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帶來的影響3000字

⑴ 社會學的發展對於法律研究產生了哪些重要影響

法學與社會學存在著相當密切的相互交錯的關系.一方面,法學要研究社會中的法,把法作版為社會現象權的一部分研究;另一方面,社會學要通過法律研究社會,把法律作為社會內容的形式.因而,法學和社會學有很廣泛的共同課題.例如,法律的社會根源,法律的社會功能,法律規范的效力的社會標准,法律實效的社會條件,法律的社會化,人在法律方面的社會化,法律行為的社會基礎心理基礎和道德基礎,社會變遷中的法律變遷.
社會學在一百多年前出現,它把全社會作為它的研究對象,隨著社會學的發展,研究更加深入,法學後來從社會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法學專門研究社會中有關法律規范與社會關系人的行為的學科,而社會學則把研究對象定位於研究社會的運行規律,社會結構,社會運動等其他宏觀的問題.
總的來說,社會學為法學做了重大的貢獻,法學從社會學中分離出來,獲得了新生.

⑵ 當前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有何重要意義

一、促進了法學理論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隨著社會的變革及法學研究的進步，我國的法學理論逐漸走出了蘇聯的模式，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但是，仍然存在過多注重研究「應當是怎樣的法」，而忽視「實際上是怎樣的法」；過分強調「書本上的法律」，而忽視「行動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紀80年代，法社會學逐步走入中國法學研究的視野，它注重法的社會性，重視研究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強調法與民族傳統模式及心理結構的關系，要求法學家走出書齋，改變繁瑣的注釋方式，從事社會實證的考察分析，致力於解剖社會的「活法」，這些對舊有的法理學的僵化模式和教條化理論不啻是一種強有利的沖擊和改造。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出現了一批傾向於社會學研究的法學家，他們從社會對法的實際需要出發，將「習慣法」、「民間法」等概念納入法學研究的范疇，並試圖從「本土資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適合於中國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膽而創新的觀點，逐漸推動著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二、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會學在中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發展的卻很迅速。隨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傳播與運用，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變革及我國法制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看到了我國社會中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的現象，在對原因進行探討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這是對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法及法治的最終目標和追求。在這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義，也不是將法治理念單單界定為正義，而是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平衡了法與社會的關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這種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法社會學的方法。
法社會學不但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與社會的互動和制約關系，並將這種關系進行處理和總結，從而得出一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法治理念。自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提出來以後，全國各地除了理論上認真學習和體會以外，還將其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聯系起來，採取各種方法和途徑將該理念貫徹於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並取得了很多切實的成果，使我國的法治進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為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了廣泛的途徑
法的價值沖突是我國司法實踐的困境之一。法的價值沖突導致實踐中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甚至冤假錯案的出現。沖突的解決必須從社會入手，必須將法與社會融合起來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法社會學的研究在這個時候就更顯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會學者為我們提供的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原則---最佳利益原則。
在當代中國，解決價值沖突的原則包括法定價值優先原則、合階級性原則、綜合測評原則等等。但這些原則在適用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其他原則作為補充，最佳利益原則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權利沖突是價值沖突的表現形式，而權利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沖突。最佳利益原則是利益原則和效益原則的統一，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利益原則源於龐德關於法律任務的理解。他認為，法律的任務在於以最小的浪費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保障和實現社會利益。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受到了耶林社會功利主義法學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社會利益理論，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利益發生沖突時，需要對利益進行一種權衡，同時還要考慮一種成本，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應有之意，這里被稱為是效益原則。當然，現實中的沖突往往很復雜，而且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原則就可以解決的，在必要的時候將利益與效益統一結合，從而實現一種最佳的利益。至於選擇的方法問題，龐德的理論是立足社會利益，通過經驗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權威性觀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礙和最少浪費的情況下給予整個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關於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就我國目前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來看，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主體認同方式和外在統一方式、民主方式與專制方式、不違法方式與違法方式。在法治實踐中，這些價值沖突的解決方式確實存在，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方式還不夠具體。法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更廣泛更理性的途徑。
（一）謹慎立法。這不但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預防價值沖突的前提。謹慎立法的關鍵在於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確的、統一的法價值觀。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須要明白法的價值是什麼，法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著立法者的價值觀，也指導著我國的法治實踐。謹慎立法還要求立法者在正確、統一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適合於一國實際的可以被普遍實施的法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一國國情而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法的價值寓於「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據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變「送法下鄉」為「下鄉尋法」，然後制定出適合於本民族、本國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確的價值觀基礎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預防並解決法的價值沖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實施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解決法價值沖突的必要途徑。
在我國，關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到現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的司法審判中並沒有真正的發揮。長期以來，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辦事，被動地適用法律，使法律適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那是立法機關的事，法官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生靈。事實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於此，作為最重要的法律職業者之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法治實踐中，法官發揮著舉足輕重地作用。埃利希作為自由法學的創始人，主張「自由判決」，發揮法官個人對法的創製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發現和自由法學》一書中說：「法律是社會有機的基礎，法官只適用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適用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擺脫下面這些困難，即：第一次制定出來的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完整的，一旦當它被制定出來時，它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舊的東西了。這種規則，既難治理現在，更不用說治理將來了……負責適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時代的人，它就會根據本民族的時代的精神，就不會根據立法者的意圖，用以往世紀的精神來適用法律」。霍姆斯，美國一位重要的法社會學家，也是法官，他認為「法律的發展不是來自歷史，也不像分析法學家認為的完全來自自身邏輯的演繹，而主要是來自執法者自身的經驗。也就是說，發展法律的任務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兩位法社會學家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體生命需要法官來賦予，法律的血肉最終隱藏在法官的具體判決中，在沒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釋予以規范的情況下，要充分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價值沖突。
（三）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
類法律規范包括黨的政策、組織紀律、習慣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等。這些類法律規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動中的法律」。龐德說社會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時，我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我國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擊，以及社會生活復雜性和多樣性等原因， 在社會生活中，類法律規范在規范組織和個人行為、彌補制定法的不足、調解矛盾和沖突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們的法制，還可以在價值沖突時多一種選擇，從而使法制建設和法治實踐更順利地進行。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⑶ 法社會學對法的概念有何獨特理解

法社會學是專門以社會學的眼光分析法律的一門交叉學科。
對於法的概念，有很多不同的學派與理解，最普遍的解釋是：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以權利義務為內容，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以確認、保護和發展對統治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為目的的行為規范體系。
對於最普遍的解釋，社會學在這幾個方面有著與其不同的獨特解釋：
1.法的產生。普遍解釋認為，法是由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但就社會學的研究來看，一些社會習慣與社會道德也能發揮法的作用，也具有調解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特點，這在學術界稱為習慣法，它並不是由國家制定和實施的，但實際上發揮著法的作用。成文法雖然是國家制訂和實施的，但它的制訂和實施仍然不能脫離社會，否則人民不會遵守，人民不會遵守的法律，也不能稱之為法。因此，法社會學認為，法是產生於社會的。
2.法的主要屬性。普遍解釋認為法的階級屬性是法的主要屬性，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法社會學認為，法的主要屬性是社會屬性，因為法歸根結底是規范社會秩序，只反映階級屬性的法律脫離社會，不會被人民所接受。
3.法與道德的關系。分析實證主義認為法即國家意志的表現，和道德無關，只要是國家制訂和實施，就是法，即惡法亦法。但自然法學認為，只有為人民所接受的法才能稱為法，認為道德與法有關，即惡法非法。法社會學在這一問題上傾向於自然法學派並進一步進行了發展，對於國家、社會、公民三個階層，法社會學認為只有在社會階層，法與道德的聯系才最為緊密。

⑷ 知法守法心得體會三百字

前幾日，學校組織了一次法制教育活動，我受益匪淺。

犯罪，犯法它們是兄弟?不，不是。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詞語。

犯法，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做，它是我們每個人都做過的一件事。

而犯罪呢!它是一顆長滿刺的玫瑰，美麗誘人，但是會讓我們流血流淚。

不要自以為是地說：「我們是未成年人，犯罪沒有關系。」在此，我要嚴肅地告訴你：「不，你說錯了。18周歲以下的我們是不能犯這5種罪的：殺人、放火、搶劫、投毒、故意傷害造成他人重傷。」

不也不要滿不在乎地說：「我一定不會做這些事情。」因為，就拿我們認為離我們最遙遠的投毒來說吧。

曾經有多少人這么認為過：毒品有什麼了不起，我一定能抵制它，那寫吸毒的人一定是非常不堅強的人。但是，又有多少這么認為過的人能逃出毒品的魔掌中呢?不要認為它離我們遙遠，因為它就在我們身邊呀。說不定，在無意中，毒品已經走進你的生活。

與法律作朋友，與犯罪作戰斗。我們要知法、懂法、用法，學會利用法律保護自己!

⑸ 法律社會學的介紹

法律抄社會學是將法律置於其社會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學和法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有助於人們從社會整體觀念出發，認識法律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作用，從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製作用解決社會問題。 20世紀初在西方興起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法社會學。由於學科內支派繁多，對它尚無確切的定義。

⑹ 關於法律的作文

一，用思考，良心和勇氣去追求正義

前段時間，最能反映我們現行司法體制的弊端消息莫過於下面這一則：

一場審判中的所有人———辯方律師、公訴人、審判長、主審方法院院長都持無罪意見，但受審者周澄最終獲刑5年。在周澄刑滿出獄之後，完全出於偶然，他得到了一套與案件 審判有關的案卷副本。這套案卷副本顯示：當年決定他命運的那場審判竟是「上面要判幾年就是幾年」。(12月7日《中國青年報》)

這則消息一出來，評論如潮，人們紛紛對現行的司法體制進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無上司，但今天我們的法院卻是人、財、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討論了多年，並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問題是，即使在這樣的司法體制下，法官就有權作出違背法律的判決嗎？法官能用這樣一條理由來為自己開脫責任嗎？因此，對於這一問題，我們還必須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從社會學意義上講，人雖然是一個個社會組織的成員，但仍然沒有擺脫我們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應當具有良心和道德、正義感的人這一事實本身。同樣，作為一個政府公務員、司法者，首先是一個社會意義上的人，然後才是國家機器中的一份子。作為公務員、司法者，是否僅僅按照指令行事，還是通過獨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結論，並拒絕執行公然違背法律意志的命令，這深刻地考驗著每個公務員與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與勇氣。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區檢察院起訴科科長滕儉秋對此案提起了公訴，今天周澄案的申訴狀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釋道：「不是說我不在位了，我就說周澄無罪，即便是當時，我也明白無誤地持無罪的觀點。但是上面定了調子，說只要證據搞好就行，我們也只好盡量往有罪上*。」同樣，在審判中，據知情人士講，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機關則認為無罪，但頂不住上面的壓力。知情人士講，這些討論已全部記錄在案。所以，因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儉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訴，而法院從院長到審判員也就以有罪進行判決，盡管他們都認為周無罪。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有鑒於公務員服從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務員法》第五十四條特別作出規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後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顯然，僅僅《公務員法》這一條規定並不能保證公務員、司法者在執行公務與司法活動中可以免除職務變動與失去職位之憂，司法體制的改革必須提上議事日程。

早在19世紀德國法學家耶林諄諄告誡我們「為權利而斗爭」!權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個人的正義行動會將涓涓細流匯成奔騰的大江，因此，每個人必須牢記，沒有經過思考的生活不值得過，司法者、公務員必須用思考、良心與勇氣來追求正義！

二，一個我很喜歡的小文章：

悼 兄

生命原來竟如此的脆弱，生命原來竟不允許反悔。

是的，人的一生中能有幾次重新開始的機會呢？哥沒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法律的嚴肅剝奪了你生存的機會。只是這一次機會的剝奪，你的歸宿就局限在了一隻狹小的盒子。我無論如何都難以想像出，在這么一個小小的盒子里，你是如何的蜷縮，怎樣的伸展。

在這個物質的世界裡，一個鮮活的生命在頃刻間灰飛煙滅，物質實現了轉換。雖只改變了存在的狀態，但這么一個轉變過程卻得到法律的襄助。平凡的人可以有權利選擇死，但沒有權利選擇死的時間，沒有權利選擇死的方式。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的法學家為廢除極刑而疲於奔命。的確，我們痛恨的是殘忍的犯罪事實，惡心的犯罪行為，可恥的犯罪動機。我們痛心的是犯罪者，你曾經善良過，曾經有過夢想，你知道死亡意味著什麼，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去承受自己能夠預知死亡結果而且要真切的感受那份痛苦。我寧願你是白痴，你不明白死亡的痛苦，就沒有了畏懼，在不經意中失去了生命。那樣對於關心他的人也可以把這一切歸於天命，而不用在此深深自責。但現實的法律卻是相反，白痴不用去死，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你，必須承受分離，選擇死亡。

32歲的你，人生的歷程就此提前結束。寫下這個文章不為紀念你，真的，你的的確確錯了。只為一種親情，一種近似溺愛的惋惜。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把你影響，我想你做和我一樣的循規蹈矩的凡人。但是，我沒有辦法影響你，我心虛地把這歸咎與我們道不同，我無法為你謀劃人生。我為自己的不開心感到些許釋然，感覺那樣我也為你做了什麼，哪怕除了難過，我幾乎從沒有為你付出過什麼。

哥，我想你是不會記怪我吧，象我這樣的人寧願在你去了之後每年的年飯擺上你的一副筷，卻不願在你錯誤之前和你相處一天，哪怕只是一天。我們將關心停留在心裡。在某個良心發現後的反省自責和深深懊悔中，我們執著地堅持中國人情感的含蓄習慣，在你的錯誤中保持緘默。或是抽身轉去，把自身置於安全地帶。是中國人的意識讓我沒有了選擇，除了選擇難過。

對於你，哥，你應該高興，你成了我們全家關注的焦點，這是你最大的願望和以往從未得到過的。我們都為你難過，我們都為你擔心。當我們拿出了決心，真誠地想為你做點什麼的時候，你去了哪裡？你為什麼沉默？

看著你居住的小盒子，我哭著告訴別人，關心家人吧！我家已經受到了懲罰！

三，武俠流行之法律分析（我擬的一個題目，這個文章很有意思，視角非常獨特）

分析武俠，「武」只是其中一面。社會既有沖突，又必須有合作。堅持正統的梁羽生甚至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俠」究竟為何物？嫉惡如仇、情深義重，乃至捐軀赴國難等等，都屬「俠」的范疇。但概括而言，則是「信」與「義」，即行為在形式上守信，於內容上守義。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指出：「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10]輕生死、重然諾，言必信，行必果是俠的一個基本特徵。守信是俠客於江湖的立身之本。無論在哪本武俠小說中，守信都是江湖中的基本規范，不講信義最為人不齒。這是因為社會是因人的行為活動而得以延續的，社會中人的行為是互動的，只有對他人的行為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預測性，人們才能夠理性地決定自己該如何作為，社會也才能延續下去。要使人的行為具有可預測性，一是由社會定一套行為規范，並監管其實施，二是由個人對自己的承諾進行擔保。前者如法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在於建立和保持一種可以大致確定的預期，以便利人們的相互交往行為。」[11]後者就是信譽。武俠世界選擇了信譽。經濟學家，如張維迎，認為「與法律相比，信譽機制是一種成本更低的機制」。他舉了個在家樓前小賣部買飲料的例子，如果付了錢拿了飲料要出門時，店主說你還沒付錢呢，這樣的問題法律無法解決，因為法官沒辦法判斷誰說的是真話，如果給小賣部裝上監視器，成本又太高。但實際上這種事情不大可能發生，因為如果鄰居們都知道這件事後，也都不敢去了，店就得關門。店主由於害怕失去未來的生意，才不敢耍賴，這就是信譽機制。[12] 信譽的機制運行實際依賴於未來的懲罰。

但以此來審視一下武俠世界，卻會發現把信譽看得比性命還重的俠士們的條件與此並不相符。俠客們並不是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的生意」才行俠仗義。作生意是為了得利，而行俠則是付出。俠客遵守諾言，此次捨身相助，是為了今後還能無數次捨身相助，這樣的邏輯即使不是荒謬，也是於情不符的，特別是在遵守諾言即意味著死亡的情況下（這在追求戲劇效果的武俠小說中比比皆是），即一次性博弈時，仍信守諾言，就更與「理」不通了。

在高度流動的市場經濟中，另一維護信譽機制的方式是建立企業，企業是將一次性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的機制，是信譽的載體，即所謂以「廟」的聲譽來約束和尚的行為。[13]對於武林人士來說，門派就是他們的「廟」，即企業，門派使俠客個體的行為轉換為了群體行為，這樣門派就有積極性去監督其門徒的行為，在小說中也確實有不少的敘述，如《天龍八部》里，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年輕時與葉二娘偷情，最終被揭露出來，在武林群雄面前，為了少林寺的清譽，玄慈自己下令按門規受杖責而死。但從總體來看，這種作用並不佔主要地位，而且其中更多體現地是個人的道德行為。在武俠世界裡，真正的俠客往往是無門無派的，特別在古龍的小說往往更是如此，對他們來說，幾乎看不到「企業」的作用。

經濟學家的理論與武俠世界的「現實」是矛盾的。當然人們最為常見的反應是武俠小說根本就是虛幻的，不是現實。但武俠小說的武功描寫雖被很多人視為荒唐，而其對人性的刻畫卻很少被人指責。人們在讀武俠時，對這種「現實」是接受的。其矛盾何在呢？

「經濟人」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而俠客的行動邏輯與經濟理論的分歧原因似乎也在此，因為俠客的行為是利他的。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分歧原因並不成立。因為俠客的行為同樣是利己：信守諾言，獲得一種守諾的心理滿足。守諾實際是江湖世界的一種意識形態，信守諾言，可以獲得社會的道德認同，並使內心的信念得到踐行。對於道德君子來說，道德行為是一種能給自身帶來效用滿足的自利行為。

但問題並沒有解決，道德如果是個人的行為，那可以理解，但它成為社會的規范時，成為一種內化於人心的意識形態時，它必須滿足一定的社會條件，經濟學家們分析的正是這些社會條件，如害怕未來的懲罰和「廟」的約束作用。那武俠世界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還沒有一本武俠小說講述武俠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都是直接端給了我們一個武俠世界。武俠本非現實，江湖是人造的江湖，江湖世界的意識形態實際是作者和讀者共同為它預置的。武俠看似是江湖世界的人物，其實他們所遵從的的意識形態是作者和讀者以自己的觀念強加的，實際他們活在人們的觀念世界中。武俠守信是作者和讀者的要求，而不是其自身的現實行動邏輯。[14]如果守信僅僅是為了滿足內心信念，而這種信念又是沒來由的，不守信僅僅是遭到人們的白眼，並無其他懲罰，那麼按現實邏輯，這種「守信」就是不可信的。武俠世界裡俠客們作為道德君子的守信行為在經濟學家看來，只是人們的良好願望而已，不可能實現。如果經濟學家的理論沒錯的話，但人們又並不覺得武俠的「現實」有什麼不對，那麼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武俠世界與人們觀念中的應然社會相符，所以人們相信；而與經濟學家眼中的實然社會不同，所以它與理論矛盾。從本文下面的第四部分可以看到，這種觀念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分歧將是分析的一個重要楔子。

無論能否實現，守信是俠的行為在形式上的要求，而重義則是實質上的要求。在武俠世界裡，「義」的內容極其廣泛，幾乎集中了人類所有的美德：嫉惡如仇、鋤強扶弱，如《飛狐外傳》中的胡斐；情深意重、視友情高於一切，如《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李尋歡；挺身而出、抗擊外侮、救民族於危亡，如「俠之大者」郭靖；以蒼生為己念，為免生靈遭兵戈塗炭而不惜殞命，如號稱「天下第一英雄」的蕭峰，……。武俠世界是一個俠「義」的世界，是一個正義永遠壓倒邪惡的世界，是一個讓人感動也讓人神往的世界。想想被稱為經典一段的《雪山飛狐》里胡一刀與苗人鳳比武那一場，生死決斗中，英雄間的肝膽相照、義薄雲天簡直讓君子國的人也會汗顏。

作為武俠世界的兩個支柱，如果說「武」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那麼「俠」就是人的社會屬性。「武」是武俠世界的權力資源，是社會中的支配手段，而「俠」則是武俠世界的道德資源，是社會的聯系紐帶，「俠義精神是一種以正義感為基礎的社會粘結劑。」[15] 前者解決沖突，後者實現整合。當然，這是個看上去有點簡單化的分析。因為俠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支配人的資源，比如相識、不相識的英雄好漢們看見宋江便會喊聲「哥哥」，納頭便拜，就因為宋江人稱「呼保義」、「及時雨」。但這種「支配」與「武」的支配畢竟還有所不同，它是對象的主動拜服，而非強制性的支配。如果說「武」讓甲能支配乙，「俠」則讓乙拜服甲，正是兩者的互動共同使武俠世界的童話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俠肝義膽，長劍獨行，杏花春雨江南，白馬秋風塞上，這是一個何等簡單而浪漫的世界！以至於說起「人在江湖」，讓人更多地感到的不是無奈，而是神往。

四、「他者」：法律為何缺失

行文至此，可能沒有人覺得這是一篇關於法律的文章，從前面的分析中並沒有看出什麼法理學意義來。然而，只要讓我們稍稍把眼睛從武俠世界移開，對比一下同樣反映西方人英雄崇拜情結的美國西部片，問題頓時就凸現出來。蠻荒的西部，是美國人的武俠世界。荒漠、小鎮、牛仔、快槍手，誰的槍拔得快，誰的槍法更准，誰就是強者。沖突往往展開在強盜與小鎮執法官之間——小鎮的居民受強盜騷擾，於是大家湊錢請來快槍俠擔任執法官維護小鎮安寧，或者出賞金請槍手破案，經過精彩而激烈的槍戰，最後強盜被殲滅，這是大多數美國西部片的情節。大家注意，雖然最後也是靠武力解決問題，但槍手是為社區的居民執法，其行為的性質是行使公共權力，而不僅僅是個人的俠義之舉——雖然有個人俠義的成分。

在中國人的江湖世界裡，則看不到法律。這是一個沒有法律，甚至沒有國家（很多武俠小說無國家背景，只是一個純粹的江湖）的社會。按照西方人的觀念，法律是一種公共契約，小鎮執法官可以看作是美國國家形成過程中司法機構的雛形。按現實生活的邏輯，有人群的地方，就應該會有公共權力和規則的存在，但在武俠世界裡，卻看不到公共權力和法律——法律是由公共權力來制定和執行的公共行為規則，雖然江湖世界裡也有行為規則，如「義」，但它只是由個人來自覺遵守，違反者也只是受到俠義之士的個別懲處，而不是由公共權力按程序來規范化地普遍執行，因而不是法律——即是在個別情況下有，也幾乎無一例外地是被極力批判的對象，如《笑傲江湖》里五嶽劍派盟主左冷禪對未守「規矩」的劉正風的「執法」就被描述得極其丑惡而血腥。而江湖上最常見的殺人，就幾乎未看到按法律程序受到懲處或者按法定程序進行。江湖中公共權力的代表，武林盟主，雖然被無數人爭奪，但大多數情況是到故事說完也沒誰能如願以償當上。所謂武林盟主，總是為智者高人所不屑，只有那些武功雖高（因而有資格去爭），但未臻化境（所以才想去爭）的野心家們去你爭我奪，引來江湖血雨腥風，最後不得不由雖無意盟主之位卻被捲入漩渦的主人公，或單槍匹馬或偕久已退隱江湖的「民間」高手收拾殘局，而那個好不容易拼殺出來的「盟主」，作為邪惡的化身，椅子還沒坐熱，就被剪除。末了，在感嘆一番世人痴愚之後，主人公拭凈血跡，緩緩收劍入鞘，長嘆一聲，歸隱田園。沒有了盟主，沒有了權威，於是一切復歸平靜。爭奪盟主，成為江湖永久的笑柄。

武俠世界是一個反權威的世界。

沒有公共權力，沒有法律，也沒有本文前述信譽機制的作用，卻人人稱信守義，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虛幻的世界，可它卻為大家所接受，甚至沉迷其中。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指出的「觀念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分歧」。

在分析這個矛盾之前，先說一個有趣的心理測驗。被測者須在幾個選擇項中選擇自己願意變成的動物，有人選擇變成鳥，測試答案說這反映了想擺脫繁瑣俗事紛擾的心理。同樣，對缺失公共權力和法律的虛幻的武俠世界的迷戀，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潛意識里對公共權力與法律的渴望「擺脫」。武俠世界是中國人觀念世界的反映，而非對客觀現實的忠實描摹。觀念世界是自我意識的反映，在中國人的觀念世界裡，缺失了公共權力和法律，說明它們並沒有成為中國人自我意識的一部分。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它們是外在的，強制的，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樣，是內在的，自發的。

從法律的起源看，中國的法律起源於氏族部落間的征戰，即所謂「刑起於兵」。氏族內部以血緣為紐帶時，還可以習慣來調整，但對被征服的部落，血緣親情是不存在的，只有靠嚴酷的法來維系。「在我國原始社會，法律調整的直接對象是部落和氏族間的關系，個人則主要由氏族原有的習慣所約束。」[16]隨著征服疆域的擴大，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維系統治，血緣紐帶逐步加強，原來的氏族成員成為統治國家的一小部分貴族，而越來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了受法統治的子民。上層政治社會與下層世俗社會因異質和利益沖突而對立。對基層社會來說，法律是強加的，外在的。以前對中國「法」字的解釋，多認為「水」旁是公平的象徵，而這顯然與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法觀念有所不符，蘇力教授則認為「水」旁指稱的是法像水一樣自上而下地頒布，[17]這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佐證。而看西方法律，古希臘羅馬的法律起源於貴族與平民斗爭的民主政治，是貴族與平民意志和利益的共同產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是市民社會的內在物，對市民而言，公共權力和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公共權力和法律則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種壓迫物。這種他者意識，決定了普通中國人內心中對公共權力和法律的厭棄，公共權力和法律從未內化為中國人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創造者不願再看見自己，——於是他創造了世界。」[18]中國人便有了這樣一個武俠世界。中國人的選擇是回歸自然，以武功一較高下，只有武功才是自我的，而其他則是外在的，是社會性的。

福柯為我們提供了兩種權力分析的圖式，一種是「契約——壓迫圖式」，是法律的圖式，另一種是「戰爭——鎮壓圖式」，或稱「統治——鎮壓圖式」，前者是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對立，而後者是斗爭和屈服的對立。[19]顯而易見，法律的圖式可適用於西方，而「統治——鎮壓圖式」與中國則是吻合的。由於公共權力和法律是外在物，非契約產生，具鎮壓性，因而中國人對這種外在束縛物有著一種天然的離心傾向，遁世便成了中國人一個永恆的主題，甚至在本已是虛幻的武俠世界裡也是如此。小說終篇，袁承志、令狐沖、楊過、張無忌們年紀輕輕就紛紛退隱江湖，去享受田園生活，這似乎也是作者和讀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結局，而沒有退出江湖的郭靖、黃蓉，只好戰死襄陽。美國西部片的結局雖也是槍手騎馬遠去，但他卻是去往另一個小鎮，繼續下一個賞金、美女與槍戰之旅。

這里就有個中、西方文化中的悖論，也就是在本文第二部分開始時提出的集體主義與英雄情結的矛盾問題。我們總是認為西方文化是張揚的、個人主義的、彼岸的，而中國文化是內斂的、集體主義的、此岸的。從很多表象上看，確實如此，但從另一些表象看，比如從俠文化看，西方卻又是制度化的、約束的、現實的，而中國文化是任性的、放縱的、出世的。其實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個性的自由解放，都有著俠文化，都有著英雄情結，但西方人找到了平衡自我與他人、個體與社會的聯結物與減震器——法律，而在中國，法律不能擔當起這樣的角色，個人與社會間是沖突的、對立的，所以中國人總是在治世與亂世、入世與出世間徘徊。

中國人雖然把英文中的「law」翻譯成了中國自古就有的「法律」，但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兩者雖然不能說在本質上不同，但至少在某些「質」上，是不同的。語詞在人為上的對應，掩蓋了這種不同。「正是在詞中，我們所想像的東西變成了我們所認識的東西，反過來，我們所認識的東西變成了我們每天表象給自身的東西。」[20]

我們在自己創造的語言里迷了路。

但幸好人類在理性之外還有感性，在學術中迷失的方向，也許在文學中可以找回。文學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直接描摹。武俠文學以成人的童話給我們展示了中國人真實的心靈世界。

這種形而下的感性層面與形而上的哲學層面是相通的。中國的傳統思想主要受著儒、釋、道思想的浸染。「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強調個體，又強調普遍性和超越性，個體的人同時又是超越的人。」[21]中國人通過思想達到個人具體性與社會普遍性的溝通，而非通過行為的制度化。從對「類崇拜」和「個體英雄意識」的滿足看，武俠就是這樣一個達到個體性與超越性統一的範例。「至於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則強調社會群體性，其主體性主要表現為社會倫理型思維，就個人而言，則是道德實踐型思維，其意向之所在，主要是道德實踐。主體內在的道德意志，就是世界的根本意義，因而也是人生的根本意義。」[22]重俠守義，快意恩仇，重道德而非尚法律，個體的道德自律成為社會群體性的基石，武俠世界才是中國人的理想社會。

五、意識，抑或無意識：武俠文化的精神分析

武俠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國人對法律的厭棄心理，但按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一個普遍的看法卻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對法的需求會促使人們法觀念的形成。而且事實也似乎映證了這一點，表現之一是官司越來越多。這讓法治論者頗為鼓舞，因為據說這象徵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雲雲。

目前訴訟案大幅上升，是否就是因為對公共權力和法律的信任？這是很可懷疑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流動性的增強所造成的糾紛本身數量的增加可能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實際上，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度，隨著司法腐敗的滋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官司打輸了，人們認為這是因為在法院「沒人」，打贏了，則是由於關系「硬」。一個並非是嚴格實證性的判斷是，真正相信司法機關會嚴格依法判案、「只服從法律」的老百姓並不多。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秩序一定大亂。按照一般的、實際也就是西方的話語解釋，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在一個以法律維系的現代社會里，對法律信仰的喪失，昭示著社會秩序的崩潰，然而這在中國起碼現在並未出現。中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是對法律「公正」的不信任，而並非對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當人們紛紛尋求法律討個「說法」時，只不過是要藉助法律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們訴求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們打官司，各種手段往往無所不用其極，造成被動受腐敗之害與主動推動腐敗的惡性循環。法律的被實施，同時也就是法律的被破壞。法治論者所無法認同的事實是，法律的推行，實際是在不斷強化它在民眾中的異己性。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民眾中的這種異己性並非無源之水，也絕不僅僅是當代的所謂「司法腐敗」所能承當全部責任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腐敗是「果」而非「因」，是因為異己而腐敗，而不是因為腐敗而異己。這種異己性可以追溯到法律形成之初，它經過歷史的不斷強化，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民族心理，並在文學作品的創作與閱讀中顯露無遺。

看看被讀者們譽為天下第一英雄蕭峰（即喬峰）的舉止：喬峰其時身在京西路汝州，這日來到梁縣，身邊銀兩已盡，當晚潛入縣衙，在公庫盜了幾百兩銀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雞鴨魚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給他付錢。

——金庸:《天龍八部》第20回。

很少有讀者讀到此處時會覺得有什麼不對，反而是贊賞甚至羨慕。這樣一種與「官家」的疏離與對立情緒，已深入心理中的無意識層面，以至難以察覺。除了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被政治話語強迫地「弱化」了一段時間外，一直，並且至今，是中國普通民眾的一種主流心理。公家的東西，當官的，上頭規定，等等這些語匯的心理內涵是任何一個中國人不難體會的。

這種心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香港這樣可稱得上厲行法治的社會里，武俠文學卻仍是大行其道，甚至香港電影里，黑社會的血腥火並、肆無忌憚的街頭槍戰與砍殺，讓人懷疑是否該實行軍管才行，而這與香港社會實際上的法度謹嚴形成強烈反差。這是否是在法治約束下，中國人心理中不合法潛意識的一種合法形式的紓放？[23]如果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這種社會存在就絕不僅僅是當下的社會現實，——香港當下的社會現實是法治的，但其文化產品所折射的民眾潛意識卻很不「法治」——過去的社會意識的累積，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存在。為什麼武俠文學僅流行於華人圈，並非主要因為語言障礙，而是文化心理的壁壘使然；為什麼武俠文學能流行於華人圈，哪怕他們散居各地，生活環境各異，包括居於法治之邦的法治之民，這是因為他們的心理中總有一部分是共通的。

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緣何發生錯位？榮格的心理學思想提供了答案。榮格對心理學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的概念。「集體無意識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因為它的存在不像後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24]它是種族的共同的心靈的遺留物，具有超個體的「集體」的性質，不是個體在後天經驗中獲得的，而是本能遺傳的。榮格同時引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以通過生活遺傳來生成的深層心理模式，這種心理模式並非來自「個人記憶中的殘跡」，而是來自「遺傳的大腦結構本身」。原型與個人記憶無關，而是一種由生理遺傳得來的大腦記憶。「從科學的、因果的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設想為一種記憶埋藏（bury），一種印記或者記憶痕跡，它源自同類體驗的無數過程的凝聚（condense）。在這方面它是某些不斷發生的心理體驗的沉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