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合同法上的衡平

『壹』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貳』 公平原則在大陸法系中的體現

公平原則在大陸法系中的體現
摘 要:誠實信用原則兼有道德性規范和法律性規范的雙重特點。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內的確立,是對大陸法系追求法律的絕對主義,否認司法活動的能動性造成的弊端的補救。就其宗旨而言,任何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中規定誠實信用原則或者有關誠實信用的具體法律規范,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某種秩序,以體現一定的利益平衡。信用中國打造中國信用監督平台誠實信用原則具有補充性、不確定性、衡平性的特點,並產生確定行為規則、平衡利益沖突、為法律和合同的解釋確定準則、減少交易費用從而增進效率四項基本功能。
關鍵詞:公平;公序良俗;補充;彈性;衡平

一、引 言
任何一部法律的執行都以執法者和守法者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為根本要求,否則再完善的法律也將在執行過程中被規避,再有價值的法律也將形同虛設。基於此,人們對於自身依誠實信用原則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的倫理道德要求逐漸上升成為理想法制社會的基礎。我國《民法通則》第4 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其中,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的基本原則中尤為重要,被稱為「帝王原則」。
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道德追求守護者的角色,法律條文則在不同領域中保證這種道德追求的實現。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中的「帝王條款」,它的存在體現了立法者對於民事生活中道德觀念的法律化的不懈追求。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道德淵源與法律淵源
誠實信用原則,源於倫理道德,勢必存在許多為人類所崇尚的道德因素的成分。費雷伊拉認為:
誠實信用是被吸收到法中的人類生活關系的要素。誠實信用,追求善良風俗,追求公平,追求公共秩序,但是它們彼此之間又有很多不可視而不見的區別。
誠實信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或者人和社會之間的公平最大化,故對誠實信用的追求與對公平的崇尚歷來被認為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但是公平本身並不具備法律內涵,公平並非作為具有特殊含義的法律制度而存在,而是立法者或者法學家所追尋的理想狀態,是法治社會所強調的社會正義的觀念,它作為誠實信用原則存在
的目的而存在。
與誠實信用、公平相比較,善良風俗所包含的要素絕大部分來自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本能,它在漫長歷史長河中自發形成並固執地保存下來,在相當長的時間、相當廣泛的領域內被相當多數人嚴格遵守,具備法律的一定特徵,但是離開這個特定時空的界限很可能就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為人們所遺忘,甚至痛斥。誠實信用的保質期更為長久,它憑借專門機關、強制手段的約束,並且由確定的人所信賴並恪守。善良風俗可以存在不同的形式,甚至大相徑庭,但是只要存在參與者,誠實信用的內涵就不會更改。並非所有違反誠實信用的行為都違反善良風俗,但是破壞善良風俗中參與者利益的行為都勢必為誠實信用所不容。
維護公共秩序的目的在於實現國家社會的一般利益,即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努力實現國家、社會的一般利益的要求。與誠實信用相比,公共秩序重點在於對國家、社會生活的保護,並不直接作用於民法所普遍保護的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活動,並不直接涉及到平等主體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公序良俗原則則處理危害國家的行為、違反人格和人格尊重的行為、限制經濟自由的行為、違反公平競爭的行為等。這一原則往往從法律關系外部校正其內容[1 ] (P. 212) ,而誠實信用原則從法律關系的內部進行調整,所以公共秩序是誠實信用原則在實踐中的外在界限。
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內的確立,是對大陸法系追求法律的絕對至上主義,否認司法活動的自主能動性所造成的弊端的補救。作為一項獨特的法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在整個大陸法系中具有廣泛的普遍性。因而,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被視為大陸法系立法方向、司法方式轉變的風向標。
意思自治原則是資產階級法律萌芽時期市民社會對法制最迫切的需要。作為民商法的精髓,意思自治原則將民法意義上主體的能動性發揮到極致,而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則作為意思自治原則的支架。這兩項機製作為約束機制與意思自治原則一張一弛、相得益彰,共同調節市場運行與經濟生活。誠實信用原則對於防止民事主體之間基於意思自治原則而產生的權利濫用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誠實信用原則源於羅馬法,羅馬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被稱為「善意原則」。其它國家的民法中也都有關於誠實信用的類似原則或規定,法國民法中有「善意原則」,德國民法中有「誠實和信用原則」,日本民法中有「信義原則」。對於誠實信用原則,各國民法典都有不同角度、不同側重的規定。如在德國民法典中誠實信用原則被規定為債務履行的原則,瑞士和日本民法典則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原則。
法學家對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眾說紛紜,不盡相同。它常常被作為人類社會的理想,或者交易中的道德基礎。目前民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包括主觀判斷說、利益平衡說、行為規則說、惡意排除說四個方面,都把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同時,誠實信用原則在國外很多法律領域被當作具體的行為規則。在我國現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僅僅將誠實信用原則視為一項基本原則。
綜上,誠實信用原則兼有道德性規范和法律性規范的雙重特點。誠實信用源於道德觀念,而誠實信用原則是立法者運用立法手段對道德觀念的確認。
誠實信用原則將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原則加以強調,不失其倫理道德的內容,在法律上的重要地位更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屬於強制性規范,當事人不得以協議的方式加以排除和規避。我國的立法現狀決定了民法通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並不是一條有著詳細法律解釋的法律規范,但是作為一條抽象原則對一切民事主體的民事行為有著廣泛的制約作用。任何處於民事活動中的民事主體,都有義務講究信用,遵守諾言,不把自己的利益的獲得建立在損害國家、社會、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的基礎之上[2 ] (P. 97) 。這是一種獲得自身利益與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支點的平衡。

三、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與外延
就誠實信用原則的宗旨而言,任何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中規定的誠實信用的原則或者誠實信用的具體法律規范,其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某種秩序,這種秩序或者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者體現為一定的道德基礎可供依賴;就內涵而言,誠實信用原則是以公平為內容的規則;就外延而言,誠實信用原則具有不確定的模糊性,可補救具體規定的漏洞和缺陷;就誠實信用原則和司法活動的關系而言,誠實信用原則意味著承認法官的創造性司法活動,允許法官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時依據公平的一般原則進行裁判。
魏振瀛先生從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及學者的解釋中得出結論,誠實信用原則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內涵和外延具有很大的伸縮性。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 (1) 民事主體在行使民事權利與發生民事法律關系時應誠實、不作假、不欺詐、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2) 民事主體對因不履行義務而給他人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 司法工作者貫徹誠
實信用原則應體現在以事實為依據,保護與平衡各方當事人的利益。(4) 立法上不僅需要確立誠實信用為基本原則,而且還應制定體現誠實信用的具體條款。如《合同法》第49 條規定:「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3 ] (P. 311) 不難看出,雖然誠實信用原則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常以彈性原則的面孔出現,它依賴於法官對於個案公平正義的把握,以平衡各方的利益,但它為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活動限定了范圍,為司法工作者的司法實踐提供了依據,即以誠實信用作為一切民事行為的基本道德底線。
基於以上對於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外延的分析,我們能夠發現:誠實信用原則是不確定但具有強制性效力的一般條款,除了指導當事人正確進行民事活動外,還具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填補法律漏洞、引導法律與時俱進的作用,此即法學界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一般條款說」[4 ] (P. 71) 。由此,誠實信用原則涉及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被認為具有實現這兩種利益關系之平衡的目的。[4 ] (P. 296)在民事主體的利益關系中,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對待他人事務,不得損人利己,保證法律關系的當事人都能夠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當發生特殊情況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失去平衡時,誠實信用原則須進行調解,使利益平衡加以恢復,由此維護一定的社會經濟秩序。
在民事主體與社會的利益關系中,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通過自己的民事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在法定范圍內以符合其社會經濟目的的方式行使權利。因此,誠實信用原則在兩個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為大多數法學理論家所強調:第一,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時必須具備誠實的內心狀態的要求,從而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起到指導作用。第二,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
「誠實信用」作為法律原則,在法律意義上不存在確定的內涵和外延,由此,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范圍幾乎不存在限制和約束。這種不確定的規定源於這樣的法律事實:立法機關考慮法律不能包容難以預料的情況,不得不把補充和完備法律的部分權力授予司法審判者,以模糊規定或不確定規定的方式把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授予法官。因此,誠實信用原則成為法律條文中具有強制性的規定,源於立法者對於解決法律漏洞的創造,體現了對創造性和能動性司法活動的承認和肯定。

四、誠實信用原則的特點和功能
誠實信用原則具有補充性、不確定性、衡平性的特點。
補充性是民法的顯著特徵之一。當事人特別約定的某些必要內容缺乏規定而呈現漏洞時,民法便提供補充性規定進行修補,這屬於事前調整的方法。而誠實信用原則即是這樣一個抽象的補充規定。有學者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乃屬白紙規定」,「無色透明的」,即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無所不在。只要在適用成文法的過程中出現漏洞與不足,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就會被運用和體現。這也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適用上的強制性。在民事活動中,這種強制性具體體現為:無論當事人是否約定,誠實信用原則都是約束雙方當事權利義務的當然條款,使當事人不僅要承擔約定的義務,還要承擔這種強制的補充性義務。並且當事人也不得約定排除其適用,即使約定排除,其效力也歸於無效。當事人就合同的細枝末節問題上的權利義務由於難以預料的原因而很難詳加規定,法律也難對這些問題作出具體的補充規定,因此,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抽象的補充規定便應運而生。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規定以一個抽象的標准———善良人的意識來確定當事人在難以預料的事件上的權利義務分配,要求當事人以善良人的標准來處理、對待這些事件。信用中國打造中國信用監督平台誠實信用原則不論當事人有無特別約定,都當然地成為每一合同的補充條款,而法律的其它補充規定不具有至高無上的「帝王」地位。誠實信用原則對合同的這種強制性補充充分體現出國家的干預,它使當事人於約定義務外承擔誠實信用的補充義務,要求當事人公平地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對待他人事務。
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確定性是指它作為彈性條款存在,對於具體法律規定的不足有補充作用。法律領域,始終存在法律的相對穩定性與社會生活的紛繁復雜性,法律條款的有限性和社會生活中矛盾的無限性。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帝王原則是法律的實際狀態能夠與自己的理想狀態保持協調。雖然誠實信用原則只是一定的立法原則的體現,並不作為任何具體制度,它以誠實信用、公序良俗這樣的「模糊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正是由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外延不確定,使其能夠根據具體的要求而作出彈性變化,以合理調整立法者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使相對穩定的法律能夠適應各種客觀環境的變遷,使有限的法律條文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
誠實信用原則的衡平性在於此原則是把一般正義同具體正義統一起來的唯一途徑。衡平法是授權法官依照公平、正義的原則,根據具體案件的特殊情況對法律加以變通適用的法律。在大陸法系中,誠實信用原則是衡平法的體現。法律是實現正義的工具,正義是人與人之間的理想關系,即每個人都能夠得到他所應得的利益。正義在民法上就體現為公平。從司法程序上講,公平的實現依賴於衡平,法官根據各案的具體情況適用法律,以避免因為法律的過失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或者不合理地確定當事人的責任。因此,誠實信用原則所實現的衡平為個別案件公正處理提供了標准,同時也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給予了承認。
以上特點,使誠實信用原則在實際司法適用過程中能夠產生確定行為規則、平衡利益沖突、為法律和合同的解釋確定準則、減少交易費用從而增進效率四項基本功能。
首先,誠實信用原則在倫理道德和法律原則上的指導確定了誠實守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等行為規則。誠實信用原則要求每一個當事人必須具有誠實、守信、善意的心理狀態。也就是說誠實信用原則要求人們主觀上應當是誠實的、善意的,並依據誠實信用的觀念行為,追求「心理上的誠實」。同時該原則要求當事人在從事交易活動中應當忠於事實真相,不得欺騙他人以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即追求「事實上的誠實」。當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具體的行為規則出現在法律條文中時,它要求當事人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不為私利而規避法律或者合同的規定。
其次,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民法中調節的各種利益關系,尤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都為各個主體追求不同的經濟利益而產生。這種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需要藉助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平衡。誠實信用原則不僅要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而且要平衡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即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在從事民事活動中要充分尊重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不得濫用權利,損害國家、社會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再者,誠實信用原則為法律和合同的解釋提供了依據。在法律與合同缺乏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時,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司法審判人員依據誠實信用、公平的標准和觀念,合理、准確地解釋法律與合同。在適用法律時,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司法審判人員能夠正確解釋和適用法律,以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誠實信用原則賦予司法審判人員自由裁量權,同時也對其權力的范圍作出了不違背誠實和信用的限定。
最後,誠實信用原則指導的法律和道德倫理觀念有利於減少交易費用,增進效率。民事行為中從事各種交易的當事人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訂立合同並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能夠減少由於虛假和欺騙所帶來的交易風險,從而鼓勵交易,增進效益以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以現在廣泛流行的預訂服務為例。電話預訂能使酒店為客人提供預留房間的服務。對於店,可以使客房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時吸引異地消費者入住;對於客人,可以預先安排住宿使行程更加方便。而這一切都建立在誠實信用的基礎上,如果客人訂而不住,則可能使酒店蒙受既得利益的損失;如果酒店訂而不留,客人則無法按約定入住。這樣帶來的後果只能是酒不再提供這種便利或者客人不再相信這種承諾。所以,只有交易當事人都是誠實守信的,才有可能提高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才能形成一種良性循環,促進社會經濟增長。

五、誠實信用原則的作用及其有限性
由於立法者不可能具有超人的前瞻能力,任何法律規定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不可能涵蓋一切可能出現的矛盾、糾紛、沖突,法律漏洞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司法審判者在誠實信用原則所限定范圍內的衡平權允許其依照模糊性的彈性條款來處理個案,使司法活動具有相當的能動性,使不夠完善的法律不斷被修正、補充和發展。
誠實信用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由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信者,言之實也」、「誠者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等至理名言體現的誠實信用觀成為人們歷來崇尚的道德倫理觀念和行為准則。「童叟無欺」、「言必行,行必果」、「假一罰十」等等,更是自古以來每個正直商家所嚴以律己的經營准則和商業道德。一旦違反則不可避免被人們蔑稱為奸商而惡名昭著。我國民法通則第4 條的規定可以看成是這種傳統倫理道德及商業道德習慣在法律上的確認。
我國民法通則確認誠實信用原則為民法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不是適用於民法的某一領域,而是廣泛作用於民法的各個領域。由於我國法制建設起步遲,起點低,難免存在許多法律漏洞,所以誠實信用原則的補救作用不可缺少。國內現階段迅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生活難免造成現有法律與現實環境的脫節,同時,法律的相對穩定性決定了修改和制定法律必為一項相當遲緩而長期的工作,因此,誠實信用原則在現階段國內立法、司法領域,具有尤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也必須清楚認識到誠實信用原則作用的有限性。作為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難以具體、明確要求人們作為或者不作為,這種模糊性使人們的權利、義務處於某種不確定狀態。同時,誠實信用原則所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因法官認識能力的區別而產生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不同效力。這就要求每一個法律工作者尤其是法官能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在司法審判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審判水平,使民法中的這一「帝王原則」發揮其應有的作
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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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我國合同法的主要制度

合同違約制度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本文對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制度概念、法律特徵、歸責原則、違約責任構成以及違約責任免除范圍等基本規定進行論述。合同法確立嚴格責任作為合同歸則原則與國際間經貿交往的歸則接軌，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是我國合同法制度的重大進步，有效保護守約方的利益。
違約責任制度是我國合同法中的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合同的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保障，不僅可以促使合同的當事人雙方自覺全面地履行合同義務，起到避免和減少違約行為的發生的預防作用，而且在發生違約時，通過追究違約方的違約責任，使守約方的損失得到補償。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三個合同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為基礎，以《民法通則》為指導，吸取了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移植和借鑒國外立法，摒棄了三個合同法過於原則、過於簡單的缺陷，是一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市場交易規則，較為完備重要法律。違約責任制度無疑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我國合同法對以往的違約責任制度進行完善，不僅在總則中設專章對違約責任作了一般性規定，而且在總則的其他章節和分則對違約責任制度作了具體規定。
一、違約責任的概念
違約責任是指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生效合同所應承擔法律責任。我國的合同法律制度規定當事人承擔的違約責任主要包括承擔繼續履行合同、採取補救措施和賠償損失三種形式，這三違約責任形式可根據不同的情形具體適用，既可以單獨適用，還可以同時適用兩個或全部責任形式。違約責任以財產責任為核心。是在長期的市場交易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法律機制定約後必須履約，必須遵守合同的義務，違約必定是守約方權利的侵害，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有侵害必須要給以補償。
二、違約責任的內容
合同法規定違約責任法律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讓違約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通過補償和懲罰所承擔的財產支出，維護守約方當事人的合同權利。合同法規定須根據違約的具體情況讓違約方承擔下列之一或者全部以下三種違約責任
1．繼續履行合同
違約方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按時完全履行合同，令相對人不能實現合同預期利益，相對人如果發現違約方具備履行合同義務的條件，並且繼續履行對自己有利時，有權要求對方繼續履行合同，以恢復自己合同的權利。
2．採取補救措施
主要指在已經出現質量違約的情況時，違約方採取必要的措施減少合同因質量不符合合同約定的要求導致的損失，以及採取必要的措施為恢復合同的全面履行創造條件，為對方實現合同權利而完成必要的工作。我國合同法第111條規定，合同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在依照合同法第61條的規定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做、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的違約責任。
3．賠償損失
賠償損失是指由於當事人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給對方造成損失時，應當承擔的財產責任。由於當事人的違約給對方造成損失的，給予必要的補償是整個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賠償損失要根據公平原則和等價的原則進行。既損害多少賠償多少，沒有損失就無須賠償。合同法第112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在履行義務或者採取補救措施後，對方還有其他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當然，違約責任的補償性也不是絕對的，在特定情況下違約責任也體現出懲罰性，如根據《合同法》第114條的規定，違約金高於但不是過分高於違約所造成的損失的，高出的部分即具有懲罰性。根據第113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消費者可以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1倍。英美法系較之大陸法系更強調違約責任的補償性，這體現在其對實際履行的態度上。
英美法繫上除了一些特殊情況外，首要的違約救濟是損失賠償，而非實際履行。實際履行作為平衡法上的救濟方式，是以公平正義原則為指導的，即以所謂衡平法院法官的良心為准，需要個案酌量。同時，它又作為一種補充救濟方式，總以例外的方式存在，所以其適用的條件通常以其不適用的情況表達出來，法律經濟分析學派對英美法系的以上做法提供了理論根據，若他不履約而增加的收益超過對方因其履行而可獲得的利益，那麼他的違約行為就是一種有效益的行為 。即所謂：「有效益違約」（Efficient Breach）。這對合同雙方而言沒有損害，對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也是有益的。
「有益違約」主張只要賠償守約方可期待利益即可不實際履行，其假設的前提可期待利益是確定的，這些都使該理論受到許多批評和反對。反對者認為，可期待利益的確定本身便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可期待利益賠償中的種種限制，如損失的可預見性、確定性等，使守約方基本上無法得到充分補償；另外違約後的交易成本並不一定比實際履行中的交易成本低，往往導致極不效益的後果。因此他們主張擴大實際履行的適用，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一種補充。不過，目前美國合同法上仍將損失賠償作為首要的救濟方式，雖然許多法院對實際履行的適用的確出現日益靈活放寬的趨勢。
三、違約責任的特點
違約責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違約責任是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義務所產生的責任，這包含兩層含義：1、違約責任產生的基礎是當事人之間存在有效的合同關系，若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關系，則無違約責任。2、違約責任是以違反合同義務為前提，沒有違反合同義務的行為不承擔違約責任。第二、違約責任具有相對性。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產生，合同關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負違約責任。第三違約責任具有補償性，違約責任主要是一種財產責任，違約責任的主要目的在於補償合同當事人因違約行為所遭受的損失。從合同法所確認違約責任的內容，繼續履行合同、採取補救措施、賠償經濟損失，都體現補償性。第四，違約責任可約定性，根據合同自願原則合同當事人可以在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的方式、違約金的數額等，
四、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綜觀各國立法實踐，對違約責任原則的規定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我國合同法確定了嚴格責任原則。合同法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責任，這就是嚴格責任原則。在違約形態方面，《合同法》第107條規定了「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兩種形態，這承襲了《經濟合同法》第29條、《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8條、《技術合同法》第17條的相關規定，符合我國傳統立法中兩分法觀點，即將違約形態劃分為不履行和不適當履行。這種劃分能夠涵蓋所有的違約形態，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總結我國立法、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的科學的違約形態體系。其次，歸責原則方面，《合同法》第107條、120條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這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8條，《技術合同法》第17條的規定是一致的。在嚴格責任原則下，只要不存在免責事由，違約行為本身就可以使違約方承擔責任。因此嚴格責任更有利於保護守約方的利益，維護合同的嚴肅性，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和法律意識，克服信用危機。在過錯責任原則下，只有在不能證明其對違約行為無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違約責任，
所謂嚴格責任，又稱無過錯責任，是指違約發生以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應主要考慮違反合同因違約方的行為造成，而不考慮違約方的故意和過失。合同法中把歸責原則確定嚴格責任原因有：第一，嚴格責任的確立並非自合同法開始，在民法通則以及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中也有關於嚴格責任的規定。第二，嚴格責任具有方便裁判和增強合同責任感優點。在過錯原則下，只有在不能證明其對違約行為無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違約責任，而過錯屬於主觀心理狀態其純在與否的證明和判斷，較屬於客觀事實的行為和免責事由更為困難，嚴格責任更利於降低訴訟成本。嚴格責任原則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因為違約責任在本質上是以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是當事人之間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時追究其違約責任，是在執行當事人的意願和約定，因而應該實行嚴格責任。實行嚴格責任，有助於更好地同國際間經貿交往的規則接軌。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都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反映了國際上合同法發展趨勢。當然，嚴格責任作為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一項總的原則，也不是絕對的，針對某些合同違約的特殊情況，合同法分則也採用了過錯責任原則作為例外，如第189、191條的贈予合同、第303條的客運合同、第320條多聯運合同、第374條的保管合同、第406條的委託合同等。但這些只是一般原則的例外，並不能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五、違約責任的構成
1．主體條件
違約責任是當事人違反了有效合同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所以凡是違約責任必然是當事人因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導致的法律後果。違約責任是與侵權責任完全不同的兩種法律關系，違約責任的主體必然是有效合同的當事人，是有權獨立主張自己利益和獨立參加仲裁或訴訟活動的主體，而侵權責任的主體可以是任何法人主體、合夥主體和自然人，多數侵權行為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並無合同關系，少數侵權行為是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是無效合同關系或者侵權與違約法律竟合關系。
主體資格是主體進行各種法律行為的前提條件，如果主體資格不合格的或有缺陷的，就不能構成有效的合同，當事人也就不用承擔違約責任。合同的主體資格由自然人和法人兩種主體構成，其中自然人作為合同的當事人必須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如果不符合民法通則關於民事行為能力條件的，應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監護人代為行使訂立的權利，或者承擔由合同生效而產生的合同責任。法人作為合同的當事人必須具備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也就是指該法人的章程規定其可以為某中合同行為，至少該合同行為沒有違反國家對限制經營和憑一定條件和資格經營的規定 。
2．違約行為
違約行為是指合同當事人沒有按照合同約定的條件和時間履行合同，包括兩種情況；第一，作為的違約，指義務人應當以自己的主動行為完成合同規定的義務`，例如；完成提交貨物、完成一定的工作的行為。第二，不作為的違約，指少數合同規定合同的當事人應當以自己某些不作為的承諾作為合同成立的基礎，例如，保密合同的當事人或合同中的保密條款，其基本內容就是規定根據合同的信息必須保密，如果違反合同規定的條件泄露了需要保密的信息時，就可構成違約責任。
3．承擔違約責任的主觀條件
合同履行是一種客觀事實，合同沒有履行或者沒有完全履行客觀上也使對方的權利不能實現，為了維護對方的合同權利，就要讓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違約責任主要包括繼續履行、採取 補救措施和賠償損失三大內容。繼續履行是為了恢復對當事人的權利，在此情況下合同法並不看重違約方主觀上有無過錯，而是看重違約方有無履行能力，如果具有履行能力，對方要求繼續履行的，必須履行合同的。既使不能按時履行，而且履約方主觀上並無過錯，例如出現了不可抗力的情況，只要不可抗力的情況消失後當事人仍然具有履行能力的，對方就有權要求履行合同義務。從此角度看構成繼續合同義務的責任並不需要主觀上有過錯。採取補救措施是違約責任的第二種形式，多為對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標準的補救。賠償損失是違約責任的第三種形式，根據財產法的原則，當事人由於自己的不當行為給他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承擔責任。
六、違約責任免除范圍
違約責任免除是指當事人的行為雖構成了違反合同，但是根據法律的規定或當事人的諒解，無需承擔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給對方的損失。
1不可抗力的概念
不可抗力是指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規定，在合同生效後，由於出現了當事人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並且不可克服的客觀情況，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時，對約定的合同如何處理的法律規定。
2不可抗力情況的范圍
1）法定不可抗力的情況
根據我國合同法，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具體地講，獨立於人的意志和行為之外，且影響到合同的正常履行。構成不可抗力的事件繁多，例如嚴重的地震、水災、風災、雨災、低溫高溫等人力所不能或很難抗拒的自然突發情況，而這些情況在訂立合同時是不能預見的或不能確定的。當合同履行中出現這些嚴重的自然災害並妨礙合同的正常履行時，當事人主觀上並沒有過錯，既沒有不想履行合同的心態，也沒有想給對方造成損失的心態，而是實際上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法規定當事人在此情況下無須承擔責任。
2）的不可抗力情況。由於當事人對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有所預計，並且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那些情況屬於不可抗力情況，當出現這些情況時就可以免除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責任，包括其他的違約責任。
3．不可抗力的例外
1）發生不可抗力的情況並沒有完全阻止或妨礙合同的履行，或當不可抗力的情況消失後，合同可以繼續履行的，當事人不得以發生了不可抗力的情況不履行合同和拒絕承擔違約責任。
2）當發生不可抗力情況時，當事人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避免或減少損失，但是沒有採取措施，而是消極等待，致使不可抗力情況導致的損失擴大的部分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這是我國合同法律制度中關於合同的履行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和協助履行原則的精神。
七、完善違約責任的相對性和確立責任競合制度
所謂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合同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 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 《技術合同法》第19條規定：「當事人一方由於上級機關的原因，不能履行技術合同義務的，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另一方賠償損失或者採取其他補救措施，再由上級機關對它因此受到的損失負責處理。」《合同法》在此基礎上，將引起違約責任的上級機關擴大至一般的第三人，其第121 條規定：「當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違約的，應當向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當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間的糾紛，依照法律規定或者約定解決。」另外，《合同法》第64、65條也對違約責任的相對性做出了規定，使該項制度趨於完善。擇請求權的制度。這種選擇不僅是總結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的結果，而且是對世界上先進立法經驗的吸收和借鑒。由受害人選擇請求權，選擇對其更有利而對加選用。《合同法》第122 條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問題做出規定。責任競合現象是伴隨著合同法和侵權法的獨立就已經產生的現象，是法律無法消除的客觀存在。從各國立法和判例看，在處理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方面，主要採取了三種方法：即禁止競合制度、允許競合和選擇請求制度、有限制地選擇訴訟制度。從《合同法》第122條的規定來看，我國是採用了允許競合和選擇受害人有利的方式提起訴訟和請求，既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意願，同時也可能加重不法行為人的責任，有利於對受害人的保護。

『肆』 法律的公平性

公平原則也稱公正原則，是法律始終奉行和追求的一種價值觀，也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我國《民法通則》中對公平責任願則作了明文規定，符合社會利益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願望。《合同法》以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義務，彌補了我國立法上的不足，在市場經濟領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公平責任原則的概念及包括的內容
公平的本意是公平合理。公平責任原則，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沒有過錯，在損害事實已經發生的情況下，以公平考慮作為價值判斷標准，根據實際情況和可能，由雙方當事人公平地分擔損失的歸責原則。它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當事人自願、平等，民事本體參加民事恬動的機會要均等。雙方參加民事活動機會平等，主體地位平等，意思表述自由。不以種族。性別、年齡、地位等來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
（二）民事主體在民事權利的享有和民事義務的承擔上要對等，不能顯失公平。
社會主義商品交換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誰也無權不付出代價來無償取得他人財產，誰也不得以不正當的手段謀求不等價的交換。《合同法》追求權利義務的等值交易，在合同訂立中，強調雙方義務均等，對於顯失公平的行為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撤消，社會道德也不允許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只享有權利不承擔義務或者只承擔義務而不享受權利。體現在合同法中，就是以利益均衡作為價值判斷標准來調整合同主體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確定其合同權利的義務。權利義務不對等時，利益受損方經濟上的不利地位並非源自其自身的實力，而是來自人為的歧視，這是明顯的不公平。相反，另一方憑借人為因素，不付出代價即可取得不對稱利益，這不僅有悖於社會公德，而且也為法律所禁止，更會削弱受損方創新的動因。顯失公平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存在「重大失衡」,破壞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標准，違背了誠實信用。等價有償的原則，以致於合同喪失了據以生效所必須要求的「公平」性。
（三）民事主體在承擔民事責任上要公平、合理。
為維護民事立法的公平原則，每個享有民事權利的人，不問有無過錯，只要有造成損害事實存在，就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分擔民事責任，且分擔責任要公平合理，不能盲目地隨心所欲地讓一方承擔責任而另一方減免責任，更不能受種族、級別諸因素的影響。充分體現公平原則，才能使雙方當事人真正達到機會平等、地位平等。權利義務平等，分擔責任公平、合理，避免權利濫用和義務加重。從一般公平到實質公平。
二、公平責任原則是不同於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一個歸責原則。
我國民事法律制度中同時存在三個歸責原則即過錯原則。無過錯原則、公平責任原則。公平責任原則是一個獨立的歸責原則。首先，它不是從行為人的心理狀態出發，即不以行為人主觀過錯人確定其賠償責任，而是依據社會主義道德的公平觀念和人們共同生活規則的要求。其次，在有損害事實發生時，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財產狀況及其他具體情況裁判。如甲將房屋租賃給乙方搞經營，乙方在徵得甲的同意後對房屋進行了一定裝修，雙方協議中約定：「合同終止時，乙方將房屋的內裝修返還給甲方。」雙方履行完畢合同，甲認為乙的裝修應是無償返還，而乙認為自己裝修房屋投入了材料、人工，甲對此應該作價補償。雙方對此產生爭執。筆者認為，合同的不完善使雙方對裝修返還上產生重大誤解，乙方有權申請有關機關予以撤消此條款。另外，市場經濟中，任何行為都體現價值觀念，乙投入材料，提供了勞務，就應該得到報酬。如果裝修無償返還給甲，勢必給乙造成很大損失，而甲卻不付任何代價就得到一筆可觀利益，這明顯有失公平。所以，乙要求甲對裝修作價補償的主張應該得到支持。支持乙的請求符合我國民事立法精神，更是公平責任原則的具體體現。
三、公平責任原則彌補了侵權行為法理論的缺陷，是對侵權行為立法的一個發展。
公平責任原則把人們共同生活規則和社會主義道德的公平觀念上升為民事法律規范，符合廣大人民意志、願望。也是對侵權法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侵權法理論中的過錯責任原則及無過錯責任原則產生於公平責任原則之前。因此，公平責任原則在實踐中不能充分體現。這就導致合同一方當事人發生損害事實時無法彌補。例如甲給乙幫忙幹活，因出現意外，使甲人身受到傷害，從過錯責任來看。雙方均無過錯，從無過錯責任原則凋整范圍看，甲受到的損害只能由甲個人承擔。如果從公平角度出發，根據雙方的財產狀況及其他情況，公平、合理地分擔責任，甲的損失就會相對減少，也體現了道德范疇的公平原則。在立法上出現缺陷時，往往是道德觀念起衡平作用，以補充立法上的不足。我國《民法原則》及《合同法》將公平責任原則予以明確並將公平原則作為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前提，是對侵權立法的補充、發展。
四、我國民事立法將公平責任原則確定為一個獨立的歸責原則，既有法律依據，也是司法實踐的需要。
《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原則」.法律也規定，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一方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撤消或變更。《民法通則》第132條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民法通則》第133條規定：「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體現了132條的公平責任原則。其次，在司法實踐中，對於雙方當事人都無過錯的侵權損害，如果沒有一個歸責原則加以調整，將會使受害人既蒙受損害又須承擔全部損失有悖於立法精神。正因為如此，公平責任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充分體現，不僅符合我國立法精神，是現實的需要。
五、公平責任原則的重要性。
公平是民法的精神，也是合同法的精神。公平原則貫徹於合同的訂立、履行。責任的承擔等合同關系的始終。以公平責任原則確立雙力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補救法律規定的不足，使商品經濟道德規范進一步法律化，不僅有效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能及時解決糾紛，防止事態擴大和矛盾激化，促進安定團結，穩定社會秩序。實踐證明，公平責任原則是我國司法實踐的需要，更是廣大人民的共同願望。公平責任原則與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從不同方面調整著侵權損害中產生的民事法律關系，解決著不同類型的民事法律糾紛，在民事法律關系中有著其重要性。

『伍』 論述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作用和體現（需舉例說明）

論述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作用和體現（需舉例說明）

誠實信用原則是指當事人在從事民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誠實守信原則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合同法律關系的誠信原則，應當貫徹於合同訂立、履行、變更、解除以及在終止的各個階段。具體表現在：
1，在合同訂立階段，當當事人彼此間已具有訂約上的聯絡，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2，在合同訂立後哦至履行前的階段，按照誠信原則的要求，當事人應該認真做好履行的准備工作。在此階段，任何一方在履行前飲經營不善造成嚴重虧損等都應及時通知對方。
3，合同的履行應嚴格遵守誠信原則。當事人既要履行各種附隨義務，也應依照誠信原則履行義務。
4，合同訂立後，如出現事情變更應及時通知對方，並允許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不得借機欺詐、勒索對方。例如，合同訂立後，因飼料價格急劇上漲，致使當事人一方飼養奶牛的成本急劇增加，當事人一方可以依據誠信原則要求變更合同的價格條款。
5，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之間的義務以經完成，但是，依據誠信原則產生的隨附義務，應當嚴格履行。不履行後契義務，給對方造成損害的，應承擔賠償義務。例如，完成某些承攬加工合同後，附隨的保修義務，應當履行。

如何認識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這個就是法條確定的誠實信用原則。
在民法中的表現
1、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要誠實，不弄虛作假，不欺詐，進行正當競爭；
2、民事主體應善意行使權利，不以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方式來獲取私利；
3、民事主體應信守諾言，不擅自毀約，嚴格按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的約定履行義務，兼顧各方利益；
4、在當事人約定不明確或者訂約後客觀情形發生重大改變時，應依誠實信用的要求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論合同法的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必須意圖誠實、善意、行使權利不侵害他人與社會的利益，履行義務信守承諾和法律規定，最終達到所有獲取民事利益的活動，不僅應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須使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倫理道德准則在民法上的反映。我國《民法通則》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不難看出，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法上有適用於全部民法領域的效力。誠實信用原則常被奉為"帝王條?quot;，有"君臨法域"的效力。作為一般條款，該原則一方面對當事人的民事活動起著指導作用，確立了當事人以善意方式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的行為規則，要求當事人在進行民事活動時遵循基本的交易道德，以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以及當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該原則具有填補法律漏洞的功能。當人民法院在司法審判實踐中遇到立法當時未預見的新情況、新問題時，可直接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行使公平裁量權，調整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誠信原則意味著承認司法活動的創造性與能動性。近代以來，作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延伸，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法上，又普遍承認了禁止權利濫用原則。該原則要求一切民事權利的行使，不能超過其正當界限，一旦超過，即構成濫用。 這個正當界限，就是誠實信用原則。

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 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其具體要求就是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應當誠實、守信用、正當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其內容具體體現為(1)任何當事人要對他人和廣大消費者誠實不欺，恪守諾言，講究信用;
(2)當事人應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在獲得利益的同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不濫用權利加害他人。
1、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的法律，它主要規范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違反合同的責任及各類有名合同等問題。在我國，合同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只是我國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2、合同法在為經濟交易關系提供准則，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一部好的合同法能夠促進一國經濟的發展。

論述誠實信用原則在保險法的地位及具體在應用?

哈哈 等劉慶國說答案吧、、、

如何理解《合同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則。它常常稱為是債法中的最高指導原則或稱為「帝王原則。」
一、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
二、在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的各個階段，甚至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後，當事人都應當嚴格依據誠信原則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簡述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的表現

您好，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應誠實，守信用，善意地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誠實信用原則主要表現在：1、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要誠實，不弄虛作假，不欺詐，進行正當競爭；
2、民事主體應善意行使權利，不以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方式來獲取私利；
3、民事主體應信守諾言，不擅自毀約，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的約定履行義務，兼顧各方利益；
4、在當事人約定不明確或者訂約後客觀情形發生重大改變時，應依城市信用的要求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如能給出詳細資訊，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及其在合同法中的作用

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簡稱誠信原則，要求人們在民事活動中應當誠實、守信用，正當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誠實信用原則是做人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市民社會必然的道德信條，必然關系著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法律系統對人性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它在當代法律中的作用呈不斷加強的趨勢，成為整個民法領域得「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也因此成為當今世界具有特殊意義的法律問題。
一般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當事人在市場活動中應講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種民事立法的價值追求，本身不直接涉及民事主體具體的權利義務，其性質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自然也就會產生模糊性。誠信原則的內涵和外延因此也都不具有確定性。

論誠實信用原則

具體體現為:（1）任何當事人要對他人和廣大消費者誠實不欺，恪守諾言，講究信用；（2）當事人應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在獲得利益的同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不濫用權利加害他人。
社會作用:誠信原則涉及兩個利益關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誠信原則的宗旨在於實現這兩個利益關系的平衡。

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項基本道德准則，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法律規則，同時也是我們貫徹黨中央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一種具有道德內涵的法律規范。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一向重視誠實信用這一倫理標准。「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沿襲下來的一個道德信條。到了現代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在日本，乃至其他歐美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將誠實信用這一道德准則進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有的學者將其稱為「帝王規則」、「吾臨法域」，可見誠實信用原則之重要性。如果說意思自治原則到私法自治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即市民社會對法治的最為深情的呼喚，意思自治原則是私法既民商法的靈魂，把廣大商人和公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發揮得淋漓盡至的話，那麼誠實信用原則與公序良俗便是意思自治原則的兩支輔翼，這兩項原則作為一種約束機制與意思自治原則的啟用機制一張一弛，共同有機和諧地調節著市場經濟生活。特別是對防止民事主體濫用意思自治原則來說，誠實信用原則更是功高無量。嚴格來說，公序良俗也是從誠實信用原則引申來的。誠實信用原則兼具有道德性規范和法律性規范的雙重特點，雖然不是一項具體的制度，但作為一項抽象的原則，對於一切民事主體的一切民事行動發揮著制約作用。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民事主體在實施民事行為時，應當講究信用，嚴守諾言，不把自己利益的獲得建立在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基礎上，應當在不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什麼是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做人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市民社會必然的道德信條，必然關系著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法律系統對人性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它在當代法律中的作用呈不斷加強的趨勢，成為整個民法領域得「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也因此成為當今世界具有特殊意義的法律問題。我國（中國大陸）誠實信用原則起步較晚，但在廣泛借鑒世界各國研究的新成果上作出了一些必要和有益的准備，在短時間內取得了較大的進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社會時代的代言人，司法機關的如意工具，起到了無法估量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也就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的現代狀況及發展問題談一談我的看法。正如一切重要的法律概念一樣，誠實信用原則在理論上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據《布萊克法律詞典》解釋，誠實信用即是懷有善意、誠實、公開、忠誠沒有欺騙或欺詐，具有真實、實際，沒有假裝或偽裝。
（一）誠信原則的起源及其發展歷程
在我國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現了誠信一詞，《商吾書.靳書》把誠信與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貞廉、仁義、非真、羞戰並稱為「六蝨」。而誠信原則起源於羅馬法的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中。大致經歷了羅馬法、近代民法和現代民法三個階段。羅馬法階段體現了商品經濟對法律的一般要求，當事人的誠實信用是履行契約的可靠保障。近代民法階段，資產階級基於法治國的思想，保留了對當事人的誠信要求，但剝奪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誠實信用原則被限制在債法的適用范圍內，或規定為合同履行的基本准則，盡管如此，也為以後的立法奠定了基礎。現代民法階段，誠實信用原則的誠信要求與自由裁量權定向統一，承認了法官的能動性，對發展和補充法律起了很大作用，還規定了任何人都必須誠信地行使權利並履行義務，標志著現在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應該說，我國學界在對誠信原則的起源及其發展歷程上無其爭議，但缺乏像徐國棟先生那樣對歷史資料的完整系統的理性分析，從徐國棟先生《客觀誠信與主觀誠信的對立統一問題》、《以羅馬為中心》、《誠實信用原則二題》二文可以發現，徐先生始終不斷地從誠實信用原則的歷史淵源中汲取養分，一方面用其來豐富現代誠信原則的內涵，另一方面亦為大家指出誠信原則未來之研究方向。對於法學家來說，歷史並非簡單的陳述，而應從歷史中總結法之現象的發展規律及其深刻內涵，從而為其未來之發展指明方向，因此可以說，徐國棟先生之研究成果堪稱國內之典範楷模。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
關於誠信原則的內涵，主要有以下四種學說，1、一般條款說。該說認為誠信原則及外延不確定但具有強力的一般條款，其作為一般條款來指導當事人正確進行民事活動，來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填補法律空白。2、雙重功能說。其認為，究其本質，誠實信用原則由於將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合為一體，兼具有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雙重功能，使法律條文具有極大的彈性，法院因而享有較大的裁量權;能夠據以排除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調整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也就是說誠信原則具有法律調整和道德調整的雙重功能。3、利益平衡說。徐國棟先生認為，誠信原則要求民事主體應當以善意心理狀態從事民事活動，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在進行民事活動，履行民事義務時，既要維護各方面當事人的利益平衡，還要維護當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平衡， 那誠信原則謀求的是民事活動中當事人之間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的平衡。而這三方利益平衡的實現，有懶於人們以誠實之理善意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並通過法官之公正的創造性的司法來最終加以維護。4、語義說。其認為誠信原則是對民事活動參加者不進行任何欺詐，恪守信用的要求。亦有人認為還有「衡平說」，但我認為「衡平說」實際上只是「利益平衡說」，在司法領域的延伸，所謂誠信原則是掌握在法官手中的平衡法，只不過是說在司法中法官須依誠信原則，通過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的平衡來得出公正之判決。
我認為「語義說」我望文生義之嫌，並且只看到誠信原則對在民事活動的指導意義，而並未看到其對司法活動的巨大價值意義，從而將誠信原則的指導功能限制在了一個較窄的范圍內。而「雙重功能說」與「利益平衡說」是從不同角度對「一般條款說」的延伸性解釋，「雙重功能說」從功能的角度揭示了作為一般條款的誠信原則的內涵，而利益平衡說則是從作用機制（注即通過利益平衡來實現公平）的角度闡釋誠信原則的內涵，因此我個人認為將誠信原則的內涵界定為「外延不確定的強制性一般條款」更佳。
（三）誠信原則的本質特徵
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本質是，法官通過對誠實信用原則進行擴張性解釋，並依其處理一些特殊案件，以實現個案處理結果公平，正義之目標，從而對法律進行實質性發展的能動性司法活動。之所以將其本質做以上定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是現代民法價值理念的體現，現代民法的理念價值----實質正義是歷史的產物。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作為19世紀的近代民法基礎的兩個基本判斷，即所謂的平等性和互換性已經喪失，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對立[注1]造成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事實上的不平等，迫使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必須面對現實，拋棄近代民法的形式主義。[注2]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20世紀之初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所共同面對的難題，誠實信用原則就是在此社會經濟背景下應孕而生的。其經過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的不斷挖掘，被予以重新解釋並賦予其新的內涵，最終從近代民法中的契約原則上升為民法的基本原則，適應了歷史的需要，可以說誠實信用原則是現代民法理念-----實質之義。逐漸取代近代民法概念形式主義過程中在民法立法模式上的重要體現之一。現代民法實質正義的理念的形成，促進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而誠實信用原則則全面貫穿了實質正義的精神。現代民法理念的形成與相應的立法的出現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互相促進，互為條件。貫徹實質正義精神的誠實信用原則，在客觀上體現為兩種利益關系的平衡，包括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即社會妥當性。法官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以這兩點為價值目標，其本質體現為公平、正義。
第二，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首先是法官對法律進行解釋的過程，社會生活條件在法官上涵蓋范圍的無限性以及其時間范圍內的千變萬化，與體現了認識水平與認識能力的成交，法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法律既不可能對存在於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社會關系都予以明確規定，也不可能在時間上隨時根據社會生活條件的變化致使成文法存在「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滯後性」等局限性。為彌補成文法的不足，大多數成文法國家採取及時修改有關法律條文這一措施外，大都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一是明確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承認法官有造法之功能。二是立法者在法典中建立一些「框架」概念通過法官對這些「框架」概念來適用，以處理各種難以預料的社會現象。就目前我國的司法制度來看，我國法律並沒有明確賦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即法官通過司法活動直接進行的行為，沒有得到法律的明確授權。我國彌補成文法的不足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法官對法律作出相應的解釋並以調整相關的社會關系來實現的，因此對作為「框架概念」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首先是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過程。
第三，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具有能動性，這是由於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彈性規則和強性補充規則[注3]的特點所決定的，立法者為彌補成文法的不足而建立起的「框架」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十分不明確.有學者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乃屬於白紙規定」、「無色透明」[注4]，也就是說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無所不在。只要在適用成文法的過程中出現漏洞與不足，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就會被運用和體現。這也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適用上的強制性，在民事活動中，其具體體現為：無論當事人是否約定，誠實信用原則都是約束雙方當事權利義務的當然條款，使當事人不僅要承擔約定的義務，而且必須承擔這種強制的補充性義務，並且當事人也不得約定排除適用，即使約定排除，其效力也歸於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講，誠實信用原則是當事人進行任何民事活動時，所享有的民事權利的當然組成部分。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中，首先應尊重這種體現為民事權利的私權，並當然地適用作為私權表現形式的誠實信用原則，不須以當事人是否明確作出意思表示為標准，因此，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具有能動性。 望採納

『陸』 論合同法的誠實信用原則

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回、等價有償、誠實信答用的原則。」 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其具體要求就是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應當誠實、守信用、正當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其內容具體體現為(1)任何當事人要對他人和廣大消費者誠實不欺，恪守諾言，講究信用;
(2)當事人應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在獲得利益的同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不濫用權利加害他人。
1、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的法律，它主要規范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違反合同的責任及各類有名合同等問題。在我國，合同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只是我國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2、合同法在為經濟交易關系提供准則，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一部好的合同法能夠促進一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