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機制主觀法

A. 社會分層的方法社會學

分層方法。社會學一般採用三種方法：主觀法、聲譽法、客觀法。
1、主觀法。又稱內自我評分法。調查人員將容整個社會體系分為若干層次，請人們根據某項標准，自己對自己進行歸類，指出自己在社會分層體系中處於哪一層。主觀法的主要用途在於發現人們的分層意識，因為，人們的分層意識對他們的心理反應以及行為表現有很大的影響。
2、聲譽法。調查員從一個社區中抽出一些熟悉該社區情況的人作為評判員，讓他們按照事先規定的高低層給本社區成員分層歸類。聲譽法可以發現一種公認的聲譽分層體系。
3、客觀法。應用可以直接測量的客觀指標（如：收入、教育程度等）對人們進行層次劃分。

B. 劃分社會階層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請對你所熟悉的社會階層所具有的消費行為與消費心

三位一體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法。劃分社會分層的因素一般有客觀法和主觀法兩類。客觀法考慮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和經濟收入等方面，主觀法主要考慮個體的個人感受和認同層次。

C. 為什麼社會要分階層

劃分社會階層的主要因素分析

社會階層是具有相同或類似社會地位的社會成員組成的相對持久的群體。即社會按一種或多種因素判定的一個人相對於他人所處的地位。社會階層是依據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所劃分的相對穩定的社會集團和同類人群。社會階層還不同於社會階級，其劃分測量的標准不僅僅是經濟因素，還有其他各種社會因素，如議會分工、知識水平、職務、權力、聲望等。
劃分社會階層因素的方法很多，一般有客觀法和主觀法兩類。客觀法主要考慮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和經濟收入等方面，主觀法主要考慮個體的個人感受和認同層次。本文試採用客觀法分析劃分社會階層的主要因素，並對所熟悉的社會階層所具有的消費行為與消費心理進行具體分析。
1、教育程度。文化技術資源在現今社會仍然是一種有限的資源，其擁有者相對於非擁有者來說，具有一種類似於資本的排他性優勢。個體對知識和技能的擁有以及社會的認可，除了可能有極小部分的先天性因素發揮作用之外，其根本還是取決於個體在社會中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我國，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外的中高層次教育還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況且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下，個體對中高層次教育資源的佔有程度千差萬別，這就直接導致了個體在社會分層結構中的不同位臵。

D. 社會學的分層主要有三種方法：主觀法、聲譽法和( ) 法

社會學分層一般採用三種方法：即主觀法、聲譽法、客觀法。
主觀法又稱自我評分法，是由調查研究人員將整個社會體系分為若干層次，由人們根據某項標准，自己對自己歸類，判斷自己處在社會分層體系中的哪一層；聲譽法則是調查研究者讓熟悉一地區情況的人作為評判員，按照事先規定的高低層給成員分層歸類；客觀法是應用可以直接測量的客觀標准如收入、教育程度等對人們進行層次劃分。該方法的應用十分廣泛。

E. 社會分層的原因

把社會成員按某種標准進行區分，並通過這種區分來透視社會結構的性質和主要特徵，是社會學研究中的一種傳統，這種傳統發展到今天已成為社會學研究領域中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這樣一種社會分析的思路並不是只有社會學家才採納，政治家以及普通的民眾也時常運用這一邏輯來觀察和判斷他們周圍的社會現象。事實上，生活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會有自己的社會分層或社會區分觀念，它得自於他們自身的生活體驗，得自於對周圍世界的觀察分析。這些社會區分觀念反映出每個人對於社會結構、社會秩序的想像和理解，基於這些理解與想像，他們給自己和他人在結構中定位。與社會區分相關的一系列的想像會發展成為對社會結構的一套系統的闡釋，它與實際存在著的社會結構是高度關聯的，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會結構的基本形態和機制。s ·奧索基在其著名的《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一書中指出：不同社會類型或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於社會結構的感知、想像和解釋是不同的[1].他認為，對社會結構的闡釋本身也是一種「社會事實」，它「是對於確定類型的人類關系的出現或延續的一種回應。對這種結構的解釋模式與實際存在的結構類型是相關聯的。」[2]這說明，對於人們頭腦中關於社會分層的想像及其理論表現形態和話語系統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考查當前的社會分層系統及其機制運作。

從主觀層面討論社會分層是研究社會結構的一種重要視角，但在國內社會學界社會分層研究中常受到忽視，學者們常常把主觀社會分層研究局限於職業聲望的測量，然而，職業聲望遠遠不能反映出人們對於社會結構的整體感知。為了能更全面地也是更深層地把握人們的社會分層意識，本文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討論這一問題：1）考查人們社會分層的意識過程，即人們對於社會區分的感知（或者說感覺）的強度、對社會成員進行區分時採用的標准以及區分出的結果；2）考查人們對社會分層的價值判斷、價值態度，即認為當前這種分層的機制和結果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是公平的還是不公平的；3）考查人們的社會分層的意識形態，即基於對社會區分的感知和價值的判斷，人們所發展出的一套對整個社會結構的系統的解釋以及對社會結構的定性的判斷，它是趨向於沖突論的分析思路還是協調論的分析思路，是採取批判現狀、否定現狀、要求改變現實的態度，還是採取承認現實、維護現狀的態度。與此同時，本文還試圖把人們的社會分層想像與當前社會學家們提出的有關假設、觀點和爭論進行印證。

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於個案訪談資料來進行的，所用的訪談資料來自作者1995年至2000年期間在廣東省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亞市、湖北省漢川市（縣）、江蘇省太倉市（縣）、遼寧省海城市（縣）、安徽省合肥市和北京市等地所做的160多個個案訪問，訪問對象涵蓋了各類從業人員及下崗失業人員，絕大部分訪問對象居住於城市，少部分居住於鄉村。訪談中的提問主要涉及人們在討論與社會分層相關的問題時所採用的詞彙、概念和分析邏輯及其背後的隱喻，以期考查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社會分層形態以及它與現實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差異之間的關聯。

1995年至2000年期間是中國社會經濟分化進一步加速和深化的時期，1995年人們對於社會經濟差異的感受與2000年會有所不同。本研究中的絕大多數個案訪談是在1995年末及1996年上半年和1999年下半年及2000年這兩段時間進行的。為了能透過人們的意識觀察社會分化的過程，本文還對1995和1996年的受訪者的感受與1999和2000年受訪者的感受進行了比較。

一、社會成員的區分：社會分層的意識過程

關於人們頭腦中的主觀社會分層與現實中存在的客觀社會分層之間的關聯，理論家們提出的基本假定是：當社會經濟差異不顯著、不穩定或呈多元化趨勢，社會結構特性較為松動靈活時，人們的社會分層意識就較為淡漠，社會區分觀念模糊不清；反之，當社會經濟差異顯著、穩定或呈單一性兩極分化現象，社會結構表現出剛性特徵時，人們的社會分層意識就較為強烈，社會區分觀念較為清晰。這一基本假定表明，人們的社會分層意識的強烈程度與實際的社會經濟差異及其結構化程度密切相關。本研究的訪談通過四個方面的討論來考查被訪對象的社會分層的意識過程及強烈程度：社會區分的感知程度、社會區分的標致特徵、社會區分的等級類別和自我社會經濟歸類。

1、社會區分的感知程度

分析人們是否體驗到人群之間的社會性區別，是考查主觀社會分層的第一步。人們對社會區分的感知是社會經濟差異在人們頭腦中的折射，它反映出實際存在的社會經濟差異。當社會經濟差異擴大或深化時，人們的社會區分意識會增強，當社會經濟差異縮小或出現多元散化分層（fragmentation of stratification ）現象時，人們的社會區分意識就可能淡化。

在討論對社會成員進行社會經濟性區分時，1995和1996年受訪人的態度與1999和2000年受訪人的態度有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表明了人們對社會區分的感知程度顯著增強。在95和96年，受訪人對這類問題一般不太感興趣，對於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區別感覺比較模糊，多數受訪人表示不太考慮這類問題，對社會成員進行等級或類別的劃分他們感到為難。「階級」一詞被認為是過時的概念或者是錯誤的概念，「階層」一詞對多數人來說還比較生僻，與改革前的身份制相關的一些分類概念（如戶藉身份、行政檔案身份、單位所有制身份等等）則變得混雜不清。總的來說，95和96年的訪談資料反映出這樣一種情況：改革前身份制的社會區分觀念趨於淡化，改革後新的社會分化所帶來的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在人們頭腦中還未形成穩固化的印象。

自1997年以來的訪談資料反映出來的情況有所變化，人們對社會經濟的分化現象的感知逐漸增強。與95年、96年的訪談資料相比，1999年和2000年人們的社會區分意識明顯強化，不論你是用「階級」的概念或者「階層」的概念，或者其它老百姓的口語化的說法，絕大多數受訪人都認為人群間的社會經濟區分現象是存在的，有幾類人被明顯地分類出來，幾類人之間的分類界線和各類人的社會經濟特徵在人們頭腦中越來越清楚。1999年和2000年的訪談中，10個受訪者大約會有8個人認為存在「階層」或「階級」，有1人認為不存在，另外1人會說「我不考慮這個問題」或者「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總體上給人的印象是，大約70-80%的人認為存在群體間的系統的社會經濟差異，這種系統的社會經濟差異把社會成員區分為不同的類別或不同的等級。而1995年和1996年的受訪者中大約只有1/3左右認為存在「階級」或「階層」現象。尤其與95和96年受訪人態度不同的是，1999年和2000年的受訪人對社會區分這個話題表現出較強烈的興趣。超過半數的受訪人往往就這一問題展開來與訪問者進行討論，發表態度鮮明、有時帶有情緒色彩的觀點言論，這反映出他們對社會分化的強烈印象。有少部分受訪者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他們一般是小業主、私營老闆、與經濟部門或市場聯系較密切的幹部和經歷過文革的老年人。這並不表明他們對這一話題不感興趣，或者對社會區分現象無所感知。恬恬相反，他們對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擴大有較深刻的體驗，並且，對這一現象可能引發的後果尤其是政策變化的後果是否會影響到其個人利益有所擔心。在訪談中，他們往往思慮再三、斟字酌句地回答提問，並不時地觀察訪問者的表情和反應。他們經常會問訪問者：「你們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中央的政策要有什麼變化嗎？」「是不是又要劃成份了？」個別受訪者在深思熟慮之後拒絕回答有關提問。這類現象在95和96年的訪談中要少一些，那時人們對此類問題較為淡漠或顧慮較少，而1999年和2000年受訪人對這類提問的反映較為微妙、敏感或激烈。這種態度上的變化說明人們對實現的社會經濟差異的感知程度日益強化，絕大多數人都明顯體驗到了社會經濟差異。人們對社會區分的感知度的增強表明，自1995年以來社會經濟差異呈現出擴大深化的趨勢。

2、社會區分的標致特徵

對社會區分的感知是人們對現實存在的社會經濟差異的直覺反映，這只是社會分層意識的表層，比這更深一層的意識是，人們如何解釋他們體驗到的社會經濟差異。首先他們要解釋的是，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些差異。當人們對造成社會分層的原因解釋較為趨同一致並且單一化時，說明此社會分化趨向於單一方向的兩極分化；當人們對造成社會分層的原因解釋多種多樣時，說明此社會分化趨向於多元交叉。在訪談中，為了便於更直接地把握人們對此問題的解釋，我們要求人們說明他們是用什麼標准來區分社會成員的。

訪談結果顯示，當前人們進行社會區分的最主要的標准相當的一致。當你要求受訪人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時，多數人幾乎本能地以經濟收入差異來進行劃分。10個受訪者中大約會有8個基本上是按照經濟收入水平來進行社會群體劃分的。這一點似乎印證了李強教授的觀點，當前社會主要是經濟分層[3].不過，雖然多數人以收入來進行社會區分，但同時他們又認為權力與收入是同樣重要的。訪談中詢問「收入與權力哪個更重要？」時，認為權力比收入更重要的人要略多於認為收入比權力更重要的人，不過，超過半數的受訪者無法確定收入與權力哪個更重要，他們一般認為權力與收入同樣重要，或者權力與收入是一回事。一位受訪者的回答是：「有了權就有了錢，有了錢就能獲得權力保護，兩個是一回事。」也就是說，人們把權力和收入合而為一，作為最重要的社會人群的分類標准。在這一點上，1995和1996年的訪談資料所反映出的情況與此不同。1995和1996年的受訪人在討論社會區分標准時表現出更為多元化的傾向，雖然許多人提到了收入水平，但一般並不認為它是社會分類的最重要的指標。另外，1995和1996年的受訪人一般把收入與權力看作為兩個分離的指標，而不是結合在一起的指標。

不論是1995和96年的訪談還是1999和2000年的訪談，多數的受訪者在進行社會區分時都提到了文化知識、技能水平、個人能力等這類因素，並且在理性上對這些因素給予高度重視，他們的說法是：「有知識的人就應該獲得高收入」，「社會應該以有知識沒知識來進行高低等級劃分」。同時他們又說，現在的社會不是按知識來劃分的，「有知識沒有權不行」，「上了大學可以從農民變為技術人員，但是沒有家庭背景進不了好單位，去要倒閉的企業，照樣下崗」。「很多中專生、大專生在家待業，沒有文憑但有好爸爸的人可以找到好工作」。中老年的受訪者一般對子女教育期以厚望，剛開始就業的年輕受訪者則希望有繼續學習的機會，拿更高的文憑。他們說：「以後的社會就是靠知識能力來排列，沒知識沒能力的人要被社會淘汰。」越是社會低層的人這種感受越是強烈。這說明，知識、能力等因素被人們認為是理想中的社會區分標准，以後的社會應該以此來進行劃分，而當前社會並不是由知識和能力來進行劃分的。

自1995年以來，人們的社會區分標准由多元化趨向於單一化，這反映出現實的社會分化在由多元分化或多維度分化轉向單向的或一元性的分化。

3、社會區分的等級類別

根據上面的分析，在當前人們的意識中，社會成員主要是依據收入財富和權力這兩個因素合而為一來加以區別的，根據這一區分標准，人們把社會成員逐一歸類，由此在頭腦中構畫出社會構成的大致框架，這一框架就是人們意識中對社會結構基本形態的想像。這是人們在頭腦中建構出來的社會結構，是我們研究主觀社會分層的核心內容，透過它我們可以把握實際存在的社會結構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果人們意識中的社會構成架構是確定而清晰的，說明現實中的社會結構的分層或分類界線是確定存在的，而且對人們的現實生活是有影響力的；反之，當人們意識中的社會構成架構是模糊不清的，則表明社會結構具有松動性和靈活性的特徵以及多元化的傾向。

在訪談中，我們以開放的形式要求受訪人對社會成員進行社會經濟性分類，以考查他們對社會結構形態的認識。由於知識水平和生活閱歷的不同，有些人對社會基本構成有較為完整的想像，能描述出一個相當系統的社會經濟分類；另一些人的感知則較為模糊，只能提供他們感覺差異最為鮮明的幾個群體類別；還有少部分人完全無法進行這種思維的抽象和歸類。總體上來說，大約半數以上的受訪人能對當今的社會進行系統的類別性的或等級性的群體（階層或階級）劃分，其餘的人在經過一些提示的情況下也或多或少地劃分出一些有明顯特徵的類別或等級。大約10人中能有8人進行了分類。盡管人們進行分類時運用的語言詞彙不同，區分的粗細程度不同，但是絕大多數人的分類在兩個方面趨同。第一，多數人的分類是有等級排列順序的，也就是說，人們想像的社會結構是具有等級差異的體系；第二，多數人的分類中都包含有幾個基本的類別，而且對它們的等級位置的排列也基本相同，也就是說，有幾類群體人們都意識到了它們的存在，意識到了它們各自的確定位置。

在文化水平略低的職業群體中，人們最經常提出的分類是：「有錢的人」、「有權的人」和「普通人」（或「一般勞動者」），他們的具體解釋是：「有錢的人」就是做生意當老闆的人，「有權的人」是指當官的人，「普通人」指沒有權也沒有多少錢的人。一些人提出更細的分類，在「有錢的人」和「有權的人」之後，他們會劃分出「有知識的人」（或「讀書有文化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在「普通人」中他們會進一步分類出「處於中間的人」（或「工薪階層」）、工人、農民，在「普通人」之下，還有「下崗的人」和「種田的人」（或者「窮人」、「受苦的人」、「經濟有困難的人」等）。

在文化水平較高的職業群體中，人們的分類實際上與文化水平較低的人基本相同，只不過採用的詞彙不同。他們的分類一般包括：「領導幹部」、「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或「知識分子」），在這三個類別之下分類的名稱和數目較為多元化，大致包括有「普通的公務員」（或「辦公人員」）、「工人」、「農民」、「下崗工人」、「農民工」等等。也有更細的分類，例如把三資企業人員、國營企業職工和個體私營企業僱工區分開來的。

有些人直接按等級分出上層、中間層和下層。進一步追問這些層里包括些什麼人時，他們的回答內容與上述分類沒有太大的區分。比如，上層包括領導幹部、私營老闆、有名的知識分子等，「他們有錢，權力大」；中間層包括一般的工薪階層，「有穩定收入，沒有下崗之憂」；下層包括「農民」、「下崗工人」、「農民工」等，他們「收入少、工作沒有保障、生活有困難」。

有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活動只局限於某一領域，與外界接觸較少，他們無法對整個社會或社區的成員進行分類，但他們會對自己熟悉的領域中的人進行歸類。例如，一位曾在多家服裝店工作過的21歲的售貨小姐對社會上的人進行這樣的歸類：「社會上層的人是那些進『夢特嬌』之類專賣店買衣服的人，他們都是有錢的老闆、政府部門里的一些人、有錢人的太太，他們都是趾高氣揚、搖晃著走進店裡，穿著名牌，拿著手機，大把花錢不心疼；中間層的人就是到我們這種服裝店（三福百貨）里買衣服的人，他們看來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象教師呀、醫生呀有點文化的人，衣著干凈整潔，買衣服很仔細；下層的人的就是去女人街（集貿市場）買衣服的人，這種人有時抻脖子朝我們的店裡望一眼馬上把頭縮回去，不敢進我們的店，就是進了店裡也看得出心裡發虛，不會在我們店裡買衣服。」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劃分，人們對幾個基本分類的高低等級排列非常相似，只有當排列「有錢的人」和「有權的人」誰在上誰在下時會有些分歧。一般來說，農村人更可能把「有錢的人」排在「有權的人」之上，而城市人更可能把「有權的人」排得更高。文化水平較高的職業群體或社會經濟狀態較好的人更可能認為「有權的人」等級位置更高，生活閱歷較多、社會接觸面廣的人也更可能把「有權的人」排在「有錢的人」之上。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尤其在體制外就業的）則更可能把「有錢的人」放在「有權的人」之上。

從人們對社會結構基本形態的想像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有幾類人在人們的意識中已經突現出來，他們所具有的特殊的社會經濟特徵使他們從芸芸眾生中剝離出來。他們是處於社會兩端的人，即：處於社會頂端的人——有實際權力的幹部和私營企業主；處於社會底端的人——因工作和收入無保障而生活貧困的人。另一方面，對處於這兩端之間的中間帶的人進行社會經濟區分的意識則不太鮮明。

1995和1996年的受訪人與上述情況不同，大多數受訪人都不願意考慮這個問題，感覺是浪費時間。有些受訪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分類，但缺乏一致性，較難以歸納出普遍認同的分層結構——不論是等級性的還是類別性的。這說明，當時的人們還未能明確感覺到確定的群體之間確定的分類界線的存在。而1999年和2000年的訪談給人的感覺是，一個高低等級排列、類別界線清楚的社會分層體系在人們頭腦中明確起來。

總體上來看，當前人們頭腦中所建構的社會結構基本形態具有相當的一致性，這表明社會群體之間的分化已達到明晰化的、普遍化的程度，社會經濟差異已趨於系統化和結構化。更為重要的是，人們還意識到這些社會性的分類具有代際傳遞的特徵，許多受訪人指出：「有權的人和有錢的人的子女是不會下崗失業的」，「進入好單位的人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的女子」。

4、自我社會經濟歸類

人們在頭腦中構築了社會結構的大致框架之後，會給自已在這個框架中定一個位置。能否把自己歸類為確定的群體或確定的位置，反映了人們的社會區分意識的強烈程度。如果具有相同社會經濟特徵的人把自己都歸為同一類人或相似的社會經濟（等級）位置，即表明他們有群體或階層（階級）的歸屬意識或地位的認同感，這意味著這些人具有強烈的社會區分意識。反之，如果人們難以給自身明確定位，或者主觀定位與其客觀的社會經濟狀況缺乏一致性，即意味著他們對社會經濟差異的體驗和認識並不深刻。群體歸屬意識及地位認同感的存在說明，不僅其他社會成員把他們歸為特別的一類，而且他們自己也認為他們是同一類，這反映出結構化的社會經濟差異對人們的意識及行為產生了後果。這種情況一般是在社會經濟差異的結構化程度較高的情況下——或者說社會分化達到了明朗化和固定化——才會出現。

訪談中，在受訪人提出了對社會成員的基本劃分之後，他們被要求給自己在這個分類體系中定位，並確定自己的地位等級。結果顯示，人們的自我地位認同與前面的社會等級分類的排列順序相當的一致。比如，工人一般自己歸類為「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貧苦工人」、「窮困階層」，其等級地位歸類為「最低階層」、「下等階層」、「低等階層」；農民把自己歸為「農民」、「農民階級」，等級地位歸類為「最低階層」、「下等階層」、「低等階層」；小業主、小商人自己歸類為「個體工商戶階層」、「經商的人」，等級地位歸類為「中間階層」、「中產階級」、「中下等階層」，也有少部分自認為是「下等階層」、「低等階層」；一般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一般自認為是「幹部階層」、「管理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知識分子階層」、「工薪階層」，等級地位多數歸類為「中間階層」、「中下階層」。

有意思的是，雖然人們把有實權的領導幹部和私營企業主劃為社會上層，但是這兩類人中的多數並不承認自己是社會的上層。訪談中發現，領導幹部雖然並不明確聲稱自己屬於上層，但時常流露出明顯的優越感，尤其是那些掌握實權的幹部或者好單位（如銀行、財政、稅務、工商、公檢法、部分大企業等）中的幹部。他們常常把自己謙遜地類歸為中上層，但他們的實際態度又讓人覺得他們自我感覺是社會的上層。有些領導幹部解釋他們不把自己歸類為上層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形態上的考慮，無論如何，共產黨的幹部總不能自認是在老百姓之上的大老爺。多數的幹部認為他們比私營企業老闆等級地位高，但一些清水衙門的幹部會認為私營企業主比他們地位高。自認為屬於社會上層的私營企業主並不一定是最大的私營企業主，一些在某一區域范圍內算得上是大企業主或有影響力的企業主有時會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上層，但是，多數私營企業主會說他們在經濟方面是上層，其它方面不是。有些私營企業主自認屬於社會的上層時帶有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流露出對其實際的地位現狀諸多不滿。多數私營企業主希望成為社會的上層，但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一些壓制。值得注意的是，私營企業主在對自身進行類別歸類時，對於「私營企業主」這一身份名稱標簽的認同程度相當高，高於其他各類人群對相應的身份標簽的認同，比如象「個體工商戶」、「幹部」、「知識分子」、「工人」和「農民」等等。

從訪談結果來看，很明顯，當前各類群體都傾向於根據自身的社會經濟狀況來歸類自己在等級系統中的高低位置，各群體多數成員所認同的位置與人們進行階層或階級分類中的等級排列順序大體一致。這與5年前和10年前的情況有很大差異。1991年和1994年盧漢龍教授在上海、廣州所做的自我社會地位的認同調查結果表明，當時人們的主觀地位認同與實際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很不一致的[4].1995和1996年的訪談資料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由此可推論，在近5年期間，人們的主觀地位認同與客觀的社會經濟狀態之間的一致性大大提高，類似社會經濟條件的人的群體歸屬意識增強。

社會經濟群體的成員是否具有強烈的群體認同感，一方面取決於實際的社會經濟差異導致他們與其他群體之間有多大程度的差異，另一方面取決於意識形態因素，即是否存在著強化群體之間社會經濟差異或利益沖突的政治和文化思潮，比如象啟蒙、灌輸、引導階級意識的運動。當前的主導意識形態趨向於淡化或掩飾群體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因此，可以認為，當前人們的群體認同感的增強主要是由於社會經濟差異的深化和穩定化所造成的。同時，訪談結果還反映出這樣一種情況：越是對自身地位狀況不滿意，越是感受到被壓制、被剝奪的人群，群體認同感增強的越快。

二、對社會區分的態度：社會分層的價值判斷

人們對社會區分的感知強度及其變化表明，自9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經濟差異顯著擴大並顯示出兩極化發展的趨勢，這一趨勢發展到今天正在形構一個等級化的分層體系。這種等級分化現象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它是否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或者，它會導致社會動盪嗎？這是當前理論界和有關決策部門所關心的問題。

社會區分的存在或者社會經濟差異的擴大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後果，但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和多麼嚴重的後果，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價值態度。社會經濟差異和均衡分配是一個平衡器的兩端，向任何一端的傾斜都將不利於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資源分配過於平均，將使個人及其社會失去發展動力；人們之間社會經濟差距過大，將導致社會的動盪不定。但是，這一平衡點應該定位在哪裡，缺乏絕對的量化標准。雖然，吉尼系數被公認為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個指標，但並不能絕對地說，一個社會比另一個社會吉尼系數高（即收入差距大），就意味著這個社會比另一個社會更不穩定，或者這個社會比另一個社會更有發展的動力。每一個社會獨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傳統及特定的歷史情境都有可能使這一平衡點定位於不同的位置，因為這些因素影響到人們對於社會經濟差異的認同程度和容忍程度。這里的意思是說，一種社會分層體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適度的，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取決於人們對它的價值判斷，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社會分層意識的一個重要部分。

由於當前人們主要是以收入水平來進行社會分層，因此本研究的訪談集中考查的是人們對收入差距的主觀態度，以此來透視人們對於當前正在等級分化的社會結構的價值判斷。

1、對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判斷

1999年和2000年的訪談結果有一點是出人意料的：多數受訪人認為按經濟收入差異排列的社會等級秩序是合理的。這與1995年和1996年的訪談結果有些不同，當時雖有部分人認為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多數人不認同社會成員主要以經濟來分層。很明顯，人們對於經濟分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分化的認同程度和容忍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不過，不同類型的人對經濟等級分化的合理性的認可程度有所不同。一部分人認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對社會經濟發展是有利的，而且當前的差距還不夠大，還應該拉的更大；還一部分人認為收入差距雖然是合理的，但是目前差距太大了，應該縮小一些；再有一部分人認為，收入差距在目前是合理的、是必然的，是改革過程中必需經過的一段時期，過了這一段就會縮小；最後一部分人認為收入差距現象不太合理，應該改變。這四種態度反映出對收入差距現象的認同程度的不同。採取極端態度的人——完全肯定收入差距並主張進一步擴大差距或者完全否定收入差距——只佔少數，多數受訪人傾向於溫和地肯定收入差距現象。

對收入差距和社會等級分化的認可程度受到個人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一般來說，社會經濟狀況較好的人、改革中獲利較多的人更可能認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輕人；社會經濟狀況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損的群體，比如低收入的離退休人員、下崗人員等，更傾向於對收入差距表示不滿，他們體驗到較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2、對於導致收入差距機制的價值判斷

雖

F. 社會分層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第一，主觀法，又稱自我評分法。調查人員將整個社會體系分為若干層次，請人們根據某項標准，對自己進行歸類，指出自己在社會分層體系中處於哪一層。用主觀法進行分層，可以將社會中的人劃分為不同的集團與階層，其優點在於通過此方法，可以認識與反映出各階層的意識與心理特點。
第二，聲譽法。調查員從一個社區中抽出一些熟悉該社區情況的人作為評判員，讓他們按照事先規定的高低層次給本社區成員進行分層歸類。聲譽法不僅可以用來對具體的人排定名次，還可以推廣到評價各種正式社會地位的相對聲譽。 第三，客觀法。它是應用可以直接測量的客觀標准對人們進行層次劃分。客觀法進行分類，可以劃分出不同的集團、職業與階層，從而找出它們各自的共同點。
2．社會分層的標准
第一，收入。收入與人們的消費方式、生活習慣、安全感和積極性有著密切關系，收入差距對社會安定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第二，職業。職業地位是人們在現代社會中的主要社會地位，是個人進行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職業環境、職業聲望、職業活動的范圍與性質等等不僅影響著在職人員的社會表現，同時影響著社會流動的方向。
第三，教育程度。教育程度直接影響著人的能力、知識、技術、趣味、價值觀、審美觀以及婚姻生育意願、修養程度等。
第四，權力。權力大小決定著一個人在群體和社會中向別人施加影響的能力，往往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格。
此外，像家庭背景、居住區位等也可以作為分層的標准。

G.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是什麼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
階級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組成部分，對人文社會科學和社會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持久的影響。在馬克思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等已經發現現代社會的階級存在和階級間的斗爭。但只有馬克思才揭示了階級產生的真正根源和階級的本質，才建立了科學的階級、階層分析方法。
1．社會分工是階級產生和演變的基礎。階級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社會范疇。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階級在人類出現「真實的」和「凝固了的」①分工，即「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②時就存在了。馬克思在《孟德斯鳩第五十六》一文中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勞
動分工，因此也就有階級，其中一個階級佔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另一個階級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才能生存，而出賣勞動也只有當購買勞動能使僱主階級發財時才有可能」。③社會分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隨之出現剩餘產品的不平等分配，伴生了私有制，也就產生了階級。
2．生產資料和勞動的佔有關系是階級劃分的主要標准。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最重要貢獻就是將階級的存在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即所有制聯系起來，從生產過程中工人與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系來揭示階級的本質。在私有制社會里，是否佔有生產資料或勞動決定著人們的階級歸屬。在這個意義上說，生產資料或勞動的佔有關系掩蓋了社會分工的原生基礎地位，成為階級劃分的主要標准。
3．共同的生活方式、階級利益和教育程度是劃分階級的必要條件。馬克思在分析中世紀法國農民的狀況時說：「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階級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④馬克思雖然反復論證在階級產生、形成中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充分認識到如政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響，避免了片面性。
4．階級的劃分並不排除社會分層的方法。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在發生階級分化的同時，還存在階層分化的現象。階層是依據生產資料佔有關系之外的屬性來劃分的，它存在於階級內部或者是與階級相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利益群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⑤第二，馬克思、恩格斯對介於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實為中間階層進行了系統分析。他們認為中間階層在所有現代國家和現代革命中，都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並預言中間階級將會不斷地增加。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