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同法比較

① 請問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我國合同法有哪些異同

1、從效力上來說：
該公約作為國際法的淵源，並不是對所有國家強制實施的，而是要加入才有效，且加入也可以選擇部分條文有效，部分不遵守。自1988年1月1日起，公約對包括我國在內的11個成員國生效。截至2005年 6月，加入該公約的國家已有65個。
而合同法是我國國內法的一部分，在我國全國范圍內具有強制性，所有合同行為均受其調整。
2、從主體來說：
該公約適用於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但必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之一：或者雙方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都是締約國；或者雖然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不是締約國，但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導致應適用某一締約國法律。2.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是「貨物買賣」。
合同法的主體是國內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
3、從調整范圍來說：
該公約排除了以下幾種買賣：（1）以直接私人消費為目的的買賣；（2）拍賣；（3）依執法令狀或法律授權的買賣；（4）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和貨幣的買賣；（5）船舶、氣墊船和飛行器的買賣；（6）電力的買賣；（7）賣方絕大部分義務是提供勞務和服務的買賣。
而合同法對國內的的各種買賣基本都進行了規定，並規定了十五種中有名合同，包括「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等。
4、
該公約沒有涉及：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條款的效力或慣例的效力；合同對所有權的影響；貨物對人身造成傷亡或損害的產品責任問題。
而合同法對這些都有規定。
5、合同法與該公約也有很多共同點，如：合同經過要約、承諾兩個階段，及違約的救濟方法等。

② 中國合同法的發展歷史

合同也稱為契約，是一種合意或者協議，我國《民法通則》給出了合同的定義，即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合同通常包括民法上的合同、行政法上的合同、勞動法上的合同。在合同主體之間的關系方面，民法上的合同主體是平等的，而行政法和勞動法上的主體則是不平等的。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不適用《合同法》，而適用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
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交易（即合同）關系的法律規范。

作為法律規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在英美法系、還是在大陸法系，或者是在我國，合同法與其他法規范一樣，在不同歷史階段和條件下經歷了產生、發展和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
從世界法制發展史上看，合同法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根據合同法的特點、作用及其在法制體系中的地位，我們可以將合同法的發展劃分為古代合同法、近代合同法和現代合同法。
在這里，古代合同法主要是指奴隸制和封建制合同法。
合同作為財產流轉的法律形式，其產生必須基於財產流轉的事實，沒有財產流轉就沒有合同及其立法。人類社會最早的合同法是由習慣發展而來的，稱為習慣法。它與氏族習慣中的規則的根本區別，首先在於訴權的發生。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時，對方當事人便獲得訴權。《漢漠拉比法典》直接規定合同或與買賣有關的規范有 120 余條。其特點是：第一，奉行嚴格的形式主義；第二，合同種類較多，適用范圍較廣；第三，對違約行為進行嚴格的懲罰。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中關於合同的規定比《漢漠拉比法典》還有進步：第一，其合同規范更接近於近代大陸法系在理性主義支配下的概念化立法方法，用抽象的、具有一般特徵的概念表述合同，從而使合同上升為民事法律行為，具有了明文規定的法律效力。第二，將合同視為當事人之間的法律，用合同作為確定當事人相互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的「法鎖」，以保證交易的安全與穩定。第三，規定了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條件，從而使合同可能脫離物的實際交付而單獨存在，這意味著諾成合同開始同實踐合同相分離，成為一種新的合同形式。
公元五世紀，隨著日耳曼各部族聯盟大舉入侵羅馬帝國，產生了各王國根據本部族的習慣編纂而成的法典。這時，合同擔保制度很發達。日耳曼法雖然晚於羅馬法，其中合同規范也遠不及羅馬法那樣巧妙精深，邏輯嚴密。但因它發達於前資本主義社會，表現了由日耳曼人生活習慣所決定的立法上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羅馬時代概念立法技術的同時，卻從實踐的角度對合同法作出了貢獻。第一，它在立法指導思想上注重強調個人權利對公共利益的服從，這就在限制當事人合意的同時，發展了訂立合同以維護社會公益為宗旨的思想。第二，它在立法技術上注重採用業已存在的日耳曼人的習慣，盡量使法律條文通俗實用，避免用概念替代習慣作法，這可以說是經驗主義的立法方法佔據主導地位，它對近代英美法系立法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三，它在制度上有創新，保證、違約金制度即為例證。
在英美法系，合同法產生的較晚。大約自十三世紀開始，英國普通法通過債務和合同兩種訴訟形式解決合同問題。但這些合同不適用非要式合同。在十五世紀，普通法法院開始推行一種使非要式合同得以執行的訴訟形式。在十六世紀，確立了相互允諾原則。這些為合同法的繼續發展和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總的說來，古代合同法是簡陋的，欠缺許多具體且重要的制度，合同主體僅限於少數人，不要說奴隸不得訂立合同，妻子兒女在羅馬法上也無人格，重形式而輕內容，只要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即使內容違反道德，合同是在欺詐或脅迫的情況下簽訂的，也仍然有效。所有這些均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終將被近代或現代合同法所取代。
近代合同法，是指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合同法，以 1804 年的法國民法典中的合同制度為典型代表，以合同自由原則為明顯標志。但近代法時期卻是從十五、十六世紀開始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結束的相對較長的歷史階段。
近代合同法在合同主體方面，認為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合同法律人格，唯一有所限制的是人自身的行為能力。在合同的內容方面，認為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自由意思的選擇或真實意思的表現。在合同形式方面，主張當事人自由選擇合同的形式，嚴格的形式主義被拋棄。在合同的適用范圍上非常廣泛，連夫妻財產制、收養關系都進入了合同領域。
現代合同法是指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合同法。在基本原則等許多方面，較近代合同法有所變化。第一，定式合同普遍化；第二，「強制締約」在公用事業中普遍存在；第三，「團體協約」應運而生；第四，表示主義取代意思主義；第五，合同解釋原則發生了重大變化，對當事人意志的探尋逐漸為維護社會公正的需要所代替。當代合同法具有統一化的趨勢。國際貿易在當代越來越發達，各種合同不限於只在一個國家內部適用。誠實信用原則一直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更高，發揮的作用更大。
與歷史上西方國家合同立法的發展相比，古代東方國家的立法就暗淡了許多。
在我國，因為長期處於封建社會，在法制上具有「重刑輕民」特點，雖然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了「質劑」、「傅別」等契約制度，但與商品經濟低水平發展的社會狀況相適應，合同法在我國的發展處於比較緩慢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合同法的發展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的過程，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行，為合同法的健康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合同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從 1950至1956 年，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的方針政策是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方針。 1950年9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了我國第一個合同規章 ---- 《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簽訂合同契約暫行辦法》，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 1957至1966 年，我國合同法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1958至1960 年，取消了合同制度， 1961 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八字方針以後開始，加強了對合同的行政管理。從 1966 年 5 月至1976 年 10 月，合同法再次被廢棄了。1976 年粉碎 「四人幫」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81 年 12 月由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是我國合同法的重大成果，標志著我國合同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85 年 3 月，六屆人大十次常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 1987 年 6 月六屆人大二十一次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至此我國合同法體系呈現出以民法通則為基本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廢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統一的原因：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經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三部有關合同的法律在實施中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國內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技術合同分別適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問題不統一，某些規定較為原則，有的規定不盡一致，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來，在市場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詐，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較為突出。在防範合同欺詐，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需作出補充的規定。第三，調整的范圍已不能完全適應，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融資租賃等新的合同種類，委託、行紀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觀也需要作也相應規定。
縱觀新中國合同法的歷史發展，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在我國承認並發展商品經濟的時期，合同立法就發達，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滯，甚至被取消。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迎來了合同法的春天，與此同時，合同法為市場經濟和微觀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③ 中美合同法的異同

一、我國合同法的規定
我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列規定：(一)內容具體確定：(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什麼是具體確定的並沒有明說，但合同法12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六）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13條也規定受要約人對以上幾項內容的變更就是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構成新要約。由此可見這八項內容應該是對意思表示構成要約很重要．但合同法第61、62條又規定對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履行期限、履行方式、旅行費用約定不明確的可以補充協議，不能達成協議的，法律也規定了相應的解決辦法，所以這幾項也不是必需的。合同法111條規定對於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按照標的性質和損失大小，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至於解決爭議的方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合同民事訴訟法和仲裁法的規定，有協議的按協議，沒有的或者按照事後的協議申請仲裁，或者直接到法院解決。
由以上分析可見，我國合同法對要約的內容要求只有標的和數量以及確定的當事人是必需的，比《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還簡單，該法中規定要約至少應包含標的、價格或確定價格的方法、數量或確定數量的方法三項內容，否則即會因缺乏明確性而對要約人或受要約人缺乏約束力。同時規定了要約人的有限制的撤銷權，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從態度上我國合同法都盡量增強要約的有效性，由此可見對促進合同交易的決心。
在我國，受要約人於承諾時亦有很大的權利。一方面可以在不改變要約的實質性內容的前提下，決定合同的內容；另一方面，我國採取的是承諾通知到達生效的基本原則，所以受要約人在承諾到達要約人之前或之時都有撤銷權。 二、美國合同法的規定
美國《統一商法典》和很多合同法著作，也對要約作了各種各樣的定義，但基本不會離開要約是一方當事人對某些明確條款所作的同意表示這一含義。至於什麼是明確條款，美國合同法認為必須達到可強制執行，否則不構成合同。如數量、期限等沒有確定，就不能構成強制執行。但美國更重視要約的法律效用，即要約產生受要約人的承諾權。什麼樣的行為產生承諾權柄因此成為要約?它應當是這樣一種行為，即足以使受要約人合理地相信自己已經被授予創設合同的權力、足以使他人認為它是為求得他的承諾而對他做出的、包含所要訂立的合同的所有條款。
美國要約一般不受任何約束，他們認為雖然要約給受要約人創造一個合同訂立完畢的條件，只要一個要約沒有因為超過要約入所確定的期限或者因為其他客觀確定的期限而被撤銷，它在此期間內也就一直具有被他人承諾的能力。但是，只要沒有發生承諾，那麼要約人就可以在任何時候撤銷其要約。即使在要約人宣告他願意在一個明確期間內受到其要約約束的情況下，法律也無法在該期限屆滿之前阻擋要約人單方面提出撤銷要約的要求。這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法律原則有其以下三種原因。1．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則對價理論：即除了包含在「簽封」文件中的允諾外，允諾不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約人已經作出回應或承諾一個對應的履行的情況下，才產生一個有約束力的義務。要約在被接愛以前，通常沒有相對人的任何對應履行，也未採用莊重的形式，因此要約人有撤銷要約的自由。2．是英美法承諾生效的時間採用「發信主義」，減少了受要約人承受要約人撤銷要約所產生的風險，3、是英美法屬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當大的衡平權，能根據現實的需要及公平正義的觀念對有關制度進行矯正，使制度具有相當大的伸縮性。
司法實踐中有加強要約約束力的傾向，因為法官會認為撤銷要約在法律上是允許的，但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從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會不顧對價理論而堅持要約不能撤銷。比如，美國在立法與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約不可撤銷的四種情形：（1）由對價支持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該對價可以是一個很小的數目）；（2）由對價中約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規定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4）單邊合同中要約的不可撤銷性。
美國合同法要求受要約人對要約內容要完全的同意，對要約內容的任何改動都能夠導致承諾權的喪失。承諾生效的時間也採用的是發信生效的基本原則，這就意味著一旦承諾通知發出，合同立即生效。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雖然兩大法系在不斷融合，但有些法律制度由於信奉的基本原則不同，所以還有不同之處，需要我們不斷的學習與研究，以期待中美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

④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⑤ 法學論文比較法範文

在法學領域中，比較法(Rechtsvergleichung)是不同國家或地區法律秩序的比較研究。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法學論文比較法的 範文 ，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什麼是比較法

一、 比較法的研究對象

一般意義上說，比較法的研究對象是對不同國家的 法律 進行比較研究。如對中美、中德的法律進行比較研究。從特定意義上說，比較法的研究對象也包括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的法律的比較研究，如對美國不同的州之間的法律進行的比較研究、 中國 大陸與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法律制度進行的比較研究，又如對我國加入WTO後法律與國際接軌、相適應 問題 的研究等。

比較法的研究可以是雙邊的，即在兩個國家或特定的地區之間進行比較研究;也可以是多邊的，即對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的法律進行比較研究。

比較法的名稱容易引起誤解。一般的法律如民法、刑法等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調整規則，而比較法談不上特定的調整對象、調整規則。它是法學的一個學科，而不是一門具體的法，但法學界對「比較法」一詞沿用已久，一般不會引起歧異。 目前 這么學科的名稱還有如「比較法學」、「比較法研究」、「法律的比較研究」等。

對一國法律之間的比較，不屬於比較法學的 內容 。如對一國的民法和刑法間的比較研究、一國的民法和行政法之間的比較研究，均不屬於比較法學的范圍。

比較法學課一般分一下幾個層次：一是基礎訓練，如現在講的比較法總論;二是部門法的研究;三是專題訓練、

下面我想舉一個案例來說明比較法這門學科的重要性。

甲是R國人並居住在R國，生前是美國紐約州一公司在R國的代理人。在其生前所立的遺囑中聲明，在5他死後，全部財產由其女兒繼承。其女也是R國公民，已成年，居住在R國。根據R國的法律，這一遺囑是有法律效力的。R國的法律屬於西方國家的民法法系。甲死後，其女在紐約州法院向該公司起訴，要求後者支付其所欠甲的薪金和傭金。被告的律師提出，根據紐約州的法律，遺囑的效力必須警告遺囑檢驗法院的證明，而且，遺產應首先由遺囑執行人管理並作為遺產的代理人，由遺產執行人提起訴訟。而本案中，遺囑未經遺囑檢驗法院的證明，甲的女兒也不是遺囑執行人，因而，甲的女兒無權起訴，請求法院撤銷其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甲的女兒按紐約州的條件重新提起訴訟，容易導致時間、金錢的浪費，還可能發生過期的問題。這時原告的律師以R國的法律進行抗辯，他提出，本案應適用R國法律。而按R國法律，遺囑的效力無需經遺囑檢驗法院的證明;甲死後，其財產所有權即行轉移給其繼承人而無需遺產執行人。因而，甲的女兒有權根據所有權起訴。最終，甲的女兒勝訴。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紐約州法院來說，遺囑要由遺囑檢驗法院證明，遺產的處分需要遺囑執行人，這是本國法。原告方提出適用R國的法律，這是外國法。本國法與外國法發生沖突怎麼辦?這里又涉及到國際私法或者說沖突法。根據紐約州的沖突法，涉外遺產案件適用法院地法(即紐約州法)或死者住所地法(即R國法);動產繼承案件，應適用死者住所地法。同時，如果我們假定甲的女兒委託其在紐約州的代理人起訴的話，就要涉及到國際公法的問題。我們看到，該案件涉及本國法、外國法、國際私法和國際公法，我們不可能熟悉所有外國的法律，但通過比較法的 學習 ，大致了解兩個法系間的沖突法，我們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就能游刃有餘。這時比較法學的價值也就體現出來了。

二、 幾十年來比較法學的 發展

比較法學十九世紀在歐洲大陸興起。二戰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研究的內容也從大陸法系擴展到英美法系，還包括了二戰後大批新獨立國家法律的研究。

九十年代以來比較法研究取得了更為巨大的發展，我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1、美國法律思想在西方取得了主導地位。十九世紀上半期是法國佔主導地位，十九世紀下半期是德國佔主導地位，二戰後，美國獲得了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為以下的美國法律思想、制度的盛行：(1)美國意義上的司法審查制度，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查聯邦法律和各州憲法、法律是否違背聯邦憲法。現在，法國有憲法委員會，德國和俄羅斯聯邦有憲法法院，而日本直接仿效美國由普通法院行使司法審查權。(2)聯邦管理商務的法律。(3)有關隱私權、反性騷擾的法律。(4)對抗制的庭審模式。(5)法律 教育 中的判例教學法。

2、歐盟法律的興起、歐盟法律的特點是：(1)它不是獨立的法律，其效力比成員國法律要高;(2)它不僅適用於成員國國家，還直接適用於成員國的公民。所以，有人稱歐盟的法律不是聯邦法，也不是國際法，而是超國家的法律。北大設有歐洲法研究中心。

3、兩個法系融合的加強。現在，大陸法系也更多地使用判例。這與歐盟的發展有關。歐盟原來是以法國、德國為中心的，七十年代後英國的加入，加強了兩個法系的融合。

4、前蘇聯法律的解體，俄羅斯聯邦的興起。

5、東德的法律由聯邦德國的法律所替代。前蘇聯和東德解體的形式是不一樣的。蘇聯解體以前的法律與俄羅斯聯邦現在的憲法不抵觸的，由俄羅斯聯邦繼承沿用。東德的法律則是完全由西德法律所代替。

6、伊斯蘭法的改革。這有兩個方向，一個是逐步向傳統西 方法 律靠攏的方向，一個是更為宗教化的方向。

7、當代中國法律的巨大變化。

8、一國兩制的實現。我認為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事件。

三、比較法 研究 的 方法 論

這是根據西方比較法譯著加上我個人看法的一些 總結 。

(一)、宏觀的比較和微觀的比較

這里有不同的理解。法國比較法學家達維認為，宏觀比較是研究具有很大差別的 法律 制度;微觀比較是同一個法系的法律比較研究。萊茵斯坦認為，宏觀比較是對整個法律制度的比較;微觀比較是具體法律制度和規則的比較。瑞典的波格旦認為，宏觀比較是形式的比較，如法律結構和淵源的比較;而微觀比較是實體的比較，集中在法律規則、 內容 的比較。我個人傾向於第二種理解。對不同的 社會 制度，即不同法系或同一法系不同國家的比較，是宏觀比較;具體法律規則的比較是微觀比較。

我們看法學 教育 中經常提到的案例，西瓜皮案件。老太太在商場購物時滑倒，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不同處理辦法。在法國，人們徑直查法國民法典1382至1384條;在德國，人們認為還沒有成立契約，屬於締約過失 問題 ;而在英國，人們則認為這屬於佔有問題，或者說實際控制的問題。

(二)、功能比較和概念比較

功能比較強調各種不同的法律解決同樣的對象即具有同樣的功能，就是可以比較的。功能比較時比較法的基礎和出發點。概念比較強調法律概念、法律的形式、結構、淵源的比較。我個人認為功能比較時重大的突破，是比較高層次的研究，但並不排斥概念、規則、形式的比較。

(三)、 文化 比較

這是美國法學家埃爾曼等提出來的。文化比較強調法律本身是一種文化，應比較不同民族的文化。我個人認為，文化和法律文化究竟指什麼，模糊不清。文化對法律有積極 影響 也有消極影響， 傳統文化 與法律緊密聯系，但法律的決定因素畢竟不是文化。

(四)、靜態比較和動態比較

靜態比較是指法律法規條文的比較;動態比較除法律條文外，還包括法律的產生、 發展 、作用、形式以及制定和實行的比較。我個人認為這兩種比較應該結合起來。

(五)、法律比較的步驟

1、找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法律共同遇到的問題(共同的起點);2、比較各國的解決辦法;3、研究各國所採取的辦法的理由;4、研究這些異同及其產生原因的可能趨勢;5、進行評價;6、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

四、比較法的作用

一是在立法方面。比較法從歐洲興起，特別是從比較立法興起，在立法方面作用巨大。我曾 作文 《當代 中國 借鑒外國法律的實例》對此進行論述。

二是在法律執行和司法行政方面。例如，《民法通則》中有一條關於涉外合同發生糾紛適用什麼法律的條文。一般當事人可以自行選擇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選擇的由與案件發生地具有最密切聯系地法院管轄。這里就產生了「最密切聯系」的解釋問題。通過比較法研究我們會找到比較適當的答案。

三是當代世界呈現出 經濟 全球化和 政治 多元化的趨勢，法學界如何適應這一趨勢的問題。個別西方法學家(主要是美國的法學家)提出「法律全球化」的 口號 。我個人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經濟全球化是客觀事實，是必然，在經濟貿易方面的法律我們應該積極與國際接軌。但法律不同於經濟，法律是不會全球化的。其實，一些美國法學家也承認，他們提出的「全球化」是傾向於「美國化」的。

四是在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方面。這就不用多說了。

五、不同法系和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

不同法系是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不同社會制度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它們的概念是有區分的，是不可混同的。蘇聯解體前，有的法學家稱有三個法系，即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這就混淆了概念了。有一種理解是認為有一「遠東法系」，還有人認為有一「中華法系」。蘇聯法學家也曾提出對內比較和對外比較的概念。對內比較是指同一法系的國家間法律的比較，對外比較比較是指社會主義法律與資本主義法律的比較。蘇聯解體後，比較法學界對此並沒有定論。我個人是按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劃分的，「社會主義法系」我作為 歷史 資料來講解，其他的我作為專題講。

法學理論中法的作用

[摘要]法是人類 社會自我 管理的最偉大創造。在漫長的人類文明 發展過程中,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 語言、概念、邏輯和體系。立法是一項嚴肅的 政治活動,也是一門政治 藝術。尊重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應該是我國公民的基本道德。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結合建構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 實踐,探索法律科學,掌握法的原理,將有助於提高立法質量,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作出貢獻。

[關鍵詞] 法學理論 法律 政策 管理

現在世界上關於法的定義五花八門,有幾十種之多。對法律是什麼的回答既體現不同的價值觀,也體現不同的認識論。馬克思主義法學把法定義為:法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體現國家意志的、以權利和義務為主要內容的、由國家以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行為規范。法律的生命在於實行。尊重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應該是我國公民的基本道德。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法學理論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法學理論不同之處在於:一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作為上層 建築的法律是一定發展水平的 經濟基礎的產物,法的發展必須同整個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發展相適應,法律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經濟條件所提供的范疇和結構。二是堅持統治階級意志與人民意志相統一的觀點。法律是一個社會中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集中表現。超然的、抽象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是統治階級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立法者由人民選舉產生並對人民負責,最大限度地表達人民的意志是我國立法的宗旨。三是堅持發展的觀點。法一定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基於新的社會現實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是法律生命力的源泉。

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法具有多種社會作用。我國古代思想家管仲把法的作用概括為「興功懼暴、定分止爭」。現代社會的法的作用顯然不止於此。在政治領域,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法確立掌握政權的階級的統治地位,為國家政權的存在、結構和活動提供法律依據。

「要立國,先立法」,國家的產生和存在必須具備合法性。在國際法上,合法性表現為獲得國際法上的主體資格,在國內法上,合法性表現為合憲性。在這里談一談憲政的問題。近年來,我們聽到很多關於憲政的討論。憲政的含義,有不同解釋,有人認為憲政就是「限政」,就是「分權制約」,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理論認為,憲政的核心是一部好憲法切實得到遵守。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必須成為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的行為准則。對執政黨來說,憲政就是依憲執政。

法也是凝聚國民精神的政治符號。很多國家的學校要求學生向憲法致敬,公民進入法庭要對法律宣誓,掌握國家政權的政黨和領袖表示對國家憲法和法律的忠誠最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

第二,法確認和維護國家政權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既包括物質財富的生產,也包括經濟制度。任何社會的立法者都把維護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作為重要任務。法對經濟基礎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1)保障作用。通過設定權利和責任,鼓勵、支持符合法定經濟制度的行為,懲治違反和破壞法定經濟制度的行為;

(2)規范作用。通過制定 公司法 、 合同法、稅法、企業法等規范經濟活動,將其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3)指導作用。通第三,確認和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系和與同盟者之間的關系。統治階級內部不同群體、不同階層和不同成員的意志和利益是有差異的。把這些差異統一到統治階級整體利益之下,規定他們的權利和責任,確定共同的行為准則,使個別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個別主張服從統一意志,以維護統治階級整體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統治階級與其同盟者的關系也需要以法律形式加以確定。

第四,通過立、改、廢為社會變革提供法制保障。

改革通常被稱為「變法」,其含義是對現有法律中阻礙改革和社會進步的規定及時修改或者廢除,並且把改革的成功 經驗 及時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在社會變革的條件下,法的制定、修改、補充經常是先通過政策指導的方式進行探索試驗,取得經驗,在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大體定型化之後再制定法律。在政黨政治中,把執政黨的政策通過立法程序轉化為法律是實現執政目標的重要手段。實踐表明,現代國家立法的絕大部分以執政黨的主張為背景或者是由執政黨自己動議的。

在我國,黨的治國主張是集中了黨和人民的智慧而形成的,通過立法程序,進一步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將其轉化為法律,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我國憲法的四次修正分別是在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之後,為適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以憲法修正案的方式把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決策憲法化的。

在這里談一下法和政策的區別。

(1)政策,顧名思義,是政治決策。政策可以是臨時的,也可以是針對具體問題和特定人群的。法則是普遍的規則。只有那些成熟的、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意義的政策才需要上升為法律。

(2)政策可以很具體,也可以比較原則,執行中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導向性強,規范性弱,而法則具有明確的規范性。

(3)現實生活中政策和法律經常配套使用,但二者的實施方式不同。在實施遇到障礙的情況下,法具有相應的制裁手段,而政策的執行則主要靠行政 措施 和紀律手段。

(4)政策可以是探索性的,可以在一定時間、針對特定問題有效,法則調整穩定的、明確的社會關系。從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看,某些重大的改革總是先通過政策來實施,有了必要的實踐經驗後再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為制度。

法的社會作用主要表現社會事務的管理。

任何社會的法律都必須承擔社會管理功能,主要表現為管理社會生產、維護人類基本生活條件,如 環境保護、管理自然資源、維護生產和交換秩序等規范。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國家時指出,它既「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法的社會作用的范圍取決於政權的性質。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國法的社會作用是非常廣泛的。

法是人類社會自我管理的最偉大創造。

在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概念、邏輯和體系。立法是一項嚴肅的政治活動,也是一門政治藝術。結合建構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實踐,探索法律科學,掌握法的原理,將有助於提高立法質量,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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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中美勞動法比較

法律分析：首先，在勞動法性質方面，西方勞動法屬於私法性質，尤其是英美法系；而中國勞動法的公權力介入較強，公私兼具，趨向公法性質，國家管制較強。其次，在調整對象方面，西方調整的勞動關系包含了僱傭關系；在我國，僱傭關系不受勞動法的調整，而受民法調整，不在勞動法調整的勞動關系之列。第三，在勞動合同方面，西方僱工與僱主不必須簽訂僱工合同，解除合同時若無勞動合同，可單方隨時隨地解除；而在我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形成勞動關系，簽訂勞動合同是必備程序，解除合同時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單方隨便解除。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三條 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 勞動者應當完成勞動任務，提高職業技能，執行勞動安全衛生規程，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

第十九條 勞動合同應當以書面形式訂立，並具備以下條款： （一）勞動合同期限； （二）工作內容； （三）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 （四）勞動報酬； （五）勞動紀律； （六）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 （七）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 勞動合同除前款規定的必備條款外，當事人可以協商約定其他內容。

⑦ 欺詐與詐欺的區別

不一樣，前者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的行為。後者是以讓受害者產生錯誤認識為目的的行為。

⑧ 中國合同法與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比較,差異是什麼

第一，公約的適用范圍（Sphere of application） 與中國合同法相比，公約的適用范圍要小。
第專二，口頭合同的有效屬性不同。
公約第11條規定：「買賣合同無須以書面形式訂立或以書面證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條件的限制。買賣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證在內的任何方法證明」。我國原先在批准該公約時對該條做出了保留，不承認口頭合同的效力，但中國合同法是承認口頭合同的效力的。
第三，在要約的實質性變更方面，中國合同法限定的范圍更加廣泛，除公約中規定的事項外，還包括了合同的標的和履行方式的變更均為實質性變更。
第四，中國合同法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原則，公約沒有這方面的規定。
第五，關於交貨時間，如果合同對交貨日期沒有約定，那麼賣方應在合同訂立後
的一段合理時間內交貨。這段合理時間一般是由法院根據貨物的性質和合
同的其他規定來決定。
第六，對於賣方多交貨的情形，公約規定買方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接受多交的貨，甚至也可以拒絕接受整批貨物。中國合同法規定買方只可以拒絕多交的部分。

⑨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如果比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 第 14 條 － 第 24 條)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 第 9 條 － 第 43 條)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於 CISG 規定作了相當充分的借鑒和吸收。比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 第 16 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 1 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不過，它對這一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不過，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 CISG，規定了要約的撤回及撤銷，惟對此作了若乾的限制( 中國合同法第19 條) 。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就會明白，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並不限於買賣合同，而是對於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了，體現在第 94 條第 2 － 4 項。但是，與 CISG 第 25 條相比，二者有一些差異。其一，CISG 第 25 條對於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 「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對於這一差異，有的學者指出: 「我國法律規定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准不如《公約》那麼嚴格，沒有使用可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准。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主觀標准，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註：參見王利明: 《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頁;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頁。中國學者對於公約第 25 條「可預見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約起草時便已有同類觀點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對此指出，這個概念更容易被錯誤地理解為主觀歸責因素。由於這里最決定性的問題是對合同以及約定的義務的解釋，所以最終涉及的就是對每一項義務違反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參見[德]彼得·施萊希特里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李慧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頁。）其二，對於所違反的合同義務，CISG 沒有進一步要求，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 用德國法術語) 主要義務(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 ，是給付義務(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參照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無所謂的; 附隨義務( 或許宜稱為附加義務) 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同條第 4 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5]462。
( 二) 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 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 77 條第 1 款和第 93 條第1 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 第29 條第2 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國合同法第 36 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協議，最終的效果，與 CISG 相去不遠。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條及第 27 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 通 知 不 以 送 達 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觀點，從 CISG 第 26 條及第27 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盡管他本人從法的應然性角度出發，贊同 Neumayer 的觀點，即形成權性質的意思表示不應當被視為在受領 人 完 全 沒 有 知 曉 的 情 況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國合同法第 96 條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 CISG 存在差異。
( 四) 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 97 條和第 98 條的規定與CISG 第 8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 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 第 66條)[5]263。
CISG 第 82 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 350 －354 條，於第 34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5]484。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 一) 關於先期違約
CISG 第 71 條和第 72 條是對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規定，同時，第 71 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內容[6]256。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 CISG 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 68條、第69 條、第94 條、第108 條。
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 條 2 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 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5]462。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 CISG第72 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採取折衷方案( 第 28 條) ，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 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62 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 107 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 109 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110 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 CISG 第46 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 CISG影響的痕跡。
中國合同法第 110 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 2)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 3) 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 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 第 46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7]22。
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8]314，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5]543。CISG 第 46 條第 2 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 3 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 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 110 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 第110 條第3 項) ，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 110 條第3 項與《合同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檢驗期間( 瑕疵發現期間) 的關系。我個人初步的意見是，二者所規定的屬於同一類性質的問題，可將前者理解為一般規定( 在總則部分) ，將後者理解為特別規定( 在分則部分) ，並依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解決( 三) 減少價款
CISG 第 50 條規定了減價 ( price rec-tion) ，就此規定，是理解為對於大陸法繼受自羅馬法的減價之訴(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為合同改訂的一種情形，抑或理解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種損害賠償，看法並不統一。大陸法圈的文獻傾向於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訂的觀點加以說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陸法圈的見解，又以之可以通過本來的損害賠償加以處理，對於減價規定的設置表示懷疑，這樣的文獻也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學者提示，從 CISG 對於條文的安排來看，減價( 第 50 條)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條) 與出賣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條) 之間，故將減價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國合同法在總則第 111 條規定了「減少價款或者報酬」，在立法體系安排上，將減價規定在合同法總則，而不是像德國民法第 441 條規定在「買賣」部分（註：對於德國新債務法的規定，Zimmermann 教授不無遺憾地指出，鑒於新債務法起草人的總體目標是盡可能地將對於隱蔽瑕疵的責任統合進規范違約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國民法典中保留著分裂著的減價規定，真是讓人吃驚。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國的學說對於減價的探討尚不多見，既有的探討將減價權理解成為一種形成權，同時認為與其將減價權建構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構在「合同變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損害賠償
如果賣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受方可以按照公約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項) 。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按照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 b項)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所基於的原理是，賣方擔保其對於合同義務的履行。該責任並非基於過錯、在賣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關於履行的特別合同擔保，而只是由於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責任。如果不履行是由於第 79 條所謂的無法預見的客觀障礙，則不產生損害賠償義務（註：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違約亦無須是由於買方的過錯，盡管人們須意識到存在著依第 79 條和第 80 條免責的可能（註：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違約方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不以過錯為要件，但有免責的可能，這種規定在中國被稱為「嚴格責任」，並被認為是合同法的發展趨勢，進而影響到了中國《合同法》的起草[10]45。對此，雖有中國學者從立法政策立場提出反對意見，（註：參見崔建遠: 《嚴格責任? 過錯責任?》，載《民商法論叢》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頁以下; 韓世遠: 《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頁以下。）《合同法》第107 條最終並未將「過錯」作為違約責任或者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這點上，應該承認中國合同法確實受到了 CISG 的影響。
CISG 第 74 條規定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可預見性規則( foreseeability) ，這一規定被中國合同法第 113 條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條規定的替代交易場合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第76 條規定的未從事替代交易場合依時價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在中國合同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在中國實務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當。CISG第 77 條規定的減輕損害規則，中國合同法第119 條的規定與之大致相當。
( 五) 免責
CISG 第 79 條規定的免責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礙」(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國合同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後者被定義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第 117 條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國合同法上的免責事由被限定得嚴格。CISG 第 79 條第 5 款規定，「本條規定不妨礙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規定的要求損害賠償以外的任何權利」。這包括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這點上是共同的。
四、買賣合同
( 一) 買賣的標的物
CISG 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正如其名稱所反映出來的，是貨物( goods) ，同時 CISG 又明確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經由拍賣的銷售、根據法律執行令狀或其他令狀的銷售、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或貨幣的銷售、船舶、船隻、氣墊船或飛機的銷售、電力的銷售( CISG 第 2 條) 。
中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是有體物，並不包括權利。這里的有體物，並不以動產為限，尚包括不動產。當然，土地不能成為買賣的標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 ，故這里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之類建築物。這里的買賣，既可以是商事買賣，也可以是民事的買賣，包括消費者為買受人的買賣。拍賣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買賣。
( 二) 賣方的義務
賣方的義務( CISG 第 30 條、中國合同法第135 條、第 136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地點( CISG 第31 條、中國合同法第 141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時間( CISG 第 33 條、中國合同法第138 條、第 139 條) 等，中國合同法學習了 CISG。
( 三) 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統合入違約責任
中國法是大陸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員，因而，起源於羅馬法的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便很容易被想當然地以為存在於中國法中。這一問題，在中國統一的合同法之前，學說上存在分歧。中國合同法第 153 條規定了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第 155 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第111 條是合同法總則「違約責任」章中的一個條文，它規定: 「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 61 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對於中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盡管有個別學者認為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相對獨立，它與一般的違約責任競合，買受人可以根據個案擇一而主張[11]，主流的學說則主張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已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中國法奉行的是違約責任「單軌制」，而不是違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並存的「雙軌制」[12]。中國合同法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學習了 CISG。違反 CISG 第 35 條第 1 款而質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給付他種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間的徒過( 錯過責問 Rügeversaeumung) 而「治癒( geheilt) 」[6]123。同樣，依中國合同法第 158條，買受人怠於將標的物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賣人一般違約責任的餘地。在中國合同法之後，同為大陸法系一員的德國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實現了這種統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條對於標的物在數量、質量、規格、包裝方面的符合性作了專門規定，對此，中國合同法並沒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規定。換言之，在中國合同法上，買賣標的物的合同符合性並非集中地規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對於質量的符合性，規定在第153 條、第154條( 指引向第 62 條第 1 項) 、第 155 條( 指引向第 111 條) 、第 168 條、第 169 條等。對於數量的符合性，雖然沒有像質量那樣明確規定了出賣人的相關義務，但從其他條文可以看出，合同法還是作了相關的要求的，體現在第 158 條、第162 條以及第 72 條等。對於所謂「規格」，合同法沒有專門的規定，而是體現在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條) 或者憑樣品買賣( 第169 條) 。合同法沒有像 CISG 那樣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條規定了憑樣品買賣出賣人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的質量仍然應當符合同種物的通常標准。這里的「通常標准」概念，在功能上與 CISG 所謂的「通常使用目的」相當。對於包裝，中國合同法第 156 條照搬了 CISG 第 35條第 2 款第 4 項。
CISG 第 38 條規定了買方檢驗貨物的時間。中國合同法第 157 條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買受人收到標的物時應當在約定的檢驗期間內檢驗。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在沒有約定場合的及時檢驗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國合同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情形詳細規定，而是作了簡化處理。這一做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合同法的起草人認為 CISG 的規定不合理，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便於使立法通過的考慮，在一些規定上刪繁就簡。
( 四) 風險負擔
中國合同法第 142 － 149 條是關於買賣標的物風險負擔的規定，這些規定顯而易見是受到了 CISG 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
中國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體現在: 規定了風險移轉的交付主義( 第 142 條，CISG 第 69條第 1 款) 。規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則，包括: 債權人遲延場合的風險移轉( 第 143 條) 、在途標的物買賣中的風險負擔( 第 144 條，中國法缺少但書) 、第一承運人規則( 第 145 條) 、特定地點規則( 第146 條) 。中國合同法規定了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第 147 條、CISG 第 67 條第 1 款後段) 。並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的，不影響因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買受人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第 149 條，CISG 第 70 條) 。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由於 CISG 中不存在標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合同不成立的規定，該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賣人不交付標的物只是構成違約[6]36，故CISG 中的風險負擔制度，被認為是與以雙務合同概念為媒介的履行牽連關系機制無關[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