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法的變革與發展

1.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2、「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統一法典結構，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訴訟發、經濟法的內容都裝進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響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論罪論。 中國法律主要起源於早期氏族部落之間的戰爭。古人將這些戰爭稱為"刑征"或"刑伐".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統一的紀律，於是首領的軍令成為每一個成員必須遵守的規范，軍紀軍規成為中國法最早的一個形式。<<甘誓>>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這種在作戰前當眾發布的誓詞或者說軍令就是一種比較多見的法律形式。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 昭公六年》)不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罰方式也來源於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黃帝與蚩尤戰爭中產生的，蚩尤戰敗後，黃帝對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殺，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稱"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異族時創造的，《尚書呂刑》中有記載"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絕苗民，無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幾種方式。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從一開始便和異族聯系，和暴力制裁聯系，這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數人仍把"法"和"刑"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順教化，即是和自己不處於同一范圍的人，因此得出結論，對這些人以重刑懲罰，便是理所當然。中國古代刑法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一種"人性本惡"的指導思想上的。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樂，好逸惡勞，趨利避害，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張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認為："刑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所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韓非子也說過："重罪者人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所謂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輕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罰.中國人的重重刑傳統使得整個封建社會法律所採用的刑罰普遍較嚴厲。就以死刑為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斬、梟首、棄市、戮、戮屍、肢解、剖心、炮烙、射殺、凌遲、醢（搗成肉泥）、車裂、活埋、磔（分裂人體）、具五刑（五種極刑並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隨西方法律思想逐漸傳入，中國法制逐漸走向現代化，法律的輕刑化才逐漸得以實現。這個觀點在實際也得到證明：以刑法本身為例，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民法，沒有違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統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門法產生，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由全面保護各種利益逐漸演變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已成為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潮流和趨勢，中國法律的發展進化必須與之相吻合。但我國刑罰輕刑化和死刑的廢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與世界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斷的努力 。

2.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3. 我國社會政策與法規的發展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始於1978年，至今已走過28年光輝歷程。28年的改革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改革啟動和局部試驗階段（1978年到1984年）。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展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取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開始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這一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其他方面改革的試驗也開始起步。開展了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推行兩步「利改稅」，逐步推進「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改革，廢除了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不斷減少的集體經濟和幾乎絕跡的個體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興辦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第二個階段：改革全面探索階段（1984年到1992年）。這一階段的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和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從理論上確認了市場機製作用的中樞地位，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論基礎。
改革實踐以搞活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全面展開。著眼於探索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業體制，實行承包制、租賃制等措施，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積極進行以廠長負責制、工效掛鉤、勞動合同制為內容的企業領導、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強企業的內在活力。
圍繞搞活企業，加快建立以統一開放、運轉有序的競爭性市場體制和以經濟手段調節為主的宏觀間接管理體制為目的的相關改革。採取「調、放、管」相結合的方針，理順比價關系，改革商品和服務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商業經營管理體制，發展非國營流通企業；大幅度縮小指令性計劃，改革銀行組織體制，實行各種形式的財政包干制，變單一稅制為復合稅制；對部分城市實行計劃單列，減少管理層次，擴大地方自主權。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
對外開放也邁出了重要步伐。開放了沿海14個港口城市，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批准海南建省並成為經濟特區，在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中國經濟方面進行了有益嘗試。
第三個階段：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年到2000年）。以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標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並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中共「十五大」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思想理論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推動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這一階段的改革仍然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制度創新的力度顯著加大。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中央和地方選擇若干有代表性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被改造成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許多全國性的行業總公司被改組為控股公司，發展了一批以資本為紐帶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眾多的小型國有企業，通過改組、聯合、兼並、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進行了改革。積極推進鼓勵兼並、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作，推動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形成。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使國有資本逐漸集中到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適應國有企業改制和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的需要，多種形式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探索在一些地方積極展開，取得良好效果。
其他方面的改革繼續向前推進。財政、稅收、金融、外匯、計劃和投融資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確立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的財政體制框架，建立了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體系；強化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的調控能力和金融監管方面的職能，開始分離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國家計劃管理從總體上的指令性計劃向總體上的指導性計劃轉變；推行項目法人制、資本金制度和招投標制度，加強投資風險約束。市場流通領域的改革向縱深發展。商品市場進一步發展，要素市場逐步形成；取消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進一步放開了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健全市場規則、整頓市場秩序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邁出了重要步伐。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適應深化企業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失業保險、社會救濟制度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有制結構調整力度逐步加大。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日趨多樣化，國有控股的經濟不斷擴大，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勢頭更加強勁。科技、教育、衛生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方向，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以調整學校布局結構，改革高校招生和分配製度為重點，加快教育體制改革步伐；實行醫療機構分級分類管理制度，擴大衛生機構的經營管理自主權。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對外貿易、城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新的進展。經過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
第四個階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00年至現在）。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全面的部署。中共中央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指導。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積極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
這一階段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按照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的目標著力推進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取得重要進展，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進一步加強；政府機構改革繼續推進，國務院新設立和組建了一批經濟調節和監管機構，提升了一些監管部門的行政級別，完善了國有資產等部門的管理體制；圍繞完善省以下行政管理體制，地方政府加大了縣鄉機構改革以及擴大縣（市）管理許可權的力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國務院部門分三批取消和調整了近1800項審批項目；全面推行依法行政，頒布實施了《行政許可法》和《公務員法》等行政管理法律法規。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繼續向縱深推進。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全面展開，全國徹底取消實行了長達2600年的農業稅；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市場化的棉花流通體制基本確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新進展。國有資本進一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革力度加大，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工作取得進展，選人用人機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穩步推進；電信、鐵路、民航、煙草、電力等壟斷行業改革邁出新步伐；國家設立了專門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加強了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的資產運營狀況的監督。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進一步改善。放寬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加強了對私有產權的依法保護，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製度保障。財稅、金融、投資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公共財政體制不斷健全，增值稅轉型試點和出口退稅機制改革穩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力度加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邁出重大步伐；政府投資的范圍進一步縮小，企業投資自主權逐步擴大，投資審批制度不斷規范。市場體系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商品市場的種類和數量逐年增加，土地、勞動力、技術、產權、資本等要素市場進一步發展，水、電、石油和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步伐加快。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確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全面推進，失業保險制度建設明顯加快。科教文衛體制改革穩步開展。中央和地方所屬1200多家科研院所分兩批轉制；積極推進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鼓勵和支持發展民辦教育；加大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內部機制改革力度，積極開展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試點穩步推進。

4. 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有哪些成就

1、開創性地建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轎滾祥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對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及其政權組織系統作出了明確規定，建立了全新的國家制度。

1954年9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

用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閉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全面確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礎。

2、重建了新型的社會主義法律秩序。

任何一場劇烈的社會革命運動，要實現其預定目標，不僅要從根本上改變舊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的本質與結構，而且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與法律制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穩定的社會與法律秩序。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年裡，國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實現國家制度根本性變革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與法律秩序。

這一時期先後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貫徹婚姻法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司法改革運動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眾運動方式推進的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運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展開較大規模的法律創制活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人重視加強人民民主法制建設，注重運用法律與政策相結合的方式治理國家與社會，藉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政治情況不斷發展的客觀要求。1949年到1956年間，新中國的法律創制工作大致經歷了兩個前後相繼的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以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基礎的法律創制，其特點是運用立法手段，鞏固革命勝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秩序，保障各項社會民主改革運動的順利進行。

第二個階段則是以「五四憲法」為基礎，加快國家立法進程，推動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基礎，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立法亦開始啟動。

4、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社會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進入了一個革命性變革的歷史新時期。

這場新的偉大社會革命在法治領域的集中體現，就在於實現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策型法律秩序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現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歷史變革，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持續推進了當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5、把依法治國確立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與民主政治密切聯系的，它要求法律的權威高於任何個人的權威，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手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的歷史性任務突出地提到全黨全國人民面前，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6、把依法執政確定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中國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且長期執政的黨。隨著這一巨大而深刻的轉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面臨新的重大課題。

7、形成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黨的十五大在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同時，第一次明確提出「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二〇一〇年形備臘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歷史性任務。

設定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具體時間表，這充分反映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理性自覺。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以來的不懈努力，當代中國的立法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

5. 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的歷史類型
法的歷史類型是向前發展變化的，其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基本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力具有活躍性、革命性，當其向前發展變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生產關系發生與之相對應的變化。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是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就是經濟基礎的變化，當生產力變化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出現了一定量的變化時，那麼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在內的上層建築就會發生局部的變化。當生產力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從而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也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時，則會導致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內的上層建築發生歷史類型的更替。
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即是法的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
2、(1)法的歷史類型是按照法所據以產生和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和體現的階級意志的不同，對人類社會的法所作的分類。
(2)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凡是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之上、反映相同階級意志的法，就屬於同一歷史類型。
(3)劃分法的歷史類型，有助於認識和揭示法的階級本質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規律。
3、(1)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與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社會形態的劃分相一致，人類社會存在四種歷史類型的法，即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社會主義法。
(2)前三種法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社會的法，體現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和意志，通稱為剝削階級類型法。社會主義法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是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法。
4、(1)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法都一定經過法的這四種歷史類型。
(2)但法的歷史發展的總體過程表明，從奴隸製法到封建製法，繼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是法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法的歷史類型也由低級類型的法向高級類型的法依次更替。
5、(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必然，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的矛盾)的運動是法的歷史類型更替的根本原因。
(2)但是，這種更替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來實現的。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先進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並實現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
二、關於法的歷史階段的其他劃分方式
英國的梅因 「身份」的法和「契約」的法 2
美國的龐德 原始的法，嚴格的法，17、18世紀的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的法，社會化的法，以及下一階段的世界法 5+1
德國的馬克斯•韋伯 形式不合理的法、實質不合理的法、實質合理的法、形式合理的法 4
美國的昂格爾 習慣法、官僚法、法秩序(法治) 3
日本的田中成明 自治型法、普遍主義型法、管理型法 3
我國的不少學者 自然經濟類型的法與商品經濟類型的法 2
義務本位的法與權利本位的法 2
人治的法和法治的法 2
專制的法與民主的法 2
三、資本主義法
(一)資本主義法的產生
資本主義法的產生有幾種典型的模式：英國式模式、法國式模式;
1、在封建社會中後期，逐步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法：
(1)商法的興起：這些商法淵源於習慣法，最為典型的是海商法，以後又有一些票據、保險、公司、破產等方面的法規。
(2)羅馬法復興：羅馬法原先是統一的、擁有世界霸權的帝國的法律;羅馬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簡單商品生產關系極為發達基礎上的，對這方面的法律關系作了詳盡規定;羅馬法代表了相當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3)資本原始積累的法律的出現：
(4)憲法性法律的開始制定：限制王權，試圖以政治契約形式確立國王與臣民的權利義務關系。如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
2、總的來看，資本主義法主要有這樣一些基本特點：
(1)維護以剝削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錯責任」等原則。
(2)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和代議制政府，規定資產階級民主制、政黨制、代議制等法律制度。
(3)維護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人權，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保障資產階級法治。
(二)資本主義法的發展
1、除法西斯時期這樣的特殊發展外，資本主義法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從自由競爭時期到壟斷時期的變化。
2、從自由競爭時期發展到壟斷時期，特別是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法從「個人權利本位」變化為「社會本位」
(1)法律原則有了許多變化，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加入了「所有權的限制」的內容，並制定了不少調整經濟、文化關系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出現了「法的社會化」的趨勢。
(2)但資產階級法的本質並沒有根本改變。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法的發展表現為：
(1)法律基本原則的變化，私有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等有不少限制的內容。
(2)法與政府、社會的關繫上，政府不僅僅只是「看守人」、「守夜人」，國家、政府通過法律來干預經濟。同時，出現了法的社會化趨向。
(3)法的運行方面的變化，如委託立法、授權立法的出現，行政機關權力日益擴大;准法院組織的出現。
(4)兩大法系逐步靠攏，國際立法增多，出現了像歐盟法律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的法律。

四、社會主義法

1、(1)社會主義法是在推翻舊政權、摧毀舊法體系基礎上創建起來的，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2)社會主義法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體現，是維護社會秩序、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2、(1)新中國的法是在摧毀國民黨法律的基礎上創立的，是革命根據地法的繼承和發展。

(2)中國社會主義法的建立還經過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

五、法的繼承與法的移植

法的繼承是指不同時間條件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法的移植指不同空間條件下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一)法的繼承的含義與根據

1、法的繼承是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之間的延續和繼受，一般表現為舊法對新法的影響和新法對舊法的承接和繼受。

(1)法的繼承是客觀存在的，法就是在繼承中發展的。

(2)法作為文化現象，其發展表現為文化積累過程，其繼承是不可避免的。

(3)法的階級性並不排斥法的繼承性，社會主義法可以而且必然要借鑒資本主義法和其他類型的法。

2、法的繼承的根據和理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社會生活條件的歷史延續性決定了法的繼承性。

(2)法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法的發展過程的延續性和繼承性。

(3)法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決定了法的繼承的必要性。

(4)法的發展的歷史事實驗證了法的繼承性，如資產階級的《法國民法典》即是以奴隸制的羅馬法為基礎制定的。

3、法的繼承的內容：

(1)法律術語、技術、形式。基本的法律概念、術語;立法、執法和司法程序;法律解釋方法;法律體系的結構、形式，法律機構的設置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2)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規定。其中有許多屬於技術性規范或者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規范是可以繼承的。

(3)反映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原則和規范。

(4)反映法的一般價值的原則，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二)法的移植

1、法的移植是指在鑒別、認同、調適、整合的基礎上，引進、吸收、採納、攝取、同化外國法，使之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本國所用。

(1)法的繼承體現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法的移植則反映一個國家對同時代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鑒，

(2)法的移植的范圍除了外國的法律外，還包括國際法律和慣例。

(3)法的移植以供體(被移植的法)和受體(接受移植的法)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即受同一規律的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納為前提。

2、法的移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1)社會發展和法的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較落後的國家為促進社會的發展，有必要移植先進國家的某些法律。

(2)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徵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場經濟要求沖破一切地域限制，一個國家借鑒和引進別國的法律，特別是世界各國通行的法律原則和規范是非常必要的。

(3)法制現代化既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也是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而法的移植是法制現代化的一個過程和途徑，是法制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

(4)法的移植是對外開放的應有內容。

3、法的移植有以下幾種類型：

(1)經濟、文化和政治處於相同或基本相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互吸收對方的法律，以至融合和趨同;

(2)落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直接採納先進國家或發達國家的法律;

(3)區域性法律統一運動和世界性法律統一運動或法律全球化。

4、法的移植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

(1)要注意國外法與本國法之間的同構性和兼容性，

(2)注意法律體系的系統性，

(3)同時法的移植要有適當的超前性。

6. 我國法律的發展史是什麼

以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為起點，中國法制歷史傳承四千餘年，其總體的發展脈內絡、相容互間淵源繼承關系是異常清晰的。不過，四千多年間，朝代不斷更替，政權屢經變更。所以從宏觀上觀察，各個時期法制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按照發展的階段及風格特色等粗略的標准來劃分，中國法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法制、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和近現代法制三個大的部分。

7. 1.中國的法治體系在這幾十年間的變化大嗎為什麼這對社會變革有幫助嗎。

變化大。對社會變革有幫助。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次全會作出兩項最為重要的決定：一是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發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號召並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針。從此，中國開始修改憲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法治建設步入恢復重建、持續發展、形成中國特色的光明大道。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經歷了三大歷史階段，實現了三次歷史性飛躍。對於保持法治定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實現法治強國的偉大目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8. 中國法律的發展歷史

1.我國法律發展史

以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為起點，中國法制歷史傳承四千餘年，枯信其總體的發展脈絡、相互間淵源繼承關系是異常清晰的。

不過，四千多年間，朝代不肆敗棚斷更替，政權屢經變更。所以從宏觀上觀察，各個時期法制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發展的階段及風格特色等粗略的標准來劃分，中國法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法制、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和近現代法制三個大的部分。一、中國早期法制（奴隸製法制時代）中國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奴隸制時代的法律制度。

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476年這一歷史階段。中國早期法制的突出特點，是以習慣法為基本形態，法律是不公開的。

在中國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時期。自公元前21世紀夏啟建立夏代開始，夏王朝前後存在約五百年時間。

在此期間，中國早期的刑罰制度、監獄制度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商取代夏以後也維持了將近五百年。

在繼承夏代法制經驗的基礎上，商代在罪名、刑罰以及司法體制訴訟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20世紀初出土的甲骨文資料證明，商代的刑法及訴訟制度已經比較完備。

中國早期法制的鼎盛時期是在西周。在中國歷史上，西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

在西周政權存續的五個多世紀里，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治國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經初步形成，作為傳統文化基石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觀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時發端。從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內容都達到了早期法制的頂峰。

在西周時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制指導思想、老幼犯罪減免刑罰、區分故意和過失等法律原則，以及「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對中國後世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國法制史學習的重點之一。

春秋時期處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的前期，此時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戰。在法制方面，以反對「罪刑擅斷」、要求「法布於眾」為內容的公布成文法運動勃然興起。

鄭國子產「鑄刑書」、鄧析著「竹刑」及晉國「鑄刑鼎」等，都是這一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二、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時代）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戰國以後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這兩干余年的法制歷史。

自春秋以後，中國開始有了向全社會公布的成文法，從此，中國的法律開始由原來的不公開的狀態，過渡到以成文法為主體的狀態。在從戰國到清代後期這兩千多年中，無論是法律理論、立法技術、法制規模，還是法律內容、司法體制等各個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法律文化」、「傳統法律制度」，其主體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和成熟的。根據法制發展狀況以及在整個法制傳承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把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劃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1.戰國時期。

這是由早期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的重要階段。戰國時期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時代的後半期。

而社會變革裂則的許多重要成果，中國的許多思想文化精華都出自這個時期。與春秋時期相比較，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立」。

在法制方面，「立」主要表現為以成文法為主體的新的法律體制開始在更大的范圍內、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來。其中，戰國初年魏國李悝（音虧）制定的《法經》，就是戰國時期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影響最大的兩大學術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這一時期內成熟並在政治舞台上發揮廣泛的影響。2.秦漢時期。

這是中國古代成文法法律體系全面確立時期。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這段歷史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統一的專制王朝，確立了以後幾千年中國傳統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在指導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學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論，而且在實踐上貫徹得比較徹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帶有明顯的法家色彩。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和秦代是法家學派最活躍的時期，而法家理論得到完整的實踐，也僅僅是在秦代。所以，從整個中國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極為鮮明的。

自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以後，許多以前鮮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現於世。從這些珍貴文物資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觀念極深，法律制度也很嚴密。

在兩漢（西漢、東漢）時期，中國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從總體上看，漢代的法律制度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

也就是說，漢代法律體制，從風格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前，主要是「漢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內進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與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別的法律體制；後期則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指導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論，使儒學。

2.我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先秦時期2、秦漢至清末3、清末至中華民國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一、先秦時期的法律思想概述1、王權神授、發有天定。

該階段的法律思想目的主要在於宣揚君王及其所頒布的法律的神聖性，借之調和奴隸主統治階級和奴隸之間的矛盾並鎮壓奴隸的反抗，以維護奴隸社會的等級秩序和高壓統治。（人們認識社會現象和法律現象都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不會出現系統的法學理論知識）2、春秋戰國時期 儒道墨法 儒「禮治」 至漢武帝時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引禮入法」「禮法合一」，儒家思想真是被確立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法律的思想基礎。

3、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發道，道法自然」一定程度上道家倡導的是法律虛無主義，對調控社會的禮法保佑消極態度。4、墨家主要代表了社會中有知識的中下層民眾的政治和法律觀念。

「兼相愛，交相利」「功之以賞益，威之以刑罰」。追求一種大同世界的理想國家，表達了對人人互愛互利和消滅戰爭的理想社會追求，當支持誅殺暴君的行為和以制止暴虐為目的的戰爭。

5、法家：法是國家的規矩、准繩，是一種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國家制定的法律應該一特定的法律形式向社會大眾公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並藉助國家暴力工具保障其實施。法家法治思想從根本上說是維護君權的工具呃，洞開、嚴苛的法律知識君王駕馭百姓的「刑賞二柄」。

二、從秦朝到清朝的法律思想概述-----以律學為主幹·從公元前211年到19世紀中葉，兩千多年歷史中，中國法學走過了一個以儒家學說為主導，融合法家道家等諸多學說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法律文化系統，典型表現在儒家化的律學的興起與發展。秦代開始法學領域出現律學。

它是根據儒學原則對以律學為主的成文法進行講習、注釋的法學。律學濫觴於秦，發展於兩漢，昌盛於魏晉，至唐達到巔峰，唐以後逐漸衰落。

三、近代中國法學發展概述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法學發展概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法學歷史一、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創立二、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心貢獻三、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中國化中編 法律基本知識法律的本質 狹義方面 人定法：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階層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通過規定權利、義務，設定權利、職責以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一法律是國家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二法律體現為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和意志，同時也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三法律所體現的意志歸根結底源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法律特徵一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的一般特徵（一） 法律的規范性 指法律作為調整人們行為的社會規范而具有的，規定人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或不應該做什麼，從而，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一個模式標准或方向的屬性。

（二） 法律的概括性 指法律的對象是一般的或抽象的某一類的人和事，而不是具體的、特定的個人和事法律在同樣的條件下可以反復適用，而不僅適用一次。二法律區別於其他社會規范的基本特徵（一） 法律具有國家意志，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二） 法律以權利、義務、權力、職責為主要內容（三） 法律具有國家強制性，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四） 法律的可述性 它是司法機關實現其司法職責、保證司法公正的基本依據和准繩 第四節 法律作用法律的規范作用（一） 法律的指引作用 法律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普遍的指導作用。

（二） 法律的評價作用 法律作為一種評價尺度，能夠對人的行為的法律意義進行評價（三） 法律的預測作用 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預測人們相互之間將會怎樣行為以及行為的法律後果。（四） 法律的強製作用 法律能夠運用國家強制力對違法者施以強制措施，保障法律被順利實現（五） 法律的教育作用 法律不僅是社會的行為規范，也確立了最低的社會道德標准和是非觀念，它可以通過它的傳播和實施進入人人的心靈，矯正人的行為。

法律的社會作用（一） 分配社會利益 通過權利義務的規定來確認利益主體、利益內容、利益數量和范圍等內容，以各種法律規范來指導現實生活中的利益分配。（二） 解決社會糾紛 國家通過法律調整社會利益，確立權利義務；通過司法裁判活動，使違法者受到懲罰或承擔責任，使社會糾紛得以平息。

（三） 實施社會管理 體現在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中 內容上遍及社會各個領域，如經濟、文化、交通、人口、教育、衛生、環保等多方面領域。

3.中國企業法律法規的發展歷史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

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 *** 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 *** 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 *** 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

此外，清 *** 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

《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

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

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 *** 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 *** （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 *** 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

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

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

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

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 *** 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

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 *** 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 *** 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 *** 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

4.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一、法律發展的概念所謂法律發展是法律規范、法律價值及法律行為從萌芽到形成並日益上升與進步的過程。

其具體內容包括：首先，法律發展是依法律現象的歷史時間序列而對法律運行所作的考察。其次，法律發展是法律規范、法律價值與法律行為三重發展的有機統一。

再次，法律發展是法律由混亂、沖突到系統、嚴密、科學，從簡單、低級到復雜、高級的不斷上升過程。最後，法律發展是法律變數和法律變性兩者不斷融匯滲透的產物。

二、法律發展的特徵（一）從縱向關聯上看，法律發展是連續性與間斷性的統一。（二）從橫向對照上講，法律發展是法的地方性與全球性的統一。

（三）法律發展是非平衡性與平衡性的統一。三，對法律發展過程的分析，一直是法學理論中的頗有爭議的問題，東西方學者依其特定的標准和方式進行了種種解脫，歸結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一）舊中國及日本學者關於法律發展過程的觀點。

（二）西方學者關於法律發展過程的學說。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根據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將法的發展史分解成依次遞進的六個時期：一是圖騰法即萌芽階段的法；二是部落法；三是城邦法；四是中世紀法律；五是個人主義的法律；六是社會化的法律。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認為法律發展經歷了如下六大階段：原始法、嚴格法、衡平法和自然法、法律的成熟階段、社會化階段以及世界法階段。昂格爾（R•Unger）將法的發展過程歸結為三大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部落社會的習慣法發展為貴族社會的官僚法；第二個時期是從貴族社會的官僚法轉變為自由社會的法律制度；第三個時期則是從自由社會的法律轉向後自由主義社會的法律。

9.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同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是密切相關、一脈發展而形成的。
西周是這一傳統特徵的源流，表現在其"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策略、禮的含義內容及其與刑的關繫上（出禮入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表現為"鑄刑書」（鄭國）、"竹刑」（鄧析）、"鑄刑鼎」（晉國）、《法經》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變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
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黃老」（無為而治），漢武帝"擺出百家、獨尊儒術」，法家思想的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表現為上請原則、恤刑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等刑罰適用原則的儒家化，還有春秋決獄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
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表現為名例律的演變，立法技術、法典結構、法律內容等方面的巨大進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晉律、北魏律、北齊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與封建法典結構的完善；八議、官當、重罪十條等重要制度的確立。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時期，法律儒家化終於結出豐碩結果——《唐律疏議》。主要把握《唐律疏議》總則和分則各篇的基本內容（如類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點及歷史地位。
明朝重典治吏的內容及對今天法律建設的借鑒意義。
明朝重典治吏對後世的影響。明朝以嚴法整肅吏治，重典打擊官吏貪墨、奸黨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提高了國家機器運轉功效，保證了皇權至上的封建統治。但是，"輕其輕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輕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單靠嚴刑糾治貪污腐化，只能"朝殺而暮犯」，未能觸及剝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僅憑濫殺以懲朋黨為奸，往往株連無辜，對臣民失去信任，其結果則是皇帝寵信宦官，為明朝宦官擅權干政局面的釀成種下禍根。但明朝有些規定至今仍不失為良法，如對貪官的懲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當代立法者去借鑒，筆者非常同意嚴法治貪的立法思想，否則，我國貪污腐敗之風實在難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現在對貪污腐敗施以重法，定會讓那些欲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年終要通過考核，否則，初犯罰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職敘用，若擅為更改，變亂成法，則要處斬。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執法，這在歷代律典中還是創造性的新篇，對現今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2004年胡錦濤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傳日上發表講話並親手組織憲法講座學習，無疑為我國全民普法帶了一個好頭。另外，明律規定，官員不體察民情，撫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眾反叛的，對官員要處斬，這種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輕的立法無疑對後世有積極的影響。明大浩頒行之後朱元璋強行」戶戶有此一本」，當時私塾學校把明大浩作為教材進行講解，明統治者把明大浩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減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則要被加罪或被誅殺，可見，明朝統治者為了推行明大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法律的普及意識，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清政府立憲舉措及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意義。
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此後，進行了一些預備立憲活動。一、設立咨議局和籌建資政院。二、制定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於1908年宣布立憲以九年為期。大綱的精義有：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主獨攬統治權；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的權利義務。清末欽定憲法大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憤，同時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三、《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則是在武昌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為了渡過危機而臨時炮製的"憲法」。其採用責任內閣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權，擴大了國會和總理的權力，但用君主立憲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統治地位，對人民民主權利隻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
認識晚清預備立憲的保守性和欺騙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正確看待它的積極意義：（1）加速了清朝的滅亡。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加速了它的覆滅。（2）清政府在實行"預備立憲」過程中，相應地對舊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它縮小了皇帝與國會之間的權力比例，調整和改造了君主專制制度，直接沖擊了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拉開了封建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的序幕。（3）預備立憲傳播了憲政知識，進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識分子，為我國近代憲政運動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