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法在經濟法中的地位
Ⅰ 為什麼說宏觀調控法是一種社會本位法
宏觀調控法的立法特點
宏觀調控法是經濟法體系三個基本構成之一。現代國家調節社會經濟的基本方式有三種,宏觀調控是其中一種。對宏觀調控予以規范的法律,便是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是調整在國家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是個新型的部門法,具有許多鮮明的時代特徵。宏觀調控法在立法上更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立法內容上的多樣性和變動性
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控涉及面廣,體系龐大,調控措施和活動種類繁多。宏觀調控立法從內容上看,必然覆蓋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宏觀調控及其立法體系的軸線,首先,現代國家的計劃涵蓋范圍越來越廣,不僅全面涉及社會經濟領域,還要規劃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經濟計劃如今發展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其次,國家的經濟政策包括國民經濟各產業、行業和部門的政策,及國民經濟各職能方面(如財政、稅收、貨幣、信貸、外匯、外貿、價格等)的政策。此外,各種經濟杠桿、政策工具和手段的運用也各有特點。可以說,宏觀調控立法內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特點,不僅較之其他部門法(如刑法、民法等)顯著不同,即在經濟法體系內部,其他如競爭法、國家投資經營法,也遠為遜色。
宏觀調控內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給立法帶來難度,即立法難以覆蓋其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國家宏觀調控活動和措施密切關繫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關繫到廣大民眾的利益關系,它應當由立法加以規范。宏觀調控是國家權力的行使,權力應當受到法律規制。在法治條件下,國家的全部公共權力都必須有法律依據,有法律授權,不應當存在「法外權力」。否則,就會如我國有的學者所說是一種「權力缺席」和「權力失約」(註:謝暉:《權力缺席與權力失約-當代中國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濟》,《求是學刊》2001年第1期。)。有鑒於此,宏觀調控立法應當注意:第一,宏觀調控中的各種國家權力及其基本行使方式,都應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法律加以明確規定。有些內容在法律中可以採取概括加列舉方式,盡可能明確、具體和擴大覆蓋面,避免大的遺漏。第二,政府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在國家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和范圍內,對宏觀調控的具體做法可作出詳細規定,但不得同國家法律相抵觸,更不得超出法律范圍設置新的權力。宏觀調控的對象是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運行,是各種經濟總量。宏觀經濟結構和運行及各種經濟總量,是由全社會各主體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微觀領域的眾多經濟個量組成的。它們都在不停地運動和變化著。國家的宏觀調控措施也必須適應社會經濟變化而調整、改變。宏觀調控立法應當將這作為一條原則性要求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和宏觀調控措施的多變性也給立法的穩定性帶來困難。應當承認,一般說來,宏觀調控法的穩定性較之其他法律稍差。這也是它在立法上的一個明顯特點。但法律都應當具有一定穩定性,宏觀調控立法也不例外,不能只強調它的變動性便否認它的穩定性。宏觀調控不能朝令夕改。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宏觀調控目標是具有確定性的,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法律制度也是確定的,這些決定著宏觀調控立法具有相對穩定性。特別是關於宏觀調控總的或各個基本領域的綜合性法律,其穩定性更強。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動性,在法律之外還需要頒布許多行政法規和規章,或者制定一些暫行或試行辦法。這些法律文件的穩定性稍差,便於適時修改、調整,但制定和頒布時也應考慮到具有相對穩定性,總不能過於頻繁地變動。
(二)關於立法體制和法律表現形式
宏觀調控立法內容的多樣性和時間上的變動性,決定它在立法體制和法律表現形式上相應地也有著明顯特點。
一般說,國家的立法權需要集中統一,它只屬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如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但自20世紀初以來,由於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日益多樣化和發展變革頻率加快,立法需要及時適應變化,所以各國先後實行授權立法制度。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在首開以憲法確立「社會化」原則和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原則的先例的同時,還規定政府可以採取對經濟干預的法律措施。以後,1949年的聯邦憲法即《基本法》承襲了《魏瑪憲法》的作法,雖然它放棄「社會憲法」的提法,卻在許多條款中明確地體現了「社會國家」思想。(註:德國學者多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社會國家原則就是社會憲法的代名詞。」「《基本法》第一次把社會國家思想提高到憲法原則的地位上。」[德]羅爾夫?斯特博:《德國經濟行政法》,蘇穎霞、陳少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又如法國1958年憲法規定,「政府為執行其施政綱領,可以要求議會授權自己在一定期限內以法令方式採取通常屬於法律范圍內的措施」(第38條)。我國學者對「授權立法」一般都作狹義理解。按照現代各國所實行的立法體制,政府(行政機關)一般都有權依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如中國憲法第89條之第1項規定)。學者們認為,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或規章時,如果是依據憲法和國家機關組織法的明確規定,屬於行政機關正常許可權范圍,不算為「授權立法」。只是認為,最高國家權力(立法)機關對於應由自己制定而尚未制定為法律的某些事項,根據需要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規(暫行規定和條例),這才稱作授權立法。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與范圍,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目的和范圍行使該項權力。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該項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註:我國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第9—11條。)
授權立法是經濟法,特別是宏觀調控法立法的一個顯著特點。其他部門法立法也有授權立法情形,但總的來說並不太多。只是隨著高科技迅速發展,如電子網路技術、生物基因技術等,使得即使如民法、商法等部門法也越來越多地採用授權立法。(註:漆多俊:《轉變中的法律-經濟法的時代精神》,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4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同多級立法體制和授權立法相適應,在法律表現形式上,宏觀調控立法除包含一些綜合性、較穩定的法律之外,還存在大量的行政法規和各種規章,以及一些暫行或試行規定。而在法律中,也多為關於各個經濟部門、各基本領域的規定,許多國家並未制定統一的關於宏觀調控的總的法律,即所謂的「宏觀調控基本法」或「宏觀調控法」。
(三)宏觀調控立法的法律要素
法律要素是指構成法律系統的各種基本元素。國內外法學家大致都認為法律規則(規范、律令)是法最主要的要素,但並非唯一的要素。當前中國學者一般認為法要素主要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等。這種情況當然適用於各種部門法。只是對經濟法,尤其是宏觀調控法而言,由於它所規制的對象具有較大變動性和多樣性,許多問題難以用明確、具體的規則加以表述,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原則顯得特別重要。法律原則包括公理性原則和政策性原則。宏觀調控法中的政策性原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法律原則雖也是法的要素之一,但它不同於規則。規則是具體的行為規范,它規定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而原則卻只是某個領域、范圍諸多法律規則精神實質的概括和抽象,不是具體、個別的行為範式。原則雖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它能夠指示人們某類行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模式,畢竟有一定可操作性。在一個法律系統中,當規則不能涵蓋全體時,原則彌補了不足。即使規則體系較完備,也需要原則對各種具體、個別規則進行指導和協調。
在法律規則方面,宏觀調控法乃至整個經濟法同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門法比較,也有其自身特點。其中最顯著的是大量的規則屬於指導性的,是一種「提倡性規范」(註:漆多俊:《論經濟法調整方法》,《法律科學》1991年第5期。)。這種規則不同於強行性或任意性規范,它不是禁止、命令或一般允許,而是提倡、鼓勵人們為或不為某種行為。宏觀調控法和整個經濟法都採取強行性規則、任意性規則和提倡性規則相結合的法律規范方式和法律調整方法。(註: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0—189頁。)
此外,由於宏觀調控法的規則體系不可能十分明確和周全,法律需要賦予宏觀調控主體乃至司法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實踐中,各國的宏觀調控主體一直有著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中國,過去由於法治觀念、傳統和制度上的原因,這種權力更大,並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控制,常常導致權力濫用、擴張,並為各種腐敗提供溫床和借口。而要控制這種權力的濫用,恰當行使自由裁量權,最重要的是嚴格地依法調控。當有關法律中有明確的規則可依時,依規則;當無明確、具體法律規則時,依法律原則,有時還需要深入領會和貫徹立法的目的和法的精神。
現代社會,無論屬於哪種法系的國家,司法和行政執法中一定的裁量權都是必需和不可缺少的,但自由裁量權必須嚴格控制。許多國家的司法審查權將自由裁量權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以期修正權力的不良運作。鑒於通過司法審查權對自由裁量權的運用進行法律控制還僅是一種事後的補救,人們發現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可以起到事先控制的作用,可以使自由裁量權的運用結果趨向於合理性。因此,我們在制定宏觀調控法時,應對宏觀調控權的行使程序作出明確規定。只有這樣,才能使調控方的自由裁量權不至被濫用,使其符合宏觀調控法的目的和精神。
(四)宏觀調控法的實施保障和法律責任
凡法均需要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其實施的後盾。經濟法及宏觀調控法也如此。由於經濟法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國家應當代表社會實施調節,因而一般地說,這些法律符合社會公眾的利益和要求,民眾都能自覺遵守。另一方面,要對社會經濟進行有效調節,也必須依靠企業和民眾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正因為如此,所以經濟法採用了大量提倡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提倡性和任意性規范的實施一般不需要直接的國家強制。特別是提倡性規范,如果人們模範地、成績顯著地遵守法律,還往往規定給予獎勵。在法律後果上,經濟法採取了制裁與獎勵相結合的作法。
經濟法和宏觀調控法在責任制度上也有自身特點。經濟法責任是指人們違反經濟法規定的義務所應當付出的代價。經濟法義務是各種經濟法主體-包括國家調節主體和被調節主體-在國家調節中應當依法正確實施調節管理,以服從和執行調節管理。違反這些義務,即給國家、社會或具體的組織與個人的利益造成危害。經濟法所規定的法律責任,便是彌補對這些主體的損害,消除不良影響。其責任形式,對企事業等被調節主體而言,包括:經濟(財產)制裁、經濟行為制裁(如強制整頓、停業、吊銷許可證、吊銷營業執照、強制解散等)、經濟信譽制裁(如通報批評、撤銷榮譽稱號、取消或限制從業資格等);對國家調節主體而言,應主要是經濟管理行為制裁,如責令調整原所下達的經濟任務或指標,責令減免被調節管理主體原來規定須上交的利潤和收費,撤銷攤派,停止、糾正或撤銷錯誤或不當干預、管理行為,限制或剝奪從事經濟管理的資格或職權等等。對於給國家、社會公眾或具體的組織和個人造成損害的,需要給予經濟(財產)制裁。這里主要是指國家賠償。應由國家機關負責人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個人負責的,該個人也應承擔賠償責任。但由於這些個人的財產和經濟能力有限,僅承擔經濟賠償責任,往往不足以抵償所造成的損害,所以應當主要是使他們承擔經濟管理行為責任,包括撤銷其從事管理的資格(撤銷職務)或給予其他相應的行政制裁。
由於國家宏觀調控的總體性直接作用對象多為一些經濟總量指標,適用對象具有普遍性,被調控方往往涉及某些行業、地區的群體或集體。當由於調控方的責任造成這些群體或集體受到損害時,這些群體或集體中的成員都應得到相應補償。在責任追究方式上,法律應當允許該群體或集體中的成員代表或任何成員有權提起訴訟。在國家經濟調節,特別是實施宏觀調控活動中,建立和健全法律責任制度,特別是國家調節管理主體的法律責任十分重要。在法治傳統和法治意識較差的國家,在宏觀調控不是嚴格依法進行的同時,法律責任制度尤其是個薄弱環節。相對地說,對於宏觀調控對象的責任尚較重視和嚴格,而對調控方的責任往往無規定或很少規定,或規定得非常原則性,無法操作。實際上,一個宏觀調控措施的決策和實施的失誤,給社會造成的損害往往遠遠大於盜竊案或縱火案。對某些調控主體的責任如不依法追究,使其依舊呆在原來負責崗位發號施令,或甚至繼續升遷,這是極不公平合理的,也不利於警戒其他國家工作人員慎用其手中權力。
Ⅱ 論術,試述經濟法三個基本法律構成的關系
經濟法三個基本法律構成關系
三個基本構成的聯系
這三個方面的法律,都是國家調節社會經濟之法.它們通過調整各自領域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實現經濟法統一的基本功能,完成經濟法的基本任務,是國家分別在三個方面調節經濟和有關人們的行為規范的法律保障.
三個基本法律構成不同
一,在調整領域和所擔當的任務上不同
市場規製法是在市場競爭領域,保障國家以強制干預方式排除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對於自由競爭的妨害,促進社會經濟本身固有的調節機制及市場調節充分發揮作用;
國家投資經營法是在國家投資領域,規范和保障國家以財力直接投入運營,以調節社會經濟結構運行;
三個基本法律構成不同
一,在調整領域和所擔當任務上不同
國家宏觀調控法涉及社會經濟的宏觀和總體,實在其宏觀和總體的某些關鍵和必要部位,國家實行調節的法律.
三個基本法律構成不同
二,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在經濟法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
[西方國家] 反壟斷法是現代經濟法最早出現的法律,在西方國家長期居於各國經濟法體系的核心地位.
經濟法的核心,通常是指經濟法體系的核心,即在一定國家一定歷史時期經濟法立法體系中,何種法律處於最重要和主導的地位.
第一,由於西方國家所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的.國家不幹預經濟是一貫傳統.
第二,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也不允許國家過多干預經濟.不到十分必要,國家干預往往遭到各私有者的堅決抵制.
反壟斷法成為西方國家經濟法核心的原因
[社會主義國家] 國家投資和國有企業立法,在數量和重要性方面不僅在經濟法體系中,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整個經濟立法中,,遠居首位,為其核心.
國家投資經營法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核心的原因
從政權建立時候起,就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大量,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幾乎完全排除市場調節機制的作用.
經濟法體系的核心的發展變化
歷史條件的變化,特別是國家經濟體制變化和國家經濟調節的重點和方式變化,必然引起各有關立法的相互關系和地位的變化.近一二十年以來,無論世界哪一個國家,經濟法的核心正在發生轉移,宏觀調控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經濟法體系的核心變化的原因
一,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引起生產更進一步社會化和經濟的全球化;
二,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和跨國公司,由於藉助現代高科技,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強大.跨國公司的強大力量及其流動性正在削弱當地政府施政的效率,改變政府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對企業予以引導,促進,提供幫助和服務等等,促使國家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和立法.
三,反對壟斷作為國家調節經濟的一種方式,其對於社會經濟的作用具有某種間接性和被動性,作用面有一定局限性,遠不如宏觀調控作用更加積極主動,影響面大和效果顯著.為此,原處於核心地位的反壟斷法,讓位於國家宏觀調控法.
當今世界,各國經濟法的核心正在發生兩股相向的變化趨勢:
在西方,反壟斷法移向宏觀調控法;
在中國,國家投資經營法逐漸讓位於宏觀調控法.
Ⅲ 論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從「禁豬令」說起
07年X市召開清理畜禽養殖業污染工作會議,決定從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圍內禁止養豬,仍進行生豬養殖活動的場所發現一個、查處一個、清理一個。
事實上,清理養殖業的整治行動01年便在X市展開了。一方面,大量分散、簡陋的畜禽養殖場嚴重污染地表水源、空氣環境。六成養殖場采潲水養殖,易發食品安全事件。另一方面,X市僅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聚集了一千多萬城市人口,大量的養殖基地佔用了寶貴的土地資源。此外,農業也不再是其最主要生產方式。政府考慮到環境容量,釋放土地資源及順應產業轉移選擇性發展的取捨需要而發出「禁豬令」。
禁令一出,爭議四起,「令」只能匆匆退場。筆者認為「令」中大有文章,試在本文中探討。
二、概念界定
本文將以「禁豬令」為例探討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與作用,先對幾個基本概念進行界定。
「經濟法」這一概念不同學者有不同觀點。本文采李昌麒教授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是國家為克服市場失靈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因為它強調經濟法對國家干預行為的嚴格限制,首先,是市場失靈為前提;其次,是需要國家干預;第三,只干預全局性、社會公共性關系。
「宏觀調控」作為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政府行為在我國出現。在憲法和國家五年計劃綱要中時,對其認識著重於經濟、法律、行政三種調控手段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體制的完善,其內涵不斷豐富,最終其定義歸結為一種在法治國家基礎上的,以實現宏觀經濟平衡為目標的「經濟措施」。有學者對其有更具體的解讀:宏觀調控作為國家經濟調節的一種方式,是國家為克服市場缺陷中的「盲目性、被動性和滯後性」而出現的;其方式是通過制定「計劃、經濟政策和具體調節手段」來影響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運行」;目的是實現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
法的「作用」從法理學的角度而言是法律作為一種特殊的規范對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與結果。筆者認為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主要是指,經濟法對宏觀調控行為的規范和對社會的影響。經濟法對國家宏觀調控行為的`規范主要通過宏觀調控法(如產業調整法、計劃法、投資法、財稅調節法、價格調節法等)實現。
對於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理論上缺乏一個明確的界定,本文試從經濟法的作用以及三種調控手段的比較中來闡述這一問題。
本文實例中X市政府發「禁豬令」的行為,在筆者看來,是一種不規范但現實生活中常見的政府調控行為。筆者對之從經濟法角度進行了界定,它是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經濟發展從全局規劃、產業結構的角度做出的宏觀調控。但因為其不規范,它本身又有這樣的特點:屬性上,是禁止性命令而不是指導性建議;許可權上,有侵入微觀的趨勢;程序上,缺乏法定程序;效果上,因質疑而被撤銷。
三、實例分析
筆者主要使用「雙手並用」與「雙手失靈」來分析本文實例。
(一)「豬」的問題――市場機制下的失衡
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在調節經濟和配置資源中發揮基礎作用。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市場主體是「理性經濟人」,都為自己的利潤或效用最大化而努力。在本文實例中,我們看到在市場機制調節之下的X市的生豬養殖出現諸多問題。
一是散而眾、飼養不科學且佔用大量土地。個體養殖戶多數以成本低廉的潲水養殖,帶來食品安全隱患。寸土寸金的土地資源投入到相對低產出的養殖業;二是帶來嚴重環境污染,擴大社會成本。X市政府提供的資料表明X市75萬頭生豬需新建一座日處理132萬噸的污水處理廠,才能有效凈化處理,一年需4億多元污水處理費。 顯然,養殖戶能獲得的個體收益與社會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嚴重失調。
這是市場調節失靈的直觀體現。正如加爾布雷斯指出的:「經濟體系會自我改進的說法,現在也許已沒有人相信。不平衡發展、不均等、無意義和無規律的技術革新、環境的侵蝕、行業間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體系中的一部分,也是現實中的一部分。它們在體系中已經根深蒂固。」 在「市場之手」調節失靈,無法靠自身改善的情況下,「國家之手」呼之欲出。
(二)禁令不「行」――宏觀調控下政府失靈
考慮到環境成本、社會成本及產業規劃,X市市政府對養殖業進行調整本無可厚非,可政府「禁豬令」一出卻引來質疑不斷,這又緣何而起?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政府同市場主體一樣是「經濟理性人」,其理性有限。信息不足、濫用權力、腐敗尋租、體制不健等導致政府宏觀調控會失靈。反映在本文實例中就是面對養豬者個體利益與社會公益失衡的局面,政府拿出的這一紙簡單而粗暴的禁令,不僅收效甚微,還給政府帶來頗多微詞,以致最後被迫撤銷。
那麼在市場的缺陷「根深蒂固」,國家調控又有造成「人為經濟衰退」危險的形勢下,「國家之手」如何作為呢?
實踐證明,必須有法可依並依法進行。這法正是經濟法。
四、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與地位
(一)作用之探討
探討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可以分別從法的規范作用與法的社會作用來進行。從法的規范作用來看,經濟法對國家宏觀調控行為進行規范,使其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內,對法定范圍內的社會關系按照法定程序採取合法合理的措施進行調節。 一方面,經濟法規定了國家調控許可權。國家只在市場機制失靈的條件下對國計民生的宏觀領域進行調節,具體說來主要是發展規劃、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產業政策、國際貿易等方面。這在給國家調控劃出界限的同時,也保障了經濟自由與安全,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使宏觀調控真正解市場失靈之困。結合實例,X市政府對地區產業進行調節,其「手」應在宏觀上指引方向,使市場主體順勢而動,而不是直接取走養殖者的腰包。
另一方面,經濟法規范宏觀調控的手段和程序。經濟法與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門法比較,其中最顯著的特點是大量的規則屬於指導性,是一種「提倡性規范」 ,以對經濟利益的引導為實現調控的主要手段。 經濟利益為引導的調控手段更為科學,它能使宏觀調控得到市場主體更好的遵循。規范政府介入市場的調控行為、規范市場主體的投資、信貸、進出口等行為,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有序運行。 給調控行為設置合理的程序的規范使得宏觀調控更具科學性、權威性,從而也促使市場主體自覺地使自身的行為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的要求。結合實例,X市政府的調控可以指導養殖戶規模化養殖,建立起生態環保的產業鏈,使養殖戶不僅取得短期利益,更能長遠發展。從法的社會作用來看,經濟法規范國家宏觀調控,使其更易實現宏觀經濟平衡的社會目標。
經濟法規范了宏觀調控行為,從許可權、手段和程序上都限制了國家權力的濫用,使得國家宏觀調控在經濟上具有合理性(符合經濟規律),因而會得到市場主體的遵從,取得良好的績效,使國家的制度改革得到國民的擁護和支持。這對於國家和國民的總體福利的增長是有效的促進。回到本文實例,要使政府「令到禁止」,使失靈的市場「葯到病除」則必須藉助於經濟法。
(二)地位之探討
從上文可見國家之手與經濟法是契合的,正是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決定了其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地位。也許應該從這個角度把經濟法(而不僅僅是其一的反對限制競爭法)作為「經濟憲法」。
除從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了解其重要性之外,也可以對宏觀調控三種手段進行比較從而認識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
一方面,與經濟、行政手段相比,只有法律手段才能使宏觀調控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和富有理性,從而更好地認識客觀經濟規律,體現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只有依據法律的宏觀調控才能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法定程序進行,從而杜絕盲目和任意調控;只有法律化的宏觀調控才是制度化的調控 ,從而給市場主體以安全、穩定的市場環境。
另一方面,經濟手段中,有些本身就是法律手段。比如稅收,依法運用,就是講稅法。其他一些經濟手段在相關的經濟法律法規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規定。行政手段需建立在行政法的基礎之上,因此也是法律化的調控手段。
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要求應該更多地把行政手段、經濟手段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即力求經濟手段、行政手段規范化、法律化。 經濟法順應了這一發展,其「經濟憲法」地位當之無愧。
五、小結
繼續推進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注重、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經濟法的宗旨就是促進市場自由競爭和加強宏觀調控。 加強經濟法對國家宏觀調控的規范與調整是保障宏觀調控科學性、民主性最為關鍵的一環,是順應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與發展必然選擇。
注釋:
李昌麒主編.經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頁.第397頁.
張德鋒著.宏觀調控及宏觀調控法的界定.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07頁.
[美]加爾布雷斯著.經濟學與公共目標.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09頁.第361頁.第40001頁。第361頁。
朱崇實主編.濟法理論與實務―熱點問題探討(2001年全國經濟法學理論研討會論文選)之宏觀調控立法特點及其新發展(漆多俊).第273頁.
楊紫@主編.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頁.
筆者認為「創造安全而穩定的市場環境」是現階段促使我國市場主體最大程度發揮其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
劉文華著.中國經濟法基礎理論.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頁.
參考文獻:
[1]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舒國瀅主編.法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4]何勤華等著.法律名詞的起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5]張守文著.經濟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Ⅳ 在市場經濟中,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的地位有何不同
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是進行資源配尺吵置的兩種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資源的配置應當建立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而當市場調節無能為力或調節得不完善時,就需要由政府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
這兩者的主要在於它們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不同,市場調節主要是依靠價格供求等杠桿通過市場來自發地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而宏觀調控則主碰模要依靠國家政府通過法律法規政策計劃命令等方式來進行,它的方式主要有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其中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常規手段.另外,兩者的地位也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下以市場調節為為基礎,在此基礎上採取必要的陵吵侍宏觀調控.
這兩者又都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所同時具有的兩種資源配置手段,共同目的都是為了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
Ⅳ 我國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經濟法研究的對象是經濟發展中的普遍規律,國家在制定宏觀調控措施的時內候都是遵循這些容經濟規律的,不然就收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還會起反作用.
比如說在經濟過熱(物價上漲幅度大而且還有繼續加劇的勢頭)的時候,國家就會通過提高銀行存款利率的方式來把一部分熱錢吸收到銀行里存起來,在貨幣發行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市場流通的貨幣量少了,物價自然也就被控制住了.相反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國家又會降低存款利率,受到利益的驅使(人們覺得這個時候把錢存在銀行里劃不來,因為利率太低了),人們又會把銀行里的錢拿出來消費(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時候東西便宜,相同數量的貨幣在這個時候購買力就會強.比如說同樣的一塊錢,在經濟過熱的時候只能買一個包子,可是在不景氣的時候就能買到兩個包子).我們常說市場受到供需影響就是這個意思了.而供需矛盾就是經濟學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在以上這個例子當中,國家並沒有下令要某一種商品必須買多少錢,而只是通過控制市場流通的貨幣總量的手段來達到控制物價的目的!
Ⅵ 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製法的關系
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製法的關系:通過比較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製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內地位來體現兩者的容關系。一些人認為反壟斷法應該屬於"經濟憲法",因而覺得宏觀調控法的地位不如市場規製法的;有的人認為,宏觀調控法的地位優於市場規製法,因為計劃法是經濟法的龍頭法。
市場規製法主要用於國家規范市場主體競爭、交易行為的過程,市場規制關系是其調整對象,主要內容包括市場競爭法、產品質量法,等等。宏觀調控關系的調整是宏觀調控法的對象,涉及了國民經濟運行的所有過程,主要包括財政關系、金融關系等主要內容。不管從兩者的調整對象還是主要內容上看,市場規製法的調整范圍都不如宏觀調控法的寬泛。
(6)宏觀調控法在經濟法中的地位擴展閱讀:
市場規製法的目的是要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這只能通過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規制的實現,從而使宏觀調控法能夠對市場競爭的范圍、目的作出限定,對於外在,則表現為限制市場競爭,這樣一看,兩者相互排斥的,但兩者都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要手段,也都是為了實施和組織更好的市場競爭和保證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因而,二者又是統一的。
Ⅶ 宏觀調控的屬性,市場規制機構的屬性,兩者的區別
1、含義不同
市場規製法是調整在國家進行市場監督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宏觀調控法是調整在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運行進行調節和控制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2、理論基礎不同
市場規製法的理論基礎是產業組織理論體系。這一一門以微觀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的理論體系,以市場經濟體系中特定組織結構下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為考察重點。
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基礎是間接干預理論,在市場自由發展的基礎上,因其自身固有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後性等特徵,政府需要適度調控,運用宏觀調控手段間接影響經濟狀況。
(7)宏觀調控法在經濟法中的地位擴展閱讀
其特徵有:
(1)規制主體的公共性。在經濟法學界,金澤良雄將規制限定為公的規制。它是指在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下,以矯正或改善市場機制內在的問題(廣義的「市場失靈」)為目的,政府幹預市場主體(特別是企業)活動的行為。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非政府公共機構也成為了規制主體。鑒於對權力的怵惕之心,市場規制必須有一定的客觀標准和辦事程序。故市場規制的公共性除規制主體的公共性外,還應當包括規制標准和程序的公法性。
(2)規制角度的限制性。公共機構干預經濟活動有積極指引和消極限制兩種角度。市場規制屬於後者,即為了維護公共利益,通過限制市場主體的意思自治,對阻礙市場機制發揮應有功能的現象加以限制,如價格限制、數量限制或經濟許可等。
Ⅷ 宏觀調控法的價值
宏觀調控法是指國家在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節與控制過程中產春做隱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經濟法體系的重要組扒廳成部分胡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