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福祉三法

『壹』 日本大學排名

大家都知道，其實日本大學整體實力比較平均，各個學校都有自己的拳頭學科。研究環境優良，學術風氣好，對各種研究論文的真實性和創造性的要求都很嚴格。來說說日本最好的幾所大學！你知道多少！接下來就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個，東京大學簡稱東大，是一所本部位於日本東京都文京區的世界級著名研究型綜合大學。作為日本最高學術殿堂和七所舊帝國大學之首，其在全球都享有極高的聲譽。東大誕生於1877年，由「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在明治維新期間合並改制而成，初設法學、理學、文學、醫學四個學部和一所大學預備學校，是日本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亞洲最早的西制大學之一。
這部分科系最早可以溯源到靈元天皇時期，作為資本主義文明浪潮沖擊下的直接產物，東大在日本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性地位。學校於1886年更名為「帝國大學」，這也是日本建立的第一所帝國大學，1897年，其易名為「東京帝國大學」，以區分同年在京都創立的京都帝國大學，二戰後的1947年9月，其正式定名為「東京大學」。
第二個，築波大學，是在1970年代大學競爭引起的大學改革過程中，為了作為新型大學的試驗校，於1973年10月廢止東京教育大學，將其資產全部繼承，在現在的築波市創立了新型的大學，即築波大學。新制東京教育大學的前身為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東京文理科大學、東京農業教育專門學校、東京體育專門學校等。現任校長為永田恭介。與那些歷史悠久，靠豐碩的學術成果，培養了不計其數名士要人而揚名世界的老牌大學相比，它的出名是由於它順應世界科技發展的潮流，成為全國第一所新型國際化國立大學。
第三個，東京工業大學，簡稱東工大，是日本理工科大學之最。校區位於東京都目黑區與橫浜市綠區，是專攻工程技術與自然科學的日本頂尖、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學。根據2018年發布的QS世界大學排名位列世界第56名，日本第3名。其在工程技術類排名世界第14名，日本第2名，自然科學類排名世界第24名，日本第3名，是一所名副其實的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學。其實東工大在人才培養還有學術研究和技術創新等方面享有世界聲譽。其畢業生中包括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在內的許多著名學者。
第四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是位於日本東京都文京區的一所國立大學。齒學部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公立牙醫學教育機構。也是舊六齒科大學之一。2004年4月成立國立大學法人。現今，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擁有2個學部本科、2個大學院研究科和2所圖書館和2所附屬醫院！
第五個，大阪大學是一所本部位於日本大阪府吹田市的日本頂尖、世界一流的著名研究型國立綜合大學，綜合實力日本第三，在日本關西地區與京都大學一道在各個領域都起著重要作用。作為日本國內的最高學府之一，大阪大學在全球都享有很高聲望。大阪大學創建於1931年，最初名為「大阪帝國大學」，是第六所舊帝國大學。二戰後，正式更名為「大阪大學」。大阪大學是亞太頂尖大學組織環太平洋大學聯盟的成員校，日本文部科學省指定的「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A類頂尖校，同時是日本RU11學術懇談會、八大學工學系聯合會、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等相關學術組織的重要成員。
總而言之，大阪大學的校友涵蓋了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也誕生了沃爾夫獎、拉斯克獎、克拉福德獎、蓋爾德納基金會國際獎、日本國際獎得主等。此外還包括13名校友獲日本文化勛章，15名獲日本文化功勞勛章，10名獲日本學士院恩賜獎，29名獲日本學士院獎等。2015/16 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阪大位列世界第58位。化學世界第19，生物科學世界第30，牙醫學世界第38，材料科學世界第44。在世界范圍內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

『貳』 生活中經常遇見哪些有關社會保障法的問題

一、社會保障法的調整對象
二、社會保障法的體系
三、社會保障法的地位
四、社會保障法的本位
五、社會保障法的本質
六、社會保障法的價值
七、社會保障組織體系的基本框架
八、社會保障權的構成要素
九、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
十、社會保障基金的制度創新

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然而，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農村改革、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早已邁出大步，社會保障改革卻跚跚來遲，社會保障立法更是落後於市場主體立法、市場規制立法和宏觀調控立法。這可能是許多理想的改革措施難以出台或者出台後施展不開、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令人高興的是，最高決策層和改革設計者已開始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改革和立法在近年來漸成熱點。於是，我們就社會保障法的若干基本問題試作探討，希望得到同仁的批評，更希望藉此批評來改變法學界低瞧社會法地位和冷談社會法研究的局面。

一、 社會保障法的調整對象
在中國，「社會保障法」這個概念是80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尤其是1992年明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以後，法學界在研究和設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時更是不斷提及。這些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視。理論研究和現實需要的情況表明，對社會保障法是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已基本形成共識。但是，由於對「社會保障」的內涵與外延的不同理解，學術界對社會保障法的理解也稍有差別：(1)有的將社會保障法理解為社會保險法，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規定職工勞動者在其發生特殊困難時給予一定物質幫助的法律，規定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及其應用范圍，用於包括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等的求助，（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課題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理論思考和對策建議》，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6期。）(2)有的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調整有關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法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第33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模糊了「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概念。(3)有的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調整社會保障關系的法律規定的總稱」(覃有土、樊啟榮編著：《社會保障法》第69頁，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這種表述則過於寬泛和籠統。(4)有的認為「社會保障法是調整以國家和社會為主體，為了保障有困難的勞動者和社會其他成員以及特殊社會群體成員的基本生活並逐步提高生活質量而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史探徑：《我國社會保障法的幾個理論問題》，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該定義的內涵比較具體，基本上能涵蓋社會保障的內容，但對內涵的表述不夠准確。鑒於上述不同定義，我們認為，關鍵在於對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障關系的理解。

(一) 社會保障的界定
社會保障的涵義，在不同國家的立法例中往往不盡相同。綜觀各國立法所規定的社會保障項目，可以認為，社會保障是指國家為了保障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而依法建立的，在公民由於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災害、戰爭等原因而生活發生困難的情況下，由國家和社會通過國民收入分配，提供物質幫助，以維持公民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的制度。其要點有：(1)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是國家和社會。即有責任向全體公民提供社會保障的主體有兩個層次，一是國家作為全社會的管理者、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國民收入的分配者，有責任組織社會力量為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提供保障；二是企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作為社會勞動力資源的使用者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獲利者，有責任出讓部分利益，通過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機構為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提供保障。(2)社會保障的權利主體是生活發生困難的公民。生存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任何公民，無論什麼原因而陷於貧困，都有權要求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保障其獲得生存的條件。(3)社會保障的方式是通過國民收入分配來提供物質幫助。即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機構將通過征稅、收費等方式所籌集的資金，用於向生活發生困難的公民提供貨幣、實物、勞務等形式的幫助。(4)社會保障的目的是滿足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的需要，以保障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即社會保障有兩個層次的目的，其表層目的是保障公民在生活發生困難時仍能獲得維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其深層目的是通過滿足公民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質量的需要，進而為實現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創造條件。(5)社會保障的依據是相應的法律規范。即社會保障的規則由立法規定，享受社會保障是公民的法定權利，提供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的法定責任。
根據上述涵義，在界定社會保障的外延時，應當注意下述幾點：(1)社會保障不只限於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的方式有保險式和非保險式兩大類。保險式社會保障，即社會保險，是利用保險機制來實現社會保障，需要有廣泛和穩定的資金來源，要求保障人、投保人和受保障人(即被保險人)之間存在一定契約關系，並且要求受保障人(即被保險人)承擔相應的義務，宜為多發生性、常規性風險提供保障。因而，它一般適用於給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提供保障。非保險式社會保障，即在不宜運用保險機制提供保障或者社會保險不足以有效保障的領域或層次，宜由國家和社會以單向提供幫助的方式予以保障，如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由於社會風險的原因和形式復雜多樣，不具備保險機制適用條件但需要社會保障的現象大量存在，現代社會對非保險式社會保障的需要有擴大趨勢。因而，在強調社會保障的地位時，不能忽視非保險式社會保障，更不能忽視新出現的非保險式社會保險項目，如大學生貸學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等。(2)社會保障不只限於城鎮社會保障。在呈現城鄉二元經濟格局的我國，難以建立一元體系的社會保障，城鄉社會保障的水平、財源、方式必然不同。盡管如此，不應當把農村居民排斥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也不宜把農村居民排斥在由國家提供財源的社會保障范圍之外。在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應當構建農村社會保障，特別是應當強調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責任，力求使農村居民享有與城鎮社會保障項目對應的社會保障。(3)社會保障不只限於國家基本保障。社會保障固然以國家基本保障即國家直接組織和面向全社會並且統一水平和規則的社會保障為主幹，同時還應當重視具有局部性、內部性、差別性的社會保障的補充作用。以社會保險為例，在城鎮，已構建了國家基本保險為主、用人單位補充保險為輔的體系；在農村，由於經濟形式、人口規模、國家財力、生產力水平等原因，現階段國家未能提供基本保險，只宜將村民合作保障充當社會保險的主要形式。(4)社會保障不只限於普惠性保障。社會保障當然是惠及全民的制度，無論公民有無特殊貢獻，只要生活發生困難，國家和社會都為其提供基本生活或最低生活保障。但同時，為鼓勵公民對國家和社會多作貢獻，也有必要給對國家和社會有特殊貢獻者的優惠的社會保障待遇，例如，對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者實行離休制度，對軍人及其家屬、烈士家屬、勞動模範、見義勇為者等實行優撫制度。
(二) 社會保障關系的界定
作為社會保障法調整對象的社會保障關系，是指參與社會保障過程的各種主體相互之間以供給和管理社會保障為內容的各種社會關系。其主要特徵表現在：(1)社會保障關系是發生在社會保障過程中的社會關系，換言之，只有構成社會保障運行系統中某種要素的社會保障關系，才屬於社會保障關系。(2)社會保障關系是以實現公民的社會保障利益為目的的社會關系，即是說，各種社會保障關系都是圍繞著如何使公民獲得社會保障利益而展開和運行的。(3)社會保障關系是體現社會連帶責任的社會關系，參與社會保障供給和管理的各種主體，特別是政府、社會保險事業單位和企業，共同對公民獲得社會保障利益承擔連帶責任。(4)社會保障關系是以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為軸心的社會關系整體，即是說，社會保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大多以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為一方當事人，正是由於社會保障機構參與各種社會保障關系，才能夠形成統一的社會保障供給系統和管理系統。(5)公民所參與的社會保障關系是兼有人身關系屬性和財產關系屬性的社會關系，即公民的社會保障利益一方面是與自身生存不可分離，具有人身利益屬性；另一方面是以獲得物質幫助為內容的財產利益。
如果從主體的角度來界定，社會保障關系包括下述幾類：(1)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各級政府及其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有關部門代表國家對公民承擔社會保障職責的關系。(2)行政機關與社會保障事業單位和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主體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各級政府及其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有關部門對社會保障事業單位和用人單位等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主體向公民履行社會保障義務進行管理、監督和財力支持的關系。(3)社會保障事業單位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主要指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和社會保障服務機構等事業單位向公民給付社會保障待遇和提供相關服務的關系。(4)社會保障事業單位與社會保障資金繳納或投資、捐贈主體之間的關系，主要指用人單位向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繳費的關系，企業等單位向社會保障事業單位投資或捐贈的關系，以及公民向社會保障事一單位繳費或捐贈的關系。(5)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即用人單位向其勞動者履行社會保障和勞動福利義務的關系。(6)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各級政府及其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有關部門為執行國家的社會保障職能而分工、配合和制約的關系。(7)社會保障事業單位之間的關系，主要指社會保障經辦機構與社會保障服務機構之間以及不同項目社會保障事業單位之間就社會保障供給而分工、協作和制約的關系。(8)公民之間的關系，主要指公民之間互助共濟的關系。
如果從內容和性質的角度來界定，社會保障關系包括下述幾類：(1)社會保障基金形成關系，即政府和社會保障經辦機構通過各種法定渠道向社會保障基金供給主體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的關系，具體表現為特定的稅收關系、財政補貼關系、繳費關系、捐贈關系等形式。(2)社會保障待遇給付關系，即政府有關部門或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直接或間接向符合條件的公民給付社會保障待遇的關系，直接給付通常表現為政府有關部門或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直接向公民發放一定貨幣或實物；間接給付通常表現為政府有關部門或社會保障經辦機構通過有關服務機構向公民提供一定服務。(3)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關系，即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將社會保障基金的積累部分向特定領域投資，以實現保值增值的關系，如購買國債、委託特定機構投資等。(4)社會保障財務管理關系，即在社會保障基金籌分配、使用過程中發生的預算、決算、核算、結算等管理關系，既有財政、審計等部門對社會保障財務活動的管理關系，也有社會保障系統內部的財務管理關系。(5)社會保障管理、監督關系，即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有關非政府監管機構對社會保障業務活動實施管理、監督的關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社會保障行政部門的管理、監督。(6)社會保障爭議處理關系，即社會保險爭議處理機構與社會保障爭議當事人(或其他人)之間因處理社會保障爭議而發生的社會關系。
社會保障關系還可分別從不同角度作出多種分類。例如，依社會保障項目不同，可分為社會為社會保險關系、社會福利關系、社會救助關系、社會優撫關系；依社會保障對象不同，可分為城鎮社會保障關系、農村社會保障關系和軍人社會保障關系。
二、社會保障法的體系
社會保障法體系，可以從法律規范體系和法律形式體系兩個層面來理解。我國現行社會保障立法，無論從哪個層面來看，體系均不完整。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過程中，如何設計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是從總體和宏觀上把握和指導社會保障立法所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
(一)法律規范體系的結構
從法律規范體系的層面設計我國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應當考慮下述幾個因素：(1)社會保障的項目。眾多的社會保障項目一般分為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四大類別，各大類社會保障項目又可作進一步的分類。為使各種和各類社會保障項目都有專門的法律制度來規范，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當然要與社會保障項目的分類相對應。並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不斷出現新的社會保障項目，如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貧困學生貸學金等，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當然要及時反映所出現的社會保障項目。(2)社會保障的通用性問題。各社會保障項目都有許多共同的問題，其中有的問題特別重要而需要有專門的法律制度來規范，如組織體系問題、基金問題、爭議處理問題等，在社會保障法體系中就有必要設置通用於各種社會保障項目的若干法律制度。(3)社會保障的城鄉差別。社會保障體系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我國相當長時期內還會存在，因而，城鄉社會保障必然存在制度差別。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當然要反映這種差別，就與城鎮社會保障有重大差別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設置專門的法律制度。(4)社會保障的軍民差別。軍人在各國都是一種重要的特殊群體，對社會保障有不同於一般公民的特殊需求。因而，在社會保障法體系中應當給軍人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以特別法的地位。(5)社會保障與相關法律制度的關系。社會保障涉及面廣，與經濟、社會的多個領域相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分別受到多種相關法律制度的規范。社會保障法體系的結構對此應當有所反映。
(二)法律形式體系的結構
社會保障法的法律形式體系，又稱社會保障法規體系，其結構在世界范圍內呈現多樣化格局，主要有三種模式：(1)多法並立平行模式。即就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社會保障項目，制定若幹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分別調整某類或某一社會保障項目的社會關系。其特點是多部社會保障單行法律法規並存，互不隸屬，共同規范社會保障。這種模式由德國首創，「鐵血宰相」俾期麥於1883年頒布《勞工疾病保險法》、1884年頒布《勞工傷害保險法》、1889年頒布《老年及殘廢保險法》，這三部法律於1911年合並，另增加《孤兒寡婦保險法》，成為著名的「社會保險法典」。我國台灣地區亦采此立法體例，先後頒布有《勞工保險條例》、《軍人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辦法》、《退休人員保險辦法》、《私立學校教職工保險條例》、《社會救助法》、《職工福利金條例》、《殘疾人福利條例》、《兒童福利條例》、《老人福利條例》等一系列有關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社會福利的法律法規。(2)一法統馭多法模式。即統一制定—部法律綜合規定各類社會保障項目的基本問題，作為社會保障法部門的基本法，再依據基本法就各類社會保障項目分別制定若干單項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這種體系由一法統馭、多法並行，呈現層次性，有利於社會保障法的一體化、全民化以及立法形式多樣化。這種模式由美國首創，羅斯福新政時期於1935年頒布《社會保障法》。這種模式，既有利於宏觀層次規范的相對穩定性和統一性，同時，又是一個發展和開放的體系，當產生新的社會保障項目需求時，可以基本法為依據進行立法。(3)混合立法模式。采此模式的國家，既頒布部分社會保障方面的專門法律法規，同時將另一些社會保障項目納入到其他部門法體系中進行規范，從而形成了一種混合性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此種模式既不利於社會保障立法的整體、系統、協調地發展，也破壞了社會保障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發展格局。
我國長期以來的社會保障立法系「分散立法」體例，至今還沒有一部關於社會保障的綜合性法律，只有就某種社會保障項目作出專門規定的少量法規和個別法律(如《殘疾人保障法》，體系不完整，層次低，多以「暫行」性法規的面目出現，沒有統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正步入宏觀設計和整體推進的關鍵階段，亟需重構社會保障法規體系，圍繞其模式選擇出現了許多爭論，其主流觀點有兩種：
一種是「一法統馭多法」模式論。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立法應由「多法並存」的分散立法模式走向「一法統馭多法」的綜合立法模式，即由社會保障基本法從宏觀上協調、統一和指導各種單行法及地方立法。其必要性和意義在於：(1)傳統社會保障立法在內容上與市場經濟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的諸多問題需要重新規范。例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職責上的分工，多部門分管社會保障的協調，不同社會保障項目之間的職能劃分和銜接，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布局和統一管理，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單行法律法規不能解決的。(2)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具有長期性、根本性和全面性，不是臨時的政策、具體的措施抑或局部的規定，因此，必須由社會保障基本法作出整體規定，不能零星片段、不求統一、立一條算一條。(3)社會保障制度應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實施，因而社會保障法不應具有地方性，但我國近期以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及其立法，走著「中央試點指導、地方立法為主」的路子，客觀上形成了地區之間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有一個基本法對地方立法進行統一、協調並指導其發展。綜上所述，持此論者主張，同其他部門法體系一樣，社會保障法體系應當以基本法為中心來構建，因此，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是社會保障立法的首要任務和當務之急。(森永俁、劉豪興：《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建設問題》，載《社會學研究》1994年第5期。)另一種是「多法並立平行」模式論。認為在國外三種模式中，混合式立法顯然是缺陷最大的一種立法模式，但選擇一法為主的母子法結構還是選擇多法並重的立法結構，應當根據各國的具體國情來決定。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由於社會保障的內容廣泛和多部門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慣例、立法結構和經驗，要制定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作為母法，再在些基礎上制定若干社會保障法子法，顯然既不現實，也無必要。因為這種立法模式會徹底破壞現行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建設的成本高昂化。而從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需要出發，亦並非只有母子法結構才是最佳選擇。因此，盡管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中曾經建議將「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並盡可能匯集起來」，(國際勞工局：《展望二十一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第7頁，勞動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但這種建議因社會保障內容的廣泛性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也無法做到，中國就更不能以此為依據了。有鑒於此，持此論者主張按照多法並立平行的原則來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即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屬於任何其他法律部門，而是與其龐大的領域及獨特的運行規律相適應，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同時，根據社會保障體系的六大子系統，在尊重現有立法格局與立法傳統的基礎上，分別制定《社會保障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等多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這種立法格局不僅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在要求，而且同樣能夠收到集中、有效的效果。(鄭功成著：《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道路》第485—486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透過上述爭論，我們不難發現，二者在社會保障法的主要內容上已達到共識，即中國的社會保障法系統由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社會福利法等構成，爭論與分歧的焦點在於要不要社會保障基本法，以及是先制定社會保障基本法還是社會保障單行法律?
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保障法應選擇一法統馭多法模式其意義在於：(1)有利於社會保障立法的整體、全面、系統的規劃和完善，從而推進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科學合理地發展；(2)有利於通過社會保障基本法的統帥作用，克服社會保障法系統內的沖突與矛盾，以實現系統內的整體協調和平衡；(3)有利於社會保障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在我國形成和發展，從而推進我國社會保障法理論的繁榮與發達。
但是，我們還應充分地認識到，一個理想的社會保障法規體系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俾斯麥的社會保障立法歷程也給我們這樣的啟示。「鐵血宰相」俾斯麥於1883年頒布《勞工疾病保障法》、1884年頒布《勞工傷害保險法》、1889年頒布《老年及殘廢保險法》，這三部法律於1911年合並，另增加《孤獨寡婦保險法》，成為著名的「社會保險法典」，經由一個由單項分步立法走向綜合立法模式的變遷過程。我國社會保障立法，在步驟上亦可採用先分步單項立法然後統一的方式。
三、社會保障法的地位
(一)公法與私法的劃分與社會法
自古羅馬烏爾比安提出公法與私法的分類以來，西方法律體系中便有了所謂公法與私法的「兩分法」，並沿襲至今。有的學者認為，在近代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是分離和對立統一的；與此相適應，近代法分為公法和私法兩個范疇，兩者分別在各自獨立的范圍內發揮著保障市民權利的作用。但到本世紀，則產生了介乎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第三法域」，此即社會法域(以社會保障法為主體)(［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第31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們認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許多國家通過立法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以致出現了所謂的「法律的社會化」，因而在市場規制、社會保障、勞動關系等方面，形成了作為中間法域或稱第三法域的社會法，如社會保障法、勞動法和環境法等。它們與近代社會形成的行政法、民法等傳統法律部門是不同的。由於它們產生於現代且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因而可稱之為「現代法」。
從上述公法與私法的分類及其發展過程不難得見，把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的二元論，是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為基礎的；而把法律分為分法、私法和社會法的三元論，則是分別將國家、個人和社會作為公法、私法和社會法的「本座」。三元論看到了國家、個人和社會的不同，認識到了社會法域確實更偏重於社會，並因而與公法和私法屬下的法律部門有不同之處，但這只是社會法獨立於其他法律部門的主要原因。作為一個法律部門的社會法，它與公法和私法並非同一層次的概念，並且，社會法自身的發展與公法、私法的發展本來就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社會法雖然更具有社會性，更強調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平，以實現其在謀求社會福祉的基礎上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目標，但這仍不過是國家的社會職能在法律上的體現，況且國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會法的重要主體。因此，社會法從傳統的法律分類的角度，在實質上仍屬於公法，或曰在原則上屬於公法的范疇，它的獨立是在公法中的獨立。(［德］漢斯·F·察哈爾：《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社會法》，載《國外法學》1982年第1期。)
(二)社會法與社會利益
社會法是一個新興的門類。起初，這一概念是相對於個人主義法律觀而言的一種學說。法國學者狄驥等人認為，根據社會連帶關系，個人權利具有社會性，個人負有一定的社會義務。在德國，第一次世紀大戰結束後，試行了所謂重要工業社會化政策，採取社會干預(包括國家干預和社會團體干預)的政策，來管理和糾正自由放任所帶來的各種弊病。在日本，社會法一詞開始也僅意味著對個人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的修正。後來，也蛻變為「統制經濟法和社會福利法的路上去了。」(參見潘念之主編：《法學總論》第40—41頁，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鑒於此，現在所說的社會法，往往是指有關市場秩序和社會保障的法律類別。我國學者認為，「社會法與市場經濟的競爭性所帶來的社會公害，使風險分散、轉移，讓公眾來承擔以減少損失，體現社會互助合作精神，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參見孫笑俠：《論傳統法律調整方式的改造》，載《法學》1995年第1期。)社會法的出現與勃興，就在於它是與一種相對獨立的社會利益相聯系。社會利益的主體是公眾，即公共社會。社會公共利益的主體既不能與個人、集體相混淆，也不是國家所能完全替代的，盡管社會利益表現在權利形式上，其主體可以是公民個人、法人、利益階層或國家。在利益分類中，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四者是並列關系，社會利益是公眾對社會文明狀態的一種願望和需要，其內容也不象人們所說的那樣抽象得不可捉摸。它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與安全；(2)經濟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會資源與機會的合理配置和利用；(4)社會弱者利益(如市場中的消費者利益、勞動者利益等)的保障；(5)公共道德的維護(這在任何市場經濟國家及其任何發展階段都顯得特別突出)；(6)人類朝文明方向發展的條件(如公共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等等方面。(參見孫笑俠：《論法律與社會利益》，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4期。)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可以相互轉化，社會利益通過法律確定為權利時，就轉化為個人利益、法人利益。利益主體雖然本質上是社會公眾，但表現在法律上的權利主體卻是個體。如環境保護本是社會公共利益，但經法律確認為環境權時，這一權利則由自然人或法人來行使。同時，個人利益也能轉化為社會利益。當個人利益和個人權利被侵害達到一定的普遍性，具有經濟秩序或社會正義的普遍和典型意義時，就可能轉化為社會利益。比如向農民打「白條」，假葯害人等，所侵犯的是社會利益。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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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社會福祉學

http://www.wenlun.com/lwcs/article.asp?id=35185
社會福祉就是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是指國家依法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證一定生活水平和盡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資金和服務的社會保險制度。社會福利制度一般來講具有四個特點：社會福利是社會矛盾的調節器；每一項社會福利計劃的出台總是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目的，總是以緩和某些突出的社會矛盾為終極目標；社會福利的普遍性，社會福利是為所有公民提供的，利益投向呈一維性，即不要求被服務對象繳納費用，只要公民屬於立法和政策劃定的范圍之內，就能按規定得到應該享受的津貼服務；社會福利較社會保險而言是較高層次的社會保險制度，它是在國家財力允許的范圍內，在既定的生活水平的基礎上，盡力提高被服務對象的生活質量。

社區照顧與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
一、社區照顧及其目標和原則
在社會工作的理念里，社區照顧是指社區中的各方面成員——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志願者和社區領袖、社區積極分子等組成的非正式網路，與各種正式的社會服務機構——醫院、養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及各種康復中心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機構相配合，在社區內對需要照顧的人提供服務的過程。在完整的意義上，社區照顧是「社區內的照顧」(careinthecommunity)和「由社區來照顧」(carebythecommuni-ty)兩方面的結合。它既包括由政府、社區甚至市場化的企業等各種非營利和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專業服務，也包括由社區內的居民提供的非正式服務。
所謂「社區內的照顧」，就是指為了避免過去大型照顧機構那種冷漠、沒有人情味和與世隔絕的程式化的專業照顧帶來的負面效應，（註：台灣學者黃源協說：「機構幾乎被視為即是建築物(buildings)的同義詞，例如，精神病醫院、兒童之家、監獄等；機構化(institutionalisati-on)則往往被視為是一種令人感到不快的過程，且包括一些負面的現象，例如，冷漠、退縮、缺乏動機以及無助感，這主要是由於對其收容者之概括式的處遇(blocktreatment)、例行性，以及角色的剝奪。」）由政府及非政府的服務機構在社區里建立小型的、專業的服務機構，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治療與服務設施、技術和計劃，使所提供的服務更貼近人們的正常生活，如建立社區活動中心、老人之家、青少年之家、日間照顧中心等，為老人、殘疾人、不需住院治療的精神病、慢性病患者、有越軌行為的青少年及父母無法照顧的兒童提供照顧、治療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務。而「由社區來照顧」則是指由家庭成員、朋友、鄰居和社區內的志願人員所提供的照顧。它雖然是非正式的或者說是非專業的、民間的自我照顧的方式，但是卻能彌補機構照顧的不足，甚至代替機構照顧的許多功能。
社區照顧的目標是改善社會服務的質量，給予個人更多符合其需要的照顧服務，解除受照顧者生活的困難，以保證其基本生活的正常進行。同時，它又克服了「機構照顧」的缺陷，因而，它既體現了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價值觀和福利理想，也作為一種社會服務的模式被大力推廣，並且形成了一系列貫徹這種理想的實踐原則。根據有關文獻和國外社區照顧的實踐經驗，我們把這些原則概括如下：(1)向社會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讓公眾認識全控機構（註：即大型的專業服務機構。）照顧的局限性和社區照顧的意義，了解危機人群的處境與需求；讓主流社會更多地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關注社區中的失能者（註：包括身體和智力的殘疾、疾病等，也包括那些心理和行為發生偏差的人。）及其家庭的困難；說服權力部門及決策人士運用國家立法的手段制定相關政策，引導社會支持和參與社區照顧。(2)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立足於社區中有困難而得不到照顧的大多數人的需要，避免機構照顧造成的資源浪費和受益面小的缺陷。(3)充分發揮社區非正式網路的作用，配合正規的社會服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有效照顧網路；區分不同網路所具有的功能，為社區居民提供不同種類的服務與支持，使受助者的困難真正能夠在社區內得到解決。(4)提倡自助和互助的精神，培養社區居民獨立自主的意識，使受照顧者在社區照顧的過程中減少依賴性，克服因接受照顧而機能退化的消極傾向，不斷提升自我的價值，不斷得到增能，也使社區更具凝聚力。(5)從受助者的實際出發，根據他們的實際需要確定照顧方案，使計劃切實可行；計劃既要發揮非正式照顧的特長，又不能排斥機構照顧的必要性，而應使照顧能有效滿足受助者的需要。(6)發揚民主精神，鼓勵社區居民為社區照顧服務計劃的制定提供意見，參與服務的管理過程並監督服務的執行，以保證服務的質量，使服務更具有便民、利民和從受照顧者的需要出發的社區特點。
綜合上述原則，社區照顧的根本宗旨就在於通過發展非正式的照顧，來彌補或矯正正式照顧的缺陷與偏差，在合理分配資源或資源的重新分配的基礎上，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發揮社區網路的作用，以民主和參與的精神發展社區照顧事業，使受照顧者的權利和尊嚴得到體現，需要得到滿足，價值和人格得到尊重。
但是，從國外社區照顧的經驗來看，要貫徹社區照顧的理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既有價值觀和權力關系的沖突，也存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而這些問題，不僅引起關於社區照顧的政治上的爭論，也在實踐中受到人們的批評。
比如，在福利國家，關於社區照顧中價值觀和權力關系的沖突，人們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對社會福利的道德考慮，常常會做出互相對立的解釋。政治上的左派認為，社區照顧只是一種二流的社會服務的雅稱，是政府逃避對人民的福利責任的最好策略；而右派則對社區照顧的政策持普遍歡迎的態度，因為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承擔起照顧自己的責任，政府也可以從沉重的福利財政負擔中解脫出來。對於女權主義者來說，社區照顧則是家庭責任不平等的合法化，「女性除了照料家庭而沒有選擇，男性卻可以通過妻子和姐妹們的勞動而免除自己對家庭的責任。這一不平等的模式通過政府的輿論而得以強化。」因而，「照料活動限制了女性進入公共領域中有價值的社會性角色的機會，從而強化了其第二等級的社會地位。」
對於這種混亂和沖突，有人做了這樣的概括：對政治家而言，「社區照顧」是一個有用的修辭學片語；對社會學家而言，它則是一個鞭策機構式照顧的棒刺；對公務人員而言，它是個機構式照顧的廉價選擇，此類工作可交由地方當局執行——或根本不採取行動；對幻想家而言，它是一個新社會的夢想，在此新社會中，人們彼此均互相照顧；對社會服務部門而言，它則是一個提升公眾期望，但又無足夠資源去滿足此期望的攀魘。
從實踐的情況來看，社區照顧也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實際困難。比如說經費的問題，社區照顧也需要一定的經費投入，而且隨著照顧范圍的擴大、服務水準的提高，經費也會增加。這就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經費來源保證。因此，經費問題幾乎是各國開展社區照顧的頭等制約因素。
基於上述的問題，有人認為，「社區照顧是一個理想，但事實上做不到」，因為社區照顧的原動力來自地方當局，但是，地方當局往往把它看作最不重要的事情而不去做。這樣看來，對那些需要照顧的人來說，把他們「留在社區中而不聞不問，反而是更殘酷、更漠視的事」。從成本效益來看，「良好的社區照顧比良好的機構照顧，其成本要來得更為昂貴，因為它代表稀有技能及資源的分散，而非技能及資源之集中」。對社區照顧的種種批評說明，社區照顧仍然是一種有待完善的服務模式。
二、中國傳統的福利思想與社會照顧模式分析
在中國，社區照顧是一個既新鮮又似曾相識的事物。我們說它是一個新鮮事物，是因為它所使用的專業方法、組織形式和工作理念，對我們剛剛開始的社會工作來說，是全新的、需要認真學習掌握的理論和技巧。而我們說它似曾相識，則是因為鄰里相伴、守望相助的傳統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而以家庭為核心的福利保障與服務制度，又使中國從一開始就有了以家庭照顧為基礎的社區照顧的雛形。而這一切，在中國傳統思想里，都有過較系統的闡述。
例如，在儒家思想里，以「民本」思想為核心的社會福利思想，把「保息養民」作為統治者的責任，主張政府積極介入人民的福利與提倡民間互助互濟相結合（註：參見唐均：「中國的社會福利概念」，載王思斌、唐均、梁寶霖、莫泰基主編：《中國社會福利》，香港中華書局，1998年版。），來實現「仁政」的政治理想和「大同」的社會理想。《禮記·禮運》篇就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而《孟子·梁惠王》中則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這些傳統的福利思想對中國社會福利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漢以來，中國社會的福利照顧，就形成了以「國」為主導的政府福利照顧和以「家」為基礎的民間自助互助福利體系。在「天下為公」和施「仁政」的政治理念支配下，從漢朝起，統治者就以國家的名義建立起了以儲糧度荒為目的的「常平倉」、「義倉」等倉儲制度，興辦濟貧、養老和撫幼的慈善事業。如南北朝的六疾館和孤獨園，唐宋年間的「福田院」、「居養院」，元代廣為設置的醫療救濟機構「惠民葯局」等（註：參見唐均：「中國的社會福利概念」，載王思斌、唐均、梁寶霖、莫泰基主編：《中國社會福利》，香港中華書局，1998年版。），就是這種福利思想的實踐。民間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理念為生活准則，形成了以家庭自我照顧和鄰里互助互濟為基礎的福利照顧網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社區照顧的傳統。
但是，這種傳統與現代社區照顧卻有質的不同。首先，社會基礎不同，中國傳統的照顧方式是適應自然經濟和專制的封建集權統治控制社會的需要，而現代社區照顧是建立在工業經濟和個人角色充分社會化、市民社會充分發育的基礎上的。其次，目的和要求不同，中國傳統的照顧是為了強化「國」或「家」的紐帶，而現代社區照顧是維系社會生活、保護個人權利與幸福的要求。第三，手段和理念不同，傳統照顧體現的是父權主義家長式的仁慈，而現代照顧追求的是平等和人的尊嚴；前者以權威和自發性來推行照顧，而後者靠理性和自覺來保證照顧的系統性與科學性。總之，傳統的照顧更多地體現了封建社會民本主義的追求，現代照顧則是在保障公民權利的前提下，追求社會公正的要求使然。
那麼，傳統照顧模式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的呢？傳統的照顧模式採取的是政府幹預與民間自助和互助相結合的方式，以保證人民基本的生活安全，為老弱病殘和鰥寡孤獨提供必要的照顧，其基礎是家庭和鄰里的照顧網路。正是這種照顧方式，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家庭照顧制度（註：費孝通在《養老模式與養老問題》一書中，把中國的家庭照顧模式概括為「反饋模式」，以區別於西方的「接力模式」。中國的家庭是父母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而子女也要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西方家庭的父母要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但子女卻無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見中國老齡問題全國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關心老年發展老年事業》，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和以地域性社區（村莊、鄰里）或家庭（家族）為單位的自助式基本福利供應和生活安全保障制度。這種互濟互助的傳統，為我們今天開展社區照顧奠定了文化和社會歷史的基礎。
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這種照顧模式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小農自然經濟相結合的產物。封建制的國家是一個「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國」是「家」的延伸和擴大，「家」是「國」的基礎。「國」和「家」互相聯結，共為一體，構成所謂的「天下」。這個「天下」是「家國」結構的天下，是以私人關系（家庭關系）建構的天下。因而，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沒有公共意識和社會觀念、公和私的分別，只是相對於「朝廷」和「家庭」而言。「國」為公，「家」為私。由此，林語堂說：「中國人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心系於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1]由於排斥了公共領域，與個人相對應的不是社會而是國家，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社會關系，而是剛性的「家」與「國」的政治倫理關系。因而，在人際交往中，人們往往以家庭的親緣關系定親疏，形成「親親」「疏疏」的人際關系圈，費孝通稱之為人際關系和責任的「差序格局」。在這種人際關系的定位下，社區照顧只能達及「圈內」的親友、熟人，而不要能給予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由此而產生出來的福利與照顧行為，表達的是父權主義的「權威」與「仁慈」，而絕非社會福利或公共服務。它與現代社區照顧基於公民權利的福利思想和政治理念追求是完全不相適應的。因此，在繼承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這些封建專制主義和小農經濟意識的影響，必須引起我們的注重。
三、當前我國福利制度的改革與發展社區照顧的探索
自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福利資源均由國家控制並進行統一分配，形成了一種高度集中的福利供應模式。在城市，公民的福利基本上由單位或民政部門所包攬，每個人的生老病死都有基本的保障。這樣的福利模式對社會安全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福利供應體制也存在重大的弊端。一是政府和企業包攬福利供應，造成巨大的財政和經濟成本負擔，不利於政府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也不利於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二是政府和單位包攬職工的福利責任，造成了個人對國家和單位的依賴性，以及平均主義思想的流行，不利於調動個人的工作積極性；更重要的是，由於福利資源的高度壟斷和供應模式的單一化，抑制了社會和各種社會中介組織的發育，也抑制了人的各種社會需要的發展，使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市民社會發展的幼稚階段，直接影響了現代化的進程。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單一福利供應體制的弊病不斷暴露出來，社會福利社會化作為適應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提了出來。正如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指出的那樣：
「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轉換經營機制和政府機構改革、轉變職能，企業剝離的社會職能和政府轉移出來的服務職能，大部分要由城市社區來承接。建立一個獨立於企業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化服務網路，也需要城市社區發揮作用。同時，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各項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與所在社區的關系愈來愈密切……推動社區建設，拓展社區服務，提高生活質量，已成為廣大城市居民的迫切要求。」
而在其中，發展社區照顧來承擔企業剝離出來的福利職能和政府分離出來的服務職能，對於「建立獨立於企業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化服務網路」，就顯得特別有意義。但是，發展社區照顧需要有廣泛的社會力量的參與，特別需要非政府和非營利的社會服務中介組織的介入。然而，由於計劃經濟造成的政府權力過度膨脹，公共領域，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嚴重萎縮，作為服務載體的社區，其功能也嚴重退化，這使得中介性社會服務組織很難有發展的空間。因此，旨在恢復和健全社區功能、使其擔當起社會福利保障和社會服務職責的社區建設，對於發展社區照顧就具有極大的迫切性。
從近幾年我國社區建設的情況看，通過推廣社區服務發展社區照顧，開始形成了一些符合中國國情的經驗。下面，我們以上海浦東的羅山市民會館和廣州文昌地區慈善會的個案為例，探討在我國的社區建設中，發展社區照顧的方法。
羅山市民會館是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探討社會福利社會化的產物。在社區建設中，如何引進市場機制，將國家投資的公共服務設施委託給非政府組織經營，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以滿足社區居民社會服務的需求，是浦東新區在社區建設中改革與發展的重要目標。因此，當羅山街道社區於1995年建成時，社會發展局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服務體制改革思路，把閑置的公共配套設施改建成一個具有綜合社區服務功能的市民休閑中心。他們把這個中心命名為羅山市民會館，並選擇委託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進行經營管理。
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具有100多年社會服務傳統與經驗的非營利民間組織。他們將會館4000平方米的佔地面積和2260平方米的使用面積建成20多個室內外設施，開發出包括文化娛樂、康體、社區教育、社區衛生和社區照顧等在內的50多個經常性項目，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政府對會館基本沒有日常運營成本的補貼，財政負擔需要青年會自行解決。為此，他們將所開發的項目分為微利、持平、差額補貼和全額補貼四類，嚴格管理。其中，屬於公共福利服務、需要全額補貼的項目，占項目總數的32.78。從1996年到1999年，三年時間達到財政收支基本平衡。
羅山會館的經驗對於怎樣通過制度創新使社區服務成為非政府操作的獨立事業，具有重大的意義。
「將羅山會館與目前由街道承辦的社區服務中心作比較，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角色的重大變化。街道承辦的社區服務中心，其所有權、運營權和管理權統統由街道辦事處壟斷。而街道辦事處是城市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代行政府職能。在這種體制下，社區服務中心不可能成為獨立的社會主體，而與政府處於一種『聯體』狀態。一方面政府可以直接干預機構的生產經營與內部管理，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陷入對機構承擔無限責任的境地。在機構內部，管理者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追求自身的利益。政府在監督機構管理者上的成本是很大的，機構管理者可以利用機構資源，以犧牲政府目標為代價來增加個人或小團體的需求滿足。而羅山會館卻沖破了這種舊體制，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組織關系和組織形式。政府只保留所有者的權利，而將生產經營權交由一家體制外的社團獨立執掌，這就避免了上述弊端。」[2]
如果說羅山會館的個案，使我們看到了通過制度創新來推進社區照顧的可能性，那麼，文昌地區慈善會的個案，則可以使我們看到，通過社區自己建立獨立的社區服務機構、向社區募集資源來組織社區照顧、實現福利社區化的成功案例。
廣州文昌慈善會是由逢源街道辦事處的幹部發起並領導的、以社區服務為導向的非營利組織。逢源街道是一個人口密度高、中低收入者居多且民政服務對象比例較高的老城區，60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17左右。但是，這里可開發利用的經濟資源卻非常稀缺。街道轄區內沒有一家大企業，也沒有閑置的土地可供商業性開發。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形勢下，依靠退休金或民政救濟的人群生活非常困難，保障社區中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為那些有社會服務需求的老弱病殘提供照顧服務，成為居民的迫切要求。而政府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來滿足社區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街道辦事處借鑒國際經驗，決定成立具有社會獨立法人資格的慈善會，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向各界人士募集資金，興辦社區福利事業。
慈善會的主要做法是：(1)組織慈善捐款捐物，為開展社區照顧籌集資源，從1996年到2000年4年間，共獲捐款捐物摺合人民幣150萬元。(2)明確社區需求，針對社區突出問題開展福利服務和公共服務。在社區照顧方面，建立了社區敬老院，組織志願服務隊為居家老人提供服務，對孤老、殘疾、特困和孤兒提供援助服務，組織社區開展助養、認養老人活動，以及情緒輔導和安慰等精神照顧服務；在公共服務方面，開辦了社區文化康樂、社區教育、衛生保健、法律和再就業等服務。(3)修建公共設施，改善社區環境，為社區居民提供醫療、康復條件。(4)組織志願者隊伍，開展鄰里互助，使之制度化，建構起了源於傳統、又具有時代特徵的社區照顧和服務的社會支持網路。
文昌地區慈善會的經驗對開展社區照顧的意義是：在一個行政資源和經濟資源相對短缺、福利供應嚴重不足的社區，通過建立獨立於政府行政體制的社區中介服務組織，以多元化的方式組織民間的福利資源，為社區的弱勢群體提供福利服務，是一種觀念的創新，也是一種組織創新、制度創新。它對於我國目前的社區建設，因為體制限制和資源短缺而無法深入發展，無法走出原有的以政府出資、甚至包辦的形式開展社區服務的老路子的困境，是一個極好的啟示。
不僅如此，文昌慈善會的經驗還告訴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鄰里互助和家庭照顧模式，在現代條件下，仍然是我們發展我國的現代社區照顧的重要道德資源和文化資源。逢源街道在組織志願者隊伍、募集資金的過程中，主要依託本社區的力量，發掘民間的福利資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提倡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區互助精神，使傳統的民風民俗與現代的社會意識在服務與被服務的互動中，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社區的合力；也使這個福利資源相對稀缺的社區，擁有了較高水平的社區照顧，既解除了政府的後顧之憂，也滿足了居民的基本福利需求。
社區照顧是社區服務的核心內容。社區服務如果不落實到社區照顧上，至多隻是一些初級的便民利民服務。而從我國社區建設的經驗來看，社區的便民利民服務常常會走樣，變成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行為。因而，在過去，社區服務常常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是把社區服務變成某些機構、個人或政府部門設租、尋租的手段；二是由於缺乏資源和社區群眾的參與，社區服務以轟轟烈烈開始，以冷冷清清告終。社區照顧使社區服務提升到以公眾利益為歸依的高度。它提倡發掘民間的福利資源，動員居民參與，通過非營利的中介服務機構的工作，使福利服務更貼近大眾，更能滿足群眾的基本福利需求。因此可以說，社區照顧是體現社區服務的福利性、自主性、大眾性和自助互助精神本質的內容，是社會福利社會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發展社區照顧是社區服務主要的目標，是體現社區服務的福利性的主要內容。
因此，在社區建設中，通過引進非政府的福利機構，或者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在政府組織的支持下，建立政府體制之外的民間福利機構，為社區居民提供福利服務和公共服務，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社區服務，建立社區照顧制度的努力方向。當然，我們在提倡發展社區服務的同時，也應該強調政府的支持和介入。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宗旨就是要不斷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和滿足精神生活的要求，而政府又是各種資源的最大擁有者，沒有政府的支持，僅靠民間的力量，很難證社區服務的水平。
總之，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社區照顧的經驗，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福利思想與實踐經驗，通過政府和民間力量的結合來發展社區照顧，將對我國的社會福利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 梁祖斌，顏可親.權威與仁慈[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17.
[2] 楊團.推進社區公共服務的經驗研究：導入新制度因素的兩種方式[J].新華文摘，2001,(12):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