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法中
① 經濟法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有作用
經濟法的來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會經濟協調、利益資源分配、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宏觀管理規范的集成功能。與經濟學追求效率優先、社會學追求行為公平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適用特點不同，具有比較優勢。改善民生與社會和諧發展。
（一）、經濟法的平衡協調功能
經濟法的經濟社會屬性與公私融合屬性決定了經濟法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平衡協調功能。經濟法調整經濟生活既以平衡協調為目標，也以平衡協調為手段，促使社會與私人、私人與私人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以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經濟法的穩定風險功能
當經濟社會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經濟沖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內部市場結構調整問題時，穩定經濟風險尤為重要。只有在經濟法框架下，充分發揮其穩定經濟風險的特有功能，才能營造法治規范的市場環境，解決內部供需關系平衡問題、消費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發達國家轉嫁經濟風險問題和有效抵制貿易保護等問題，從而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和較快增長，為改善民生和積累社會財富保駕護航。
（三）、經濟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經濟效率的提升取決於市場主體經營自主的私權利和國家介入干預的公權力之間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與運行上的規范系統。
② 政府在經濟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談到經濟法主體的范疇，一般認為十分廣泛，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企業、其他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非經濟組織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幹預經濟之法」⑴，「是以國家對經濟干預之法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這種觀點，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中必定有一方為國家（如未另做說明，本文所指「國家」乃是狹義的具有經濟管理職能的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是說經濟法律關系必須由國家為一方主體構成。誠然，國家成為經濟法的主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須由國家作為一方主體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呢？一、區分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陸法系國家將法律區分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這種劃分始於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他的劃分標準是：「規定國家公務的為公法，如有關政府的組織、公共財產的管理、宗教的祭儀和官吏選任等法規；規定個人利益的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權、債權、債務和繼承關系等的法規。」⑶這是一種以利益的差別作為劃分標準的學說，遭到後世很多學者的批判，後來資產階級學者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與羅馬法比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標准有主體說、性質說、目的說等，而最普通的學說就是「主體說」。這種學說認為「公法所規律的法主體，最少有一方是國家或是由國家予以國家的公權者，反之，私法所規律的法主體，直接地都是個人或非『國家公權的主體』的團體，國家只當第二次的（換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規律的法主體再沒有維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關系者的保護請求時）才受到其規律。區別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標准，即在於此。」⑷由此可見，如果肯定了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經濟法本質的公法屬性。因此，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的地位就與明確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等同起來，那麼區分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堅決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區別，他認為公法和私法都是國家法，依據這些法律，無論是人民之間，還是國家和人民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必要區分。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則指出凱爾森在方法論上的問題：過於強調法律的觀念性，而忽視了實在的世界，他認為「公法和私法的區別，實可稱為現代國法的基本原則。國法的一切規律，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而不同其意義」。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屬於國家法（美濃部達吉在這里所說的「國家法」有特定的含義，他在其《法之本質》一書中談到：法的觀念或本質，和國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社會就跟著有法，在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的法，沒有區別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區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關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那社會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那社會的力量不足以資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去當其適用維持之任的緣故。不錯，廣義地說來私法亦是國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國家法，在這點，是應當和公法區別的。」⑹ 在我國，公法與私法劃分必要性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平息。過去我國法學理論由於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認為公法、私法的劃分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不作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公法，沒有私法。隨後，在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人們對於公私法的劃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產生了另一種片面認識，認為搞市場經濟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無，從而導致一個時期人們重私法、輕公法的現象。毫無疑問，這兩種觀點都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都是沒有正確地理解區分公法與私法必要性的表現。事實上，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為現行法律體制的一個基本假設。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律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於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籍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並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於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但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現實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為司法的技術操作提供指導，更重要的是促進一種理性的制度建設，為社會生活提供尺度，它將與個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生根本的關聯。由此可見，當前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以對經濟法而言，只有通過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確定其本質，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二、國家在經濟法的不同分部門中主體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體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公法和私法，那麼經濟法本質應該屬於公法還是私法呢？根據主體說的區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國家必須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那麼經濟法顯然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筆者認為將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必然的一方主體，亦即將經濟法歸為公法，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不妥之處。經濟法學界一般將經濟法分為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或稱規制）法兩大部分。這種劃分方法是以經濟學上所說的國家干預理論以及相關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市場失靈理論主要是有關市場調節無法解決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及其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這一總量失衡問題的理論；而政府失敗理論，只要是有關政府運用經濟政策調節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問題方面出現的調控失敗及官僚主義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理論。⑺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就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分別以間接的經濟政策與直接的經濟管理手段來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關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國家的確必然作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所以宏觀調控法應該屬於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贅述。但是有關市場管理法的理論卻頗受爭議，按照上述標准對經濟法進行劃分所得出的市場管理法，它的調整對象與傳統行政法調節的經濟法律關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筆者認為，由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不應該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疇，正是因為沒有將二者區分開來，導致了市場管理法理論體系的混亂。經濟法應該分為宏觀經濟法與微觀經濟法，宏觀經濟法就是通常所說的宏觀調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是國家為合理配置市場資源，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而採取調控措施進行利益再分配的經濟法律關系。由此不難看出，宏觀經濟法具有社會公共經濟管理的性質，因此國家必然作為宏觀經濟法調整對象中的一方主體，這是經濟法作為一種公法屬性的重要體現。至於微觀經濟法則與目前所說的市場規製法有很大差別，它的調整對象並非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與市場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而應該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調整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正如美濃部達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個人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個人的力量不足以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通過司法手段去解決。微觀經濟法正是這種「第二次」的法，筆者認同「經濟法是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⑻的觀點，而增量利益關系的產生就在於增量利益的協作生產、競爭、消費（分享）、再協作生產、……這種循環不息的過程之中，而微觀經濟法就是直接調整協作生產、競爭、消費這三個環節中的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調整對象的不同微觀經濟法主要分為企業法、競爭法、消費法三個部分。在這些法律領域中，應當由國家通過法律明確賦予市場主體平等的生產、競爭、消費增量利益的權利。在這些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市場主體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決，只有在私權利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才「第二次」地去尋求國家司法機關的保護，正是一種私法本質的體現。由此可見宏觀經濟法屬於公法，微觀經濟法屬於私法，但是經濟法與傳統公法和私法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正如前文所說區分法律的標准有主體說和性質說、目的說等，美濃部達吉認為應該將各種不同的標准結合起來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那麼按照主體標准劃分，經濟法確實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個部分；而按照性質說和目的說，卻體現了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的區別所在：按照調整對象來區分，經濟法調整的是增量利益關系，這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才出現的新型經濟關系，是傳統法律所沒有考慮也很難以「現代化」的；按照規定利益來區分，由於現代社會大都採取協作生產的方式，經濟法所要保護的利益已不是像過去小商品生產時代那樣簡單——非國家利益則個人利益，而是與公益相關的私益——即通過社會整體利益為媒介而最終獲得的個人利益。所以說經濟法的本質既非傳統的公法也非傳統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與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傳統公法或者私法所無法取代的。三、國家不應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如前所述，在微觀經濟法中所調整的對象應該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國家不應當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我國目前實在寥寥無幾：企業法中，雖然我國與企業相關的法律可謂名目繁多，但是要麼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麼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調整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協作生產關系，保證個人不因協作生產而損失其應該獲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卻幾乎沒有；競爭法中，我國現在有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是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條款與行政法條款的簡單拼湊，其中並無實體的經濟法權利義務也沒有獨立的經濟法責任，國家在競爭法主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對於不正當競爭行為往往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之間追究，予以行政處罰，市場主體在競爭法中只是處於被動的受控狀態，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而消費法中，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也處於和競爭法同樣的尷尬境地。本文試圖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切入分析，論證國家應當退出微觀經濟法主體，同時應當盡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體系。（一）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繫到底應當是市場競爭主體之間的，還是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的？為了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由國家直接採取措施對不正當競爭者主動追究法律責任，某種程度上固然可以達到目的，但是這種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讓國家退出這個法律領域，而改由法律賦予每個競爭者平等的權利，當他們被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了利益時可以直接向行為者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筆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主體應當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國家不應該過多的直接干預，而應退出這個領域，原因如下：第一，從性質上來看，市場競爭指的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不正當競爭也應當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屬於一種市場行為。而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組織者、管理者，如果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體，顯然會使該法名不副實。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要保護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將國家與經營者之間帶有隸屬性質的不平等關系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二，從成本上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而國家一般不直接參與市場競爭活動，所以對單個市場競爭行為的具體信息並無從了解，也沒有必要了解。而出於自身利益的驅動，處於市場競爭活動中的經營者卻對相互之間的行動時刻密切關注，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最大化的利潤。所以一旦有不法經營者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先發現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競爭者，其敏銳程度要大大高於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因此，國家如果要及時地發現和追查市場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就需要組織專門的力量對市場進行監控，這必然造成反不正當競爭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賦予競爭者相應的權利義務，一旦市場中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被侵害利益的競爭者肯定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直接向不正當競爭者發難，其成本顯然要低出很多。第三，從效果上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目的，而由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追究法律責任，往往既不能懲罰不正當競爭者也不能補償利益受損的競爭者，根本無法很好地限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根據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規定，追究不正當競爭者的法律責任，其往往簡單地處以罰款或採取其他行政措施進行處罰，而利益受損的競爭者並未得到補償，這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則的。而且，實踐證明，在執行中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不正當競爭者被處以罰款之後，繼續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甚至變本加厲，要將罰款的損失補回來。而在一次罰款之後，面對不正當競爭者的行為，國家機關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種微妙的「默契」。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國家經濟管理機關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不但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反而通過罰款，雙方處於一種「雙盈」的局面：通過罰款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獲得了利益，而不正當競爭者所承擔的責任可能遠遠低於獲得的非法利潤。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獲得的利益，恰好卻是那些合法競爭者的！如果能夠由法律賦予競爭者平等的權利，讓競爭者之間自行調節經濟關系，則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為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活動就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天然對立的。只要一方被發現實施了不正當競爭的違法行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絕不會手下留情，肯定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在實質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情況類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調整的對象應當是經營者與消費者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我國目前該法所調整的對象卻主要是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人，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干預結果往往是一罰了事，而至於罰款的數目是否令經營者受到了處罰，又或消費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補償就不是經濟管理職能范圍之內的事了。實際上，為什麼我國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愈演愈烈？因為很多情況下，一方面侵害消費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還是有利可圖；另一方面被侵害權益的消費者即使提起訴訟卻得不償失。此消彼長之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又如何能夠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與競爭法中所述理由相似，無論從性質、成本還是效果上來說，國家都不應該充當消費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但是由於消費者相對與經營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勢地位，所以要求國家以特殊的形式作為消費法律關系主體出現。由於經營者通常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目標；而消費者則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兩類市場主體之間在追求的目標上是存在沖突的。經營者為了營利，極可能置誠實信用等商業道德於不顧，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去侵害消費者的利益。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向消費者隱瞞有關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價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從而會導致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出現「信息偏在」或稱「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於這種問題的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雖然在形式上處於平等地位，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消費者始終處於弱勢。一旦國家退出調節這種法律關系之後，僅僅依靠國家制訂消費者保護政策和立法是遠遠無法改變消費者這種弱勢狀態的。那麼是否有一種新的經濟法主體的出現來幫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費者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對抗經營者呢？有學者提出經濟法主體中應當包含一種名為「社會中間層」的組織，即一種社會中介性質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一部分的國家經濟管理職能。在我國，消費者協會應該屬於這種組織，但是現在的消費者協會，基本上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對於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這顯然不符合現今消費者權益受損嚴重的狀況。同時，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組織——「打假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打假服務，這應該也可以成為「社會中間層」，但是這種新興的組織顯然還缺乏規范，難以達到與經營者對抗的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將消費者協會與打假公司相結合，官方組織與民間團體取長補短，形成一種專業化、商業化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正是由於它的專業化和商業化，保證了這種中介組織有能力去收集市場信息，幫助消費者擺脫「信息偏在」的狀態，使消費者和經營者達到一種平等的地位。相較於國家和個體消費者，這種「社會中間層」應該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③ 我國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經濟法研究的對象是經濟發展中的普遍規律，國家在制定宏觀調控措施的時內候都是遵循這些容經濟規律的，不然就收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還會起反作用．
比如說在經濟過熱（物價上漲幅度大而且還有繼續加劇的勢頭）的時候，國家就會通過提高銀行存款利率的方式來把一部分熱錢吸收到銀行里存起來，在貨幣發行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市場流通的貨幣量少了，物價自然也就被控制住了．相反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國家又會降低存款利率，受到利益的驅使（人們覺得這個時候把錢存在銀行里劃不來，因為利率太低了），人們又會把銀行里的錢拿出來消費（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時候東西便宜，相同數量的貨幣在這個時候購買力就會強．比如說同樣的一塊錢，在經濟過熱的時候只能買一個包子，可是在不景氣的時候就能買到兩個包子）．我們常說市場受到供需影響就是這個意思了．而供需矛盾就是經濟學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在以上這個例子當中，國家並沒有下令要某一種商品必須買多少錢，而只是通過控制市場流通的貨幣總量的手段來達到控制物價的目的！
④ 在經濟法中，法人的定義是什麼
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回事義務的組織。簡言之，法答人是具有民事權利主體資格的社會組織。
作為口語，有時將法人代表也稱為法人.
法人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是與自然人相對稱的，兩者相比較有不同的特點：第一，法人是社會組織在法律上的人格化，是法律意義上的"人"，而不是實實在在的生命體，其依法產生、消亡。自然人是基於自然規律出生、生存的人，具有一國國籍的自然人稱為該國的公民。自然人的生老病死依自然規律進行，具有自然屬性，而法人不具有這一屬性。第二，雖然法人、自然人都是民事主體，但法人是集合的民事主體，即法人是一些自然人的集合體。例如大多數國家（包括我國）的公司法都規定，公司法人必須由兩人以上的股東組成。對比之下，自然人則是以個人本身作為民事主體的。第三，法人的民事權利能力，民事行為能力與自然人也有所不同。根據《民法通則》第37條規定，法人必須同時具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
⑤ 經濟法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有哪些作用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經濟法已被確認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首先，我國頒布和施行了大量的重要的經濟法法律。這些法律是適應國家經濟調節的需要而頒行的，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部位，關繫到社會經濟的總體結構和運行，而且同其他部門法性質的法律規范相分離，獨立組合為性質較純一的法律規范性文件。其次，我國已確立了經濟法基本法律制度。如國家介入社會經濟生活實行國家干預、調節的總的法律原則，被國家立法所確立；建立了經濟法體系構成中的重要的具體經濟法法律制度；已頒行的各種具體經濟法規范及已建立的各種具體經濟法制度，相互協調、配合，貫徹著共同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共同執行規范和保障國家經濟調節的使命。
經濟法是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
我國經濟法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是因為它在保障和促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促進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發展。根據《憲法》規定的原則，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這些經濟法律、法規的頒布、施行，極大的促進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2）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一是從法律上保證經濟體制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二是為經濟體制改革措施的貫徹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證；三是以法律手段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
3）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為了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我國先後在對外貿易、對外投資、涉外稅收、涉外金融、涉外經濟合同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
4）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恰如其分地估價經濟法的地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現實意義。由於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諸多經濟關系日益復雜，這些經濟關系在總體上需要各類法律的綜合調整，因此僅靠任何一個部門法都不足以實現法律體系的調整目標，必須有經濟法同其他相關的部門法配合，才能共同實現法律體系的輸出功能。
⑥ 經濟法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
經濟法主要調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法律關系，其主要特徵為在兩個平等主體之間介入了政府這一「第三隻手」，主要內容包括市場規製法與宏觀調控法，涉及法律有財稅法、競爭法、房地產法、勞動法等。
⑦ 中國經濟法在哪一年實行
第一階段從1979年到抄1992年，中國經襲濟法的產生時期。這一時期，中國開始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重視以法律手段調控經濟。此時的「經濟立法」具有兩個特點：一是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將大量地應屬於民商法調整范圍的社會關系納入立法范圍。二是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法缺位。
第二階段從1992年至今，是中國經濟法的迅速發展時期。以頒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起點，進入了制定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的階段。先後出台了有關產業政策、財政、金融等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以及有關市場規制方面的法律法規，中國經濟法體系正在迅速形成。這時期的經濟法發展仍存在如下問題：一是對經濟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擺脫大經濟法的模式，仍停留在與經濟運行有關的法律的認識上，缺乏對經濟法的實質性把握。二是經濟法的立法規劃與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之間存在較大距離。三是經濟法的立法理論基礎相對薄弱。諸多重要的經濟法理論研究缺位、立法過程中法律專家的作用發揮不夠，也使經濟法的發展缺乏理論基礎。
⑧ 在經濟法中，自然人與法人的區別是什麼
民事法律關繫上有兩大類主體：自然人和法人，其中自然是也叫公民，沒有什麼可說的，而法人的概念常常被人誤解，特別是法人與法人代表之間的關系。
《民法通則》第三十六條規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第三十八條規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組織章程規定，代表法人行使職權的負責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換言說，法人是一種虛擬的實體，而代表法人組織行使權力的人才是平常的自然人。
在我國，法人共有四種類型：企業法人、事業單位法人、機會法人和社團法人。
法人與自然人相同，可以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其意義就在於，將組織的責任與個人責任離，從而降低個人承擔的風險，避免個人受到損失。
從主體來區分，所有的企業就可以分為自然人企業和法人企業。
自然人企業而言，最終承擔企業所有管理職能和經營風險的就是企業的所有人，作為自然人，對於企業的發展負有無限責任（比如個體經營者、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假如當一個企業破產清算時，如果是自然人企業，那麼企業的資產不足以清償企業的債務話， 那麼他必須使用自己的個人財產來償還；而對於法人企業來說，只要企業的資產全部清算完畢後實體消失，那麼未能償還的債務從此就一筆勾銷，對於投資者而言，損失的只是投入的那一部分而已，不會威脅到個人其他財產。
企業法人中又分為公司法人和非公司法人（比如中外合作企業），其中我們最常見的，也是最關注的，就是企業法人中的公司法人。
⑨ 經濟法在我國整理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我國的陪審制度就是人民陪審員制度。即由依據法定程序產生的人民陪審員，依法參加人民法院審判活動，並與法官具有同等權利的司法制度。」
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陪審員
什麼人可以當人民陪審員？
沈德詠說：「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二）年滿二十三周歲；（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四）身體健康。擔任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和被開除公職的，不得擔任陪審員。」
同時，為了真正發揮陪審制度的作用，《決定》還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和執業律師等人員，不得擔任陪審員。
由人大常委會任命產生
現行人民法院組織法對人民陪審員產生方式的規定過於原則，導致陪審員的產生方式在各地多種多樣，很不規范。有的地方由人大代表選舉產生，有的則由法院自行聘任。
沈德詠說，《決定》對此做出明確規定：符合擔任人民陪審員條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戶籍所在地的基層組織向基層人民法院推薦，或者本人提出申請，由基層人民法院會同同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機關進行審查，並由基層人民法院院長提出人民陪審員人選，提請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
那麼，已產生的人民陪審員由誰來管理呢？傳統的做法，是由法院負責管理和培訓。但鑒於陪審員在審判活動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對其的管理、培訓不宜由法院或司法行政機關單獨自行負責。因此《決定》規定，由基層人民法院會同同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機關，共同負責陪審員的管理和培訓。
案件當事人可要求實行陪審
根據現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法院審判一審案件，可以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也可以不實行。這樣的規定，隨意性較大。
為了充分、有效地發揮人民陪審員的作用，《決定》第二條對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案件的范圍作出明確規定。沈德詠說，主要有以下三種情形：1．人民法院審判社會影響較大的第一審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應當實行陪審制。2．對於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的案件，人民法院也應當實行陪審制。3．對上述案件中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不實行陪審。
為防止陪審員變相成為「編外法官」，導致陪審制失去應有的廣泛的群眾性，新的人民陪審制一改過去由法院輪流指定陪審員參與具體案件的形式，改為隨機抽取。
經費由同級財政予以保障
長期以來，陪審員應當獲得的補助缺乏明確標准，影響了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有效實行。
沈德詠說，《決定》對此作出了具體規定：「人民陪審員因參加審判活動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費用，由人民法院給予補助。有工作單位的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期間，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無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期間，由人民法院參照當地職工上年度平均貨幣工資水平，按實際工作日給予補助。」
同時，人民陪審員因參加審判活動應當享受的補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為實施陪審制度所必需的開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⑩ 在經濟法中，消費者的權益有哪些
大概可以分為九點，第一點是批評監督權，第二點是人格尊嚴及民族風俗習慣受尊重權，第三點是知識獲取權，第四點是依法結社權，第五點是依法獲得賠償權，第六點是公平交易權，第七點是自主交易權，第八點是知情權，第九點是保障人生財產安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