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合同法公司法的案例
Ⅰ 合同法案例分析
乙單位不構成違約。甲單位向乙單位去函是一個要約，而乙單位的回函不是承專諾，是一個新的要約屬，因為回函里的一個要件（價格）有改變，這意味著甲單位的去函失效，而甲單位對乙單位的回函保持沉默，沒有做出回應，則乙的回函的合同關系也不成立。因此，此案例沒有合同關系，也就不存在違約。
主 題： 【法律】實質性變更要約未被接受則合同不成立
日 期： 2007-7-25 9:53:43
作 者：
來 源： 人民法院網
內 容： 裁判要旨
合同簽訂中，如果受要約人對要約內容予以擴張、限制或者變更，便不是承諾，而是對要約的反要約。有關貨物價格、付款、貨物質量和數量、交貨地點和時間、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責任范圍或解決爭端等等的變更，均視為在實質上變更要約，如對方未明確接受，則合同不成立。
案情
2005年4月12日，中國外運山西公司將加蓋其單方「中國外運山西公司進出口貿易部」印章的SA5077號合同傳真發至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大連的辦事機構，向其發出要約。要約主要內容為：同意購買伊朗產鉻礦塊4000公噸，要求三氧化二鉻含量為40％以上，基數為42％。價格為203.70美元/干噸CIF CY中國新港。付款方式為根據裝運港結果即期付款95％，余額5％根據卸貨港結果在CIQ基礎上即期付款。裝運時間為2005年6月底以前裝運第一批2000噸，2005年7月底以前裝運第二批2000噸。裝運條款為允許分批裝運，最小量為1000噸，不允許轉運。信用證開證條款為被告於2005年6月初開立以原告為受益人的100％即期、不可撤銷信用證。
2005年4月13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將合同條款進行兩處修改後復傳給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具體修改為：1.將合同條款第8條的裝運時間由「2005年6月底以前裝運第一批2000噸」修改為「收到信用證後35天裝運第一批2000噸」；2.將合同條款第12條的信用證開證條款由「該信用證開立時間為2005年6月初」修改為「該信用證開立時間為2005年6月3日前」。
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收到對方修改的合同後，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業務負責人宋燕平在合同上簽署了姓名，但未將該合同給對方傳回。
2005年4月14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再次復傳給中國外運山西公司，並在前次改動的基礎上再次對SA5077號合同第11條的裝運條款進行修改，將「不允許轉船」修改為「允許轉船」。並在合同頁首寫明「宋經理收，電話確認，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條款，請復傳！」
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收到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上述4月13日、4月14日兩次復傳後，均未就改動後的合同進行復傳，對方多次催促其履行合同，其未以書面形式答復。
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於2005年6月25日和2005年7月9日將鉻礦石4019.227干噸裝船，並出售給營口新型硅產品有限公司，價格為162.5美元/干噸CNF大連。該合同與原合同相比較，差價為165592美元。
後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訴至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賠償165592美元。
審判
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一、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所在國新加坡及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所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均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締約國，本案所涉及的買賣關系不在該公約第二條、第三條排除之列，因此審理本案應優先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二、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收到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2005年4月12日的發價（要約）後，在4月13日復傳給被告的傳真中進行了兩處修改，該兩處修改附加了開出信用證為裝運前提，同時使裝運時間由2005年6月底可能延後到2005年7月，是對裝運時間的變更。而裝運時間的變更可能影響到交貨時間。因此，依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該兩處修改視為在實質上變更發價的條件，原告4月13日給被告的復傳構成新發價。2005年4月14日，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前次改動的基礎上對合同第11條的裝運條款進行修改，將「不允許轉船」修改為「允許轉船」。並在合同頁首寫明「宋經理收，電話確認，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條款，請復傳！」原告的這次修改是對交貨方式的變更，同樣構成新發價。對於原告的兩次新發價，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已作出承諾，並送達原告的證據。因此，原告關於合同已經成立的主張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所涉合同未成立，對雙方當事人沒有約束力。
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出售給營口新型硅產品有限公司的鉻礦石中，三氧化二鉻的含量在SGS報告中顯示為37.4%，我國商檢局出具的報告顯示為38.82％和38.89％，均不足40％。而原、被告雙方的合同要求三氧化二鉻的含量以42％為基數，不低於40％。因此，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出售給營口新型硅產品有限公司的鉻礦石確實屬於為原告籌備的貨物。再者，鉻礦石中三氧化二鉻的含量低於40％也不符合原、被告雙方所發出要約的要求，即使履行也可能被拒絕付款。
太原中院依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本案訴訟費16716元由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負擔。
一審判決送達後，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本案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評析
本案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在於被告對原告所發要約的兩處修改是否構成新發價，即是否構成對要約的實質性修改，合同是否最終成立的問題。
合同的成立是指雙方當事人依法就合同的主要條款經過協商一致，即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重要標志。如果合同不成立，雙方當事人之間沒有合同關系，也就無須討論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終止、變更和解除的問題，更不存在違約責任的問題。
承諾的內容應當和要約的內容一致，是訂立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只有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能成立。承諾是無條件地全部接受要約條件，因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按要約的全部內容與要約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受要約人對要約內容予以擴張、限制或者變更，便不是承諾，而是對要約的反要約，是新發價。承諾的內容與要約內容相一致，並不意味著承諾的內容與要約的內容絕對完全一致，只要求實質內容一致即可，也就是說只有承諾對要約的內容作出實質性變更才構成反要約，而對於要約的非實質性變更並不影響承諾的成立。目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都採用了這種處理方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十九條規定：（1）對發價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復，即為拒絕該項發價，並構成還價。（2）但是，對發價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或不同條件的答復，如所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在實質上並不變更該項發價的條件，除發價人在不過分遲延的期間內以口頭或書面通知反對其間的差異外，仍構成接受。如果發價人不做出這種反對，合同的條件就以該項發價的條件以及接受通知內所載的更改為准。（3）有關貨物價格、付款、貨物質量和數量、交貨地點和時間、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責任范圍或解決爭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均視為在實質上變更發價的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條規定：承諾的內容應當與要約的內容一致。受要約人對要約的內容作出實質性變更的，為新要約。有關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方法等的變更，是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關於何種變更為實質性變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均認為有關貨物的價格、數量、質量、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履行方式、違約責任和爭議解決方式的變更為實質性變更。二者不同之處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要求更嚴格，採取了窮盡列舉方式，除上述列舉外未允許作其他擴張解釋，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在上述列舉後使用了「等等」字樣，表明該公約允許裁判者在裁判時根據合同的具體情況作出何為實質性變更的判斷，賦予了裁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本案中，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對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所發要約的三處修改中，第一處和第二處附加了開出信用證為裝運前提，改變了裝運時間，屬於對合同履行期限的變更。第三處將不允許轉船修改為允許轉船，屬於對合同履行方式的變更。上述幾處修改完全屬於《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規定的對要約作出實質性變更的情形，構成新要約。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主張合同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被告賠償損失的主張不應予以支持。
該案案號為：（2006）並民初字0036號
案例編寫人：山西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 楊效熙
Ⅲ 案例關於合同法
案例1: 2003午10月，周某與某公司簽訂了為期1年的勞動合同。合同約定，實行計件工作制，每件產品0.5元，日定額80件。不能完成定額，將從已經加工的件數中扣除相當件數的加工費。由於周某沒有加工該產品的經驗，不了解加工每件產品需要花費的時間，公司招聘人員也沒有做相應的解釋，便草草地簽訂了合同。在工作過程中，周某發現加工每件產品至少要花費10分鍾，每天工作8小時根本無法完成定額。周某向公司提出降低勞動定額並適當增加每件產品的加工費，遭到公司拒絕。周某遂向公司提出終止勞動合同。公司告知周某，違反勞動合同必須支付違約金。雙方經多次協商未果，2004年1月，周某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要求終止該合同的效力。
案例2 :張某於1998年6月受聘於某公司，雙方簽訂了為期2年的勞動合同。2000年6月，勞動合同到期。由於公司業務較為繁忙，雙方沒有解除勞動關系，同時也沒有續訂勞動合同。2000年8月，某公司向張某下發了《終止勞動合同 通知書》，張某在通知書上簽了字。此後，張某在辦理工作移交手續期間，因病住院治療。張某向某公司提出：暫緩解除勞動關系，順延至醫療期滿。某公司認為，張某已經在《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上簽字，雙方的勞動合同關系已經解除。張某在勞動合同關系解除後患病，與公司無關，公司不能給予其醫療期待遇。張某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請仲裁，請求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
案例3: 張某是某軸承廠技工。2004年2月，張某在工作中因違反安全操作規程，受到車間主任的批評。張某不服氣，遂在加工軸承的過程中故意違反安全操作規定，致使多個軸承報廢。同事對其進行勸說，但張某置若罔聞，仍然違章操作，發生意外。在意外中，張某受傷致殘。事後，張某要求享受工傷待遇。工廠認為，張某是蓄意違章發生的意外，不能按工傷對待，拒絕為張某申請工傷認定。張某向當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當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經調查核實，認定張某所受傷害不屬於工傷。張某遂提起行政復議。
案例4:2001年3月，劉某被某公司錄用為經理秘書，合同期限為6年。合同約定：從錄用之日起3年內劉某不得結婚，否則公司有權解除勞動合同。一年以後，因劉某男友單位集資建房，為了報上名，劉某與男友結了婚，不久懷孕。
公司以劉某違反合同為由，於2002年6月4日作出了解除與劉某所訂勞動合同的決定，並沒收了其簽訂勞動合同時交納的抵押金5000元。劉某不服，向當地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案例5: 2004年年底，「北大假博士」劉志剛(曾用名劉育豪)偽造了北大的本科、碩士、博士學歷，應聘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以下簡稱鄭州航院)教師職位，該學院信以為真，即與劉志剛商談招聘事宜。為了能讓劉志剛畢業後到學院工作，鄭州航院決定讓其畢業前即可上班。2004年12月份，劉志剛到鄭州航院上班，學院按博士生待遇支付給劉志剛4萬元安家費，三個月工資6000元，並分配120平方米住房一套。劉志剛上班後，多次以自己是北大博士為由，要求提高待遇，不斷和學院提出需要配置電腦、列印機和科研啟動資金等要求。鄭州航院經向北京大學查詢，發現受騙遂向公安機關報案。法院最終以詐騙罪判決劉志剛3年6個月有期徒刑並處罰金4000元。
案例一:1、勞動合同關系不同於一般的合同關系，它屬於一種特殊的合同關系。《勞動法》中對勞動合同的規定相對《合同法》來說就是特別法，只有在特別法沒有規定的時候才適用一般法。
2、本案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用人單位不能要求職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且雙方如果約定試用期的話，在試用期內可以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
3、一般顯示公平的合同解除應該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這里顯然屬於勞動合同糾紛，所以應該向當地勞動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對仲裁結果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訴訟。
案例二：1、視為沒有約定合同期限，雙方均可隨時提出終止勞動合同。但有的地方規定要求用人單位提出終止勞動合同的要提前三十日通知。
2、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會註明合同解除的日期的。
3、下列情形不得解除勞動合同：（一）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並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負 傷，在國家規定的醫療期內的；
（三） 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內的；
（四） 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案例三：1、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工傷：
（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
（二）工作時間前後在工作場所內，從事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的；
（三）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
（四）患職業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認定為工傷的其他情形。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
（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
（二）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
（三）職工原在軍隊服役，因戰、因公負傷致殘，已取得革命傷殘軍人證，到用人單位後舊傷復發的。職工有前款第（一）項、第（二）項情形的，按照本條例的有關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職工有前款第（三）項情形的，按照本條例的有關規定享受除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以外的工傷保險待遇。
2、工傷實行的是無過錯賠償，除非三種法定情形不得認定工傷外，均得認為是工傷。三種情形是：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16條的規定，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因犯罪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二是醉酒導致傷亡的；三是自殘或者自殺的。所以本案應認定為工傷。
Ⅳ 公司法 合同法 經濟法案例
(1)符合。
（2）不符合，因為首次出資額不得低於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因而首次出資額得達到1200萬元。
（3）首先要求丁再補起出資，否則變更注冊資本。
Ⅳ 關於國際商法中 合同法,公司法,票據等的案例及其分析
一本優秀的來國際商法學習指源導用書。全書內容包括：導論，商事組織法，合同法，買賣法，代理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破產法，反傾銷法，國際商事仲裁等。每章包括「概要」「內容提示」「基本概念」「填空題」「選擇題」「簡答題」「論述題」「案例分析」和「參考答案」等欄目。本書案例豐富，習題類型多樣，講解通俗易懂，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村民甲賣給乙5頭牛，合同總價款1萬元，乙先付定金3000元，剩餘的款項在一年內付清，合同約定在乙付清牛款之前，甲保留對5頭牛的所有權。乙將牛牽回家，半年內發生了一下幾種情況： （1）牛一丟失，風險歸誰承擔？ （2）牛二生一小牛，小牛所有權歸誰？ （3）乙將牛三租給別人使用獲得租金400元，租金歸誰所有？ （4）牛四毀壞他人莊稼造成200元損失，該損失誰負責？若乙駕駛牛車在街上行走，牛四因受驚狂奔將行人踩成重傷，如何承擔責任？ （5）乙將牛五賣給丙，所簽合同是否有效？ （6）本案中定金條款是否有效？ 這個是《國際商法》課老師出的案例分析，盡量按照答題模式完整的回答。謝謝
麻煩採納，謝謝!
Ⅵ 關於公司法的一個案例~~急！
1\原則上是不能向白雲公司的股東追償債務的.因為只要組建了獨立的法人的公司就需專由其獨立承擔責任.
2\關於屬掀開公司面紗的運用.即如果股東利用公司的獨立法人性質逃避債務等的,可以要求股東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但這個規則的運用,要收集公司股東過失的證據,實際上並不普遍.
3\再有就是對白雲公司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
Ⅶ 用人單位違反勞動合同法的案例
用人單位違反勞動合同法的典型案例
【案情介紹】
宋某是一名2012年畢業的大學生，經過應聘於2012年10月13日來到石家莊贏弗外語培訓學校做課程顧問工作。宋某在該學校經歷了半個月的學校所謂的培訓期，之後，學校只是以口頭的形式約定了一個月的試用期，工資1000元，沒有與宋某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也未繳納各種社會保險。該學校還向所有員工索要工作服的保證金600元，並且與員工簽訂了一份有關培訓費的協議書，其中約定了培訓費用1000元，服務期限6個月，然而宋某隻是接受的崗前培訓。宋某上班期間，幾乎每天都會延長下班時間，少則半個小時，多則兩三個小時。一天，宋某因家中有事，向部門經理請假一天，部門經理卻一反常態，在11月29日向宋某下達通告，要麼再延長一個月試用期，要麼於11月30日提前結束試用期辭退宋某。對於部門經理的無理要求，宋某氣憤離開學校，並求助於律師，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案件評析】
本案例中，用人單位石家莊贏弗外語培訓學校違反勞動合同法，侵害了其員工宋某的合法權益，有證據證明，學校存在以下違反勞動合同法的行為：自用工之日起不與員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與員工約定和實際所發工資均低於石家莊當地最低工資標准；勒令員工延長試用期；在試用期內，沒有對員工說明理由，提前無故辭退；要求員工繳納保證金；與員工簽訂實為崗前培訓而名為專項培訓的培訓費協議；經常要求員工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費。
第一，學校自用工之日起，不與員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根據《勞動合同法》第10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與員工訂立書面勞動合同。根據《勞動合同法》第82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第二，學校與員工約定和實際發的工資均低於石家莊月工資最低標准。根據《勞動合同法》第20條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單位相同崗位最低檔工資或者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百分之八十，並不得低於用人單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准。2011年7月1日河北省人社廳下發《關於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石家莊市區及郊區，月最低工資1100元。很顯然，學校與員工約定的工資僅為1000元，明顯低於石家莊當地最低工資標准。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應當責令用人單位限期補發差額；逾期不支付的，責令用人單位按應付金額50%以上、100%以下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拒不改正的，處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罰款。
第三，學校違反約定試用期。根據《勞動合同法》第19條之規定，同一用人單位與同一勞動者只能約定一次試用期。學校與宋某口頭約定試用期為一個月，而在試用期即將結束時，提出延長一個月的試用期，明顯違反勞動合同法中有關試用期規定。
第四，學校違反勞動合同法，在試用期內，沒有正當理由辭退員工。試用期是指用人單位對新招錄的員工進行各方年的考察期限，是一個雙方互相了解的過程，在試用期內，一方面可以維護用人單位的利益，給單位考察勞動者是否與錄用要求相一致的時間，另一方面可以維護員工的利益，使員工了解一下單位是否符合勞動合同的規定。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9條第1項，在試用期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員工，用人單位才可以與其解除勞動關系。依據法律，學校需要舉證證明員工不符合錄用條件，且錄用條件需要在招聘員工時書面告知，然而，學校不給任何理由，不進行任何說明，任意辭退員工，嚴重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學校應當依照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經濟補償標準的二倍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
第五，學校違反勞動合同法，要求員工繳納保證金。依據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禁止以各種名義向勞動者收取財物，然而有證據證明，學校要求員工繳納600元保證金，以擔保員工工裝費，這顯然是違反法律的。
第六，學校與員工約定無效的培訓費。根據《勞動合同法》第22條第二款規定的培訓費用，包括用人單位為了對勞動者進行專業技術培訓而支付的有憑證的培訓費用、培訓期間的差旅費用以及因培訓產生的用於該勞動者的其他直接費用。然而，宋某在學校接受的是崗前培訓，這是勞動合同法規定的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學校卻移花接木，以崗前必要培訓當做是法律規定的專項培訓，這些做法都是違反勞動合同法的，
第七，學校經常讓員工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費。學校已經明確約定了具體工作時間，然而學校不嚴格遵守已經制定的時間制度，經常延長工作時間，員工加班後還不支付加班費，違反了勞動合同法，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Ⅷ 誰有關於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巴菲特公司)參加上海金槌商品拍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槌拍賣公司)的拍賣會。此前，上海自來水投資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自來水公司)以董事會決議形式委託其股東之一的上海水務資產經營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水務公司)代為處置其持有的光大銀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國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過競拍取得了上述股權。拍賣成交後，金槌拍賣公司出具拍賣成交確認書，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賣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權轉讓款計人民幣52654492元，並與水務公司簽訂了《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此後，自來水公司拒絕履行該協議，並於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銀行發送中止股權變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無法取得上述股權。巴菲特公司向自來水公司發函要求盡快辦理股權變更申請後無果，遂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自來水公司履行《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將16985320股光大銀行國有法人股予以轉讓。訴訟中，被告自來水公司辯稱：第一，其未向水務公司出具拍賣光大銀行股權的授權委託書，也未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巴菲特公司依據該協議向其主張權利沒有依據。第二，訟爭的股份系國有資產，根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等的有關規定，轉讓國有產權應當履行審批、評估程序，並且按規定進入產權交易場所交易。本次股權轉讓的過程不符合上述規定，轉讓行為不合法。自來水公司遂提起反訴，請求判決確認巴菲特公司與水務公司簽訂的《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裁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1、自來水公司的董事會決議雖未標明為「授權委託書」，但其內容已體現出授權委託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權委託的基本要素，且不違反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依法應認定自來水公司已全權委託水務公司辦理光大銀行法人股的轉讓事宜。水務公司以自己名義在自來水公司授權范圍內與巴菲特公司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載明了水務公司與自來水公司之間有委託代理關系，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第四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該協議可以直接約束自來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權選擇自來水公司或者水務公司主張權利。2、水務公司雖然取得自來水公司的授權，可以代理該公司轉讓訟爭股權，但在實施轉讓行為時，應當按照國家法律和行政規章所規定的程序和方式進行。訟爭股權的性質為國有法人股，屬於企業國有資產。對於企業國有資產的轉讓程序和方式，國務院、省級地方政府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均有相應的規定。根據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制定實施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採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等方式進行。根據上海市政府制定實施的《上海市產權交易市場管理辦法》的規定，本市所轄國有產權的交易應當在產權交易市場進行，根據產權交易標的的具體情況採取拍賣、招標或競價方式確定受讓人和受讓價格。上述兩個規范性文件雖然不是行政法規，但均系依據國務院的授權對《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的實施所制定的細則辦法。而且，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進場交易的目的，在於通過嚴格規范的程序保證交易的公開、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避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受損。因此，《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上海市產權交易市場管理辦法》的上述規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違背上位法的具體規定，應當在企業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貫徹實施。本案中，水務公司在接受自來水公司委託轉讓訟爭股權時，未依照上述規定處置，擅自委託拍賣公司拍賣，並在拍賣後與巴菲特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其行為不具合法性。水務公司依據拍賣結果與巴菲特公司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判決：1、確認巴菲特公司與水務公司簽訂的《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無效；2、對巴菲特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後，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國有法人股為交易標的的股權轉讓糾紛。本文針對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行為的效力認定問題，通過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相關規定的梳理，著重闡釋司法裁判的依據。
一、關於規范企業國有股權 (股份) 轉讓的法律法規的規定
企業國有股權(股份)是企業國有資產的重要表現形式。國有股權(股份)是關繫到國有資產出資人權益的重大事項之一，是國家獲得投資收益的一種方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頒布實施了許多有關國有資產管理方面的規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主要內容，一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二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決定許可權或備案制度；三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程序和方式；四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禁止性、限制性規范；五是關於違反規定的法律責任。擇其最主要的條款，按發布時間的先後列舉如下：《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1991年11月16日國務院令第91號)第三條規定：國有資產佔有單位有資產拍賣、轉讓情形的，應當進行資產評估。《拍賣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條規定：拍賣國有資產，依照法律或者國務院規定需要評估的，應當經依法設立的評估機構評估，並保留評估結果確定保留價。《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2003年12月31日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令第3號)第四條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不受地區、行業、出資或者隸屬關系的限制。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第五條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採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以及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進行。」《企業國有資產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條規定：國有資產轉讓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轉讓全部國有資產或者轉讓致使國家對該企業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應當報請本級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條規定：「除按照國家規定可以直接協議轉讓的以外，國有資產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進行。」徵集產生的受讓方為兩個以上的，應當採用公開競價的交易方式。轉讓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證券法的規定進行。第五十五條規定：國有資產轉讓應當以依法評估的、經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認可或者報經本級政府核準的價格為依據，合理確定最低轉讓價格。《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辦法》(2009年3月17日財政部令第54號)第十一條規定：「非上市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第二十八條規定：「轉讓上市金融企業國有股份和金融企業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份應當通過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系統進行。」根據以上各項規定，我們將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基本規范歸納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決策、審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根據我國現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分為三種形式：一是國務院國資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國資委；二是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權的其他部門、機構；三是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股東代表參加的股東(大)會。其次， 如果轉讓致使國家對該企業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應當報請本級政府批准。
(二)評估、定價程序。首先，轉讓方或者標的公司選擇委託有相關資質的評估機構依法進行資產評估。其次，將評估報告交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認可或者備案後，作為確定轉讓價格的依據，合理確定最低轉讓價格。再次，在交易過程中，當交易價格低於評估結果的90％時，應報國資委或者有關機構批准。
(三)進場交易、公開競價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國有股權(股份)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上市公司國有股份的轉讓應當通過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系統進行，另外還須遵循國家有關國有股減持的規定。其次，公開披露轉讓信息，廣泛徵集受讓方。徵集產生兩個以上受讓方的，採用拍賣、招投標等公開競價的交易方式。從嚴控制直接協議轉讓。
二、關於確認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行為效力的司法依據
應該看到，盡管我國現階段關於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規范性文件，在各個層面已顯得比較全面，但是在具體實踐中，針對違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規定的轉讓行為的效力問題，依然存在較大的爭議。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是，相關行政法規、規章對這類轉讓行為的法律效力沒有給予明確的界定。即使在新近開始實施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中，也僅僅是規定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交易行為無效。[1]本案中，光大銀行國有法人股的轉讓未按規定進場交易，該轉讓協議的是否有效，遂成為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有觀點認為，在本案涉訟轉讓行為發生之時，尚無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國有資產轉讓應當進場交易，法院不得依據行政規章的規定來確認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只要無證據證明股權的受讓方為惡意，就應該確認股權轉讓合法有效。審理本案的兩級法院沒有支持這種觀點，除了已有的判決理由之外，本文對此作進一步的闡述。
(一)國有資產轉讓是兼具私法與公法的法律行為，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與私法應該並重。
國有資產轉讓行為之法律性質的正確界定，對於當前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司法實踐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國有資產轉讓，首先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活動，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為的一般特徵，其交易主體間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願、公平、誠信等私法原則，受到私法的保護。但是，國有資產轉讓不僅僅是簡單的民事行為：從交易標的上看，它所處分的是涉及面廣、數額較大、受公眾關注的國有財產；從交易結果上看，它往往導致財產性質從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轉變；從交易影響上看，它會帶來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也會伴隨著出現國有資產流失、職工下崗裁員等問題。因此，在處理國有資產轉讓的法律問題上，單靠私法是力不從心的。自《合同法》頒布以來，當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則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從寬認定合同效力的態勢也十分明顯。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發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對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而無效的情形作了限縮解釋，即將「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排除了管理性強制性規定。這種注重保護私權的積極態度，是民商事審判觀念的重要進步，也符合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但是在處理國有資產轉讓合同效力的問題上，單純強調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國國情。具體的說，不符合國家對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精神。國企改革本身是為了解決我國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導致的效率低下問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變的關鍵一步，帶有很強的政策導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時，在此過程中，改制行為失范現象的普遍存在，公眾與日俱增的質疑，迫在眉睫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都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對法律適用而言，絕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簡單延伸與替代，而應當構建起以私法為橫軸、以公法為縱軸的活動象限。基於國有資產及其流轉關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雙重屬性，有關當事人在進行國有股權(股份)轉讓時，不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證券法》等民商法的規定，而且要遵循以《企業國有資產法》為核心的一系列經濟法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國有資產有序轉讓的保障，應當作為認定國有資產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據。
(二)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部門規章中的強制性規范，應視為具有行政法規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等部門規章中對交易程序的規定來否認國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的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中的強制性規定才能導致合同無效。那麼對於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在實踐中應如何把握其效力？我們認為，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具有強制性，屬於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部門規章中的強制性規范，並且應視為具有行政法規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從法律權源分析，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是國務院授權相關部委制定的，與相關行政法規同根同源、一脈相承。《企業國有資產暫行管理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除前款規定職責外，可以制定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規章、制度。」第三十一條規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建立企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監督管理制度，加強企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的監督管理，促進企業國有資產的合理流動，防止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第四十四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發布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在形式上雖然是法律位階層次較低的行政規章，但卻是依據國務院授權對上述條例的實施所制定的細則辦法，是行政法規的延伸與細化，權力來源一致、立法精神統一。國務院部委制定的規章，其中的強制性規定是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應當具有相當於行政法規的效力。對此，我們應當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從社會效果分析，國企改革的立法現狀是我國經濟轉型期內特殊立法工作進程的結果，相關部門規章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的實際作用不容質疑，司法實踐中對部分規章的效力應靈活掌握。在社會經濟的變革時期，法律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矛盾尤為突出。規范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為行政規章，是因為國企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它所涉及的社會利益多元而復雜，它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深刻而嚴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規的時機尚未成熟，只能處於摸索階段。同時，改革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又迫切需要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做出及時、果斷、必要的反映。這種背景下，經國務院授權、各部委下發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成為國企改革探索時期我國經濟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實現當時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會關系的不斷變動使得立法進程也顯現出漸進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規章，或准許各地試行地方規范性文件，待關系穩定、經驗成熟，再總結、上升為行政法規、法律。在國企改革的十多年裡，這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對國家財產、對經濟秩序的制約與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對個案時過分講究公式化的法規效力等級，而不考慮規范性文件的實際社會效果，對效力較低的規章「一刀切」地排除適用，將會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難以運行的境地，並對該規章所維護的社會利益帶來不利的後果。
第三，從整體立法意圖分析，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屬於強制性規范，其他相關法律文件對其進行了呼應與強化。對法律條文做出正確的理解與判斷不應局限於法條本身，而應當將其放置在整體的法律框架中，聯系其他相關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實意圖。《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實施以後，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等相關部門屢次發布指導性文件，要求嚴格執行該辦法有關產權交易程序的規定。如國務院國資委《關於做好貫徹落實〈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有關工作的通知》中強調要「嚴格落實企業國有產權轉讓進場制度」；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監察部、國家工商總局、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的《關於做好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監督檢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嚴格監督檢查企業國有產權轉讓進場交易情況」。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中也有「國有資產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公開進行」的規定，該法雖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於它是對十多年國有資產管理法規的認可、總結與升華，因此至少可以說明立法者對於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一貫態度。
(三)有關國有資產轉讓應當進場交易的強制性規范，既是管理性強制規范，又是效力性強制規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將《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所稱的「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即只有在合同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時才能導致合同無效。這一解釋旨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盡量維護合同效力，其積極意義毋庸贅言。但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識別強制性規范中的管理性強制規范與效力性強制規范。從我國的立法現狀看，處於法律位階上的強制性規范，許多條文的邏輯結構往往只有「行為模式」(包括「應為模式」或者「勿為模式」)而缺少「法律後果」。也就是說，法條只規定了應該、必須怎麼做或者不得、禁止怎麼做，而沒有規定不這樣做或者違禁去做的法律後果，更沒有直接規定違反這些規定對於相關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產生何種影響。處於行政法規、規章位階上的強制性規范，由於立法主體是行政機關，其制定強制性規范的目的主要在於行政管理，因而規定的「法律後果」側重於行政責任，很少會觸及甚至根本不會觸及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據此認定那些沒有規定「法律後果」的強制性規范或者沒有規定無效後果的強制性規范，僅僅就是管理性強制規范呢？結論顯然不這么簡單。有學者提出了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區分准則，認為法律法規雖沒有規定違反該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該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應屬於效力性規定；若只是損害當事人利益的，則屬於取締性規定。[3]有法官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強制性規定僅是為了行政管理或紀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屬於效力性規定。具體而言，首先，可以從立法目的進行判斷，倘其是為了實現管理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為並不屬於效力性規定；其次，可以從調整對象來判斷，管理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當然，上述兩個方面的判斷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4]以本案為例，我們認為，涉及國有資產轉讓的強制性規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強制規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強制規范，其中有關進場交易的規定應當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理由如下：
第一，從調整對象上看，我們所歸納的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規定，其中的決策、審批程序和評估、定價程序，是轉讓行為正式實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規范的對象是國有資產轉讓方(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一般不會涉及其他當事人，體現了強制性規范的管理性目的。而進場交易、公開競價程序則是直接針對轉讓行為本身，它所規范的對象包括國有資產轉讓方、受讓方、產權交易機構等。相關當事人之間所構建的轉讓交易關系，是否履行了進場交易，是否實現了等價有償，是否達到了公開公平公正，直接影響到轉讓行為的法律效力。因此，強制性規范的效力性，在這一程序環節顯得比較突出。
第二，從法律解釋學上看，通過體系解釋、法意解釋及目的解釋等方法，可以得出有關進場交易的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的結論。《企業國有資產法》提到交易行為無效的僅有第七十二條，即「在涉及關聯方交易、國有資產轉讓等交易活動中，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該交易行為無效。」該條規定與《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完全一致，無非是起到強調的作用。我們不能僅此認為，只有被認定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才可確認轉讓行為無效。因為人大法工委對該條的釋義是：「當事人惡意違反程序進行的交易活動，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經進行的財產轉讓、轉移等行為無效，財產狀況應該恢復到行為發生前的狀態。」[5]另根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未按照有關規定在產權交易機構中進行交易的，國資監管機構或者相關批准機構應當要求轉讓方終止產權轉讓活動，必要時應當向法院提起訴訟，確認轉讓行為無效。結合上述法條釋義和相關的規定，我們運用體系解釋和法意解釋的方法，已經可以判斷出其具有效力性強制規范的性質。若再基於經濟法的公法屬性，從國有資產法律法規的立法目的考量，無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就會更為清晰。
第三，從近似的司法實踐看，某些法律中被認為管理性強制規范的違法結果往往是導致民事行為無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該款規定的內容，顯然具有很強的管理性，但針對其法律責任的規定在《公司法》中闕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的司法實踐，對於違反上述規定所形成的擔保合同，基本上均確認為無效合同。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對《證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理解適用上。該條規定，「證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客戶證券買賣的收益或者賠償證券買賣的損失作出承諾。」目前的司法實踐，對於違反該條規定所形成的委託理財合同，基本上亦是確認合同無效或合同部分無效。
(四)確認《企業國有資產法》實施以前違反國有資產轉讓強制性規范的行為無效，可以援用《合同法》關於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條款。國有資產轉讓與社會公共利益直接相關。首先，國有資產轉讓與人民群眾利益攸關。企業國有產權流動涉及上萬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是新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這種利益調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進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公正，關涉人民群眾幾十年勞動成果的去向，關涉國家與社會的安定團結，關涉經濟秩序的健康持續發展，因而是當前最突出的社會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國有資產轉讓備受社會公眾關注。企業國有資產轉讓之所以引起社會公眾如此強烈的關注，不僅僅是由於其資產總量的天文數字，而且關繫到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關繫到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說，在人民法院審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沒有哪一類企業國有資產轉讓合同糾紛案件不與社會公共利益關聯緊密的。有關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的強制性規范，旨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行政規章規定了國有資產交易的特殊程序，這些程序的設置目的是為了通過公開、公平的交易使國有資產在保值增值的情況下順利完成轉化，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因此，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任務集中承擔在規章中這些有關交易的強制性程序規定上，違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當事人正是違反了國有資產必須進場交易的規定。進場交易是國家加強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監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圖在於，讓國有資產轉讓和重大資產處置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憑借產權交易市場網路平台功能強大、信息覆蓋面廣、交易效率高的優勢，充分發揮公開市場發現價值、決定價格的功能，使國有資產在公平競爭中實現價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因此，科學規范的交易程序是國有資產合理流動的必備要求，更是切實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條件。由此，在涉及企業國有資產轉讓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將社會公共利益標准運用於審判過程中，以此進行價值判斷，可以使國有資產交易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迎刃而解。具體地說，就是援用社會公共利益標准去衡量行政規章中的各類禁止性規定是否關系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同時，審慎判斷社會公共利益在具體案件中的存在與否。[6]如果交易行為違反了規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關交易程序的強制性規定，而這種交易程序恰恰是為了使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麼法院可以考慮援用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條款認定交易合同無效。
注釋：
[1]在《企業國有資產法》立法過程中，有的地方和專家建議規定，國有資產未按照規定在產權交易場所公開交易等違反本法規定所進行的交易行為無效。但也有專家認為，籠統規定違反規定的交易行為都無效，可能影響交易安全和效率，還可能損害善意相對人的利益。有的企業則認為，國有資產都要評估和進場交易，程序過於繁瑣。而且，資產評估在實踐中作用有限，進場交易在有些情況下不利於企業開展戰略合作。因此，建議增加關於評估和進場交易的豁免規定。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錄」。
[2]蔡小雪：《國務院下屬部門規范性文件的法律適用：判斷與適用》，載於《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參見王利明：《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頁。
[4]沈德詠、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頁。
[5]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頁。
[6]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業單位國有產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載於《法律適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單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Ⅸ 經濟法案例分析（公司法和合同法）
需要承擔責任.
新《公司法》在總則和分則中分別列有擔保的條款，而且這些條款的規范是強制性規范，其義務性要求十分明確，必須履行，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加以變更或違反，所以這些條款已不僅對公司內部決策機關行為的約束，而是直接決定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即合法通過的股東會（大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成為公司為股東或其他個人債務擔保的生效要件。如果擔保合同違背這些規定，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擔保合同將被認定無效。
另外，新《公司法》對擔保的限制范圍由原來的「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擴大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他人（法人和其他個人）」，又使公司為其他非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的公司的擔保設定了限制條件。即司空見慣的公司之間的互保，也必須經過權力機構的決議而生效。
因此，審核公司擔保的主體資格及股東會（大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成為銀行的審查新重點。今後銀行辦理公司為股東或他人債務擔保貸款時，應該對擔保人或借款人提供的擔保人的公司章程或股東會（大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盡到謹慎的形式審查義務，特別是對影響擔保效力的關鍵內容如擔保的授權、擔保的最高限額、公司的股東、上市公司的資產總額、實際控制人、表決權、表決程序等應重點審查。當然，銀行對公司章程和股東會（大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的審查義務只是形式審查，而對章程或決議的形式、完整性、真偽性、准確性概不負責。因為銀行對擔保人或借款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實性很難辨別，特別是，對於實際控制人（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的審查只能是停留在擔保人或借款人的單方的披露基礎上，對其真實性的核實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對擔保人或借款人來說，其應該保證提供的章程、決議及以上簽章的真實性，並應真實披露實際控制人的真實情況，否則，債務人、擔保人應當對債權人的損失承擔過錯賠償責任。
Ⅹ 合同法案例1
1、不是同時履行抗辯權，拖欠電費是因為櫃台租賃合同的附屬合同用電合同所生之債，內而A公司拖容欠姜某的500元是租用姜某機器的合同所生之債，不是同一個合同關系
2、無權斷電，對姜某拖欠電費的行為應當通過協商、訴訟等合法途徑解決，而不應採取這種侵權行為，屬於私力自救過當
3、不能，因公司沒有合法理由擅自收回櫃台，其行為明顯違約，原櫃台租賃合同繼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