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社會的關系
勞動法與社來會保障法是聯系非自常密切的兩個法律部門,他們都與保護弱勢群體實現社會公平和社會安定有關。但作為不同的法律部門,它們調整的社會關系是不同的。長期以來,我國將保障福利內容納入勞動關系進行調整,作為勞動法的組成部分,並不存在社會保障法的范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社會保障法應與勞動法合理界定。但由於兩個部門法在發展上的某種聯系和延續性,使得學界對它們之間的認識模糊不清。有人認為勞動關系包含了保障福利內容,有人認為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相互交叉,還有人認為勞動法從屬於社會保障法,因而造成了一些實際的社會問題難以解決,不利於維護公民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必須明確兩者之間的關系,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理論支持。
②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什麼
在法律的范疇內，來講到底源是不合適的，在道德底線錢講法律也是扯淡的，但是我覺得這兩個東西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在我看來法律基本上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我記得在法律中有一個規定就是在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公利益的同時要維護良好的道德風尚，這是法律的一條基本原則。
總結：
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到，就算是法律有時候也不是萬能的，更多意義上來講，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那個法律的規定，只是給法律的一個圓場說法而已。
③ 法與國家有什麼關系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工具。法是提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意志，也是為實現階級統治服務的工具。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國家必須有法，法又是統治階級實現國家權力不可缺少的工具，主要表現在：
①法為組織國家機構所必需。統治階級要用法來建立國家機關體系，具體規定國家管理形式和結構形式，確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法律地位，明確其任務，劃分其職權和活動范圍，調整各國家機關間的相互關系等等。沒有法，國家機構就不能很好地組織和有效地運轉，也就不能充分發揮階級統治工具的作用。
②法為實現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整體利益所必需。任何階級掌握國家政權，都是為了使國家按照本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行事，並進而把本階級的意志表現為法，從而獲得普遍遵行的效力。所以，法只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不體現被統治階級的意志，而且要強迫被統治階級服從統治階級的意志。法只體現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整體利益，不體現統治階級內部任何個人的意志和利益，而且要防範他們任性行事，破壞整個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統治階級內部個別成員犯法，也會受到國法的制裁，這樣做不是違背而恰恰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整體利益。
③法為實現國家職能所必需。國家為了實現其對內與對外職能，貫徹執行統治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方針政策，就必須制定各種法律規范，用以保護人民、維護社會治安；鎮壓敵對階級的反抗，打擊各種刑事犯罪活動；解決各種民事糾紛；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維護交通秩序，保護環境衛生，保證各行各業的生產正常進行；發展對外貿易，促進國際交往，加強國防建設，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法。它服從於一個共同的目的，即確認、維護和發展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以鞏固它的統治地位。
④ 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的聯系和區別
簡述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的關系
答：聯系 1社會保障法是在勞動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2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的調整對象在社會保險領域存在交叉。
3 社會保障法對勞動法功能的發揮有補充和促進的作用，首先社會保障法為勞動者的權益提供了更有利的保障；其次，社會保障法為勞動關系的延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區別 1調整對象：勞動法主要調整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社會保障法調整國家、用人單位、公民(勞動者)、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因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發生的關系。
2法律部門：在中央，設有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地方上，各級政府都設有處理勞動與社會保障問題的行政機關或具體工作部門。
3關系的主體：勞動法調整的勞動關系的主體是用人單位和與之建立勞動關系或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公務員、軍人等不適用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的主體包括國家、用人單位、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和公民(勞動者)。
4立法目的：勞動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協調勞動關系,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社會保障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障社會全體成員在遭受各種意外和風險時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安全。
5解決程序：社會保障法引發的勞動爭議，由於具有某些私法關系的特點，主要適用民事程序來解決；勞動法爭議引發的爭議，由於具有較強的公法性，應主要採用行政訴訟程序。
⑤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律與社會
怎樣才能超越「法庭與律師的社會學」呢?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30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學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歷史學進入法律領域，固然增加了我們對法律的社會「面目」的認識，但同樣也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各種法律關系中的法本身趨於剩餘化和邊緣化。從法律現實主義到批判法學運動，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和經濟學等研究，都試圖將法律研究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科學」之中，或至少使法學具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但在法學援引社會學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概念理論還是學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統計或歷史學或民族志的敘事)時，當法學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時，法學本身是否會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傳統呢?畢竟，法學的研究傳統並非僅僅意味著盲點，它同樣具有洞察力。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領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於各種政治文化於社會的關系交織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於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的子系統，但在強調法律的社會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時我們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會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特徵。法律與社會的研究，並不僅僅要關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種種面目，還要關注化身在這些千變萬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僅要要理解，法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政治過程或文化歷史過程，更要理解，在現代社會中，法律過程為什麼沒有變成上述這些過程的「附庸」或者所謂「附屬現象」，正如盧曼、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社會理論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復雜分化的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節。
因此，關注「法律與社會」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不僅要棉隊法學內部的排斥，對法學傳統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當然假設重新加以反思;同時，也要警惕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引誘」，對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基礎的任何還原論做法，對任何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法律理性中應然與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樣要持有反思的態度。因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往往並不能實現一種開放的社會科學，爾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受到專業分工的紀律束縛的研究傳統，取代了現在這種研究傳統，用另一種封閉性取代了這種封閉性。所以，「法律與社會」所要克服的就不僅僅是來自現代法學內部的「樸素」態度，也要克服來自那些促請法律學者關注所謂法律的「社會」、「文化」或「歷史」因素的學科自身內部的「樸素」態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性，並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響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或者反過來社會中的所謂「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法律;「法律與社會」需要承擔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
自80年代以來，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以及整個批判法律運動，已經不在是「前衛」的法律思想，而有淪為成詞濫調的危險。所謂「內生變數」與所謂各種社會「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其表現就是簡單地將法律地「性的」「外生變數」聯系起來，這種簡單套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遺棄了法學這門所謂「最古老的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關聯，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即處於法學理論，也處於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將法學變成了一門社會理論的應用學科，無力推動法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在《北大法律評論》的這期專號中，我們選擇的文章，盡管不夠全面，但關注的問題卻有共同之處，就是如何思考所謂「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作為社會理論的核心理論提供「理論的想像力」和「經驗的感受性」。
當然，這種「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還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強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並不等於法律的實質化，並非只有哈貝馬斯所謂「社會福利」範式的法律才具有社會性，「自由派——市民範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樣展現了法律與社會的關聯，只是關聯的形式更復雜、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並不象有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表明法律缺乏與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換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會性，而是盧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會的歷史進化結果。就中國的現實處境和具體問題而言，「分化」並非一個尚待理解的事實，而是一個尚待實現，甚至在某些時候被認為是不應實現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就更容易帶有濃厚的「實質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隱含了危險的政治意涵。因此，這種研究就尤其要重視法律與社會的深刻/復雜，而非簡單直接的關聯;要重視法律的規范努力和建構作用，而不僅僅是法律的經驗處境。
當然，從學科背景來看，也許法學出身的學者，更願意藉助「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偏頗與過度規范化的取向;而所謂「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更願意藉助這種研究，來重新理解現代社會的規范性與各種程序技術，彌補70年代以來社會理論的「規范化不足」和喪失理解應然問題的社會性能力等諸多欠缺。套用英國著名法律史學者milsom的一句話，「社會理論家看到的法律現象，太大了，以致於正在思考的律師根本就看不見」。所以，如果說「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是要給理論和實踐中的「律師」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的話，他同時也意味著為法的思想傳統於實踐技術找到一個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接納法學的社會科學或社會理論，並不只是一味的向這個回家的戰士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樣需要傾聽正義女神子孫們的聲音，它們從中得到的，或許比法學所得到的更多。
⑥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的起源和經濟根源。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階級的出現，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社會的性質決定法的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法的本質 。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本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法律應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人的恣意橫行。
⑦ 簡述法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的區別
法的作用分為抄規范作用和社襲會作用。兩者的區別在於：
(1)兩者的考察基點不同。法律的規范作用是基於法律的規范性特性進行考察的，法律的社會作用是基於法的本質、目的和實效進行考察的。
(2)兩者的作用對象不同。法律的規范作用的對象是人的行為，法律的社會作用的對象是社會關系。
(3)兩者的存在方式不同。法律的規范作用是一切法所共同具有的，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法都具有規范作用；而法的社會作用的內容和目標則依不同的類型、不同的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而形成差別。
(4)兩者所處的層面不同。規范作用是社會作用的手段，社會作用則是規范作用的目的，規范作用具有形式性和表象性，而社會作用則具有內容性和本質性。
(5)兩者發揮作用的前提不同。實現規范作用的前提是頒布法律，即把法律告訴人們。法律就能發揮規范作用；而實現社會作用的前提是法律被運用、被實施，通過人們的法律行為或產生一定的法律關系。從而實現其社會作用。前者是在靜態中發生的，後者是在動態中發生的。
⑧ 關於現代社會理與法的關系
一、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
法治盡管自身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所能夠找到的最好的、現實的制度設計。筆者認為，和諧社會本身至少應包含以下法治內容：
首先，充分保障公民權利。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它要求必須建立、完善法律制度從而為公民提供充分表達意願的渠道、提供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機制，依法保障公民權利。
2.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保障。實現社會公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深刻根基，社會公正存在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從根本上說，最重要的是社會分配的公正和社會矯正的公正即司法公正，前者有利於預防沖突、減少矛盾，而後者則是當矛盾演變為法律沖突時及時化解糾紛、消除矛盾。 三、和諧社會並不等同於法治社會
必須指出，法治並非和諧社會的充分必要條件，法治社會並不等同於和諧社會。
首先，盡管和諧社會與法治社會的目標一致，都旨在追求規則和秩序范圍內的社會和諧與進步，但和諧社會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諧社會要求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協調一致，要求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昌明與文化的繁榮協調一致，要求人際關系與社會秩序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和諧、穩定，社會發展是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
其次，和諧社會是對法治自身局限性的矯正與調適。同任何事物一樣，法治也有局限性。其一，法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國家用以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除了法律外，還有經濟、政治、行政、道德、文化、教育、習慣、傳統、輿論、宗教等手段。法也不是唯一的社會規范，黨規、政紀、道德規范、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的規章、守則、文明公約、鄉規民約、職業公約等皆是社會規范。其二，「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適用，更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法律的實現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等的配合。其三，法律的抽象性、穩定性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矛盾。法律具有抽象性、穩定性的特徵，而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卻是具體的、復雜多變，千態萬狀，制定一個包羅萬象、永久適用的法律只能是一個空想，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漏洞、空隙等情況在所難免。其四，法律所要適用的事實無法確定。適用法律的前提是確定事實，但現實中囿於人類現有的認知能力，總有些事實在客觀上是無法確定的，因而也就無從適用法律。
再次，法律作為一種制度化、外化的規范，要求必須使用強制性手段為自己開辟道路，由此決定了法律手段有時過於剛性，難以全面地兼顧情理。如果法律不被人們從內心去信仰，就會使法治在實踐中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 3.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層次性和漸進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科學命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
⑨ 法與社會的關系
法以社會為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
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不同的社會就有不同的法律。即使是同一性質或歷史形態的社會，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法律的內容、特點和表現形式也往往不盡相同。中國當前正處於一個社會迅速變革的時期，這一偉大變革必然帶來對於新法律制度的巨大需求。
但是，法律也像上層建築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並不僅消極地反映社會，而且對社會具有強大的反作用，它要麼表現為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要麼表現為對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
社會是法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新的法律不可能產生於舊的社會基礎之上，舊的法律也不可能長期在新的社會基礎上生存和延續。
舊的法律是從舊的社會關系中產生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也必然同舊的社會關系一起消亡。因此，舊的法律不可能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如果保存那些屬於前一個社會時代的，由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會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創立的法律，這種法律肯定會同新的社會共同利益發生矛盾，因此會導致濫用國家權力去強迫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從少數人的利益。
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的起源和經濟根源。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階級的出現，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
社會的性質決定法的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法的本質 。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本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法律應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人的恣意橫行。」
(9)法和社會的關系擴展閱讀：
法與社會共同利益：
社會共同利益是以社會名義出現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需要以及實現這些需要的手段和措施。每一個社會中都有一定的社會共同利益。每一種類型的法都維護一定的社會共同利益，而通過法來維護和實現社會共同利益的程度和方式都與法的階級本質密切相關。
法律維護社會共同利益對全社會都有利，能夠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但這個社會總是一定階級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所以法律維護一定社會的共同利益同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時維護社會共同利益的這部法律規范也是整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也要服從於整個法律體系的規律性和使命，所以，這部分規范也具有階級傾向性。
法通過規定社會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確認和維護一定的社會共同利益，調節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等的關系，積極預防和制裁侵犯社會共同利益的違法行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社會共同利益的范圍大大擴展，社會主義法對社會共同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也呈擴展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