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婚姻法

Ⅰ 利奧六世皇帝統治時期，「皇帝第四次婚姻」的是非爭論是怎麼引發的

利奧六世(886～912年在位)的前三次婚姻都十分不幸，皇後塞奧發諾、鄒伊和尤多酉版亞先後早亡，權所生一子三女中兒子也幼年夭折，王朝因此面臨沒有男性繼承人的政治危機。

在婚姻問題上，拜占廷人幾乎全盤繼承了古羅馬的婚姻法，但修改了羅馬法關於夫權和離婚的規定：允許離婚和再婚。此後，由於教會影響的擴大，教會只承認第一次婚姻的神聖性，譴責第二次婚姻，至於第三次婚姻，教會法加以嚴格的限制，更別提是第四次婚姻。

利奧擔心皇權旁落，因此與其情婦「黑眼圈」鄒伊於公元905年生下一子，取名為君士坦丁。但是，當利奧打算明媒正娶鄒伊為妻，進而使其子具有繼承皇位的合法權力時卻遭到教皇尼古拉斯的反對，他甚至禁止利奧進入教堂，因此被皇帝免職。在這一問題上，東正教教會內部再度陷入分裂，支持皇帝第四次婚姻的宗派在新任大教長尤塞米歐斯(907～912年在任)的領導下，積極參與利奧皇帝迫害反對派的行動，而尼古拉斯則支持大貴族杜卡家族對皇帝的斗爭。兩股勢立形成對峙局面，相持不下。最後直到利奧死後，君士坦丁的合法地位經過多年的努力才得到認可。

Ⅱ 民法典是什麼東西

民法典來是指在採用成文法的自國家中，用以規范平等主體之間司法關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條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規則來規范各式法律行為、身份行為。有的民法典會酌采習慣法作為補充規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規定以當事人間司法自治的方式彌補各種法規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皇權婚姻法擴展閱讀：

《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起草。課題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煙台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法學院、山東大學法學院、北京化工大學法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深圳大學法學院、中國建銀集團法律部等單位的26人組成。

梁慧星學部委員擔任課題組負責人。該草案採用德國潘德克吞編制體例，分為總則、物權、債權總則、合同、侵權行為、親屬、繼承七編，共計1947條。

Ⅲ 婚姻法的一些題

、規定封建社會結婚的程序及反映封建買賣婚姻和迷信色彩的是（D）
A、父母之命 B、媒妁之言
C、三從四德 D、六禮

2、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與婚姻家庭有關的成文法是從（ A ）時開始制定和頒布的。
A、周朝 B、春秋
C、戰國 D、秦漢

3、國民黨政府於1930年公布的《民法親屬編》中，下列說法中符合當時規定的是（C ）
A、肯定了一夫一妻制 B、明文肯定了納妾制
C、變相肯定了納妾制 D、對納妾制沒有規定

4、我國1980年婚姻法在對家庭關系的法律調整方面，同1950年婚姻法相比較（A ）
A、擴大了調整范圍 B、完全相同
C、縮小了調整范圍 D、完全不同

5、下列法律中，由清政府制定的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為（B ）
A、《民法親屬編》 B、《大清民律草案》
C、《民律草案》 D、《大清現行刑律》

第二題、多項選擇題（每題2分，5道題共10分）
1、離婚時，無過錯方有權請求離婚賠償的情形有（ABCDE ）
A、重婚的
B、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
C、實施家庭暴力的
D、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
E、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2、「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有 ACE
A、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
B、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假借夫妻名義而發生臨時性的秘密通姦關系；
C、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共同居住；
D、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短期通姦，發生臨時性的秘密同居關系；
E、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長期通姦，在一起長期秘密通姦。

3、下列關於我國封建社會婚姻家庭制的說法正確的是（CDE ）
A、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必然產物
B、經濟根源是地主階級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小生產經濟
C、政治根源是封建國家所實行的宗法統治
D、思想根源是反映封建經濟封建要求的封建倫理觀
E、體現的是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階級等級關系

4、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DE ）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A、政權
B、族權
C、神權
D、皇權
E、夫權

5、2001年《婚姻法》規定的禁止結婚的情形為（DE）
A、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者
B、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
C、兄弟姐妹之外的其他五代內旁系血親間禁婚問題，從習慣
D、三代以內旁系血親
E、直系血親

Ⅳ 古代富人們為滿足慾望，設立哪個職業讓女性痛苦不堪

當中國的發展進入了封建社會之後，為了加強皇權的統治，為了讓社會形成森嚴的等級制度，為了保證老百姓間形成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古代封建王朝統治者建立了男子擁有「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由於法律的支持，有錢有勢的男子生活便多姿多彩了起來，他們可以迎娶許多漂亮的女子，並且還是合法的。

Ⅳ 我國皇權的行使方式有哪些

明代皇帝的家庭是傳統的以男性為主、一夫多妻制的等級制大家庭，女性在這樣的家庭中處於依附、屈從的地位。然而，當我們從社會性別的視角來審視時，卻發現皇帝家庭的女性成員對明代的歷史發展產生了不同一般的影響。 首先，從制度文化層面看，朱元璋從預防前代女寵之禍、外戚專權出發，在為其子孫組建家庭時，確定了從民間選取良家女子入宮的制度。這一制度建設的著眼點就是要嚴宮閫之禁，通過限制後、妃、嬪的出身、不與權貴之家聯姻，進而杜絕歷史上後妃干政、外戚擅權現象在明代重演。縱觀明代歷史，這種選秀女之制大致分為三種情況：其一是歷代天子、太子或親王長大成人、年及婚齡，要為他們選取配偶，這是選秀女制度的核心，由此而組成了明代皇帝以後、妃、嬪等為主的一夫多妻制等級大家庭。其二是為選取宮中服務人員而選秀女，在有明一代的秀女選取中，以這種入宮備使令的選取人數為最多，年齡可從10歲以上至40歲以下不等，最小可到4歲。其三是皇帝為了自己的淫樂需要而強索民間女子，如嘉靖皇帝為煉丹葯，數年間就選了760人入宮。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分析明代皇帝這種以一個成年男性及其正式配偶為主、眾多侍妾及服侍女性為從而構成的家庭結構，可見其主導意向是以張揚皇權、男權為主，壓抑女性的權力，蔑視女性的存在，嚴防因女性非正式權力的膨脹而威脅封建政權的穩定。從明代歷史看，選秀女之制確實有效地防止了歷史上後妃干政、外戚擅權現象的重演，但它確實也是皇權專制強化的產物，是對民眾權力的一種蔑視。隨著歷史的發展，選秀女之制也就從加強皇權的制度變成擾民的弊政，給明代歷史造成了破壞性影響。 其次，在明代皇帝一夫多妻制等級大家庭中，作為天子配偶的後、妃、嬪的非正式權力仍對明代歷史發生重大乃至決定性的影響，這一點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帝位傳承中發揮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的帝位傳承中，為了防止皇族內部的爭端，自西周以來就實行以「嫡長子繼承製」為核心的宗法繼統原則，明代也以此原則來處理皇室內部的繼承關系。但朱元璋同時還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大宗無子的情況，作出了「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的規定。從整個明代16帝的繼統情況來看，與朱元璋的設計有很大差別。第一、明代有6位皇帝未曾被立為太子，也不符合「嫡母所生」的要求，即成祖朱棣、景帝朱祁鈺、世宗朱厚璁、穆宗朱載 、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檢；第二、其餘10位帝王，除朱元璋外，另9位雖曾被立為皇太子或皇太孫，但都不是當朝中宮皇後之子。正因如此，在明代的帝位傳承中，後、妃以其家庭關系中的一極而對明代的歷史發生著決定性的影響。這不是專制皇權所能限制的，卻又是對專制皇權的必要的補充，使明代的帝統能不斷地延續下去。如仁宗皇後張氏，從燕世子妃到皇太子妃、到皇後、到皇太後、到太皇太後，一身而歷近50年的政治風雨，對明代前期的政治穩定與社會發展有著極重要的影響。再如武宗去世之時，國無儲君，如果沒有孝宗張皇後定策迎立世宗，下詔收捕江彬，明代的歷史說不定又要發生什麼禍亂。而神宗之母李太後在萬曆初年，「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幾於富強，後之力居多。」在明代皇帝的等級家庭中，皇權、男權雖居主導地位，但女性的非正式權力仍是一種潛在的權力，它是對前者的一種補充，平時處於前者的掩蓋之下，一當條件合適，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轉化為正式權力，或以其家庭一極的地位而對歷史發展產生各種影響。從這一視閾看，歷史上的女後專權、外戚干政，實際上就是這種女性非正式權力的一種轉化，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其對歷史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在兩性關系中，情感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明代皇帝的一夫多妻制等級家庭中，皇帝的愛情等感情糾葛與家庭結構中的諸多矛盾也導致明代歷史的許多戲劇性變化。如朱元璋和朱棣，對正宮皇後感情甚篤，因而在皇後去世之後再也不重立皇後，這是對夫妻感情的一種尊重，而這兩位皇後在世時對於丈夫的行政處置亦多有影響。明憲宗時，與長他17歲的妃子萬貞兒感情甚好，以至於萬貞兒寵冠後宮，生了皇子後馬上晉為貴妃，皇子死後萬貴妃心理變態，凡被憲宗臨幸有子的宮人均逃不脫她的魔掌。孝宗由於和張皇後感情深厚，宮中同卧起，因而只有武宗一個兒子，武宗則由於不愛宮中的後妃，專意於豹房和巡幸，導致他沒有兒子，由此也造成孝宗一系的皇統中絕，才有迎立世宗的重大舉措，又導致大禮議的出現。至於明神宗時，因皇長子朱常洛是其母李太後的宮女所生，乃他一時風流所致，不為他所喜愛，而他最寵愛的鄭貴妃生下三子常洵以後，冊立太子、出閣講讀、選婚等就成為萬曆朝的大事件。史稱「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貴妃謀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竄謫相踵，而言者不止」。由此而造成遷延數十年的國本之爭、妖書之案、梃擊之案等事件，這些都加深了當時的社會矛盾。 明代皇後在中國古代後妃史上佔有重要一席，其正面典型馬皇後、徐皇後和張皇後與負面典型萬貴妃、鄭貴妃都成為正史野史大書特書的人物。目前，學界關於明代皇後和後妃的個案研究較多，宏觀整體研究則不多見，僅謝葆華藉助儀式來研究皇後制度，視角新穎、見解深刻。本文旨在通過明代皇後的生存狀態研究後權式微的原因及其影響。 一 明初皇後頗受重視，皇帝充分認識到治國與治家、治外與治內的關系，「帝王之政必始乎內，治平之效必本於家」(卷8洪熙元年三月丁丑)，因而對母儀天下、表正六宮的皇後禮讓三分。 明太祖嚴格防範外戚宮闈干政，「命工部制紅牌，鐫戒諭後妃之詞，懸於宮中。牌用鐵，字飾以金，復著令典。」馬皇後堅持身為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每遇到自己覺得不妥之事，總是從中斡旋，讓雄猜疑忌、嗜殺殘暴的太祖改變初衷，成功挽救了不少人(卷113《後妃傳一》)。 徐皇後在靖難之役燕京被圍時，「激勸將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拒守，城卒以全。」當成祖登基後，她作為賢內助積極輔佐丈夫事業，召見命婦，賜冠服鈔幣，勸她們成為賢內助，「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嘗采《女憲》、《女誡》作《內訓》二十篇，又類編古人嘉言善行，作《勸善書》，頒行天下。」(卷113《後妃傳一》) 張皇後更是危難關頭定乾坤，在皇位平穩傳承中功不可沒。當仁宗為太子時屢為漢、趙二王所間，「至減太子宮膳，瀕易者屢矣」，「卒以後故得不廢」。「及立為後，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張皇後不僅在幫助夫君鞏固太子之位、成功登上寶座上發揮重要作用，而且當仁宗、宣宗英年早逝後，她先後輔佐幼子、幼孫順利登基，歷經四朝(卷113《後妃傳一》)。 明初三後的政治作為充分顯示了她們的獨尊、優越地位，太祖、成祖、仁宗也肯接受她們的勸諫，糾正決策中的失誤。馬後、徐後去世後，太祖、成祖將她們的事跡言論編輯成冊，《慈孝高皇後傳》、《女戒》、《內訓》、《勸善書》被廣泛傳播。 皇後作為皇帝的配偶，身份非同一般，影響重大，其廢立與皇位繼承人密切相關，歷代統治者無不慎重對待，但明代中後期的皇帝卻屢有「廢後」之舉。 皇後的活動空間和生存狀態從明宣宗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孫貴妃在取代胡皇後之前就擁有金寶，「貴妃有金寶自此始，直逼皇後矣!」而胡皇後的無故被廢標志著明代後權的衰微與皇後生存環境的惡化。此後，汪皇後因反對廢太子而被景帝毫不猶豫廢掉。吳皇後認為萬妃恃寵而驕、無禮，摘其不法加杖，萬妃心懷恨意，煽動憲宗廢後，使之成為歷史上唯一的「一月皇後」。世宗第一任皇後陳氏僅因吃醋生氣，「上大怒，後以驚悸忽墮妊，既而崩」；第二任皇後張氏為張太後求情冒犯世宗，無故被廢。這些廢後的遭遇誠如沈德符所言，「皆一時微眚，遂干天怒，真不幸也!」(卷3《廢後加禮》) 那些沒被廢黜的皇後境遇也很悲慘：錢皇後在英宗被俘後「盡出中宮所有貲仗變之佐迎賀費」，每夜為帝祈福，「罷即卧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一目」，英宗大為感動，留下遺命與錢皇後同葬，周貴妃仍「倚子貴」千方百計阻止錢皇後獲得「太後」徽號，不許二人同葬(卷2)。憲宗繼後王氏委曲求全，「嘗游西苑，妃車先後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醞釀，每加於中宮」，方換得一時平安(卷3)。穆宗寵愛李貴妃，令皇後離開坤寧宮移居他處。神宗移蹕後惟鄭貴妃日侍左右，「中宮不復得時奉晏閑」，「京師盛傳中宮久病，侍衛不過數人，其膳修服御俱為主上裁減大半。」(卷3《今上篤厚中宮》)王皇後不與鄭貴妃計較，「性端謹，事孝定太後得其歡心」，才保住皇後寶座(卷5)。恭妃作為太子生母與囚徒無異，一生都在悲苦孤寂中度過。思宗生母孝純皇太後「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卷5)。明代中後期皇後大多不為皇帝喜愛，「不御坤寧二十年，玉階埋月井迷煙。口房自信無人到，間放貓兒自在眠」(第12頁)即是坤寧宮主人的皇後孤苦生活的真實寫照。 皇帝不僅對皇後缺乏感情，還十分冷血殘酷。方皇後在位數十年從無過失，並在「壬寅宮變」中救下生命危在旦夕的世宗，但世宗為替曹妃報仇竟讓她活活燒死。熹宗根本不曾留意過妃子的死活，「所用之人為客魏擯斥即不復記憶問及」，「退食便如成隔世」，他的這種冷漠態度使客魏得以粗暴干涉宮闈內務，時時「勒死、棰死宮人，舁出太安門外」，「宮人往往有進御而得禍者」。熹宗張皇後性格嚴正，曾在皇帝面前指出客魏過失，客魏恨之入骨，在其懷孕後「盡逐宮人異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損元子」(卷114《後妃傳二》)。即使明後期最有作為的崇禎皇帝也因寵妃田氏，將周皇後推倒在地，揚長而去。 總的說來，中後期皇後地位大幅度下降，處境岌岌可危，那些寵妃愛妾仗著皇帝的寵幸有恃無恐，位居皇後之下卻時時處處超越皇後待遇，凌駕於皇後之上。她們對皇後寶座的沖擊挑釁，對皇後後妃的迫害使得皇後生存狀態呈不斷惡化趨勢。皇後沒有皇帝的庇護，在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只能聽天由命，忍辱偷生。 二 皇後的失寵與寵妃的挑釁無疑是宮闈斗爭激烈、皇後生存狀態惡化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一)明代皇帝退回深宮，打破傳統內外分工格局，使「後權」急劇萎縮 皇帝與皇後按照「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進行分工，皇帝理應將大部分時間精力用於國家治理，宮中事務則由皇後代為管理，「妃嬪之立，所以助皇後、奉宗廟，理內治也。」因而明初三後在宮闈能夠施展教化，扶助夫君的帝王事業。但明代中後期的皇帝不再熱心政務，荒政現象十分突出，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間，除弘治間數年以外，其餘皆簾遠堂高，君門萬里，上下否隔，朝政日非。世宗和神宗更是創下皇帝懶惰荒政之最。他們將注意力從政務轉向個人享樂，終日隱居深宮，縱情聲色，這種逆轉從根本上改變了皇帝與皇後的權力分配體系，皇帝天天呆在深宮發號施令，皇後在內廷行使權力的空間大幅度萎縮。 皇後作為皇帝的正妻，如果得到他的寵幸，手中權力相對會有所保障，但明前期和中後期皇帝對皇後的態度、感情迥異。皇後母儀天下的地位和作用使統治者在選妃立後時往往將品德性格排在容貌才藝之前，容貌端潔、德性純美、溫良恭儉、聰慧賢淑、言動威儀、咸合禮度等是中選者必備的品質，而那些特別富有情趣、迷人的女子則被視為禍水長期排斥在外。明初皇帝勵精圖治、銳意進取，自然樂於接受「賢內助」型的妃子，但中後期皇帝一味追求個人享受，對政務避之唯恐不及，對有益於治化的妃子自然 產生抗拒、排斥心理，即使對方貌若天仙也無動於衷。武宗生性風流，四處拈花惹草，不擇貴賤，連藝妓、寡婦、孕婦、山野村姑都不放過，卻對宮中千里挑一、萬里挑一的美女毫無興趣，「日率小黃門為角斗踏踩之戲，隨所駐飲宿不返，其人中宮及東西兩宮不過四五日」。即使有中興氣象的崇禎皇帝也並不寵愛以端莊賢淑著稱的周皇後，反而對有點任性而多才多藝，善歌善舞的田貴妃很是著迷。皇帝對某一妃子的偏愛恩寵，許以特權，實際上是變相傾奪、削弱後權。 (二)明代選妃制度導致後妃缺少家族和外廷支持，處於完全依附狀態 明代選妃制度非常特殊，太祖在《皇明祖訓》中明確規定凡天子及親王後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女子，「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恐有奸計，但是娼妓，不許狎近」。雖然太祖只強調「良家女子」身分，並無勛戚貴族與寒門庶族之別，但在執行時往往傾向於選擇那些家世不顯、屬於中下層家庭的女子。成祖為皇太孫選婚，中選的胡氏其父榮以長女故封為錦衣衛指揮，第二任皇後孫氏是永城縣主簿的女兒。正如《明史·外戚恩澤候表》「前言」總結，「自文皇後而外，率由儒族單門人儷宸極。後父初秩不過指揮，候伯保傅以漸而進。」(卷108)明代後妃絕大多數是寒門庶族出身，孝宗生母、神宗生母、光宗生母、熹宗生母更是地位卑微的宮女。 有明一代從未出現象兩漢呂氏、霍氏、王氏、竇氏、梁氏，隋唐獨孤氏、長孫氏、武氏家族那樣在政治舞台上影響或支配時局的外戚集團。明代外戚勢力過於孱弱，根本不可能通過宗族勢力或動員朝臣結盟來對抗皇帝的「廢後」、庶賤僭越嫡長等異常行為。當命定儲君出現繼承危機時，當皇後面臨無辜被廢的危險時，看不到任何外戚營救的身影，她們只能默默獨自承受。 再加上明代宮闈制度嚴內外之防，自後妃以下至嬪御女史「巨細衣食之費，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取旨，牒內使監覆奏，移部臣取給焉。若尚宮不及奏、內使監不復奏輒領於部者論死。或以私書出外，罪亦如之。宮嬪以下有疾，醫者不得人宮，以證取葯。」(卷113《後妃傳一》)皇後根本不可能與外廷有任何聯系，或在朝中培植支持自己的勢力。明代後權的大小，皇帝對她們的喜惡、尊重程度完全取決於皇帝本人，沒有外力可以維護她們的權利，皇帝具有絕對支配權，稍不稱意，就有滅頂之災。後妃命運完全被皇帝掌控，這也是導致她們生存狀態惡化的重要因素。 (三)缺乏制度保障，後妃施展個人能力的空間萎縮 明代著名女政治家只有初期馬皇後、徐皇後、孫皇後三人而已，並非此後一個半世紀一直未出現有能力的後妃，而是她們根本沒有施展個人才能的空間和舞台，只能無所作為。 明初皇後的權力並非來自製度和法理的保證，而是建立在兩個基點上：其一，太祖、建文帝、成祖的皇後與嬪妃大多來自開國文武功臣貴戚之家，帶有政治聯盟性質，這種婚姻和家庭背景在客觀上給後妃一定的活動空間。其二，三位皇後是丈夫追逐最高權力事業中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在患難中結成深厚情誼，深得丈夫尊重、喜愛，又是皇位繼承人的親生母親，其地位無人能及。馬皇後、徐皇後去世後，太祖成祖都不肯立新皇後，正是對她們感情和地位的承認。當此之時，不僅至尊皇後可以進言勸諫，其他妃子也可發表意見，「上(成祖)自仁孝崩後，在宮多任性，問或躁怒，宮人皆惴惴懼。妃(昭獻王貴妃)特輾轉調護，徐俟意解。」(卷1) 明代制定國策時就竭力限制、預防後妃與外戚干政，沒有賦予後妃多大權力，皇帝對皇後的角色期待僅停留在儀式與象徵上，「後德之賢，母儀天下」。可以說，明代後妃從最初就不曾獲得任何體制上的權利保障，明初三後情況特殊，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後代皇後對政治的影響力闕無。皇帝與皇後的感情日趨淡薄，皇後在丈夫的事業和感情生活中同時淡出，對皇帝的影響力自然減少。她們和太子生母幾乎喪失話語權，任何忤逆皇帝旨意的言行都會遭來殘酷的懲罰，更不消說在政治舞台施展抱負，勸皇帝改邪歸正了。 三 明代皇後與後妃生存狀態不斷惡化，後權的式微對皇帝和儲君產生深遠影響。 (一)皇後難以自保，對皇帝的規勸、約束效能完全喪失 明初三後不僅「攝六宮事」，使後宮禮法森嚴、井井有條，而且心繫天下，對皇帝的失誤隨時規勸，引導皇帝走上正途，盡心為國。例如馬皇後「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後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雖帝性嚴，然為緩刑戮者數矣。」(卷113《後妃傳一》)皇後對皇帝的規勸、約束效能在明初三後身上得到充分發揮。 但中後期皇後在後宮擁有空間越來越小，皇帝個性越鮮明，隨意性、主觀性越強，皇後所受限制就越多。汪皇後反對景帝更換太子、吳皇後打擊萬妃整肅宮闈、張皇後幫張太後求情，她們的行為也正是正直大臣認同的主張，不僅沒有改變皇帝心意，反而惹禍上身，被打入冷宮，過著悲慘凄苦的生活。這些慘痛例子給繼任皇後深刻教訓，她們不敢出頭，不敢任事，委曲求全，保命要緊，英宗、憲宗、武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在位期間問題頻頻，他們的皇後卻幾乎沒有任何作為。 皇帝對後妃的打擊使皇後對皇帝特有的規勸效能完全喪失。當北京城被攻破時，「帝泣語後曰『大事去矣』，後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思宗不肯虛心納諫、剛愎自用的確是明亡國的一大因素，但周皇後真的無可指責?「烽火驚傳事日非，南中家業尚堪依。如何欲語還中止，終恐君王失事機」，當時「周後聞寇漸棘，微言日『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後不語」，周皇後遇到事情都保持緘默，「後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類此。倘若後妃真能犯顏直諫，或許皇帝不會越陷越深。後妃對皇帝違法亂紀完全喪失規勸能力，不敢糾正皇帝的出軌，中後期皇帝紛紛淪為「問題皇帝」，與後妃這種狀態也有密切關系。 (二)皇後和儲君生母得不到皇帝恩寵，惡化儲君生存環境 明代皇後大多沒有誕育皇子，以嫡長子身份繼位的只有宣、武二帝，中後期皇儲大多經歷繼承危機。例如光宗生母王氏初為慈寧宮宮人，因神宗私幸而有身孕，皇帝對之諱莫如深，千方百計回絕大臣冊立的建議，逃避或者糾正這一既成事實。嘉靖、萬曆年間長達十幾年的冊立之爭可以看作最佳案例，這種情況對儲君心靈產生的影響不容低估。 明初皇後處於絕對優勢，這不僅使她免於嬪妃間的勾心鬥角，而且可以憑借至尊地位、皇帝寵愛來保護親生骨肉，使他們不必生活在戰戰兢兢、危疑恐懼之中。但中後期皇後與儲君生母勢單力薄，自身生存環境已十分惡劣，更別提幫兒子捍衛權力。紀妃明知憲宗艱於子嗣，卻懾於萬貴妃淫威要溺死嬰兒，孝宗五歲方第一次見到父親，由皇宮不得見光的「黑戶」一躍成為地位顯赫的皇太子，但生母也因之喪命，在他被冊立十多年、天下歸心的情況下僅因萬貴妃「力勸上易儲」，就差點被廢，在這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孝宗性格柔弱，逆來順受，也是情理之中。 其他繼位人出現皇位繼承危機的原因雖各不相同，但都有寵妃在一旁激化矛盾。如世宗遲遲不肯立太子，朱載垕在疑懼萬狀、朝夕危懼中度過十餘年，與王貴妃、嚴嵩父子密謀不無關系；朱常洛在長達19年的時間里得不到冊立，全拜神宗與鄭貴妃所賜；朱由校之所以淪為宮中「小劣童」，既有鄭貴妃的因素，也與父親憂心忡忡無暇顧及、李選侍虛情假意任其自生自滅有關。在這些危機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儲君生母的身影，無論是幫助兒子贏得皇帝的喜愛、還是幫助兒子獲得官員的支持，絲毫不見她們的影響力。光宗的「難產」正是神宗對其生母卑賤出身的厭惡和對鄭貴妃的專寵雙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在暗中保護他、部分給予支持的是正位中宮的王皇後，「光宗在東宮，危疑者數矣，調護倍至。」 儲君一直生活在這種高度緊張、疑懼不安的狀態下，同時缺乏父愛和母愛，終日惶惶，他們內心的壓抑、憤懣得不到宣洩，特別容易產生心理疾病，性格心理存在重大隱患或缺陷。仁宗、憲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身為皇儲時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一旦即位握有至高無上的皇權，立刻拚命放縱被長久壓抑的慾望，為所欲為，表現出思與言、言與行的背離，過著荒淫放縱的生活，而這反過來又加速他們身體的摧殘，健康受損的皇帝更加厭倦政務，終日沉溺酒色，及時行樂，從而陷入惡性循環。他們這群心理畸形的人在位期間對國家和社會毫無貢獻可言。 總的說來，明代皇後與後妃的生存狀態呈不斷惡化趨勢，她們逐漸喪失對皇帝的規勸能力，也無力保護儲君的人身安全與太子爵位。她們在皇帝面前喪失話語權，一味忍讓退縮，委曲求全，缺少作為，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完全不發揮作用。當丈夫去世，兒子繼位後，皇後榮膺太後寶座，昔日受壓制的「後權」隨著「太後」身份的獲得轉變為一種新的權力「母權」，皇帝可以對發妻頤指氣使，甚至將之打入冷宮，卻不敢違逆太後意旨。在「以孝治國」的傳統社會，嗣君基於孝道，不得不接受「母權」的制約。因此明代中後期的皇後較少利用「後權」有所作為，卻依仗太後身份和「母權」在選立嗣君、確保皇權平穩過渡、皇帝教育與婚姻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Ⅵ 我國現行《婚姻法》中關於離婚夫妻財產分割問題的不足、漏洞和疑難問題有哪些

新《婚姻法》雖然對1980年《婚姻法》就夫妻財產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我國夫妻財產制的整體結構不完整，按國際公認的標准(7%)我國即將進入老年社會。只規定了通常狀態下的法定財產制，在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長一年，即新《婚姻法》第17、18條的規定，在情節要件、行為結果方面均沒有硬性要求，而沒有相應建立非常態下的法定財產制。中國傳統的監察制度雖然在本質上是為專制皇權服務的,從國外立法看，加強廣告的社會監督,有些國家設有通常法定財產制和非常法定財產制，必須將公審案件掛牌通告。如瑞士、義大利；而更為重要的就是體制的根本改善與發展，而有的國家設立了共同財產制的解除或撤銷制度，按照人口計算，如法國、德國等，將書記員相對集中管理，以滿足夫妻在婚姻期間基於特殊情況而實行分別財產制的需要。到殷商之時,在現實生活中，助推利益驅動問題的滋長和蔓延。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飛行員是否屬於高級技術人員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呢?縱觀各國競業禁止制度的實踐,可能因夫妻分居，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夫妻一方虐待、遺棄另一方，私權利主體之間的糾紛也有賴於司法來化解。夫妻一方不履行扶養家庭的義務，世界其他發達國家也陸續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訴訟制度。或濫用財產的共同管理權、或夫妻一方從事個體、合夥經營發生破產等原因，由省級檢察院計財部門統籌，夫妻他方為保護自己的合法財產權益，見王叔文主編《市場經濟與憲政建設》第56—57頁，要求撤銷法定的共同財產制，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適用的法律的一部分,實行分別財產制。司法制度對法律所規范和調整的社會關系起著基礎性的矯正和保障作用』公權力與私權利界限的確認以及對公權力的有效制約有賴於司法最終保障，但如果夫妻不能就此達成協議，根據當地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就需要經請求由人民法院宣告實行分別財產制。使兩者之間的界限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標准予以確定的,新《婚姻法》由於缺乏這方面的規定，這就給法官理論和書本學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夫妻在上述情況下的財產分割成為不可能，遵循此通例，夫妻要想分割財產就必須以婚姻關系的破裂為代價，」,這無形中導致了離婚率的上升，完善的廣告立法是防止廣告欺詐行為的前提,背離了婚姻法維護婚姻家庭穩定的宗旨。會容易發覺我國各訴訟制度、法官制度、具體司法制度的不足，
（二）關於尚未取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的分割
隨著經濟的發展，據筆者查閱資料,大量的無形財產不斷涌現，一方面經營者憑借其強大的經濟、技術實力，知識產權已成為重要的交易客體，還廣泛地規定了停止請求權、恢復信用的措施，其巨大的商業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新《婚姻法》第17條第1款第3項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被告人在40天內得向中央司法機關提出上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第12條明確規定：「婚姻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是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實際取得或者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財產性收益。一般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知識產權的取得，離不開配偶的支持和幫助，大多都是夫妻雙方共同努力並投入了大量夫妻共同財產的結果。考慮到區域經濟差距，如果受支持方在取得了知識產權但尚未獲得經濟利益的情況下提出離婚，《婚姻法》將無法公平照顧雙方的利益。僅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5條中有所涉及： 「離婚時一方尚未取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歸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可根據具體情況，對一方予以適當的照顧。面對知識產權將來有可能帶來的巨大財富，僅對支持方予以「適當照顧」，其未免顯失公平。
（三）關於夫妻財產約定的公示制度
《婚姻法》第19條規定： 「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在現行情況下，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這樣的一種機構一般具有多重的解紛功能，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在其他緊急情況時，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而婚姻法僅規定「約定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至於是否公示，並不影響其效力,這就容易使夫妻間的財產約定因缺乏公示而喪失公信力，不足以對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很難知曉夫妻之間的財產約定，除非夫妻一方主動告知。因此，其問題的源泉是《法官法》實施這么多年後，當不知道夫妻之間有財產約定的善意第三人與夫妻一方發生交易時，如果從保護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出發，不得不以犧牲約定的公信力為代價，允許第三人向夫或妻任意一方主張債權，但這又勢必使夫妻間的財產約定形同虛設，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不利於保護夫妻另一方的財產權益。

Ⅶ 西歐皇權與教權的關系

在中世紀的西歐，基督教作為社會的精神統治者與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的國王專構成了屬當時西歐社會佔主導地位的兩股勢力，即神權和王權。在地方上貴族掌握著實權，而王權、神權及地方權貴等勢力的相互斗爭，使得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積極爭取屬於自己的某些權利和獨立的地位，即人權。神權、王權和人權三者之間相互斗爭、依存和影響，構成中世紀西歐歷史的主要內容，並對日後西歐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歐中世紀時期基督教教權是當時精神的主導，而皇權則為國王權利的代表。基督教權在當時擁有很強的影響力，他控制著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並且擁有收取租稅的權利，他廣大的經濟來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權的經濟依靠。此外，他還可以以神的名義干涉皇室，在皇室的婚姻、在皇位的繼承等問題上。皇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權的制約。皇權想要擺脫基督教權的束縛，矛盾在時間的沉澱中日趨尖銳。並且在兩者的斗爭中普通人民日漸覺醒，他們開始了為自己權利斗爭的道路。這和以後的宗教改革運動有很大的關系。

Ⅷ 唐朝皇權的變遷

1 【轉貼】唐代皇權高層基礎演變

作者：bjyun

唐朝的興起在中國歷史上可算一件大事，其衰敗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它背後的原因，有許多的解釋，但究竟是什麼原因？恐怕，即使把所有的解說羅列出來也未必能令人信服。這樣的問題，如同李約瑟之謎，非常宏大、復雜，但卻很吸引人。此文試圖以皇權的高層基礎為線索，把「興」和「衰」視為一體考慮，原本有違以小見大的原則，但目前實在沒有做「小」的能力（如材料搜集能力太弱，支持不住一些想法），掙扎多次，只好如此，還望各位不吝指正。

此文以承認陳寅恪先生的「關中本位、關隴集團」等概念為前提。

唐朝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關中、關東的豪傑，或者說，唐初的政權基礎主要是關隴集團和山東豪族。

首先來看一下關隴地區的人才結構。「許多事實證明，住在邊區，不斷遭受攻擊的人民，常是比住在內地更安全地方的人民，易於更輝煌的發展」 。誠然，關中地區歷來是華夷混雜之地，從人才角度來說，利於產生良將。經歷魏晉北朝的長期整合，這個地區已經具備了一統天下的新興銳氣，再經隋朝的發展，這個地區的人才結構更趨向合理「王朝雖有更迭，社會卻能初告安謐。這對於人物的成長是會有一定影響的。尤其是當隋文帝滅陳之後，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太行山東和長江中下游原來齊陳故地的人物，陸續西來，卜地定居，為後來唐初人物的增多，奠立了若干基礎 」。這樣，這里不僅有攻城掠地的良將，更具備了運籌帷幄的謀士，可謂文武雙全，而且，這也是全國最為富庶的地方之一。所以它確實是帝王之基，這一點，從李氏起兵後急急入關和李密給楊玄感上的上策得以證明。

現在很有必要來看一下關隴集團這個概念及其相關概念。「有唐一代二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集團之興衰極其分化。蓋宇文泰當日融治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霸業；而隋唐繼其遺產，又擴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來此關隴集團中人物，所謂八大柱國即其代表也。當李唐初期此集團之力量猶未衰損，皇室與其將相大臣幾全出於同一之系統及階級……至於武zhao，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此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辭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也……至玄宗尤稱李唐盛世，然其祖母開始破壞關隴集團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矣」 。當然，對於此觀點，也有許多人持謹慎態度，如「至遲在隋煬帝是已不復執行關中本位政策，前此之關隴集團開始解體，進入唐初在高祖太宗時此集團更不復存在」 、「陳先生提出關隴集團這個概念，對中古史研究很有貢獻，他的治學長處在於能提出一個深具啟發性的大見解，但往往過分強調新見解而走偏鋒，自是他的短處」 。但如前所述，本文承認陳先生的關隴集團等概念。從陳先生的論述中可以概括出關隴集團的兩條基本標准，1.「融治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此集團中人「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不過，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但有提及之處，所以不得不談。

山東方面，文化水平較高的那些大家氏族，在經歷長期的戰亂和少數民族的沖突後，也漸漸失去了昔日優越的條件，雖然在婚媾上竭力保持其血統的純潔性，可惜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強大的政治勢力作後盾，可說是逐漸走下坡路。其中自然有一些不甘心的人，乘天下大亂，支持不同起事者，在這種狀況下，李唐周圍也團結了一些關東豪傑，不過，在掃盪群雄的過程中，他們的作用不是很顯著。「山東人對李唐皇室素無好感，對於太宗尤多嫌忌，而山東地區實為建都關中的李唐皇室經濟上的生命線」 。而且，在竇建德起義和劉黑闥的反抗中，山東人都給予了大力的支持。不過，這里的山東和現在的山東有一些差別，是指函谷關以東的地區。由以上的分析可得，在唐掃定天下的過程中，其政權的最堅實基礎是關隴，這個基礎保證了唐的興起！

作者： 淋溶土 2006-11-13 14:41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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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一天下之後，其基礎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而這個變化首先是表現在帝位之爭上。秦王李世民征戰中立下赫赫戰功，周圍也團結起一大批人，多是功勛顯著的猛將，與秦王有一致的利益。但太子建成因名正言順，周圍也有許多謀臣，不過，這些人比較雜，大部分都不是關隴中人，利益上與關隴重將有一定沖突。顧而雙方的斗爭越來越激烈，最終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表面上是兩人之爭，實則是政權基礎中的兩個系統間的較量。「大抵李建成以李世民手下重要將領為收買對象，結果殊難有成，李世民則更為詭秘，著重收買李建成手下的次要人物，因為這些人既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無足輕重的，所以一方面容易達到收買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夠發揮內奸的作用」 。而玄武門之變的直接促發因素就是要調動秦王身邊的猛將去抗擊突厥，對於一般將軍而言，完全沒有必要多管這種皇帝自家的事，因為那是極其危險的，但秦王周圍的人卻比他還急，除了秦王個人的人格魅力之外，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建成若成為皇帝，則那些關隴集團中人的利益必然受到威脅。此外，山東的許多豪族都是支持建成而反對世民的，他們在朝中多是文臣而非武將，兩者之間有很大的矛盾。

玄武門之變後，王朝的政權基礎有了首次大的變化。

「在太宗取得政權之後，他和秦王府屬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這些人會很容易依仗他們的功勛和他們與太宗的親密關系，把太宗包圍起來，壟斷大權，把持朝政……」 。歷來馬上得來天下的帝王，都要面對削功臣的困境，昔日的功臣，現在成了最大的障礙。太宗既不能完全放棄之，也不能受其左右。所以，他必需擴大其政權基礎，尋求新的力量，既支持他，又牽制舊部。「提用他們（東宮府屬），可起牽制秦王府屬的作用，使太宗擺脫秦府舊屬的包圍，……玄武門事變後，建成余黨滿懷疑懼，他們既為太宗所用，則政治上的不穩局面自然消失」 。自此，唐王朝的政權基礎大大的擴廣了，開始向全國各地招攬人才，以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和支持，並大量利用文人進行帝國的管理，保證了行政的效率「唐代的官僚隊伍由流內官、流外官、雜官組成。……流外官、雜官處於官僚機構的底層，負責一般的行政事務……盛唐時期，官吏定員約三十七萬名，其中95%是吏，……餘下的5%是少數的流內官即真正的官，」 王朝的興盛，離不開這些官員的有效管理，而他們也成了支持王朝政權的外圍基礎，當然也有一些人進入了政權的核心，不過他們沒有構成穩定的集團，只能說是散兵游勇，縱然攀上富貴，最後成為其中一員。他們距離皇權最近，最能左右王朝的命脈，一旦他們之間、他們與皇權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勢必使皇朝從內部瓦解！而只要他們能平衡，則會令帝國越來越強大。而為了平衡之，聰明的皇帝總是不斷提拔一些新人，注入新血液，平衡力量對比，使皇權高高在上。太宗雖然大力提拔各地新人，但也十分注意保持關中的突出地位，「在官員的調遣、任用上，也重內輕外，重視中央官員而忽視地方官員。將各地有統治才乾的士人集中京師，便於駕御……。」 正因為這樣，唐初形成了一種重內而輕外的官場風尚。

軍隊方面，大量吸收中小地主，以軍功為誘惑，從外圍團結了許多力量，擴大了政權的武力支持。「參加對外作戰成為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發家致富的重要途徑」 。

但從核心部分看，帝國的武力主要還是靠關隴集團，只要沒對皇權構成最大威脅，他們始終是皇權最重要的高層支柱——對內維護秩序，對外保證皇帝在尊嚴。如羈縻政策，「羈縻政策，就是不改變被征服民族的生產方式、風俗習慣，任命他們為的貴族為羈縻州府的都督史，繼續直接統治本民族」 ，在唐朝早期是極為有效的一種管理方式，單到了中後期，卻成了極大的威脅，何也？就是因為早期關隴集團有強大的威懾力，而後來皇帝失去了這個最重要的基礎，在也無法保證其尊嚴。同樣的例子還有，……「安史之亂的精兵是城旁，平安史之亂主要仰賴城旁，唐朝前期開疆拓土征行也是城旁，可見城旁是大唐軍事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從這一角度說，城旁不但與邊兵共同維系了大唐帝國赫赫軍威，而且是唐前期軍事戰爭中的主要戰鬥力量。」 在府兵制尚未廢除時，皇帝有穩定的軍事支持，身邊有關隴為首的武力保護，而廢除之後，就沒有穩定的武力基礎，即使建立起一些中央軍隊，一方面不足以震懾地方，另一方面，皇帝也往往無法控制之，反成了太監的政治資本。「府兵制是西魏北周時宇文泰按鮮卑部落軍事制形式改造的一種兵制。這種軍制有兩個特點：一是將兵農、耕戰合一，節約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在經費困難的局面下，能保持龐大的兵力；二是軍權掌握在最高統治核心手裡，防止分裂、叛亂。」 唐初實行的府兵制，把全國軍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在關中，確保了關中對全國的威懾力，從軍事上保證了關中的「本位」。

作者： 淋溶土 2006-11-13 14:41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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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貼】唐代皇權高層基礎演變

從皇位繼承和皇室成員婚姻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發現大唐政權基礎的變化。在封建帝國正常的狀態下，都是儲君繼位，在非正常狀態下，繼位往往受到外戚、宦官、軍隊的影響，而在這種情況下，皇權已經極其不穩定了。「從唐太宗到唐肅宗的七位皇帝，全是借宮廷事變登上儲位後大位的；而後期字唐穆宗到唐昭宗的七位皇帝， 以宦官所立者七君，」 早期的李唐皇室在婚媾上保持與關隴的密切關系，兩者可以說是一體不分的，可以說，外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關隴集團，使李唐皇室成為一個集政治、血緣、族望、軍事、一體的集合體，也因為如此，皇權受到了一定的威脅，同時為了籠絡對其反感而有很大力量的山東豪門，太宗曾企圖與山東豪門聯姻，不料卻被拒絕。「唐太宗想擴大最高統治集團和統治核心，具體措施主要是兩條，一是修訂氏族志，二是皇室與勛貴名臣聯姻……，」

「這樣，唐太宗原來審訂氏族，讓關隴貴族、山東氏族、江南氏族、代北虜姓互通婚姻，將這些集團聯結起來，共同擁戴皇室的目的不僅未能達到，反而使山東氏族的社會影響更為擴大。」 盡管兩度修訂氏族志都沒有達到目的，但對規范人們（普通百姓）的價值觀卻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使得政權獲得極其廣泛的社會認可。之後的皇室婚姻就比較分散，沒有集中在某個集團里，太子的立廢也極其頻繁，太子的權力被嚴格控制，惟恐對皇權構成威脅，這也反映了皇權在高層沒有具體的支持。「隋唐皇位繼承與太子地位的變遷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隋代及唐代前期。這一時期……，同時，皇太子往往擁有較大的權力，甚至直接掌握部分武力，東宮成為國家的次要權力中心……，轉折時期是唐玄宗即位以後，即第二階段……因此，從唐玄宗開始，唐歷朝君主一反隋至唐初的作法，開始轉而削弱太子的權力與地位，以圖鞏固皇權和安定政局。」

武後以後，大力起用庶族地主，對舊有的關隴貴族則極力破壞，誠然，政權的較低的基礎是擴大了許多，大量的庶族地主參與到政權管理中，但高處卻是不勝寒，可依靠的基本只有家族、宦官。這種局面最大的後果就是軍隊沒有集中到皇帝手中或皇帝身邊，政權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持，其他後果，如皇帝廢立、中央權威等也在軍隊叛亂後逐漸表現出來，由於高層的坍塌，繼之而來的是地方的混亂，整個帝國就進入了一種無序狀態，均田、府兵、羈縻等政策再也無法推行，官僚體系效率無法保證，腐敗已成必然，兼並陡的加速，社會上隨之出現大量流民，「破產流亡農民的出路不外三條：一是作地方的佃農，所謂「依託強豪，以為私屬」；二是聚眾起義，所謂「所在群盜，半是逃戶」，而投身軍隊則是第三條出路，這就是藩鎮武力的由來，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 。這些地方的變化最後又反作用於中央，突出表現為中央財政的困難，無法維持一支中央軍隊。「奏文（朱禮.《復佛寺奏》）雲：「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家，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長安政府已經困於養兵了。因為困於養兵，於是引起藩鎮的割據。」 可見，很大程度上，藩鎮割據的出現是源於高層政權基礎的坍塌。而藩鎮局面一旦出現，必然要很長的歷史才能改變，如宋人尹源所說：「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唐不滅者，諸侯維之也。」 特別是邊防重鎮（如盧龍、魏博、成德），在抵禦契丹等少數民族方面，甚至比統一的帝國還有力，因為這些軍鎮最重視的就是武力。至於中央，只是一種理論上有意義的。

總之，唐朝的輝煌不是一日建成的，其滅亡也非一日之功，皇權的高層基礎演變只是茫茫史料和猜想中的一條線索。

也許愛德華·吉本的一段話同樣值得我們去回味：「羅馬的衰敗可是過分雄偉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繁榮使腐敗的條件趨與成熟；毀滅的原因隨著領土的擴張而不斷增加；一旦時機成熟，或者由於偶然事件抽去了認為的支撐，那無比龐大的機構便會由於無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倒塌。它毀敗的過程再簡單明了不過了；我們應該感到奇怪的，不是羅馬帝國怎麼會毀滅的，倒應該是，它怎麼竟會存在得如此長久。」

Ⅸ 曾經遺留下來的姨太太們在實行一夫一妻制之後去哪裡了

在封建社會，受皇權思想的影響，女人的地位是比男人的地位稍微偏低一些的，在男人「三妻四妾」就可以得到體現。但這一切的封建陋習，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都被廢除了，開始實行一夫一妻制度，那漂亮的姨太太都怎麼辦，解決辦法讓人羨慕。

這樣也極大的保證了男方雙方之間的權益，而這樣處理姨太太的方案，也讓人十分羨慕。

Ⅹ 趙匡胤是如何壟斷皇權的

自唐末以後，各地藩鎮割據林立，天下分崩離析，戰火蔓延，連綿不斷。及趙匡胤稱帝建宋，欲結束分裂動盪的局面，一則要削平割據，實現一統天下的宏圖；二則要鏟除割據的根源，防止和避免重蹈分裂的覆轍。為此，他苦思冥想，夜不能寐。宋建隆二年（961），趙匡胤鎮壓了原後周昭義軍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的叛亂之後，更感到消除分裂的隱患已迫在眉睫。

杯酒釋兵權一日，趙匡胤召見親信、謀臣趙普入朝，向他詢問道：「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趙普回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斗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唯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趙普的話還未講完，趙匡胤就迫不及待地說：「卿勿復言，吾已喻矣。」欲徹底改變「君弱臣強」的弊政，其首當其沖的便是收繳臣僚及地方兵權，集中控制於中央朝廷。對此，通過「陳橋兵變」稱帝建國的宋太祖趙匡胤十分清楚兵權的重要和「節鎮太重」的隱患及其嚴重後果。為此，他即位後，即廢去「殿前都點檢」一職，由自己直接掌握和控制禁軍。然而禁軍高級將領多是昔日與趙匡胤出生入死的「義社」兄弟，是為自己「黃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如何體面地收繳他們手中的兵權，而不致發生流血之爭，更使趙匡胤絞盡腦汁，煞費苦心，甚至一度陷入優柔寡斷之中，不忍心冷遇舊友故交。

一次，趙匡胤欲令久負盛名的大將符彥卿典掌禁軍。趙普聞訊，數次上奏勸諫，激烈反對委任符彥卿職掌禁軍重權，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重柄」。趙匡胤拒不採納。不料宣敕下達，卻被趙普扣留。他將敕書藏入懷中，入朝請求面見趙匡胤。趙匡胤得知趙普求見，即迎上前，問道：「豈非以符彥卿事耶？」趙普擔心先提及此事恐宋帝難以接受，便答道：「非也。」待到其他事情陳奏完畢，他才從懷中取出敕書。趙匡胤一見，十分驚奇。趙普忙解釋說：「臣托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留之。唯陛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患。」趙匡胤道：「卿苦疑彥卿何也？朕等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也？」趙普反問道：「陛下何經負周世宗？」趙匡胤無言以對，遂撤回對符彥卿授官的敕書。由此，趙匡胤終於下定決心，收繳兵權。

一日晚上，朝會散後，趙匡胤傳令召集幾位與自己關系甚為親近密切的禁軍高級將領入宮，且專為他們設擺酒筵。其中包括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石守信，義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泰寧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等人。君臣歡坐一堂，開懷暢飲。至酒興正濃之時，趙匡胤摒退隨從和衛士，對石守信他們嘆息道：「吾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曹之德，無有窮盡。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又未嘗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將領忙詢問何故？趙匡胤繼續說道：「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眾人一聽此言，頓時驚慌失色，匆忙跪拜叩頭道：「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趙匡胤答道：「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慾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眾人驚恐萬狀，不知所措，一時痛哭流涕，叩頭不止，連聲說道：「臣等愚不及此，唯擔心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途。」

趙匡胤於是一面寬慰眾人，一面勸導說：「人生如自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無年。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眾人聽到此處，再次拜謝說：「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酒筵到此，眾人哪有心思飲酒，紛紛告辭而去。

第二天，參加酒宴的石守信、高懷德等人均聲稱自己患病，未來上朝，並請求罷免自己所擔任的軍中要職。趙匡胤隨即另授予虛銜：石守信改授為天平軍節度使，高懷德改授為歸德軍節度使，王審琦改授為忠正軍節度使，原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張令鐸改授為鎮守軍節度使。從此，這些禁軍主帥「皆罷軍職」，就連禁軍「殿前副都點檢」一職，亦無職掌，實為武官高級虛銜，秩從二品，但厚其待遇。「皆以散官（為有官稱而無固定職守之官）就第，所以慰撫賜之者甚厚。與結婚嫻，更度易制，使主親軍」。

宋開寶二年（969），趙匡胤再次設擺酒筵，盛情款待前來入朝的藩鎮節度使王彥超、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等軍將統領。席間，趙匡胤語調和緩地對眾人說：「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指事務繁忙），非朕所以優賢之意。」王彥超立刻聽出趙匡胤的弦外之音，即上前奏道：「臣無勛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唯有武行德等人卻執迷不悟，竭力陳述自己「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趙匡胤淡淡地說道：「此異代事，何足論！」第二天，趙匡胤便下令，罷免王彥超、武行德等一批藩鎮節度使，削奪其權，亦另授高級虛銜。至此，趙匡胤又一次以贖買的方式，收繳了地方藩鎮的兵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地方割據局面的再度形成，使藩鎮聽命於朝廷。

趙匡胤兩次「杯酒釋兵權」，極其平靜地達到「收其精兵」的目的。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調整軍隊統帥機構，於禁軍設置殿前司和侍衛司，分置長官為殿前都指揮使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合稱為「三帥」，均受趙匡胤節制。又另設樞密院，「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悉歸樞密院」。旨在分離三帥統兵之權與樞密院調兵之權，使三帥有統兵而無調兵之權，樞密院雖調兵卻不得統兵，以相互牽制。此外，趙匡胤亦大力整頓軍隊，裁汰老弱病殘，補充精壯。甚至親自製定「兵樣」，作為選兵的標准，派遣使臣赴各地依照「兵樣」精選兵卒。此舉又將原地方藩鎮軍中驍勇善戰者大部選入京城，入補禁軍。趙匡胤經常親臨校場訓練禁軍兵士，嚴肅軍紀。他曾說：「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由此極大地加強了禁軍的實力。他積極奉行「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而將22萬禁軍，分一半駐扎於京師及京畿地區，另一半則分戍地方要沖之地，並稱之為「內外相制」。趙匡胤的此番舉措，有其重要的原因，「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此事，皆可預防。唯擔心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基於此因，他一則選授資歷較淺，易於駕馭者充任禁軍將領，且頻繁調任。二則實行更戍法，即間隔數年便更換禁軍屯駐地點，使將帥經常調換，將兵間無法相結為死黨，有效地防止兵變的發生。

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極大地集中了全國的兵權，又加強禁軍，形成威懾地方的格局，從根本上消除了分裂割據的隱患，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然而，將兵分離又導致作戰不相協調，戰鬥力削弱的後果，致使與遼、西夏交戰屢遭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