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合同法概論

A. 國際商法簡答題目5：

英美法中的對價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推進，原來許多相對陌生的法律概念，在我們的司法實踐甚至日常生活中逐漸頻繁的出現。這些從西方現代法學中引進的名詞，彌補了我們國家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這一領域概念的空白。但是，由於這種時空的轉換和語境的不同，也造成了我們社會對這些概念的陌生和誤解。作為現代民法基本概念的「對價」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我國票據法第十條第二款這樣規定：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對價的概念作如下解釋：既對價就是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但什麼是相對應的代價？相對應包括了那些概念，是基於價值上的對等，還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認可。在這里顯然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這個解釋是模糊的，在審判實踐中，有些當事人要求法院在解決票據權利糾紛時考慮對價的充分性並以之為抗辯理由。我們在翻閱許多的司法解釋後，雖然有一些處理指導意見，但對於對價的確實含義，依然是閃爍其中。

迅速發展的審判實踐要求我們，對於「對價」這些概念我們必須重新發現和認識他們。

一、 對價的淵源

什麼是對價？我們首先要明白，最初這是一個英美法上的概念。

在英美法中，對價也是一個非常晦澀難懂的概念。按1875年英國高等法院下的定義，對價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種權利、利益、利潤或好處，或是他方當事人克制自己不行使某項權利、遭受某項損失或承擔某項義務。」這句話對於不熟悉英美法歷史的普通法律人士來說也是如在雲里霧里，不得其三味。所以我們就有必要回到英美法的歷史環境中去認識它的真面目。

英美合同法是由英國早期的諾言之訴發展而來的。在15和16世紀，英國普通法院在審判實踐中確立了一項原則：一項單純由承諾人對受諾人承擔義務的恩惠性或贈予性的諾言不能由受諾人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要使一項承諾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受諾人也必須對諾言人提供某種回報，從而使雙方之間存在某種交易。這種由受諾人對承諾人提供的回報就是對價。已經存在對價的情況下，承諾人如果不履行諾言，受諾人有權向法院起訴，並獲得適當的救濟。

通過以上闡述我們可以對「對價」有個整體的認識。我們發現上述對價的作用在於使諾言對承諾人產生拘束力，使雙方之間存在某種交易，一旦交易成立，承諾人就不能輕易收回已經作出的承諾。實際上，一旦對價存在，承諾人就必須履行承諾，否則就要承擔責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總結出，對價就是相對人作出的某種能使承諾人的承諾對其自身產生拘束力的回報。

但這個定義也是空泛的，我們必須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使之具體和更能讓人明白其含義。由此我們需要從這種回報何時能構成對價開始。

二、 對價的構成要件

上面我們講到對價是一種回報，但怎樣的回報才能對承諾人產生拘束力，從而成為對價呢？

按照英美法的解釋，一項有效的對價須具備以下要件：

1 對價必須是合法的。

凡是以法律所禁止的東西作為對價的，都屬無效。這個很容易理解，例如，販賣婦女、兒童的合同是無效的，因為在這里當事人把婦女、兒童當作對價來達成合意。而對婦女、兒童買賣是違法的，所以這個對價無效。

2 對價須是等待履行的對價或是已經履行的對價。

英美法把對價分為三種：待履行的對價（Executory Consideration）、已履行的對價（Executed Consideration）和過去的對價（Past Consideration）。當事人已履行了他那部分義務時，其所提供的對價是已履行的對價；若是當事人承諾提供並准備提供的對價，則為待履行的對價；所謂過去的對價是指一方在對方作出允諾之前已經全部履行完畢的對價，其不能作為對方後來作出的這項允諾的對價。英美法有一項原則，「過去的對價就是沒有對價「（Past Consideration is no Consideration.）。

在這里我們必須分清已履行對價和過去的對價之間的區別。已履行的對價，這種已經作出的行為或是諾言是基於對方的承諾而作出的，具有針對性。比如，王某承諾將賣給李某一台彩電，李某在王某交付彩電之前支付給了一筆王某提出的價款，這時，李某的行為就構成了一項已履行的對價，王某有義務將彩電交於李某。

而過去的對價只是一個單方行為，沒有對象。比如幾年前王某送給了李某一件緊俏商品，多年過去後，李某為了感謝王某，允諾將送給王某一台最新式的冰箱。但這項允諾是缺乏對價支持的，王某幾年前送給李某商品並不是針對幾年後要求李某回報的行為，這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對價，所以沒有拘束力，王某不能就李某沒有履行其承諾而訴求法律的保護。也許「過去的對價就是沒有對價」這種說法引起了一些詞義上的坳口，但相信通過合理的解釋我們能夠超越這種語境的困境。英美法認為，這種允諾屬於無償的允諾（gratuitous），但有一項例外，若「無償的允諾」是採用簽字蠟封式作成則有拘束力，這也是其獨特的歷史造成的，我們可以把它作為在別國特殊環境下的產物，而並不需要在本國的系統中加以闡述。

3 對價必須具有某種價值，但不要求充分或對等。

這里所說的價值不一定是指金錢上的價值，也可以是其他東西，例如提供的某種服務或某種不作為行為。但對價不是等價，不要求與對方的承諾相等（equivalent to the promise）。

我們可以從英國蒙特夫特訴斯考特案（1971）來理解「對價不是等價」這個概念。

被告答應以一英鎊的價格把房子賣給原告，但後來又反悔了，聲稱一英鎊是個不充分的對價。法院認為，對價並不要求對等或充分，合同能否執行取決於有沒有對價，而不是對價充分與否的問題，對價是否充分應由雙方當事人在定約時自行考慮決定。被告敗訴。

這里其實觸及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對價是一種合意，而不考慮其實質上的對等。

只有當合意有瑕疵的時候，法官才可以考慮對價的充分性，從而產生對欺詐、不正當影響的判決。

4 已經存在的義務不能作為對價。

這里我們可以用英國合同法常援引這樣一個判例來解釋：船方僱傭一批海員出海航行，途中兩員開了小差，於是船長許諾，若其他船員努力把船開回目的港，就將那兩名船員的工資分給他們。後來船長反悔，船員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船員在開船時已承擔了義務，應盡力把船安全開回目的港，這是已經存在的義務。因此，船長的允諾缺乏對價的支持，是無效的。

5、法律上的義務不能成為對價

法律所規定當事人應盡的義務亦屬於無效的對價。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上的義務，不以任何另一人的承諾而更改，無法形成交易，沒有交易也就無所謂對價的存在。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概括出：對價是與承諾互為交易對象的諾言、行為或不作為，並通過這一形式對承諾人形成拘束。他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原則，以達成交易形成契約為前提。他可以分為已履行的對價和待履行的對價；必須具有合法性；他具有某種價值，但不要求充分和對等。

對價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而來的概念，充分體現了盧梭《社會契約論》關於社會關系由契約形成的主題。而在中國當今市場經濟社會中，也必然延續其追求合意的特性。

由此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我國票據法關於對價的論述，這里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應該重在認可，是一種雙方的合意形成的對應，而不要求實質的對等。

勞動合同中違約金設定和支付，應該說是勞動爭議中最常見、最敏感，也是最復雜的問題之一。勞動律師網去年共計代理勞動爭議仲裁訴訟案件80多起，勞動仲裁的最終結果都必然導致勞動關系的解除。而勞動合同解除後的違約金支付問題就成了爭議的焦點。勞動合同違約金支付的條件、違約金與經濟補償金如何適用、違約金與賠償金如何適用、違約金的數額是否合理等等，成了用人單位及勞動者的最大困惑。

一、 勞動合同違約金支付的條件

由於在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所涉及的范圍很廣，比如員工遲到一次，企業偶爾延遲發薪，如果每一種違約行為的法律後果都是支付違約金的話，顯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實踐中，違約金的支付條件一般限定在「提前解除勞動合同」和「違反保守商業秘密或者競業限制約定」的范圍內。
由於後一種情形地區差別不是很大，這里我們主要討論前一種情形，即勞動合同期限未到，或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工作任務尚未完成，也未經當事人雙方協商一致，也無其他法定的情形出現，一方當事人卻要解除勞動合同，是否應該支付違約金，以及如何支付。
《北京市勞動合同規定》，如果勞動合同中約定了違約金，且不違反法律的規定，沒有顯失公平的情況，違約方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支付違約金。還有《山東省勞動合同條例》、《遼寧省勞動合同管理暫行辦法》等，都對違約金作了類似的規定。
但是，2002年5月1日起實行的《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率先對勞動合同約定違約金作了特別規定。立法者認為，勞動合同和經濟合同有本質的區別，勞動合同對於廣大勞動者而言是為了確立勞動關系，其根本目的是獲取生活必需品。要求勞動者承擔違約責任會造成勞動者經濟負擔的加重，甚至造成白白付出勞動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確有不少用人單位濫設違約金，導致勞動者的勞動所得還不足以支付違約金，嚴重侵犯了勞動者的權益。
為此，《條例》規定在勞動合同中設定違約金的，只限於違反服務期約定和違反保守商業秘密約定兩種情況。而約定服務期，又只限於對由用人單位出資招用、培訓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如出資購房的勞動者。就是說，如果用人單位規定一般員工提前離職也必須支付違約金，這種約定是無效的。《浙江省勞動合同辦法》、《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作了類似的規定。

二、 違約金與經濟補償金如何適用

經濟補償金的補償情形一般情形有：合意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過失性辭退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用工單位經濟性裁員時的經濟補償金、單位存在拖欠工資及少付工資情況時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勞動合同終止用人單位不支付勞動者經濟補償金也有例外情形。
而經濟補償金與違約金同時可能涉及的主要是過失性辭退導致的解除勞動合同情形，我認為：經濟補償金與違約金可以相互並存的，這是因為違約金是對勞動單位或個人進行的懲罰，而經濟補償金是單方面的用人單位的補償，與違約金的本質區別；違約金是當事人在合同約定的一方違約應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額。違約金的支付一般從雙方約定。但由於約定的違約金具有預定的賠償性質，當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於或者低於違約金造成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或者增加，經濟補償金則是法定的，不能隨意更改。明確約定違約金的案件。勞動合同是雙方真實、自主意識表示，如果雙方在勞動合同中已作出明確、合理的約定，則企業違法或者違約時應當按照勞動合同規定執行，支付勞動者違約金。
但在實際處理中，一些法院可能會認為，經濟補償金性質屬於法定的違約金，既然支持了法定違約金，就沒有必要在判用人單位支付合同違約金了。我認為這樣對勞動者的保護是不利的。

三、違約金與賠償金如何適用

勞動合同違約金和賠償金都是違反勞動合同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區別：
1、是否寫進合同。違約金是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損失時，只要合同中寫進了違約金條款，那麼一方當事人違約後就要按照合同中該條款的約定給付違約金。而賠償金的給付是按照實際造成的程度來進行的，無論合同中有無相應的條款。
2、是否造成實際損失。由於支付違約金的條件是違約方有違約的事實，而不論對方是否存在損失，因而使違約金在功能上具有了懲罰的性質。而支付賠償金的前提條件不僅是勞動者有違約的事實，更重要的判斷依據是要有實際損失，賠償金通常具有補償的性質。
3、數額與實際損失的關系不同。由於違約金是事先在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因而實際發生的損失可能與約定的數額可能不一致，而賠償金是完全根據實際損失的大小來確定的。
4、是否適用等分原則。違約金不與實際損失相聯系，只要約定符合一般的社會標准和勞動者的承受能力。而賠償金是與實際損失相一致的，尤其是在給予勞動者特殊福利待遇並約定服務期的情況下，用人單位的實際損失隨勞動者的服務年限而下降，因此應當逐年遞減。
基於上面的分析，違約金和賠償金不是同一概念，一方違約在按照合同的約定支付違約金的同時，如果給對方造成損失的，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然而，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關於實施〈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若干問題的通知》規定：「雙方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數額高於因勞動者違約給用人單位造成實際損失的，勞動者應當按雙方約定承擔違約金；約定的違約金數額低於實際損失，用人單位請求賠償的，勞動者應按實際損失賠償。」實際上規定了由用人單位在違約金和賠償金中「兩者取一」的原則。

四、合同違約金數額如何確定？

違約金的數額的設定都要求應當遵循公平原則，根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等因素合理確定。
根據《北京市勞動合同規定》：「勞動者向用人單位支付的違約金最多不得超過本人解除勞動合同前12個月的工資總額。」

但是，《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只作了原則性的規定：「約定的違約金數額畸高的，當事人可以要求適當減少。雙方當事人因違約金發生爭議的，可以按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解決。」至於怎樣的數額才不算「畸高」，究竟如何根據勞動報酬「合理確定」，對不起，就沒有下文了。浙江、江蘇等地的規定也大致相同。看來只得依靠「自由心證」了。

我認為違約金約定的規范性、合理性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找到一定的平衡性非常重要，江勞、上海等地的規定極大地限制了用人單位約定違約金的條件，導致勞動者隨意解除勞動關系，卻沒有有效的措施去約束；而北京、天津等地卻沒有為違約金的約定限制條件，用表面的平等掩蓋了實質上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不平等性，都是不合理的。法律應當就約定違約金確立一個前提條件，即應充分考慮當地的平均工資水平、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崗位性質等合理確定。

B. 1999年英國合同法在什麼背景下修訂的。。求高人幫忙。。英語簡單介紹一下1999合同法的背景

請問是關於第三方權力的嗎？
這部法律叫 <<合同（第三方權力）法 1999>>
背景是這樣的，英國的合同法是由案例法組成的。案例法里有一條規則，也就是說第三方不能請求法院執行合同里賦予他的權力 (叫 Privity rule)。比如，A和B簽訂合同，在A死後B每月給C 2000 英鎊，按照案例法，如果A死後B不給C錢，C以個人名義無權請求執行這項權力。

The Contract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came into existence e to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rivity rule of the Common Law. The rule states that third parties cannot enforce contractual rights in contracts of which they are not a party. For example, if A signs a contract with B to pay C 2000 pounds after death, under Common Law, C has no right to enforce this right under his personal capacity. This rule is often seen as harsh and unnecessary.

C.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D. 英國商務法-合同法 一道案例分析題

答案是可以。理由如下：

本案中，b給a發email的行為屬於要約，a收到email合同後沒有直接承諾接受，而內是提出了容新的約定內容，這可以視為是反要約，即一個新的要約，由a向b發出，此時b同意了，這相當於對新要約的承諾，此時新的合同成立，並且一般合同自成立時即生效，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新的合同有b發給a的email合同的內容，也增加了雙方新的口頭約定，無論是書面形式（在本案中是電子版本）還是口頭形式，只要有證據證明約定過程的真實存在，這些都是對雙方具有拘束力的合同的內容。因此，新的那些被b遺忘增加的條款是具有約束力的。

E. 英美法系國家的合同是什麼

英美合同法名詞解釋:
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是英美兩國關於合同的判例法、制定法所體現的合同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
合同法在英美法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英國、美國沒有成文的合同法,只有少數制定法。合同法的淵源主要是判例。關於合同的有關規定也體現在英國貨物買賣法、美國統一貨物買賣法及美國統一商法典中。英美法系唯一成文的合同法是1872年的印度合同法。在英美法中沒有法律行為的概念和債的概念,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如同財產法、侵權行為法構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體系。關於訂立合同的各項有效要件,或是關於合同權利義務的履行和不履行的後果,全部規定在合同法中。英美法系各國的合同法是以諾言為核心建立起來的。英國《不列顛網路全書》給合同下的定義是:「合同是可以依法執行的諾言,這個諾言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美國《合同法重述》也認為合同是一種有法律效力的許諾。相對於大陸法系的「原因」,英美法中稱為「對價」。規定任何合同要有約束力的話,要麼是有對價,要麼要式合同。除蠟封簽字合同外,對價是英美法中合同成立的3個要素之一:要約、承諾、對價。
對價就是一方為給付,另一方也為給付,它可以是立約人獲得法律上的利益,也可以是受約人受到法律上的損害。信銷重要的是對價的價值無須相當。根據法律規定,有效的對價必須是:(1)在立約人與受約人之間進行,不能由第三人承擔,立約人只能對受約人承諾利益;(2)合法;(3)具備某種價值;(4)對立約人來說,是允諾將來的利益,而不是過去的利益。
至於現在的利益,英美兩國規定不同。
英美法規定蠟封簽字合同無須對價,除此之外,其餘都是簡式合同,需要對價。簡式合同不是不要式合同,英國規定票據合同、分期付款合同、海上保險合同等簡式合同都陸首要以書面形式作出。
一般除法律規定者外,對合同形式無特殊要求。英美合同法採用違反「公共政策」的概念判定合同違法,包括違反成文法和普通法。凡違反普通法的合同都是違反公共政策的合同。英美法對合同的解釋實行表示主義,強調只能從合同條款中或雙方公開講話中來探明雙方的意思。
法律還允許對合同條款進行默示推定,即使沒有列入書面合同之中的凡一些法律或習慣所規定的內容,也可推定為合同中的默示條款。關於合同的訂立,要約和承諾是合同成立的要件,在英美合同法中有重要意義。
對於要約,原則上規定對要約人無約束力,在被承諾之前隨時可以撤回或更改其內容,但美國統一商法典規定不可隨意撤回要約。對於已經生效的承諾規定不可撤回。
對於合同成立的時間,英美法實行發信原則,即合同自受約人發出承諾之時成立,不論要約人是否收到這個承諾。法律規定可為合同的履行設立擔保制度。
對違約金,區分懲罰性和賠償性兩種性質。英美法對合同的履行規定了條件。
根據先決條件、後決條件和同時條件決定合同的履行、暫停、修改或解除。對於合同的不履行,英美法將它分成兩類:一是根本違約,違反合同的根本有效條件,這時另一方有權要求解除合同;二是非根本性違約,違反合同的擔保,即違反合同的一般條件,此時另一方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但不能要求解除契約。
違反合同或擔保,可以主張直接的損害賠償、間接的損害賠償、附屬的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是對違約的最普遍的救濟。
如果非當事人的過錯,發生了不能預見的與訂約時情況根本不同的意外事故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當事人可以依「合同落空」主張免除違約責任。合同可依雙方協議、履行、違約、履行不能或法律規定而消滅。
總之,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和其他法律一樣,基本上由判例構成,對有些合同採用制定法方式加以規范,如英國《租售合同法》、《陸路及鐵路運輸法》、《貨物供應默爾條款法》、《公平貿易法》、《限制貿易慣例法》等等。英美合同法具有以下特點:(1)英美合同法由判例法和制定法兩部分組成。
判例法闡述一般的合同原理和原則,據主導地位;制定法側重於規范典型合同,據輔導地位;(2)英美合同法賦予法官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加重公共政策對合同自由的干預;(3)英美合同法沒有用債法概念限制合同法,更沒有將合同視為債的發生根據之一,而是早坦數將合同視為一個獨立存在的法律部門;(4)英美合同法體現了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

F. 《 經濟法概論》合同具有哪些特徵

(1)合同是一種法律行為，指當事人依法表示自己的意思，產生權利義務關系的行為，當事人之間形成的合同法律關系，受到合同法規所調整，不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要承擔法律責任。

(2)合同是雙方或者多方的法律行為，合同的成立必須要經過雙方或者兩個以上當事人協商，達成一致意見。

(3)合同是當事人合法的行為，合同內容合法是合同有效的條件。

(4)合同當事人所處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享有同等的權利。

G. JCT合同範本

一點相關的資料，希望能夠對你有幫助
探索更規范的建設工程合同體系模式———JCT合同文本研討會綜述
伴隨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建築業已成為中國的第三大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達6％以上。加入WTO之後，中國建築業將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眾多建築企業的角逐，同時中國建築企業也將更廣泛地參與海外建築業市場的競爭。屆時有關工程糾紛和爭端也將會越來越多，了解國際上已廣為運用的合同文本，對於如何高效率地解決工程糾紛和爭端已成為建築業界的重要課題。為此，4月13日同濟大學和上海英才會展服務有限公司在上海共同舉辦了《JCT合同文本研討會》，與會的多位專家介紹了國際上著名的英國JCT合同管理模式，並對其與中國相關合同的差異與共性作了深入研究，對我國建設工程合同管理體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何為JCT合同文本

JCT（JointContractsTribunal，中譯：聯合合同委員會）於1931年在英國成立（其前身是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RIBA〉），並於1998年成為一家在英國注冊的有限公司。該公司共有八個成員機構，每成員機構推薦一名人員構成公司董事會。至今為止，JCT已經制訂了多種為全世界建築業普遍使用的標准合同文本、業界指引及其他標准文本。

JCT章程對「標准合同文本」的定義為，「所有相互一致的合同文本組合，這些文本共同被使用，作為運作某一特定項目所必須的文件。」這些合同文本包括：顧問合同；發包人與主承包人之間的主合同；主承包人與分包人之間的分包合同；分包人與次分包人之間的次分包合同的標准格式；發包人與專業設計師之間的設計合同；標書格式，用於發包人進行主承包人招標、主承包人進行分包人招標、以及分包人進行次分包人招標；貨物供應合同格式；保證金和抵押合同格式。JCT的工作是製作這些標准格式的組合，用於各種類型的工程承接。

二、JCT合同的特點及其與中國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異同

JCT合同以JCT98（傳統格式）為例，其最重要的特點莫過於建築師這一角色的兩重性。

一方面，建築師由發包方委任並付薪。在某種目的情形下，建築師完全代表發包方的利益而作為一個代理人來行為，例如決定發布一個指示來修改工程。作為發包方的代理人，適用民法上關於代理人的法律規定，即其行為的法律後果由發包人承擔。另一方面，在其他情況下，建築師負有依合同以獨立的職業理念來作出決定或提出觀點的職責，而不偏袒發包方或承包方。對於建築師所作出的決定，承包方可以要求建築師提供作出此項決定的相關信息，如對此不滿意，承包方在遵從這一決定之時可依合同提起爭議解決程序，即交由仲裁人裁決，或通過法院訴訟解決。但在原材料的質量或工藝標准等方面，建築師可以依據合同條款作出最終證書，如果在最終證書作出後的28天內承包方和發包方未提起爭議程序，則最終證書的決定應當被遵守。

根據JCT合同的這些特點，建築師所肩負的多種職責與我國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形大不相同。也就是說建築師既是發包方的代理人，同時又有自己獨立的職業標准和理念，兩種身份似乎很難協調。這種協調皆是由於JCT合同的設計，合同一旦被接受，對任何一方都具有約束力。

JCT合同文本與我國建設部頒布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範本）》在工程延期方面的規定相比較，可以發現：對於發包人未能按專用條款約定提供圖紙及開工條件的，JCT合同規定了建築師的相應職責；發包人未能按約定日期支付工程預付款致使施工不能正常進行的，JCT合同未作具體規定。而這些條款在建設部的示範文本中均有比較明確的約定；在工程師未按合同約定提供所需指令、工程設計變更或工程量增加以及不可抗力等方面，JCT合同亦皆有相應規定。

我國合同法第278條關於隱蔽工程、第283條關於承包人權利中的一些內容，以及我國建築法中關於施工許可證、第64條關於違法時被責令改正等規定，JCT合同皆沒有說明。

三、使用JCT合同文本的局限性及優點

JCT合同文本要在中國使用確實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英國合同法屬於普通法系，而我國合同法更接近於大陸法系，這對於建設工程合同的簽訂與實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從中也折射出兩種法律文化方面的差異；JCT合同文本中建築師地位獨特與傳統上建築師可從事工程項目管理業務有關，而在中國建築師通常只限於作設計工作；JCT合同文本主要是用於建築師處於重要地位的房屋建築工程，而對於結構工程師和設備工程師處於主要地位的其他土木工程，則需要作相適當的修改或調整。

但是，在英國，由於JCT合同文本是由建築業各參與方經過反復討論，並由他們各自在JCT的代表同意後頒發的，因此JCT合同文本已充分考慮了各方利益的平衡。在某項工程採用JCT合同文本後，一方面雙方無須再就通用條款進行談判，只需對專用條款進行商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時在管理合同之時，何方違反合同通常比較容易確定，便於及時處理違約問題。這對於一般來說標的物巨大、工程時間較長、參與方眾多並且運作復雜的建築業界來說非常重要。JCT合同文本最初在英國及英聯邦地區使用，由於其歷史悠久、相對成熟，應用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目前已成為全世界著名的建築業合同文本之一。

四、JCT合同文本對於中國建設工程合同體系的影響

據悉，JCT合同文本至今已在中國的上海、北京、廣州、重慶、武漢等地的許多工程項目中被採用。並且，對於2008年奧運會所需修建的工程項目，中國政府將向全世界招標，被中標的建築企業極有可能採用在國際上享有聲譽的JCT合同文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這種合同文本的了解和研習就顯得尤其必要。

我國雖然有了合同法和建築法，但是，我國的建設工程合同文本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這對於中國建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會產生不利。入世以後，我國工程項目的承發包模式會逐漸與國際接軌而呈多樣化發展。新型承發包模式需要相應的合同條件，而我國至今僅有適合施工承包的合同條件，其他諸如項目總承包或者說交鑰匙工程承包等承發包模式則沒有相應的合同條件，JCT合同條件體系內容十分豐富，這為我國建設工程合同體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H. 合同法定解除情形 概念

依大陸法通說，合意解除，非真正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一般皆指合同法定解除，即合同一方當事人因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現行使解除權從而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的消滅的一方意思表示。鑒於合同解除對合同「法鎖力」、合同訂立的目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均具有較大影響，各國無不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在立法、判例及學說上作出嚴格、明確的限定。目前，我國正進行的統一合同法的立法，關於如何規定合同法定解除屬於重要疑難之一。由於我國法學界對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比較薄弱，以致立法草案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前後變動較大。（註：參見梁慧星：《關於中國統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載《法學》1997年第2期。）為科學而完善的合同法立法之計，
筆者從述評兩大法系的有關立法、判例與學說以及國際立法的相關規定著手，同時結合對我國現行立法及統一合同法現有草案的檢討，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作些探討，以期學界同仁的重視和真知。

一、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 判例及學說的述評
1.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

據學者考證，在羅馬法時代，局限於奴隸制簡單商品經濟的性質與要求，法律十分重視合同的信守；合同解除不被羅馬法承認。惟買賣得附加「於一定期間內，不支付價金者，則契約解除」的條款。（註：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台灣版，第350頁。）
集羅馬法精髓之大成的法國民法典，雖然其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與羅馬法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在合同解除的規定上突破不大。僅法典1184條反映出：雙務合同中，在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時，應視為有解除合同的約定（第1款）。
但在此情形，合同並不當然解除，債權人有選擇權，或如有可能履行合同時，要求他方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請求賠償損失（第2款）。
債權人解除合同應向法院提出，法院得根據情況給予被告一定期限（第3款）。

如何評價法國民法典1184條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一般規定？法國學者普遍認為，同西方其它國家民法中的同一制度相比，法國民法關於合同解除的一般規定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羅馬法影響，在法國舊法中存在雙重理論：一方面，教規學者將合同的解除建立在與同時履行之抗辯權相同的道德評價上。據此理論，當一方不履行義務時，法官的介人主要是對債務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即根據債務人的善意或惡意，或責令其確定履行期限，或對其進行制裁。法條第2、3款的規定的特點與此正好近似。另一方面，吸取羅馬法的作法，承認在雙務合同中，存在一項以一方不履行義務為合同解除原因的「暗示性」條款。據此理論，只要一方不履行義務，合同即自行解除。法條第1款正是反映了這一理論。這兩種理論的矛盾在於，
解除合同既然是一種「暗示性」條款，則當事人事前也可作相反約定；而依道德評價理論，對債權人來說，解除合同的權利是法律賦予債權人的一種權力，且無權事先放棄該權力。（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頁。）此外，對法典第1184條第1款，法國學者與立法者及法官的觀點分歧較大。有些學者認為，法律規定合同因一方不履行義務而解除，主要根據在於當事人的過錯。但立法者和法官們卻堅持，此時合同解除並非基於當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合同應當達到的經濟目的已不能達到；過錯只是法官們衡量不履行債務的行為的性質是否嚴重的因素之一。現代法國的判例表明，只有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時，或僅責令債務人賠償損失尚不足以制裁其行為時，法官才可判決解除合同。（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頁。）

透過上述概要，我們對法國民法典與現代判例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及作法有如下基本認識：（1）法典第1184條的規定是不太成功的。
這主要表現在條款之間（即第1款與第2、3款）在邏輯上的互相沖突。 （2）對合同解除的原因，學說與判例之間的意見不太一致。
而現代法官們在判定合同是否予以解除時大多立足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上。（3）法國立法及司法對合同解除均較慎重。
這不但體現在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方面，而且更顯現在以不履行債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上。另外，對於法國民法典的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性，學者認為「存在明顯的弊端」。（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頁。）
一是它和合同解除的實質相違背；合同解除，究其實是非違約方在訂立合同的目的難以實現時迅速擺脫合同關系的一種自我救濟措施，是否行使以及何時行使解除權完全由當事人的意思決定；二是它不利於維護穩定的交易秩序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及時保護。在法院判定合同解除之前，合同關系處於不穩定狀態，非違約方本可自行實現的對自身利益的及時保護，卻由於司法的滯後性導致本可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對非違約方明顯不利。

在法國，立法及司法對於合同解除之所以顯出這樣的特性，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從立法上考察，法國民法典「主要是羅馬法和習慣法的折衷、調和」，（註：何勤華：《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其個別規定的內容和文體，
給人以不過是對革命前的習慣法及羅馬法的取捨、選擇的印象。」（註：〔日〕早川武夫等著：《外國法》，張光博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325頁。）再加上法典產生時，法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階段，
各類民事法律關系正在成長過程中，對這些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概括顯然不足，而盡快統一法制、創制民法的迫切使命不容立法者精雕細刻、曠時費日追求科學的結構、嚴密的邏輯、完善的概念。（註：參見林榕年主編：《外國法制史新編》，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這些原因無疑決定了法典1184條的敗筆。從法典產生的經濟基礎看，19世紀的法國，農業仍佔主導地位，以交換為特徵的大工、商企業尚不發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的規模和深度，作為交換關系在法律上表現的合同關系相對較為簡單，因此，繼承並堅持羅馬法所確立的合同信守原則，並嚴格限制合同解除也是自然之事。進入本世紀，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要求法律思想及法典詮釋與時俱進。現代法國判例貫徹的嚴格限定合同解除的思想，與其說是固守陳規不如說采於新說。現代法國學者認為，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時解除合同，對債權人利弊俱有；（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第347頁。）同時，
法官在確定合同解除的後果時，仍要考慮繼續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其將產生的利益。這就是說，學者與法官在對待合同解除時，都較為重視合同解除的消極影響。
2.德國民法典
與法國不同，德國民法典以明確、具體的規定，確立了合同解除制度。其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主要有：（1）履行遲延。
包括：①合同當事人一方履行遲延時，相對方得定相當期間，催告其履行；於該期間內仍不履行時，相對人可以解除合同（德民法典第326條第1款）。②依合同性質或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不於一定時日或一定期間履行，則不能達到合同目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而又經過該時期時，相對方可以不經過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326條第2款）。（2）履行不能。
因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債務人履行不能的，債權人可以不經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第325條）。

針對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德國學者及法官們多有議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四點：首先，盡管德國民法典是潘德克吞法學家精心提煉羅馬法的結果，由於合同解除制度並未被羅馬法承認，因此，德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只是吸收1861年的《德國普通商法典》的結果，對致力於羅馬法研究的德國學者來說合同解除無疑是「一種新事物」，從而導致「其中一些具體規定至今仍十分不明確」，法學家在適用它時總是感到有些困難。（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其次，以履行遲延、履行不能作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不能概括合同解除事由的全部。顯著的漏洞是預先拒絕履行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已背棄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受害方就應當可以通過其它救濟措施來盡量減少預期的損害。因此，學者認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2條關於預期根本違約的適用，是「完全正確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13頁。）相應地，司法判決中也普遍確認預期拒絕履行與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具有相同的法律後果。第三，對於不完全履行，由於適用瑕疵擔保責任不利於對受害方的充分保護，因此，判例及學說也贊成賦予不完全履行如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同樣的法律後果。最後，在德國，對於履行遲延的規定，判例及學說均認為，「用這種方法解決合同中違反履行義務所造成的難題，被證明是極其令人滿意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12頁。）相反，
對履行不能的規定卻讓人感到十分復雜。尤其是對如何界定「不能」的類型與程度，判例及學說均感為難。為解決這一人為難題，本世紀以來，大陸法已形成相當復雜的關於履行不能的理論。另外，履行不能作為合同解除事由的前提是「可歸責於一方當事人的事由」，而對如何理解該前提與合同法的過錯歸責原則的關系，也是疑點叢生。（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第166頁。）

通過學者及法官們對德國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看法，可以得出如下啟示：首先，合同解除作為一項嶄新的制度，在法典制訂時，德國學者對它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其次，僅規定在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時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明顯存在嚴重漏洞。最後，履行不能應否作一種解除事由不無疑問。

德國民法典素以講究邏輯體系嚴密、用語精確而著稱於世，怎麼解釋法在合同解除規定上所存在的內容不完善、用語模糊的現象呢？第一，眾所周知，德國民法典是在潘德克吞法學構建的理論和體系的基礎之上制定出來的；法典制定之前及制定過程中，潘德克吞學者大都傾力於羅馬法的研究，對於本國固有法律傳統卻顯然較為忽視。在法典第一稿因不顧本國法律傳統而被否定之後，法典制定者雖然開始注意吸收本國固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因時間所限，特別是缺乏對合同解除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從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繼受羅馬法與繼承固有法的不協調。第二，以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作為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是履行違反二元論理論的必然產物。1853年，德國學者牟姆森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履行違反都可以歸納於履行不能或履行遲延。這種排斥其它一切可能的二元論支配了那場圍繞德國民法典而展開的大論戰。（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03頁。）
既然承認只有兩種履行違反，如果採納了合同解除制度，這兩種履行違反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可以解除合同。但是1902年的帝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履行違反的形式是非「二元」的，除履行不能及履行遲延外還有諸多新的違約形式，為解決實際問題，法院不得不採用「積極違約」（包括拒絕履行、不完全履行、違反附隨義務等）理論，以彌補民法典的漏洞。這一事實本身說明，德國學者對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是缺乏系統研究的。

3.英美法

一般而言，在英美，合同的解除、終止與消滅是截然不分的。（註：參見〔英〕阿蒂亞著：《合同法概論》，程正康等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94頁。）但大陸法學者認為，若從狹義理解，英美法依然存在大陸法意義的合同解除制度，只不過具有自己獨特之處罷了。

在英國，違約在合同法發展的早期被嚴格區分為違反條件和違反擔保，只有在一方違反條件時另一方才可以採取解除合同的救濟措施。但是，「這種過於機械的分類，不僅不合理，而且妨礙貿易的發展。」（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法院在處理大量的合同糾紛時發現，一些違約形式既不符合違反條件又難以稱之為違反擔保。因此，「在目前英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通過判決，已承認所謂「中間條款。」（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在學術上，對如何劃分合同的條件條款與擔保條款也是觀點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條款本身的重要性進行區分。條件條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實質性的條款，相反則為擔保條款。另一種觀點堅持應根據違反義務後果是否給受害人造成履行艱難來劃分兩種條款。這實質上等於以履行艱難的後果作為合同解除的條件，如若如此，無疑嚴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權，因此未被採納。而前一種觀點在實際操作上也遇到很多困難。因此，英國法最終以違約後果為根據來區分不同的條款。即當一方違約後果嚴重時，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註：參見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英國法對違約形式的基本劃分之所以導致理論及實踐上的分歧與困難，首先在於違反條件與違反擔保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明確、規范的判斷標准。其次是這種「違約二元論理論」與德國法中的「履行違反二元論」一樣難以概括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的違約形式，以致於為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法院最終採納以違約的後果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理論。

在美國，以後果是否嚴重為標准，違約被劃分為重大違約和輕微違約。當一方違約致使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為重大違約。必須指出的是，即使一方的行為已構成重大違約，美國法院在許多情況下並不允許受害方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要求其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法院在決定應當給違約方多長時間進行自行補救時，要考慮各種相關因素。重要因素之一是，違約方的拖延將在多大程度上剝奪受害方有權期望從該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因素是，允許受害方即時解除合同會給違約方造成多大的損失。法院的最終決定應當是權衡這兩種因素的結果。（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頁。）無數判例表明，
當一方遲延履行時，除非這種履行已與合同的性質及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相違背，另一方應在給予一方一個合理的寬限期後再行使解除權。當然，並非在所有違約情況下都應首先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如違約方沒有能力進行補救（違約方以故意或過失的行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願自行補救（明確表示將不履行）時，受害方可即時解除合同。美國是判例法國家，以上只是典型的解除合同的情況，對於其它大量的違約行為，是否應當解除合同由法院按照重大違約理論作出判定。美國學者與判例之所以有如此認識，理由在於，當一方違約時，另一方解除合同會使違約方完全喪失對其違約進行自行補救的機會，因而常常導致對違約方嚴厲懲罰的後果；而避免對違約方施加懲罰是美國法在確定救濟手段時的基本政策。（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頁。）同時，學者們還認為，
解除合同等於使業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利。

在英美，預期違約理論也較成熟。按此理論，在合同履行期到來之前，如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另一方可即時解除合同；或者一方在履行期到來之前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另一方將不履行合同而又不願意為此提供保證時，也可以解除合同。該理論在英美得到大多數學者的歡迎，如美國著名合同法學者柯賓認為針對預期違約提起訴訟是合理的；英國學者猜圖指出，其有助於使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當然反對者也有，如美國學者威爾頓認為預期違約的概念是「不合邏輯的」，而且其加重了被告的負擔。（註：轉引自王利明著：《違約責任論》，第135—137頁。）總之，作為一項制度，預期違約因能起到防止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擴大的效果，應當予以肯定。但是，對於默示的預期違約情況，如判斷不當會造成加重或損害一方當事人負擔的後果，對之應當嚴加限制。

4.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的規定。
《公約》與《通則》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規定基本相同：（1）因根本違約解除合同；（2）預期違約時解除合同；（3
）非定期債務履行遲延時解除合同。所不同的只是在根本違約的判斷標准上。《通則》對何為根本違約以及如何判斷根本違約未作規定，相反，《公約》卻對此明文規定，尤其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規定了較為嚴格的主客觀標准，即「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對《公約》的這種規定，一些學者認為，「有時會限制非違約方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對《公約》的其它規定，批評意見較少。相反，正如前文所述，在大陸法有較大的影響的德國民法學者對《公約》第72條預期根本違約的規定較為推崇。

《公約》及《通則》的規定，應當說與它們適用范圍的特殊性有關。首先，《公約》與《通則》是世界范圍內的立法，在兩大法系彼此獨立並存的現代社會，為了促進各國、特別是世界貿易的順暢的發展，使不同法系的營業主體在同一規則之下進行平等的交易，《公約》與《通則》在立法內容與立法技術上不得不折衷、調和兩大法系關於同一問題的不同處理辦法。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公約》與《通則》採納了英美法的重大違約與預期重大違約制度，同時，對大陸法中的非定期的遲延履行，也明確規定為一種合同解除的事由。其次，顧名思義，《公約》與《通則》的合同締結者皆為商人，而且大多為從事跨國（地區）交易的大商人，相對於一般民事主體而言，商人的締約能力、償債能力及預見市場風險的能力均較強。因此，《公約》對根本違約設定嚴格的主客觀標準是合理的。

小 結
（1）法國民法典具有明顯司法性的合同解除模式，
因與合同解除的實質相悖離而受到冷遇；德國法採取的以違約行為形態為基礎分門別類地規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模式，因為漏洞較多，亦受到批評。同時，由於各種原因兩國在立法當時對合同解除缺乏必要的認識和深入研究，致使對合同解除的規定都不太成功。但是，法國法官們以違約行為具有嚴重性判定合同予以解除的作法，以及德國法企圖使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明確化、具體化從而便於當事人行使解除權的立法思想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英美法的預期根本違約制度，
因能有效地防止本可以避免的損害的擴大，有利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符合合同法本世紀以來強調對信賴利益予以有效保護的立法趨勢，頗受兩大法系眾多學者的青睞。對於根本違約制度，因為其以違約行為的性質的嚴重與否作標准為合同解除規定了統一、明確的事由，從而能有效地防止合同的輕易解除；（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同時，英美判例也表明，根本違約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且這些違約形式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這無疑意味著，法官們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隨時都面臨著不斷變化的現實的挑戰。

（3
）《公約》與《通則》對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所採取的列舉（遲延履行）與概括（根本違約、預期根本違約）相結合的立法技術，既顯得具體、明確，便於實際操作，又不失嚴格、統一，以避免濫用解除權。同時，《公約》以根本違約的嚴格判斷標准限制合同的解除的立法思想，也不乏可取之處。當然，《公約》在設計合同解除事由時對如何處理既有效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必要時允許其解除合同）又更好地限制非違約方濫用解除權這個問題，有所不足，即過分限制了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

（4）總結合同解除的事由的所有立法例及判例可知，
單純的過錯並非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以過錯作判斷因素之一的違約後果具有嚴重性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而判斷違約後果是否嚴重，各國大都以合同訂立的主要目的能否實現為依據。應當一提的是，德國通過判例確認拒絕履行為合同解除事由之一，美國法官也認為在拒絕履行出現時，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同時，在美國遲延履行如經過寬限期仍未履行，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公約》與《通則》也把遲延履行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之一，表明兩大法系將一些常見的嚴重違約行為歸位於合同解除的事由已漸成共識。

總之，不同法系的不同國家以及在世界范圍內適用的合同法規則，其在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時，既有所不同又在某些方面趨於同一。這啟示我們：當我們制定合同法、規定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時應深入思考那些相關的重要問題，以期立足國情，制定出合理、規范的合同解除事由！

二、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應當思考的幾個重要問題
1.合同解除與合同信守原則。

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之一。其要義為，依法訂立的合同在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依當事人協議或法律規定合同可以變更或解除之外，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守合同義務；即使在一方違約時，如未造成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的後果，另一方也不得輕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則是社會經濟對合同法基本要求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依現代經濟分析法學的觀點，合同法的經濟意義突出體現在，它能有效地減少或制止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機會主義的誘導下，資源容易流向經濟活動完成時間短的領域，從而影響資源利用的經濟效益。（註：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5頁。）
如履行期較長的合同或持續性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後履行期屆滿前，市場環境的變化極易誘發當事人輕易毀棄合同，這必然會導致原有交易關系的中途流產，引起社會資源的再配置，造成當事人交易成本的增加，於社會整體利益無益。同時，合同既然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彼此信守相互許下的諾言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許一方在合同訂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實現時，僅僅基於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關系，無疑會使合同的約束力以及市場交易的道德環境遭到破壞。基於此，羅馬法及法國民法都未全面確立合同解除制度；即使承認在雙務合同中，一方不履行義務時，合同暗含「解除約款」，但也是嚴格予以限制。在德國，直到潘德克吞法學的後期發展階段，在潘德克吞法學與要求注重本國法律傳統文化的日耳曼法學的論爭之下，法典制定者才從本國商法中吸取了合同解除制度。從法典頒布不久合同解除就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看，至少在法典制定之前，執著於「法律科學」的潘德克吞學者們仍然如羅馬法時代的學者們那樣把合同應當信守視為當然之事。在英美，合同信守原則表現更為明顯，如前述，美國法院認為即便一方屬重大違約，另一方應當首先給對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或者在已無補救可能後，才得以解除合同。《公約》中根本違約與解除合同的關系也在於「通過根本違約制度，嚴格限制一方當事人在對方違約以後，濫用解除合同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總之，對合同法而言，合同信守是基本原則，合同解除是一種例外，（註：崔建遠、陳國柱：《關於完善經濟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載《企業·證券·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頁。）因此應對合同解除予以嚴格限制。

2.合同解除與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可作兩種理解。一是指合同法的目的即合同法的規范功能。有學者將其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權益的功能（保護功能），另一類是鼓勵當事人所從事的自願交易行為的功能（鼓勵交易功能）。（註：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標與鼓勵交易》，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
法律應當承認並賦予非違約方一定情形之下的解除合同的權利。因為當違約行為導致非違約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如不允許或過分限制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往往會造成非違約方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這顯然不利於或者違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充分保護。如發生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如不能即時解除合同，無疑等於坐以待斃。就後者而言，合同本身雖然不能生產社會財富、增加社會財富，但卻可以通過鼓勵交易推動生產、促進經營，由此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與繁榮。（註：楊立新、張少鋒：《關於制定統一合同法中的幾個問題》，載《河北法學》1996年第3期。）
解除合同等於使本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特別是連環買賣合同，解除一個合同，會影響一連串相關的交易，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明顯不利。因此，從合同鼓勵交易的功能出發，合同解除應當嚴格限制。總之，合同法的目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是相反相成的。這意味著，在制訂合同解除的事由時應精心權衡合同法側重於突出其那一個功能或者合同法是如何正確處理兩種功能的關系的。如在制訂統一合同法的過程中，學者們一致主張要特別強調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功能，則勢必應嚴格限制合同解除。

二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經濟目的。當事人訂立合同，其目的無不是通過合同這種法律手段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但是，合同有效成立後，某種原因的出現常常會致使當事人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此時如果不顧

I. 如何深入淺出地解釋合同法中的「對價」呢

對價是源自英國普通法合同法體系的一個獨特概念。它是簡單合同所必需的三個基本要素之一。無對價的合同視為無效合同。對價必須存在且必須充足，但對價可能不充足。同時，在法官的司法過程中，要警惕對價的濫用，注意平衡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公平原則這兩個價值。有效對價可能包括從一方向一方轉移權利、利益、物質或精神利益，或另一方給予、遭受或承擔的某些耐心、損害、損失或責任。對價是一個必須存在的東西，必須充足但是可以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