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g與合同法區別

⑴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如果比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 第 14 條 － 第 24 條)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 第 9 條 － 第 43 條)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於 CISG 規定作了相當充分的借鑒和吸收。比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 第 16 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 1 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不過，它對這一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不過，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 CISG，規定了要約的撤回及撤銷，惟對此作了若乾的限制( 中國合同法第19 條) 。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就會明白，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並不限於買賣合同，而是對於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了，體現在第 94 條第 2 － 4 項。但是，與 CISG 第 25 條相比，二者有一些差異。其一，CISG 第 25 條對於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 「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對於這一差異，有的學者指出: 「我國法律規定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准不如《公約》那麼嚴格，沒有使用可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准。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主觀標准，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註：參見王利明: 《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頁;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頁。中國學者對於公約第 25 條「可預見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約起草時便已有同類觀點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對此指出，這個概念更容易被錯誤地理解為主觀歸責因素。由於這里最決定性的問題是對合同以及約定的義務的解釋，所以最終涉及的就是對每一項義務違反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參見[德]彼得·施萊希特里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李慧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頁。）其二，對於所違反的合同義務，CISG 沒有進一步要求，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 用德國法術語) 主要義務(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 ，是給付義務(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參照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無所謂的; 附隨義務( 或許宜稱為附加義務) 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同條第 4 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5]462。
( 二) 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 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 77 條第 1 款和第 93 條第1 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 第29 條第2 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國合同法第 36 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協議，最終的效果，與 CISG 相去不遠。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條及第 27 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 通 知 不 以 送 達 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觀點，從 CISG 第 26 條及第27 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盡管他本人從法的應然性角度出發，贊同 Neumayer 的觀點，即形成權性質的意思表示不應當被視為在受領 人 完 全 沒 有 知 曉 的 情 況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國合同法第 96 條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 CISG 存在差異。
( 四) 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 97 條和第 98 條的規定與CISG 第 8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 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 第 66條)[5]263。
CISG 第 82 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 350 －354 條，於第 34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5]484。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 一) 關於先期違約
CISG 第 71 條和第 72 條是對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規定，同時，第 71 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內容[6]256。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 CISG 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 68條、第69 條、第94 條、第108 條。
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 條 2 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 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5]462。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 CISG第72 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採取折衷方案( 第 28 條) ，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 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62 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 107 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 109 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110 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 CISG 第46 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 CISG影響的痕跡。
中國合同法第 110 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 2)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 3) 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 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 第 46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7]22。
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8]314，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5]543。CISG 第 46 條第 2 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 3 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 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 110 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 第110 條第3 項) ，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 110 條第3 項與《合同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檢驗期間( 瑕疵發現期間) 的關系。我個人初步的意見是，二者所規定的屬於同一類性質的問題，可將前者理解為一般規定( 在總則部分) ，將後者理解為特別規定( 在分則部分) ，並依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解決( 三) 減少價款
CISG 第 50 條規定了減價 ( price rec-tion) ，就此規定，是理解為對於大陸法繼受自羅馬法的減價之訴(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為合同改訂的一種情形，抑或理解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種損害賠償，看法並不統一。大陸法圈的文獻傾向於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訂的觀點加以說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陸法圈的見解，又以之可以通過本來的損害賠償加以處理，對於減價規定的設置表示懷疑，這樣的文獻也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學者提示，從 CISG 對於條文的安排來看，減價( 第 50 條)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條) 與出賣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條) 之間，故將減價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國合同法在總則第 111 條規定了「減少價款或者報酬」，在立法體系安排上，將減價規定在合同法總則，而不是像德國民法第 441 條規定在「買賣」部分（註：對於德國新債務法的規定，Zimmermann 教授不無遺憾地指出，鑒於新債務法起草人的總體目標是盡可能地將對於隱蔽瑕疵的責任統合進規范違約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國民法典中保留著分裂著的減價規定，真是讓人吃驚。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國的學說對於減價的探討尚不多見，既有的探討將減價權理解成為一種形成權，同時認為與其將減價權建構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構在「合同變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損害賠償
如果賣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受方可以按照公約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項) 。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按照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 b項)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所基於的原理是，賣方擔保其對於合同義務的履行。該責任並非基於過錯、在賣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關於履行的特別合同擔保，而只是由於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責任。如果不履行是由於第 79 條所謂的無法預見的客觀障礙，則不產生損害賠償義務（註：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違約亦無須是由於買方的過錯，盡管人們須意識到存在著依第 79 條和第 80 條免責的可能（註：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違約方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不以過錯為要件，但有免責的可能，這種規定在中國被稱為「嚴格責任」，並被認為是合同法的發展趨勢，進而影響到了中國《合同法》的起草[10]45。對此，雖有中國學者從立法政策立場提出反對意見，（註：參見崔建遠: 《嚴格責任? 過錯責任?》，載《民商法論叢》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頁以下; 韓世遠: 《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頁以下。）《合同法》第107 條最終並未將「過錯」作為違約責任或者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這點上，應該承認中國合同法確實受到了 CISG 的影響。
CISG 第 74 條規定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可預見性規則( foreseeability) ，這一規定被中國合同法第 113 條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條規定的替代交易場合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第76 條規定的未從事替代交易場合依時價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在中國合同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在中國實務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當。CISG第 77 條規定的減輕損害規則，中國合同法第119 條的規定與之大致相當。
( 五) 免責
CISG 第 79 條規定的免責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礙」(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國合同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後者被定義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第 117 條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國合同法上的免責事由被限定得嚴格。CISG 第 79 條第 5 款規定，「本條規定不妨礙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規定的要求損害賠償以外的任何權利」。這包括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這點上是共同的。
四、買賣合同
( 一) 買賣的標的物
CISG 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正如其名稱所反映出來的，是貨物( goods) ，同時 CISG 又明確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經由拍賣的銷售、根據法律執行令狀或其他令狀的銷售、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或貨幣的銷售、船舶、船隻、氣墊船或飛機的銷售、電力的銷售( CISG 第 2 條) 。
中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是有體物，並不包括權利。這里的有體物，並不以動產為限，尚包括不動產。當然，土地不能成為買賣的標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 ，故這里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之類建築物。這里的買賣，既可以是商事買賣，也可以是民事的買賣，包括消費者為買受人的買賣。拍賣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買賣。
( 二) 賣方的義務
賣方的義務( CISG 第 30 條、中國合同法第135 條、第 136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地點( CISG 第31 條、中國合同法第 141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時間( CISG 第 33 條、中國合同法第138 條、第 139 條) 等，中國合同法學習了 CISG。
( 三) 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統合入違約責任
中國法是大陸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員，因而，起源於羅馬法的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便很容易被想當然地以為存在於中國法中。這一問題，在中國統一的合同法之前，學說上存在分歧。中國合同法第 153 條規定了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第 155 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第111 條是合同法總則「違約責任」章中的一個條文，它規定: 「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 61 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對於中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盡管有個別學者認為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相對獨立，它與一般的違約責任競合，買受人可以根據個案擇一而主張[11]，主流的學說則主張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已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中國法奉行的是違約責任「單軌制」，而不是違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並存的「雙軌制」[12]。中國合同法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學習了 CISG。違反 CISG 第 35 條第 1 款而質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給付他種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間的徒過( 錯過責問 Rügeversaeumung) 而「治癒( geheilt) 」[6]123。同樣，依中國合同法第 158條，買受人怠於將標的物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賣人一般違約責任的餘地。在中國合同法之後，同為大陸法系一員的德國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實現了這種統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條對於標的物在數量、質量、規格、包裝方面的符合性作了專門規定，對此，中國合同法並沒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規定。換言之，在中國合同法上，買賣標的物的合同符合性並非集中地規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對於質量的符合性，規定在第153 條、第154條( 指引向第 62 條第 1 項) 、第 155 條( 指引向第 111 條) 、第 168 條、第 169 條等。對於數量的符合性，雖然沒有像質量那樣明確規定了出賣人的相關義務，但從其他條文可以看出，合同法還是作了相關的要求的，體現在第 158 條、第162 條以及第 72 條等。對於所謂「規格」，合同法沒有專門的規定，而是體現在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條) 或者憑樣品買賣( 第169 條) 。合同法沒有像 CISG 那樣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條規定了憑樣品買賣出賣人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的質量仍然應當符合同種物的通常標准。這里的「通常標准」概念，在功能上與 CISG 所謂的「通常使用目的」相當。對於包裝，中國合同法第 156 條照搬了 CISG 第 35條第 2 款第 4 項。
CISG 第 38 條規定了買方檢驗貨物的時間。中國合同法第 157 條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買受人收到標的物時應當在約定的檢驗期間內檢驗。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在沒有約定場合的及時檢驗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國合同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情形詳細規定，而是作了簡化處理。這一做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合同法的起草人認為 CISG 的規定不合理，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便於使立法通過的考慮，在一些規定上刪繁就簡。
( 四) 風險負擔
中國合同法第 142 － 149 條是關於買賣標的物風險負擔的規定，這些規定顯而易見是受到了 CISG 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
中國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體現在: 規定了風險移轉的交付主義( 第 142 條，CISG 第 69條第 1 款) 。規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則，包括: 債權人遲延場合的風險移轉( 第 143 條) 、在途標的物買賣中的風險負擔( 第 144 條，中國法缺少但書) 、第一承運人規則( 第 145 條) 、特定地點規則( 第146 條) 。中國合同法規定了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第 147 條、CISG 第 67 條第 1 款後段) 。並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的，不影響因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買受人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第 149 條，CISG 第 70 條) 。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由於 CISG 中不存在標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合同不成立的規定，該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賣人不交付標的物只是構成違約[6]36，故CISG 中的風險負擔制度，被認為是與以雙務合同概念為媒介的履行牽連關系機制無關[7]21。

⑵ 論買方的收貨義務500以下，3000字以上急用

論買方的收貨義務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關系由國際貨物貿易法加以調整，包括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在國際貨物貿易法的國際立法方面，迄今為止已達成多個國際條約。其中，198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簡稱CISG）是在國際貨物貿易領域中達成的最重要的國際公約，也是我國進行貨物進出口貿易關系最大、最重要的一項國際條約。至2002年6月15日，共61國家核准、參加或繼承了該公約，我國在1986年12月11日核准該公約時提出兩項保留。下面將結合CISG的具體條文以及我國《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就國際貨物銷售合同中買方的收貨義務作簡要的探討。
一、綜述
對於買方在國國際貨物銷售中的義務，在第三章買方的義務中，第五十三條規定，買方必須按照合同和本公約規定支付貨物價款和收取貨物。具體到買方的收貨義務，CISG第六十條規定，買方收取貨物的義務如下：採取一切理應採取的行動，以期賣方能交付貨物；和接收貨物。從公約的條文可以清晰地看，買方的收貨具體表現在二各方面：一是配合賣方，為一定的交貨准備行為，二是實施具體的接收貨物的行為。分析買方的收貨義務，僅從這兩個條款出發很明顯是不夠的，而應該結合CISG的整體來分析。
二、發貨與收貨
對於交付貨物整個過程來看，行為始於賣方。討論買方的收獲義務不能不談賣方的發貨義務。CISG在第二章賣方的義務中，對賣方交付貨物和移交單據時應履行的義務做出了詳盡的規定。
第三十一條
如果賣方沒有義務要在任何其它特定地點交付貨物，他的交貨義務如下：
（a）如果銷售合同涉及到貨物的運輸，賣方應把貨物移交給第一承運人，以運交給買方；
（b）在不屬於上款規定的情況下，如果合同指的是特定貨物或從特定存貨中提取的或尚待製造或生產的未經特定化的貨物，而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已知道這些貨物是在某一特定地點，或將在某一特定地點製造或生產，賣方應在該地點把貨物交給買方處置；
（c）在其它情況下，賣方應在他於訂立合同時的營業地把貨物交給買方處置。
第三十二條（略）
第三十三條
賣方必須按以下規定的日期交付貨物：
（a）如果合同規定有日期，或從合同可以確定日期，應在該日期交貨；
（b）、（c）（略）
從這幾這幾個相關條款我們可以看出，對於銷售合同，或稱買賣合同這種雙務合同中，買方的收貨義務是建立在賣方正當出貨義務基礎上的附隨義務。只有買方在履行了交貨義務或者存在履行交貨義務的初衷時，買方的收貨義務才有存在的基礎。比如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中的賣方在訂立合同之初就存在惡意，無貨可供，或不存在供貨之意願時，賣方的行為夠成根本違約，買方的收貨義務就無從談起。當然根據公約第六十條規定，買方可以採取一切理應採取的行動，以期賣方能交付貨物，但我認為不應在此種情形之下將此種行為附加為買方的義務，在這種情形下的買方是為了促成合同，維護自身利益的先義務行為。公約第四十九條第一款就是對此種情形賦予了買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
有人可能會認為上面的所列舉的情形太過「偏激」，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下面就讓我們分析一些「常態」，即賣方違反交貨義務，構成一般違約下，買方的收貨義務。以實踐中最普遍的一種違約方式——賣方遲延交付，即違反公約第三十三條，賣方必須按以下規定的日期交付貨物。對於此種情形，買方的收貨義務值得我們去探討。於是我們就有這樣的疑問，賣方遲延交貨，買方的收獲義務該怎樣處理？
CISG第四十八條和第四十九條對賣方違約做了概括規定，其中第四十九條是這樣規定的：
（1）買方在以下情況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略）
（2）但是，如果賣方已交付貨物，買方就喪失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除非：
（a）對於遲延交貨，他在知道交貨後一段合理時間內這樣做；
（b）對於遲延交貨以外的任何違反合同事情：
（一）他在已知道或理應知道這種違反合同後一段合理時間內這樣做；或
（二）他在買方按照第四十七條第（1）款規定的任何額外時間滿期後，或在賣方聲明他將不在這一額外時間履行義務後一段合理時間內這樣做；或
（三）他在賣方按照第四十八條第（2）款指明的任何額外時間滿期後，或在買方聲明他將不接受賣方履行義務後一段合理時間內這樣做。
我們可以看出對於遲延交貨，公約並沒有排除買方的收貨義務，但從上述條文的內容來看，我們也很難能看出對於買方收貨的要求。限於本人資料，尤其是能力有限，讓我們大膽揣公約擬定者的「聖意」，延遲交貨並沒有構成公約規定的根本違約，也就是說這種情形下受訪的最求依然是完成合同約定。在履行期屆滿後，賣方履行了交貨義務，買方在沒有將對方的行為定性為根本違約的情形下，即應遵照公約第六十條履行收貨義務，如果買房既沒有通知賣方取消合同，也沒有盡到收貨義務，貨物由此造成的損失還是應有買方承擔的。
三、提前交貨與收貨
對於賣方提前交貨是否會影響到買方的收貨義務，我們首先還是要看CISG的有關規定。公約第五十二條
（1）如果賣方在規定的日期前交付貨物，買方可以收取貨物，也可以拒絕收取貨物。
（2）如果賣方交付的貨物數量大於合同規定的數量，買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絕收取多交部分的貨物。如果買方收取多交部分貨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他必須按合同價格付款。
上面的兩款條文都規定了買方對與賣方提前交付貨物享有收貨的選擇權，也就是說，此時，收貨已經不是買方的義務，而是一項權利。買方可以收貨，也可以拒絕收貨，這是一種選擇權，買方的收獲義務就當然的被排除了。從這個條款深入，我們似乎可以確定買方收貨義務起始期限，即賣方在規定期限或買方能夠合理承受的遲延期限交付貨物後，買方才負有收貨之義務。
四、賣方瑕疵履行與收貨
CISG對賣方所交貨物的品質、數量、規格、交運規則的規定有以下條款：
第三十五條：
（1）賣方交付的貨物必須與合同所規定的數量、質量和規格相符，並須按照合同所規定的方式裝箱或包裝。
（2）除雙方當事人業已另有協議外，貨物除非符合以下規定，否則即為與合同不符：
（a）貨物適用於同一規格貨物通常使用的目的；
（b）貨物適用於訂立合同時曾明示或默示地通知賣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況表明買方並不依賴賣方的技能和判斷力，或者這種依賴對他是不合理的；
（c）貨物的質量與賣方向買方提供的貨物樣品或樣式相同；
（d）貨物按照同類貨物通用的方式裝箱或包裝，如果沒有此種通用方式，則按照足以保全和保護貨物的方式裝箱或包裝。
（3）如果買方在訂立合同時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貨物不符合同，賣方就無須按上一款（a）項至（d）項負有此種不符合同的責任。
相應的，公約對與賣方違反上述條款也規定的相應的違約條款和救濟措施，這里就不在贅述條文。我們這里探討的是賣方違反上述條文與買方收貨義務的關系。很明顯，存在違反上述條款現象的情形只有在買方實際接手貨物後通過驗貨或者實際使用銷售過程中才能發現，上述過程自然是在買方積極履行了收貨義務之後才有的行為，因此，對與賣方的瑕疵履行當然不影響買方的收貨義務。這其中涉及到買方的驗貨義務與收貨義務，我的觀點就像上面所述一樣，驗貨是收獲的後義務，驗貨中存在的問題不影響收貨義務的履行。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試著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是賣方在合理期限（包括買方能夠承受的遲延期限）內履行了交貨義務，買方均應履行收貨義務，至於賣方的違約行為，應當依照相應約定或公約處理，而不影響買方的收貨義務。
五、違反收貨義務的責任
CISG明確地將買方的收貨義務與支付價款的義務至於同一地位，既可以看出，在義務層面上，買方違反收貨義務與違反支付價款的應負的責任是相同的。
關於買方違反合同的補救辦法，公約第六十一條規定：
（1）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
（a）行使第六十二條至第六十五條所規定的權利；
（b）按照第七十四至第七十七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2）賣方可能享有的要求損害賠償的任何權利，不因他行使採取其它補救辦法的權利而喪失。
（3）如果賣方對違反合同採取某種補救辦法，法院或仲裁庭不得給予買方寬限期。
結合上面的分析，只要買方違反收貨義務，賣方就可以依據CISG行使相關救濟措施。
六、我國《合同法》的收貨義務
雖然我國《合同法》並不適用於國際貨物買賣，但其關於買賣合同的規定對於我們理解國際貨物貿易中買方的收貨義務依然有重要意義。
我國《合同法》沒有用專門的條文來表述買方的收貨義務，但通過對第九章買賣合同的整體把握，我們依然可以看出，對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及其有關權利和憑證，買受人有及時受領義務。其中第一百五十七條和第一百五十八條明確規定了買受人應負的驗貨責任。通過與CISG的對比，我們也可以看出我國《合同法》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處。
買方的收貨義務，在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雖看似微小，但其依然值得我們去探討，去挖掘其深層含義。這對於學習國際經濟法、深入了解CISG都有重要意義。

⑶ 國際公約買賣合同和合同法的實質性變更的異同的原因

合同的主要條款進行了實質性變更，合同一般無效，造成違約的一方，還要承擔回違約責任。根據我答國《合同法》及《聯合國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有關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方法是對合同的實質性條款，訂立合同上述條款是必須的，否則訂立的合同就是不完整的。如果上述條款有所變更，就構成了整個合同的實質性變更，需要雙方協商一致才可以成立新的合同。

⑷ 急需答案：涉及違約的受損害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各國法律確定的制度有哪些這些制度的差異和共同點有哪些

合同法定解除權是法律賦予非違約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違約方行為嚴重損害時得以採取的一種違約救濟措施。由於此種救濟將導致雙方合同關系終止的後果，各國對其均規定了嚴格的限制條件，但在具體規定上存在著較大差異。本文擬對各主要國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國際統一合同法有關法定解除條件的規定進行比較、評析，以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後，沒有履行或沒有完全履行以前，當法定的條件具備時，根據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關系消滅的行為。一般說來，合同生效後，當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過程中，有時會產生某些特定情況。例如，由於對方當事人嚴重違約，從而使債權人訂立合同的目的不能達到，這樣合同的存在對債權人來說已不具有實質意義，合同即使在以後能夠被遵守，債權人的目的仍不能達到，因此應允許債權人宣告解除合同，從而使其從已被嚴重違反的合同中解脫出來，及時消除或減少因對方違約所造成的損失。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旦違約都可以導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對法定解除權不加以嚴格的限制，就會導致各種交易關系輕易的消滅，既不符合鼓勵交易的目的，也不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會損害合同雙方的利益，特別是在一方雖已違約，但違約當事人能夠繼續履行，而非違約方願意違約方繼續履行的情形時，就應當要求違約當事人繼續履行，而不能強令當事人消滅合同關系。因為在此情況下只有繼續履行才符合當事人的訂約目的，才能更好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

鑒於以上考慮，對非違約一方的法定解除權，各國均規定了十分嚴格的條件和限制，但由於各國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統一，各國的規定存在著較大差異。本文擬對各主要國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國際統一合同法有關法定解除條件進行比較、評析，以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英國

英國《1979年貨物買賣法》將合同條款分為兩類，一類是條件條款(conditions)，也被稱為主要條款;另一類是擔保條款(warranties)，也稱為次要條款。當事人違反兩類條款將會產生不同的後果。該法第11條第3款規定：違反主要條款的，將會產生一種權利解除合同;違反次要條款的，將會產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沒有權利拒絕接受貨物。合同條款的上述分類方法由於完全不考慮違約方違反特定合同條款所造成的實際後果有多麼嚴重，顯得過於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這種分類也有一個重要的優勢，即具有確定性，雙方當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違反某個條款必須承擔什麼樣的法律後果。

如果一項條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類，法院依據該條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來決定其是一個主要條款，還是一個次要條款，其檢驗的標準是，是否一項特定的許諾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於如果不履行這項許諾，就會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實質上不同於非違約方的預期。例如，同樣是由於生病不能按時履行合同中的義務，在Poussard v. Spiers(1876)一案中，歌手違反合同未能如約參加演出，使整個合同無法履行，被告有權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約參加排演，並不影響合同如約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約參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當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對條款進行分類，指出某些條款是主要條款，另一些條款是次要條款，這與(1979年貨物買賣法)中的分類具有相同的含義。但在一些情況下，當事人的分類也不是決定性的。但一般而言，只要當事人清楚地說明了違反某個合同條款的後果，法院就願意判決當事人的分類是有效的。

自從1962年的一個案例之後，英國法院開始承認那些無法歸屬的條款為「中間條款」。對於這類條款，法院主要考慮的是違反該條款實際造成的後果是否嚴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壞合同目的，從而決定非違約方是否有權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國法院的實踐中，還是首先要考慮所違反條款屬於主要條款還是次要條款，再考慮違反合同的後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確，則再無必要考慮後者。

英國法院的實踐中還有三種特殊的違反合同的情況：

一是預先違反合同;

二是違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個小部分;

三是違反合同的結果並不影響實際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響了合同的商業盈利性。

在第一種情形中，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來之前預先聲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義務，或者使自己處於一種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狀況，那麼，對方當事人有權解除合同，並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屆滿時，再看對方當事人是否准備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訴。此處賦予非違約方立即起訴的權利旨在使無辜的當事人遭受的損失盡快獲得補償。如果非違約方選擇了等待對方履行，此時合同依然有效，而非違約方為了履行自己的義務，可以產生一些合理的費用，在期限屆滿以後再以對方根本性違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賠償請求。對此英國的學術界與法官們有很大的爭議，因為在對方當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預先違反合同的意圖之後，履行合同顯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產生的費用也完全浪費了，而且也與受害方減輕損失的義務相矛盾。同時非違約一方也可能承擔在期限到來時，他自己可能會違反合同，反而使原來違約一方獲得了解除合同的權利。

對於分期履行的合同，當事人違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為，是否能夠授權對方當事人解除合同，其實質上依然是決定該種違反是否屬於前述的根本性違反合同目的，這要取決於每個案件中的合同條款和具體情況。比如買賣合同中，法院並不單純考慮當事人違反合同所涉貨物在合同規定的貨物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還要結合具體情況決定該種違反的後果，從而判斷是否構成了根本性的違反合同。

除此之外，還可能出現一種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當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義務，只是在次要的方面違反了合同，其結果並沒有影響繼續履行合同的實際可能性，只是在商業上，這樣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實上根本違反了合同。

(二)美國

英國法關於條件和擔保條款的區分，對於美國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但《統一商法典》(下稱U.C.C.)並未明確區分條件和擔保條款。U.C.C.在第 2-703條和2-711條分別規定了買賣合同賣方和買方的各種救濟，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權的行使。第2-612條規定了分批交貨合同的違約救濟，並明確規定：「一批或多批貨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違約而使整個合同的價值嚴重降低，即構成違反整個合同。」U.C.C.第2-610條則規定了「預前毀約」時非違約方的救濟措施。美國判例法往往通過判斷是否存在「嚴重違約」或「完全違約」來決定合同一方的違約行為能否成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嚴重違約」實際上就是非違約方行使法定解除權的條件，而如何來決定「嚴重違約」又純屬一個事實問題，需要法官在個案中依據具體情況做出決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據不同程度通常可分為三種：

(1)完全履行;

(2)基本履行;

(3)嚴重違約。後兩種履行情形屬於違約行為。由此，決定合同一方的違約行為能否成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決定該種違約屬於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約。基本履行指當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義務，僅在履行中稍有背離。依據基本履行理論，如果(1)違約履行僅僅輕微低於合理期待的目標和(2)此種輕微背離非為惡意，則非違約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實，判定該履行行為是「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反」。美國合同法學者綜合不同意見認為以下是法院判斷「基本履行」或「嚴重違反」合同的依據：

(1)受損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預期的從合同中應得的利益;

(2)受損害一方的損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適當彌補的;

(3)如果受損害一方終止履行，有過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會遭受侵害;

(4)有過失一方彌補過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過失一方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與「公平交易」准則。

美國法中沒有「遲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對於不能按時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對方解除合同義務法院也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美國法院在分析過程中通常首先要決定約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構成一項先決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來說，美國法院並不認為履行期限條款是一項先決條件。另外也可以考慮該種逾期履行屬於上述「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反」合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要在合理的時間內履行均屬於「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確規定嚴格按照預定時間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則按時履行是一項先決條件，違反這一條件將會使非違約方得以解除其合同義務。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確約定，在違約一方僅略遲於約定日期履行時，美國法院一般不願就此使非違約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況需要特殊對待。比如在選擇權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項期限為30天的選擇權在第31天行使即為無效。又如雖然在合同中未明確規定，但合同標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雙方均意識到按時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聖誕禮物的買賣合同的履行就必須在節前履行。

美國U.C.C.在總結了英美國家的判例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採納了預期違約制度。該法典第2-610條不僅肯定了美國判例確立的在明示預期違約情況下非違約方享有的選擇救濟措施的權利，而且還增加了非違約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權利。而為了准確地判定默示預期違約，U.C.C.第2-609條規定，當一方有合理理由認為對方不能正常履約時，他可以書面形式要求對方提供正常履約的充分保證。如果對方沒有在最長不超過30天的合理時間內按當時情況提供履約的充分保證，則構成默示預期違約。由於單純地預見到對方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並不意味著對方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國法將提供保證作為其他救濟手段適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觀「預見」所帶來的隨意性，限制了對合同解除權的濫用，因而更為合理，值得我國借鑒。

(三)德國

《德國債法現代化法》於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國民法典》問世以來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條是關於雙務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權的特殊規則，它適用於雙務合同中一切違反義務的情形，包括不給付、遲延給付和不良給付，且不再限於牽連性主給付義務，亦應適用於從給付義務或者其他附隨義務，其中不良給付情況下的法定解除權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國民法典》中，第323條的適用范圍顯著擴大。該條第1款規定債權人必須為債務人指定一個適當的後續履行期間，並且期間必須屆滿未果。這是解除的一個要件;在第2款規定了一些免於指定期間的情形;第3款規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間的情形;第4款規定了預期違反時的解除;第5款規定在單純一部給付的情形，債務人原則上只能進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債務人對一部給付不具有利益時，其才可以進行總體解除。在不良給付的情形，以違反義務為不顯著為限，債權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規定在債權人應對解除原因承擔單獨責任、或者承擔主要責任時，或者在債權陷於受領遲延時，排除解除的權利。

新文本第324條規定，即使只是違反新法第241條第2款規定的不涉及給付的附隨義務，債權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條解除合同，必須具備以下幾個要件：

一、必須為雙務合同;

二、必須違反新法第241條第2款的保護義務;

三、不能夠苛求債權人信守合同。但在違反此種義務影響到主給付，並使給付不能依約履行時，適用新法第323條。

新文本第321條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在期間屆滿相對方仍然欠缺給付能力時，先為給付義務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條。該條將舊文本中「財產在訂約後明顯減少」的不安抗辯權適用前提擴大為「欠缺給付能力」，借鑒了英美法系中的預期違約制度的適用前提，也與第323條所規定的預期違約制度相照應。

新文本第326條第5款規定：「債務人依第275條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給付的，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對於解除，准用第323條，並且無需指定期間。」第275條第1款調整的是所謂「事實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夠履行給付的情形;第2款調整的是所謂「事實不能」，即給付雖然在理論上為可能、但卻不會為任何理性的債權人所認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則對應由債務人親自履行給付、即專屬給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別的規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條規定了賣方違約時買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條件。該條第1款列舉了買方可以解除合同的兩種情形：(1)「賣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構成根本違約」;(2)在賣方不交貨時，買方依據第47條規定的程序給了賣方履行的寬期限，而賣方在寬期限內仍不交貨或他聲明將不交貨。類似地，CISG的第64條規定了買方違約時賣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條件，列舉了以下兩種情形：(1)「買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構成根本違約」;(2)在買方沒有按合同規定的日期履行時，賣方依據第63條規定的程序給予買方履行的寬期限，而買方在寬期限內仍不交貨或聲明將不履行義務，包括不接收貨物或不支付貨款。另外，CISG的第72條規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來之前，當事人構成預期根本違約的條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條指出分批交貨合同中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貨物義務構成根本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宣布合同對該批貨物無效;若另一方斷定今後各批貨物履行也將根本違約，可宣告解除整個合同。

綜合以上條款可知，CISG中規定的法定解除條件大體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一方當事人根本違約(分為實際根本違約和預期違約)，二是當一方當事人的違約尚不足以構成根本違約時逾額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沒有採納英國《1979年貨物買賣法》將條款分為條件和擔保的作法，而是通過確立根本違約這一制度，將合同後果與合同目的實現結合起來，以違約嚴重性來確定解除合同的條件。依據CISG第25條的規定，構成根本違約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違約的後果使受害人蒙受損害，這里所述的損害(detriment)是廣義的，包括了商業利益損失，標的物損壞，商業機會損失等多種情況;

第二，「以致於實質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此處所稱「實質上」，意味著對當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剝奪，因此表明了一種違約後果的嚴重性：「以致於」則表明違約行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

第三，違約方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下也預知會發生根本違約的結果。在這里，CISG為貫徹過錯責任原則，採用了主客觀標准來確定違約人的故意問題。

CISG規定以上三個必備條件嚴格限定了根本違約的構成，但有時也限制了非違約方法定解除權的行使。例如，違約人對結果的預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違約人對結果的預知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預知，而違約的結果實際上造成重大損害，在此情況下，因為違約方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則非違約方仍必須受已被嚴重違反的合同的拘束，盡管合同的履行對他已經沒有意義，也不能解除合同，這顯然不妥。本來違約人能否預見，那是一個過錯程度問題，不應影響到解除權的實際行使。所以CISG規定的「可預見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國《統一商法典》僅根據具體違約程度來確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於保護非違約方。

第72條在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執行中更應慎之又慎，既要「明顯看出對方當事人將根本違約」，又要履行該條第2款規定的通知程序，否則屬不適當地解除合同，導致非違約方可能不僅在履行期到來時應該接受對方當事人提供的履約，同時還要承擔本身構成根本違約的風險。該條第3款是關於明示預期違約的規定，大致相當於U.C.C.第2-610條的規定。所不同的是CISG僅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要求對方作出保證，而並未如同美國法那樣，將其列為其它救濟手段的前提，這就可能會導致解約權的濫用。

按照CISG第47條和第63條的規定，對方當事人的遲延履行實際上賦予了非違約方一項選擇的權利，從字面意義上講，他可以不利用寬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給出一個寬限期，逾額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從功能上講，這兩項條款正是為了確定在遲延履行在哪個時間點才構成根本違約，從而確定非違約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時間。這種寬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違約方消除了相對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構成解約權的不確定性，減輕了非違約方可能承擔的不當解除的風險。

(五)中國

我國《合同法》第94條規定了法定解除的條件。合同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義務;

(3)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

(4)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5)法律規定的其它情形。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合同法》主要參考了CISG的作法，規定法定解除的條件主要為預期根本違約，實際根本違約以及逾額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種情形，採用「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說法，拋棄了預見性理論主觀標准，減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現象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預期違約制度是英美法系國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辯權制度是大陸法系國家合同法的一項特有制度。我國《合同法》充分借鑒了這兩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經驗，對預期違約制度和不安抗辯權制度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也有人認為我國同時規定這兩種制度有重復規定之嫌。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混淆了這兩種制度。它們雖然相似，但也有顯著的區別，如二者產生的前提條件不同，依據原因不同，救濟方式不同。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可以使債權人在不同的情形選擇更有利於自己的救濟措施，從而加強了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另外《德國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時規定了這兩種制度，從實例的角度說明我國《合同法》這樣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合同法》將不可抗力單獨列出作為一項法定解除的條件。一方面從各國立法看，各國均未將其單獨列為一項法定解除的條件。如《德國民法典》新文本僅在第326條第5款的規定在給付障礙的情形下，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國家則用合同落空原則解決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問題，確認合同解除。但這種解除不經過當事人的解除行為，而是由法官裁決。CISG規定非違約方僅在不可抗力導致出現公約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為一項違約救濟措施，其發生的基本條件是違約行為本身，而不是引起該違約行為的具體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違約或逾額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時，非違約方的法定解除權並非源於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於不可抗力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因而無論從各國的通行作法還是從法定解除自身內涵看，均沒有必要將不可抗力單獨列為法定解除條件之一，我國將其單獨列出不利於法定解除立法體系的簡潔和明確，容易引起混亂。

從立法結構上看，我國法定解除及其條件被規定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一章中，這種安排也是比較獨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違約方的一種救濟措施，是法律賦予非違約方在對方違約的情況下保護自身利益的手段。它與損害賠償，實際履行等相並列而存在。CISG、PICC、PECL及U.C.C等均將法定解除規定在違約補救部分。我國的作法實際上是捨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導致合同終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義在於為非違約方提供了一種救濟措施。所以我國應仿效各國通行的作法，將法定解除及其條件規定在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或救濟措施專章中，這樣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質，更有利於其在社會經濟交往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結束語

比較以上各國立法和判例，我們可以看出，由於法定解除直接導致雙方當事人之間合同終結的法律後果，所以非違約方僅僅有權在嚴格的法定條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確定法定解除條件是否成就非常關鍵。各國均以不同規定確立了具體的法定解除條件。我國統一合同法以 「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為標准，借鑒CISG的作法，將合同後果與合同目的實現結合起來確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條件，較以前三部合同法來講，已是向前大大邁了一步，但仍顯得太籠統，在實踐中因現實情況的復雜多樣而顯得操作性不強，對於具體情形下當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權往往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又因立法體例的不清晰，使作為一項違約救濟措施的法定解除權不能為當事人有效利用。我國有必要在借鑒各國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針對不同情況下的違約制訂更為具體詳細的規則，通過完善立法結構和相關法律概念，明確合同法定解除條件。這樣，一方面可使合同雙方預知何種違約行為將導致合同法定解除從而在履約過程中謹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合同的法定解除，達到維護交易安全和穩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違約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條件成就時充分利用法定解除這一救濟措施來減少因對方嚴重違約所造成的損失，也可以使違約方在條件未成就時，有效地阻卻非違約方不當地行使解除權，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⑸ CISG創設根本違約制度的目的是什麼

CISG根本違約制度對我國《合同法》的啟示              一、《公約》中的根本違約制度評析     (一)《公約》根本違約制度現狀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下文簡稱《公約》)第25條規定: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的結果，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失，以至於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反合同，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此條規定是對根本違約進行定義性規定。從中可以得出公約從主觀、客觀人手分析構成根本違約的情形。以第25條中的但書將此條內容劃分為兩部分:客觀的違約事實和主觀的無法預知。      在客觀的違約事實方面，從《公約》的表述中此方面可以有兩個層次的理解:其一，必須存在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失，以至於其本來依據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了損害，也即存在違約的事實;其二，如欲達到根本違約的情形，受損方僅僅依據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影響是不夠的，違約行為導致的結果應當是實際上剝奪了受損害方有權期待得到的利益。主觀上無法預知體現在第25條但書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同樣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其一，若欲構成根本違約，違約一方必須預知到違約結果的發生;其二，這種預知必須符合一般人的預知能力，即一個通情達理、同等資格的人在相同的情況下也能預知到這種結果的發生。     二、我國《合同法》中根本違約制度不足     (一)概念上不夠清晰，不存在根本違約明確的定義      在《合同法》第94條關於闡述合同法律關系當中，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五種情形中，第4項的規定實質上即承認了守約方在違約方根本違約時有權解除合同，這與公約根本違約制度的解除合同的救濟方式相同。雖然這條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承認根本違約的情形，但這種打擦邊球的方式難以體現我國對於根本違約制度的重視。在闡述某種救濟方式時順帶提及根本違約的情形，且沒有使用根本違約的法律用語，顯得概念不清晰，法律排篇布局紊亂，難以突出根本違約制度的重要性。      (二)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缺乏統一判斷標准      目前，學界對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存在以下兩種理解。其一，純粹的依據合同中守約方主觀意思，即依據守約方認為違約方的行為是否構成不能實現合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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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中守約方相對於違約方是受害者身份，筆者認為其對於違約行為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其二，除了考慮守約方的意見外，還要兼顧違約行為的客觀損害程度，只有客觀損害達到某種程度，才可認為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對於損害程度又具有兩種理解:一種是認為損害程度在於損害行為的程度，即造成了多大數額或價值的破壞，可稱為破壞說另一種理解在於損害結果的程度，即不單純考慮損害造成的破壞嚴重程度或金錢損失多少的情況，而結合損害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對整個合同的影響有多大，可稱為結果說。在結果說的情況下，還要考慮是否存在可以補救的情形。綜上所述，對於如何理解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至少存在二種理解，不同的理解會造成不同的判決結果，不利於實現同種類型案件的公平公正。     (三)根本違約構成要件單一，責任分配不合理      我國在判斷根本違約時只採用了客觀標准，對於當事人主觀上是否需要有可預知違約結果的要求，《合同法》並沒有將其列為根本違約的構成要件。單獨採用客觀標准來判斷根本違約的構成，在司法實踐中頗受法官的青睞，所以不涉及主觀心態的判斷，以客觀違約事實就能判斷是否構成根本違約，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然而，這樣單一的客觀標准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即對於違約方的苛責過於嚴重，如果在違約方無法預知違約結果的情形下仍然賦予守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勢必造成兩個不良後果:一是違約方承擔的責任過重，對其不夠公平;二是不符合國際上鼓勵交易的原則，擴大了合同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機會，不利於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      三、《公約》根本違約制度對我國立法的啟示     (一)明確定義，區分根本違約和非根本違約      《公約》第25條給出了對於根本違約的定義，然而在我國《合同法》中卻沒有像公約那樣明確給出對於根本違約的規定，只是在《合同法》第94條及第148條含沙射影般地涉及根本違約的內容。根本違約的定義對於區分違約行為是否根本違約十分重要，而根本違約及非根本違約對於當事人的影響又是極其不同的。首先，根本違約與非根本違約在救濟方式選擇上存在很大不同，如宣告合同無效及交付替代物是較為嚴格的救濟方式，只適用於根本違約的情況，而如損害賠償的救濟方式則既可適用於根本違約的情形，也可適用於非根本違約的情形。其次，區分根本違約和非根本違約對於合同的風險承擔有影響。很簡單，如果合同違約屬於根本違約，則守約方可以主張合同無效，雙方的權利義務恢復到合同締結之前，也即合同貨物風險還原到還沒有轉移到買方的情形，故貨物風險須由賣方承擔;反之，如果沒有構成根本違約，則貨物風險由買方承擔。     綜上所述，對於根本違約定義的明晰與否直接影響到根本違約與非根本違約的區別。鑒於我國《合同法》目前對於違約制度比較模糊的規定，應直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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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違約的概念，在法律中為其正名。     (二)明晰對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理解      對於我國《合同法》中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表述，易造成多種理解和多種判斷標准。第一種理解，純粹以守約方的意思為判斷不夠合理，擴大了守約方的主觀意志，易造成其濫用權利，如其為了獲得合同違約金以變相盈利為目的，或者只是單純藉此機會反悔而解除合同等情況，對於違約方而言有失公平。第二種理解，關於客觀的損害程度採用結果說更加妥當。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不能僅從損害的大小判斷，從損害所造成的結果嚴重程度進行衡量更准確，有時小的損害也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使合同目的難以實現。此外，也不能將損害行為僅局限於破壞，如對於在時間上有嚴格要求的蔬菜水果等時令物品，賣方的延遲交付行為也會造成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因此，對於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理解和司法實踐中進行判斷也應採取主客觀相統一的標准，既考慮到守約方的主觀請求，也要兼顧損害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的嚴重程度。如此理解還不夠全面，還應考慮所造成的損害結果是否存在可以補救的情形。不論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對於合同都採取鼓勵交易的原則，以促進經濟發展。如果違約方可以對合同進行補救，則在某種程度上可成為阻卻構成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事由，而使得買方不得輕易解除合同。      (三)採用主客觀相統一的標准，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將實質性損害和實質性損害可否預知的舉證責任分開，分別由受損害方和違約方承擔，達到平衡負擔。《公約》採取主客觀相結合的判斷標准值的借鑒，盡管《公約》客觀要件上存在違約方的違約行為實際上剝奪了守約方依據合同的期待利益的實際上剝奪一詞有些過於抽象，但也並不是無跡可尋的。根據各國立法和法律規范，在判斷違約嚴重性時可以從合同目的、違約時間長短、違約損害價值在合同價值中的比重、是否存在補救等情況綜合加以判斷。因此，主客觀統一的判斷標准還是比較科學並較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根據《公約》採取的主客觀相結合的標准，可以分析出雙方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若守約方主張根本違約，則其必須承擔證明違約方的違約行為，使其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證明違約帶來的損害程度的責任;而當違約方主張其主觀上難以預料到違約結果的出現而以此作為抗辯時，則其必須承擔此方面的舉證責任，即證明公約所採納的第三人在相同情況下也無法預知的事實。公約如是規定既使根本違約的構成要件完整，又要使舉證責任的分配恰到好處，值得借鑒。  

⑹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適用法律公約有什麼作用其與CISG是什麼關系（是民法通則與司法解釋的關系嗎）

我的理解是：

1、二者關系可以通過你的前者（法律公約）的首部看出來：本公約各締約國，期望統一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法律選擇規則，銘記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維也納訂立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茲協議如下.......也就是法律公約是CISG締約國共同達成的一項專項法律選擇規則，是輔助CISG締約國在執行該合同時為避免可能產生的爭議，而一致達成的適用法律規則。

2、民法通則本身沒有司法解釋，說合同法與其司法解釋的關系又好像不是太像，因為合同法本身就是規則，其司法解釋是對規則中不明確或有爭議的地方進行明確；可能更像某條例及其配套的實施細則的關系。

⑺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與我國合同法的區別

1、從效力上來說：
該公約作為國際法的淵源，並不是對所有國家強制實施的，而是要加入才有效，且加入也可以選擇部分條文有效，部分不遵守。自1988年1月1日起，公約對包括我國在內的11個成員國生效。截至2005年 6月，加入該公約的國家已有65個。
而合同法是我國國內法的一部分，在我國全國范圍內具有強制性，所有合同行為均受其調整。
2、從主體來說：
該公約適用於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但必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之一：或者雙方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都是締約國；或者雖然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不是締約國，但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導致應適用某一締約國法律。2.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是「貨物買賣」。
合同法的主體是國內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
3、從調整范圍來說：
該公約排除了以下幾種買賣：（1）以直接私人消費為目的的買賣；（2）拍賣；（3）依執法令狀或法律授權的買賣；（4）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和貨幣的買賣；（5）船舶、氣墊船和飛行器的買賣；（6）電力的買賣；（7）賣方絕大部分義務是提供勞務和服務的買賣。
而合同法對國內的的各種買賣基本都進行了規定，並規定了十五種中有名合同，包括「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等。
4、該公約沒有涉及：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條款的效力或慣例的效力；合同對所有權的影響；貨物對人身造成傷亡或損害的產品責任問題。
而合同法對這些都有規定。
5、合同法與該公約也有很多共同點，如：合同經過要約、承諾兩個階段，及違約的救濟方法等。

⑻ CISG《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中規定的買方義務與中國合同法中相關規定比較有何異同

基本是相同的，中國的《合同法》是照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