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法作業專題討論
㈠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內容摘要:《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自1988年生效以來,已成為調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關系的最重要的一個統一法公約。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發達國家,除日本和英國外,均是公約的成員國。可以預計,公約在未來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因此,研究公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於公約的第一部分(適用范圍和總則)是理解和運用整個公約的前提和基礎,本文就此展開論述,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約的適用范圍概述。
公約作為統一的國際實體法,可以被當事人直接採用和在一定條件下自動適用,克服了利用沖突法規
則選擇准據法的間接性和不確定性,但是公約不能解決所有與國際貨物銷售相關的法律問題,不僅它本身規定不適用於某些合同爭議,而且就銷售合同法應有的范圍看,公約也僅僅規定了一些主要問題,「本公約只適用於銷售合同的訂立以及買方和賣方因此種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公約第4條)。至於其他法律問題,如合同的效力、違約金定金條款的效力等,都不屬於公約的調整范圍,要由相應的國內法去解決。
二、 公約的適用范圍中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
1、 公約以營業地位為標准來決定銷售合同是否具有國際性,遺憾的是公約沒有給營業地下定義,盡
管「公約」起草過程表示永久性的企業是必須的,貨棧和賣方代理所都不算「營業所」。由於各國代表對「營業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後的意見是由裁判機關考慮可以界定營業地的相關因素(如組織許可權、營業活動情況),在個案(case by case)的基礎上確定「營業所」。
當乙方或雙方都有一個以上的營業所時,這個「營業所」標准就會引起麻煩。公約第10條第1款規
定:「如果當事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則以與合同及合同的履行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位其營業地┈」以此表明哪一個營業所應被用來確定一項交易的國際性。但即使這樣也可能會含糊不清――「營業所指與合同和履行合同關系最密切的那個營業所」(下劃線處即筆者強調處)。這樣,在有一個營業所與合同的簽訂關系比較密切而另一個與履行合同義務關系比較密切的地方,關於那個營業所是相應的「營業所」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秘書處評論①指出,「其中的短語『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體,包括與要約承諾及合同履行相關的所有因素。」但是秘書處的評論並非公約的正式評論,實際上,公約沒有任何正式評論,因此實踐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會採納秘書處評論中所說的從整體性的角度來確定營業所是個未知數。然而,第10條第1款的後一句「但書」又限定了在從多個營業所進行選擇時可用的事實,范圍定在「當事方」都了解的事實基礎上,才能簽訂有約束力的合同。這就要求謹慎的當事人在合同內明確說明他們認為各方的哪一個營業所與「合同有最密切的關系」,以解決可能的指代不明問題。
2、 根據公約第95條,締約國可以聲明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約的擴大適用。中
國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國的「公約」版本就是,當某個合同是由在不同國家有營業所的當事人簽訂並且只有一個國家是締約國時,「公約」就不適用了,雖然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應該實施締約國的法律。例如:中國一方與在英國(非締約國)的另一方簽定的銷售合同不受公約的制約,即使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可以適用中國的法律。如果中國法律適用,是由國內的《涉外經濟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約來調整雙方當事人的合同。即使訴訟是在法國,即一個沒有提出這種保留條款的締約國,為了說明第1條第1款b項,中國不是一個締約國。但是,如國締約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則公約可以通過國際私法規則得以間接適用。例如:當事人甲的營業所在締約國a而當事人乙的營業所不在締約國內,a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沒有法律適用條款,如果仲裁庭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決定適用a國法律,則應適用公約而非a國的國內法。
3、 公約沒有給「銷售合同」下定義,因此,它在用於某些種類的交易時就會產生問題。已知的問題
包括「寄售」,即買方可以把任何賣不掉的貨物退還;易貨貿易或對銷貿易,用這種方式把貨物兌換成其他貨物而不是貨幣;租賃合同,規定一方將其財產使用權在一定時期內轉讓給另一方,而收取預定租費的合同。
寄售合同屬於委託銷售,由於買方沒有買斷貨物,因而貨物所有權不發生轉移,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買賣關系,公約不適用。
關於易貨貿易能否適用公約,則有很大爭議。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聲明是否將其納入公約的調整范圍,以避免爭議。
至於租賃合同,由於租賃期間出租方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所以,公約不適用。即使是融資租賃合同,承租方在租賃期屆滿時有優先購買租賃物的權利,也不能掩蓋在這種交易中將貨物讓於他人使用的因數是最重要的這一事實。而且,不管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上都發展了一套區別於貨物買賣制度的租賃規則。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便制定有「國際融資租賃公約」(1988年5月28日)。
此外,關於特許權合同。一般來說,此種合同本身不適用公約的規定,因為此種合同通常並不將貨物買賣義務規定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問題是權利的轉讓。但是,依據此種合同所進行的貨物買賣則屬於公約的適用范圍。
4、 公約沒有給「貨物」下定義,而是以排除法,從反面確定公約的貨物銷售范圍。公約第2條分別
按買方購買貨物的目的(a項)、貨物交易的方式(b、c、d項)、貨物自身的性質(e、f項)做出了排除。從公約制定的歷史可以看出,公約立法者希望對「貨物」作更廣泛、更有彈性的解釋,以適應國際貨物貿易的發展。
5、 公約第三條排除了兩種類型的貨物銷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書」和第2款的內容,但其用語過
於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斷?是以材料的數量還是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呢?有學者認為,確定供應材料的多少一般應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筆者亦同意此種觀點。至於多少屬於大部分難以預計,應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衡量,而不應僵硬的堅持以某一個百分比(如50%)為標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貨方的絕大部分義務在於提供勞務或其他服務(如技術知識產權)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絕大部分義務」(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義務的經濟價值占整個合同的絕大部分,如果服務部分的價值超過合同總價的50%,公約不適用。例如:計算機軟體的賣方為滿足客戶特殊需要提供經過改制的軟體產品,則賣方的主要義務是提供服務,不應由公約調整。但想使公約調整混合合同,除滿足上述一個條件外,還須使得供應貨物、提供勞務的義務必須同規定在一個合同中,而且兩者之間要有緊密的聯系,不可分割。公約在這里並沒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問題,一個合同是否可分割,應由合同適用的國內法解決。秘書處評論公約草案第3條亦表明了這種觀點。
6、關於第4條(a)項與第9條第1款規定的關系問題。
公約第4條規定公約不適用於任何慣例的效力,而第9條第1款確認了當事人同意的貿易慣例有約束
力,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第9條的規定實際上不受第4條規定的影響。第4條(a)項的含義是公約不負責解決貿易慣例的法律效力問題。慣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適用的國內法去處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國內法而非公約決定一樣。如果慣例不違反國內法的強制性法律規則以及該國的公共政策,它們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則當事人即使選擇了慣例也無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約或相應的國內法的規定。而第9條體現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精神,一項慣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同意採用。由此可見,這兩條規定同時存在並不矛盾,調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慣例對合同是否有約束力,首先要看當事人是否將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該慣例與合同所適用的某個國內法是否抵觸,是否被該國內法承認。實際上,使用慣例的最大障礙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質以及各國法院依據本國法對同一慣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釋。
7、 公約第5條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賣方對於貨物對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傷害責任。」這一條將
公約的調整范圍與產品責任法、侵權法區別開來。但公約並未排除缺陷產品給買方造成的財產損失問題,而很多國家的產品責任法也調整財產損失的賠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適用相應的國內產品責任法,還是應適用公約呢?公約第7條第1款,「在解釋本公約時,應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質和促進其適用的統一」,可見應該適用公約,否則會損害公約的統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買方根據國內的產品責任法或侵權法,可能負有沉重的舉證責任(如證明賣方有過錯),而適用公約則減少了買方的這種舉證責任(無須證明賣方有過錯)。
8、 公約第6條允許當事人通過協議使本來可以由公約調整的合同關系不適用公約,相反的問題是,
當事人能否通過協議使不符合公約條件的合同關系適用公約?這就是所謂的參加公約(opting in cisg)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區分不同情況。對於公約第2條(a)項、第4條(a、b)項以及第五條所規定的事項,因為會涉及到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所以當事人不能通過共同約定來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否則會造成約定無效的後果。至於當事人明確排除第2條(d、e、f)項或第3條的規定,使上述條款中規定的銷售適用於合同的管轄,在不違反公共政策、強制性國內法的前提下,似乎應該准許。如果交易與締約國無關,並且不符合第1條第1款b項規定的情況,此時當事人之間約定適用公約,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與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有「合理聯系」的國家的反對。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締約國內,雙方約定適用公約,能否得到允許?筆者認為,由於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不違反強行性國內法的前提下,已為多數國家所承認,因而這種情況下公約可被允許約定適用。在我國的實踐中,內地公司企業與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之間簽訂的合同也被視為涉外經濟合同,那公約是否可以適用呢?有仲裁裁決表明,這種情況下,公約不能自動予以適用。雖然香港、澳門屬於中國,但根據公約第93條,我國政府並未聲明公約可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因而,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與營業地位於公約其他締約國的公司企業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不適用公約。但如果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公約,則會被允許。
㈡ 國際經濟法案例分析題
1、紐約公司A向巴黎公司B采購一批物品,貨款結算方式為信用證,紐約花旗銀行2015年5月內4日開出一份信用證,編號為L/C3426。本容筆業務發票編號為95E03LC001,價值為10000.00美元,約定出票後30天付款,2015年5月13日B公司開具一張以紐約花旗銀行為付款人的遠期匯票。
(1)請根據以上內容製作一張匯票
(2)請以花旗銀行名義對這張匯票進行承兌。
(3)B公司將這張匯票背書轉讓給了法國的C公司,請幫助B公司做一個記名背書。
㈢ 《國際經濟法》作業求助,很急!!!
我認為遠洋C公司也就是承運人,需要舉證自己為避免該300箱蚝油損壞發生之前以及損壞後已採取了一切所能合理要求的措施,這樣才能免責,而此時承擔責任的則根據CFR合同術語轉移給法國B公司,法國B公司可根據保單向保險公司索賠。若C公司無法做上列舉證,則根據『漢堡規則』負賠償責任。
㈣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範文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國際組織以及不同國家的法人與個人之間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1
論國際法中的經濟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釋義是“用強力管束並懲處,使不得胡作非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嚴的協定等含義發展出多種釋義:一是從法律角度指為保證法律得到遵守而採取的手段,包括對於違反法律實行的各種懲罰和為了預防違法而採取的獎賞的形式;是從道德的角度指維護道德的約束力;三是從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角度指幾個國家通常一致採用的一種強制性手段,迫使違反國際法的國家停止違法活動或服從裁決,尤指採取不給貸款、限制雙邊貿易,或者採取武裝干涉或封鎖等 措施 。國際經濟制裁一般是指一國或多國對另一國或多國所實行的一種經濟懲罰,其實質是以制裁為手段達到一定的政治目標及 其它 目標。西方國家直言不諱地宣稱,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聯合國有時也以通過某些決議的形式迫使會員國參與集體制裁。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其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據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爾(G·C·Hufbauer)對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發生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發生了50多件。
通觀戰後國際經濟制裁實例,可以得出所採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也是應用最普遍的即戰略禁運。禁止向被制裁國提供核武器、常規武器和軍民兩用技術產品,阻止高科技及其產品進入被制裁國;而在通常沒有必要進行戰略禁運時,一般綜合貿易禁運。對被制裁國實行進出口禁運以及資金與人員往來限制。此外還有專項貿易禁運。重點選擇關於被制裁國國計民生的若干貿易項目進行禁運。被選擇的項目通常是糧食和石油等。
國際經濟制裁的特點
首先是強制性。在強度上經濟制裁是介於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之間的一種手段。制裁方為達到目的,不會顧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對抗性。制裁者在實施制裁的時候從不掩飾自己所要制裁的對象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使得制裁者與被制裁者之間處於一種公開的對抗狀態。
此外還有相關性。經濟制裁是使雙方利益均受損失的雙刃劍,而且制裁還會影響到第三國的利益。經濟關系越密切,所受的損失就越大。經濟制裁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大多數的制裁難以成功,因為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僅制裁國的公司有可能違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聯盟的成員國也會各行其事,從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國際制裁的核心問題是效率問題,即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時間達到是對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對大量案例的實證分析後發現,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斷下降,1938-1972年間,迫使對方做出讓步、達到制裁預定目標的為67%,1973-1990年則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約1/4。在影響經濟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標國所承受的經濟成本。伊利沃特的統計發現,大多數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過目標國GDP的2%,而失敗的案例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
經濟制裁的所造成的損失是要由民眾來承擔的。一般來說,經濟制裁會造成民眾的損失,導致民眾對政府不滿,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這個假設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選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國家政權不是民選政權,那麼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鮮這樣的國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體,民眾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來源就是官方消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稍作煽動,民眾對所遭受苦難的痛苦情緒很容易就轉化為對制裁方的仇恨。這樣不僅達不到發動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國的政權更加穩固。海灣戰爭後,聯軍對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續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實力,從而為後來的軍事行動鋪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來推翻薩達姆政權—無疑是失敗的。
經濟制裁往往對制裁國自身也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失。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了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對蘇聯發動了糧食禁運,隨後又發動了油氣管道禁運。對蘇聯的糧食和油氣管道禁運嚴重損害了美國農場主和工業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利益,最後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美國後來不得不主動取消了這一制裁。當然這也和阿富汗戰爭的進程和國際形勢的轉變有關。美國七八十年代對伊朗和利比亞的資產凍結,既包括保存在美國本土的兩國資產,還涉及到美國銀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屬機構中的資產。其實施不僅引起與離岸金融市場所在地的法律沖突,損害到該地的主權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金融界的利益。 "從更廣闊視野看,更重要和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是,客戶對美國銀行服務能力的信心的喪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這類顧客離開紐約或美國其他市場,到諸於倫敦這類被認為能夠提供比較公平環境的外國市場"。據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在1995年的 報告 稱,制裁給美國公司造成的損失在150億到190億美元之間,並且影響到約20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其結果必然引起相關行業的不滿。
至於民主國家之間,政治體制越發成熟,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做出會受到制裁的行為,更不用說去制裁別人了。
所以,有時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給力,直接採用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隨著地球上敢於公然進行獨裁的國家越來越少,可以預見的是,制裁這種手段,離消失已經不遠了。
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說起來,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權採用經濟制裁。二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有權使用經濟制裁。前者系指國際經濟制裁的程序性規定,後者即國際經濟制裁的實質性規定。
國際上第一個涉及國際經濟制裁的公約,是1919年巴黎和會結束時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該盟約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於聯盟會員國不顧以仲裁解決爭端的規定而從事戰爭者,“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它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它各會員國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Α之關系,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往來”。這就是說,第一,經濟制裁是針對特定的戰爭行為,該行為一旦發生,其它會員國實行制裁的義務即自動產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徹底的,是“全面的經濟制裁”;第三,不僅會員國,非會員國也得參加經濟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經濟制裁”。
然而,如此嚴厲的經濟制裁的法律規定不久便為國聯大會一項關於“經濟武器”的決議所取代。這項決議提出:破壞盟約的戰爭行為是否存在,由各會員國自己決定;國聯行政院可對此提出咨詢意見,但不能作出約束性的決定。這一修改,限制了國聯行政院的權力,加強了各會員國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對義大利經濟制裁的力量,同時,也為此後單邊國際經濟制裁的根據留下了伏筆。
同多邊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單邊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則至今尚未明確。一方面,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決定同另一個國家建立或斷絕經濟、貿易往來,純屬該國內政,系該國主權的體現,外界不得干預。西方有些國際法學者還找出前面提到過的國聯決議來論證單邊經濟制裁的合法性。他們提出,由於聯合國的無能為力,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的任務已經落在各個成員國之上,而各國的主要工具就是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國際上也有個趨勢,主張對國際經濟制裁加以限制。如聯大1970年《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74年《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第32條)就曾規定: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它種措施強迫另一個國家,以取得該國主權權利行使上之屈從,並自該國獲取任何種類之利益。但是,什麼是“外國不得干預的主權行為”,什麼是“迫使一主權權利行使之屈從”,則各國都有自己的標准,很難達成一致的定論。
目前的習慣國際法是,一國對另一國的經濟制裁只要不牽涉軍事行動或武裝封鎖,只要不牽涉它國的司法管轄權(1984年1月美國總統里根宣布擴大對蘇聯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設備的禁運范圍後,美國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歐國家就管轄權問題發生過爭執),一般並不會引起別國的非議,當然也不會引起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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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2
淺析國際經濟法視野中的主權基金
[摘要]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與國際合作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因此,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
[關鍵詞]主權基金國際經濟法法治環境
在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峰會中。西方各國一再強調中國應在主權基金領域擔負起大國的責任。2009年4月18日,中國投資公司董事長樓繼偉在博鰲論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分論壇演講時稱,主權財富基金是現存的不合理的貨幣體系的必然產物。從50年來的歷史上看,主權財富基金在市場上沒有不良記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力量。
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又稱主權財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國政府手中用於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盈餘、外匯儲備盈餘、自然資源出口盈餘等,由政府設立專門的投資機構管理。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其投資方向不僅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也拓展到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主權基金的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新加坡、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經常項目巨額順差常態化,而這些國家又不希望匯率上升過快,於是外匯儲備急速膨脹;此外,以俄羅斯和海灣國家為代表的另一批新興國家則直接受惠於全球化帶來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價格、礦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憑借國家對資源開發權力的擁有。也積聚了大量國家財富。這些國傢具有政府主導的傳統,市場運作下的理財工具又不完善,於是財富大量集中在主權基金手中。目前,主權基金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的參與者,其資金規模已經超過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場影響力正不斷增強。據統計,1990年全球主權基金的規模僅有約5億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主權基金,資金規模約2.8萬億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聯酋阿布扎比基金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中國和俄羅斯擁有的主權基金規模也分別達到2000億和1280億美元。從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雙贏的角度考慮,主權財富基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一種威脅,只要各國努力規范其行為並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譽,主權財富基金理應為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
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的直接體現。該原則規定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永久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干涉。而主權基金本身就是一國對經濟活動的自主決定權和對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延伸,屬於國家利益的范疇,一國政府對其主權基金享有完全的佔有、管理和支配權。主權基金主要來源於屬於國有資產的財政盈餘、外匯儲備和自然資源出口盈餘,是國家主權財富在現代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表現形式。特別是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主權基金不僅是國家經濟主權的象徵。更是保障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平等的參與和決策權,進而實現國際經濟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發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局旗下的華安投資管理公司管理資產約為347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國的另一隻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1900億美元資產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權基金背景的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成功收購IBM全球Pc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在中美高科技貿易中相對弱勢的地位,使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宣布正式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談判中,美方也明確表態:歡迎來自中國的主權基金,並將在修改投資法時認真考慮中方的立場。
其次,主權基金的積極發展是國際經濟法中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由於主權基金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低風險,當資本市場面臨崩潰危機時,投資者不必擔心主權基金會陷入恐慌性拋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權基金並不像養老基金一樣需要定期支付紅利,從而避免頻繁地在證券市場上套現。因此。主權基金能夠成為一個長期戰略投資者參與世界各國的區域經濟合作,這將有助於穩定國際股票和債券市場。此外,主權基金的興起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從發達國家的債權人轉變成資產所有者,使國際金融市場的權力重心發生根本性轉移,全球金融市場格局將從美國一元支配格局向歐亞國家和能源輸 出國 共同參與的多元體系轉變,發展中國家正逐漸成為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勢力量,這些都充分體現出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據美國財政部統計,僅2006年以主權基金為主體的跨國投資就使得美國資產凈增加1.9兆美元,為社會提供了1000萬個就業機會,並對研發支出有13%的貢獻。
最後,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據美國財政部估計,當前由各國政府控制的金融資本(外匯加上主權基金)約有7.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產出的15%。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將面臨實力更強的、由政府投資的主權基金的競爭,各國的國有資產通過優化整合以後將以更加靈活的姿態投入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這將使傳統的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面臨重大挑戰。推動了國際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制度創新,美國近期醞釀修改投資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盡管主權基金的出現對國際經濟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在現階段實現主權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臨著種種困境。首先,由於上千億美元的主權基金規模十分龐大,遠遠超過普通的國際投資,在債券之外的市場往往會因流動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難以對其充分吸納,使得各國現行的投資法律體系無法進行有效監管。其次,由於目前大多數國家立法缺乏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規定,使得主權基金的運作缺乏透明度,既沒有準確披露是由誰控制著這些龐大的資本。也沒有定期公布投資策略和資產報表等可靠信息,而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沒有制定嚴格的信息披露標准,使得對主權基金進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規制處於事實上的缺位狀態。最後,基於政治與國家安全等非商業因素的考慮,部分發達國家對主權基金背後的國家背景十分謹慎,導致主權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容易引發投資保護主義,形成投資壁壘。近年來,美國國會腰斬迪拜港口公司收購美國港口。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未果以及華為收購3Com遭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HIUS)否決,都帶有明顯的投資保護主義色彩。
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目前,各國已經開始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和規范主權基金,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管理體制、具體運作和投資審查,提升主權基金運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規定:在涉及主權基金投資時,授權CFlUS進行為期90天的調查。直至認定該投資不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鋁收購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也公布了6項法律原則,宣布將對政府控制的外國投資者加大審查力度。上述立法試圖通過對主權基金加大審查力度來規范主權基金的運作,這既是一種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護戰略資產意願的結果。相比之下,歐盟對主權基金採取了更為積極的開放態度。為實現投資自由化的目標,2008年2月,歐盟宣布將出台主權基金行為准則,試圖通過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規范來消除法律對主權基金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的限制。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建議,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歐盟公司不被主權基金收購,歐盟應考慮實施“黃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帶有特定權利的股份。這種股份份額很小,通常為一股,但對公司重大戰略決策擁有發言權和否決權),使政府對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業的外來投資擁有否決權。歐盟准備出台主權基金自律准則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制定旨在規范主權基金的行為指南。該組織已經明確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聯酋等國為其主權基金制定詳盡的披露標准,並開始推廣挪威立法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定,認為通過信息披露立法能夠促使主權基金的規范運作,避免投資保護主義。
主權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 文化 ,導致類似於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於其高效率運作。因此,應盡量避免對主權基金的行政干預,確保主權基金市場運營的自由度。例如,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目標,阿聯酋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另外,主權基金要想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員,還必須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商業性、專業性和獨立性,打消被投資國的政治疑慮和阻撓。在投資法中,應明確主體投資應該交由外部基金,進行第三者管理,從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資組合,加強基金間的競爭。彌補主權基金自身在資源、人才、內部監控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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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Incoterms 2000有關CIF術語的規定,交貨地點為裝運港船上。本案中即為紐約港。
2、題目是否打錯了?我感覺應該是問「買方」可以採取哪些救濟措施。下面分題目打錯和沒打錯兩種情況討論吧:
(一)如果題目打錯了,問的應該是「買方」可以採取的救濟措施
本小題假設賣方交貨不合格,即假設了賣方違約導致了貨物的不合格,因此即考慮賣方違約下買方的救濟措施,結合本案請實際買方具體有以下幾種救濟措施:
①如果賣方尚未達到根本違約,可以要求賣方對於不合格部分交付替代物。理由參見CISG第46條第2款規定。
②如果賣方尚未到達根本違約,也可以要求賣方對不合格部分進行修補。理由參見CISG第46條第3款規定。
③可以要求賣方減低貨價,減價應按照實際交貨時的價值與符合合同規定的貨物在當時的價值兩者之間的比例計算。理由參見CISG第50條的規定。
④買方可以要求損害賠償。根據CISG74條,損害賠償應堅持全陪原則,包括買方本可以獲得的利潤,賣方都要賠償。
⑤如果賣方交付不合格的貨物已構成根本違約,則買方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可以與損害賠償的救濟措施同時使用。
(二)如果題目沒有打錯,問的就是「賣方」可以採取的救濟措施。
根據CISG第48條的規定,賣方即使在交貨之後,仍可以自負費用,對任何不履行義務作出補救,但這種補救不得給買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因此,只要本案中的賣方不給買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他就可以自負費用,對已交付的不合格的貨物進行補救,將不合格的貨物換成合格的貨物。
3、不應接受。
因為CIF術語下,賣方在約定日期將貨物裝船即算完成了交貨義務,風險自裝運港船舷轉移。貨物由於離港時合格(賣方提供了質量合格證書),出現瑕疵是由於運輸過程中的風險造成的,賣方對此概不負責,買方必須履行自己的付款義務。
此時,買方只能向保險公司索賠。因為CIF術語中,賣方負責辦理保險。在運輸過程中發生的浸水事故,保險公司應負責賠償。
啊……打了這么多字,好辛苦呀……
㈥ 國際經濟法案例分析題 跪求!!!
1)要約人抄是香港A商。受要約人襲是上海B公司。
2)3)自己看概念
4)A公司未成功撤銷自己的發盤。撤銷要件之一必須在受要約人作出承諾以前到達被要約人。事實上當他向香港電報局交發電報之前,B公司已經向上海電報局交發了對上述發盤接受的電報。未在受要約人承諾之前將撤銷的意思表示傳達給受要約人。因此,未能撤銷。
5)合同已經成立。合同成立的關鍵就是受要約人做出的承諾已經達到要約人。22日下午3時20分已經送達B公司,此時合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