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和社會法的區別
抄按照主流學術觀襲點及多數課本教材，經濟法的性質歸屬於社會法，即公法與私法的交叉中的第三法域。社會法，即調整社會生活中各種社會主體因參加社會活動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不同於傳統的公法，即強調以國家公權介入，具有強制性效力調整維護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法律規范，以及傳統的民法，即平等主體之間基於意思自治、處分自由等基礎發生的人身關系及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經濟法的構成體系來看，經濟法亦屬於公私交疊的社會法領域。經濟法的體系，由市場主體規製法，市場秩序規製法，宏觀調控法以及經濟監管法組成。簡單明了舉個例子，在市場主體規製法中，假如樓主設立一間公司或者企業，此是基於樓主作為民事主體的意思自治或說處分原則而實施設立公司的行為，經濟法承認並對此行為賦予認可的法律效力，除此外，樓主還需依照公司法的具體規定，比如公司法律形態的選定、出資額、股東等等都必須符合經濟法的規定，此又體現了公法的性質，即國家干預經濟，要求經濟法主體按照具體要求實施一定法律行為才可產生相應法律後果。
㈡ 勞動法屬於經濟法還是社會法為什麼有的說屬於社會法，有的說屬於經濟法呢謝謝
《勞動法》不屬於經濟法，屬於社會法。勞動法和經濟法是兩個專獨立的法律部門，同時都屬隸屬於民法，都是民法的一部分。
勞動法，是調整勞動關系以及與勞動關系密切聯系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總稱。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律部門；它是從民法中分離出來的法律部門；是一種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些法律條文規管工會、僱主及雇員的關系，並保障各方面的權利及義務。
社會法包括：
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婦女權益保護法，殘疾人保護法，礦上安全法，紅十字會法，公益事業捐贈法，職業病防治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失業保險條例，安全生產法等。
㈢ 社會保障法與經濟法的聯系體現在哪些方面
（一）經濟法與社來會法存在著自經濟性與社會性的區別
1、經濟法的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一個基本特徵與顯著特徵。經濟法的經濟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社會法的社會性。社會法的社會政策目標與社會法的社會效益指標決定了社會法具有鮮明的社會性。
（二）經濟法與社會法存在著積極公平觀與消極公平觀的區別
三、社會法不是經濟法發展的終極進路
（一）社會不是社會法專有之域
1、對社會法學者的社會觀內在理路的檢討
2、經濟法的社會觀與社會法的社會觀的界分
（二）社會利益不是社會法專有之利益
（三） 社會公共干預不能替代國家干預
1、社會法學者對其借用的理論淵源並沒有真正的理解，就把「治理」直接轉變為「干預」。
2、社會團體不是干預的主體。社會公共干預與國家干預最核心的區別是：後者的干預主體不僅包括政府機關，還包括社會團體。
請參見： 《經濟法與社會法關系考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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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社會保險法與經濟法的聯系與區別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資本輸出國保護與鼓勵本國私人海外投資國內法的制度。1948年產生在美國，目前形成美、日、德三種模式。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一種政府保證，其保險人不僅具有政府機構的性質，而且其保險常與政府間投資保證協定密切聯系，本質特徵。
保險人。實施海外投資保險業務的有政府機構、政府公司或公營公司，政府機構作為保險人。日本的海外投資保險業務由通產省貿易局承辦，政府公司作為保險人。美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作為本國私人海外投資保險業務的保險人，兼具公私兩重性，政府與國營公司共同實施保險業務。德國是由聯邦政府作為法定保險人，德國信託與監察公司和黑姆斯信用保險公司(二者均為國營公司)負責執行投資保險業務。
2．保險范圍。投資保險的范圍僅限於政治風險。各國通常對外匯險、徵收險、戰亂險予以承保，有些國家還承保營業中斷險。
3．投保人。是指依法有資格申請海外投資保險的投資者。在美國，投保人包括具有美國國籍的公民；其資產至少95%為美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社團所有的外國公司。在日本，投保人為進行海外投資的日本國民或法人。
4．投資保險的對象。在美國，合格投資必須符以下條件：海外投資須經東道國事先批准同意；必須是新投資；只限於與美國訂有投資保證協定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只限於經美國總統同意實行保險、再保險、保證的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
5．投保程序。根據各國規定，合格投資者若想獲得投資保險，必須依法定程序進行：(1)提出申請。海外投資者開始投資前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提交投資保險申請書及必要資料。(2)審查批准。海外投資保險機構主要對投資者及其投資是否合格進行審查，對合格者予以批准。(3)簽訂保險合同。申請獲批准後，雙方當事人簽訂保險合同。投資者繳納保險費。(4)支付保險金。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發生後，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依據保險合同向投資者支付約定的保險金。(5)代位求償。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向投資者支付保險金後，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基於保險事故對東道國所享有的索賠權及其他權益，如所有權、債權。美國、德國依據雙邊投資保證協定行使代位求償權，日本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不與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相聯系，因此只有投資者用盡當地救濟手段後，保險機構才依據國際法的外交保護權原則行使代位求償權。
綜上可以看出海外投資保險法與金融法、社會保險法的區別非常明顯，可以說不是一個范疇的法律概念。金融法、社會保險法都是國內法，而海外投資保險法屬國際法。
㈤ 西方社會兩大法系的區別
西方社會兩大法系在法的淵源、法的分類、法典編纂、訴訟程序和判決程式區別：
1、法的淵源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正式的法的淵源只是指制定法，即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法院的判例、法理等沒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在英美法系國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淵源，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承認法官有創製法的職能，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法的分類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法的基本分類是公法和私法，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公法主要指憲法、行政法、刑法、訴訟程序法，進入20世紀後又出現了社會法、經濟法、勞動法等有公私法兩種成分的法。
英美法系國家無公法和私法之分，法的基本分類是是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在普通法院判決基礎上形成的全國適用的法律，衡平法是由大法官法院的申訴案件的判例形成的。
3、法典編纂的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一般採用法典形式。
而英美法系國家通常不傾向採用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律、法規。即使後來英美法系國家逐步採用法典形式，主要是判例法的規范化。
4、訴訟程序和判決程式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採用審理方式，奉行干涉主義，訴訟中法官居於主導地位;法官審理案件除了案件事實外，首先考慮制定法如何規定，隨後按照有關規定來判決案件。
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對抗制，實行當事人主義，法官一般充當消極的、中立的裁定者的角色;法官首先要考慮以前類似案件的判例，從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適用於本案的法律規則。
㈥ 民法與社會法的區別
民法包含社會法，社會法是民法的一個分類。社會法是與民生有關的法律部門，是國家保障公民的社會權利的法律制度，屬於國家積極干預，保護弱勢群體。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民法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處理民與民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真專業，我很出汗1、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社會公共性經濟關系，不調整人身關系。民商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2、主體及主體之間關系不同經濟法的主體包括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企業的內部組織及有關人員、農戶、個體工商戶和公民。民商法主體是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組織。民商法的主體是平等的，沒有管理關系；經濟法的主體地位卻不要求平等。3、調整方式不同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為核心，其調整方式相應地採取意思自治原則，即由當事人自己意志設定其權利和義務，國家並不予以過多干涉。商法的主體是商事慣例，但在現代社會中，為保護交易安全，其中也滲入了一些公法性因素。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也在逐漸增加。經濟法是公私兼顧的法，既強調市場之手，也強調國家之手。因而，其調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強制性因素。
4、內容不同經濟法主要設計國民經濟運行中關於公平競爭、防止壟斷、市場規劃、秩序維護、社會平衡、宏觀調控、可持續發展等的規定，法律表現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價格法、產業法、預演算法、財稅法、金融法、證券法、社會保障法。民商法的內容主要是關於民商事主體、行為、權利、義務、責任等的規定，法律表現為：民法通則、物權法、債權法、人身權法、親屬法、公司法、合同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5、價值取向不同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著重於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協調個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實現利益均衡，促進社會共同加之目標的實現。民商法以個人權利為本位，以保護個人利益為導向，著重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個人利益最大化。
6、本質功能不同保護利益的不同，必然導致法律本質功能的差異。民法維護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換者以自己意志設定權利和義務。因此，民法的本質是市民社會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權利法。它站在當事人平等這一平面上對商品關系加以保護，其功能主要是維護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商法的本質功能基本與此相同。
㈦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
經濟法和社會法都屬於現代法，都具有突出的現代性，並由辯帆此都具有一定的政策性、社套性，無論是基本理念還是制度構建，無論是產生的經濟基礎還是社會基礎，兩個部門法都存在著較多的一致性，從而體現出密切的聯系。盡管如此，兩者的區別也比較明顯。經濟法與社會法作為兩個獨立的部門法旁灶如，其調整對象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同。
㈧ 經濟法是公法、私法還是社會法論述題
公法是配置和調整公權力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公法以研究公權力、公權力配置、公法關系和公法責任為主要內容.
私法相對於公法,一般而言指的是規范私權關系、保護私人利益的法律,如民法、商法等.也可以理解成私家所定的法規.
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
經濟法屬於公法.因為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㈨ 民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1.具體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以國家在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碧檔枯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具有顯著的服從性，屬於公法范疇；民法則調整作為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以平等性為基本特徵，屬於私法的范疇。
2.法律屬性不同。經濟法強調社會本位，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基本原則，悔洞著眼於維護全局的、長遠的利益；而民法則突出個體權利的本位性，強調社會個體的權利、平等和自由，能夠調動和保護個體的積極性及創造性。充分運用和體現市場競爭機制。
3.調整方法不同。經濟法以強制性規范為主，對違法行為綜合運用財產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種制裁形式，具有懲罰性；民法則更多地採用任意性規范，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處分權利，對違法行為採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補償性。
經濟蠢尺法與民法的聯系：二者都是以特定的市場經濟關系作為規范對象，二者適用許多相同的法律制度。例如：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對於確認經濟法中的市場主體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法中的物權制度對於認識經濟法中的市場主體的權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民法責任制度直接為經濟法所適用。
兩者聯系在於：經濟法調整社會性經濟關系，民法調整個體性經濟關系，即平等主體之間的則產關系。其次表現為兩者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淵源。兩者區別在於：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經濟法調整社會性經濟關系。民法是真正的私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財產關系，強調個人意思表示。經濟法帶有部分公法性質，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以國家強制規定固定賠償比例，它維護的是國家的經濟秩序。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著重於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協調個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實現利益均衡，促進社會共同加之目標的實現。民法以個人權利為本位，以保護個人利益為導向，著重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個人利益最大化。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二條 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㈩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