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思想的述評
㈠ 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理論
法律社會學是以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等作為主要對象的一門學科。它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在西方國家興起。但對我國來說，它還是一個正在創建的新學科。我們在一個新學科的創建時期應該討論有關這一學科的一些基本理論或基本設想，例如這一學科的特徵、研究對象、與原有的相近學科的分工、學科的理論基礎、歷史發展和研究意義等等，以便在以後學科發展過程中不斷加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並盡可能地避免因缺乏這些基本理論或設想而對學科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後果。本文旨在對法律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或設想作一探討。
一、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會學是法學中一個分支學科。按照國際社會科學中的傳統，不僅法學，而且社會 學，都有法律社會學這一分支學科。從這一意義上講，法律社會學也可以說是法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個邊緣學科。事實上，法律社會 學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學、社會學以外的其他許多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在內。因而法律社會學也具有「軟科學」的特徵。
二、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中的一個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
在創建一個新學科時，我們要注意這一學科與原有學科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它們之間的分工。一個新學科之所以需要創建，通常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或人們主觀認識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對象難於容納在原有學科中。
法律社會學和法學中的一些原有學科之間在研究對象上有什麼區別呢？它們之間如何分工？
法律社會學並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樣單一的部門法學科，也不像法學理論、法制史那樣的基礎學科。它是同這些學科既有交錯但又不同的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它彷彿是在一個市區中穿越許多直行道的橫行道。它所研究的范圍中既有理論問題又有很多部門法的實際問題。
法律社會學有它自己的理論，但總的來說，它不是理論法學而是應用法學，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法律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國法學理論中的一個學派，更不是用來代替原有的法學理論。它能豐富和發展法學理論，但它本身是以法學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之一的。它與原有的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方面的主要差別是：法學理論，作為法學的一個基礎學科，要研究法律的產生、本質、作用（功能）、形式、發展，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法律的制定和實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法律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法學，它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著重研究各部門法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問題。如果法律社會學主要是一般論述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例如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這就會使它與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上，在很大程度上發生重復，就會使人懷疑法律社會學是否有創建的必要。
與民法、刑法等部門法學不同，法律社會學要研究各部門法問題，但它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部門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門法，而是要著重研究這些法律的實行；在通常情況下，它所研究的課題不是一個部門法而是兼及幾個部門法的問題。例如以青少年犯罪問題而論，法律社會學要通過這一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勞動法等各部門法的實行，而且還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經濟、政治、倫理、教育等一系列問題。
法律社會學也可以從法律的實行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國法、比較法以及國際法等。總之，作為法學中的一個橫斷、綜合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范圍是極為寬廣的，其內容也是很生動的。
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1981年初，筆者曾與陳守一合寫的《論法學的范圍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會學應是我國法學學科之一。「法學還應著重研究法律制定後在社會中的實施，即如何實施，是否實施，怎樣得到保證實施，這種法律在社會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這些問題在法學中稱為法律社會學。」（4）
在當代中國，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對加強法律建設和改進法學教學和法學研究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律社會學著重研究法律的實行，而法律的實行正是當前法制建設中的關鍵問題。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已制定的許多法律在實際生活中經常不能真正實行，缺乏應有的實效。由於過去長期不重視法制，因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幾年中人們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強立法，迅速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但隨著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問題就成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是當前和今後很長一個時期內法制建設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法律的實行，通過法律的實行才能實現法律的間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維護公民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實行、缺乏實效這種現象長期繼續下去，將會帶來嚴重後果。
第二，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意義還體現在它將有助於法學研究中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系的原則。法律社會學的任務既然是通過各種社會現實問題來研究法律在社會中的實行、功能和效果，那麼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貫徹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原則，必然要「以社會為工廠」。如果一個法學論著，不接觸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問題，不研究人們的實際行為，就很難稱為法律社會學的成果。我們寄希望於法律社會學，由於它所研究的特定對象，有可能在法學領域中為貫徹這一原則而作出突出成績，從而推動整個法學學科向這一方面邁進。
在法學領域中，理論聯系實際原則過去長期以來之所以貫徹得並不理想，其原因相當復雜，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觀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體制上的缺陷；統計資料的嚴重缺乏，難於進行定量分析以及人們對法學研究的錯誤觀念，等等。過去法學研究工作者在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系這一原則上的各種困難因素，對今後志在從事法律社會 學研究工作者來說，同樣是存在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准備。
第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可能有助於改變目前法學領域中注釋法學佔有優勢的局面。歐洲中世紀中期就盛行以注釋羅馬法而聞名的法學。我國歷史上自東漢開始出現的律學實際上也是一種注釋法學。這里所講的注釋法學主要是指從文字上或邏輯上（就律學講主要指以儒家經義）對法律條文進行闡釋。對傳播或實行法律來說，這種注釋法學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在近幾年來的法學中，注釋法學或具有注釋法學傾向的作品佔有相當大的優勢。課堂講授、法學教材或論著的主要內容一般都圍繞制定法的條文進行文字上、邏輯上闡釋，而對這種法律實行的具體問題卻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闡釋法律條文時，也舉一些實際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紹某些案例，這樣做法當然勝於單純闡述條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一種形式，但這種做法的出發點仍在於幫助正確地闡釋條文，而不在於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法學不能僅限於注釋法學。就法律的制定到實行而論，法學還應包括立法學和法律社會學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並不否定注釋法學的價值，但如果法學僅限於研究條文的注釋則顯然是不夠的，對促進法制建設以及法學本身發展來說，也是不利的。
㈡ 法律社會學的介紹
法律抄社會學是將法律置於其社會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學和法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有助於人們從社會整體觀念出發，認識法律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作用，從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製作用解決社會問題。 20世紀初在西方興起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法社會學。由於學科內支派繁多，對它尚無確切的定義。
㈢ 法社會學的中國觀點
長期以來，中復國法學界一制直認為，法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學術研究與思考的深入，這一傳統觀點的局限性也日益明顯。於是，有學者提出法律是理性與意志的復合體；有的提出「法是『理』與『力』的結合」，有的則認為「法是理性的對話」；也有學者認為法律是一個安排秩序的分類體系；還有的認為法律是一種激勵機制。上述種種觀點，借用一個學者的話說，都接觸到了法律的某些面相，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或核心。
㈣ 羅斯科·龐德的龐德法社會學理論的主要內容
1、法律作用的「社會控制」工具論。龐德在1911－1912年就發表了一篇以《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和目的》為題的綱領性論文，表達了他的社會學法學的基本思想。他認為社會學法學家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在創立、解釋和適用法律方面，更加註意與法律有關的社會事實。衡量法的標准，主要看它是否有用，是否產生效果，而不是它抽象的內容。總之，「我們越是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正在做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做，則我們的社會工程將越有效。」法社會學派通過強調法律的社會目的、效果和作用，認為法律是一種社會工程，是社會控制工具之一，其任務在於調整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
2、法律價值的「社會利益」保障說。龐德借鑒了德國法學家耶林的利益分類說，將利益分成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三類。而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手段，由於並非所有的利益都由法律調整，為避免個體間對某些利益的反社會沖突，有必要劃定受法律調整的利益范圍並加以分類。依據分類，應當對某種類型的利益給予優先的考慮，司法中應對社會利益加以衡量，而不是機械的依照法律實現所謂「正義」。這種利益在龐德看來，正義作為法的價值准則就意味著能在最少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滿足這些需求。
3、法律正義的「非強力依賴」判斷。龐德指出，自然法不是虛幻的普遍立法，而是「一種對實在法中的理想成分的鑒定」，即一種判斷的標准。「這種鑒定可以確定和陳述出一定時間和地點的社會理想，並且使它成為對各種論證、解釋和適用標準的出發點進行選擇的尺度。」自然法不再是絕對的永恆的，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可以有一種內容正在起著變化或形成著的自然法。」他努力證明正義並不是依賴於強力而存在，而是因文明社會的性質本身而決定，無論是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正義始終高懸於統治者制定的實在法之上。法律不應是任何專制統治者隨心所欲的工具，它是人類社會自我控制的手段。法律的具體形式由不同時代的共同理想所決定，強力應支持這種理想，但法律的本質永遠不等於強力。
㈤ 如何認識法社會學
法社會學是以社會法的方法研究法律現象，代表人物有塗爾干、埃利希、韋伯、霍姆斯、龐德等。
法社會學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的學科，是法學與社會學相互結合的產物。西方許多國家又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與社會」，或「法學與社會科學」
塗爾干、韋伯等人強調法律的社會化，反對將法視為國家的唯一產物，認為應當從組織化社會，或社會本身，或人們社會行為中去探尋法的真諦。
龐德的法哲學的核心的社會利益說，認為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明確反對純粹邏輯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法學，認為法哲學要從單純歷史的和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徹底解放出來。龐德的社會法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理論，他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社會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實際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聯系。龐德認為，法律是發達政治組織化社會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即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運用這種社會的暴力而達到的社會控制。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各種利益，尤其是社會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會學的結構沒有統一的安排，因為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實在是一個大框架，幾乎所有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框架比較合適，完全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注意中心。
研究對象是從法社會學工具主義法律觀、反形式主義法律觀和多元主義法律觀等法社會學的基本法觀念出發，提出法是由社會力量的對比狀況決定的權威性價值准則和程序性、可訴性行為規范。思考與回答「法是什麼」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是一個高難度的思想體操。古往今來，無論是什麼法學派別，或是持何種觀點的法學學者，都無法迴避這個問題。如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就是正義；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認為法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中世紀神學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認為「法是人們賴以導致某些行動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動的行為准則或尺度」，是關於種種有關公共幸福的事項的合理安排。自然法學派突出法律是人類某種生存狀態的規則；分析法學派認為法律是一種特定形態的規則；社會學法學派強調法律是一種人類活動。
㈥ 評述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社會學思想方法論。
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布迪厄社會學方法論及其「慣習」概念
摘要：本文對布迪厄旨在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的理論性探索作了較為詳盡的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是社會科學領域內最根本、最具破壞作用的一對范疇。為了克服這一對立並實現其統一，他從認識論的層面對此進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礎之上，提出一個可以同時彌補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不足的重要概念——慣習。他的社會學認識論，以及奠定其方法論基礎並以獨特方式融合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優點的「慣習」概念，為我們打破社會學領域內所存在的各種對立，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學範式提供了嶄新的思路。
關鍵詞：社會學理論、布迪厄、慣習、認識論
作者：日本名古屋大學社會學博士、復旦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同濟大學哲學與社會學系副教授
超越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是當代思想、當代社會理論以及當代社會學的一個核心命題。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社會學為超越存在於其自身領域內各種二元對立（個人與社會、主體與結構以及微觀與宏觀等）所做的種種有益嘗試等，都可以視為對這一問題所作出的理論反思。總之，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並實現其統一成為當代思想界、當代社會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課題。
社會學對主客觀二元論的反思主要由歐洲大陸的社會學家們，如A.吉登斯（Giddens）、J.哈貝馬斯和P.布迪厄(Bourdieu)等所展開的。吉登斯指出，現代主義思想以及現代社會科學對人類社會的認識與理解主要建立在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之上。主觀主義將「人」這一行為主體視為社會分析的核心命題，而另一方面，客觀主義則由於將「社會」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所以社會制度就成為其分析社會的中心主題。但是，由於主客觀雙方都處於一種相對獨立的狀態，因此我們很難用它們來理解社會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為了克服這一對立，吉登斯提出了以結構與主體的相互關系為認識對象的著名的「結構化理論」。
另一方面，布迪厄則將主客觀二元對立視為社會科學領域內最根本、最具破壞作用的一對范疇。他指出，社會科學領域內所存在的任何對立都是圍繞著主客觀二元對立而展開的。而且這一對立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科學的方法。因此，如何克服主客觀二元對立並實現它們的統一就成為布迪厄社會學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課題。「慣習」(habitus)是布迪厄為超越這一對立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布迪厄認為，「慣習」是主體實踐性地認識社會的一種認知結構，而實踐（社會行動或稱慣習行動）則由結構和慣習這兩大部分組成。也就是說，社會行動並非直接取決於結構，結構通常都是通過慣習「這一被身體化的分類圖式」間接地支配著社會行動的，而且慣習這一「主體的契機」反過來又對結構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對結構的再生產做出貢獻。顯然，「慣習」成了一個可以同時把握主體與結構的重要概念。
吉登斯，尤其是布迪厄的旨在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的理論性探索，為社會學開辟了新的境界。對於以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為主要考察對象的社會學來說，如何克服主觀主義，使從「個人」立場出發的社會學研究也能將「社會」列入其考察范圍，反之，如何擺脫客觀主義的束縛，使從「社會」出發的社會學研究也能夠將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作為其研究對象，始終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而這兩位社會學家，特別是布迪厄從關系主義立場出發的社會學思考，則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並最終實現社會學範式的轉換，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㈦ 簡述法律社會學和法律人類學之間的區別
法社會學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的學科，是法學與社會學相互結合的產物。西方許多國家又把這門學科稱為「法律與社會」（Law and Society），或「法學與社會科學」（Law and Social Science）。
法律人類學
legal anthropology
在費孝通學習人類學的年代裡，「法律人類學」（legal anthropology）尚未成為研究與教學的專門類別（據說這個概括是20世紀40年代初才出現的），且費孝通本人一向不願輕易將自己的研究視作是某一學科...
法律人類學連接"法律條文"與"社會"
法律人類學從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的角度，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解釋法律問題。一般認為，1926年馬林諾夫斯基的《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的發表，是法律人類學在學界取得獨立地位的標志。「從馬林諾夫斯基的著作開始，法律人類學家開始運用人類學方法對法律領域拓荒。」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吳大華表示。
法律人類學強調法律多元，強調對法律進行動態性的研究，主張通過綜合運用國家法律與非國家法律來解決糾紛，維護社會秩序。法律人類學家注重田野調查，通過個案研究，將法律條文與社會相連接。
「活的法」：立足於經驗和感受
傳統法學重視規范的意義，將「法」限定為國家意志，而人類學方法的引入拓展了傳統法學的視域。法律人類學多立足於經驗和感受。吳大華認為，這種對傳統法學從概念、體繫到方法的全方位的批判引發了法學理論的革命。
法學不再僅僅表現為法律條文與規范的狹窄框架，法律多元為人們理解人類社會的法律運作行為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角。人類學展現了非西方社會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的多樣性，法律不僅僅是國家意志的表現，初民社會同樣存在規則與秩序。在不同的地域，法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比如，東方社會的法具有禮的內容，有時會「禮法不分」；西方社會的法含有宗教的元素，教會法與世俗法並行。學者表示，如果把所有爭端都訴諸法律，定會產生訴訟成災、效率低下的後果。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謝暉看來，作為交叉學科的法律人類學，更關注人們實際的法律（規范）生活是怎樣的，以期「開發」出人類法律（規范）生活的多種面目、多個面向。
學者表示，法律人類學習慣於進行比較研究，對存在於不同時間、地點和社會形態中的各種法律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整體化地看世界，在動態的過程中把握法的實質及其發展，關注法律行為及其相互之間的變化過程，關注「活的法」。
吳大華認為，注重以參與觀察為特徵的田野調查方法是法律人類學的一個基本特徵。只有對法律制定之前的准備工作和實施之後的後續調查工作進行細致的研究，才能避免出現法律與社會脫節的情況，這正是注重田野調查的法律人類學的優勢。不過，田野調查不能走過場，不能拿著結論尋找有利的數據與案例，應當擬定調查提綱，選擇采訪方式與技巧，最大限度地克服先入為主的主觀因素，獲取第一手資料並通過科學分析獲得結論。吳大華認為，20世紀60年代後期，法律人類學從研究原始法、部族法的模式轉換成研究糾紛及其解決的方式，人們將研究國家法律定式化的規則演變為研究糾紛及其解決與處理的「過程」，關於處理糾紛的典型案例分析正是開拓新的法律人類學研究疆域的重要工具。
超越「問題個案」研究
法律人類學的研究史就是個案的研究史。所謂個案研究，就是以一個整體的單位作為觀察和描寫對象，其目標在於了解被研究的單位，重復發生的生活事項或重要部分，進行深入探究與分析，以解釋現狀或描述探索足以影響其變遷及成長諸因素的互動情形。
法律人類學家將傳統「案例教學法」通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進一步發展成為「問題個案」分析法，這是早期法律人類學研究法律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但也由此限制了法律人類學的發展，使它變成了對沖突和糾紛處理過程的專門研究。
以格拉克曼為代表的曼徹斯特學派是新功能主義的重要力量，他們倡導的延伸個案研究法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問題個案的困境。延伸個案研究法是曼徹斯特學派在非洲研究中開創的研究路徑，這種方法注重對個案進行歷史學意義上的分析，要求對個案涉及的原則與價值進行持續性分析，把糾紛視為一種社會過程，把主要的研究點從社會組織轉移到了社會過程。
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表示，將案例放在一個相互影響的社會關系網路裡面，放到它所涉及的社會經濟地位、歷史發展脈絡、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才有意義，才能更好地推動法律人類學研究的發展。
㈧ 當前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有何重要意義
一、促進了法學理論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隨著社會的變革及法學研究的進步，我國的法學理論逐漸走出了蘇聯的模式，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但是，仍然存在過多注重研究「應當是怎樣的法」，而忽視「實際上是怎樣的法」；過分強調「書本上的法律」，而忽視「行動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紀80年代，法社會學逐步走入中國法學研究的視野，它注重法的社會性，重視研究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強調法與民族傳統模式及心理結構的關系，要求法學家走出書齋，改變繁瑣的注釋方式，從事社會實證的考察分析，致力於解剖社會的「活法」，這些對舊有的法理學的僵化模式和教條化理論不啻是一種強有利的沖擊和改造。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出現了一批傾向於社會學研究的法學家，他們從社會對法的實際需要出發，將「習慣法」、「民間法」等概念納入法學研究的范疇，並試圖從「本土資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適合於中國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膽而創新的觀點，逐漸推動著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二、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會學在中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發展的卻很迅速。隨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傳播與運用，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變革及我國法制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看到了我國社會中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的現象，在對原因進行探討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這是對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法及法治的最終目標和追求。在這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義，也不是將法治理念單單界定為正義，而是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平衡了法與社會的關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這種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法社會學的方法。
法社會學不但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與社會的互動和制約關系，並將這種關系進行處理和總結，從而得出一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法治理念。自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提出來以後，全國各地除了理論上認真學習和體會以外，還將其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聯系起來，採取各種方法和途徑將該理念貫徹於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並取得了很多切實的成果，使我國的法治進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為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了廣泛的途徑
法的價值沖突是我國司法實踐的困境之一。法的價值沖突導致實踐中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甚至冤假錯案的出現。沖突的解決必須從社會入手，必須將法與社會融合起來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法社會學的研究在這個時候就更顯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會學者為我們提供的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原則---最佳利益原則。
在當代中國，解決價值沖突的原則包括法定價值優先原則、合階級性原則、綜合測評原則等等。但這些原則在適用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其他原則作為補充，最佳利益原則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權利沖突是價值沖突的表現形式，而權利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沖突。最佳利益原則是利益原則和效益原則的統一，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利益原則源於龐德關於法律任務的理解。他認為，法律的任務在於以最小的浪費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保障和實現社會利益。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受到了耶林社會功利主義法學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社會利益理論，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利益發生沖突時，需要對利益進行一種權衡，同時還要考慮一種成本，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應有之意，這里被稱為是效益原則。當然，現實中的沖突往往很復雜，而且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原則就可以解決的，在必要的時候將利益與效益統一結合，從而實現一種最佳的利益。至於選擇的方法問題，龐德的理論是立足社會利益，通過經驗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權威性觀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礙和最少浪費的情況下給予整個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關於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就我國目前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來看，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主體認同方式和外在統一方式、民主方式與專制方式、不違法方式與違法方式。在法治實踐中，這些價值沖突的解決方式確實存在，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方式還不夠具體。法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更廣泛更理性的途徑。
（一）謹慎立法。這不但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預防價值沖突的前提。謹慎立法的關鍵在於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確的、統一的法價值觀。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須要明白法的價值是什麼，法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著立法者的價值觀，也指導著我國的法治實踐。謹慎立法還要求立法者在正確、統一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適合於一國實際的可以被普遍實施的法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一國國情而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法的價值寓於「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據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變「送法下鄉」為「下鄉尋法」，然後制定出適合於本民族、本國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確的價值觀基礎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預防並解決法的價值沖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實施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解決法價值沖突的必要途徑。
在我國，關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到現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的司法審判中並沒有真正的發揮。長期以來，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辦事，被動地適用法律，使法律適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那是立法機關的事，法官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生靈。事實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於此，作為最重要的法律職業者之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法治實踐中，法官發揮著舉足輕重地作用。埃利希作為自由法學的創始人，主張「自由判決」，發揮法官個人對法的創製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發現和自由法學》一書中說：「法律是社會有機的基礎，法官只適用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適用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擺脫下面這些困難，即：第一次制定出來的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完整的，一旦當它被制定出來時，它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舊的東西了。這種規則，既難治理現在，更不用說治理將來了……負責適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時代的人，它就會根據本民族的時代的精神，就不會根據立法者的意圖，用以往世紀的精神來適用法律」。霍姆斯，美國一位重要的法社會學家，也是法官，他認為「法律的發展不是來自歷史，也不像分析法學家認為的完全來自自身邏輯的演繹，而主要是來自執法者自身的經驗。也就是說，發展法律的任務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兩位法社會學家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體生命需要法官來賦予，法律的血肉最終隱藏在法官的具體判決中，在沒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釋予以規范的情況下，要充分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價值沖突。
（三）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
類法律規范包括黨的政策、組織紀律、習慣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等。這些類法律規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動中的法律」。龐德說社會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時，我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我國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擊，以及社會生活復雜性和多樣性等原因， 在社會生活中，類法律規范在規范組織和個人行為、彌補制定法的不足、調解矛盾和沖突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們的法制，還可以在價值沖突時多一種選擇，從而使法制建設和法治實踐更順利地進行。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㈨ 如何認識法社會學
1、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
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2、哲學基礎是什麼？
古希臘哲學家透過問問題來進行哲學實踐，他們所提的問題大概可以歸類為三類，這三類問題分別形成了哲學的基礎學科， 形而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Epistemology)以及倫理學(Ethics)。
最初的三類問題分別是:
* 有關世界的本質與真理的問題。
* 有關我們如何知道或認識真理的問題
* 有關生命意義與道德實踐的問題
3、法社會學興起的歷史背景？
西方法律社會學產生的背景分析
1：從19世紀未開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各種社會矛盾趨向激化，戰爭、經濟危機等災難頻繁來臨；舊的利益結構急劇變動，新的利益結構正在形成，新舊利益的沖突不可避免；這些社會問題都需要法律進行回應與解決。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感到用17、18世紀形成的傳統思想已不可能解釋日益變化著的社會需要，必須沖破傳統的概念法學、分析法學的束縛。通過調整法學的結構，創立新的理論，如果法學與社會脫節，仍然在傳統的思維空間和法律范疇內工作，仍然只是注釋現有的法律，不為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服務，不為政府解決蜂湧而至的社會問題出謀劃策，不去考察法律的實踐效果，法律就沒有多大用處。
2：資本主義法律制度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民主法治理想之間產生的空距越來越大，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關注以往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如勞動、福利、教育、經濟等方面的問題，於是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公共交通法、經濟法等社會立法不斷制定出來，「法律的社會化」成為時代的潮流。「法律的社會化」的主要內涵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法律精神是義務，強調人民服從國家的權力。從17、18世紀「天賦人權」的觀念流行以來，法律精神轉向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進入20世紀後，資產階級要求充分利用國家權力和各種法律手段來加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法律不僅要注意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更應強調保護社會利益，因此用「社會化的法律」代替強調個人權利、自由的法律。法律社會化的結果產生了大量的社會立法，如勞工法、最低工資法、環境保護法、住房法等，這是20世紀初席捲西歐、北美的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這些社會化問題和法律實踐當然要求對法學理論作出調整，如果法學研究依然與現實生活脫節，象分析法學那樣局限於現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結構分析，進行純粹的法律探討，機械地注釋成文法和判例法，不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見，就不能適應社會和法律實踐的需要。社會法學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和積極的社會推動下，並藉助於社會學家提供的新觀念和方法應運而生的。
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貫主張把法放在社會關系中進行理解。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亞里斯多德的社會觀念，從中世紀的阿奎那到啟蒙學者對人和社會本質的看法，都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學因子。自17-18世紀開始就有不少學者認識到應在法與社會的關系中或在法的社會背景下研究法律。如英國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就認為，法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制度，它起源於社會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一直試圖探討社會環境對法的影響，強調地理、氣候、國土和人口等自然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注意在社會現實中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的相互關系，並把法的精神解釋為「法律同各種政制、風俗、氣候、宗教、商業等等應有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孟德斯鳩被奉為法社會學的先驅。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和英國法學家梅因等歷史法學家也很重視探討法的發展動力，強調法與社會環境和在社會環境與社會歷史中發現法的真諦，當然，休謨、孟德斯鳩和歷史法學家們的論述只是預示著社會法學，還不能把他們的學說冠以「社會法學」之名。
4、法律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來源於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他們認為確保知識內容可靠或科學的唯一途徑，是將知識建立於觀察經驗的基礎之上，哲學不應以抽象推理而應以「社會學」為根據,知識的進步只能通過觀察和實驗。社會學的目的論和方法論啟發了一大批學者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觀察和研究法與和法律制度。
㈩ 法社會學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產生先於國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現形式之一，或者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為權威性價值准則的法的強制性或強制力呢？
法的強制力量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首先，在原始習慣法產生的初期（有些學者認為原始習慣法產生於血緣家族之後的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主要靠社會輿論、氏族首領的威望等社會強制力來保障習慣法的實施。其次，在氏族社會末期，法庭和訴訟已經成為保證原始習慣法實施的手段。再次，隨著國家的產生，習慣法逐漸向成文法過渡，國家強制力（指國家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有組織的國家暴力）也逐漸成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階級對抗社會的法能夠代表全體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賴於國家強制力就越多」.
法的實施之所以要以強制力為後盾，國家法之所以要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乃是因為法作為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器，必然會觸犯一定社會主體的某些既得的或預期的社會利益，從而必然會受到這些人的抵觸甚至反對。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強制力為後盾，法在許多方面會變得毫無意義，違反法的行為得不到懲罰，法所體現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貫徹和保障。由於法律由國家創制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在整個國家主權范圍內實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統一性、普遍性和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