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402403裁判文書網

『壹』 4．甲委託乙銷售一批首飾並交付，乙經甲同意轉委託給丙。丙以其名義與丁簽訂買賣合同，約定將這批首飾以高

1、正確答案：C。
2、解題過程：
答案A，乙的轉托行為無效。該答案錯誤，理由如下：
題目給的信息，乙的轉托行為經甲同意，同時甲乙之間形成的是委託關系，甲委託人，乙受託人，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400條，受託人應親自處理委託事務，受託人經委託人同意，可以將委託事務轉托第三人，經同意的轉委託，受託人可以直接就委託事務指示第三人，受託人僅就對第三人的指示和對第三人的選任承擔責任。
轉委託未經同意的，由受託人為自己所轉託人的行為承擔責任，但在緊急情況下為了保護委託人的利益，而需要轉委託的除外。
據此，答案A錯誤。
答案：B丙與丁簽訂的合同直接約束甲和丁，該答案錯誤，理由如下：
題目給的信息，丙在乙經甲同意轉委託後，甲是委託人， 丙是受託人，丙與丁訂立買賣合同，約定甲委託給丁出售的首飾高於市場價格百分之10，但丙需要贈送給丁箱包。
丙與丁訂立的買賣合同，已經超出了甲委託給丁處理首飾銷售事務的范疇。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402條，受託人在委託人的授權范圍之內，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及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直接約束受託人及第三人的除外。
基於丙與丁訂立買賣合同的內容，超過甲的授權范圍，因此該合同直接約束丙與丁
據此，答案B錯誤。
答案C，丙應當向甲披露丁，甲可以行使丙對丁的權利，該答案正確，理由如下：
依據事實，丙與丁訂立買賣合同，約定出售給丁的首飾高於市場價格百分之10，丙贈送給丁箱包，丙又與戊訂立箱包買賣合同，後因戊不交付箱包，導致丁收到首飾後，以為收到贈品為由拒絕支付首飾價款，丙導致丙對甲不能履行義務。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403條，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的，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張受託人對其的權利，但在訂立合同之時，第三人知道是該委託人的則不會訂立的除外。
因此，丙以自己的名義與丁訂立買賣合同，又因為丁的原因對甲不能履行義務，丙應當向甲披露丁，甲可以向丁主張丙對丁享有的權利。
答案：D丙應當向丁披露戊，丁可以向戊主張丙對戊的權利，錯誤。
依據事實部分，丙與丁形成的是買賣合同的法律關系，而非委託合同的法律關系，因此，因戊不向丙交付箱包導致丙對丁形成的違約，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403條的規定，
據此，答案D錯誤。
關於丙與丁還有戊之間的法律糾紛如何解決。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21條，當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違約的，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對方承擔違約責任或者採取補救錯誤，當事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法律糾紛按照合同約定或者有關法律予以解決。
據此，丙應當向丁承擔不交付箱包的違約責任，丁應當向丙支付購買首飾的價款，當然，如果甲越過丙向丁主張權利，首飾價款應當直接支付給甲。
丙與戊之間的，因為戊不向丙交付箱包導致丙對丁的違約，依據丙與戊之間的買賣合同約定或者有關法律另案處理。
司法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21條、400條、402條、403條、404條

『貳』 合同法第402條規定了什麼內容

合同法第402條已失效，該條遷移至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條，規定了以下內容：在委託人的授權范圍內，受託人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效力及於委託人，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條
委託合同是委託人和受託人約定，由受託人處理委託人事務的合同。
第九百二十條
委託人可以特別委託受託人處理一項或者數項事務，也可以概括委託受託人處理一切事務。
第九百二十五條
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在委託人的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叄』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肆』 依照中國《合同法》，通過直接代理訂立的合同與通過間接代理訂立的合同在委託人和第三人雙方的法律關系

直接代理就是代理人直接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從事法律行為，產生的效果直接歸屬被代理人，也就是說在委託人和第三人之間直接成立法律關系
間接代理一般根據合同法402、403條來解決，雙方間的關系會比較復雜
第四百零二條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在委託人的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
，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
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四百零三條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
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
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但第三人與受託
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除外。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
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
定的相對人。
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
辯。第三人選定委託人作為其相對人的，委託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
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

『伍』 民間借貸糾紛，如何在企業和法定代表人之間

一般而言，在原固有的思維中，企業法定代表人的職務行為屬於代錶行為，根據《民法通則》第38條、《公司法》第13條等相關規定，多數會將法律效果歸屬於公司，個人往往不擔責。
另如個案中，企業法定代表人，往往以簽字是代表公司的行為，借款也是實際用於公司經營為由，認為借款主體是公司。尤其是出現法定代表人（同時系股東）變更（同時股權轉讓）時，公司也有抗辯稱，應由前法定代表人承擔責任【（2015）普民二（商）初字第1000號】。
但事實上，自從民間借貸解釋第23條出台，原並存的幾種爭議觀點逐漸歸一，公司因借貸問題與法定代表人之間那些的「罅隙」更縮小許多，法定代表人免責抗辯往往有些蒼白。
民間借貸解釋第23條，尤其是第2款：
企業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以個人名義與出借人簽訂民間借貸合同，所借款項用於企業生產經營，出借人請求企業與個人共同承擔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該款文字描述較清楚，但實務中遇到一些有意思的問題。

一、法定代表人以自己名義借款，公司是否應為共同借款人？

A企業法定代表人甲以個人名義向乙借款並簽署借款合同，且在落款處加蓋A公司公章，後因無力還款出現糾紛，出借人乙只以A公司為被告起訴償還借款。
一審法院駁回原告乙的訴訟請求，乙上訴，二審駁回。
問題出在哪裡？原告乙堅持認為，A公司系該案中的共同借款人，依據民間借貸第23條第2款確立訴請，是沒有問題的。
法院認為，滿足該第23條款情形的，企業應當作為共同還款人與法定代表人承擔共同還款的責任，但主張企業還款的請求權基礎（雖在第23條），企業並不是以借款人的身份承擔還款責任；此與企業本身系借款人，出借人主張企業還款的請求權基礎並不相同。
參見上海中院案例（2016）滬01民終**64號，借款人須以合同內容確定，不僅存有公司簽章便認定借款人身份。

根據《民間借貸糾紛裁判思路與規范指引》中觀點（P163），當事人對於借款人究竟是企業法人還是法定代表人個人發生爭議的，可考慮按照下列方式處理：
1、企業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以企業名義簽訂借款合同，企業作為當事人，這是由合同相對性以及法定代表人履行的職務行為所決定的。
但是，如果出借人或企業能夠所借款項完全用於企業法定代表人個人生活或者其他原因使用，可以將企業法定代表人列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
2、企業法定代表人以個人名義簽訂借款合同，個人作為當事人。
但是，如果企業同意還款或者所借款項用於企業生產經營的，根據出借人的請求，也可以將企業與企業法定代表人列為共同被告。
至於，單位工作人員為本單位生產經營需要，以自己名義與出借人發生資金借用行為而引起民間借貸糾紛，應當如何確定當事人？
須審查借款行為是否屬於職務行為、代理行為、表見代理構成要件，具體可參見合同法第49條、402條。
二、判決書行文表述
符合第23條第2款款情形的，在裁判文書網中，以上海法院系統為例，多數案件直接以【「法定代表人+公司」歸還借款】的行文表述，較少數以【「法定代表人」歸還借款+「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形式行文。
對於後者，個案中，如（2015）黃浦民二（商）初字第608號，原告第一、二項訴請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擔歸還本金及利息；第三項訴請則要求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法院在審理中，認為，根據第民間借貸第23條第2款，出借人要求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得以支持。

『陸』 受託人含義是什麼

受託人（又稱被委託人或受委託人）是指具有相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接受委託人的委託指示從事相應的民、商事活動或者訴訟、仲裁活動的人。
產生形式
1.授權
基於授權而形成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間
由法律直接規定賦予的公民權人為授權人，因他人授權而取得權利的人為被授權人。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間因授權而形成委託(代理)關系，在委託合同中當事人之間形成委託關系，授權人為委託人，被授權人為被委託人(受委託人、受託人)；在委託合同外當事人與第三人之間形成代理關系， 授權人、委託人為被代理人，被授權人、被委託人(受委託人、受託人)為代理人。
2.委託
基於委託合同而形成委託關系
《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條委託合同是委託人和受託人約定，由受託人處理委託人事務的合同。
3.代理
基於法律法規直接規定或當事人之間的授權(委託)而從事程序法律關繫上的活動。
代理定義是一個對外概念，即當事人向第三人闡述身份時的概念名稱。
代理分為：委託代理、法定代理、指定代理
在委託代理關系中，根據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理論上又將其分為以下幾種：
(1)直接代理
《民法通則》63條：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
代理人在代理許可權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
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雙方當事人約定，應當由本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不得代理。
(2)間接代理
間接代理又分為：顯名間接代理與隱名間接代理
①顯名間接代理
《合同法》402條：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在委託人的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②隱名間接代理
《合同法》403條：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但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除外。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
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第三人選定委託人作為其相對人的，委託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

『柒』 《合同法》第402條

你好。

這個屬於代理。代理的定義中關於「名義」的問題是這么定義的：「代理人一般應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從事代理行為」。比如隱名代理（本案就是隱名代理）

本案中，代理是指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關系，這個和名義沒有直接的關系，例如委託人可以要求受託人以受託人的名義行使行為，這個也屬於代理。而受託人只要向第三方披露委託人的存在，並且第三方有理由相信這個行為是由委託人委託的，則可以要求委託人受合同的約束。

附上代理的特徵：1．代理行為是能夠引起民事法律後果的民事法律行為。
2．代理人一般應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從事代理行為。
3．代理人在代理許可權范圍內獨立為意思表示。
4．代理行為的法律後果直接歸屬於被代理人。

附上代理的分類，注意最後的隱名代理：
分類依產生的根據不同，分為：
一
①委託代理，又稱意定代理，即代理人依照被代理人授權進行的代理。
②法定代理，是根據法律的規定而直接產生的代理關系，主要是為保護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合法權益而設定，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代理。
③指定代理，即代理人依照有關機關的指定而進行的代理，如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一方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而沒有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之間相互推諉，或法定代理人與被代理人之間有利害沖突的，由法院另行指定代理人的代理。代理人享有的代理權是指定的，與被代理人的意志無關，無須委託授權。
二
①本代理
②再代理。再代理又稱復代理，指代理人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轉托他人實施代理的行為。與此相對，由代理人親自進行的代理則為本代理。
三
①顯名代理。所謂顯名代理是指代理人所進行的代理行為，必須以被代理人本人的名義進行。
②隱名代理。所謂隱名代理，是代理人雖未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但實際上有代理的意思，且相對人明知或應當知道，從而在法律上亦發生代理的效果。

有問題可以繼續聯系我。

『捌』 全國民事案件訴訟查詢

全國民事案件訴訟查詢，大部分已經公開，可以憑相關案件信息登錄以下網站查詢。網址如下：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www.court.gov.cn/zgcpwsw/

民事案件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為方便審理和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根據法律關系的性質對受理案件所進行的分類。

人民法院審理、判決民事案件在實體上主要適用《民法通則》、《合同法》、《婚姻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證券法》、《票據法》、《商標法》、《專利法》、《房地產管理法》等民事、商事法律規范。程序方面適用《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證據規定》。

民事訴訟是訴訟的基本類型之一。法院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參加下，審理解決民事案件的活動以及由這種活動所產生的訴訟關系的總和，特點：

（1）民事訴訟既包括法院依法進行的審判活動，也包括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進行的訴訟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法院和各訴訟參與人之間發生訴訟法律關系；

（2）法院的審判活動對民事訴訟的開始、發展和終結具有決定性作用，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活動則對民事訴訟的開始、發展和終結具有很大影響；

（3）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圍繞解決民事糾紛這一基本任務，由若干各有其中心任務的階段組成，同時各個階段相互銜接，依次連續進行。對民事訴訟的涵義，國外訴訟理論有不同學說。大陸法系國家一般認為，民事訴訟是法院根據當事人請求保護其私法上的權益的程序。

(8)合同法402403裁判文書網擴展閱讀：

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相比有本質的不同：

1、性質不同。民事案件主要是關於民事權利、義務性質的糾紛，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性質。而刑事案件則是危害社會、觸犯刑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犯罪，屬於階級矛盾性質。

2、適用的實體法不同。民事案件所適用的實體法是民法通則、婚姻法、海商法等。而刑事案件所適用的法律是刑法。

3、適用的程序法不同。審理民事案件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而審理刑事案件則適用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進行審理。

『玖』 什麼樣的合同屬於涉他合同

論涉他合同

朱保東*

對於涉他合同的概念，有人將其翻譯為Contract Related with A Third Person(1)。依此英文翻譯，涉他合同即是與合同外的第三人相關聯的合同。涉他合同既包括合同效力的渉他性，又包括合同主體的渉他性。前者指合同為第三人設定了權利義務，典型者如保險合同，後者則僅指合同的履行中有第三人介入，第三人並未因介入合同而獲得獨立與合同當事人的新的權利義務，典型者如合同轉讓。因後者與當事人權利義務無渉，故學人鮮作專題研究，以致在探討涉他合同或者渉他契約時把後者直接從相關概念中剔除出來，而僅指前者。如台灣著名的民法學者鄭玉波先生即認為 「涉他契約為其內容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包括兩種情形：其一，合同雙方當事人約定，由一方使第三人向另一方為一定給付，此謂『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其二，合同雙方當事人約定，由一方向第三人為一定給付，此謂『向第三人給付之契約』」。（2）大陸學者尹田教授等人也采此一見解。為論述方便，下文所述若無特別說明均隨通說，特指合同效力的渉他性。本文將從涉他合同的歷史沿革並結合我國合同法的總則和分則的規定來論述我國合同法關於涉他合同的立法規定及立法展望。
一、歷史沿革
台灣學者通常將涉他合同分為「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和 「向第三人給付之契約」。而大陸學者則將後者稱作利他合同或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當事人約定由一方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為給付，第三人由此取得直接給付請求權的合同。（3）而對前者大陸學者多以負擔合同言之。英國於1999年11月通過了合同第三人法案【contracts （Right of Third Psrties）Act】則可稱作利他合同概念法典化運動的產物了，其比中文利他合同概念更精準地表述出此類合同的法律特徵。國外關於利他合同立法和司法實踐活動相對較早。羅馬法即對合同相對性規則進行了突破，即「向第三人給付並不為債權人帶來利益……當締約人與履約人有利害關系時，更准確地說當向第三人給付是一種本來就應由締約人履行的給付，因而完全可以說後者實質上是在為自己締約時，為第三人的利益締約是有效的」（4）但羅馬法僅在少數例外情況下（如買賣合同中買賣雙方為照顧被轉讓物的承租人而達成的協議；贈與合同中贈與人受贈與人約定，由後者在一定時間後向某個第三人返還物品的協議等）才承認第三人有訴權（5）。作為繼受羅馬法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多在其民法典中對利他合同制度予以確認。《法國民法典》第1121條規定：人們為自己與他人訂立契約或對他人贈與財產時，亦得為第三人的利益訂立條款，作為該契約或贈與的條件，如第三人聲明願享受此條款的利益時，為第三人訂立契約的人不得予以取消。德國民法改變了法國民法的作法，將第三人利益條款予以獨立化。《德國民法典》於第二編「債的關系法」第二章「因合同而產生的債的關系」中專設一節（第3節）詳細規定了「第三人履行給付的約定」，從而建立了完備的利他合同制度。該法第328條規定：「當事人得以契約訂立向第三人為給付，並使第三人有直接請求給付的權利。」關於利他合同有效的理由，在德國民法上甚有爭議，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承諾說，即當事人共同為要約，第三人對之為承諾；二是代理說，即依無權代理之關系，說明第三人取得權利的理由；三是傳來說，即以第三人系受受約人權利的讓與；四是直接取得說，即第三人因當事人之間的契約而直接取得權利。第三人為何直接取得權利，有謂為對於第三人的單獨行為；有謂合同行為；有謂為契約得為對於當事人以外之人發生有利益之法律效力，此為契約說，為今日之通說。（6）此外《日本民法典》第537條、《瑞士債法典》第111、112條、《俄羅斯民法典》第140條及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268至270條亦作出了相應的規定。
在英國法中，並沒有承認利他合同的一般規則，但在司法實踐中，利他合同的效力受到廣泛的重視，並以判例的形式得到確認。在立法上，1996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法律委員會提出《合同法〈第三人保護〉》的議案草案，並於1999年在英國議會通過，利他合同獲得了立法上的依據。其理論依據為「法定允諾說」，即通過法律擬制來認可（被允諾人）債權人之外的第三人也享有訴權。
在美國法中，紐約上訴法院在1859年勞倫斯訴福克斯一案中即已承認第三人訴權，並在以後的波爾訴比爾、塞瓦訴蘭薩姆等案例中得到進一步確認。1932年的美國《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和1980年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對利他合同制度加以完善和發展，擴大了受益第三人的范圍，使利他合同得以在更廣的范圍上予以適用。（7）
可見，不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涉他合同的效力都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
二、我國合同法總則是否規定了涉他合同
新的合同法出台後，有不少學者認為我國合同法第64條、第65條的規定即是涉他合同立法條款。甚至一些參加合同法立法的學者亦持此見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論（總則）》的作者們認為「本條（第64條）規定的是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為第三人利益合同，一些國家及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已有規定，但《民法通則》及被廢止的三個合同法均無規定，我們是第一次在法律中加以確認。」且 「由於合同當事人已經約定向第三人給付，第三人可以向債務人請求履行，即第三人有直接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的權利。」（8）然而依較權威理論，向第三人給付之合同的法律特徵有：（1）合同約定受領給付的第三人一般不受行為能力的限制；（2）合同使第三人對於債務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債權；（3）債權人同時享有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給付之權利。（9）合同法第64條：「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的，債務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按其字面意思並采反對解釋，則第三人在債務人未向其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時無權向債務人主張違約責任。而事實上該條說違約責任其實就是合同責任，而非僅指違約金責任，該條顯然不符合上述第二個特徵。故合同法第64條並不是涉他合同中的向第三人給付之合同。
合同法第65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第三人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債務人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 本條符合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的法律特徵。但因與國外或台灣地區的相關規定有所區別。如法國民法典第1120條規定：「但當事人可以接受使第三人為一定行為的約束，如第三人拒絕為該行為時，約定使第三人為一定行為之人，應負賠償責任」，這意味著當事人就第三人接受合同條件作出擔保，稱為擔保允諾。台灣民法典規定的「由第三人給付之契約」得對債務人產生「使第三人給付」之義務；而我國新合同法所規定的「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情形，對債務人不能產生前述相同之義務，而只能產生債務人對債權人的違約責任。可見，合同法第65條規定仍缺乏必要的渉他性，對第三人無任何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第73條、第74條分別規定了代位權、撤銷權的合同保全制度。因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債的保全也是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例外(10)。在本合同，主債權人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向次債務人行使求償，其間存在兩個合同關系，一是主債權人同次債權人的合同，二是次債權人同債務人的合同，就通過法律規定的形式賦予主債權人法定的權利，就是代位權和撤消權去保護自己權利，這個法定的行為就是利他合同的根據，但沒有次債務人同債務人設立合同的行為，仍不能稱之為利他合同。況且債權人行使合同保全行為僅是其本合同權利的擴張而非增加，故並非涉他合同。
正如上文界定涉他和同概念時指出的那樣，合同轉讓也只是當事人的更替或增加，並不曾單向地為新介入合同的當事人增減權利義務，需要新介入者的同意，也不是通說意義上的涉他合同。
綜上，合同法總則並無涉他合同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