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合同法的案例

1. 勞動合同法疑難案例解析目錄

以下是關於勞動合同法的一些疑難案例解析:

1. 陳駿訴中天網路技術有限公司一案，涉及醫療期未滿時勞動合同的終止問題，陳駿因公司行為提起勞動爭議訴訟。

2. 勞動者同時與兩家公司建立勞動合同關系引發的爭議，考驗了法律對"腳踩兩只船"現象的界定和處理。

3. 勞動者通過欺詐手段簽訂的聘用合同，因其無效性，成為勞動爭議處理中的焦點問題。

4. 偽造學歷訂立的勞動合同，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糾紛如何處理，法律有明確的規定和裁決案例。

5. 任某與嘉里大通公司的經濟補償金糾紛，勞動合同解除後的權益保障問題在本案中得以體現。

6. 王蕾、龍鳳未提前通知解除事實勞動關系與金冠大灑店的案例，展現了勞動合同解除的通知程序的重要性。

7. 違紀被除名的職工任遠全訴用人單位的勞動爭議，反映了企業對員工紀律處分與法律關系的處理。

8. 直銷人員成冰東與北京科城工貿有限公司的聘任合同糾紛，展示了直銷人員在勞動合同中的權益保障。

9. 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的工作合同糾紛，勞動法如何界定此類特殊行業中的勞動關系，案例提供了參考。

10. 李維閩與君信公司因試用期協議解除勞動合同的爭議，涉及到試用期合同的法律效力問題。

11. 朱建訴北京懋華技術有限公司的工資和經濟補償金糾紛，昭示了拖欠工資的法律後果。

12. 鄒冠與北京某醫葯有限公司醫療期解除勞動合同案，展示了企業在員工病假期間的權益處理。

13. 北京嘉豪實業公司訴劉嘉的違約金糾紛，勞動合同中違約責任的界定成為關鍵。

14. 丁磊與沈陽飛彩機械廠的經濟補償金糾紛，勞動合同解除後的賠償問題在這里得以討論。

15. 經偉貿易公司與榮馨的勞動合同終止限制爭議，反映了企業對勞動合同終止的合法程序要求。

16. 令狐堂等人因經濟性裁員引發的勞動糾紛，案例揭示了裁員過程中合法性的考量。

17. 平古煤業有限公司與劉洪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糾紛，法律如何平衡長期勞動合同與解除的沖突。

18. 上海新宇鋼材廠與張興的辭職糾紛，勞動合同解除中的通知義務再次被強調。

19. 沈陽天祥輪胎製造廠李強的解除勞動合糾紛，展示了勞動合同解除的復雜性。

20. 王蘭與沈陽重型機械總公司的勞動糾紛案例，提供了勞動合同解除的法律依據。

21. 楊娟與河南南陽紡織廠的勞動合同解除案例，展示了不同行業和地域的糾紛處理模式。

2. 合同法案例

根據合同法第71條規定，債權人可以拒絕債務人提前履行債務,但提前履行不損害債內權人利益的除外容。在本案中，由於乙公司冷庫已滿，提前接收蜜桔會導致蜜桔腐爛，損害乙公司利益，因此有權拒絕果農甲的提前履行。根據合同法第142條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後由買受人承擔。本案中，顯然蜜桔腐爛是在甲向乙交付之前。同時，乙公司作為買受人在拒絕接受時的保管義務在此時並不能成立，因此，果農甲的損失由甲承擔。

3. 案例分析：合同的訂立 陳海燕訴上海京城房地產開發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案 案情介紹

原、被告簽訂的預定協議書中明確約定了房屋售價、方位等，雙方就訴爭房屋本已存在預約關系的前提下，被告於2001年8月16日將合同條款已齊備的預售合同文本給原告簽字蓋章的行為，具有明確的訂立合同的意思，內容具體確定，已不同於被告所稱的系協商合同條款的要約邀請，而是符合要約的條件，構成要約，原告在該合同文本上簽字蓋章，是對被告發出的要約的承諾，原告簽好後交給被告，承諾已到達要約人，承諾生效，故雙方預售合同已成立。被告不蓋章並不影響合同的成立。依照《合同法》第13、14、15、21、25、26、37條的規定，判決原告與被告簽訂的預售房屋合同依法成立。
被告對一審審理結果不服，依法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雖然上訴人未在預售合同上蓋章，但上訴人交給被上訴人其填寫完備的預售合同文本，被上訴人簽訂了預售合同，並依照預售合同的約定交付了第一筆房款，上訴人接受了合同及房款，並向被上訴人出具了房款發票，預售合同雙方已實際履行，故原審法院據此確認預售合同已成立並無不當。上訴人利用其在售房過程中的優勢地位，以書面合同未蓋章為由，隨意推翻雙方達成合意且已實際履行的預售合同，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亦有違誠實信用原則。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1）項的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基礎知識］
本案涉及要約與要約邀請的區別問題，即被告8月16日向原告提供預售合同文本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要約又稱發盤、出盤、發價、出價或報價等，是指一方當事人以締結合同為目的，向對方當事人提出合同條件，希望對方當事人接受的意思表示。要約是合同訂立的啟動點，是當事人實質進行合同訂立過程的開始。要約邀請又稱要約引誘，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意思表示。其目的不是訂立合同，而是邀請對方當事人向其為要約的意思表示。
本案還涉及合同成立的問題，即被告未在預售合同文本上簽字蓋章是否影響合同的成立。合同成立是合同訂立的一個結果，標志著合同的產生和存在，是指當事人就合同內容協商達成一致，締結了合同。根據《合同法》第25條的規定，承諾生效時合同成立。
［法律爭點］
本案雙方爭議的焦點是房屋預售合同是否成立，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對被告向原告提供預售合同文本行為性質的認定，即其屬於要約抑或要約邀請的問題。
（一）要約的法律構成
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據我國《合同法》第14條的規定以及其他國家的合同理論和立法，要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第一，要約必須具有訂立合同的意圖。要約的目的是要與對方簽訂合同，所以要約中必須含有進行交易訂立合同的意圖。要約的這一要件強調，要約並不是「開始與對方協商」的意思表示，其所表示的意圖是，要約一經被接受，合同即告成立。
第二，要約中含有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從要約的欲設效果看，只要受要約人同意要約，合同即告成立。為了使成立後的合同能夠履行，要約人必須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進行完整的設計。也就是說，為達此目的，要約的內容必須包括合同的最基本要素。我國《合同法》第12條規定，合同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應包括以下條款：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解決爭議的方法。我國《合同法》貫徹合同自由的理念，沒有規定合同的基本條款。當要約中規定了基本條款時，受要約人接受，合同即告成立。但當要約中沒有規定法律要求的基本條款時，受要約人對這種要約進行答復時，合同能否成立。從其他國家的司法實踐看，遺漏某一條款或某一條款訂立得不清楚，不一定妨礙合同的成立，只有在被遺漏的條款是合同的核心條款時而法院又不能以法律規定的方法確定這一條款時，要約才能歸於無效。我國《合同法》第61條、第62條、第63條等規定，合同生效後，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當事人就有關合同內容約定不明確，依照合同有關條款或交易習慣仍不能確定的，適用《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履行。
第三，要約中必須表明要約人放棄最後決定權的旨意。要約人一經向受要約人表示了訂立合同的意圖，他就應當將是否成立合同的最後決定權留給對方而不是自己，即應表明要約一經受要約人承諾即受約束的旨意。我國《合同法》規定，要約一經到達受要約人，在要約規定的期限內，不得擅自撤回或者變更其要約。一經受要約人承諾，合同即告成立。但現實生活中，如果要約人在要約中規定了保留條件時，是否還能稱其為要約？所謂要約中的保留條件是指提出訂立合同建議的人，對其建議所採取的一種限制。有時這種限制可表現為對訂立合同的最後決定權的保留，有時也可以表現為對合同在特定條件下成立的決定權的保留。從要約的本意和使命看，當要約中規定了保留條件時，就不能成為要約，因為它使受要約人處於不確定狀態，即使受要約人承諾，合同也不能成立，這與嚴格意義上的要約概念違背。
第四，要約必須由要約人向其希望與之訂立合同的人發出。希望與其訂立合同的人可以是特定的相對人，也可以是不特定的相對人。特定的相對人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多個人。對不特定的人發出要約，一般是指向社會公眾發出。我國《合同法》對此沒有明確規定，但從第14條及第15條的規定看，並未排除非特定人。從法理上看，要約在於給與受要約人承諾的權利，也就是說，提出建議的人一經選擇好了締結合同的夥伴，需要解決的問題僅僅是合同的內容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應將相對人特定視為要約成立的要件。如果相對人不能特定，則意味著發出提議的人，並未選擇真正的相對人，該提議不過是為了喚起他人發出要約。但是，由於現代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經營的規模化，也為向公眾發出的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成為要約提供了客觀基礎。在一定條件下將向公眾發出的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視為要約，對受要約人是有利的，從這個角度講，可以允許要約人在自願承擔行為後果的條件下，向不特定的人發出要約。
需要指出的是，並非任何一個與締結合同有關的意思表示均為要約，有時意思表示人只是喚起相對人訂立合同的意識，即由相對人向自己發出要約，這就是所謂的要約邀請。故要約邀請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意思表示。盡管要約邀請貌似要約，但因行為人不具有以自己主動提出訂立合同的目的，故應與要約相區別。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區別要約與要約邀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阿蒂亞所言：「我們經常試圖對劃歸『要約』一類的情況和劃歸『要約邀請』一類的情況之間的區別加以說明，但很難提出一般的規則。」(［英］阿蒂亞：《合同法概論》，42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根據我國司法實踐和理論，區分要約與要約邀請主要是根據當事人所表達的意願、訂約提議的內容、是否包括了合同的主要條款以及交易習慣等來確定。根據這幾項標准，可以認定，被告給原告預售合同文本，在性質上屬於要約，而非要約邀請。具體理由如下：
一是京城公司具有主動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非希望原告向其發出要約。本案中，預售合同文本由京城公司提供，京城公司將預售合同文本交由原告陳海燕讓其簽字蓋章，充分表明了其主動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是京城公司提供的預售合同文本條款齊備，包含了未來合同的主要條款，因而不同於要約邀請。本案中，商品房預售合同屬於買賣合同，被告提供的該預售合同條款齊備，包括補充條款和附件等，其中不僅約定了標的物和數量（京城公司開發的位於上海市浦東新區張家浜路京城大廈B單元××室房屋），還約定了總價款及付款方式和期限（2001年8月18日支付房款117650元，餘款320000元按揭、公積金組合貸款），因此其內容具體確定，符合要約成立的條件。
三是根據交易習慣，通常房地產商只允許買受人就其擬定的合同文本接受或是拒絕，其所擬定的合同文本是格式合同，不允許購買者修改或增加條款，因而其並非邀請買受人向其提供要約，而是由其向買受人提供要約。
綜上所述，被告向原告提供預售合同文本行為符合要約構成要件，屬於被告向原告發出的要約。
值得注意的是，原、被告5月13日簽訂的購房預定協議書是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的契約，學理稱為預約，其效力僅在於預約債權人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房屋預售合同）的義務。在本案中其成立生效與否並不影響當事人雙方重新就本約（房屋預售合同）達成協議。
（二）合同的成立
本案中，被告將預售合同文本交給原告，根據《合同法》第16條第1款的規定，該要約為生效的要約，原告在該合同文本上簽字蓋章，是對被告發出的要約的承諾，原告簽好後交給被告，承諾已到達要約人，承諾生效。根據《合同法》第25條的規定，承諾生效時合同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預售合同並非於原告簽字蓋章交給被告時成立，這是因為：根據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40條的規定，房地產轉讓，應當簽訂書面轉讓合同。因而本案商品房預售合同應為要式合同。我國《合同法》第32條規定：「當事人採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可見，要式合同的成立時間不同於非要式合同，後者於承諾到達要約人時成立。故一審法院認為承諾生效時雙方預售合同已成立，被告不蓋章並不影響合同成立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本案原告8月20日將首期房款交付被告，被告接受並出具了房款發票時，合同成立。因為，根據《合同法》第37條的規定：「採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在簽字或者蓋章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因此，8月20日後，京城公司就應履行合同義務，其主張合同未成立於法無據。
［案例評析］
本案涉及要約與要約邀請的區分以及要式合同的成立問題。上海京城房地產開發公司8月16日向原告陳海燕提供預售商品房合同這一行為符合要約的構成要件，而非要約邀請。原告在預售合同文本上簽字蓋章並交給被告，是對被告要約的承諾並且該承諾生效，但雙方的預售合同並未因此而成立，因為被告沒有簽章，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要式合同的成立條件。該預售合同的真正成立時間為8月20日原告履行交付首期房款的主要義務，被告接受並出具房款發票之時。因此，一審法院認定預售合同成立是正確的，但依據是錯誤的，二審法院的審判理由較為合理。

4. 合同法案例分析

買賣合同、共有關系
個體戶張某、王某二人於1999年10月1日從汽車交易中心購得一輛「東風」牌二手卡車，，共同從事長途貨物的運輸業務。二人各出資人民幣3萬元。同年12月，張某駕駛這輛汽車外出聯系業務時，遇到李某，李某表示願意出資人民幣8萬元購買此車，張某隨即氫車賣給了李某，並辦理了過戶手續，事後，張某把賣車一事告知王某、王某要求分得一半款項。
李某買到此車後，於同年年底又將這輛卡車以人民幣9萬元賣給趙某。二人約定，買賣合同簽訂時，卡車即歸趙某所有，趙某某租車給李某使用，租期為1年，租金人民幣1萬元，二人簽定協議後，到有關部門辦理了登記過戶手續。
趙某把車租賃給李某使用期間，由於運輸缺乏貨源，於是李某准備自己備貨，因缺乏資金遂向銀行貸款人民幣5萬元，李某把那輛卡車作為抵押物，設定了抵押，雙方簽訂了抵押協議，但沒有進行抵押登記。
次年11月趙某把該車以人民幣1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錢某。12月趙某以租期屆滿為由，要求李某歸還卡車，李某得知趙某把車賣給錢某，遂不願歸還卡車，主張以人民幣9萬元買回此車，趙某不允，遂生糾紛。
現問：
（1）張某、王某對卡車是什麼財產關系？
（2）張某、李某的汽車買賣合同是否有效？為什麼？
（3）李某、趙某約定買賣合同簽訂時，卡車即歸趙某所有，該約定是否有效？為什麼？
（4）李某與銀行的抵押合同能否生效？為什麼？
（5）李某主張買回卡車的主張能否得到支持？為什麼？
（6）截止糾紛發生時，該卡車所有權歸誰享有？為什麼？
答案：
（1）張某、王某對卡車是按份共有關系。
（2）有效。因為張某擅自處分共有財產，該合同初為效務待定合同，後經王某默認而得補正，轉為有效合同。
（3）有效。合同當事人可以自由約定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時間。
（4）不能生效。一是因為李某無權以他人所有之物設立抵押，二是因為未辦理抵押登記。
（5）不能。因為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應以同等價格為條件。（6）歸趙某所有。因為趙某尚未將卡車交付給錢某，卡車所有權並未轉移。
解題思路
本題雖然人物眾多，但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比較簡明，案情發展脈絡呈流線型，考生只要依情節按圖索驥，依次回答每個問題即可。
法理詳解：
（1）、（2）張某、王某按份投資購買卡車，共同從事運輸業務，依法成立按份共有關系。按份共有又稱分別共有，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額分別對共有財產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一種共有關系。《民法通則》第78條規定；「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額，對共有財產分享權利，分擔義務。」
既為共有關系，共有財產全屬於全體共有人所有，因此，共有財產的處分，必須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一個或者幾個共有人未經全體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對共有財產進行法律上的處分的，對其他其有人不產生法律效力。但如果其他共有人事後追認該行為，則該處分行為有效。《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不效。」本案中王某事後得知後，要求分得一半款項的行為表明，王某是追認了張某的無權處分行為。
（3）、（6）《合同法》第133條規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超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另有約定的除外。」第（3）問所列情形即屬於本條所指的「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情形，即當事人可以自由約定標的物移轉時間，而不受「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的束縛。而第（6）問則應適用「標的手所有權自標的手交付時起轉移」的約束，依本案案情交待，糾紛發生之時，標的物尚在承租人李某手中，因而趙某並未將卡車交付給錢某，故錢某並未取得所有權，此時卡車所有權仍歸趙某所有。
（4）依《擔保法》第41條及第42條第（四）項規定，以汽車設立抵押的，應當辦理抵的物登記，抵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另外，抵押人應對抵押物依法具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不得非法在他人之物上設立抵押。（5）承租人享有優先購買權，是以在同等條件下為前提的。本案中錢某出價10萬元，李某出價9萬元，顯然不構成「同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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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案情

2003年7月初，中建三局第二建設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建三局二公司）工作人員王非經馬久東、呂穗鋒介紹認識了義馬市張建華、馬建珉、李繼華，雙方開始協商義馬2×155MW熱電廠投標招標事宜。7月14日，王非、馬久東代表中建三局二公司與馬建珉、李繼華簽訂了居間協議。雙方約定的主要內容是：若該工程中標建設工程合同簽訂後，支付馬建珉、李繼華建設工程合同總額2%的勞務費用；首次支付20萬元，餘款按工程轉款比例支付；違約方賠償對方10萬元損失。

8月14日，義馬市招投標辦公室、義馬市熱電廠共同向中建三局二公司發出中標通知書，中標義馬2×155MW熱電廠主控樓、主廠房、升壓站工程。8月31日，義馬熱電廠與中建三局二公司簽訂了建設工程承包合同。原審另查明，王非任中建三局二公司義馬熱電廠項目部經理。馬建珉、李繼華依據居間合同收到勞務費204000元。

後因中建三局二公司沒有支付約定的餘款，馬建珉、李繼華提起訴訟,要求支付餘款74萬余元及違約金10萬元。

義馬人民法院判決：一、中建三局第二建設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於判決生效後七日內支付馬建珉、李繼華居間費372375元，違約金6萬元，合計432375元。二、駁回馬建珉、李繼華對王非、馬久東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保全費及其他費用15291元，由被告中建三局二公司承擔。

宣判後，中建三局二公司不服，向三門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原判決認定以下事實錯誤：一是中建三局二公司從未與馬建珉、李繼華簽訂過合同。二是居間合同違反了我國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為無效協議。三是原判決認定的中介費用計算錯誤。請求撤銷原判決，判決中建三局二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原審被告王非代理人庭審中述稱：簽訂協議是個人行為並非職務行為。居間協議違法，為無效協議。

判決理由

三門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居間合同是居間人向委託人報告訂立合同的機會或者提供訂立合同的媒介服務，委託人支付報酬的合同。王非、馬久東與馬建珉、李繼華簽訂的協議，約定主要內容是促使義馬熱電廠與中建三局二公司中標和簽訂建設工程承包合同，符合《合同法》規定的居間合同特徵，該協議為居間合同。

本案審理中當事人之間的爭議焦點有三個：一是王非簽訂居間協議是否是職務行為，二是居間協議的效力，三是居間費用的計算依據。

關於王非簽訂居間協議是否是職務行為。居間協議上雖未寫明中建三局二公司名稱，但居間協議約定的居間義務是義馬熱電廠工程項目投標和簽訂建設工程合同等。在王非、馬久東與馬建珉、李繼華簽訂居間協議後，中建三局二公司就又與馬久東簽訂了關於義馬熱電廠工程項目投標和簽訂建設工程合同的居間協議。義馬熱電廠工程項目中標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後，王非已經成為該工程項目的實際負責人。投標和簽訂建設工程合同並不是王非的個人事務而是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事務，居間協議也是為了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事務。由此可以看出，王非該系列行為均是職務行為，王非也認為自己該系列行為是職務行為。因此，王非與馬建珉、李繼華簽訂協議的行為是職務行為。上訴人中建三局二公司認為王非與馬建珉、李繼華簽訂協議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與本案事實不符，該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關於本案居間協議的效力。《合同法》確立了居間合同法律制度，我國法律沒有禁止建設工程承包合同居間。招標公告雖然為公開事項，但並非公開的事項就眾所周知。因此，公開招標的事項也存在向他人報告投標和訂立合同機會的情形，投標人也可以將自己在投標活動中所辦理的投標事項委託他人代理或者協助進行。招投標活動遵循公開、公正、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但並非招投標活動有居間行為就違反了招投標活動的原則，只是招投標活動中的居間事項與其他合同的居間事項有所差別。投標人中建三局二公司提供投標所需的各種資料和投標書，讓馬建珉、李繼華參與其投標事務並支付一定勞務費的約定，沒有違反我國法律規定，因此該行為為有效民事法律行為。《建築法》和《招投標法》相關法律規定的均是發包方與承包方之間不得以不正當手段簽訂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本案各方當事人沒有提供發包方與承包方以及居間人之間有違反《建築法》和《招投標法》相應規定的行為。中建三局二公司作為投標人和承包人，沒有證明自己已付居間費用用於行賄和回扣等，也不能證明未付居間勞務費是為了違反有關規定，也沒有提供當事人違反有關法律規定的事實依據，因此上訴人中建三局二公司認為，該協議違反了《招投標法》、《建築法》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理由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該理由不能成立。

關於居間報酬。《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條、第四百二十七條規定，居間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託人應當按照約定支付報酬。居間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但可以要求委託人支付從事居間活動支出的必要費用。由此規定可知，居間報酬的請求權以促成合同成立為條件，不以所促成的合同是否履行為條件，委託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因居間服務而成立的，居間人就可以行使居間報酬請求權。關於居間報酬標准，我國法律對此還沒有相應規定，因此確定居間人的居間報酬應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則，不可太高。一審判決雖然依照公平原則對居間合同約定的報酬額予以適當調整，但根據本案居間報酬在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標的的收益中所佔的比例還比較高的實際情況，對居間費用還應當再適當酌減。中建三局二公司認為應當按照建設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情況計算居間報酬，合同未履行部分不應計算居間報酬的理由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居間協議書約定，合同簽訂後首付20萬元，餘款按照工程轉款比例支付。該比例既可以理解為仍然按照工程款2%的比例計算支付勞務費至付清時為止，又可以理解為首付20萬元後所余勞務費與工程總造價之比按照轉款比例支付。如何計算應付居間勞務費這一約定不明，馬建珉、李繼華也沒有提供施工過程中轉款數額和應當按照轉款所付的居間勞務費，一審確定的工程款額是施工合同終止時的完工工程價款，因此原判決認定中建三局二公司未按照轉款比例支付構成違約的證據與理由不足，應予以糾正。

綜上所述，上訴人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清楚，但酌定中建三局二公司支付居間報酬的標准和違約的責任認定欠妥，故予以糾正。

判決結果

河南省三門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三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八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義馬市人民法院（2004）義民初字第97號民事判決第二項和訴訟費用的負擔部分。二、變更義馬市人民法院（2004）義民初字第97號民事判決第一項為：中建三局第二建設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支付馬建珉、李繼華居間費20000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10000元，其他訴訟費用5291元，合計15291元，由上訴人中建三局二公司承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該案例案號為[2005]三民三終字第41號）

6. 簡單的合同法案例分析

本案屬於合同簽訂中需謹慎防範的「成約定金」合同。若處理不當，極易引發復雜糾紛。合同中雙方約定總價款為40.75萬元，海化公司需先付養蛇場總值30%作為定金。依據法律規定，定金超過總價款20%部分無效，超過部分無效。養蛇場收到定金後10天內須交貨，運費自理。若定金未交付，則合同不成立。此約定為典型的「成約定金」，其生效與否取決於定金的交付。如定金未交付，合同不成立，養蛇場無權主張違約責任。

若給付定金一方未支付，但合同已經履行或主要部分已履行，不影響合同成立或生效。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指履行合同的主要義務，而非次要義務或附隨義務。養蛇場已完成備貨並准備交付，主要合同義務已執行，這不構成合同不成立或不生效的理由。然而，定金約定無效，主合同有效，養蛇場有權主張違約責任，但繼續履行可能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故不予支持。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定金數額超過主合同標的額20%的，超過部分無效。同時，如合同已履行或主要部分已履行，即便定金未交付，也不影響合同成立或生效。綜上所述，應認定雙方定金合同無效，主合同有效，養蛇場有權主張違約責任，但鑒於繼續履行可能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不予支持。

7. 合同法案例分析

通過扣押員工帳戶文件從救援

畢業生違反合同，為了自救，許多公司也採取一些強硬的措施，來強迫員工。如果不辦理戶口手續和文件傳輸。那麼企業自救合法的嗎？
從內部管理的角度來看，企業採取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公司不保留通過這往往顯示出企業自身的無奈和無能的人從自己的系統，自己的文化，並檢獲的文件。
法律和法規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是一種違反法律的。權利
沒有出售任何業務的賬戶，賬戶管理是不是僱主，戶主，只有在僱主的託管賬戶，用人單位集體戶口。
另外，任何僱主不能夠不威脅到個人的文件，要求賠償。我們的企業職工檔案管理規定，1992年規定：企業職工調動，辭職，開除或解除勞動合同，辭退，工作單位應在一個月內將文件傳輸到新的工作單位或戶口所在地的街道勞動（組織人事）部門，在勞教所，監獄的工作人員，原單位在將來還准備聘請其原所在單位保管的檔案。可見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只要解除勞動合同，文件傳輸應該無條件地由僱主，僱主的法律義務。雇員在法律意義上傳輸文件的支持。在北京的法理判斷僱主的文件傳輸，和一些法令，以支付工人不能領取失業保險金損失。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一起判例，該法令被承認的研究生先生直接傳輸文件。

解決方案
這種情況下，我們將看看在本節開始。集成電路設計公司為了擺脫這種被動的局面。要加強畢業的學生聘請管理。我們給予該公司的建議如下：
簽訂的就業協議，為了能夠控制風險，可以部分就業前的勞動合同協議商定，如服務，違約金的權利和義務的勞動關系繼續存在，可以指定在就業協議備注條款的。學生報告的企業，勞動合同的簽訂，再次明確表示同意這些條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服務需要調整，勞動合同，就業協議的一致一段時間的要求，以防止兩個合同終止時，爭議過程中造成的不一致。
可以約定的正式報告之前，該學院的學生到企業實習一段時間後的官方報告，不再試用期在勞動合同中規定，同時也違反就業協議的國家賠償責任。這仍然可以實現的目的是觀察學生，也避免了在任何時候終止合同的試用期。
學生到企業實習，在勞動合同中可以縮短兩個月的試用期，給予違反合同和協議，以終止勞動合同的負債，企業不再承擔其戶籍的責任。同時，試用期的臨近，然後其家庭遷移過程。這可以達到目的的訪問學生，他們可以約束學生。也就是說，如果在試用期內，學生終止合同，那麼企業可以沒有戶籍遷移。戶籍遷移程序運行，一直是試用期，如果學生是終止合同的違約賠償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
第四，建立導師制度，幫助大學生渡過最糟糕的試用期。畢業生舉行的「成績單」的報告之日起，企業應建立導師制度，畢業生，教師分配工作，幫助他們適應工作環境，了解職位的要求，時刻關注他們的心理變化，從而降低了畢業生試用期間的周轉率。
第五，提供更好的福利，培訓機會和發展空間，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吸引大學學生離開。
第六，也可以考慮根據人才市場的方法處理新兵招募即將到來的在校大學生，雙方保持簡單的勞動關系由學生通過人才市場或其他渠道，其處理戶籍的社會責任。
來源：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網LEPS科技企業管理咨詢中心

8. 關於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則的案例及詳細分析

案例：現年60歲的蔣倫芳與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某廠職工黃永彬於1963年5月經戀愛登記結婚。二人收養一子（黃勇，現年31歲，已成家另過）以養兒防老。1990年7月，蔣倫芳因繼承父母遺產取得原瀘州市市中區順城街67號房屋所有權。1995年，因城市建設，該房屋被拆遷，由拆遷單位將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還房安置給了蔣倫芳。1996年，黃永彬與比他小近30歲的張學英相識後，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開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黃永彬與蔣倫芳將蔣倫芳繼承所得的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房產，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陳蓉。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黃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療。黃永彬於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所得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所獲款的一半4萬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機一部，將總額6萬元的財產贈與張學英所有。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對該遺囑出具了（2000）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黃永彬因病去世。黃永彬的遺體火化前，張公開當著原配蔣倫芳的面宣布了黃永彬留下的遺囑。張學英以蔣倫芳侵害其財產權為由訴訟至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

審判

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書面遺囑，將其財產贈與原告張學英，並經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公證，該遺囑形式上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以下違法之處：1、撫恤金不是個人財產，它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死者單位對死者直系親戚的撫慰金，不屬遺贈財產的范圍；2、遺贈人黃永彬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是黃永彬與蔣倫芳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遺囑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只能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處分其個人財產。遺囑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未經共有人蔣倫芳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3、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一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蔣倫芳將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賣給陳蓉，該8萬元售房款還應扣除房屋交易時蔣倫芳承擔的稅費，實際售房款不足8萬元。此外，在2001年春節，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便對其遺囑進行了公證顯屬不當，違背了《四川省公證條例》第22條：「公證機構對不真實、合法的行為、事實和文書，應作出拒絕公證的決定」的規定。

《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行為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違反者其行為無效。本案中黃永彬與被告蔣倫芳系結婚多年的夫妻，應相互扶助、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遺贈人從1996年認識原告張學英後，長期與其非法同居，是一種違法行為。遺贈人黃永彬基於與原告張學英有非法同居關系而立下的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講，本案被告蔣倫芳在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間，一直對其護理照顧，履行了夫妻扶助的義務，遺贈人黃永彬卻無視法律規定，違反社會公德，漠視結發夫妻的忠實與扶助，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張學英，實際上損害了被告蔣倫芳合法的財產繼承權，破壞了社會風氣。

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原則和精神，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據此，納溪區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定，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後，張於2001年11月向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實後，以與一審法院同樣的理由，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分析

本案屬遺贈糾紛。遺贈是公民以遺囑的方式將個人合法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贈給國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遺贈行為成立的前提是遺囑，而遺囑是立遺囑人生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法律的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及其他財物。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立遺囑時雖具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遺贈人黃永彬對售房款的處理違背客觀事實。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住房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黃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該8萬元售房款還繳納了有關稅費，黃永彬與蔣倫芳共同將該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子黃勇，實際上已經沒有8萬元。遺贈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仍以不存在的8萬元的一半進行遺贈，顯然違背了客觀事實。其次，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剝奪了蔣倫芳一發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他們的婚姻關系受法律的保護。「夫妻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是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表現，但黃永彬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上訴人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其妻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立書面遺囑，因其內容和目的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應屬無效遺囑。其遺贈行為自然無效。

我國《公證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公證機關作為行使國家證明權的機關，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對所要證明的法律行為、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認真審查。遺囑行為屬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行為公證的條件就必須與《民法》上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遺囑公證細則》第17條也規定：對不符合規定條件的，應當拒絕公證。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訂立的將其死後遺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的遺囑雖然經過公證機關辦理了公證手續，但因該遺贈行為本身違反了法律，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屬無效民事行為。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所作出的（2001）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依法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採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規中，《繼承法》、《婚姻法》為一般法律；《公證暫行條例》系國務院制定，為行政法規；《四川省公證條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為地方性法規；《公證程序規則》、《遺囑公證細則》。為部門規章。《民法通則》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規定，上位法效力高於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則》的效力等級在法律體系中僅次於《憲法》，故在審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規和規章時，應結合適用《民法通則》相關規定。遺贈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還必須符合《民法通則》對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規定。《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現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充分體現了國家、民族、社會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當代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標准，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則所包括的「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又可稱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兩者的概念基本一致。並非一切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都是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違反已從道德要求上升為具體法律禁止性規定所體現的，維持現行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行為，則屬於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

本案中，黃永彬無視夫妻感情和道德規范，與上訴人張學英長期違法同居，其行為既違背了我國現行社會道德標准，又違反了《婚姻法》第3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法律規定。黃永彬基於其與張學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以合法形式變相剝奪了被上訴人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就沒有法律約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