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有關企業法的論文
⑴ 詳細的經濟法學論文，要求三千字以上
國際社會那些天天盼望中國衰落的人們，做空A股、唱衰中國經濟的鬧劇越演越上勁了。他們以為憑借著顛覆別國的能耐，要把中國經濟搞得像前蘇聯垮台時那樣一落千丈也只是舉手之勞。依我看這種願望並不容易實現，理由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是中國有13億人民的需求在，經濟就不可能衰落！13億人天天要吃的，要穿的，要住房子，要出行，要想過上發達國家富裕階層一樣悠閑、便利、富足的生活等等，這些基本的需求，就是巨大的發展動力，而且是一天也不可能停止的；二是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基礎遠遠超過前蘇聯垮台時的局面；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經濟建設帶來的福利，也積累了龐大的財富，有能力也有意願推動國家和經濟繼續發展繼續進步，不會因為你在某些領域搞顛覆就放棄建設自己的國家；三是中國政府即便不能及時識破你的顛覆陰謀，斬斷你的顛覆魔爪，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政方針不會變，決心不會變，領導人民走向繁榮富強的責任心不會變，決不會坐視中國經濟的衰落，也有能力帶領中國沖破艱難險阻，走向新的輝煌！近日出台的 國務院 「 支持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 的 十點意見」就是有力的證明！
但是，在金融海嘯帶來的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和西方列強損人利己、不斷破壞攪局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局面很難長期支撐。如果沒有拉動整個中國和整個世界走出低迷的強大引擎，全球經濟都會有一個很長的徘徊期，在徘徊期間難免不出現方向模糊、市場萎縮、失業增加、增長減速、信心受挫、社會燥動的局面。因此，尋找拉動全局增長的引擎，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面前有沒有這樣的強大引擎呢？根據我們的深入研究，發現這種引擎還是有的，而且擺在我們面前的能夠拉動中國經濟再創輝煌的強大引擎至少有三個，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三大引擎。
一、 拉動全局走出低迷的引擎——建國際開發走廊
引領產業發展方向需要重大舉措是不爭的歷史定理。不管是19世紀末美國的西部開發、戰後各國的科技園區和工業走廊建設，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的特區建設，都一再證明了這一定理。這種舉措往往需要一個核心，才能聚焦各類產業優勢，帶動各行各業的全面發展。我們前30年拉動產業發展的核心，就是特區建設。深圳、珠海、廈門、浦東四大現代化都市的建設，拉動了所有產業的全方位發展。實際上充當了拉動國家經濟進步的引擎。沒有這幾個聚焦產業發展的引擎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其後的西部大開發，東北大開發，環勃海大開發為什麼效果不明顯呢？問題在於它沒有焦點，沒有核心。幾個廣袤的地區要想平衡上升全面跟特區一樣快速發展是不太可能的，它只能以點帶面，逐步提升。關鍵是如何來選好這個點。之所以全國人民對4萬億的投資好象聆聽別人的故事一樣，引發不了投身建設的激情，問題也還是出在「焦點」上。因為你的投資沒有重點突破，只是簡單的添燈油戰術，很難給產業指明發展方向，很難讓民眾看到就業的出路。
那麼，今天拉動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走出金融海嘯陰影的引擎又在哪裡呢？
1 、建戰略開發走廊，保全國經濟持續繁榮
2008 年我作了一個專題研究，有兩個重要發現：第一是發現再設深圳、浦東那樣的開發點，輻射效果有限，既難確保全國的平衡發展，也不足以帶動全國；第二是發現不與國際社會聯動，不足以拉動全世界。沒有世界經濟的復甦，就不可能有我外向型經濟的復甦。於是設計了一條由東南沿海至西北邊陲的戰略性「萬里開發走廊」，以拉動全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東起台灣台南市，西至中巴邊境的明鐵蓋。即：由東經120.08`43``度北緯23度，經東經100.08`7``度北緯35.28`47``度，至東經75.25`3``度北緯36.51`度。全長4600公里，斜跨整個大陸腹地和台灣海峽。途經十個省，百餘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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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公司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
公司法的地位
對於公司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問題，人們有著不同的認識。有的主張應為商法的組成部分；有的認為應看做是民法的特別法，應歸屬於民法；還有的認為應歸屬於經濟法，是經濟法中企業法的一部分。我們認為，盡管我國沒有商法典，有無必要制定統一的商法典還需要進行深入的研討和論證，但作為獨立法學學科之一的商法學卻業已建立。從學科體系建設出發，將公司法及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等歸類於商法學，不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這既有利於在商法學原理的指導下．深化對各個單行法規定的認識，也有利於盡快結束對各個單行法孤立、分散地進行研討的局面，促進商法學理論的勃興和繁榮。
無論在學理上對公司法的地位如何認識，就單行公司法與其他法律的關系而言，卻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這里僅就公司法與民法、經濟法、刑法的關系，簡要闡述如下：
(2)公司法與經濟法。經濟法實質是國家管理經濟之法。由此而論，公司法作為國家管理公司之法，最鮮明地體現出經濟法的國家干預性特徵，從性質上說，公司法與經濟法的聯系至為密切，甚至直接將公司法視為經濟法的組成部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何認識公司法與經濟法中的企業法的關系，是在公司法理論研討中爭議較大的問題之一。對此，有的主張實行「一元制」，或主張以公司法作為調整企業活動的基本法律，用公司法取代企業法；或主張以企業法作為調整企業（包括公司）活動的基本法律，不同意制定公司法。有的則主張實行「二元制」，即企業法與公司法並存，分別調整企業關系與公司關系。毫無疑問，由於企業類型的多樣化及公司關系的特殊性，不僅決定了中國必須制定公司法，而且還決定了在公司法之外，必須有與其他企業類型相對應的企業法，如獨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等。在這個意義上的企業法，必將同公司法形成多元並存的局面。目前，公司法與企業法是一種並存互補關系。它們各自以不同的企業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相互補充調整各自無力所及的領域，以排除立法調整的空白。
公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一、公司法的地位
公司法的地位系指公司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程度。公司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學界一直存在爭論，認識不一，歸納起來有三種不同的主張：第一種主張把公司法編入民法典；第二種主張把公司法編入商法典；第三種主張公司法應以單行法形式出現。
從世界其他各國公司法的立法體例看，公司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不外乎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情形是在民商合一的某些國家中，公司法是民法典之組成部分，如瑞士民法典、前蘇聯民法典。第二種情形是在民商分立的某些國家中，公司法是商法典之組成部分，如法國、德國的商法典便把公司法納入其中。第三種情形是公司法以單行法的形式獨立出現，這種立法體例在英美法體系國家盛行，北歐一些國家如瑞典等國效仿。從我國目前的民商立法情況來看，採用的是民商合一體例。由於公司法內容涉及多種的法律關系，不僅涉及民事法律關系，而且涉及行政法律關系、刑事法律關系，甚至還涉及涉外法律關系，我國公司法以單行法的形式出現。我國公司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法律部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必不可少的法律。
二、公司法的作用
我國公司法的頒布和施行，標志著我國公司法律制度的正式確立。公司法的作用循其立法宗旨有以下幾方面：
( 一 ) 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企業法人制度
《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而公司是我國現代企業形態之中的一種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企業形態。公司法正是適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為確認和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而制定的法律。
( 二 ) 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
公司法是組織法和行為法的統一。公司法對公司從產生到消滅的整個過程中的組織和行為關系均作出規定，包括公司組織和行為的一般原則，公司的設立、變更、解散，公司的能力，公司章程，公司的資本和財產，組織機構，財務會計以及公司與股東、股東相互之間的關系，等等。
( 三 ) 保護公司、股東、職工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公司法規定了公司享有的各種權利，如享有全部法人財產權，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可以享有其他的民事權利，等等，使公司的運作具有可靠的保證。
公司法賦予股東分紅權、投票權、公司終止時的剩餘財產分配權、股東訴訟制度等保護股東包括中小股東的權利，確保股東包括中小股東的合法利益。
公司法通過規定公司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比例、對有關問題應當聽取公司職工的意見和建議以及職工代表的產生方式，切實保護職工利益。
公司法通過規定法定資本制、各種公示和通知制度等，維護交易安全，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 四 ) 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公司是最為重要的市場主體和基本的市場經濟微觀基礎，公司的結構是否健全、公司的行為是否規范，直接涉及到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些組織和公司設立和運作的不規范，嚴重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諸如大股東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等等。公司法則通過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健全市場經濟基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希望對你有些幫助！！
⑶ 經濟法的論文範文
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體現了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模式的客觀趨勢和法律要求，昭示著法律文明的進步。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經濟法的論文範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經濟法的論文範文篇1
論信用卡被盜冒用的民事法律責任
一、國外相關規定與我國信用卡冒用民事責任的立法及實踐
(一)國外相關立法
1.美國的相關規定
在西方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注重保護持卡人也就是消費者的利益已經成為銀行卡方面的國際規則。在美國，有關信用卡冒用風險責任承擔的規定主要體現在《消費者信用保護法》、《誠實信貸法》這兩部法案中。《消費者信用保護法》規定：發卡人應該採取措施識別信用卡的使用人是經過授權的，信用卡的發卡人對信用卡是否經授權使用負舉證責任;隨後的《誠實信貸法》進一步規定消費者或持卡人對未經授權的信用卡消費最多承擔五十美元的責任(包括信用卡被偷、被盜、被偽造)。總的看來，這兩部法案的相關規定將冒用風險主要轉移給發卡機構來承擔，而嚴格限制了持卡人或消費者承擔風險的情形，體現了對弱勢一方利益的保護。
(1)“未經授權劃撥的責任歸屬”的規定。
“未經授權劃撥”(把所有英文符號改成中文)的定義是：美國《誠實信貸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將偷竊或撿拾信用卡後使用的行為稱作“未經授權劃撥”.所謂未經授權的劃撥是指由信用卡持卡人(消費者)以外的未獲發動實際授權的人所發動的，從該消費者賬戶劃出資金而該消費者並未從該劃撥受益的電子資金劃撥。
美國法律規定，消費者對用丟失的或被竊的信用卡發動的交易，包括消費者自己被迫進行的劃撥，是未經授權的劃撥，適用對未經授權劃撥的責任限制。
未經授權劃撥的責任限制：《電子資金劃撥法》與E條例及其官方人員注釋規定，只要持卡人以合理的方式向機構發出了通知，其責任將受到限制。並將持卡人對未經授權的劃撥的承擔的責任分為三個等級：五十美元，五百美元和無限責任。
未經授權劃撥責任限制原則的起源：該法所確立的持卡人責任限制之原則，起源於1976年第一國民城市銀行訴莫拉克案。在此案中，法院根據聯邦法、州法律和判例，判決被告對這五百美元未經授權的支出只承擔五十美元的責任。
未經劃撥責任原則的適用：美國的《電子資金劃撥法》和E條例還規定：“無論持卡人存在多麼明顯的疏忽都不影響對其適用責任限制”.在 Russenvs First American Bank-Michigan一案中，法院就持這一觀點。該案中，消費者疏忽地將他的ATM卡個人密碼寫在與卡放在一起的紙上，並將卡與密碼交給他女兒，後來他女兒丟失了兩者，並因此造成了未經授權劃撥的損失。美國法院判決認為：這種疏忽對消費者是否應對卡與密碼的發現者啟動的而未經授權的劃撥承擔責任，是無關緊要的，消費者不承擔因此疏忽造成的損失。
盡管這種規定容易引發持卡人的道德風險，持卡人可能會謊稱某項交易未經其授權而從中牟取不當利益。但是美國的法律作出這種規定的基礎是相信絕大多數的持卡人是誠實的，當然這種信任有著龐大的徵信體製作為基礎。法律同時認為發卡銀行在發行信用卡之前就應該意識到信用卡的風險，並且有義務在發卡之前對申請人的信用情況進行調查，信用卡應該發給講信用的人。況且，刑法上關於信用卡欺詐的罪名也能有效的克服這種道德風險的發生。
(2)“舉證責任”的規定
美國國會通過的《消費者信用保護法》規定，信用卡的發卡人對信用卡是否經授權使用負舉證責任。《誠實信貸法》則規定發卡機構若要求持卡人承擔至多五十美元的責任，還存在進一步的證明義務，即必須證明未經授權使用信用卡的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其它要件，具體有：持卡人已經接受了信用卡;發卡人就潛在責任向持卡人發出過說明通知;發卡人向持卡人提供了在信用卡丟失或者被盜時向發卡人發通知方法的說明;未經授權使用發生在持卡人己經將丟失、被竊或其它事件通知信用卡發行者以前;信用卡發行者已經提供一種方法，用這種方法可以識別一張信用卡的使用者是未經授權的。
這種舉證責任的倒置使得處於弱勢的持卡人避免了因為舉證不能而承擔冒用風險的情形，而對於擁有強大技術支持和先進設備的發卡機構來說，這也沒有加重其負擔反倒有助於其積極採取措施維護持卡人用卡的安全。
(3)“消費者承擔全部責任”的規定
美國的發卡機構一般與持卡人約定，在下述情況下，持卡人即使在掛失後仍應承擔風險責任：第三人冒用為持卡人允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持卡人故意將使用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辦法或進行其它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欺詐者等。上述例外條款的規定，不可謂不周全，而且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強調了持卡人在保管和使用信用卡時的審慎義務。
2.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規定
(1)英國的有關規定。英國同行業公會制定的，要求銀行會員共同遵守的《銀行營運規則》規定，除非發卡銀行證明持卡人存在欺詐或者沒有合理謹慎使用各種銀行卡，則信用卡丟失或者被盜後，對於持卡人掛失之前的損失，持卡人承擔責任最多為五十英磅。
(2)韓國的有關規定。韓國《與信專門金融業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發卡機構應當自接到持卡人掛失請時起給持卡人帶來的所有損失負責。
(3)澳大利亞的有關規定。澳大利亞《電子資金劃撥指導法》對未經授權劃撥消費者的責任也作了規定：在賬戶持有人不存在欺詐和重大過失的情況下，對未授權劃撥只承擔一百五十元或賬戶中的余額或賬戶機構被通知接入方法發生濫用、遺失或被竊，或是作為接入方法組成部分的密碼的安全性受到破壞時己發生的實際損失。
(二)我國信用卡被盜冒用的現行立法
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調整信用卡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有：民商法部門中的《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合同法》、《擔保法》中的少數條款;經濟法部門中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中的一些相關規定。而專業調整信用卡法律關系及實踐操作的只有部門規章，主要包括：1999年03月01日起施行的由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發布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2005年10月26日由央行發布實施的《電子支付指引(第一號)》、以及央行於2001年07月09日發布實施的《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銀監會於2006年01月26日公布並於03月01日正式實施的《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其中都僅有少數條文對於信用卡的冒用責任做出了規定。
目前我國沒有專門的法律，也沒有行政法規，只有人民銀行的部門規章—《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對信用卡冒用的法律責任作出了規定。該法第五十二條第五款規定：“發卡銀行應當向持卡人提供銀行卡掛失服務，應當設立二十四小時掛失服務電話，提供電話和書面兩種方式，書面掛失為正式掛失方式。並在章程或有關協議中明確發卡銀行和與持卡人之間的掛失責任”,按照這條規定，當持卡人丟失信用卡後，發卡銀行的“義務”是向持卡人提供掛失服務。但是，就在這個關於發卡銀行的“義務”的條款中，中國人民銀行授予了發卡銀行可以在章程或者協議中，自行制定信用卡冒用責任條款的權利。因此，目前關於信用卡冒用及掛失的法律責任，主要來源於我國各商業銀行的規定及實踐。
(三)我國商業銀行的規定及實踐
工商銀行於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電子銀行章程》規定，信用卡正式掛失前的損失由客戶自理。其在銀行業首次提出，因客戶未盡到風險防範義務而導致的損失，銀行將不承擔責任。
中國銀行規定，信用卡必須通過電話掛失方能即時生效。中國銀行的中銀信用卡、中銀都市卡、中銀VISA奧運信用卡實行掛失零風險措施。信用卡遭遇丟失或被盜後，只需致電二十四小時客戶服務熱線，辦妥掛失後即無需承擔掛失後的風險。
廣發銀行去年率先推出了國內首創的掛失前四十八小時失卡保障計劃，這項掛失前四十八小時失卡保障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未能及時發現信用卡遺失而造成的損失，更全面地保護了信用卡持卡人的利益和用卡安全，但是這項保障措施不包括ATM機、網上支付等須使用密碼的交易。
招商銀行於2006年4月推出“失卡萬全保障”功能，比廣發行僅晚了一個月，即掛失前四十八小時內發生的盜用損失，將由銀行承擔。其中，普通卡每人每年最高賠償額為一萬元，金卡為一萬五千元，白金卡按照客戶的信用額度為全包。
《交通銀行太平洋個人貸記卡領用合約》規定，持卡人遺忘密碼或遺失太平洋卡的，特殊情況下，銀行不承擔任何責任，損失由持卡人承擔，如密碼重置前使用密碼進行的各項交易等。此外，由銀行承擔掛失之後的冒用風險責任。
《中國建設銀行龍卡信用卡領用協議》規定，遇信用卡遺失或被竊，持卡人應立即辦理掛失，掛失生效後，發生的非持卡人有意所為而造成的債務和損失不再由持卡人承擔。總結以上各個銀行關於信用卡掛失的規定與實踐，可以看出，我國各個銀行關於信用卡冒用責任的規定包括以下兩種情況：掛失之後，信用卡被冒用的風險由銀行承擔，除非出現免責的情形;掛失之前，絕大多數銀行規定信用卡被冒用的責任由持卡人承擔，目前只有極少數銀行，如廣發行和招商銀行承擔了掛失後四十八小時內，信用卡被冒用的部分甚至全部責任。在司法實踐中發生了持卡人與發卡銀行關於銀行卡丟失或被盜的責任糾紛，法院也基本上支持銀行方面的主張，判決消費者承擔掛失前所發生的全部損失。
二、我國現行立法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國現行立法規定
本文認為我國關於信用卡法律責任的現行立法存在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界定冒用風險的標准過於簡單
我國法律對信用卡掛失的風險責任承擔的有關規定，以是否辦理掛失作為衡量持卡人是否承擔責任的決定因素，將信用卡遺失風險的分擔義務由法律義務變為合同義務，對持卡人限額沒有任何規定，擴大了銀行要求持卡人承擔責任的可能性。風險責任前提的簡單化使得立法無法對復雜的風險發生情況做出有意義的劃分，無法根據信用卡遺失情況及持卡人、發卡行過錯程度的不同，對各方當事人的責任進行細分。
(二)對持卡人規定的責任過重
發卡行根據持卡人的申請核發信用卡後，持卡人就擁有了對信用卡的絕對控制權，應當履行妥善保管信用卡的義務。在由於持卡人的過錯造成失卡並產生冒用損失的情況下，持卡人應當在一定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信用卡一旦丟失就必然會發生損失，失卡並不是損失的充分條件，因為信用卡消費不同於現金消費，它在時間、空間上的不連續性要求信用卡交易中持卡人、發卡行、特約商戶三方主體的緊密配合。在持卡人失卡的情況下，只要發卡行和特約商戶能夠完全履行自己相應的義務，不法分子通常很難達到冒用的目的。因此，信用卡掛失前的冒用風險應當根據持卡人、發卡行和特約商戶在形成冒用風險中的過錯類型和程度在三者之間進行合理分配，而不是把這種冒用風險全部強加於持卡人來獨自承擔。然而，從目前我國各發卡行信用卡章程和領用信用卡協議中的規定看，大部分發卡行仍規定信用卡掛失前的損失由持卡人自己承擔，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三)對銀行規定的責任過輕
從《銀行卡管理辦法》的體繫上看，信用卡冒用的相關責任被規定在第五十二條發卡銀行的義務當中，而如前所述，該條規定其實是在授予發卡銀行極大的權利，將權利規定在義務中，這顯然是種立法上的矛盾，從而也導致也各大銀行紛紛在各自的章程或者協議中，擴大持卡人的責任范圍，減輕銀行在其中的責任。
從法理上看，將兩個在經濟實力上極為懸殊的主體其中弱小一方的責任交給強大一方來規定，結果肯定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必然對持卡人的權益造成很大的損害。雖然發卡銀行和持卡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合同關系，通常由合同法來調整。但發卡銀行與消費者(即持卡人)的關系實質上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不僅表現在兩者之間經濟實力的巨大差距上，而且還表現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擁有法律賦予的特權即行業壟斷權。這顯然違反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則，使得持卡人承擔過多的風險，持卡人可能要承擔不是因為其過失所導致的損失，這一點亦違反了過失責任原則。
另外，從信用卡被冒用的表現形式和原因來分析，不難發現信用卡被冒用的原因主要在於兩方面。首先是技術層面，發卡機構、特約商戶的防偽防盜設備和技術相比現今高科技高智能的犯罪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再者是人為層面，主要表現在發卡機構和特約商戶的工作人員業務素質不高，程序操作不規范，持卡人沒有謹慎的保管信用卡。而《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五十二條第五款明顯把冒用的情形簡單化，甚至將銀行自身由於技術問題產生的冒用風險完全轉嫁給無任何過錯的持卡人，是十分不合理的。
三、完善我國信用卡冒用民事責任的立法建議
由於中國目前支持信用卡掛失風險運作的基礎—信用機制尚未健全。因此中國要想在信用卡領域取得成功，既不能照搬歐美的模式，也不能照抄台灣的經驗，而是要根據中國的民族傳統習慣，借鑒國際上好的立法技術，制定出相應的法律、法規，形成自己的模式，才能使信用卡消費者的權益得到很好的保護。
(一)盡早出台《信用卡條例》
2005年04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公安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商務部、稅務總局、銀監會、外匯局共同發布的《關於促進銀行卡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起草《銀行卡條例》的構想。雖然這意味著在將來的立法規劃中，銀行信用卡業務還是將和借記卡等其他銀行卡業務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立法調整，但這畢竟是信用卡專立法中的一大進步。《銀行卡條例》構想的提出，把規制信用卡業務的主要法律依據從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上升到了國務院制定並公布的行政規范，使之在法律效力上高於其他有關信用卡的規章和政策，在調整信用卡業務的專門法律法規體系中初步形成一個核心，立法層次的提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該行政法規在內容上超越金融機構狹隘的部門利益，對信用卡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給予公平的法律保護。同時也應完善信用卡配套法律法規，頒布信用卡格式合同範本，加強對信用卡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二)明確掛失後冒用的損失由銀行承擔
掛失後信用卡仍出現被冒用，主要原因是在掛失人掛失與發卡銀行向各特約商家發放止付名單之間往往存在一個時間差。而時間差的存在則是技術手段不夠先進、存在缺陷所致。銀行發行信用卡、開辦信用卡業務，應當考慮到可能發生的風險，理應採取相應的管理措施，提供相應的健全的技術支持，將風險降低以至消除，這是銀行的義務。同時，解決掛失後冒用風險的可能性在於銀行技術與業務水平的提高，惟有銀行才能有效防止風險發生。而作為信用卡持卡人，對此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掛失後冒用的損失應當由銀行來承擔。
(三)明確掛失前二十四小時冒用的損失承擔
在信用卡脫離持卡人控制和掛失止付之間，往往存在一個時間差，而冒用人往往利用這個時間差，侵犯持卡人的財產所有權。因此，對這個時間段的冒用責任做出具體的規定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且筆者認為，二十四小時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時間段，如果規定的時間過長，比如廣東發展銀行的四十八小時甚至更長，會容易導致持卡人怠於掛失，可能導致損失的進一步擴大。規定二十四小時內的責任歸屬，一方面可以督促持卡人及時履行掛失的義務，另一方面也能夠很好地保護持卡人的利益。筆者認為在這二十四小時中，持卡人應當承擔限額的責任，特約商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責任，其餘的責任由銀行承擔。
1.持卡人承擔責任的條件與責任限額
持卡人對於信用卡件具有妥善保管的義務，當由於持卡人自身疏忽導致信用卡落入他人之手而任意取現或透支時，對此後果持卡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從原則上講，持卡人應對掛失前的損失承擔一定的責任。對於合法持卡人失卡後、掛失前的責任承擔問題，由其承擔部分的責任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其未能履行保管義務，且若掛失前的責任由發卡行或特約商戶全數承擔的話，無疑會誘發消費者的道德風險，增加金融消費領域中的不穩定因素。
2.明確舉證責任由銀行承擔
筆者認為對信用卡冒用責任的承擔最公平的解決方式是：採納過失責任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金融機構承擔舉證責任;持卡人僅對其重大過失承擔責任限額內的責任，其他損失的責任由金融機構承擔，金融機構可就此向保險機構投保轉移風險，且成本比持卡人低很多。
由此造成銀行的損失可以向保險機構轉移。這是指發卡機構通過向保險公司投保，在發生風險損失時，由保險公司補償，從而避免或減少實際損失的一種形式。保險作為一種風險管理策略，在金融風險管理中已有很久的歷史，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過後，美國就開始了存款保險制度。現在信用卡風險管理中運用也越來越多，是分散風險、補償損失的一種重要手段。發卡機構可以把開展信用卡業務的一些難以預料的意外損失，通過少量的保險費的支出而獲得及時、滿意的補償，從而降低或減少風險，這對發卡行來說是非常經濟的。
另外，在電子資金劃撥中記錄銀行與客戶之間交易的憑借是交易數據，與傳統銀行業務交易記錄的紙質單據相比其具有兩個特點：其一，交易數據都儲存在銀行的伺服器中，交易過程的記錄完全由銀行製作和掌握，銀行在交易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客戶手中不掌握任何交易數據的備份;其二，電子數據易於篡改，被投機者利用的可能性極大。這種交易行為的特殊性，使得“誰主張誰舉證”這一民事訴訟舉證原則不能適用於銀行與客戶之間產生的電子銀行業務糾紛。為了避免這種由於發卡銀行掌握所有原始證據材料，而持卡人不掌握，卻還要求持卡人進行舉證的不合理做法，我國立法應當在損失分擔規則中明確銀行的舉證責任義務。
(四)明確銀行應當承擔的責任
立法應當明確銀行的責任：對信用卡承擔實質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對身份證件承擔形式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
發卡機構在信用卡被冒用時，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須承擔該責任，甚至主要責任。這一點對發卡機構來說的並不是不公正的。從發卡行與持卡人的信用卡合約來看，發卡機構不僅是發行信用卡的機構，而且在發卡後更有保障持卡人安全用卡的義務。從技術層面來看，發卡機構擁有先進的設備和專業的技術人才，能夠較好防禦的信用卡被冒用的風險。反過來看，將冒用風險主要轉移給發卡機構，也有利於其加強安全技術，加快設備的更新，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再從規避風險的便捷性看，經濟實力雄厚發卡機構可以通過引入保險機制，將冒用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以有效減低銀行和客戶雙方的損失。
1.銀行應對信用卡承擔實質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銀行對於信用卡真實性的審查應是一種實質審查，而不是形式審查，銀行對自己簽發的信用卡應盡到絕對的審查義務。如果允許銀行對信用卡的審查僅盡形式審查義務，讓銀行以已盡形式審查義務而免除其在真實信用卡下付款付息的義務，對存款人來說殊為不公。因此，從銀行與存款人利益平衡的角度有必要讓銀行承擔起對銀行卡的實質審查義務。
《中國工商銀行異地通存通兌業務管理辦法》規定，“櫃員審查所受理卡是否為已開通異地通存通兌業務行的牡丹靈通卡，卡片是否打測、剪角、損壞、塗改，是否有樣卡字樣”.從此表述看，工商銀行規定其僅對牡丹靈通卡進行形式審查。銀行的這種觀點得到法院判決的支持，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櫃台人員只能憑肉眼和工作經驗對卡片和身份證件的材質、樣式、顏色等進行一般的形式上的審查，對於其他只能由精密儀器才能鑒別出來的細微差別，銀行則無法承擔鑒別責任”.該種觀點也成為銀行方面一貫主張的觀點。
但是，從信用卡合同關系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出發，我們有必要對此種認定的合理性表示懷疑。信用卡由銀行簽發，證明信用卡合同關系的存在，其真實性為合同法一般原則所要求。對信用卡真實性的鑒別是確定信用卡合同關系真實性的前提之一，也為下一步銀行鑒別持卡人身份奠定了基礎。假的信用卡並不能代表真實的信用卡合同關系。銀行對信用卡真實性的鑒別是其履行付款義務的第一個前提條件，也是最基本的一個前提條件。以假信用卡對外付款的行為不應該消滅銀行依據真實的信用卡合同關系所應負的付款付息義務。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銀行對於信用卡真實性的審查應是一種實質審查，而不是形式審查，銀行對自己簽發的信用卡應盡到絕對的審查義務。
2.銀行應對身份證件承擔形式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要求銀行對身份證件承擔實質的審查責任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也是不現實的，其原因在於：向金融機構提供真實有效的證件，是法律對開立賬戶當事人提出的要求，《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第六條對此有明確規定;另外，從銀行實際操作的可行性角度來看，金融機構對當事人提供證件的真實性、有效性也僅能作形式上的審查而無可能進行實質性審查，因為金融機構本身就不是證件真實性與否的鑒定機關，也無權作出鑒定結論。
身份的確認是一個重要的環節，銀行履行付款及付息義務以此為前提。一些學者認為，銀行對身份證件應承擔實質審查之責。他們認為，“在銀行與持卡人之間，銀行作為商法領域的商人，有專業上相對強大的鑒定識別能力、業務風險防範與承擔能力，而持卡人在這些方面則要相對弱些。更何況在被冒領過程中，持卡人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銀行作為參與者，應當有更多的積極作為義務”,“銀行不能以自己不能辯明身份證的真偽而將錯誤支付的後果轉嫁到持卡人身上。銀行只有針對出現的問題不斷改進工作方法，加強工作人員的責任心，確保對持卡人款項的正確支付，保證持卡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銀行信譽，促進自身發展。”
但是筆者認為，銀行既不是身份證的發證機關，也不是具有專業鑒定職能的鑒定部門，客觀上並不具備判斷身份證件真偽的專門技能和人員。銀行若對掛失當事人的身份證等進行實質性審查，驗明正身，也於法無據，掛失人與發證機關均無配合協助的法定義務，同時也缺乏必備的設施、專業的技能和有效的途徑，而最終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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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個人獨資企業在我國得到了迅猛發展，現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繼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出台之後，1999年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 次會議又通過了個人獨資企業法，這標志著我國市場經濟三大基本企業形態均已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法律框架初具規模。一、個人獨資企業的法律定位獨資企業即一個人單獨投資設立的企業。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雖然獨資企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但美國、加拿大並無專門的獨資企業法，對獨資企業的法律范散見於憲法以及稅收、專賣、合同和破產等方面的法律中[1]，獨資企業這個術語甚至在德國是聞所未聞的[2]，他們對獨資企業是根據民法和商事法律來調整的。因為他們認為個體完全控制著企業，沒有企業內部的其它組成成分的利益可以考慮，這種類型的商事企業並不使個人免於任何責任，這樣，沒有必要單獨立法以調整獨資企業的組織和運營[3].我國是從企業形態的角度來構築市場主體法律框架的，有法可依的法制要求使與公司、合夥企業並存的獨資企業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規范。有人認為，國有企業、合作制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或者組織包括由國有和合作制主體控制的各種經濟組織，是根據經濟法的主體制度成立的，其他經濟活動主體則多是依民法和行政法設立的[4]. 這種將非公有制企業主體與公有制企業主體人為割裂開來的觀點是不足取的。因為市場經濟不分公、私，各種主體一律平等。我國關於市場主體的立法體制已經逐步摒棄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立法模式，公司、合夥、獨資企業主體法律體制在我國的建立，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結論。我國在立法過程中關於獨資企業的法律定位，因對「獨資」的理解不同而認識不一。主要有三種觀點：（1）「一個投資主體」說。 認為凡一人或一個投資主體開辦的企業，均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獨資企業，換言之，可將中國現有的非公司形態的國有獨資企業、集體獨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私營獨資企業及有門點的個體工商戶（俗稱座商）均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5].此觀點為廣義說。（2）「一個自然人投資」說。認為獨資企業是指由一個自然人投資，企業財產為投資人所有，投資人對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的企業，分為私營獨資企業和全部資本由一個外國人投資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6]. 這可稱為狹義說。（3）「限定的單個自然人投資」說。 僅把獨資企業限定在單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企業范圍內，而將無固定場所的臨時攤販或沿街叫賣者及無相應從業人員的家庭手工業者排除在外[7]. 此為在狹義基礎上的限定說。上述第一種觀點，以投資形式為界定標准，主張所有獨資設立的企業都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理論上正確，也比較理想。但我國的國有獨資企業、集體所有制獨資企業比較復雜，如此立法與現行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鄉鎮企業法等難以協調，為此，有人認為應有一個過渡期，主張先對自然人單獨投資設立的企業進行規范，將私營獨資企業和具有一定規模的個體工商戶以及外國自然人單獨投資在中國設立的企業作為調整范圍[7 ]（p35）。而剛頒布的我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顯然採取了嚴格的「限定」說。該法較草案增加了「個人」的限制詞並在法律定義中將其明確為自然人，把法人排除在獨資企業之外；其附則規定「外商獨資企業不適用本法」，又將外國人予以排除。因此，個人獨資企業法對獨資企業是有相當限制的。根據該法第2條定義規定，「個人獨資企業， 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營實體。」筆者認為，我國法律對個人獨資企業的定位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獨資」指一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企業，投資的「自然人」僅指中國人，不包括外商。如果外國自然人單獨投資在我國設立企業，應當適用外資企業法，屬於外商獨資企業。那麼香港、澳門、台灣的單個自然人可否成為我國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呢？筆者認為不可。我國實行一國兩制，依據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85條的規定，這些地區的個人以及在國外居住的中國公民在大陸設立全部資本為其所有的企業，要參照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辦理。在審判實踐中，涉港、澳、台案件也都是參照涉外案件的有關規定審理的。因此，港、澳、台同胞在我國境內設立個人獨資企業也不適用個人獨資企業法，而是參照有關外商獨資企業的規定辦理。第二，投資以及企業所得財產為投資人所有，投資人即企業的主人。個人獨資企業的顯著特徵是個人所有制企業，投資人的投資以及企業所得收益均歸個人所有，投資人享有企業財產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或繼承。同時，投資人也是企業的負責人和代表人，享有企業的經營權和管理權。當然，他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託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其委託或聘用他人管理企業事務形成委託合同關系，依法應與委託人或聘用人簽訂書面委託合同，明確委託的具體內容和授予的權利范圍，如果因授權不明造成善意第三人利益損害時，應承擔民事責任，受託人明知授權不明而實施所委託行為的，負連帶責任。投資人對受託人或聘用人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個人獨資企業非法人組織，投資人以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個人獨資企業不是法人，它的民事權利與義務由投資人即企業的主人享有和承擔，並且投資人還要以自己的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雖然個人獨資企業與一人公司相似，但一人公司為企業法人，公司以企業財產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出資人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我國法律沒有一人公司的規定（國有獨資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個人獨資企業資本再多、人員再眾、規模再大，也只能是個人獨資企業，不能成為公司。由於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是以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避免了一人公司股東濫用公司人格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可能，從而也省卻了法院在案件審理時運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麻煩。第四，該企業是設立在中國境內的一個市場經營實體，不包括個體攤販和無必要從業人員的個體工商戶。所謂「在中國境內設立」，是指在我國的國境和邊境內設立，排除了國境線外的外國和與港、澳、台劃定邊界的港、澳、台一方。所謂「經營實體」，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生產經營組織，含固定的生產經營場所和必要的生產經營條件以及必要的從業人員。這些條件的要求，將個人獨資企業與公民經登記取得營業執照從事工商業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區別開來。對於那些資金雄厚，頗具規模，已經擺脫了擺攤設點、流動銷售經營方式的個體工商戶，如果符合個人獨資企業條件的，應當允許他們轉為個人獨資企業。至於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僱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經濟組織為私營企業」的規定， 沒有科學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僱工人數不能作為個人獨資企業的衡量標准，但「必要的從業人員」尚需有關機關作出解釋，以使司法實踐有可操作的圭臬。二、個人獨資企業法規定的民事責任（一）個人獨資企業的民事責任個人獨資企業因其投資主體的單一性和業主對企業控制的單獨性，決定了法律將業主人格與其獨資企業人格視為一體[6]（p283）， 但個人獨資企業與其業主畢竟不能等同。作為出資人，他投入獨資企業的財產是有定數的，按個人獨資企業法的規定，在他設立獨資企業時就申報和明確了出資額，並可作為獨資企業的注冊資金。其投資可以是他的全部財產，也可以是他個人全部財產的部分；其獨資企業的收益也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收益。因此業主的人格與獨資企業的人格只能「視為」一體，而不能在二者之間劃等號。而對於個人獨資企業來講，其財產是相對固定的，與業主的個人財產有區別，即投資人的出資和獨資企業的收益為獨資企業的財產。因而，當個人獨資企業對企業債務承擔責任時，要以其企業的全部財產予以清償，不足清償時，由出資人以個人其他財產予以清償。實際上，個人獨資企業本身是非法人組織，它沒有自己的財產，個人獨資企業的財產就是投資人（業主）的財產，與其說獨資企業承擔民事責任，不如說投資人（業主）承擔民事責任確切，說獨資企業承擔責任只是一種習慣而已。對此觀點，筆者在以下的敘述中不再重復。個人獨資企業解散時，其財產用於清償企業債務，清償順序如下：（1）所欠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用；（2）所欠稅款；（3 ）其他債務。前一順序沒有清償的，後一順序不得清償；同一順序的，按照比例清償；不足清償的，由投資人以其他個人財產清償。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4條的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可以設立分支機構，其分支機構的民事責任由設立該分支機構的個人獨資企業承擔。（二）投資人的「無限責任」投資人對獨資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是獨資企業的顯著特點，也是各國立法的通例。其無限責任，是指當獨資企業財產不足清償企業債務時，投資人以個人其他財產予以清償，直至全部清償，若不能全部清償則個人亦破產。我國目前不實行個人破產制度，若個人財產仍不足清償，以後也無能力清償的，則成為無法執行的「死債」，往往被免除清償責任。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若是家庭經營的，要以其家庭共有財產承擔清償債務的責任。而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8條的規定不同，要「投資人在申請企業設立登記時明確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才「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這就有了時間上和形式上的限定。在時間上，限定於申請設立企業登記時，而不是其後實踐意義上的家庭經營。在形式上，限定於明確以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財產出資，明確的方式通常在獨資企業設立申請書中載明，或者在有關的證明文件中註明。如果不能提供以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確切證明的，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時不能用其家庭共有財產清償個人獨資企業債務。就是說，以個人財產承擔無限責任要注意范圍，不能不加限制地把其家庭共有財產用來承擔個人的無限責任。投資人對企業債務的無限責任，還體現在企業的解散和清算中。個人獨資企業法第30條規定，清算期間，在未按法定順序清償債務前，「投資人不得轉移、隱匿財產。」第42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及其投資人在清算前或清算期間隱匿或轉移財產，逃避債務的，依法追回其財產，並按有關規定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即使在企業解散後，投資人仍在一定條件下承擔無限清償責任。該法第28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後，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但債權人在5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 該責任消滅。」這里的「債權人在5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 該責任消滅」應為債權人行使權利的除斥期間，用「責任消滅」的措辭似有不妥。在投資人的財產性法律責任中，還有一個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沖突協調問題。投資人的財產是有限的，如果既有民事賠償責任，又有罰款、罰金或沒收財產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如何處理？個人獨資企業法第43條規定：「投資人違反本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就確立了投資人財產性法律責任的民事賠償責任優先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投資人的財產足以承擔各項法律責任時，分別承擔；不足承擔各項法律責任時，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承擔。如果不同的司法機關分別對投資人作出財產性法律責任的裁決，也要按此原則處理，即使先作出行政、刑事裁決的，也不能置民事債權人利益於不顧，其民事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機關可依據該條規定與其他司法機關協調，先行用投資人的個人財產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三）受委託或被聘用管理企業事務人員的民事責任個人獨資企業一般比個體工商戶規模大，有些還在外地設立分支機構，為生產經營的需要，投資人往往委託或聘用他人管理企業事務。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9條第3款的規定， 「受委託或者被聘用的人員應當履行誠信、勤勉義務，按照與投資人簽訂的合同負責個人獨資企業的事務管理。」該法第20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的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賄賂；（二）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佔企業財產；（三）挪用企業的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四）擅自將企業資金以個人名義或者以他人名義開立賬戶儲存；（五）擅自以企業財產提供擔保；（六）未經投資人同意，從事與本企業相競爭的業務；（七）未經投資人同意，同本企業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八）未經投資人同意，擅自將企業商標或者其他知識產權轉讓給他人使用；（九）泄露本企業的商業秘密；（十）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行為。」那麼，受委託或被聘用管理企業事務的人員如果違反合同義務，從事了法律禁止的行為，給投資人及個人獨資企業造成損害，如何承擔民事責任呢？個人獨資企業法在法律責任一章作了兩條規定。第一，受託人或被聘用人違反合同的損害賠償責任。該法第38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時違反雙方訂立的合同，給投資人造成損害的，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該條規定的責任屬於違約責任，但該違約責任的承擔是有條件的：一是違反與投資人訂立的管理企業事務的合同；二是管理企業事務的行為；三是給投資人造成損害。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否則，受託人或被聘用人不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第二，受託人或被聘用人侵犯企業財產權益的責任。在企業事務管理中，可能發生受託人及被聘用人利用職務或工作之便侵佔企業的財產或利益，為此，該法第46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違反本法第20條規定，侵犯個人獨資企業財產權益的，責令退還侵佔的財產；給企業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條規定的民事責任方式，一是退還，二是賠償。當該企業財產或利益仍存在的，用責令退還的責任方式；但該財產或利益不復存在的，用賠償損失的責任方式；如果退還了財產還有其他損失的，則可與賠償損失的責任方式並用。另外，該法第40條「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沒有像第43條那樣規定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沖突協調問題，筆者認為，不能套用第43條的規定。因為投資人的民事責任一般是對企業外部而言的，法律要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事債權優先受償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立法價值取向也已適應世界潮流，由國家本位向個人本位轉變，該條是一個體現。而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與投資人是企業內部關系，受託人或被聘用人利用企業事務管理之便從事違法犯罪行為，投資人負有失察責任，由投資人承擔因此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後果是應當的，有利於企業的科學管理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投資人無權因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而招致的財產性刑事責任向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追償損失，即使提起民事訴訟，法院也應不予支持。
⑸ 經濟法論文
有關經濟法論文範文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下面我們來看看有關經濟法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借鑒。
包容性發展視角下時政話語的經濟法學
摘要： 隨著政治文明的不斷建設，我們已經由「人治」社會過渡到了「法治」社會。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它是對於社會存在的反應，所以法律必然也會反映我們的政治生活，時政話語也必然會體現在法律當中。換句話說，法律不可能脫離政治而單獨存在，它可以規劃並制約我們的政治生活。而我們這里所說的時政話語就是如「以人為本」、「生態文明建設」「精準扶貧」等在政治生活中出現頻率極高的專有名詞。「包容性發展」則是時政話語的代表，它是發展經濟學的概念，包容性則是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自身都可以實現和諧發展。「包容性發展」已經證明了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在法律中的重要體現，法律越來越貼近生活，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本文將以包容性發展的視角來探討時政話語的經濟法學。
關鍵詞： 時政話語；法律；和諧發展；包容性
一、引言
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物質文明得到了滿足。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受到了人們的重視，法律逐漸發揮出重要作用，為人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提供重要的法律支撐。
政治話語也體現在經濟法學里，逐漸豐富經濟法學的內容。當今社會，我們以「包容性增長」為發展理念，逐步構建一個和諧社會，使得人與自然、社會和諧共處。
二、政治話語
政治話語伴隨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周圍，可以說它充斥在我們的整個社會中。
同時，政治話語由於其簡短性、節奏感極容易被人們記住，這有利於我們政策方針的有力宣傳。
（一）政治話語的概念
政治話語就是經常應用於政治生活中的話語，它能夠體現出我們當今社會的治國方針與經濟、政治發展模式。
政治話語是我們社會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斷發展的時代產物，它是政治術語，不同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簡單、隨便的生活語言。
（二）政治話語的性質
政治話語首先是存在於政治生活領域的，它對於我們來說並不陌生。
首先，政治話語一般都較為簡單、帶有節奏性、便於人們熟記、傳播。
其次，政治話語並不是簡單隨意的，它是極其正式的官方用語，所以正式性是政治話語的又一特性。
最後，政治話語具有鼓舞性。
由於政治話語有極強的節奏感，這使得政治話語能夠鼓舞人們，便於政策方針的執行與宣傳。
（三）政治話語的意義
政治話語的出現絕非偶然，它是有一定歷史使命的。
政治話語的使用便於國家大政方針的執行與推行。如「包容性發展」、「和諧社會」這些政治話語的出現都極大地推動了國家的政策方針的推行。
同時，政治話語的出現豐富了經濟法學的主要內容。例如經濟法一開始只是解決一些國際貿易糾紛等問題，後來出現的政治話語「包容性增長」等促使經濟法學豐富其法律內容。
三、包容性發展
包容性發展並不是一種促使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它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促進社會經濟的增長。
包容性發展是一種發展模式，它是以人為中心的，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的和諧發展。包容性發展有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也有利於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這里所說的包容性發展不僅包括經濟的發展，也包括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與人的和諧發展。
四、包容性發展背景下時政話語的經濟法學現狀
我們都知道經濟法學主要是研究經濟領域的經濟糾紛等問題，例如：解決國際貿易以及綠色貿易壁壘糾紛問題。現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賦予了時代特色，經濟法學也必然融入了時代特色。
包容性增長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生態文明與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同等作用。在政治話語的引入後，經濟法學開始著手於為實現包容性發展而制定出新的經濟法學的法律條文。
將包容性發展所要求的內容都寫入經濟法中，對於企業和個人都具有約束作用才能實現包容性發展。政治話語的引入，交給了經濟法學艱巨的任務，經濟法將試圖將各種政治話語上升到法律層面，逐步發揮出經濟法學的重要作用。
五、完善經濟法學的重要舉措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在包容性發展背景下的時政話語的經濟法學現狀，我們就應該選擇合適的方式不斷豐富經濟法學內容，從而促使經濟法學不斷發揮出自身的優勢，為人類營造出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
首先，經濟法學專業的人們，不應該將知識只局限於法律領域，應該深入了解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中的法律漏洞，不斷完善經濟法學。
其次，對於政治話語應該保持足夠的重視，不斷地將政治話語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升為國家和人民的意志。
六、結語
社會在不斷進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在不斷進步。法律的出現使得我們的社會體系逐漸得以系統化，也為人類社會生活提供了喲普立德法律保障。
經濟法學主要是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如現今的和諧社會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如果只是用道德來約束很明顯不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把這些日常見到的政治話語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從而使得經濟法學為社會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貢獻，使得各種看似高談闊論的政治話語落實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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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論我國外資企業法律制度的完善
國際投資是國際間資金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是投資者為獲得一定經濟效益而將其資本投向國外的一種經濟活動。對特定國家來說，國際投資包括本國的對外投資和本國接受的外國投資。外國投資是指外國投資者在資本輸入國進行的投資，而境外投資或海外投資則是指資本輸出國的投資者在國外進行的投資。因此，國際投資主要是相對於國內投資而言的。國際投資是指資本的跨國流動，它是國際資金流動的一種基本形式，也是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這種形勢的出現，必然會有法律的制約，國際投資法的出現在若干年來，已經體現重要的效果，不同的觀點同樣也涉及到國際投資法的主體、對象、調整范圍及其淵源。雖然國際投資法是調整國際私人直接投資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也是國際經濟法的一個重要分支。
一、 投資法律制度的概論與特徵
國際投資是國際間資金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使投資者為獲得一定經濟效益而將其資本投向國外的一種經濟活動。對特定國家來說，國際投資包括本國的對外投資和本國接受的外國投資。因此，外國投資是指外國投資者在資本輸入國進行的投資，而境外投資或海外投資則是指資本輸出國的投資者在國外進行的投資。
目前對於國際投資的概念的理解較為流行的有廣義和狹義的分別，通常認為廣義的國際投資包括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間接投資，狹義的國際投資僅指國際間接投資。當然國際投資的種類也是這兩類。
國際投資法是調整國際間私人直接投資關系的國內法規於國際法規的總稱。據此，國際投資法的法律調整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投資法僅調整國際私人投資關系。所謂私人投資關系，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民間組織、企業團體的海外投資。因此官方投資關系並不屬於國際投資法的調整范圍，所謂官方投資是政府間或國際間組織與國家間的資金融通關系。
2.國際投資僅調整條國際私人直接投資關系，不包括國際間接投資關系。關於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間接投資的區別，我在前述國際投資的種類中已經提到了。
3.國際投資法所調整的國際私人直接投資關系既包括國內關系，也包括國際關系。主要體現為私人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及其法人、個人間以及同本國政府間的關系，也包括東道國與投資者母國政府間的關系。
4.國際投資法的主體與國際經濟法的主體相一致，包括國家政府、國際組織、自然人和法人，范圍非常廣泛。
社會經濟生活是各種社會關系構成的關系集合體。一種社會關系只有經濟立法調整社會國民經濟利益關系的法律關系，才能有效穩定和發展這種社會關系。
二、際投資法的作用
當然，國際投資法作為調整投資關系的法律手段，國際投資法對於保護、鼓勵和管制國際投資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保護國際投資的作用
國際投資對於有關國家的經濟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在國際投資中會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會危及投資的安全和風險，所以，無論資本輸入國還是資本輸出國均力圖藉助於法律手段，對國際投資予以有力的法律保護，以維持有力的投資環境，保證國際投資的安全性與穩定性，促進國際經濟的正常交往與合作。
這些法律保護措施一般是由資本輸入國、資本輸出國單獨或共同採取的，屬於政府保證的性質。
（二）鼓勵國際投資的作用
法律對國際投資的保護，同時也是具有鼓勵和促進國際投資的作用。在國際投資法中，有些法律制度是專門為鼓勵外國投資而採用的，以使外國投資者可以獲得較大的利益或便利。在各個國家這種現象是極為普遍的，當然，也對投資者帶來的很好的收益。
直接鼓勵國際投資的法律措施主要表現在國家給投資者提供了很多各種的優惠政策，例如稅收優惠、財政優惠、行政優惠等等。這些有優惠措施主要規定了資本輸入國和資本輸出國的國內立法中，像發展中國家，例如向我們國家，對國外的投資者給於不同曾讀上的優惠待遇，包括對外國企業給與減免所得稅優惠，對外國投資企業生產所要進口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減免關稅，允許外國投資企業加速折舊，允許合營企業中的外國投資者一方先行回收投資，對投資者給與投資補助金或低息貸款，簡化外國人出入境和貨物進出口手續，以及簡化投資審批程序，等等，一般說來，稅收優惠是各種優惠措施中的中心。各個國家之間締結的避免雙重征稅的條約，對於鼓勵國際投資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管理外國投資的作用
當然，外國投資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如果對其採取放任的態度，或疏於管理，就會對資本輸入國的經濟發展乃至國際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如經濟畸形發展，民族工業受損，經濟命脈都到控制，環境受到污染，資源遭到破壞，等等，所以國際投資法管理外國投資的主要法律手段。
三、國際投資法的外資企業法律制度
外資法是指資本輸入國制定的關於調整外國私人直接投資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依次為根據，我來簡單的談論中國。
當然，為了鼓勵外商到中國投資，中國自1979年以來相繼制定頒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一批外資法規，運用法律手段來調整和管理外國投資，根據這些法規建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由於立法體系的弊端使中國的外資立法存在的問題日漸顯露，特別是國際投資法的最新發展更使中國的外資立法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一）外資企業在中國的體現
早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採取多種形式利用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國自1980年以來，相繼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省5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建立了沿海經濟開放區，1990年又宣布在上海建立驅動經濟開發區，形成了沿海開放地帶。對外開放外圍，正由南向被逐步推進，對外開放的深度，正由東向西縱深發展，已經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外引內聯、東西相貫、南北並進的多層次、全方位的對外開放的新格局。這么多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不斷改善和優化軟硬投資環境，並逐步完善涉外經濟立法和外資立法，例如，1986年的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任免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4月14日公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我國《外資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時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是我國國家對外資企業進行管理和監督的法律依據，也是外國投資者來我國進行投資舉辦外資企業的法律保障。
根據我國《外國企業法》第2條規定，外資企業是指依照中國有關的法律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全部資本由外國投資者投資企業，不包括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的分支機構。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又是發展中國家，因而，在外資政策和外資立法上，兼又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外資法的共同點，並具有中國特色：
1．持平等互利，確保中外雙方權益。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堅持平等互利，是我國外資立法的基本方針。平等原則在外國投資關繫上，表現了中外雙方在法律上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等，在經濟互利互惠，中外雙方的合法權益同等的受到保護。
2．鼓勵與限制相結合，重在鼓勵與保護。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外資法對外資也是鼓勵與限制相結合，但重在保護。我國法律關於保護外國投資者及其企業財產的安全、保障外國投資者原本及利潤等的匯出、保障外商投資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合理解決投資爭議等方面，都有較為詳盡的明確規定。同時，在對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還規定了許多較為優厚的鼓勵和優惠措施，如稅收優惠、關稅減免等。
3．適應國情，參照合理的國際慣例。我國的外資立法是我國國情出發，並以此為基點。同時，我國外資立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法制以及國家利益的基礎上，適當參照合理的國際慣例，是我國外資法在一些規定上和國際通行做法、國際商業管理趨於一致。
（二）外資企業的經營管理
外國投資者在我國的投資經營，會涉及到人、財、物、供、產、銷等各個方面，由於各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對外國投資企業的經營活動條件的管理也不盡相同。一般來說，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國籍，傾向於採取國民待遇，既給與外國投資企業與當地企業同樣的待遇，使其在同等的條件下進行各種經營活動。發展中國家對此一般有著某些限制，如果要求利用當地物資、產品出口，僱用當地人員等。尤其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要求是十分強烈的。計劃經濟國家則必須是外國投資企業與計劃經濟相協調，保證外國投資企業的正常的經營條件，使氣象有足夠的經營自主權。
1． 銷業務管理
外國投資企業的物資采購和產品銷售，使企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的兩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直接關系著企業的生產和利潤，因此，有些國家外資法對企業的購銷活動進行必要的調控。
(1)物資采購
外國投資企業所需物資，包括機器設備、原材料、燃料、元器件、配套件、運輸工具和辦公用品等。物資的采購使企業經營自主權的一部分，企業有權從國內或者國外市場購買。
國內采購。許多國家，包括某些發達國家，為了充分利用本國字，帶動本國經濟的發展和解決勞動就業等問題，注重以政策和法律手段促使外國投資企業盡可能的在當地購買所需物資，如優先利用和加工國內原料與自然資源、增加製造業計劃中的當地成分、依靠本地供應等等。
例如，有的國家要求汽車工業達到一定的國產化比例。有的國家對外國投資企業給魚的投資鼓勵，往往是以生產中逐步增加採用當地材料、部件或者產品為條件，就例如，剛果投資法規定，在授予企業特惠制度是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就是優先利用當地的原材料和一般利用當地產品。當然，在我國的外資法中也也有類似的規定，外國投資企業采購物資時，在同等條件下，應盡現在中國購買。
(2)國外采購。在上面談到物資采購中提到的優先在當地采購物資的要求，一般是以當地物資與國外同類物資想必是，在品種、規格、質量等方面相同或者有競爭力為條件。意思就是國內市場無所需物資，或國內物資在品種、規格、質量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作價遠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外國投資企業則可以在國外購買，這是各國的通行規定。
2． 產品銷售
外資投資企業產品，內銷、外小的比例問題涉及到價格、運輸、稅收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僅取決於國內外市場對某項產品的需求程度，而且涉及到異國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和對該國國際收支平行的影響。
(1)產品外銷。鼓勵外國企業出口創匯，是各國外資法的共同特點，我國外資法也鼓勵創建產品出口型外商投資企業，鼓勵企業多項國際市場銷售產品，這不僅是解決企業外匯平行問題，也是歪了出事企業採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企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當然產品的價格一般是由企業自行決定的。
(2)產品內銷。國家鼓勵外國投資企業的產品外銷，但並非要求外資企業的產品必須去外銷，有些國家規定合營企業產品首先應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如前蘇聯、古巴的法律就要這樣的規定；有些國家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外資企業可以在國內時向銷售其產品。我們的法律規定：外商投資企業的產品如果屬於技術先進產品或者能夠代替進口的產品，也允許其在國內市場銷售或與內銷為主，即實行「以市場換技術」、「以產頂進」的政策，至於產品的內銷比例，我們國家還沒有明文的規定，只要求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自行平衡。
四、 海外投資及中國對海外投資的管理
海外私人直接投資的目的是追求比在國內投資更大的利潤，但同時也是意味著海外投資比在國內投資具有更大的風險。對於資本輸出國來講，本國私人對外進行直接投資關繫到本國國家裡以及本國的經濟發展，有必要採取以劣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來鼓勵並保護私人海外投資。從表面上看，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保護，二是投資鼓勵，當然投資保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從立法上看，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法律制度不同於資本輸入國的外國投資法律制度，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而是採用叫墳山的專門法律或一些法律中的某些規定，海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明顯不同，甚至一國在不同的是企業可能推行不同的政策。
例如，「日本是個資源靠進口、產品靠外銷的國家，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和加強對外經濟關系，對日本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們最初提出「貿易立國」方針，強調振興出口是使日本經濟走向繁榮的關鍵，而後又發展為「貿易——技術——對外投資」三位一體的立國方略。
（一）海外管理的措施
盡管海外投資活動對資本輸出國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那是一種經濟和商業的流失，但投資者出於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能，其經營活動的出發點並不是總以考慮祖國的利益為主，因此資本輸出國必須對海外投資實行一些管制措施，以確保本國私人海外投資對本國的國際收自平衡和經濟發展有利。
1．要求海外投資企業狀況的公開
為了使政府、社會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狀況，對其經營情況進行監督，各國公司法、證卷法均要求股票上市公司披露情況，向政府和社會公布資產負債表及其他重要商業情報。
海外投資的公司大多是本國的股票上市公司，他們必須遵守本國的證卷發、公司法的規定。例如，根本美國聯邦證卷發，公司發行上市證卷，必須分別向證卷交易委員會和證卷交易所注冊，發行公司承擔連續披露義務，即除在注冊申報書披露有關信息資料外，還須按年度或季度提交財務報告。這樣的措施和政策幫助了政府本國海外投資企業的經營狀況。
2．止海外投資企業逃避稅
當私人投資者在海外投資時，若不講海外所獲得的利潤即使匯報本國，不僅會影響到投資者本國的國際收支，而且還會減少本國的財稅收入，因此，如何防止海外投資企業逃避稅，這是資本輸出國管理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 法律措施
除了證卷法、公司法、稅法的有關規定外，資本輸出國其他一些法律度對於海外投資的管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國家的反托斯法和反壟斷法對海外投資者有著很嚴重的影響，例如，根據美國反托斯法，只要域外行為對美國商業產生不利效果，該法對在美國與外的行為也使用，這樣。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美國公司同時在某外國進行投資建立新的公司，而該公司的生產與銷售排除或限制了其他公司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就可能會受到反托斯法的追究。
進出口管製法對海外投資企業也具有管製作用也具有管理作用。有些國家基於國家安全理由，限制本國企業向某些特定國家出口某些高科技的產品或技術，這樣，本國投資者在這些國家投資時就不得用關鍵技術作為出資，也不得向所投資的適用於該公司在第三國建立的子公司。向美國的出口管理就有上述限制。
外匯管理或政府的金融政策對海外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國家遇到國際收支平衡嚴重困難時，就會對海外直接投資以及海外投資貸款予以限制，如英國在二戰後一段時間內曾採取了這種限制措施。現在一些主要的發達國家雖然相繼取消了外匯管制，允許資本自由移動，但是也有可能有關國家出現國際收支困境時再度實施此種限制。
刑法對海外投資也有相當的影響。例如，1970年美國通過的外國賄賂行為法規定，任何人直接或間接賄賂外國政府官員均為違法。該法禁止美國公司將任何財產不計入其帳本或偽造賬目，藉以掩蓋其從事活動的開支。如果投資者通過賄賂東道國政府官員而取得投資項目，可能受到東道國法律的制裁，而且也會受到美國法律的制裁。
（二）中國對海外投資的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積極引進和技術的同時，也有條件的允許國內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為使境外投資活動切實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國先後頒布實施了一些法規與調整海外投資活動。
1． 境外投資企業的設立與撤銷
申請設立境外投資企業，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經主管部門審核批准後方可設立，因為某些原因不能繼續運行的項目應報原審核部門批准後予以撤銷。
根據我國法規，國內的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有資金（外匯）來源，具有一定的生產、技術和經營能力及人才，均可申請設立境外投資企業。中方投資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1） 經工商部門登記注冊、有固定的或經重新核準的經營范圍、有一定的資金和經營規模；
（2） 在境外舉辦從事工程承包或勞務合作業務的企業，必須是由對外經貿部批准授予對外承包工程或勞務合作業務經營權的公司；
（3） 非經特殊批准，不得使用國家資金以個人名義在境外投資舉辦企業。
2． 境外投資企業的外匯管理
（1）外匯風險及外匯來源的事先審查
為了阻止投資者到外匯風險大的國家或地區去投資，確保資金的有效使用，同時，也是為了確保投資者有可靠的外匯自己來源，有經營境外企業的資金能力，國家規定外匯管理部門在海外投資項目審批前對投資風險和外匯資金的來源進行審查。審查所需要的材料包括境外投資所在國（地區）對國內投資的外匯管理情況和資料、投資外匯資金來源證明等，由擬投資者提供。外匯管理部門於30日內做出書面的審查結論。
（2）登記與投資外匯資金的匯出
為了便於外匯管理部門對境外投資者的外匯進行監督，國家規定，經批准在境外投資者，應當持有關材料想外匯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和投資外匯資金的匯出手續。
（3）外匯利潤和資產的調回
境外投資者能否及時將投資利潤匯回國內，涉及到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以及國家的財稅收入等重大問題，各資本輸出過都採取措施以保證海外投資者能及時將利潤匯回國內，我國對此也作了規定。
（4）外匯優惠與外匯監管
A. 外匯優惠
為鼓勵和扶植境外投資，我國規定，境內投資者從境外投資企業分得的利潤或者其他外外匯收益，自該境外投資企業設立之日起5年內全額留成，5年後依照國家有關規定計算留成。
但必須注意的是，投資者的留成外匯也必須按上述規定調回國內。
B.外匯管理部門的監督
境外投資也的年度會計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書，在當地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尤其境內投資者想外匯管理部門報送。
違反了這些規定，情節嚴重的，外匯管理部門對境內投資者可處以人民幣10萬元以下的罰款。
3． 境外投資國有資產的管理
在我國境外投資主體中，國有企業佔有主導地位，中方投資中國有資金佔有較大的比重。東道國不同的社會制度和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使境外投資的國有資產的管理十分困難。
總而言之，在國際投資法的體系中，資本輸入國的外國投資法制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我國要利用外資，發展我國的經濟，必須藉助法律手段對外資予以鼓勵和保護，同時進行一定的管理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專門調整外國私人直接投資關系的外國投資法得以產生和發展。各國外國投資法的立法體制不已，名稱不同，特點各異，內容規定也不盡一致，主要包括關於外資的范圍、刑事、條件、投資者的權利、對外資的保護和管制等。為了鼓勵外商到中國投資，中國自1979年以來相繼制定頒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一批外資法規，運用法律手段來調整和管理外國投資，根據這些法規建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由於立法體系的弊端是中國的外資立法存在的問題日漸顯露，特別是國際投資法的最新發展更使中國的外資立法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中國的外資立法必須進行適合的調整，中國的利用外資才會有更大的發展。
我國對境外投資企業的設立以及撤銷，對外匯的管理、國有資產的管理有著嚴格的法規及制度。
⑺ 急求經濟法小論文1000字—1500字左右。謝謝
試論經濟法的獨立地位 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其實就是經濟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明確經濟法的概念,證明其獨立性,並在理論和現實的基礎上對相關部門法加以區分. 一、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從其萌芽至今已走過了100多年風風雨雨的歷程，它的產生以至發展都伴隨著爭吵，目前學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作為理論思維的第一步就是給經濟法下定義，這也是經濟法研究學者的首要任務。前人在此已做了相當的工作，總的說來，對經濟法的定義可以分為兩類觀點：一是承認經濟法是一個法部門，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定義；二是不承認經濟法的獨立地位，認為經濟法是一個學科或是一種規范的綜合等等。 否定經濟法的普遍觀點認為「經濟法沒有統一的調整對象和方法，所以無論是單個的經濟法規或是這些法規的總合，都不能構成獨立的法律部門」（1） 。而肯定派則認為經濟法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和方法，堅持經濟法的獨立法律部門地位（2）。綜觀兩方的觀點其最大的分歧就在於經濟法是否有有別於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對象和方法，這也是傳統部門法的劃分標准。還有部分學者為求證經濟法的獨立地位對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准提出了質疑，認為法部門的劃分並非如此，現在不得不對這一傳統理論加以徹底的改造了（3）。當然還有提「法域說」和「法體制說」的。筆者以為我們沒有必要一廂情願的為建立一套理論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認的東西，否定這一點就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唐詩有言：「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句詩用來說明經濟法的發展極恰。經濟法的獨立地位應該得到肯定，如何去詮釋經濟法呢？首先還得從法談起，法律就是調整一定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那麼經濟法也是為調整一定的社會關系而存在，了解這一點給經濟法下定義就不是一件難事。從蘇聯改造過來的「縱橫統一說」在學界曾佔有相當的地位，此說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縱向的經濟管理關系和橫向的經濟協作關系（4）。這一觀點試圖使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更加明顯，但無意間卻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經濟協作關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這不應屬於經濟法調整的范疇，而是民法調整的范疇。經濟法主要是從公權力入手來調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間的交叉關系。現在特別是象中國這樣的日益發展的經濟民主社會，公權力應該在一定的地方適可而止，不應過多的涉入私權利。因此，經濟法應定義為是調整國民經濟的管理和協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這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經濟法調整的是縱向的經濟管理和協調關系，這區別於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其次，調整的主體其中重要一方是國家相關的經濟機關，這是為擺脫行政機關對經濟的盲目干預，確定一定的機關進行經濟的管理和協調工作。雖然，經濟法是以一定的強力為基礎的，但強力並不是直接調整手段而是作為經濟管理協調的堅實後盾。 二、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地位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經濟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的問題，而進一步研究其實重要的就是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這個問題是上個世紀以來法學界爭論的焦點，可以肯定的說經濟法是一個部門法。前面已對經濟法的概念進行了分析，下面具體就經濟法的獨立性進行研究。 判斷經濟法是否為部門法須確立一個明確的部門法劃分的標准，而不是不顧現實自封為部門法。部門法的劃分有對象說，對象加方法說，還有方法說，還有目的說等。按照多數的觀點認為特有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是劃分的標准。但方法相對於對象來說是次後的，特有的調整對象才是關鍵，任何法律部門都有其調整的對象，這是劃分部門的根本標志，它是指法律部門調整的特定社會關系（5）。雖然有人對這一傳統的劃分方法提出了質疑，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對經濟法的基本界定說還是應當立足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及其根本特徵，否則經濟法就成了無本之木，無異於空中樓閣，經濟法的科學性也就值得懷疑（6）。在前面的定義中已經闡述了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協調關系。這種關系的一方主體是國家經濟機關，另一方則是市場經營的主體，大到公司企業集團，小到「戶」（7） 這種經營的單位。從客觀上說，經濟法調整的的對象是一種社會關系，具體說有宏觀調控法（或者宏觀經濟法）、市場規製法、經濟組織法等方面。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財稅等，市場規製法包括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以及產品質量法等方面的內容，經濟組織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業法等方面的內容。 調整的對象基本上就決定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和特殊性，在經濟的管理協調過程中會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調整手段，這並不會影響經濟法的獨立地位，現實的情況非常復雜，使得國家必須用多方面的手段進行調整。另外經濟法也不是沒有自己的調整手段和方法，如「經濟不名譽」處罰等。 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經濟法有明確的調整對象並輔以一定的調整方法，它就具有作為一個法部門的獨立性，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四、經濟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 若要進一步明確其部門法的地位，須與相鄰的部門法加以比較，不能區別就難說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涉及公私權利的問題，一方面它與民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方面它的主體是行政機關，與行政聯系緊密，所以准確的區分經濟法與民法和行政法的關系才能說明經濟法的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較而言，其他部門法就沒有什麼可比較的必要，本文由於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與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門法相比較。 與民法相比較，雙方調整關系的主體明顯是不一樣的，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經濟法則是調整的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管理協調關系，與人身關系無關。明確的區分經濟法和民法是為了讓公權利不幹預私權，讓市場經濟按價值規律發揮最大的作用。經濟法與民法並不是對立的，經濟法是民法的重要補充，可以說民法是經濟法的基礎，經濟法是民法的保障。 眾所周知狹義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後來才出現的特別民法。盡管有民商分離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屬於廣義的民法是沒有異議的，其基本的價值理念與民法是相同的，調整的對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脫離這點商法就不成其為民法。一般認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等，但這些同時又被納入經濟法的范疇，如何具體的區分商法和經濟法呢？有的學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考證了商法的來源，認為商法本來就是一個不十分規范的叫法，也就是說沒有商法，建議把調整平等主體的部分劃入民法中，而餘下的劃歸經濟法（8）。筆者以為這完全沒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現有提法已是共識，所以屬於商法的相關法中可以有經濟法規范，只是雙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從主體資格、權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規定和研究，而經濟法則從經濟組織、競爭規范等方面進行規定和研究。商法與經濟法並不矛盾，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其區分關鍵在調整的主體不同。 與行政法相比較，二者主體方面存在相似之處，行政機關有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也就是說國家一方面是統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組織者，在某些時候還是經營活動的參與者。其行使行政職能的由行政法調整，行使經濟職能的由經濟法加以調整。傳統的行政法內容龐雜，不利於提高行政機關的效率並規范行政行為，一些原來行政領域的東西應分離出來納入新的法律部門如經濟法來調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沒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統的法規繼續留在行政法中，最終行政法調整餘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應該是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和職權，並規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機關侵害時的行政救濟（9）。因此區分經濟法和行政法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首先從調整對象上看，行政法只調整發生在行政活動中的行政關系，如公安管理關系，人事行政關系等，經濟法調整的是經濟活動中的管理協調關系，包括產業政策管理關系，工商管理關系等。再是從調整的方法上看，經濟法更廣，不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還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上更多的是採用間接調控方式。最後，經濟法規范專業性更強，更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