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經濟法的不同之處

A. 根據以下材料，請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存在哪些差異

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法律制度特色的形成，都與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傳統等社會條件密切相關。可以說，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體現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實證法學派法官的判決強調對法律的遵循，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律是理性的體現，能最大程度的維持公平和正義，而且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必須要加以維護；自然法學派法官的判決強調對自然規律的遵從，因為在他們心目中有一個適用於萬物的法律——自然法，而自然法才是真正理性的體現；經濟法學派的觀點則充分體現了一種經濟理性。 相應地，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宗法社會國家，兩千年的中國封建統治，一直受以「禮法結合」為特點的法律制度的制約，中國人做出的判斷充分體現了倫理道德的制約以及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影響。
所以，中西法律文化的最大區別主要有兩點：其一，中國法律強調倫理道德，西方法律則講究理性；其二，中國法律注重集體價值，西方法律講求個人利益。

B. 經濟法是調整所有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活動中形成的經濟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1.在西方國家，經濟法出現在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期。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對經濟運行採取不幹預的政策，經濟生活完全由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到自由資本主義末期和壟斷資本主義初期，壟斷組織迅速擴大，使市場經濟所固有的競爭機制和自發調節失去了應有的效應，自由競爭的環境被破壞殆盡，資本主義私有制固有的根本矛盾和社會矛盾集中激化和爆發出來，這些都嚴重地威脅著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放棄對經濟生活不加干預的政策，實行全面干預，把「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協調起來，開始實行國家於預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政策。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就是國家通過法律來調整特定的經濟關系，規范市場主體和市場運行，西方國家的經濟法由此而產生。
2.在我國，經濟法是隨著新中國的誕生、成長而產生和發展的。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性質，要求國家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對於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需要有一個從全局出發，以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和總量平衡為基礎，直接作用於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法律制度來調整，這種法律制度就是經濟法。我國經濟法的蓬勃發展，直接源於改革開放，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經濟法將發揮更為重要的積極作用。
3.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中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包括四個方面的社會關系：國民經濟管理關系、經濟協作關系、市場經濟主體在內部經濟管理中產生的經濟關系以及涉外經濟關系。
（1）國民經濟管理關系，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之間，國家機關與經濟組織、公民之間在國民經濟管理活動中產生的經濟關系；
（2）經濟協作關系，是指法人、其他經濟組織以及其他公民相互之間在經濟往來中產生的、由國家調控的經濟關系；
（3）市場經濟主體在內部經濟管理中產生的經濟關系，是指企業、其他經濟組織在內部經濟管理中產生的經濟關系；
（4）涉外經濟關系，包括涉外經濟管理關系和涉外經濟協作關系。
經濟法主要由經濟法的主體制度、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和市場管理法律制度組成。
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被經濟法調整之後即成為經濟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由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和內容構成。企業和國家機關，特別是負有經濟職能的國家機關，是最重要的經濟法主體。前者是市場主體，後者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調控和管理主體。同時也應注意，行業協會等經濟中介機構是重要的經濟法主體，並且將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而更加重要。這里重點講述企業法律制度。作為經濟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宏觀經濟調控法的功能就是將宏觀經濟調控納入法制化軌道，以實現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目標。預演算法、政府采購法、稅法、中國人民銀行法等，都是宏觀經濟調控法律制度的重要內容。作為經濟法的另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秩序管理法律制度的任務，就是維護市場秩序和市場主體的經濟利益，使各個要素市場健康發展。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及其他維護各種要素市場的運行和監管的法律，都是市場秩序管理法律制度的重要內容。
注意：
經濟法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義：經濟法屬於法的范疇，屬於國內法的體系，但他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門。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特定的經濟關系，不是一切經濟關系，更不是經濟關系以外的其他社會關系。財產贈予關系、財產繼承關系雖然是經濟關系，但是不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范圍；經濟法律關系、人身關系等不是經濟關系，更不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范圍。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
第三條 稅收的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

C. 為什麼中國的會計和外國的存在差異

中外會計存在差異的原因
近年來，不少中外會計學者致力於會計與文化之間內在關系的研究，令會計學術界耳目一新。尤其是各國文化對本國會計准則制定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對於協調不同國家會計准則或會計慣例之間的差異，促進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國際貿易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雖屢經變革，但其文化傳統延續至今，經久不衰。作為在這一獨特的、淵源流長的文化傳統下孕育出的中國會計准則[1]，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其影響。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4）曾從四個方面建立了一個文化研究的框架，這四個方面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 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權距（Power Distance）、規避不確立性（Uncertainty Avoidance）、陽剛/陰柔（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葛雷（Gray， 1988）則在 Hofstede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一個四維的會計亞文化觀（Accounting Subculture），這四維是：職業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ersus Statutory Control）、統一性/靈活性（Uniformity Versus Flexibility）、穩健主義/樂觀主義（Conservatism/Optimism）、保密/透明（Secrecy Versus Transparency）。據此，我們不妨用霍夫斯蒂德、葛雷的框架，通過比較中、美文化及其會計准則之間差異，進而探究我國文化傳統對會計准則的影響。

1.崇尚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中華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人們之間相互依賴，團結合作，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矛盾時，將集體利益放在首位；這與美國文化不同，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追求個人利益，因此，美國的財務會計信息主要是為了滿足個人使用者（Indivial Users）的需要，而中國首先是為了滿足機構（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明確規定，「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在這一對我國會計目標的闡述當中，突出了我國會計信息應首先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徵在會計准則制定中的具體體現。反顧美國，在其第1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提出「編制財務報告應為現在和潛在的投資者、信貸者以及其他用戶，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和類似的決策」，把投資者和信貸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為顯要的地位，而國家或政府的需要則沒有明確提及，應該說，這與美國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正好一脈相承。

2.大權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權距是指權威（或管理當局）的集權程度，在一個權距大的社會里，集權程度較高，等級結構（Hierarchy）嚴密，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管理理論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個權距小的社會里，集權程度較低，分權較為普遍，上、下級之間協商共事，管理理論的重心在雇員，而非管理者。我國長期以來屬於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簡政放權的改革，但相對於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講，我國顯然屬於典型的權距大的國家。由此可以想見，我國會計准則的制定較難集思廣益，准則內容往往會流於籠統，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財務會計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呼應權力擁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這一點實際已被實踐所證明。例如，我國會計准則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財政部會計司來制定的，會計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影響甚微。這樣勢必會暴露許多准則內容考慮不周的問題。例如，我國對長期工程合同僅分為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兩類，而美國會計准則中，除了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還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兩類，顯然，我國實踐中存在著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們沒有被包括在《長期工程合同》准則中，應該說與我國權距過大不無關系。至於我國《企業會計准則》相對於美國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則更為籠統、簡單，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經難以駕馭、指導具體會計准則的制定，更可見「大權距」的文化特徵對會計准則制定的影響。

再如，在我國，符合條件的借款費用發生時，即應予以資本化，而在美國，除了應滿足「借款費用發生時」這一條件外，還應滿足「資產支出正在發生」和「為使資產達到其預定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所必要的准備工作正在進行」兩個條件，借款費用才允許資本化（國際會計准則亦是如此）。兩相比較，我國借款費用資本化的條件要比美國來得寬泛，相應地，在相同情況下，我國資本化的借款費用一般會比美國多，不可否認，我國准則這樣規范與我國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水平有關，但也不能排除，我國准則規范的這種做法沒有準則制定者對財稅利益目標需要的考慮，因為我國的做法無疑可以減少期間財務費用，以增加企業當期利潤和國家稅收收入，而這樣做，也只能在大權距的文化環境中為了管理當局（即權力擁有者）的利益需要才會較容易地變為現實。

3.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規避不確定性是指文化成員對未來不確定性或未知狀況的感知態度。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那麼這個社會就有許多法律和規則來規范和維持人們的信仰和行為，而且社會成員也有這種需求以據以減少其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情況。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弱，則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認為對於會計制度，最好將其理解為是一種減少不確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的社會里，其會計制度往往比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弱的社會來得詳細具體。如我國長期以來，各行各業各種經濟業務均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事無巨細，幾乎均作規范，即使在1993年《企業會計准則》實施後，我國仍然頒布了13個詳細的行業會計制度來指導會計行為和會計業務的處理。企業會計人員在碰到新的經濟業務時也是首先尋找會計制度看有無相應規范，若無相應規范再向國家財政機關要求規范，然後才作相應處理。可見我國會計文化中具有明顯而強烈的規避不確定性的趨向，同時也可見在我國會計准則的制定過程當中。如在我國會計准則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內制定了幾乎包含會計業務各領域的30個具體會計准則（徵求意見稿），其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將來頒布實施時有關經濟業務無相應准則可循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再比如，我國單獨制定了《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准則，對這兩張報表編制的基本要求、項目、結構、附註均作了詳細而具體的規范，並提供了相應的參考範式，從而可直接指導會計人員的編報工作。這是我國有較強的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特徵在會計准則中的又一體現。而在美國、國際會計准則中均沒有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制定相應准則，相關內容僅散見於其他會計准則有關信息披露的規范中，因為美國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相對較弱。

4.陰柔強於陽剛（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陽剛社會崇尚財富、競爭、成就，如美國；陰柔社會崇尚關系融洽、為人謙恭、關心弱者和生活質量，如中國。中美在這一方面的文化差異勢必會影響到兩國的會計准則。如我國的《職工福利》准則主要規范企業向職業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和其他額外福利，而美國的會計准則僅以職工退休金為規范對象，可見兩者之差異，而這差異又與兩國文化中對陽剛、陰柔各有倚重不無關系。因為中國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為貴」，注重通過溫和方式協調職工與企業、職工與社會乃至職工相互之間的關系與矛盾，因此，即使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仍須向職工提供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以縮小貧富差距，安定民心，促進社會穩定與發展。相反，美國社會偏好優勝劣汰，金錢至上，因此，企業除了向職工提供合理的薪資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職工提供其他福利，職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業不再負擔，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再做相應的會計規范了。

5.職業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國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開始建立會計職業團體，致力於會計職業自身的有序發展，從而為美國會計始終保持較高的職業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礎。如今，美國會計准則是由其民間會計職業團體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經濟業務可以依賴其會計人員自身的職業判斷來處理，這些均對其會計准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的職業化水平明顯偏低，無論是會計職業的自我管制能力，還是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均捉襟見肘，差距甚遠，從而反過來只能遵循法律法規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國會計界的職業管理是由財政部（即官方）來具體管理的，非民間的自律管理；我國的會計准則亦是由財政部來負責制定，而非民間制定，這些均與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較低直接相關。至於因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低而導致的我國會計准則內容與美國、國際會計准則的差異則俯拾皆是，如我國會計准則規定的收入計量方法只能採用總價法，美國既允許採用總價法，也允許採用凈價法，國際會計准則只允許採用凈價法。我國沒有採用凈價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凈價法計量收入，則需依賴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事先對未來現金折扣、銷售折讓、銷售退回等進行估計，比較復雜，依我國目前的會計職業水平難以達到這一點。再比如我國對承租人融資租賃資產和負債的計量中，直接以租賃付款額的原值入帳，沒有考慮折現因素，而美國、國際會計准則則都規定要考慮折現因素，主張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入帳，產生這一差異原因亦同出一轍。
6.強調統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國文化崇高集體主義，以集權的等級管理結構維系政經與人際關系，講求「仁、禮、忠、孝」、「恭敬不如從命」，均體現我國文化是偏好整體的統一而非個體的靈活與主動。反映到會計制度或會計准則中，就是需求不同企業會計實務的統一和企業不同期間會計方法的一貫，較少給企業留下因地制宜進行會計處理的餘地。我國會計改革前實行的統一會計制度即是這一文化現象的翻版；會計改革後，雖然希翼給企業會計人員以一定的靈活性，但在實踐中卻難以擺脫這一文化影響。比如《企業會計准則》在界定其適用范圍時，就規定該准則「適用於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企業」，同時又規定「會計處理方法前後各期應當一致，不得隨意變更」等，都明顯地留下了「大一統」中華文化特徵的烙印。相對而言，美國的會計准則僅適用於股份公司，其他類型企業可參照進行會計處理，但不強制要求。對會計方法選擇的一貫性問題也持靈活態度，美國在其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二輯 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徵中指出：「在會計期間，會計原則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貫應用，如果走得太遠，會阻礙會計的發展。對於一種優選的會計方法，作一次變更，總是要犧性一貫性的，但是不作變更，會計就無從發展了」，它認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則，就應允許實行會計變更。美國文化注意個性發展、注重個體的能動性與靈活性，由此可見一斑。

7.偏好穩健（Conservatism）

在一國會計文化中，會計人員偏好穩健還是樂觀無疑會影響到會計業務的處理和會計准則的制定。那麼，中國文化究竟具有穩健主義特徵還是樂觀主義特徵？從亘古以來國人信奉的「有備無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等觀念，到今日國人遠高於他國的儲蓄率，均從不同側面反映出中國人偏好穩健而非樂觀的文化特徵。由此可以推論，在我國會計准則規范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報告和會計方法的選擇時，理應體現穩健性原則，以與我國的文化特徵相呼應。然而從我國各具體會計准則來看，盡管部分規范體現了穩健性原則（如固定資產允許採用加速折舊法，研究和開展費用於發生時一律計入期間費用等），但從整體上看，穩健性原則體現不足，甚至有不少會計處理方法有違穩健性原則，明顯「樂觀」。如我國對同類非貨幣性資產的交換不確認損失，收入確認的條件比國際會計准則來得寬泛，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不計提壞帳准備等。這說明我國會計准則在這方面受文化影響不大，反過來，主要是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所致。但我們認為，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平穩發展和市場發育的日趨成熟，會計原則必將重現我國穩健主義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於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國文化被公認為是一個透明、開放、公開的典範，而中華文化則是一個含蓄、神秘、束縛較多的樣本。這種文化差異，直接體現在中、美會計信息披露上的懸殊差異，即我國會計准則中要求披露的事項較少，而美國要求披露的事項多而且十分詳細。比如我國收入准則要求在會計報表注中披露收入確認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而美國還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復發生的收入數以及不正常的或偶爾發生的收入數；美國損益表中包括停止經營、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和會計估計變更的影響等項目，而我國損益表中則沒有這些項目；再如美國除要求披露計入當期損益的研究和開發金額外，還要求披露有關研究和開發協議的信息（包括重復條款、每期發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國對後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文化傳統的特點及其對我國會計准則的制定所產生的影響（當然上述觀點還有待進一步的經驗驗證）。以下我們再利用會計文化觀來對目前我國會計准則制定中所出現的一些原則問題略作剖析。

1.關於我國在會計准則制定過程中應用穩健性原則游移不定的問題

關於我國在會計准則制定過程中對穩健性原則應用的態度問題，近年來爭論頗多，分歧較大，從純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講，我國在制定會計准則時應該充分體現穩健性原則，而從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狀況的角度來講，我們又不具備普遍應用穩健性原則的充分條件（尤其是宏、微觀經濟條件），這兩大因素交互作用，註定了我國在會計准則的制定過程中，對於穩健性原則的應用舉棋不定，難作決斷。具體到每一項經濟業務上只能兩相權衡，看孰重孰輕，再作結論。而在目前准則的實際制定過程中，往往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甚至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目前會計准則從總體上講穩健不足的局面。

2.關於實質重於形式原則的應用問題

實質重於形式，無論在美國還是國際會計准則委員會均將其作為重要的會計原則貫穿於會計准則的制定過程當中，而我國在《企業會計准則》中沒有將它列為一項會計原則，在各具體會計准則中也很少見到這一原則被貫徹其中。對於實質重於形式原則的態度，中外大相徑庭，令人費解。我們認為，如果從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眾所周知，所謂實質重於形式，是指我們在處理經濟業務時除了要看其法律形式外，更應注重其經濟實質，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按照經濟業務的實質而非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很明顯，採用實質重於形式原則要賦予會計人員較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要求會計人員具有較高的職業判斷能力，要求社會為風險偏好型。而我國崇尚集體主義、集權程度較高（權距大）、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職業化水平低和重統一性、輕靈活性的文化特徵使得應用實質重於形式的前提條件較難滿足，因而會計人員只能或只求遵循經濟業務的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這可能便是我國輕禪實質重於形式會計原則的文化動因。

3.關於借鑒國際會計慣例與堅持中國特色的關系問題

毫無疑問，我國文化與美國等國的文化存在著諸多差異，而且這種文化差異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將難以消除。如果我們承認文化傳統會對會計人員的價值取向和會計准則的制定產生影響，那麼，我們就不可否認各國會計准則之間將存在差異。換句話說，我國會計准則可以向國際會計慣例靠攏，可以借鑒國際經驗，但不可能雷同於任何一國的會計准則或國際會計准則，在我國會計准則中將保留一些由我國獨特的文化傳統所決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概念和會計處理方法。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僅對我國會計准則制定中出現的問題與特徵作出一種文化解釋，並非是結論性的意見。因為在實踐中，會計准則是一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且在目前歷史條件下，我國政治、經濟等因素對會計准則的影響往往甚於文化對會計准則的影響，因此，我們對會計准則的文化解釋並不一定代表可行的、必然的選擇。

希望可以幫到你

D. 中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有何不同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經濟法」一詞最早見於法國空想主義者摩萊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盛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對本國經濟給予扶助,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以打擊?排擠外國的同業競爭者?這一時期,經濟法缺乏產生的現實基礎?自18世紀到19世紀末,資本主義處於自由市場階段,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崇尚亞當·斯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和理性主義國家職能說?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統治成為國家的中心職能?國家雖然也要對一些社會經濟進行管理,但從屬於國家的政治統治[1]?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發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發展沒有為國家干預意義上的經濟法留下多少餘地?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特別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使不少國家遭到重創?各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紛紛打破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絕對界限而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時期主流經濟學是國家干預主義說,代表人物為凱恩斯?他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觀點和政策主張?可見,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要,要解決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只能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由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劃分界限,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單純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需要一個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就是經濟法?20世紀70年代後,國家干預主義遭到質疑,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卷土重來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被新經濟自由主義所取代?供給學派不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但堅決反對國家過多和全面的干預?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市場直接的自我調節為主,國家間接的宏觀調節為輔?(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概況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之前,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市場秩序規制立法,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強調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與監督,著手制訂各種不同的計劃,試圖在「無形之手」和「國家之手」之間找到一個最佳點[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競爭自由與政府調控權威相得益彰?德國經濟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一戰前),這時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國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的第一部法律——《保護商標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斗爭法》?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的經濟法有《一般授權法》?《關於限制契約的最高價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一方面廢除了戰時經濟統製法,另一方面又沿襲戰時經濟法的立法原則,先後頒布了《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鉀鹽經濟法》?《防止濫用經濟權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從而開創了把經濟法這個概念明確用於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實行社會市場體制?戰後初期,根據佔領軍的指令,實行《反卡特爾法》?1966—1967年德國發生了經濟危機,為了保障經濟持續增長,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該法是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藉助經濟法通過兩種方式介入市場,亦即經濟法通過兩種方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其一,維持競爭秩序,發揮市場機能;其二,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及市場運行予以規制,發揮政府調控作用[4]?日本經濟法產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初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和壯大?日本的卡特爾在明治中期已產生,最初,日本對卡特爾採取保護與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頒布《出口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產組織法》,它們屬於規制未加入卡特爾的組織使之從屬於卡特爾的強制卡特爾法,1931年《重要產業統製法》和1932年《工業組合法》也是促進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日本統治者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經濟手段調整和管理經濟,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法?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財閥復活壟斷資本,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還頒布了《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進入20年高速發展期,這時期的重要立法有《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圍繞擺脫危機?振興經濟?通過立法活動不斷完善原有的各種經濟法,這一時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機防止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石油供應適度化法》?《關於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業破產互助法》?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產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了對自由競爭產生極大妨礙的壟斷,引起了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美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出面干預,頒布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反限制競爭的法律?主要經濟立法有:1890年國會通過了《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後又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二階段(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羅斯福上任後,通過頒布經濟立法全面干預經濟生活?這期間,美國頒布了70多部經濟法令,如《緊急銀行條例》?《金融改革法案》?《產業復興法案》?《土壤保護法》?《新農業法》?《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等[6]?第三階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6gt;,二戰後,美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自覺用經濟立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常性和必然性手段?這時期的主要經濟立法有1981年《經濟復興稅法》?《經濟復興法》和1986年《稅法》等?

E. 外國經濟法相比中國經濟法有何特殊的背景與法律需求

中國經濟法與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中國經濟法不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2）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3）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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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經濟法和商法的區別

1、宗旨、原則均不同

經濟法的宗旨是保護社會中的公共利益，並以此為己任。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就是保證經濟的公平。同時在經濟法中對國家的經濟干預進行為強調，這里說的干預不是指以行政行為進行直接干預。經濟法會對私人的經濟進行相應的限制與調控。

商法的宗旨是促進營利，其基本原則則是商事自治。我們不難發現，經濟法中的側重點是經濟公平，商法中的側重點則是商事自治。在傳統的商法主要是用來保護商人的利益不受到損害，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的商法中出來保證商人的利益之外，還將商事的安全與公平列入其中。

2、法律屬性有區別

經濟法屬於公法，主要用來干預國家經濟；商法屬於私法，主要用來調節商事交易。經濟法的主體有兩部分，一部分主體是國家，另外一部分主體是經濟組織、個人，經濟法主要是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來發揮自身的作用，主要運用的方法是經濟杠桿，例如稅收政策、貨幣政策、財政等，雖然不是國家直接干預經濟 ，但這些行為都是由國家來實行。

商法的主體是商事企業，主要是用來調控商事交易行為，私法的屬性表漏無疑。現代商法中已經添加了商事公平與保護，因此商法中不斷增加強制性的規范，再加上行政部門也開始對商事進行監督管理，導致商法越來越公法化。

(6)中西方經濟法的不同之處擴展閱讀：

經濟法起源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家的經濟法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盡管英美法系國家存在我們認為是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沒有注意法律部門之間的區別，沒有民法的概念，更不用說經濟法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對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法解釋進行解釋。

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由於其調整的對象具有特定的范圍，它只調整發生在國家經濟運行協調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其調整對象可以與其他調整對象分離。法律法規。

商法的概念起源於古羅馬商法，而現代商法則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法，1807年法國商法典正式確立，發展到今天。維吾爾法律國家廣泛繼承。20世紀初以來，我國商業立法主要引進了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改革開放後，它也借鑒了英美法系的許多商業立法。

G. 評價外國經濟法學說

經濟法可分為西方經濟法和東方經濟法兩家，中國經濟法屬於東方經濟法。東西方經濟法由於興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從而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總的來說，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最終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於中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在產生發展過程中有很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國經濟法不是生成與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的經濟法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建設的一部分而主動的建立起來的，同時，經濟法也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的一種回應。所以，中國經濟法不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與中國相比，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可見，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從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看。我國由於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扼殺市場經濟的觀念的影響，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在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回頭看西方，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所以與中國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從經濟法生成的路徑看。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而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H. 中國經濟法與西方國家經濟法產生有哪些共同和不同

資本主義的經濟法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關系日趨復雜，客觀上要求對經濟關系進內行分門別類的進容行調整，資本主義經濟法不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而產生的，而是伴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矛盾和利益關系的復雜而產生的。社會主義早期採取的是計劃經濟，即用行政命令調整經濟，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結構復雜，客觀上也要求對法律部門分門別類的調整經濟關系。社會性質的不同決定了他們產生的背景不同，但是也有相同的一方面，即現代經濟法都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產物，是國家直接、具體的干預與參與經濟生活的產物等等。

I. 西方社會兩大法系的區別

西方社會兩大法系在法的淵源、法的分類、法典編纂、訴訟程序和判決程式區別：

1、法的淵源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正式的法的淵源只是指制定法，即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法院的判例、法理等沒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在英美法系國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淵源，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承認法官有創製法的職能，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法的分類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法的基本分類是公法和私法，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公法主要指憲法、行政法、刑法、訴訟程序法，進入20世紀後又出現了社會法、經濟法、勞動法等有公私法兩種成分的法。

英美法系國家無公法和私法之分，法的基本分類是是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在普通法院判決基礎上形成的全國適用的法律，衡平法是由大法官法院的申訴案件的判例形成的。

3、法典編纂的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一般採用法典形式。

而英美法系國家通常不傾向採用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律、法規。即使後來英美法系國家逐步採用法典形式，主要是判例法的規范化。

4、訴訟程序和判決程式不同。

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採用審理方式，奉行干涉主義，訴訟中法官居於主導地位;法官審理案件除了案件事實外，首先考慮制定法如何規定，隨後按照有關規定來判決案件。

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對抗制，實行當事人主義，法官一般充當消極的、中立的裁定者的角色;法官首先要考慮以前類似案件的判例，從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適用於本案的法律規則。

J. 西方各國不同時期經濟立法的重點有何不同

二戰以來,隨著西方國家對經濟活動干預的加強,諸多的涉外經濟管制立法,如反托拉斯法、進出口管製法、銀行、證券以及外匯管理法等,應運而生。各國在運用這些立法調整涉外經濟關系時,不但針對發生在本國域內的行為,而且把它們的適用范圍逐步擴大到本國域外,各國涉外經濟管制立法的域外適用,勢必導致與其他國家立法和政策相抵觸,從而形成涉外經濟管制立法的域外適用沖突問題。①該問題的出現及發展,嚴重地影響了國際經濟交往的正常進行,從而引起各國學者的普遍重視。1984年國際商會專門成立了一個名為「國內法域外適用委員會」的機構,對這一問題加以專門調查和研究。現在,涉外經濟管制立法的域外適用沖突問題已成為當代國際經濟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②
各國涉外經濟管制立法屬「公法」范疇,按照傳統的法律適用理論,「公法」僅具有域內效力,只適用於發生在本國域內的行為,在國際法上就是所謂的「屬地管轄原則」。然而,在實踐中,如果各國一味固守涉外經濟管制立法的「屬地管轄原則.
各國的國內立法

各國調整涉外經濟關系的國內立法形式主要有兩種：統一制和分流制。

1.統一制

統一制是指東道國主要採取內外一視同仁的做法，調整經濟關系的國內立法既適用於國內經濟關系，又適用於涉外經濟關系。發達國家大多採取統一制，但普通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各具特點。

（1）普通法系國家

在普通法系國家，傳統上調整國內外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主要是判例法，近代以來，一些調整國內外經濟關系的成文法也逐漸發展起來。

英國：1893年《貨物銷售法》是西方國家最早的貨物買賣法之一。該法是在整理編纂英國法院數百年來判例的基礎上制訂，於1894、2、20經英國議會通過施行，歷經多次修訂，現行的是1979年修訂本（還有最新的修訂）。此外，英國還頒布了《公司法》、《海上保險法》、《匯票法》、《支票法》等。

在美國，調整貨物買賣關系主要是《統一商法典》（該法典是在美國1896年《統一票據法》、1906年《統一買賣法》、1933年《統一信託收據法》等七個成文單行法規的基礎上，由美國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和美國法學會共同擬定，1958年由委員會會議通過。）此外，反托拉斯法、反傾銷法也是美國重要的涉外經濟法。

（2）大陸法系國家

在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典一般成為調整涉外經濟關系的基本法律規范。

法國商法典頒布於1807年，共608條，由於經歷了漫長歲月，已由許多新法規加以補充和修正。這些新法規大多獨立於商法典。因此，目前的商法典實際上已成為商事法律規范的通則。

德國商法典制訂於1897年，1900年1月1日生效。它規定了商人身份、商業行為、海事行為和營利性的私人公司等內容。商法典施行以來，已進行大量修訂並形成許多商事特別法規。

2.分流制

所謂分流制，是指東道國採取內外有別的做法，分別制訂不同的法律來調整國內經濟關系和涉外經濟關系。採取這種方式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其原因主要是出於維護本國經濟利益的需要或者基於經濟體制的不同，不能在經濟領域給予外國人國民待遇。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分流制，主要是經濟法，而不是民商法領域的分流。

發展中國家專門調整涉外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通常也輔之以本國的民商法律。

我國的情況：

從1979年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我國十分重視涉外經濟立法工作。為了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我國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頒布的涉外經濟法律、法規已超過500多個。

在外國投資領域：79年7月1日頒布，7月9日生效的《合資法》（1990年4月4日；2001年3月15日修訂）；83年9月20日發布《合資法實施條例》， （ 86年1月15日； 87年12月21日國務院修訂； 2001年7月22日國務院發布修改決定。）88年4月13日通過《合作法》，（2000年10月31日通過修改決定修正）；95年8月7日國務院批准，9月4日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發布《合作法實施細則》； 86年4月12日通過《外資企業法》，（2000年10月31日通過修改決定修正）；90年10月28日國務院批准，12月12日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發布《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2001年4月12日國務院發布修改決定修訂）--取消了當地成分要求、貿易平衡要求、出口實績要求，進一步擴大了外商投資企業的自主權）；94年8月11日勞動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發布《外商投資企業勞動管理條例》；82年《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條例》；93年《對外合作開采陸上石油條例》。

在對外貿易領域：94年5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2004年4月6日修訂《對外貿易法》；97年《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反傾銷條例》在2001年11月26日國務院328號令公布，2002年1月1日起實施。《反補貼條例》於2001年11月26日國務院329號令公布，2002年1月1日起施行，97年條例廢止。

在涉外稅收領域：91年4 月9日《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1991年6月30日頒布其《實施細則》。

在涉外運輸方面：有1992年《海商法》。

此外，《民法通則》、《公司法》、《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通過，10月1日施行；1985年3月21日通過，7月1日施行的《涉外經濟合同法》、《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同時廢止），等也適用於涉外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中國涉外經濟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