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下環境法的發展

A. 體育運動傷害法律法規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應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其介入范圍應分類而定，對於與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應部分「入罪」，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其刑事責任的承擔也應區別對待。
幾乎每一場體育競技運動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傷亡事故，從危害後果來看，與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的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等造成的危害結果並無二致，但絕大多數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被行業內部規范所「消化」，並未進入刑法規制的射程圈，從而免受刑事責任的追究。盡管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不同於現行刑法中的普通傷害行為，有其自身特殊之處。然而，體育競技不是法外之地，從事體育競技運動並不等於取得刑事責任的豁免權，體育競技場也不是犯罪的避難所[1]，這已在體育學界和刑法學界得到應有的認同。刑法到底應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圍內介入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規制，使之既能夠助推體育競技運動的健康發展，又能夠懲治和預防體育競技傷害的犯罪行為，以尋求兩者的完美平衡，這無疑需要高超的立法技術。如何把控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和范圍是一個困擾學界的疑難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1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
11以促進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為宗旨
應該清楚，寄希望於體育競技參賽人員的「自我救贖」或通過向其輸送「道德凈化」來解決體育競技傷害違法犯罪問題，簡直是不切實際的賭注。體育競技領域不能成為犯罪的「世外桃源」，刑法對此不能熟視無睹。但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應審時有度，必須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為此目的，必須防止「兩極化」現象。
第一，刑法介入不能過度。讓刑法干預體育競技的各種違法犯罪傷害行為，期望依靠刑法手段解決所有體育競技的傷害問題，同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妄想。一方面，它可能會忽視體育競技行業內部的管控。針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一般要遵循行規制裁前置原則，依靠預設的比賽規則、體育各專業協會的行規習慣以及體育主管部門的法律法規來解決[2]，如禁賽、罰款等。但行規制裁亦不能排斥法律，只有當行規制裁不足以預防和威懾此類行為的滋生時，並且當這種行為具有違法的可罰性時，刑法方可介入。刑法作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能作為一種「不得已」的輔助手段出現。
另一方面，刑法過度介入將會阻礙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如果刑法不顧及人們對體育技競傷害行為的容忍范圍或程度，與社會上的普通傷害行為一視同仁，必將導致體育競技運動的頹廢或消弭。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施以過分嚴厲的刑罰處罰，無異於給參賽運動員的競爭行為帶上「緊箍咒」。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總擔心自己的競爭行為會超出「紅線」，不敢進行身體對抗而畏手畏腳、小心翼翼地處理好各種身體對抗行為，很大程度上壓制了參賽運動員的鬥志或激情，這直接影響到體育競技的精彩程度和可欣賞性，而缺少激烈對抗和熱情激揚的體育運動將會索然無味。那麼，刑法就變異為遲滯競技體育精彩的「減速帶」，也成了阻礙競技體育的「軌條砦」。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管控應以不阻礙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要件，同時考慮社會倫理道德的容許范圍，進而給人們預留一個合理的行為空間，並放任人們在這一空間之內進行此類行為，一旦在刑法給予的這個范圍被濫用並危害到人們可容忍的限度時，刑法才得以干預。
第二，刑法介入亦不能鬆弛。將體育競技的傷害行為都訴諸於行業內部處理，使體育競技領域成為脫逸於刑法管控的一片「凈土」，同樣也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如此，體育競技就真的會變異為犯罪的「避風港」，這會縱容大量嚴重違規違法行為橫行，甚至於一些惡意傷害現象滋生不斷。從現今亂象叢生的體育競技比賽就可見一斑。近幾年來，體育界「黑哨」「賭球」「假球」「群毆」以及「興奮劑」等丑惡現象層出不窮，而對其追究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這不得不說與刑法手段管控體育競技領域的疲軟有一定關系。正如有學者認為，對於類似在運動競賽中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都使其逍遙法外，極不利於運動競賽的健康發展，只會徒增或助長賽場上的野蠻粗魯，甚至下黑手，不正賽風泛濫，而又不承擔法律責任，這對於體育競技運動簡直是場災難。
第三，刑法介入應寬嚴有度。公平正義是法律永遠的價值追求，法律對人們的行為做出普遍調整，在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也要保障人們的自由權利，從而彰顯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因為法律蘊含的公平正義，所以立法者在創設一項刑事法律制度時既要考慮法益保護，同時也要考慮權利保障。反映在體育競技領域，刑法介入既不能過度而不顧及參賽人員的自由權利，也不能過於鬆弛而忽視了體育競技秩序的維護，關鍵在於如何在保障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和懲治預防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滋生之間尋求一個法益保護的最佳結合點，這個最佳結合點就是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使所受到的法益損失相對最小化，而法益保護達到最大程度化。
12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還要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刑法干預最低限度原則要求刑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最後手段性而出現，這是由刑法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和高成本性所決定的。如果不管行為侵害法益的嚴重程度與否，而任意進行刑罰制裁，這不但會發生侵害公民權利的現象，而且國家亦難以承擔無謂的高額司法成本，既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又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介入，只有窮盡行業規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規手段的情況下才予以啟動。
第一，這是由體育競技的自身特殊性所決定的。由於體育競技自身具有對抗性、激烈性或競爭性等特徵，蘊涵著巨大天然危險，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員傷亡在所難免。其一，體育競技更加鍾愛「激情」，而「激情」常促使人犯錯。試想，在體育競技比賽中，運動員個個精神狀態異常亢奮，或狂奔或跳躍，動作千變萬化，輕重緩急往往很難控制，碰撞、傷害不可避免。其二，體育競技運動通常在大型場地舉行，環境開放，人流涌動，歡呼雀躍，運動員不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不良干擾，進而影響其判斷力，造成動作失誤或誤差，很容易變異為傷害對方行為，即使一些經驗豐富的運動員也無法避免，而初出茅廬的新手尤甚。其三，現今體育競技越來越充斥著商業玄機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敗論英雄，利益機制觸動運動員獲勝的動機不斷強化，相應地運動場上不僅是技術的比拼，而且使激烈對抗更加白熱化。其四，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一些更為刺激、危險更大的體育項目不斷上演，這無疑增加了競技傷害的概率。盡管如此，人們卻不以為然，心曠神怡。
第二，刑法介入要遵循行業規范前置原則。眾所周知，法律不理會「瑣碎之事」，法律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具體規范，而僅僅基於規范目的對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項予以規定，可謂「法有限而情無窮」。那麼，在法律調整范圍之外的空白地帶，一般由職業道德或行業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予以調整，這些社會規范只要不與法律的基本原則或精神相沖突，為社會通念所接受，那麼它就屬於「軟法」的組成部分。競技體育運動需要藉助於行業規范來調整，參與人員首先必須遵循體育競技的具體規則，它是任何形式的體育比賽必須遵循的「鐵則」，也是判斷體育競技行為是否正當化的重要依據。這種制度設計主要基於體育競技具有較強的規則性和職業性，而行業規范的職能性質決定較之司法程序更富有行動效率，並有能力對所有的體育競技行為予以監管。但行業監管也有缺陷。其一，它對較為嚴重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沒有實質性的威懾力。其二，行業內部監管機構由於與體育競技比賽的參與者存在主體身份或經濟利益的勾連，可能會使監管出現乏力或流於形式。其三，行業監管的有效實現要受多種因素制約，像制度的規范性、制度的執行力以及群體心理認同等，這些制約因素在不能有效協調運行的情勢下，行業監管的漏洞就無法避免。這也給刑法的介入留下空間。
第三，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屬於事後預防，謹防法益預防提前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源自於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各種社會風險以不可阻擋之勢正悄無聲息地撲面襲來，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前所未有的潛在危險或嚴重威脅。這激起世界各國不大不小的震動。在西方，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理論以來，「風險社會」以及「風險刑法」理論便成為德日刑法學界研究的主要陣地，對刑法如何應對現代社會逐漸猛增的各種風險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國內，刑法學界也對風險社會及其風險刑法有著濃厚的理論熱情。的確在風險社會漸行漸近的情勢下，風險源的復雜性、風險滋生的不可預測性以及風險波及范圍的不確定性，使得社會的公共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脅[5]。越來越多的國家面對這日益增大的風險，尤其在嚴重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交通事故領域、環境污染領域以及食品安全領域，逐漸在刑法中設置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使法益保護提前化，以防患於未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競技體育領域本身蘊涵巨大風險，而這種風險不會危及到廣大民眾的最基本社會生活，刑法在競技體育領域的介入切不能「與時俱進」，仍然要堅守事後預防的矜持。
2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
21與體育競技關聯的傷害行為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方式復雜多樣，形式不一而足。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既可能發生在對抗性競技中，也可能發生在非對抗性競技中，前者像拳擊、足球等，而後者如F1賽、馬拉松賽等。由於非對抗性競技體育只有一方，自然不存在對另一方刑法規制的問題。因此，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問題只存在於對抗性競技中。在對抗性競技運動中，在賽前、賽後或賽中休息時而發生的關聯傷害行為，不管是運動員對運動員，還是運動員對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抑或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之間而發生的傷害行為，我們稱之為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此類傷害行為不是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與競技比賽遵守規則無關，跟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區別，可以直接依據現行刑法的相關規定，可能涉及到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予以追究刑事責任。盡管此類傷害行為的主體運動員、裁判員、教練以及現場觀眾等往往受到比賽場景的刺激或感染而實施，往往因激情或沖動以及情緒和感情的投注而爆發，犯罪學理論上稱之為激情犯。但對於激情犯與其他普通犯罪相似，並無法定從寬處罰的依據。因此，對於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應全面「入罪」。
22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
以比賽為目的且犯規致人傷害行為其情況最為復雜。筆者認為，此種情形並非全面「入罪」，而是有的放矢地部分「入罪」，這里可分為兩種情形：
第一，輕罪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出罪」。基於比賽目的且違規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屬於排除犯罪化事由，不追究刑事責任。一方面，犯規是體育競技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體育競技中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是，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必須遵守體育競技預設的具體規則。但違反比賽規則且造成傷害後果的行為並不一定就是體育犯罪。因為比賽中的犯規並造成傷害行為往往屬於體育競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比賽秩序之下的「合理碰撞」。犯規行為增加了比賽的刺激性和精彩程度。無犯規行為的比賽則索然無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比賽[6]。實際上，犯規在比賽中不僅無法避免，而且一方為了獲得比賽勝利目的基於比賽策略的考慮，常常故意利用犯規行為來消解對方的優勢。另一方面，由於體育競技本身所具有的對抗性、激烈性、近距離接觸性或高風險性，預示著在比賽中必然會存在人身安全危險，因犯規而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更是不可避免，這是參加體育競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造成輕傷以下的危害後果鑒於具有比賽目的的正當性，造成的危害結果不大，可責性相對較小，仍屬於體育比賽的正常范圍，並沒有超出人們所容許的危險預測可能性。而且這種傷害行為沒有必要啟動刑法予以干預，由體育行業採取行業制裁方式予以解決就可以達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第二，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入罪」。基於比賽目的違規而造成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已經超出人們對此所容許的社會倫理范圍，完全具有刑罰可責性。
其一，此種行為客觀上造成了重傷以上的嚴重後果，具有入罪化的罪質基礎。根據刑法典第95條的規定，重傷害一般是指使人肢體殘廢或毀人容貌的、使人喪失聽覺、視覺或其他器官機能的以及其他對於人身健康有重大傷害的情形。不難看出，致人重傷害往往使人生理器官殘疾或機能喪失，使之很長一段時期甚至終生不得恢復，這無疑是對人身權利的極大摧殘，直接侵犯了運動員的健康生命權，給運動員造成了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不僅如此，這種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嚴重踐踏了公平競賽的基本原則，制約了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阻礙了體育競技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嚴重影響到國家的良好聲譽和形象。
其二，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間接故意或過失，具有入罪化的主觀惡性。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其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可概括為間接故意和過失。對於前者指的是運動員出於比賽目的在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實施的犯規行為，而對於後者指的是運動員應當預見自己的犯規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情況下，由於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這樣就可以得出，行為人基於比賽目的，在其間接故意和過失的心理態度支配下而實施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犯規行為，可能以故意傷害罪或過失重傷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造成死亡結果的，可能以故意傷害罪甚至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特別注意的是，這里行為人不可能存在直接故意的主觀心理態度，因為它與基於比賽目的的主觀目的相沖突，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發生，那麼，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就變異為非比賽目的，超出了這里所論述的類型，而應直接依據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的情形處理。
其三，具有入罪化的罪量基礎。如上所述，體育競技運動首先遵循其行業規范，體育協會作為國家體育行業的行政管理機構，其制定的行業規范雖然不具有絕對的強制力，但仍然有著一定的約束和規范作用。而對於造成重傷或死亡嚴重後果的傷害行為超出了體育行業自治許可權可管控的射程圈，行業規范對此類行為的管控疲軟，即使管控其效果也適得其反。只有刑法的介入，運用刑法利器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才能夠有力懲治和預防體育賽場上頻頻上演的體育暴力行為。這對於維護運動員的人身權利，促進體育比賽的公平競爭，保證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
23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
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完全是隱藏其背後的不法行為，已經不能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無論其危害後果是輕傷，還是重傷抑或致人死亡，都應該全面「入罪化」。一方面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其他目的，具有傷害他人的主觀故意。例如個人恩怨的報復目的、發泄憤懣、起鬨鬧事以及其他擾亂比賽秩序目的等除比賽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這充分暴露出行為人在主觀心態上出於惡意，有違反比賽規則傷害他人的直接故意，也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積極追求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另一方面，行為人在客觀上違反了比賽規則，實施了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並造成了輕傷以上的危害後果。可見這種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已經背離了體育競技的基本精神，與刑法中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不同，完全超出了社會所容許的危險范圍，具有刑事可罰性。
如果刑法容忍這種行為的發生而不加以干預，將會縱容此種不法行為的滋生，使體育競技走向畸形發展的不歸路。因此，刑法應當積極介入對此種行為的處罰。誠然，比賽過程中情形復雜多變，體育競技傷害行為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雖然從實質的角度看，以非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具有違法性，但此種行為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行為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飾非法的目的，一旦進入訴訟程序，行為人會辯稱自己是基於比賽勝利目的的失誤所造成的傷害行為，因為同樣的競技傷害行為可能是出於比賽目的，也可能出於其他報復等目的。因此，如何判斷競技比賽中行為人的主觀心態是司法程序中的一大難題。解決這一難題的出路就是貫徹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因為主觀見之於客觀，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往往表徵出客觀的具體行為，從傷害的手段、方式或傷害的程度、部位抑或傷害的時間點以及行為人的違規程度、頻率等一系列的客觀狀況，來認定罪與非罪的界限。那麼，通過這些情況認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仍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時，從疑問時做有利於被告人的解釋，應貫徹疑罪從無原則。
3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畢竟不同於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具有一定的社會相當性。因此有學者主張，對這種行為原則上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即使追究也要從寬處罰。但筆者並不予認同，文明進步的現代法治社會不允許以人的重大健康生命權做賭注以換取體育競技的精彩和刺激。對於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同樣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從寬處理，這里需要做分類處理。
其一，不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賽前、賽後或賽中暫停休息時的競技傷害行為以及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譬如，在比賽休息時，因運動員不滿或發怒，將球猛踢到觀眾身上而導致輕傷以上的傷害行為。由於這些傷害行為與遵行比賽規則無聯系，不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可責性較大，無論從法理和情理上都缺乏從寬處罰的正當性。
其二，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盡管造成被害人身體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嚴重後果，由於該行為是發生在競技體育比賽過程中，行為人的犯規傷害行為並無「惡意」，因此對該行為應當與惡意傷害行為做以區分，對該行為人可以從寬處理。其立論理由簡要歸納如下：1）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在比賽過程中，當運動員在遭受外部刺激時，會產生神經緊張、情緒激動或心跳急促等諸多身心反應。在這些心理狀態下，運動員往往對外界事物的判斷力或自我控制力會急劇下降，甚至短時間喪失。加之在比賽過程中，運動員需要根據外界的刺激而迅速做出反應，動作千變萬化。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行為的失誤或誤差，碰撞與傷亡在所難免。這些傷害行為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手段不同於普通傷害，有些傷害為社會可允許的危險，即使超出人們可預設的危險范圍，其可責性相對降低。2）從規范刑法學角度來說，在體育競技比賽過程中，完全期待運動員在激烈對抗狀態中做出合乎比賽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在這一點上也蘊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謂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7]。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適法行為就無法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責難，相應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試想，法律要求運動員在緊張激烈對抗的緊迫狀態下，以理性冷靜地判斷自己的行為並做出完全合乎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而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價值意蘊就是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不僅是對司法人員的裁判規范，而且也是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為內容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人們的日常行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則將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隨心所欲而設定規范的，必須反映人們的實際情況。也即是說，法律設定的禁止規范和行為規范應以人們在行為當時可以不違反禁止規范和命令規范為前提條件的。從「法律不強人所難」和法律規范的設定規則都要求立法者在設定刑事責任承擔時必須充分考慮運動員在體育競技比賽這一特殊場景極為容易做出違規行為，進而造成他人人身傷害而觸犯刑律，這屬於事出有因，自然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對其從寬處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當性。
其三，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罰的情形。在競技體育比賽中很多參賽運動員為未成年人，那麼，他們一旦實施犯罪進入司法程序同樣嚴格遵循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就我國刑法而言，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特點，我國刑法劃分了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還規定了一些特殊處遇原則：一是從寬處理原則，對於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二是不適用死刑原則和不成立累犯原則。三是從寬適用緩刑原則和免除前科報告義務[9]。針對這些從寬處理原則，不論行為人是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還是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只要是犯罪主體為未成年人，都應當遵循上述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處遇原則。

B. 社會學論文範例

社會學作為人文社科專業,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論教學、田野調查等領域,社會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成為深化社會學專業改革的必經途徑。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社會學論文範例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社會學論文範例篇1

淺析虐待老人問題的社會根源

“由於生理性衰老這一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成員和群體在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繫上的重新調整等原因”[1]，老年群體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中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斷下降，在物質資源佔有和政治權利保障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這不僅限制了老年群體對於自身需求和願望的滿足，而且其利益訴求也容易受到忽視和侵害，甚至當利益受到侵害時，老年人往往出於畏懼、“家醜不可外揚”等心理，不能勇於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本文以中國現實社會情境為研究基點分析了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特質表現和治理困境，並且通過對相關理論研究進行梳理和反思，從“個體化”理論和風險社會視角深入挖掘這一問題的社會性根源，並以此為前提從減輕個體不安全感與促進社會整合角度規劃治理路徑，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幫助遭受虐待行為的老年群體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一、失控：社會結構雙重變遷下虐待老人問題的獨特形態

發達國家虐待老人事件的產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數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種必然現象。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除了人口結構老化這一普遍性原因外，該問題的“井噴”還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進程密切相關，這一點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與改革開放前的欠發達的社會相比，在社會轉型速度呈加速狀態的現代社會中，中國虐待老人問題無論是“在發生機制和問題性質，還是在數量規模、表現形式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呈現出新特點”[2]，致使該問題難以得到有效預防和控制，“失控”已經成為其特殊標識。基於我國當前“社會轉型化”和“人口老齡化”兩種同步性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筆者總結了我國虐待老人問題相比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形態。

(一)老年群體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現地域和城鄉的“階梯式”分布形態

由於生理機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經濟和照料服務上的較強依賴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對劣勢，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顯的普遍性。2010年，我國家庭內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為13.3%，呈現階段性增長的趨勢，遠高於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經演變為高危性的社會問題之一。而且，我國農村家庭內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顯著高於城市(農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發生率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區為21.8%，高於全國其他地區，而京津滬地區最低，僅為5.4%。我國區域和城鄉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養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是虐待老人問題呈現“東少西多、鄉增市減”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問題形成的根源難以確定，社會影響的“公共性”和“社會性”開始凸顯

在現代社會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勢(體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關系的緊張(代際沖突、子女拒絕承擔贍養義務)等因素的復合和集中加劇了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風險。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傳統風險要素可能會演化為新的風險或者相互交融，極大地增加了虐待行為發生的不確定性，相應的預防和治理措施也面臨更大挑戰。而從問題的預防和控制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法律和道德體系以“孝”為其精神內核，一旦違反孝道必然會受到古代法律的嚴厲制裁，從而有效預防和遏制該問題的產生和加劇。但隨著傳統社會控制手段在現代化進程的強烈沖擊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關系導致自我調節功能弱化，使得對於這類問題的控制力和約束力大為減弱，其影響也擴散至家庭邊界之外，成為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

二、虐待老人問題的治理困境：心理沖突與保護機制失效的交織

一方面，受虐老人對施虐者存在復雜心理。多數虐待老人事件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基於“血濃於水”的血緣關系，受虐老人出於保護子女的情感，往往將之歸於自己管教不嚴或教育不當，把責任歸於自身。並且受“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有些老人往往擔心這類事件的傳播會損害家庭的聲譽，而不願主動向相關部門尋求幫助。此外，“養兒防老、老來從子”的依賴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嚴重依賴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賴於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們將無法繼續獲得照料，因而在尋求幫助前會感到擔憂，多數選擇忍氣吞聲，接受被虐待的現實。

另一方面，事前預防和事後處置的社會控制措施相對缺乏。道德與法律作為規范人類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兩種手段，具備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國現有法律對有關虐待老人的規定，主要見於《憲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條文中，對虐待老人的概念闡釋和類型界定十分模糊，導致難以在法律上對這類行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門對涉老案件也不夠重視，執行乏力，未能使判決得到有效落實;有的基層幹部常常將虐待老人行為看作是“家內事”而聽之任之，責任意識嚴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為核心的傳統價值體系和道德系統日漸式微而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形成和完備之際，施虐者的行為缺乏心理約束，尊老敬老意識淡薄。而社會輿論作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難以對其施虐行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無法從源頭上遏制該問題的發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視角和策略規劃的重構與再造

對於現代虐待老人現象的形成原因，國內外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理論分析。國外學者認為虐待老人與家庭暴力類似，強調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個體因素。在美國學者對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較為流行的解釋有壓力論、暴力循環論、個人行為論和老人無能論[3]。而國內一些學者則更關注個人在家庭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關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論”認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會環境和經濟情況的反映，老年人對照顧者的過於依賴的關系及社會孤立都會導致老年虐待風險的產生[4]。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對虐老問題的原因闡釋過程中，無論是主張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觀因素，還是強調個體與個體、社會的互動關系狀態，都反映出“單向化”的研究取向，即僅從“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會”等思維路徑探究問題。這種個體化思維和單向式視角很容易忽視對於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構成的虐待事實中主客體互動關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中出現了某種差異性分布，因此社會文化類型背景應作為分析該問題發生機制的一項關鍵因素。 這種由文化背景所決定的原因闡釋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後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國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通過向其提供包括機構支持、社工服務在內的涉及廣泛的專業領域和不同的社會資源的綜合性社會支持來實現[3]。美國在解決公共性的社會問題上弱化了政府作為直接“干預者”的角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的作用，依靠社會中介機制實現問題的自我解決。但是這種對策設計機制在我國缺乏社會資源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支持，“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格局導致社會資源分配處於不均衡狀態，長期“抑制了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成長”[5]，因而依靠社會服務來解決虐待老人問題很難取得理想效果。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可能導致“政府社區治理的行為失范嚴重，表現為越位、缺位和錯位”[6]等現象，難以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護，對於施虐者的法律懲處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難以落實，導致問題的進一步積聚和惡化。

因此，當前解決虐待老人問題治理困境的關鍵，在於拓展理論和經驗研究的視野和深度，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遷背景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制度層次和文化領域挖掘其社會性根源，從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議。

四、個體化與風險社會的共生互構：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歷史變遷

(一)現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會學家鮑曼對“個體化社會”的理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關於“個體化”含義的理解上，他認為個體化社會的結構形態是“社會形塑了其成員的個體性，個體則在他們通過交往編織成的相互依存之網中，採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們的生活行動造就了社會”[7]。並指出個體化“所承載的是個體的解放，即從歸屬於自己、通過遺傳獲得、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等的確定性中解放出來。這種變化被正確地看作現代的境況中最明顯和最有潛在優勢的特徵”[8]。但同時也意味著個體與傳統知識結構、固有信仰和社會規范“脫鉤”，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價是安全感開始喪失。風險社會在社會轉型期“碎片化”社會結構中其威脅也呈幾何級增長，解放了的個體的御險能力也迅速降低，並且“社會變遷中集體規范的缺乏勢必在價值觀和心理層面影響到個體安全”[9]，原本為個體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為依賴的社會保障機制(如單位制)的瓦解使現代人的社會心理出現劇變，“心靈安全”的喪失成為現代社會影響個體心智結構的突出問題。

(二)個體化社會的本土化表達：自我主義與制度變革

由於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經濟模式”，使處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交織融合的時代特徵，中國社會“個體化”的發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種異變，在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義傳統、轉型期的制度環境”[10]等本土傳統和現實狀況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的“個體”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這種以“己”為中心所構築的關系網路是依據個體來確定生活邊界並作為風險屏障，顯然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精神，並且與西方“團體格局”中具有明確權利義務關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鮮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總體性社會”在劇烈的制度變革推動下將大量組織化的個體推向社會領域，被單位制和組織化生活所模塑的個體精神世界受到強烈沖擊。不僅個體與社會聯系紐帶出現斷裂，而且在既無傳統儒家孝道倫理又無集體主義約束的情況下，衍生出大量“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利，無視對公眾或他人的義務與責任”的“無公德個人”[11]，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市民社會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可見，中國個體化社會的到來在使個體充分解放的同時，道德性缺失也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不斷膨脹的自我主義導致封閉穩定的家庭結構逐漸喪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機制的缺失，使家庭關系在持續緊張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時代治理導向

消除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往往要通過在“自己的自我規范和社會責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進而建構起“本體性安全”，即“大多數人對其自我認同之連續性以及對他們行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之恆常性所具有的信心，這是一種對人與物的可靠性感受。”[13]這意味著必須通過培育公民“責任倫理”來加強社會團結，重構和諧穩定的家庭關系，消除個體化所帶來的負向效應，最終塑造具有強烈公共道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從而破解個體與家庭張力的時代難題。

(一)依靠制度建設完善老年群體的法律保障系統

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於現代國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為目標的政府在職能應用上應淡化行政色彩，推動“管理”向“治理”升級，強化在基層社會問題領域的服務性功能。具體而言，要以制度為先，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老年人權益保障》在禁止和預防各種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規定和懲罰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堅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嚴格執法是治理該問題的關鍵環節。政府應協同立法、司法等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優化執法效率，提高執法水平，著眼於實際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靈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應用性和嵌入性，切實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二)努力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和服務性社會組織建設

“社區”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溝通渠道的橋梁，能夠依靠其地緣性優勢吸收政府的相關資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並及時將問題反饋給上級部門，從而使問題得到有效處理和解決。社區在“社會治理”的政治語境中的協同治理的主體性地位必須得到法律形式的認定和自治權力的讓與，政府與社區對於“權力蛋糕”應進行合理分配，對基層社會事務的處置許可權也應進行制度化界定。同時，必須充分發揮社區建設的自主性，針對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引導服務型社會組織深入到社區內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區內部設置公益性或營利性的醫療機構和法律求助咨詢中心，為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相對處於弱勢的老年群體搭建問題反映平台，及時、有效地介入到問題家庭的矛盾之中，減輕事件發現不及時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提高反應效率和解決效果。

(三)推動具有中國意蘊的時代性家庭倫理的建構和發揚

我們必須著眼於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內核與傳統文化中的倫理精髓進行“流程再造”，重點挖掘和創造體現時代精神和傳統美德的行為規范，提升家庭生活對於每一個原子化個體的吸附力，從而彌合個體與家庭、社會之間的“斷裂”狀態。通過對傳統倫理的“揚棄”並與現代價值觀念加以融合，對於中國“家文化”的復歸和弘揚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於喚起公眾對於老年群體社會地位和價值的認同和尊重，從而為防止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奠定心理基礎，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問題的根本之道。

>>>下頁帶來更多的社會學論文範例

C. 風險社會存在的問題

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范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佔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佔主導；二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人類具有冒險的天性，但也有尋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來一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實現的環境以及規范性的框架。與市場有關的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場)為冒險行為提供了激勵，而現代國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則為人類的安全提供了保護。但是無論是冒險取向還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帶來了另外一種風險，即運轉失靈的風險，從而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風險。
近代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塑造出現代風險的基本景觀：人類對社會生活和自然的干預范圍和深度擴大了，決策和行為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人為風險超過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的主導內容；藉助現代治理機制和各種治理手段，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時又面臨著治理帶來的新類型風險，即制度化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和技術性風險。二者成為現代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具有潛在的全球性影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產生全球性威脅；出現了可能性小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核泄漏。這類風險誘發了全球風險意識的形成，人類在應對風險上有了整體認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麼是風險社會呢?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界定。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理解方式：
現實主義
第一種是現實主義者，以勞(Lau) 的「新風險」理論為代表，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於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如極權主義增長，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能導致或引發潛在的社會災難，比如核危機、金融危機等。

風險社會
文化意義
第二種理解是文化意義上，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災難悖論」理論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風險文化」理論。普里特威茨認為，我們已經對技術發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災難有了新的認識。換句話說，我們在風險社會中認識到本來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問題。拉什是從批判貝克等人的「風險社會」理論出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為風險社會概念無法准確地描繪出我們當前面臨的景況，因為風險並不是有序排列，帶有明確的結構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風險作為一種心理認知的結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釋話語，不同群體對於風險的應對都有自己的理想圖景，因此風險在當代的突顯更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一種社會秩序。他認為，貝克和吉登斯仍然屬於制度主義者，他們將風險界定在一個由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著的風險社會中。這個風險社會是規范有序的，而且還呈現出一種垂直結構，有一定的等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與風險社會相反，風險文化是混亂無序的，呈現出一種橫向分布的無結構狀態，並且是以關注社會公共事務為基礎的。風險社會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個社會中有一個公眾關注的熱點和難點，並且通常把它稱之為社會的焦點，先假定有一個確定的、制度性的、規范的治理范圍，並且每一位單個的社會成員為了他們的實際利益需要有一個等級秩序。相反，風險文化並沒有假定一個確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個需要通過自然調節的非確定性的無序狀態。風險文化依存於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會狀態之中，其傳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規則和規范，而是依靠其實質意義上的價值。在風險文化時代對社會成員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規條例，而是依靠一些帶有象徵意義的理念和信念，因為風險文化中的社會成員寧可要平等意義上的混亂和無序狀態，也不要等級森嚴的定式和秩序。風險文化中的不確定的准社會成員可能是一盤散沙式的集合體，並且他們是不太關心自身的實際利益的，他們只是對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義
第三種理解是制度主義的，以貝克、吉登斯等人為代表，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比較而言，他們對於風險的分析更為全面深刻，盡管依然帶有拉什所批評的用一種制度結構替代另一種制度結構來應對當代失去結構意義的風險的缺陷。貝克聲稱自己既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建構主義者」，而是「制度主義者」。制度最重要的東西是責任。對他來說，責任包含在簡單現代性的「保險原則」 中。在反思的現代性中，隨著對危險應負的責任陷入空間、時間和社會的不可預測性，保險原則不再能夠成立。1986年貝克在德國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但反應平淡。直到1992年該書被馬克・里特(Mark Ritter)譯成英文後，「風險社會」作為―個概念和理論才被更多的西方學者以及公眾所接受。而吉登斯涵蓋豐富、內容全面的著作無疑在推廣這個理論的過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兩人關於風險社會的論述具有高度的互補性。貝克更強調技術性風險(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側重於制度性風險；貝克的理論帶有明顯的生態主義色彩，而吉登斯的話語則側重於社會政治理論敘述。他們雖然都認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風險結構和認知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但並沒有簡單地停留在這種「二分法」上，而是對現代性進行了更詳細的區分。在他們看來，早期現代性(或簡單現代性)解決的是傳統社會的風險，但也產生了新的風險，並且這些風險的累積構成晚期現代性(或高級現代性、反思的現代性、激進的現代性等)的特徵。由於風險是―個時代的特徵和社會的特徵，所以才可以說出現了「風險社會」。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佔主導地位。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三個參照領域內帶來了劃時代的、系統性轉變。首先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之間的關系。在現代化完全確立後這些資源逐漸消失了；其次是社會與其自身所產生的、超越了社會對安全的理解范圍的威脅與問題之間的關系。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些威脅和問題的存在，就很可能動搖舊社會秩序的根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中的集體的或具體團體的意義之源(比如階級意識或進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D. 風險社會的吉登斯的理論

與貝克相比，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有兩個鮮明特點。一個是前面提到的他對制度性風險的強調，另一個是他分析了風險社會對個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在吉登斯看來，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世界裡，便是生活在一種機遇與風險的世界中。這個世界的風險與現代制度發展的早期階段不同，是人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這種人為不確定性是啟蒙運動引發的發展所導致的，是「現代制度長期成熟的結果」，是人類對社會條件和自然干預的結果。他說，雖然在某些領域和生活方式中，現代性降低了總的風險性，但是同時也導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無知的新的風險參量。這些參量包括後果嚴重的風險，它們來源於現代性社會體系的全球化特徵。在他看來，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都可能帶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世界民族國家體系會帶來極權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會產生經濟崩潰；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帶來了生態惡化；世界軍事秩序會誘發核大戰的爆發。二是其發生以及影響更加無法預測，「無法用舊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它們也不符合啟蒙運動開列的知識越多，控制越強的葯方」。三是其中的 「後果嚴重的風險」是全球性的，可以影響到全球幾乎每一個人，甚至人類整體的存在。當然，對於吉登斯來說，這些新風險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現在的社會生活比以前的更為危險了，而是人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
就當代世界來說，風險環境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風險的客觀分配格局的變化；二是對風險的理解的變化。具體來說，前者包括：高強度意義上的風險的全球化，例如核戰爭的威脅；具有全球影響的突發性風險；人化環境或社會化自然帶來的風險，比如知識對物質環境的影響；影響無數人生活機會的制度化風險環境的發展，例如投資市場。後者包括：風險意識本身成為一種風險；風險意識的分布趨於均勻，許多風險被廣大公眾所了解變得熟視無睹。同時公眾也意識到專業知識具有局限性。 變化了的風險環境帶來了風險的個人化。一方面每個人的任何一種選擇都會產生風險，並且選擇的數量不斷增加，包括對自己的身體和後代(比如美容、試管嬰兒等技術的利用)都可以選擇；另一方面每個人所遇到的風險又因自己的選擇差別而不同。因此，對於個人來說，風險既是普遍的，也是獨特的。風險的個人化是對風險制度化的一種彌補，因為個人風險意識提高了，在風險面前會更加主動地採取自我保護的措施，並且積極參與改革現有的制度。風險意識是吉登斯等人所說的反思的現代性的核心。隨著個人、制度以及社會的反思性提高，簡單現代性也在向反思的現代性轉變。這種轉變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解放政治的目的是把個人和群體從其生活機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包括了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打破過去的枷鎖，二是力圖克服某些個人或群體對其他個人或群體的非法統治。解放政治是以階級為基礎的，關心的是減少或消滅剝削、不平等和壓迫，只關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沒有把與生活有關的各種決策包括進去；另一方面，它只關注自主，忽視了相互依存和團結。生活政治是以個人為基礎的，關注的是個人的選擇和決策。如果解放政治是一種生活機遇的政治，那麼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認同的政治、選擇的政治、自我實現的政治。它不僅包括個人生活，還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要解決的是「集體人面臨的挑戰」。盡管風險的個人化也意味著風險意識和風險認識水平的提高，但是個人在風險認知上遇到了雙重困境。第一個困境是：盡管個人的風險意識提高了，對許多風險的了解加深了，但是在某些後果嚴重風險面前常常反應過度，作出非理性的反應，盡管這些風險只是可能要發生的。典型的例子是人們的核恐懼以及對交通事故的習以為常，盡管後者發生的概率遠遠高於前者。吉登斯對此的解釋是，「高後果的風險具有一種獨特屬性。它們所包含的災難危險越多，我們對於所冒風險的任何真實經驗就越少，因為如果事情『出錯』的話，那就已經是太晚了。」第二個困境是：個人在風險判斷上越來越信任專家系統，但是專家系統本身也在風險的認知和解決上存在著內部爭議，權威性受到了質疑，因此個人應對風險的方式更加個人化。典型的是健康危險。比如吸煙曾被某些醫學專業部門提倡，認為可以令人放鬆。由於專家系統判斷的不統一，有些人對臨床醫生採取將信將疑的態度，只有在絕望的時候才去就醫，並且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行為習慣。由於分析了風險對個人生活的影響，所以吉登斯的理論除了與貝克的理論同樣具有宏觀制度分析的特點外，比貝克的理論更加微觀細致，能直接推導出更多的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因此也受到了官方的重視。英國工黨在加世紀90年代重新執政後，就把吉登斯的理論作為其制訂政策的主要理論基礎。吉登斯被稱為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思想導師，其理論構成「第三條道路」思潮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