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合同法的案例

㈠ 北京市借名買房案例

案件介紹：
柯達和倪康佳是親戚，倪康佳在2002年獲得了購買經濟適用房的購房指標，為此，柯達找到倪康佳希望他能把購房指標借給他，由他出資購買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某小區的涉訴房屋。倪康佳當即同意了柯達的借房要求，於是雙方約定由柯達支付首付款，以倪康佳的名義購買該房屋，且剩餘房款以倪康佳名義辦理按揭貸款。雙方協商一致後，倪康佳於2002年2月18日與北京市某房地產開發公司簽訂了《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預售合同》，約定由倪康佳購買該涉訴房屋，房屋總價款為44萬元，柯達支付了首付款10萬元，剩餘款項倪康佳於3月5日辦理了按揭貸款，貸款期限為20年。房屋交付之後，柯達進行了裝修。在裝修之後，實際入住了該訴爭房屋。
2005年，柯達向房地產開發公司支付了房屋尾款5萬元。2005年12月20日，房屋所有權證下發，所有權人登記為倪康佳，房屋性質為經濟適用住房。
2005年到2014年間，房價開李虧侍始上漲，柯達多次找到倪康佳要求過戶，但倪康佳均以各種理由推脫。2014年8月，柯達忍無可忍，將倪康佳告上東城區人民法院，請求人民法院判處倪康佳將該涉訴房屋過戶至自己名下，東城區人民法院經空頃審理後認為雙方之間的借名買房合同違反了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違反了國家政策、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遂判決雙方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並駁回了柯達的訴訟請求。據悉，人民法院的判決已經生效。
2015年9月18日，柯達將倪康佳告上了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要求其返還購房款、房屋貸款等相關款項，並賠償因房屋升值導致的損失。

審判結果：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後判決：
一、被告倪康佳於判決生效後十五日內返還原告柯達購房款及其他各項款項共計45元。
二、被告倪康佳於判決後十五日內賠償柯達房屋增值損失180元
三、駁回原告柯達的其他訴訟請求。

借名買房糾紛專業律師靳雙權解析：
本案是一件典型的因借名買房合同被判處無效之後返還房款並賠償房屋增值損失的案件。
靳雙權律師認為，本案法院裁判要點在於：法院於2014年判處雙方的借名買房合同因違反了國家的相關政策並有損社會公共利益而無效。
本案中，柯達於2014年將倪康佳起訴至東城區人民法院，請求法院判決倪康佳將涉訴房屋過戶至自己名下，而人民法院在依法審理後判決雙方之間的借名買房合同無效。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合同無效或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本案原告於2014年提出要求被告返還房款的訴訟請求於法有哪吵據，應當支持。
而本案原告已經依約履行了支付首付款的義務，而被告並未履行其過戶的義務，依據我國《合同法》第六條之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被告未按約定履行過戶義務已經違反了我國《民法通則》和其他相關民事法律所貫穿始末的「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從本案過錯程度上判斷，被告存在主要錯誤。因此法院裁定被告應當賠償房屋增值損失的判決於法有據，體現了公平正義原則，亦維護了守約方即本案原告的合法權益。
對此，靳雙權律師認為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

㈡ 「花錢找工作」簽的協議有效嗎

合同是當事人或當事雙方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廣義合同指所有法律部門中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狹義合同指一切民事合同。下面由我為你就案例詳細介紹“花錢找工作”的合同協議的相關 法律知識 。

一、案情介紹

孫先生與錢女士有獨生女孫小姐。孫小姐大學 畢業 時，想找大型國企、銀行、證券、 保險 金融行業的工作，且要有正式編制。孫先生夫婦沒啥能力，只好花錢找關系。

他們找到朋友馮某，馮某系一家酒店的經理，在朋友圈裡神通廣大。夫婦二人表示，只要馮某能為其女兒找到合意的工作，他們願意出大價錢。馮某找到自己朋友鍾某，鍾某又找到在某銀行工作的朋友楊某，該銀行正在招聘員工，楊某答應為孫小姐安排工作。

馮某告訴孫先生夫婦時，他們高興不已。雙方於2013年3月3日簽訂協議，內容為：孫小姐成為某銀行正式在編員工，由馮某處理此事，成功後將給予馮某28萬元報酬。如果辦不成，所付錢款全額退還，並賠償精神損失費2800元。先付2萬，辦不成賠4萬。此後，孫先生又分兩次給付10萬元和3萬元。拿到錢後，馮某留下4萬元，餘下都給了鍾某。

幾經周折，孫小姐最終進入某銀行工作，但沒有正式編制。後鍾某出具 保證書 ，答應半年內可以轉為銀行在編正式員工，否則退還錢款並加賠2萬元。由於銀行要求較高，半年後，孫小姐依然沒有進編。隨後雙方發生爭議，孫先生夫婦向馮某提出還錢，雙方交涉未果，孫先生將馮某告上法院。

二、法院審理

孫先生訴稱，馮某以能介紹到某銀行工作為由收取2萬元，並與自己簽訂協議，約定辦不成賠4萬元。

馮某辯稱，孫先生妻子多次委託自己幫其女找工作，鑒於雙方是朋友關系，遂轉委託案外人鍾某，鍾某承諾可以通過託人情找關系辦到，故接受了委託。簽訂協議時所收2萬元當日就轉交給鍾某，13萬元大部分轉交給鍾某。本人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督促鍾某幫助找工作，孫先生的妻子也一直與鍾某聯系，已安排孫先生女兒到某銀行工作，雖然沒能實現在編約定，但已在能力范圍之內完成大部分委託事宜，孫先生之妻也表示同意。孫先生所託之事本身就違法，且其認可本人進行轉委託，收取的運作費和報酬大部分轉交給鍾某，本人不同意返還和賠償。

法院審理認為，依照法律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孫先生之妻與馮某已相識4年，孫先生之妻對馮某應有一定程度了解。馮某經營餐飲店，與某銀行並無直接關系，協議中約定的“馮某處理此事”，通常理解就是託人情、找關系，且事成後孫先生夫婦要給付馮某高額的費用，可見孫先生夫婦明知馮某是要通過託人情、找關系等不正當手段為他們女兒找工作，這種行為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有損社會公共利益。因此，他們達成的委託協議，以及在協議基礎上形成的保證書無效;雙方約定的辦不成賠4萬元、另加賠2萬元的違約責任條款，屬於上述協議的一部分，也無效。

依照法律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馮某在收取孫先生給付的款項後最終未完成請託事項，由此造成請託人經濟損失，對此馮某存在過錯，而孫先生明知請託事項不合法或不合規，仍委託馮某辦理，對損失的發生也存在過錯，但馮某的過錯大於孫某，法院認定孫先生的損失2萬元由雙方根據過錯大小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馮某承擔70%的過錯責任，孫某承擔30%的過錯責任。2014年10月，法院最終判決馮某賠償孫先生1.4萬元;孫先生要求馮某賠償耽誤女兒工作造成的經濟損失無證據證明，不予支持。雙方均未上訴。

此後，錢女士亦按 委託合同 糾紛之訴，再次將馮某告上法院，要求馮某返還收取的13萬元，並承擔相應利息。最近，在前一案件判決認定基礎上，法院以同樣理由作出判決，馮某承擔13萬元損失中70%的責任，賠償9.1萬元並承擔相應利息。

三、法律依據

1、《民法通則》

第7條 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2、《合同法》

第52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第58條 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㈢ 股權激勵「惹的禍」——騰訊前員工被判史上最高的違約金

公司在設計股權激勵方案時，都會設置退出條款，騰訊也不例外，將此條款寫入了與員工簽訂的競業協議中。退出條款的關鍵是如何認定股權激勵收益，這也是騰訊與徐姓前員工爭議的焦點。此案例中，一審二審的判決對股權激勵收益的認定產生了巨大差額：從一審的372萬飆升至二審的1940萬，這其中的變遷可以作為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方案設計時的參考。

事件還原

徐某某為騰訊游戲前高級研發人員，在騰訊上海公司任職時，成立公司並研發出多款與騰訊旗下相似的游戲產品。而徐某某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別與騰訊上海公司簽訂了《保密與不競爭承諾協議書》，承諾在職期間以及離職後2年內不得自營或參與經營與騰訊上海公司及其關聯公司有競爭關系的企業。 作為對價，騰訊控股向徐某某授予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如果徐某某違反協議，則需向騰訊上海公司支付經授權獲得的所有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的收益。

2014年5月，騰訊上海公司在得知徐某某在外設立公司，違反競業限制後，與徐某某解除勞動合同。在2016年10月，騰訊上海公司在發現徐某某在公司任職期間，作為大股東出資設立的公司在開發一款與王者榮耀類似的網路游戲，發現徐某某的公司經營范圍與騰訊上海公司及關聯公司經營范圍高度重合，存在直接競爭關系。

騰訊上海公司在2017年5月27日就徐某某違反競業協議申請勞動仲裁，但仲裁委員會以騰訊上海公司的請求不屬於勞動爭議受理范圍為由不予受理。

於是騰訊上海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一審法院判徐某某向騰訊上海公司支付違約金372萬，雙方均不服提起上訴。在二審中，上海市一中院作出終審判決：徐某某賠償1940萬。

爭議焦點

從股權激勵糾紛的角度看，本案有如下四方面爭議點：

1、雙方簽訂的《保密與不競爭承諾協議書》是否合法有效？

2、如有效，徐某某的行為是否違反協議約定的競業限制義務？

3、如果違約，應當承擔怎樣的違約責任？

4、如何認定協議中約定的「實際收益」？

爭議一：競業協議合法有效

首先我們來看雙方約定的競業協議是否合法有效。在本案中，徐某某認為協議是上海騰訊公司提供的模板文件，規定的競業限制范圍包括九類業務領域、多達50家競爭對手，幾乎涵蓋互聯網行業所有經營領域，無限擴大競業限制的范圍，剝奪了其正當擇業及就業的權利。

在《合同法》第5 2 條中界定了合同無效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在《合同法》5 3 條中規定了合同可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的情形：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我們可以看出，合同法對合同有效性持保護態度，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只要合同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的體現，通常不會被判定為無效。即使有無效條款，通常也不影響協議其他條款的有效性。 而本案中的競業協議並未出現無效或可變更撤銷的情形，所以真實有效。關於協議是否有效的具體分析也可參考上一篇文章《阿里巴巴教你如何打股權激勵官司》 。

爭議二：徐某某的行為違反競業協議

由於在《保密與不競爭承諾協議書》中約定，徐某某在職期間以及離職後2年內不得自營或參與經營與騰訊上海公司及其關聯公司有競爭關系的企業。徐某某2014年5月離職，但在2014年就出資設立了與騰訊上海公司直接競爭的網路游戲公司，所以很明顯違反了競業協議。

徐某某以騰訊上海公司曾與其開設的公司洽談合作事宜為由，主張騰訊上海公司已免除其競業限制義務， 法院未予採納 。

爭議三：徐某某應返還所有股權激勵收益

在2008年徐某某入職上海騰訊公司時簽署的勞動合同中，約定徐某某月薪中有人民幣200元作為競業限制補償金，並約定了10萬元的違約金。但在2009年8月和2012年10月，由於徐某某在工作中可以接觸到游戲開發的核心環節，騰訊上海公司與其重新簽訂了《保密與不競爭承諾協議書》，明確約定騰訊控股會對徐某某實施股權激勵作為對其遵循競業條款的對價。並且，在徐某某任職期間，騰訊控股也確實多次對其進行股權激勵。

徐某某宣稱其離職後未收到任何競業限制補償金，但事實上在2009年和2012年簽訂的《保密與不競爭承諾協議書》已經重新約定了競業限制的權利、義務內容，替代了勞動合同中的相關條款。因此，根據《保密與不競爭承諾協議書》中的約定，對於已授予還未行使的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徐某某無權再行使，而已行使的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 ， 一審和二審都認定騰訊上海公司有權向徐某某追索因行使股權激勵權益而產生的收益 。

爭議四：股權激勵實際收益的界定

這是本案最大的爭議點，也是難點，一審二審的界定也不相同。

我們先來看競業協議中對違約責任的約定：「乙方不履行本協議約定的義務，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一、對於已授予還未行使的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乙方無權再行使;對於已行使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則甲方有權向乙方追索所有任職期間行使股票期權或限制性股票所生之收益。 若行使股票期權所生之收益數額難以確定的，以甲方對乙方的違約行為初次採取法律行動(包括但不限於發送律師函、法律函、訴訟、勞動仲裁)當日的股票市值與授權基礎價格之差價計算;限制性股票以採取法律行動當日股票市值計算。除非乙方可舉證證明上述實際收益 。 」

騰訊內部制定了《員工行使限制性股票（RSU）程序手冊》，規定了RSU收益的計算方式，RSU收益=(登記日收市價+解禁日收市價)/2*行使股數 ，並且在發放股票是會依據RSU收益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即扣減部分股票數。

在一審判決中 ，法院認為員工通過股權激勵獲得的收益應當以解禁日的收市價來衡量，在股票過戶至徐某某名下後，股票為徐某某個人資產，買進賣出均屬徐某某個人投資行為，與股權激勵無關。並認為由於個人所得稅屬於徐某某個人應負稅款，抵稅的股票份數應計入徐某某所獲得的限制性股票份數總額內，最終判決徐某某支付違約金372萬。

而在二審判決中 ， 上海市一中院對股權激勵實際收益的認定完全不同。 上海市一中院認為騰訊內部的R SU 收益只是計稅收益，不能等同於徐某某通過股權激勵獲得的實際收益。為使徐某某遵循競業協議，在授予徐某某限制性股票時未要求其支付任何費用，徐某某通過股權激勵獲得的實際收益應通過其實際拋售股票時的收益計算 。

在二審中，騰訊上海公司要求徐某某提供其在相關證券機構所持有的賬戶中自2017年7月起的交易記錄。但徐某某認為其個人賬戶的交易記錄，屬於敏感信息，應當受到保護，有權不予提供。在法院向徐某某釋明查閱原因後，徐某某依然堅持拒絕提供。法院認為這種情況屬於股權激勵收益數額難以確定的情況，應當按照協議中約定的，股價應按照騰訊上海公司首次對徐某某採取法律行動，即2017年5月26日（申請仲裁的5月27日為非股市交易日）的收市價計算。並且認定抵扣個人所得稅的股票份數不算徐某某的個人收益，只計算實際過戶至其賬戶名下的股數。 最終股權激勵實際收益： 278 （收市價，單位：港元）×0 .88171 （匯率）×1 5832 （過戶總股數）×5（拆股，1拆5）=1 940.33 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