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的案例
因為賣方來裝運日期晚於合同規定日自期，由於賣方過錯導致合同違約，非違約方也就是買方有權通知賣方解除合同，並可以申請違約方給予違約損害賠償。根據CISG和英國法，買方可以解除合同，並不能宣布合同無效，因為合同並沒有造成無效的事由，合同是有效的，只是有違約行為。
若本案的標的物是專為感恩節供應的火雞，則該標的物具有時效性，必須趕在感恩節之前送達。如果賣方延遲交貨，則合同的目的不能達成，構成根本違約。買方可以解除合同並請求賣方進行違約損害賠償。
❷ 英美合同法制度下的糾紛解決
法律分析：合同締結後，若非基於當事人過錯，出現無法預見、克服和避免的客觀情形，致使合同履行不能、屢行不現實、目的受挫時，如果仍然堅持契約，必須信守原則而要求當事人履約，這對在合同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極為不公，法律因而達不到維護社會正義的目的。因此，許多國家合同立法均對該原則設置了例外製度，以解除因意外情事發生的而失其公平性的合同，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即合同受挫制度。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六條 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依據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爭議條款的含義。
合同文本採用兩種以上文字訂立並約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對各文本使用的詞句推定具有相同含義。各文本使用的詞句不一致的，應當根據合同的相關條款、性質、目的以及誠信原則等予以解釋。
❸ 簡述英美法中的合同對價的有效條件。
1、對價必須合法，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社會公共利益的對價無效，如雇兇手殺人；
2、過去的對價無效。過去的對價指一方已經履行完畢的對價，對此，該方當事人不得以此作為對方當事人允諾的對價。故原則上，英美法不承認無因管理行為；
3、對價不一定要求在價值上和允諾相當。交易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活動， 只要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 且不違背公共利益， 法律無權干涉。英美法中有句法諺：一分錢和一粒胡椒子都能作為對價，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4、當事人的合同義務不能構成新的對價。有這樣一個經典案例： 被告系某船船長， 在倫敦雇了幾個海員。在某次航行過程中， 因兩個海員開小差， 被告許諾其他船員如果把船開回目的港， 就將開小差船員的工資分給他們。船到達目的地後， 船長反悔， 辯稱這些船員沒有向他的許諾提供對價。船員遂起訴。法官認為， 兩個海員開小差並沒有給原告增加新的義務，因此， 被告的許諾沒有對價， 而原告本就負有盡力把船安全開回目的港的合同義務， 故駁回原告的訴求。
5、法定義務不能構成對價。如維護治安是警察的法定義務，故警察不能以其保護了當事人的利益而要求當事人給付報酬。
對價制度是英美法合同法的核心，內容很多，你可以找找這本書看看：《英美契約法論》，楊楨，北京大學出版社。
❹ 貨代滯箱費糾紛案例分析
滯箱費根據合同約定的費率進行計算，不適用減損原則，不具有懲罰性，當承運人重新獲得集裝箱的使用或合同終止時停止計算，不能無限期計算。承運人在貨方拒絕履行合同構成毀約之時，有權選擇解除合同並索賠實際損失或在有合法利益的情況下確認合同有效從而繼續請求滯箱費。那麼，下面是由yjbys兇案編為大家整理的貨代滯箱費糾紛案例分析，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一、案情介紹
托運人Cottonnex Anstalt委託承運人地中海航運公司將35個40英尺高箱的原棉從中東港口經海路運輸到孟加拉國的吉大港。
貨物分3批裝運，共簽發了5套提單，分別於2011年5月13日、5月20日和6月27日在吉大港卸載。原棉的市場價格驟降，收貨人不提貨，也沒有任何人主張提貨。訴訟時貨物仍未拆箱滯留在吉大港。
2011年6月6日，收貨人在孟家拉國高等法院提起針對信用證開證行和保兌行的訴訟程序，試圖阻止信用證下付款。2011年6月15日，法院作出中間禁令，限制發證行對信用證承兌。
事實上，2011年5月23日，托運人已收到前2批貨物(前4套提單)信用證項下的貨款。2013年1月30日，保兌行向托運人支付了第3批貨物(第5套提單)貨款。2011年9月27日，托運人致函承運人，聲稱因貨款已支付，所以其對貨物不再有合法所有權。
2012年1月承運人提議將集裝箱賣給托運人。該提議在承運人於2012年2月2日發送給托運人的郵件中有提及，“我方已給出合適的解決方案，購買我們的集裝箱並且付清到目前為止的滯箱費。”托運人認為定價太高，拒絕了該提議。
孟加拉國海關當局明確表示，沒有法院命令，禁止任何人將集裝箱從現有的存放堆場移動。
提單約定卸貨港免費期為14天。運價表約定，免費期屆滿後前10天每天每箱10美元;接下來10天每天每箱18美元;隨後每天每箱24美元。雙方當事人達成一致意見，任何時間在吉大港立即購買到替代集裝箱的成本為每個3262美元或更少。
2013年6月10日，承運人在英國高等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托運人支付至起訴時的滯箱費577184美元，及繼續以每天840美元的標准累增滯箱費。
托運人抗辯：托運人不再享有貨物所有權，只有收貨人才有權提取貨物;承運人指定卸貨港還箱地點是貨方還箱義務開始的前提，因此滯箱費並未起算;承運人並未採取拆箱或購買替代箱等合理措施減損;2011年底或2012年初時，托運人無力或(實際上和/或預期上)不能提取集裝箱已構成毀約，因此支付滯箱費義務終止。
二、高等法院判決
高等法院指出，各方均沒有援引訴訟請求為滯箱費的判例，並認為在不構成懲罰金條款的情況下，提單第14.8條是類似航次租約下由於承租人未能在約定的期間內裝卸貨而就遲延給予船舶所有人“滯期費”的約定損失賠償條款(liquidateddamages clause)。無論是基於特定日期後承運人事實上並未遭受任何經濟損失，或基於若承運人採取合理措施減損則不會產生這些經濟損失，都不存在減少該賠償數額的爭議。
根據提單對“貨方”的定義及第2條關於貨方承擔連帶責任的約定，托運人應承擔提單證明的合同下“貨方”的全部責任。
承運人指定卸貨港還箱地點並不是貨方還箱義務開始的前提。滯箱費持續計算至貨方返還集裝箱或承運人拆箱或合同終止。
2011年9月27日，托運人明顯毀約，因其不可能提取貨物及遲延提取貨物的期間過長以致阻礙合同商業目的實現。這種情況下，承運人保持合同有效和請求滯箱費的權利取決於其這么做是否具有合法利益。鑒於滯箱費條款的正當的目的是計算貨方遲延歸還集裝箱所致的損失，若顯然未遭受損失，僅為了請求滯箱費而保持合同有效，則該行為不具有合法利益。在2011年9月27日，承運人因集裝箱在吉大港滯留而遭受經濟損失無任何根據，此時保持合同有效的唯一目的是請求滯箱費，該行為是完全不合理的。
如果我認為承運人保持合同有效的權利是無限制的，那麼我也應該判定該條款是懲罰金而不可實施，原因是，基於補償原理，甚至在任何理性的承運人都不會遭受損失的情況下，允許滯箱費無限制賠付的條款無疑是不合法的。
因此，判決承運人有權利獲得自其請求的日期開始至2011年9月27日止以請求的費率計算的滯箱費。
三、英國上訴法院判決
英國上訴法院認為，至2011年9月27日，集裝箱遲延歸還時間相對較短時間，不足以使得合同商業目的落空。到2012年2月初，遲延又持續了四個月。2012年2月2日承運人為解決僵局向托運人發出出賣集裝箱的要約，但要約被拒。此時，合同商業目的顯然落空。該買賣本可以解除托運人歸還集裝箱的義務及仍待履行的運輸合同下的最終義務。因此，托運人毀約應從2012年2月2日開始。
承運人是否必須接受毀約從而使得合同終止?上訴法院認同毀約並不使合同下的原義務自動終止，而是給予守約方選擇接受毀約並終止合同索賠損失，或確認合同有效繼續索賠滯箱費的權利。但，一旦合同商業目的落空，合同不可能進一步履行，就好像托運人或其他責任承擔主體已損壞了集裝箱，守約方就不再有確認合同的選擇權。
因此，判決承運人有權利獲得自其請求的日期開始至2012年2月1日止以請求的費率計算的滯箱費。在此之後，托運人賠償承運人每個集裝箱3262美元損失。
四、英國兩級法院判決評析
英國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的判決結論都認為滯箱費在合同終止的情況下停止計算。但在兩個主要問題上，上訴法院的意見與高等法院的觀點不一樣。
首先是一個事實問題，托運人何時的哪些行為構成毀約。高等法院認為2011年9月27日，托運人致函給承運人的信件表明其明顯毀約，因其不可能提取貨物及遲延提取貨物的期間過長以致阻礙合同商業目的實現。上訴法院並不認可該信件表明托運人不願提取貨物，且遲延的期間相對較短不足以使得合同商業目的落空。
其次是一個法律問題，當判斷托運人的行為構成毀約後，承運人在本案中是否享有選擇確認合同繼續有效的權利。高等法院認為，承運人享有此權利，但因為沒有遭受實際損失因此確認合同有效沒有合法利益，因而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滯箱費只能計算至毀約之日。上訴法院認為，當毀約導致合同商業目的落空時，當事人進一步履行合同已為不可能，守約方就不再有確認合同有效的權利，因此只能接受毀約和索賠損失。
五、對比中國法下裁判理念
滯箱費糾紛在中國海事審判實踐中屬於運輸合同糾紛下高頻常發的一類糾紛，但長期以來，各海事法院及上訴審高院對滯箱費的法律性質、承運人是否有減損義務、滯箱費如何計算、是否調整額度等都存在不一樣的認識。英國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的判決展示了英國法下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值得我們關注。
(一)關於滯箱費的法律性質
英國兩級法院的判決書認為承運人在運價表中約定的每日支付一定數額的'滯箱費條款為約定損失賠償條款。約定損失賠償條款的目的是，當貨方未在約定的免費期內歸還集裝箱給承運人時，確定合同違約的損失數額。
我國司法界對於滯箱費性質的認識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是三種：違約損失、違約金和租金。筆者所在的廣州海事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傾向於認為：承運人將其集裝箱提供給貨主裝貨，只是出於順利完成其在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下義務的考慮，這時托運人或者收貨人使用承運人的集裝箱也是為了保證運輸合同的順利履行。因此，在承運人完成運輸協議項下的運輸義務後，托運人或收貨人再佔用集裝箱顯然是不合理的，應當歸還集裝箱，這也是托運人或收貨人依據運輸合同應承擔的附隨義務。[1]若是托運人或者收貨人沒有及時歸還集裝箱，就違反了運輸合同的這一附隨義務，應當承擔《合同法》第107條規定的賠償損失的違約責任。因此，滯箱費屬於一種違約損失。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審申請人上海蟬聯攜運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海蟬聯攜運物流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A.P.穆勒-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③]中認可了滯箱費屬於違約損失的觀點。
(二)關於承運人是否有減損或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
英國高等法院認為，滯箱費條款是約定損失賠償條款，一旦滯箱費開始起算，無論承運人事實上是否遭受任何經濟損失，或若承運人採取合理措施減損(拆箱或購買替代箱)則不會產生這些經濟損失，都不存在減少該賠償數額的爭議。換言之，滯箱費不能因為適用減損原則而停止計算。
英國上訴法院認為，在上訴案件中無需對減損原則是否適用給出最終結論，但暫時的觀點是高等法院的判斷是對的。提單第14.8條款，超出免費期歸還集裝箱的遲延都將剝奪承運人對可贏利動產的使用，進而導致損失。滯箱費率的共識是建立在其可就上述損失進行充分補償的設想上。這些集裝箱並不僅僅因為承運人為滿足其他特定需求而獲取了更多集裝箱就變得不再有可贏利性。托運人認為承運人應購買替代箱減損的抗辯是假設承運人獲取的任何集裝箱，無論是否為了立即需要額外空間，都應視為托運人繼續滯留集裝箱的替代箱，這是不對的。承運人可能僅是單純地增加了其庫存。僅在合同終止且原集裝箱未歸還的情況下，新買箱才可能是真正的替代箱。
中國司法實踐中有法院在案件[④]中認為無人提取貨物，滯箱費持續計算，不存在承運人減損的義務問題。但大多數法院基於滯箱費屬於違約損失的認定，認為根據《合同法》第119條的規定，承運人具有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滯箱費糾紛中，通常理解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包括：及時拆箱、租箱或購置替代箱等，與英國判決中提到的“減損義務”內容基本是一致的。
至於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何時開始及內容，各法院的理解不一，呈現多樣化。司法實踐中，有法院以滯箱費達到1.5個[⑤]或2個[2][⑥]同類型新箱的市場價值為限來界定承運人應開始採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的時間。也有法院[⑦]認為承運人有理由確信貨方不可能再行使對貨物的權利時開始有義務進行減損或再給予合理的貨物處理時間。廣州海事法院的既往判決[⑧]多認為，自滯箱費達到1個同類型新箱市場價時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開始，且此觀點在航運實踐中也逐漸得到各航運公司的重視。在此司法理念下，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義務的內容為購置同類型新箱。原因在於：滯箱費的主要作用體現在督促用箱人及時返回集裝箱，避免影響承運人對箱源的分配及運轉安排，造成承運人經營成本增加。那麼，承運人通過重新購置新箱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集裝箱被長期佔用造成的營業損失(如果有的話)，是承運人作為非違約方的有效防止損失擴大的方式，而且購置替代箱與階梯式遞增計算的滯箱費相比，相對公平，亦在貨方可預見的損失范圍之內。有必要說明的是，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方式有很多種，包括內部調劑、向外租賃或購買集裝箱，為什麼是購買集裝箱?因為承運人實際損失(如果有的話)難以計算的前提下，承運人需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比如報廢箱的數目、市場行情等進行綜合判斷租或買。這是審判機構無法也不宜事先設定的純粹而靈活的商業決定，但從平衡承運人和貨方的角度考慮，貨方所能預見到的頂格賠償就是購買同類型的箱。為什麼是新箱?因為運輸流轉時，重視的是集裝箱能否滿足貨運要求而不是新舊程度，對貨方而言，其預期是最多賠償一個新箱。
(三)關於承擔滯箱費的責任主體
英國法下，看合同約定。在卸貨港無人提貨時應由誰承擔滯箱費這個問題出現在英國高等法院一審程序中。從判決來看，英國法下更重視當事人之間的合同自由約定。高等法院的里蓋特法官從提單第2條約定的貨方對承運人的連帶責任推出，托運人應承擔提單證明的合同下“托運人、收貨人、提單持有人、貨物接收人以及擁有、享有或聲稱佔有貨物或本提單的任何人，或代表該人行事的任何人”(貨方)的全部責任，包括第14.8條下支付滯箱費的義務。這充分尊重了合同約定，但如果承運人起訴擁有貨物所有權的買賣合同下買方(即使不是提單上記載的收貨人，或者如本案的情況也是提單上記載的收貨人但並沒有主張提貨)，依照本案判決邏輯，法院很有可能判決應由其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法下，重視法律規定。中國司法實踐似乎並沒有特別重視合同是否有約定所有“貨方”向承運人承擔連帶責任，相反，我國《海商法》第4章分散性地規定了托運人、收貨人、提單持有人等的責任，而根據《海商法》第44條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強制適用的，違反這些規定的條款是無效的。
遺憾的是，無人提貨時滯箱費由托運人或收貨人承擔在法律適用上遇到一個難點：我國《海商法》第86條和第88條關於責任主體的規定僅明確托運人應該承擔責任，但收貨人是否也應承擔責任並不明確。司法實踐中對此問題理解不一。
從廣州海事法院的司法實踐來看，其傾向於認為，在無人提貨時，僅應由托運人承擔責任。托運人和承運人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當事人，收貨人是托運人在貿易合同中選擇的，貨到卸貨港後，無人提取貨物，運輸關系尚未終止，承運人有權向托運人主張卸貨港發生的費用，包括滯箱費。更何況，中國法下關於“收貨人”身份的確認是以收貨人向承運人主張提貨權為前提的。[3]收貨人承擔義務的前提是其主動表明收貨人身份，並向承運人主張提貨，只有其主張了提貨的權利，法律才要求其提貨及承擔還箱義務。而且，在某一具體的合同關系中，特別是集裝箱運輸，除非托運人同時也是收貨人，否則托運人就應當對其所指定的收貨人的真實存在和在卸貨港提取貨物向承運人承擔默示擔保義務[⑨]。因此，在無人提貨情況下，承運人不知道收貨人是誰或聯系不到收貨人，或不是合法的收貨人或聯繫到收貨人但其並不主張提貨，托運人理應承擔其選擇收貨人不當而給承運人造成的損失，這也符合審判實踐。當然，在收貨人主動表明身份並請求承運人交付貨物後，無論隨後其是否按時提貨抑或未能在約定或合理的時間內提取貨物，抑或拒絕提貨，滯箱費的承擔均與托運人無關，因為收貨人主張運輸合同項下的權利，理應履行與之相關的運輸合同下的義務。
由此可見，在卸貨港無人提貨的情況下，承運人僅向托運人提起訴訟主張滯箱費時，英國法院和我國法院可能都會認定托運人為適格的責任主體，但在判定是否為唯一責任主體時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見。
(四)滯箱費條款是否具有懲罰性
英國法下，滯箱費條款沒有懲罰性。在英國高等法院的判決中，里蓋特法官從the Makdessi案判決書及其引用的判例中抽取幾個關於懲罰金條款的關鍵原則：(1)懲罰金是合同條款約定的一方違約時應支付的一筆款項，其目的是阻止違約，保障合同履行。(2)款項是否是懲罰金這個問題取決於根據合同訂立時的情形對合同條款作出解釋。(3)主張款項是懲罰金的一方負有舉證證明責任，法院在判定商業合同的某條款屬於懲罰金條款前應非常謹慎。(4)款項如果是“真正的預先估計的損失”，即，其目的是對違約引起的損失提供賠償，則不屬於懲罰金。(5)一筆款項並不僅僅因為在多種情況下都應支付，且在其中某些情況下支付數額超過或可能超過違約造成的損失就屬於懲罰金。但是，若在所有或多數或某一重要類別的情況下，該筆費用過大且與可能造成的損失(或可能造成的最大程度的損失)完全不成比例，這可能表明其屬於懲罰金。(6)近來判例表明，即使支付款項並不是普通法下可作為違約賠償得到救濟的“真正的預先估計的損失”，若存在商業合理性就不會被認定為懲罰金。這個合理性可能在於有利於提前明確知曉違約的經濟後果和避免爭議。(7)最後，核心問題是，支付條款是否因約定的數額與違約造成的損失賠償相比過高，且沒有足夠的商業正當性而不合理。
英國高等法院認為，如果滯箱費條款給予承運人無限制的權利來忽視托運人毀約的事實及請求無限期的滯箱費，該條款是懲罰金。如果是懲罰金，則該條款不可實施。但本案中承運人並不具有無限制的權利。
英國上訴法院認同高等法院關於承運人並沒有無限制的權利確認合同有效及請求無限期的滯箱費的觀點，但認為本案根本就不會產生滯箱費是否具有懲罰性的疑問。從未有人認為，航次租船合同下以每日費率支付滯期費的條款僅因為沒有明確限制承租人責任期間就具有懲罰性。正如里蓋特法官的觀點，在個案中，法律基本原則已限制了承租人責任范圍。
中國司法審判實踐普遍認為滯箱費的收取具有懲罰性，並不符合我國民事責任的補償性原則，如果滯箱費的收取完全不考慮承運人遭受的實際損失大小，對於貨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司法實踐通常以此作為調整滯箱費金額的理由之一。
(五)關於滯箱費何時停止計算
英國法院和我國法院都認為，只要違反了合同約定的在免費期內歸還集裝箱的義務，滯箱費自免費期屆滿開始起算。但除了集裝箱重新置於承運人使用外，在滯箱費何時停止計算的問題上觀點存在極大的不同。
英國法下，滯箱費在合同終止時停止計算。英國高等法院認為，除了集裝箱歸還或拆箱以外，滯箱費在合同終止時停止計算。當托運人毀約時，若承運人選擇終止合同時滯箱費停止計算，但托運人有義務賠償因合同終止而給守約方造成的任何損失(這類損失的計算並無限制，因此適用減損原則);若承運人選擇繼續保持合同有效則滯箱費繼續計算。英國上訴法院同樣認為滯箱費在守約方選擇接受毀約時停止計算，不過毀約導致合同商業目的落空時，承運人只能選擇接受毀約。
中國法院認為，滯箱費從防止損失擴大義務開始時停止計算。滯箱費的計算受限於違約方“可預見規則”和“防止損失擴大規則”，因此，法院對過高的滯箱費進行調整，如上文提到，司法實踐中對於防止損失擴大義務何時開始及內容並沒有統一的標准，廣州海事法院傾向於認為當滯箱費金額達到1個同類型新箱市場價時，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義務開始，隨後產生的滯箱費不予支持。
由此可見，主張“即使集裝箱未歸還，支付滯箱費的義務在特定期間後停止”的觀點，在英國法下基於可推出合同義務終止的法律原則，在中國法下是基於“可預見規則”和“防止損失擴大規則”。
六、結論
英國上訴法院和我國法院對滯箱費糾紛的審判邏輯都是依據各國法律淵源做出的，共性之處在於都認為滯箱費不可以無限期計算下去，不同的是，英美法的思路是判斷合同義務終止的時間，中國法下則依據合同法關於違約損失受限於“可預見規則”和“防止損失擴大規則”的規定，從承運人具有防止損失擴大義務的角度來阻止滯箱費無限期計算下去。相較之下，英美法下更加重視合同自由約定，無論是責任主體還是賠償額度，都更有利於承運人滯箱費的訴求。
參考文獻：
[①]MSC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S.A. V Cottonex Anstalt [2016] EWCACiv 789，該案由Lord JusticeMoore-Bick, Lord Justice Tomlinson 和Mr. Justice Keehan於2016年5月25日開庭審理，2016年7月27日作出判決。本案一審索引號為[2015] EWHC 283(Comm.)，由高等法院商事法庭王座分庭的里蓋特法官(Mr. Justice Leggatt)於2014年12月1日和2日審理，判決書出具日期為2015年2月12日。
[②]英文原文為“container demurrage”，在中國司法審判實踐中，多稱之為“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為行文方便，本文統一為“滯箱費”。
[③]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19號民事判決書，判決作出日2015年11月26日。
[④]青島海事法院(2009)青海法海商初字第384號民事判決，該判決被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民四終字第83號民事判決改判。
[⑤]如寧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215號民事判決。
[⑥]謝晨，季剛，方懿，王寰瑾，唐沁：《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相關實踐問題研究》，載於上海海事法院《調研與參考》2015年第1期，第31頁，該文“建議以該兩個月合理期限產生的超期使用費加上承運人購置新箱的費用，即一個新箱市場價格的兩倍作為超期使用費的賠償限額。”
[⑦]如廈門海事法院(2004)廈海法商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民終字第1072號民事判決、青島海事法院(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11號民事判決。
[⑧]比如廣州海事法院(2011)廣海法初字第741號民事判決、廣州海事法院(2012)廣海法初字第297號民事判決。
[⑨]廈門海事法院(2004)廈海法商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
[1]司玉琢編.《海商法學案例教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 161。
[2]謝晨，季剛，方懿，王寰瑾，唐沁.《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相關實踐問題研究》，上海海事法院《調研與參考》,2015年第1期，第31頁。
[3]司玉琢編.《海商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124。
❺ 英國商務法-合同法 一道案例分析題
答案是可以。理由如下：
本案中，b給a發email的行為屬於要約，a收到email合同後沒有直接承諾接受，而內是提出了容新的約定內容，這可以視為是反要約，即一個新的要約，由a向b發出，此時b同意了，這相當於對新要約的承諾，此時新的合同成立，並且一般合同自成立時即生效，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新的合同有b發給a的email合同的內容，也增加了雙方新的口頭約定，無論是書面形式（在本案中是電子版本）還是口頭形式，只要有證據證明約定過程的真實存在，這些都是對雙方具有拘束力的合同的內容。因此，新的那些被b遺忘增加的條款是具有約束力的。
❻ 合同案例：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
合同案例：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
2004年4月27日，山東省東營市某化工公司與阜新某裝飾公司簽訂了購銷合同。合同約定：購銷貨物為60噸，單價12500元;接需方電話通知送貨;結算方式為5噸鋪底，滾動付款(化工公司的解釋為第二次貨物到達驗收時付第一次的貨款，第三次貨物到達驗收時付第二次的貨款，以此類推)，貨到兩月內結算所有貨款;合同履行期限從2004年4月27日到2005年4月27日止。合同簽訂後，2004年4月29日化工公司向裝飾公司發貨10噸(僅發貨一次)，裝飾公司收貨，此後裝飾公司也未通知其發貨，2004年7月1日裝飾公司付款20000元，餘款一直未付，後化工公司以裝飾公司預期違約不付餘款為由於2004年11月14日訴至法院，請求對方支付剩餘貨款。法庭審理中原告僅向法庭提交購銷合同及收獲單據各一份。
【分歧】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貨到兩月內結算所有貨款”的理解不一，對裝飾公司是否構成預期違約產生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裝飾公司構成預期違約，進而構成實際違約，應向化工公司支付剩餘貨款。按雙方約定送貨方式為接需方電話通知送貨，但從2004年4月29日至2004年11月14日在長達半年之久的時間內，裝飾公司仍未通知化工公司送貨，使化工公司產生不安全感。2004年7月1日裝飾公司主動付款20000元，此應視為裝飾公司對付款方式變更為每批貨到後即行結算，此時“貨到兩月內結算所有貨款”的約定應理解為每批貨到後結算每批貨款，包括鋪底款，致此裝飾公司已構成實際違約，應向化工公司支付貨款。
第二種意見認為，裝飾公司不構成預期違約，更不構成實際違約，對原告的訴請應駁回。雙方結算方式的約定意思非常清楚，2004年7月1日裝飾公司付款20000元的行為，僅是一種單方主動付款行為，並非是對原結算方的更改，“貨到兩月內結算所有貨款”的約定應是最後一批貨到時即滿合同約定60噸時對最後一批貨款連同上批的貨款及鋪底款全部結清。裝飾公司長期未通知化工公司送貨，縱使化工公司產生不安全感，此也不能認定化工公司成立不安抗辯權，同時該合同為有效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內裝飾公司可隨時通知化工公司提供第二批貨，以履行合同。
【分析】
律師認為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該案案情並不復雜，但裡面涉及到兩個法律問題即預期違約和不安抗辯權問題。
我國《合同法》引進了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同時繼承了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這是立法上的完善和進步。所謂預期違約亦稱為先期違約，包括明示毀約和默示毀約兩種形態。明示毀約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屆至之前，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他將不履行合同。默示毀約是指在履行期限到來之前，當事人雖未向對方聲明將不履行合同，但其自身的行為表明其不履行合同。很明顯逾期違約發生在合同成立之後，履行其到來之前，其是對諾言的違反，具體到雙務合同則是指對雙方約定的違反。就本案而言，化工公司在合同生效後在合同履行期限內僅向裝飾公司送貨一次，雙方約定的結算方式為滾動付款，也就是後批貨物送到驗收時結算前一批貨款，而本案雙方簽訂的合同有效期屆滿日為2005年4月27日，在此日(包括該日)之前裝飾公司完全可依據合同約定要求化工公司供第二批貨物，如化工公司如約供貨，則結算第一批貨物的權利可成就。但在化工公司起訴前，對方並未向化工公司明確表示解除合同或不再要貨，化工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證據以證實對方以其行為表明停止履行該合同，同時結合化工公司對於滾動付款的解釋，不能認定裝飾公司不付款的行為構成逾期違約。相反，如果此時裝飾公司按合同約定要求化工公司供貨，若化工公司不供貨，則化工公司構成部分違約。當然，如果化工公司在供完首批貨時，發現裝飾公司有《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情況，即經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喪失商業信譽;有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此時裝飾公司通知化工公司供貨，則化工公司若掌握上述情況的確切證據時可中止履行合同，同時通知對方。若對方提供了擔保，則化工公司應當繼續供貨;若中止履行後，裝飾公司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且未提供擔保的，則化工公司可以以此主張解除合同並要求裝飾公司支付第一批貨款，即行使不安抗辯權。
《合同法》第68、69條的規定反映的是不安抗辯權的問題。所謂不安抗辯權是指在雙務合同中，一方向另一方先為給付，當後履行的一方當事人財產狀況明顯減少或惡化並可能影響其履行義務時，應當先為給付的一方可以在對方未履行或提供擔保前，拒絕履行其義務。其又稱拒絕權，具有留置擔保的性質。在對方履行對待給付或提供擔保之後，不安抗辯權歸於消滅。不安抗辯權的發生需具備三項要件：一，雙務合同的雙方的債務的履行時間不同，一個在先，一個在後，如果是同時履行，則只能產生同時履行抗辯權;二，雙務合同成立後對方的財產狀況發生惡化;三，對方財產明顯減少，有可能影響其給付義務的履行。具體到本案，很顯然化工公司系提供第二批貨物在先，裝飾公司支付第一批貨款在後，而需方長時間不通知供方供貨，供方對需方的經營及履約能力產生擔心與不安，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供方如果沒有確切證據證實需方具有《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四種情況，此時輕易的行使不安抗辯權，是不合時宜的，也是錯誤的。
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都是在雙務合同中運用的一項法律制度，它為善意簽約人提供了一種自我保護，同時在宏觀上具有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功能，但兩者是不能等同的，在審判實踐中，對不安抗辯和預期違約較難區分，因此有必要對兩者進行比較。
1、適用的前提條件不同。
預期違約制度不以雙務合同當事人債務之履行存在先後順序為前提，無論雙方當事人是否有義務先行作出履行還是同時作出履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在對方預期違約時中止履行合同而尋求法律救濟。相反，不安抗辯權行使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當事人的債務履行順序存在先後之分。若沒有履行時間的先後順序，則僅僅適用同時履行抗辯權則不會發生不安抗辯權的餘地。正是因為如此，故而法律將行使不安抗辯的權利賦予先行履行的一方，而對方則無權行使。但具體到明示預期違約上，該制度主要是涉及不安抗辯制度所不能包容的內容，即不安抗辯的適用條件之一是他方的財產於訂約後明顯減少或出現其他不能履約的惡化情況，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而明示預期違約則是一方無正當理由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主要義務，這里無履行債務時間的先後之別。
❼ 超市價簽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
今天看了英美合同法的幾個關於要約與要約邀請的案例，與大陸法系之規定作了下比較，覺得挺有意思，隨便講講。
關於超市之陳列標價物到底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爭議頗大。以前我一直認為是要約，這是根據中國大陸法律關於要約的定義得出的。我國《合同法》第十四條的規定：「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列規定：（一）內容具體確定；（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
我們稍作分析就會發現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的確符合該法條的這兩點規定：一、「內容具體確定」。首先，超市所列標價物下方都放置有價簽，此物慾售幾元幾角寫得明明白白，所以標的之價款確定；其次，標的本身即放置於貨架上之顧客欲購之貨物自然也是明白確定的，其性能、質量、規格、型號盡皆一目瞭然。所以要約的第一個要件符合。
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超市既然將此物明價標出，並置於貨架，其欲以此價出售此物之意思也不言而喻，若顧客以此價購買此物，則超市當然不得拒絕，即一經顧客承諾，超市即受該意思表示之拘束。所以，要約的第二個要件亦符合。
既然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符合我國《合同法》所定要約之所有要件，則該行為在我國自該屬於要約。
可是反觀美國之各州判例，則大多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判為要約邀請（invitation of offer），而非要約（offer），其道理何在？何優何劣？
在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v. Boots Cash Chemists Ltd.一案中，英國葯劑師公會控告Boots超級市場，違反英國葯品管製法之規定，將受管制之葯品未在有葯劑師監督下，出售給一般大眾而提出控訴。此案的具體事實是：該超市將本該由葯劑師監督出售之某類受管制葯品置於貨架上，顧客自行將該葯品自貨架上取下，到收銀處付款，收銀處有葯劑師站崗，發現不符規定者，則命令收銀員拒絕收款出售此葯。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超市陳列該葯物之行為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因為，若為要約，則顧客之取貨行為為承諾，合同成立，而合同成立時，葯劑師並為在場監督，超市違法；若為要約邀請，則顧客之取貨行為為要約，收銀員收款行為為承諾，則當時有葯劑師在場監督，在本案中，只有顧客之承諾行為，超市未收下貨款，即沒有承諾，超市合法。最終，法院判決該超市陳列標價葯物於貨架之行為為要約邀請，超市勝訴。
純粹從法理的角度判斷，該超市的行為應該是要約，而非要約邀請，而法院自所以判為要約邀請的原因是：如果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視為要約，則意味著，當顧客將貨物取下置於購物籃的一剎那，承諾發出，合同成立。則此時，籃中之貨物已是顧客之所有物，其享有所有權，則若顧客未付款而攜帶該物出超市，超市工作人員將無權阻攔，因為合同已訂，貨物之所有權已經屬於顧客，顧客不付款，只是對超市欠賬，明拿不是搶劫，暗帶亦不算盜竊。超市與顧客之間並不熟識，如果任憑顧客將未付款之貨物帶出超市，超市又該如何追償欠款？
此外，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定為要約，還會產生另一個法律推理的困境。如果超市之此行為為要約，則顧客取貨置於購物籃之行為為承諾，合同成立。如果該顧客轉了一會，看到其他同類貨物更合自己的要求，那麼其將籃中之物取出，放回貨架之行為則屬於對已成立合同之撤銷，必須經過合同另一方即超市的同意。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在實際生活中，只要顧客在付款前將貨物放回貨架，都視為未購買該物。如果要將該情況勉強在法理上說通，只能認為超市與顧客間關於合同之成立附有條件，該條件即付款。但付款一般應理解為對於生效合同之履行，將其視為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所附條件頗為不當。
基於以上種種之考量，英美法系之判例大多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認定為要約邀請。如此一來，顧客之取貨行為僅為要約，而收銀員之收款行為方為承諾，那麼剛才羅列的幾種法理與現實沖突之尷尬情況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麼為什麼雖然從我國《合同法》之規定同樣可以得出前面羅列的尷尬結論，但在現實中卻沒有發生呢？沒有哪個顧客未付款而敢堂而皇之地將貨物帶出超市，更沒有顧客私攜貨物出超市被保安抓住時敢以以上理由作為抗辯。為什麼？
我覺得原因有二：
其一，國人老實而且善良，不善鑽營。不說民事領域，就算是刑事領域，如果你做的事有違道義，天怒人怨，即便法律沒有規定，一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把你做了就做了，半句怨言沒有，也沒有誰覺得不妥。而英美國家的人由於法治多年，十分狡猾，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未禁止之事皆可為，對於法律漏洞或矛盾之處異常關注以圖謀利。如果今天法官將超市陳列貨物之行為判為要約，難保明天不會被法律狡徒所利用，出現前面所述的尷尬局面。
其二，最重要也是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國人中象俺這樣具有高度抽象理論思維能力而同時又具有豐厚合同法知識的人。嘿嘿。
❽ 英國合同法案例 幫忙分析一下 急用 跪謝了！！！
It's quite similar to this case: 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 Ltd v High Trees House Ltd (1947)
Although part-payment of debt do not constitute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in High trees case, the claimant agreed to halve the ground rent to 1250 when wartime conditions rendered the flats empty. once this ended, the claimant was again entitled to full rent. Court held that acoording to promissory estoppel, the claimant can not recover the full rent that period but after that, he should. In this case at hand, Arthur promised Brian a rection in rent when Brian is in financial defficulty, but from Oct onwards, this situation is off. Therefore, Arthur could claim to recover full rent from Oct on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