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消失僱主

『壹』 央視社會與法頻道《中國法治報道》欄目為什麼停播了

令人疑惑的是，好端端的一個節目為啥說停就停了呢？據說最近央視正專在進行欄目調屬整，由此看來，取消原來的節目設立新節目似乎是很正常的舉動。不過，央視新領導上任，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按理說只能把節目往好里改，怎麼把挺好的節目給停了？為何偏偏拿《中國法治報道》開刀？有無內幕？一時間謠言四起。有人說因為這個節目揭露了太多的黑暗面，不利於社會「和諧」，因此被「和諧」掉了。建設成為一個法治社會，是我們國家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法治報道》在普法宣傳、針砭時弊方面做出了許多貢獻，這是有目共睹的。不能因為它銳利的言辭和深刻的分析刺痛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經，就要按照「上面」的意思使之無端消失。如果那樣的話，無疑是讓游盪在我們周圍的人治的陰魂束縛了人們尋求現代法治的努力，這是開歷史的倒車，是對人類文明前進方向的一種嘲諷和蔑視。但願這些都是筆者的胡亂猜測。

『貳』 《消失的夫妻》真實名字是什麼

《消失的夫妻》真實名字是CCTV12，社會與法制頻道2013年7月7日播出的《天網》那期節目，講述的是一對夫妻被社會閑散人員入室搶劫、並殺害的故事，名字叫做《消失的夫妻》。

我相信喜歡看中央12套法制節目比如《一線》《天網》的小夥伴應該看過這期節目，相比於驚悚的鬼故事，絕妙的偵探小說，這個真實事件的驚悚程度遠遠超過了所有偵探小說家的想像力，沒有人能夠構思出這么變態的人物心理和令人絕望的人物。小說家是人，它們是禽獸。

《天網》是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頻道推出的一檔以記錄歷史名案大案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欄目，同時又是記錄典型事件的系列紀實專輯時段，是展播社會法治類紀錄片和系列紀實專題節目的重要平台。

在這里，觀眾可以看到那些曾經對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案件的真實記錄，以新的視野新的角度 ，重新審視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大案、要案、名案。

節目於每周一至周五20:57在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頻道首播。

『叄』 在CCTV12社會與法20130717《天網2013》《消失的夫妻》案例中的一些問題是什麼

《消失的夫妻》女主屍檢報告說明了以下問題：

恐懼比懲罰還要壞，因為懲罰總算有了結局，不管怎麼說，總比懸在那兒，比那種神經緊張，無盡無休的恐懼要好。一個罪人一旦受到了懲罰，他的心情起碼會變得很輕松，千萬不要讓哭泣把你給搞糊塗了，現在已經都說出來了。從前是埋在心裡，埋在心裡比說出來還要壞。

我們接著再談《消失的夫妻》就是那對被謀殺的青年，有網友說，男主在被他們叫去炒菜的時候手裡有一把鐵勺可以作為反擊工具，為什麼他就不珍惜這個機會。

其實這種事攤在你身上，你的結局也會是這樣，對方人多示眾，丈夫就算逃出去，還有妻子在他手裡，你不知當你走出門口的那一霎那，他們是不是就立馬撕票。所以你只能乖乖順從，其實我更關心的是：他們在那長達8個小時的內心究竟是有多強大，丈夫看著妻子被別人揉虐的同時還要給他們做飯吃，你們想想他當時內心有多崩潰。

妻子在痛苦中一次又一次滿足這些畜生後，期盼他們何時走的內心那一秒的度日如年那種恐懼感，如果他們一開始就知道這些獸性還會殺了他們，我相信他們肯定會反抗拼搏，怎麼也是死！

相關介紹：

《天網》欄目是以紀錄大案名案為主要內容的法治紀錄片欄目。欄目以「傳遞正義的力量」為宗旨，節目著力點在於弘揚正義、正氣。用真實的現場構建懸念故事，彰顯邪不壓正的嚴肅主題，突出達到震懾犯罪的效果。

同時，《天網》欄目又是紀錄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的重要紀錄片平台。在這里觀眾可以看到那些曾經對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重大法治事件。

『肆』 社會與法消失的夫妻哪一期

社會與法消失的夫妻是56期，消失的夫妻是一起非常惡劣的案件。

2013年7月《天網》欄目第二十六期節目叫《消失的夫妻》，2015年5月在山東臨沂發生了一起惡性慘案，當時CCTV12也做了一檔節目叫消失的夫妻，四名沒有工作的犯罪份子，本來想偷東西，但是看到房間女主人漂亮的照片後，在屋裡等受害人夫婦回家，進行搶劫強奸整個折磨過程近10小時。

後續報道：

三人執行死刑，一人因為未成年，基於人道主義，是我國刑法中的理論上的死刑不適用者，再加上其主動供述了具體的作案經過，承認了相關惡行，被判無期徒刑，為被害者憋屈難受，但又無可奈何。

我國對於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的處理應該結合當今未成年人作案頻發且案件性質愈發惡劣這一客觀現實進行相應的修改，一定不能讓這成為未成年人肆無忌憚地違法犯罪並逃脫應負責任的擋箭牌。

很多人反對廢除死刑是非常有道理的，看了完整的細節，覺得死刑真的不能被廢除啊，有些人早已經不能算是人了，說他們是畜生都是侮辱了畜生，連畜生都不如。

『伍』 娑堝け鐨勫か濡誨ぉ緗戝氬皯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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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社會與法普法欄目劇的咨詢電話是多少

偃師法院枉法坑害吳德乾十五年
請中國的人民百姓、各媒體、網站轉發、解讀揭露偃師法院故意枉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偃師法院（原院長阮、現懂、徐朝陽）將自己視作法律之外之特殊公民？公開枉法判決。
吳德乾與谷松林經濟糾紛一案、偃師法院外號黑孩子交辦的案件、法院都是他的拜把兄弟、為了把吳德乾攆走、黑手操作故意枉法。僱傭沒有資質的公民李根樂審判、左小衛承辦執行。
2003偃龐民初字第48號荒唐判決、駁回原告訴求、超出原告訴訟請求范圍。徇私枉法判沒有違法過錯的吳德乾擔責任。
檢察院抗訴、申情人吳德乾不承擔48號判決超范圍責任、2005偃民再字第13號荒唐民事判決、再審不讓檢察院人員參加開庭、撤銷依據、維持超范圍判決結果故意坑害吳德乾。
執行、超出判決范圍、違反強制執行法、第250條、第二項、第四項規定。將吳德乾煤球廠全部財產、機器房子財產原地不動看管扣押15年
依法治國；偃師法院荒唐判決、荒唐執行、故意枉法坑害吳德乾十四年至今。法網恢恢、偃師法院瀆職枉法、吳德乾申訴、洛陽市中院維持、高院駁回，黨紀國法真的管不了嗎？
一、偃師法院公開枉法坑害吳德乾事實證據；
1、原告谷松林訴被告吳德乾違約不交租金、
請求；騰離土地、賠償損失、
2、反訴原告吳德乾訴、反訴被告谷松林擅自拉沙堵煤球廠門口、侵權造成損失、請求；賠償。
偃師法院審理；本院認為、原告谷松林與窯溝村第八村民組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原告谷松林未經該村民組同意、擅自將所承包的部分土地轉包給吳德乾、違反法律規定。其行為無效，因此造成的損失由其自負。原告谷松林擅自拉沙將被告吳德乾煤球廠門堵住，其行為不當，但被告吳德乾未辦理經營證照非法經營煤球廠，且改變土地用途、其收入非法、不受法律保護，故其給造成的損失之請求不予支持。
2003偃龐民初字第48號民事判決、判決如下；
一、原告谷松林與被告吳德乾之間的土地轉包行為無效、
二、限被告吳德乾於判決生效後20日內將使用的0.5畝土地交還原告使用、
三、駁回原告谷松林的（租金）其他訴訟請求、
四、駁回被告(反訴原告)吳德乾的反訴請求。
判決枉法；1、原告谷松林違法、判沒有過錯的吳德乾擔責。
2、偃師法院在欺騙、原告谷松林有第二個訴訟嗎？
3、駁回兩個原告訴訟請求，原被告之間不存在責任。
偃師法院就沒權利、判吳德乾承擔、第二條的責任。
洛撿民抗字（2004）92號民事抗訴書、2003偃龐民初字第48號判決、超出原告訴訟請求范圍、違反審判原則，判決的責任申訴人不應該承擔。
2005洛民再字第96號民事裁定書、指令偃師法院再審、再審期間、中止原判決執行。
2005偃民再字第13號判決、再審枉法、居然不讓檢察院人員摻加開庭訴訟。（程序違法）撤銷原判決第一條、維持超出原告訴求范圍的判決結果的二、三、四條。
根據審判原則規定、2005偃民再字第13號判決、超出檢察院抗訴范圍。沒有檢察院人員參加開庭訴訟。偃師法院就沒權利審判。
二、偃師法院執行枉法坑害吳德乾十五年證據；
執行2003偃龐民初字第48號判決、二、（限被告吳德乾於判決生效後20日內將使用的0.5畝土地交還原告使用）是退出土地、法律規定、派人運出交給被執行人、偃師法院原地不動看管扣押、吳德乾煤球廠機器設備十幾年、生活用品都不讓拿。2005.1.18.執行權消失、財物毀壞腐爛法院都不給吳德乾。
1、證據；2004年3月16日財產登記筆錄，證明、執行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50條第二項規定、強制執行時、被執行人是公民的、應當通知被執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屬到場、被執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應當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到場。拒不到場的不影響執行。
根據財產登記筆錄證明；法院沒有通知被執行人的成年家屬、也沒有通知代表或主要負責人到場清點財物。
2、證據；2004年3月16日執行筆錄，證明、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50條第四條項規定、強制遷出房屋或強制退出土地、被搬出的財物，由人民法院派人運至指定處所交給被執行人。被執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給他的成年家屬。因拒絕接收而造成的損失，由被執行人承擔。
偃師法院沒有派人運、也沒有交給成年家屬。而是原地不動扣押看管。不經法院允許吳德乾不得在進煤球廠、剝奪吳德乾煤球廠財產的合法權利。
綜上；大膽狂妄、偃師法院審監庭郭東欣、法官規則、審判原則、法律法規、他都敢踐踏、故意枉法坑害吳德乾。國法真的拿他沒辦法嗎？
經偃師法院這樣、判決、執行。吳德乾的煤球廠機器設備房子全部財產、成原告谷松林 、荒唐判決、荒唐執行、法律公正、百姓權力在哪裡！依法維權十幾年未果、黨紀國法在哪裡？
請求、人民百姓、各媒體轉發；解讀揭露偃師法院枉法。 維護黨紀國法尊嚴、討回司法的公平公正。
此致
中國人民、各媒體、
洛陽市洛龍伊濱龐村鎮東龐村吳德乾。
聯系電話（15225575551）（13949286241）
2017年10月發帖
證據附後；原告谷松林的訴訟請求書、反訴原告吳德乾訴請求書、（2003）偃龐民初字第48號判決。（2004）洛撿民抗字92號民事抗訴書、（2005）洛民再字第76號民事裁定書、（2005）偃民再字第13號判決。（2008）豫法民申字第1140號裁定書，（2009）洛民再字第102號終審枉法判決、（2011）豫法民申字第00199號駁回通知、

『柒』 經濟法課程論文-試論社會保險法律制度與社會福利法律制度的異同-2500字就可以，交老師的

一、社會保險法與勞動法的關系

（一）黃越欽教授關於勞動法與社會法關系的分析

已故黃越欽教授系我國台灣地區著名法學家，他對推動台灣地區勞工法、社會法進步發揮了繼上世紀史尚寬教授之後承上啟下的作用。黃程貫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學生，先行教育，之後任大法官。黃教授留學於奧地利，對於奧地利、德國法制有著精深研究，他所處的時代已是社會法大有發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動之下，黃程貫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學習、研究勞動法和社會法，後兩位在我國台灣地區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及立法中所發揮的作用為學界公認。黃越欽教授專門研究勞動法，對於社會法亦有相當研究。其在大陸地區發行的《勞動法新論》對於推動大陸地區勞動法進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黃越欽教授對於勞動法與社會法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對社會法的關注幾乎全部集中於社會保險法。其中觀點如下：

1．勞動法與社會法的並存關系。所列事例為勞工保險中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與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失業保險給付與資遣費的給付都呈現並存狀態。

2．社會法取代勞動法的關系。他認為：「所謂取代關系指，原屬勞動法范圍之內容，由社會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的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將勞資沖突中的重要內容改以保險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會法優先於勞動法的關系。職業災害保險責任優先於僱主責任。

4．勞動法與社會法的互補關系。他認為：「不論失業或退休，均對勞動者之經濟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為維持勞動者之基本生活水準，遂有令僱主支付資遣費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無資力，並非所有勞動者均能受惠，而開辦失業保險以補其不足。」[3]

5．勞動法與社會法的競合關系。勞保職災醫療給付與健保醫療給付，可選擇適用。

6.勞動法向社會法的過渡關系。退休金、勞保老年給付、人民年金將逐步過渡。[4]

黃越欽教授所指社會法系德國法中的社會法，一般包含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與社會補償制度，台灣地區襲用德國法概念，與中國大陸地區社會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實上，社會法與勞動法的關系集中體現在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關繫上。

（二）中國大陸的實踐

1．實在法體現。中國大陸地區自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勞動法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土壤。即便是改革開放初期，勞動法亦僅僅是名詞而已。但是，企業勞動關系的變遷，使消失多年的勞動法概念逐漸成為實在法。自上世紀80年代後眾多勞動法規的頒布到1994年勞動法的出台，中國勞動法逐漸增多和成熟。1986年頒布實施的《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第四章「在職和待業期間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養老期間的待遇」已經涉及到了社會保險概念和制度建構思路。該行政法規中已經使用了「社會保險專門機構」概念。《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的實施應當是勞動力市場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國勞動法制恢復的起點。勞動合同是僱傭勞動的法律形式，勞動合同制度的建立與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幾乎同時起步，中國特色非常鮮明。可以說，勞動法律規范和社會保險法律規范雜揉在一體中，更准確地說，當時的社會保險實質上是針對勞工保險。1994年7月5日，《勞動法》頒布，該法第十章「社會保險」就社會保險的種類、基本內容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在《勞動法》中規定社會保險專章。筆者推測，當初人們對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之間到底關系如何並不清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以保護勞動者利益為出發點。

本世紀以來，「社會保障」概念逐漸成型，之前的「勞動法」漸成「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在越來越多的實在法頒布後已經開始逐步分離，尤其是2007年《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2010年《社會保險法》的頒布，使得過去將「社會保險」規范認定為勞動法律規范的認識逐漸得到矯正，更多的人感知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差異與區別。

2．學界狀態。在我國，社會保障概念至1998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成立後偶有提及，但大學課堂上尚無「社會保障法」課程。而講授勞動法的教師大部分也將「社會保險」作為勞動法課程的內容。勞動法學領域研究，不僅落後於僱傭勞動實踐，亦落後於立法展開，當初講授勞動法課程時將社會保險作為內容幾乎沒有異議。

2006年之後，中國法學會社會法學研究會成立，該研究會主要以高校勞動法和社會保障師資為班底，已經出現了側重，即有的老師相對專注於勞動法，有的老師則專注於社會保障法。但是，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學者隊伍並未分野。不像有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學界，該領域的學者隊伍已經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聯系但相對獨立。目前，大部分學者已經意識到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差異。不過，系統性地闡釋兩類不同法律規范異同的研究成果幾乎未見。

（三）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異同點與未來趨勢

1.一般來講，先有勞動法，後有社會保險法。從時間節點上看，勞動法應當是歷史兩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會保險法歷史不過百餘年。勞動法的產生是調整勞資關系的需要和結果，或者說，勞動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勞資之間進行平衡，因勞資關系之強弱變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勞動法調整。社會保險法的產生是在勞資關系調整遇到僵局之後的結果，勞資關系的調整在勞資關系不能維系或勞資關系中斷後陷入了僵局。例如勞動者年老、疾病、職業傷害、生育等情況下勞資關系終止後，勞動法已經難以「再」發揮作用。換言之，當勞動者不再是勞動者的時候，當事人已經不成其為勞動法上的當事人。這些退出工作崗位的勞動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護。

2．勞動法的給付為私法上的給付，而社會保險法為公法上的給付。在不少學者的認知中，勞動法屬於私法，或者說是私法的特別法，這種認知是從給付的當事人角度的判斷，即僱主對於雇員的工資給付，屬於私法上的給付。不過，我們認為勞動法並非完整意義上的私法，它僅從給付角度具備上述性質，大量的勞動基準，尤其是職業安全衛生制度大部分屬於公法規范。社會保險法的給付全部為公法上的給付，保險人為公法上的主體，保險給付對象—被保險人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蓋勞工階層，之後覆蓋其他社會群體。

3.皆屬於社會政策導向的產物，皆針對勞工問題，皆屬於社會立法的范疇。「勞動法與社會法為20世紀以來所成長的兩大法域，其發達與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也刻畫出意識形態對法制的深遠影響。」[5]勞動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常常被稱作是勞動關系，而勞動關系的形成集中體現在工業革命後形成的產業僱傭勞動，形成於勞資對立統一的展開，並成為社會問題中心點的勞動問題。「勞動問題是工業革命後所形成的新課題，也是近兩百年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社會問題。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作為生產動力之後，勞動者原來是生產工具的主人，現在變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錢的資本家可以買工具建工廠大量生產坐在家裡發財，無錢的勞動者只好受雇於開工廠的資本家每日賺取微薄的工資以維持生活，從此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分離，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階級對立，利益難以協調，問題日益嚴重。此一問題，隨著工業化的擴展，由英國擴及歐洲、美洲、澳洲，乃至於亞非拉丁美洲，成為世界性的社會問題。」[6]勞動法的產生與發展體現在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勞資關系永恆不變的話題，任何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都無一例外地演繹著社會存在與法律建構的整體，即勞動關系的生成與調整勞動關系的勞動法的產生與發展。而這一進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會政策導向，如同其他法律門類必然存在相應的政策一樣，勞工政策是重要的社會政策。勞動立法亦是重要的社會立法之一。社會保險法產生之初即以保勞工之險為使命，至今，社會保險中相當部分仍以職業人群為保險對象，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勞工政策的動向，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政策動向。可以這樣講，社會保險法制較為完備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主義特徵突出、整體或團體主義色彩鮮明；而社會保險法制建構不夠齊整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本主義特徵突出，自由主義或個體主義色彩鮮明。該法同樣深刻地反映了當地勞工政策和社會政策動向。

4．兩類法律的未來。勞動法產生兩百多年來，人類在該領域的耕耘與拓展已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勞動契約制度，勞動基準，例如工作時間、職業安全衛生、團體協議與團體交涉，乃至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等領域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積累。一些人類爭取的目標早已實現，例如縮短工作時間與降低勞動強度皆已成為事實，在歐美國家，勞動法已經轉戰於「體面勞動」。所以，學界對於勞動法與社會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長的判斷。可以這樣講，勞動法領域的問題越來越「傳統」，新出現的問題或非常態性問題則成為學界的熱點，成為法制的關切。例如，近年來以勞動派遣為代表的非典型僱傭成為勞動法研究的新寵。未來，隨著科技進步和信息技術、智能科技的推展，人類勞動方式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勞動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當然，勞動法所扮演的角色將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領」成為工廠法時代的勞工，不待時日，教科文衛體人員將逐漸成為「勞工」。毫無疑問，未來的法律屬於社會法，社會保險法制是其中典型，換言之，未來社會，勞動人群的縮減，社會閑雜的增長；生產性人員的縮減，服務與娛樂性人員的增長將是發展趨勢，可能他（她）不創造財富，但是，他（她）創造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變遷中，「吃閑飯」者的增長將是長期趨勢，而創造「吃閑飯」的法律制度中，社會保險法制即是其一。曾經，老年年金保險法制專為職業人群而設，沒有工作便沒有年金，沒有工作便沒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職業人群社會保險逐步完善的基礎上，拓展了國民年金制度，即沒有工作的人同樣可以參加老年年金保險，這些人當達到相應的法定要件之後一樣可以申領類似「退休金」性的養老金。

社會保險法制產生僅百餘年時間，加上各國國家和地區因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該領域的起點和狀態亦相差懸殊。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保險法制當然處於初級階段，更准確地說，該領域法制尚處於萌芽階段。我國社會保險法的未來肯定是發展的未來。

二、社會保險法與其他門類法律制度之間的關系

（一）社會保險法與憲法的關系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一般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國家組織架構和國家安全事務。人民基本權利的內涵與外延因不同的歷史階段有所差異有所側重，在封建壓迫的年代，追求自由與解放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和動力，自由權、平等權自然而然成為憲法所確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而社會發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機會平等大致實現，亦即平等權、自由權得到保障的情形後，結果的不平等導致社會扭曲而產生出弱勢族群時，因其國民身份而產生的生存權利成為憲法關注的熱點。我國學界已經開始探討社會權利，開始使用「社會保險權」概念。[7]但是，這樣的抽象權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權利並未有共同的認知。德國社會法的法制建構堪為楷模，其憲法確立了「社會法治國」原則，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但是，「德國基本法、聯邦憲法法院以及學說文獻向來否定人民依據憲法享有向國家請求給付的社會基本權，基本法即明確放棄魏瑪憲法具體羅列社會權的規范方式，而以『社會法治國』（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規范，學者均認為其所表彰的社會國原則屬於『國家目標設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體落實完全交由立法者因應社會條件的變遷以及新興社會問題的興起隨時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社會政策的彈性調整空間」[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國這樣社會法治國原則得以確立的國家，社會保險權亦不可直接成為向國家和社會申請給付的積極權利，社會保險所生的各類給付請求權須以社會經濟條件為基礎所創制的具體法律制度為依據而展開。盡管不承認社會基本權的存在，但德國憲法所確立社會法治國原則的推行，對於德國社會法的完善，尤其是社會法的實施形成了強力支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從上述我國《憲法》規定來分析，「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亦如德國「社會法治國」原則或理念一樣，該權利不可能成為具體、積極的請求權利，《憲法》所規定的上述權利須結合《憲法》第45條後款規定的具體內容和制度，即社會保險、社會救濟、醫療衛生、軍人撫恤殘疾人勞動與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構，推演而成具體法律制度中的具體權利和積極權利。「社會保險」制度是我國憲法所確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國社會保險法的開啟與構建須依據《憲法》的規定循序漸進。憲法與社會保險法之間的關系，如同憲法與其他法律制度一樣，沒有憲法便沒有社會保險法，沒有憲法的規定便無從展開社會保險制度創制。隨著我國憲法的實施呼聲日高，憲法漸人人心，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累積的社會發展紅利，人們不可能忘卻《憲法》第45條。當然，從近10年來我國城鄉養老、醫療、社會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動實踐，我國《憲法》所確立的「原則性」規定一樣會豐富我國憲法的基本權利內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終將成為積極權利。社會保險法上的權利至為復雜，因其所處的不同保險種類而產生不同的權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險制度中，凡是達到法定要件的當事人即可請領老年年金，換言之，在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逐漸生成法律制度之後，尤其是憲法保障此等制度運行之後，當事人即可主張退休金請求權（退休人員）。利益的存在在於權利的維護，而權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創制權利為前提。盡管現階段我國《憲法》第45條所規定的權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虛幻」，並且，我國憲法解釋在憲法的實施環節上存在相當短板，但是，必須相信，沒有憲法所確立的權利，社會保險法將無從展開。況且，我國本就是缺乏法治傳統和法治基因的國度，如果不依賴憲法對社會保險制度固本，那麼，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法治化則有可能反復；不依賴憲法所確立制度的源流，社會保險制度永遠屬於「改革」中的制度，永遠停留在政策的層面。因此，憲法關於社會保險制度等社會基本權利的創制，「就是企圖將既有憲法自由權的『給付權』功能擴大，或是將與社會安全相關的條款納人基本權利規范之中，而使其能夠具有『受益權』的功能。如此一來，人民不僅在社會基本權遭受侵害時得以提起救濟，甚至在政府怠於立法或行政作為時，也可據以要求公權力採取一定的積極作為」[9]。隨著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事業的逐步推進，隨著人民生活期待值和獲得感逐漸成為政府的工作重點，社會基本權利的創制，以及憲法權利將更加明晰。

（二）社會保險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社會保險法具有社會行政法屬性，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社會保險法亦有自身的理論體系和制度實施體系，近年來，學界存在「統一公法」的探討，[10]但這種「統一」的方法、路徑尚不清晰。筆者認為，醫學分科越分越細說明醫療事業在進步，如停留在中醫或西醫的簡單分類，醫生為萬能醫生時，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學如同醫學，分門別類越細，立法才能越科學，法律實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會保險法盡管屬於社會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屬性，而法律制度則與行政法有相當不同。從我國法律制度的分門，以及參照其他國家法律制度分門的經驗，社會保險法歸入社會法序列。社會保險法的行政法屬性旨在與私法分開。「德國聯邦社會法院前任院長Georg Wannagat將社會保險定義為：『由國家依據自治行政原則所組織的公法上的強制保險，保護勞動大眾在遭遇因工作能力喪失、失業及死亡時所可能帶來的危害』，這一定義明確地描述社會保險的特性，並且劃分其與一般私法保險的異同。」[11]一個國家社會保險法律制度的建構須依據自身條件而展開，換言之，社會保險存在不同險種與項目，哪些能夠展開，哪些應該展開，須依據法律規定。「德國聯邦社會法典第一篇第四條賦予社會法確立健康保險、看護保險、失業保險、意外災害保險及退休金保險的責任，並藉由必要的措施來保護、維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並提供在疾病、懷孕、喪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經濟保障。」[12]德國社會法不僅編纂了社會法典，而且創制了社會法院體系，以保障人民相關權利的實現。當然，在德國，亦有學者對於社會法院、稅法法院等專業行政法院的負面學說，但是，社會法院的存在便是社會法不同於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證，而德國法院體制中，行政法院則是完整體系的司法體制，亦說明了社會法與行政法的差異。

依據我國《社會保險法》的規定，我國目前開辦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等五個種類的社會保險項目，這些保險項目的開辦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依法經辦社會保險業務的范圍。社會保險法之所以為行政給付法，關鍵在於其保險人的特殊性上，「國家於社會保險中與依據社會法而產生的作為義務，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組織予以實現，例如：社會保險人根據德國社會法典第四篇（社會保險通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為具有公法上義務的公法人」[13]。我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屬於歸類性、定義性的名稱，並非人格性名稱，未來社會保險法制完善之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將直接稱呼為「某省某市社會保險局」或「某省某市醫療保險局」，並且，該機構將獨立起草完整的組織法，負有相應的法律職責，承擔相應的權能。而且，現今所有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皆定性為「事業單位」，並非政府授權組織或法律授權的專業行政組織。以筆者觀點，該機構應當為專業性、獨立性、服務性行政組織，而不應是什麼事業單位。從現實法律實踐看，目前唯一展開的社會保險司法實踐，就是工傷認定行政訴訟，工傷認定工作在地方實踐中，就是行政機關（認定機構）和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一體兩面，兩者往往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於此，人民法院受理、審理工傷認定訴訟案件亦列入行政訴訟案件。

從工傷保險司法展開的實踐看，「統一公法學」思維並非有效，甚至出現了「業余」現象。畢竟行政事務包羅萬象，而行政行為當然亦分一般行政行為與專業行政行為。對部分專業行政行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國成立了知識產權法院。其實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獨立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就是因應知識產權的專業性。從德國社會法院建構經驗看，我國龐雜的社會事務，幾乎大部分業務將其託付於各級信訪部門，這不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體現。我國現實生活中，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補償、社會福利等各類請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請求權，單單一項社會保險法制，列定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如果皆能暢通訴訟渠道，目前的行政訴訟即將癱瘓。[14]於此，專業性的社會行政法庭建構和專業性的法官將因應此等社會難題，亦是我國法院和法官在社會保險法領域不再「業余」，社會治理不再脫離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會保險法屬於社會行政法，但是社會保險法絕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為的當與不當來判解此等社會難題，只能說中國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國社會保險法的調整方法與一般行政法調整方法無異，皆為行政復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是否證實了社會保險法就是行政法門類中一個分支？我們認為，法律的調整方法肯定有趨同或競合可能，但由此判斷社會保險法就是行政法的構成顯然過於簡單。如果說德國社會法院法所形成的社會法領域的獨特司法體制乃是因應事物規律的模板，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處理社會保障爭議的程序設計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該領域專業的專門程序前置。我國台灣地區就勞工保險爭議專門頒布「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並設置爭議審議委員會。日本處理社會保險爭議時，專門設置社會保險審查官和社會保險審查會制度，[15]專業性地處理社會保險爭議。從我國社會保險爭議處理的實踐看，法院目前展開的社會保險爭議訴訟，以工傷保險爭議為例，幾乎全部集中於工傷認定訴訟上，保險繳費爭議、保險給付爭議尚未達至訴訟。因此，社會保險法系行政給付法，具有行政法屬性，但其法律門類劃分上屬於社會法或社會保障法。

（三）社會保險法與民法、商法的關系

不同的法律門類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稱私法，側重於保護「私人」利益或「個體」利益，相對而言，法律價值偏斜於自由與個體權利的維護。「私法」的理解大概是從個體權利保護視角的一種法律價值觀。不過，法律制度從來不是屬於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構建總體上都是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即使是民法，一樣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會公平公正一樣需要考量，畢竟公平是兩端的，沒有絕對的「私法」存在。「民法傳統上以個人權利為本位，對於組織團體、社會等任何集體及其利益均持懷疑和警惕的態度，強調人人生來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觀經濟領域內有很大的激勵、動員作用，能夠調動個人暨個體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保護社會個體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但是對於國民經濟整體和運行的全過程而言，個人權利本位卻有著相當的局限性。」[16]社會保險法系通過引進保險技術、保障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成員生存權利的法律制度，屬於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濟貧」的因素，客觀上存在不生病的人為生病的人「埋單」的事實，自然存在著所謂的社會本位傾向，存在著以整體利益偏斜的法律價值。因此，社會保險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體利益和整體秩序的要素大於私法。曾經一度存在著私法向社會法過渡的提法，亦曾有誇大社會法功能，認定民法屬於「傳統」法律的觀念，但是都存在著一定的偏差。應當說，民法所確立的是物權、債權、人身權、親屬權、人格權等一系列權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該法律制度過去是主幹法律制度，今後亦是主幹法律制度。而社會法所確立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補償、社會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類發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該類法律制度19世紀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紀逐漸發展，未來肯定屬於大有作為的法律制度，隨著科技進步、社會生產越來越發達，社會中越來越多的「閑人」將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分配進程中，社會法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社會保險法與民法之間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舊與替代之說，他們都是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會保險法與民法上的相關制度具有密切的聯系，法律制度之間不可能出現完全隔絕的法律門類，止痛葯不僅能夠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體制度對於社會保障制度有著天然的聯系，比如，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經將身份證號碼與社會保障號碼達成一致，我國即將實施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親屬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繼承製度對於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實施乃是基礎性保障，比如，工傷保險工亡職工的「供養親屬」、遺屬津貼中的遺屬范圍、養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關請求權，[17]民法上的相關制度對於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具有基礎性的支撐作用，另，社會保險權利的實現離不開相關義務的履行，其中，當事人個人身份信息的採集乃是社會保險法律制度運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個人信息採集過程中保護當事人個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護隱私權，這些問題都是一體中的問題。當然，社會保險法制完善的國家和地區，私權保護才能切實到位，社會才會安定，人們才能追求「恆產」，如果貧富過於懸殊，社會弱勢族群整日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權利，尤其是基礎性的物權是無法得到有效保護的。

社會保險法與屬於商法門類的商業保險法除去法律技術上的趨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補，都屬於「補救」類型的法律。社會保險法與商法上的商事登記制度密切聯系，一個沒有良好商事登記的國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運作。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法上出現了「非法用工單位」，該類僱主是無法參保，而且是逃避參保的，從商法視角，所謂的「非法用工單位」亦是非法經營單位，也是不經商事登記的單位。換言之，沒有商事登記，便沒有社會保險登記。此外，公司是現代型經營主體，它的許多制度，例如財務制度、工資制度都與社會保險制度密不可分，沒有公司財務便沒有社會保險財務。任何法律門類不可能獨立存在，它都與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捌』 一）孟德斯鳩：社會與法的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並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體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徵的有力保障，並服務於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於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准，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准：（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並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於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於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於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於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慾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慾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於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於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嚮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於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並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嚮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並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於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於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麼，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於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於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於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捲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於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繫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採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於鼓勵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於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並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並沒有通過後天的培訓機製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像，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麼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麼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於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准，必要時中央可採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後，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准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並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於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後，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於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於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准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准。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准，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後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准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准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製，我們確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齡標准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准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准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作者：admin
出處：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