法論證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韋伯承認相對主義的文化觀，認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種分類，不是絕對的。這只是一種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理想型的概念，幫助我們理解各時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實上，每個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幾種類型於一身。

但總體上來說，西方法律與東方還是不同的。

4、行為的意義和理解

韋伯強調意義和理解。先看一個人的行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麼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為人賦予行為什麼意義。（對刑法也有作用）

這並不是說我們都能知道其中的意義，但我們要盡量的去理解之。

這對於理解一個法律文化的產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專門人員負責實施的一種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種秩序。這帶有行為主義的意味。強調法律的社會性，而不僅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種合法的秩序。強調人的主觀的下意識的認同。由此區分了基於認同的秩序和基於暴力的秩序。

再次，強調了專門人員的作用。強調法律的職業化。現代的法律職業是與現代的官僚制聯系在一起的。

（2）官僚制

官僚制和現代法治是同義語。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員根據工作能力決定其位置，其活動根據組織規則和國家法律，其許可權有法律規定，並同時負有相應的義務和責任。下級要服從上級，但不是服從作為上級的那個個人，實際是服從法律。（注意這也不是絕對的。）

只有這樣，現代經濟、政治才能大規模的、理性而有計劃的運作。現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現代的官僚制，它是維持現代經濟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韋伯對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

○公務是連續的，不因個人的原因而中斷

○機構是依明確的規章組織進行的

a. 官員適用非個人化的標准。

b. 給予官員執行公務的必要權力，並不受追究

c. 權力和實行權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個官員的職責和權威都是等級的構成部分

○雇員都不擁有行使職權必要的物質，但可使用之

個人收入和公務收入是嚴格分開的。可以使用執行公務所必須的物質條件，但必須對使用負責。

○官員沒有權力處理他的職務，無權出售和繼承

○所有的公文必須通過文件，保證機構能夠運轉起來

（3）官僚制的優點是可預測，有效、穩定。缺點是沒辦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乃至形成一個鐵籠。（韋伯是最早預見到現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

（4）對於中國的啟示。

第五講 馬克斯。韋伯 下

參考文章：《認真的對待人治》

第六講 迪爾凱姆

迪爾凱姆，近代法國最著名的社會科學家。主要著作有：《論社會的勞動分工》、《社會學方法的准則》、《論自殺》等。

迪爾凱姆的研究方法與馬克思和韋伯不同。馬克思的方法是哲學的方法，韋伯強調的是解釋（個體解釋學的傳統），而迪爾凱姆則注重實證研究和宏觀把握。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當中的個人。（與韋伯不同，迪爾凱姆認為在社會學研究中不應考慮行為人的感覺，其實很多人是自己給自己找理由，不能當真的。迪爾凱姆強調總體特徵，必須把群體特徵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否則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這正是功能主義的觀點。）

其實證主義和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人類學上的結構功能主義也有迪爾凱姆的影響。

迪爾凱姆非常強調人的社會性。認為只有把人放到社會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還是要研究社會是怎麼維系的。由此，他非常關注整個社會是怎麼連在一起的，這就是社會的一體化問題或社會的團結問題。

與此相適應，迪爾凱姆的研究方法的特點是：反個體主義，總是在把握總體的情況下研究個體。

比如他對於自殺的研究。個別看來，似乎自殺總是一個個人的事情，與個人的經歷、情感等等有關，但迪爾凱姆卻把歐洲各國的的自殺統計數據總結起來進行研究。發現地域、宗教信仰、年齡、性別等等因素對於自殺都有影響。這樣自殺就不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不是一個個人想不開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社會事實。

迪爾凱姆強調從經驗和事實研究社會，這是可能的。但事實並不是可以直接觀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覺到。不是我們看到了什麼東西，而是我們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會關系。所以我們才理解社會、國家、家庭、教授等等現象。這些事實與我們看到的太陽、石頭等不同，它們是社會事實。

社會事實，就是不易改變的、對個人有強制的、對人的行為有社會制約的、凌駕於個人或某個集團之上的一種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對社會具有制約性的方式。

比如社會學意義上的法律並不需要明文規定和執法，卻還是存在的。這對我們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規范都寫在法條上。

那麼怎麼觀察和研究社會事實呢？藉助可見標志。通過這種可見標志來觀察之。（仍可以男女誰有同情心為例，把同情心轉化成可測量的事實。）

那麼法律是什麼呢？

法律是一種社會事實，兵不一定需要通過法條規定、法律執行來表徵。

法律同時又是一個社會的可見標志。可以用來觀察一個社會的連帶關系，一體化過程。

社會整合問題

迪爾凱姆認為，傳統社會是一種機械性一體化的社會，而現代社會是一種有機一體化的社會。

在傳統社會，沒有太大的社會分工，人們是通過社區的、每個個體的宗教、文化、種族、語言等因素聯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這個社會的核心標准。人們缺乏個性，關系親密，有共同的集體良知代表特定社會的共同觀念、情感。這種集體良知不是個體能改動的，是一種保守勢力，任何人侵犯之都會受到懲罰。

在現代社會，表面上看去每個個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實不是。由於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人口流動的增加，交通、通訊的發展等，使得社會分工成為一種必然和必需。人們日益專業化的同時履行著不同的社會職能。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體良知碎裂化，個人主義取代了原來的集體主義。但集體良知的碎裂並不必然導致社會瓦解，因為現代社會由於分工的專業化使得人們必須聯系在一起，相互依賴。社會仍然能保持連帶，這種連帶對維系社會更有力，是一種有機連帶。

不過，我

Ⅵ 朱蘇力是誰

蘇力（朱蘇力），祖籍江蘇東台，1955年愚人節（因此很不聰明）出生於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測繪（最高軍職為班長），1976年6月退伍後當測繪工人，遊山玩水8年，喜好寫點新詩，一度想當詩人。1978年因高考成績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註：當時錄取分數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讀法律書，每每歪曲馬克思的話（大意是「我總是把法律放在哲學和歷史之後」）為自己的不務正業辯解。終於於1982年獲得法學學士，並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別有所思，赴廣東海關分署「從政」。兩年後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就讀於張國華教授門下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一年後，赴美自費公派留學，先後就讀於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獲LL.M（1987，美國商法與稅法）、M.A（1992，美國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學科研究）學位。實驗生活多年，幾度見異思遷，專業換了不少，飄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覺悟自己別無所能，只能讀書、教書。1992年歸國，任教北京大學法律系，先後聘講師（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導師（1997）。

主要著作：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
《閱讀秩序》，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學問中國》（與趙汀陽、汪丁丁、盛洪等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法學卷（與賀衛方共同主編，與強世功、賀衛方、李貴連、方流芳、張志銘合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規制與發展》（主編，與葛雲松、張守文、高丙中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
《也許正在發生——轉型中國的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

主要譯著：

《法律的運作行為》，布萊克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與唐越合譯）。
《法理學問題》，波斯納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
《憲政與分權》，維爾著，三聯書店，1996年。
《美國憲法在海外》，亨金斯編，三聯書店，1996年（鄭戈、趙曉力、強世功譯，朱蘇力校）。
《憲政與民主》，埃爾斯特等編，1996年（潘勤、謝鵬程譯，朱蘇力校）。
《司法過程的性質》，卡多佐著，商務印書館，1998年。
《國家篇•法律篇》，西塞羅著，商務印書館，1999年（沈叔平、蘇力譯，蘇力校）。
《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理查德.A..波斯納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

主要論文:

《福柯的刑罰史研究及其對法學的貢獻》，《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法律文化的一點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法律規避與法律多元》，《中外法學》，1993年第6期。
《讀勞倫斯•卻伯的〈美國憲法〉」》，《中國書評》（香港），1994年9月總第1期。
《跨文化研究中的社會控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4年冬季號，50，000字 。
《反托拉斯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市場經濟導刊》，1994年第3期。
《法律活動專門化的法律社會學思考》，《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
《市場經濟形成中的犯罪違法現象--法律社會學的思考》，《中外法學》1994年第6期。
《關於對抗制的一些法理學和法律社會學思考》，《法學研究》，1995年第4期。
《法學研究規范化、法學傳統和本土化》，《中國書評》（香港），1995年3月總第4期。
《變法、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外法學》，1995年第5期。
《什麼是法理學？》，《中國書評》，1995年總第5期。
《市場經濟與立法原則》，《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
《〈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葯案和權利》，《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
《美國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對我們的啟示》，南京大學《法學評論》1996年春季號。
《從契約理論到社會契約理論，一種知識考古學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法學本科教育的一些思考》，《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讀〈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書評》，1996年11月。
《關於中國法治建設的幾點感想》，《湘江法律評論》，第1卷（1996）。
《把道德放在社會生活的合適位置》，《東方》，1996年第5期。
《什麼是你的貢獻？》，《中國書評》（香港），1996年5月總第10期。
《再論法律規避》，《中外法學》，1996年第4期。
《現代法治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秋菊的迷惑和山杠爺的悲劇》，《東方》，1996年第4期。
《The Function of Legal Evas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From a Socio-legal Perspective》，Legal Development in China，Sweet & Maxwell，1996。
《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確》，《讀書》，1997年第2期。
《閱讀中國市場經濟的秩序》，《公共論叢》，1996年總第2期。
《我和你都深深嵌在這個世界之中》，《天涯》，1997年第6期。
《解釋的難題，對幾種法律文本解釋方法的追究》，《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
《後現代思潮與中國的法制與法學》，《法學》，1997年第3期。
《法律文化類型學研究的一個評析》，《學術思想論叢》，1997年，第2卷。
《社群主義的挑戰？》，《公共論叢》，1997年，總第4期。
《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與法治》，《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
《反思法學的特點》，《讀書》，1998年第1期。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法學的分類》，《讀書》，1998年第3期。
《為什麼『送法下鄉』？》，《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2期。
《'法'的故事》，《讀書》，1998年第7期。
《The Paradoxes in 20th Century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Legal Development》, Law Journal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vol．28，part 3，pp．429-439。
《哈耶克自由論證的得與失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
《More on Avoidance of the Law》，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XIX no．4，1998 winter.
《法律社會學調查中的權力資源》，《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6期。
《認真對待人治》，《華東政法學院學報》，創刊號，1998年12月。
《發現中國的知識形態》，《學術思想評論》，第4卷（1998）。
《'酷'一點》，《讀書》，1999年第1期全文以「冷眼看婚姻」為題收入，李銀河、馬憶南編：《婚姻法論爭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基層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考察與思考？》，《北大法學評論》，第1卷，第2輯。
《經濟學帝國主義》，《讀書》，1999年6期。
《學術批評的學術標准》，《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法律與科技問題的法理學重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
《法院的審判職能與行政管理》，《中外法學》，1999年第5期。

主要譯文：

《尼采•譜系學•歷史學》，福柯，《社會理論論壇》，1998年第5期；《學術思想評論》，1999年總第4期 。
《「危險個人」概念的產生》，福柯，《社會理論論壇》，1998年5期；《學術思想評論》，1999年8月總第5期。
《歷史、傳統和社會學的方法》，卡多佐，《外國法譯評》，1998年。
《司法中的社會學方法》，卡多佐，《中外法學》，1998年。
《作為符號性分類的公民與敵人》，亞里山大著，集於《國家與市民社會》（鄧正來、亞里山大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美國市民社會的語式》，亞里山大和史密斯著，集於《國家與市民社會》（鄧正來、亞里山大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與方朝暉合譯）。

網上文選：
走不出的背景（2004年6月16日在北大法學院畢業典禮上的致詞）
需要中國的法律學術批評(代發刊詞)
你看到了什麼？
面向中國的法學
不會忘記的承諾——在北京大學法學院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致辭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法制問題
解釋的難題——對幾種法律文本解釋方法的追問
可別等成了「戈多」——關於中國「後現代主義法學研究」的一點感想或提醒
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普性及不足（西南政法大學五十周年學術講座）
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
認真對待人治——韋伯《經濟與社會》的一個讀書筆記
《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葯案和言論自由
語境論——一種法律制度研究的進路和方法
感受中國法律的現代性——《為什麼『送法上門』？》的一個注釋
鄉土社會中的法律人
制度變遷中的行動者——從梁祝的悲劇說起
當代中國法律中的習慣——一個制定法的透視
我和你都深深嵌在這個世界之中——從黛安娜之死說起
法律如何信仰？——《法律與宗教》讀後
道德理論、說教與法律――《道德與法律理論的疑問》譯序
從契約理論到社會契約理論——一種國家學說的知識考古學
現代法治的合理性與可行性——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
法律與科技問題的法理學重構
從禁忌到理性——《性與理性》
蘇力教授浙大對話實錄
知識在法律中的力量——波斯納《反托拉斯法》代譯序
也許正在發生——中國當代法學發展的一個概覽
「酷(cool)」一點

朱蘇力:中國傳統文化與法治現代化——朱蘇力教授北京農學院講座紀錄
朱蘇力:社會科學研究需要人文底蘊嗎——在北京大學的講演（節選）
朱蘇力：法律社會學調查中的權力資源――社會學調查過程的一個反思
朱蘇力:《趙氏孤兒大報仇》：復仇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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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

書名：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作者：蘇力

豆瓣評分：8.6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11

頁數：356

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以交叉學科為背景，從淺近的社會法律問題入手，集中討論了中國當代法律和法學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例如：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法律本土化、法律專業化、市場與法律的替代問題，以及法學研究方法論等。其學術背景涉及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闡釋學、語言哲學等。以力求從平易中展現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不可分割的關系，創造性地把交叉學科的知識引入到中國的法學研究中來，並融合進中國法學。

作者簡介：

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祖籍江蘇，1955年愚人節出生於安徽合肥。少年從軍，再當工人；1978年恢復高考後，復轉軍人進了北大法學院。1985年讀研期間赴美留學，先後獲碩士、博士。1992年回北大法學院執教至今。先後發表論文、書評100餘篇，出版過個人專著、文集和譯著20餘部，包括：《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2007）《法官如何思考》（譯著，2009）《並非自殺契約》（譯著，2010）《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修訂版，2011）《走不出的風景》（2012）《波斯納法官司法反思錄》（譯著，2014）。

Ⅷ 法律社會學的概述

20世紀初在西方興起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法社會學。由於學科內支派繁多，對它尚無確切的定義。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法律社會學是將法律置於其社會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學和法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有助於人們從社會整體觀念出發，認識法律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作用，從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製作用解決社會問題。
法律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法律社會學正是要研究社會的基本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這是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會學最主要的研究內容之一，也是歐洲法律社會學的主要內容。比如，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為什麼農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許有一個社會生活環境的問題。我們發現許多復雜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會即現代商業社會設計的。
另外，法律社會學也從微觀的角度進行研究，把法律的實施看作是社會博弈。一項法律制定出來後，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社會博弈，不可能要求人們完全的毫無反應的依法律而為。（「法律必須被信仰」，這句話所描述的狀態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每個人對法律都會有所反應。
法律社會學是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糾正。法律形式主義雖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決大量的社會問題。如最高院關於「姦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釋，如果單從刑法理論的角度考慮的話，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一旦放到社會中去，問題就出現了。比如，有可能觸犯這一條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的迴旋餘地大了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舉證責任會有什麼變化由此檢查機關的資源配置又會有什麼變化呢？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見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
法律社會學當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會學可以看到社會條件、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乃至微觀上的個人的行動對法律的影響。
很多問題都可以納入法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如女權主義、同性戀問題，以及在國際交往中出現的不同社會的不同做法如對待安樂死的態度問題，西方由於基督教的傳統和某些技術問題而對安樂死相當慎重。（再如人工流產問題，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問題，等等。）我們僅僅通過概念法學的角度都很難理解這些問題。只有把部門法的邊界打破，把學科的邊界打破，問題才能達到很好的認識和解決。

Ⅸ 如何評論北大法學院教授蘇力(朱蘇力)

北大法學院教授蘇力(朱蘇力)是知識淵博的一位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法律、西方法律史、美國商稅法、法社會學、美國法律制度、法哲學、法律經濟學分析、比較法、比較法律文化。

北京大學法學院（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成立於1999年6月26日，其前身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北京大學法律學科發軔於1904年，在中國現代法學教育中歷史最為悠久。

自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大學法學院取得了飛速發展，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科建設、推進國家法治建設等方面，始終走在全國法學院校的前列。

歷史沿革：

1898年，京師大學堂設立，當年即開設法律學課程。1904年，京師大學堂首設「法律學門」，開中國近現代大學法律專門教育之先河。1919年，北京大學法律學門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其時，名家治學，教授治校，育人報國，盛象空前。1927年，北京大學法律系並入北京法政大學。

1929年，復設北京大學法律學系。1930年，改北京大學法律系為北京大學法學院，設政治、經濟、法律三系。1938年，北京大學法律系並入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設法律、政治、社會、商學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