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社會利益本位

①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現法學界權威認為：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基本原則
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實質公平原則、經濟效率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 1、經濟法基本原則概述
關於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問題，可以說是國內經濟法學界爭論最多的一個問題，相較之下，同樣作為獨立部門法的民法、刑法的基本原則都早已在各自的領域形成共識。國內幾大經濟法理論流派關於經濟法原則的論述可謂是五花八門，現列舉如下：
國家干預經濟法論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的構成（一）資源優化配置原則；（二）國家適度干預原則；（三）社會本位原則；（四）經濟民主原則；（五）經濟公平原則；（六）經濟效益原則；（七）可持續發展原則」
國家調節經濟法論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最核心的內涵便是：注重維護社會經濟總體效益，兼顧社會各方經濟利益公平。這一經濟法基本原則也可以更簡要地表述為：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
經濟管理和市場運行經濟法論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包括「平衡協調原則、維護公平競爭原則、責權利效相統一原則」。
博登海默說：「即在孩提時代，自我主張趨於壓倒無私行為。……隨著個人的成熟，『個人傾向的側重和強度都會漸趨漸小，而尊重他人的情感則會不斷增長和擴展』這種心理現象可以反映出自然的智慧。」 這種自然的智慧同樣在人類社會的成熟過程中得以體現。當資產階級高舉自由之劍斬封建主義於馬下之時，自由主義的個人本位也縱橫於民商法之中。然而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的要求，社會文明的進一步成熟，社會本位代替個人本位也成為必然。經濟法是社會為本位代替個人本位過程中新興部門法的代表。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在社會本位指導下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從制定到實施所貫穿遵循的基本准則。但是，社會本位卻並不是經濟法基本原則之本身。社會本位是經濟法的基本理念，而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則是經濟法理念的體現與具體化。兩者是不同的范疇，不應混淆，關於此一點，本專題的第一節已經強調過，這里不再復述。據此，上面的論述雖各其合理之處，但有的論述得相對不夠完整，有的表述得過於寬泛，超越了基本原則的應有之意。
就法理學而言，部門法的價值取向和層級決定了部門法的原則核心與構成，雖然部門法一般都具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正義等基本價值，但在不同部門法中這些價值的地位和內涵是有區別的，這種抽象的分別必須要經由部門法原則加以具體化，才能通過法律實踐正確體現出來。
所以一個成熟的部門法體系，不僅要具有特定的理念和價值，更要有反映這些理念和價值的基本原則，以指導其具體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這些基本原則並非簡單的並行關系，既不是從其他部門法基本原則「移植」而來，也不是法理學所歸納原則教條的「具體化」，而是內部邏輯協調一致的系統。這就要求這些原則不但能夠互相印證彼此的關聯性和各自的獨特性，而且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將體現該部門法本質的精神理念、基本價值傳導到法律的實踐過程中。「內部邏輯統一」恰恰是目前我國理論界對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所包含基本原則的分析與研究所欠缺的重要方面。
我們先以比較成熟的部門法－－民法的基本原則發展歷程來粗略說明關注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近代民法屬於私法范疇，以維護個體權利為本位，多任意性規范，以私權神聖、身份平等、意思自治為其傳統理念，其價值核心應當是自由，與其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對社會經濟調控的主導地位相適應，包含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錯責任三大基本原則。進入現代社會民法的價值和理念遭到社會本位的沖擊，三大基本原則也受到了修正：禁止權利濫用、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內容粉墨登場，加入到現代民法基本原則之中。但民法並沒有因此真正改變最初確立的基本價值理念的內涵，否則就會喪失其獨立存在的個性和意義。所以民法最初的三原則為本源，之後形成的三原則為發展，構成了清晰完備、邏輯統一的基本原則體系。因而在具體民事案件的審理中，當適用各大原則之間發生沖突時，就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正確確定沖突原則的優先順序別，以貫徹民法的基本精神理念。
經濟法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是任意性規范與強行性規范的統一體， 經濟法價值理念的基礎，在於公私法在深層次上的相互滲透和交融，在於法的時代精神對傳統法律價值理念的革新。所以，經濟法的價值核心是自由和秩序、效益和公平之間的一種和諧狀態，其基本理念是站在社會本位的高度追求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平衡協調。
進一步說，經濟法通過對經濟關系全方位的調整，在尊重經濟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物質世界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從微觀層次上保障個人、社會組織與政府主體之間利益的平衡和諧，兼顧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從宏觀層次上對政府、社會、市場進行平衡協調，實現社會資源在整體上的優化配置，達致人、社會與自然的整體和諧。兩方面的共同目的是實現以人的最終全面發展為核心的社會經濟持續性發展。因此本書認為經濟法主要有三個基本原則：營造平衡和諧經濟環境原則、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三大原則並非互不幹涉、獨立適用，而是互為條件、相互依存。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既要體現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又要貫穿於經濟法體系的始終，具有較強的涵蓋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適用於經濟法部門內的某一法域，當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則各自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諧是貫穿於經濟法調整社會關系過程始終的一種基調，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更側重於對市場規製法提出要求，涵蓋了一些學者提出的平衡協調原則和維護公平競爭原則；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出現是法學與經濟學相互滲透融合從而體現在經濟法上的客觀需要，更側重於對宏觀調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觀規律為指導防止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力求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一過程體現了國家適度干預的特點，既是責權利效相統一，也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的公平體現；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是經濟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則，是對經濟法本質在基本原則上的深層次體現，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與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是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保證與手段性原則。 2、經濟法的三大基本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我們強調營造平衡和諧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說平衡協調原則，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對經濟關系進行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單純將平衡協調上升到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就顯得不夠充分，並沒有完全揭示出經濟法的本質內容。
從字面上講，和諧與協調兩詞的含義互通，這就是在許多法學著述中「和諧」與「協調」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說「和諧」和「協調」是有很大區別的：和諧是一種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國家和市場都要順應客觀規律、應用客觀規律的表現；而協調更強調的是主體間相互一致的積極行為，是帶有主觀意志色彩的一種行為模式。就經濟環境狀態的描述而言，「和諧」一詞較「協調」更貼切，例如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首先，「平衡和諧」充分體現了經濟法治條件下經濟環境應有的狀態，強調的是不同主體的配合而不是對抗，又在哲學范疇「度」的問題上強調適當，而不能「過火」或「不及」。有學者認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張將其納入經濟法的理念，但我們認為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調」之意，例如人們常說「生態平衡」。
其次，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種中庸理念的體現而是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應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和諧，現實利益與未來利益的平衡和諧，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平衡和諧。
最後，經濟法律的完善本身並不代表這種良好經濟環境已經大功告成，由於社會經濟體系是動態向前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制不斷地「與時俱進」，具有前瞻性、規劃性地從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來建立和維持這種環境。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個問題在上層建築層次已經被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而我國某些地方一級的政府和部門、行業的管理者顯然對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某些部門和行業長期壟斷，損害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權益，也阻礙了該行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更有損於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民主形象。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正常發揮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價值規律由對經濟個體的決策和行為之微觀作用實現對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宏觀調節和配置，順利完成經濟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規製法在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國家超越整個社會的優勢地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國家根據市場經濟自發分配資源後產生的不公平傾向，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資源分配和調整，宏觀調控法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資源」不僅包括國家與市場如何協調資源優化配置問題，還有進一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麼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並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都直接源於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隻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製度並存。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製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製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於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② 如何看待破產立法理念的歷史演變

破產法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法中的個別強制執行制度，當時的「屠殺分屍」，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可以當作是破產雛形中對債權人的公平受償。但破產法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後，立法理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來說，早期的破產法是從保護債權人利益著眼來調整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其間隨著債務人地位的變化和提高，破產制度慢慢走向精細和完備。歸納起來，破產立法變遷帶來的理念變化和制度創新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破產法的立法本位發生了重大轉變 破產法最初產生的社會原因是為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解決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對全體債權人的公平清償。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從產生之初的奴隸制、封建制社會走向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階段，破產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經歷了從債權人本位到債務人與債權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會利益與債權人債務人利益並重的變化和發展過程。在現代社會中，債務清償關系有時可能影響到他人利益乃至社會整體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業、金融企業、超大型企業的破產，會影響到社會公眾的利益，產生嚴重的失業等社會問題。故當代各國在法律上十分重視如何對陷入債務危機的大型企業的挽救，以避免因破產可能產生的社會負面作用。因此，面對社會發展形式的變化，如果僅僅局限於從私法的角度考慮破產問題，難免會導致對國家介入調整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採取懷疑和否定態度。但是，僅僅依賴傳統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難以實現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目標的。因此，在我國新的破產立法中，應當在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對債務關系進行傳統的私法調整的同時，還需要運用經濟法的理念，從社會本位的立場，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確保法律的公平、正義、效率價值的實現。破產法立法本位變遷，對我國當今構建金融機構破產制度無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破產法的制度價值不斷變化和創新 破產立法本位的變遷必然會帶來破產法的制度價值的變化。在傳統彌補傳統民事救濟手段的不足，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價值基礎上，現代破產法還具有兩個新增價值：第一，給予債務人以重新開始的機會。傳統破產法以保護債權人為要而對破產人實行懲戒主義， 破產程序的目的僅僅是使各債權人獲得公平清償，但債務人在破產後不能獲得免除債務的優惠。這樣使得債務人沒有申請破產的積極性和原動力，其結果是即使出現了破產原因，債務人仍不申請破產，而使得財產繼續減少，最終不利於債權人。現代破產法既體現了對債權人的保護，也體現了對債務人的保護，其最大的特點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誠實的債務人進行免責，以使其擺脫債務，東山再起。第二，現代破產法還具有及時切斷債務膨脹，保障經濟秩序良好允許的功能。現代交易是一個相互聯系的鎖鏈，各交易主體均是這鏈條上的一環。一個主體的破產，往往會影響其他主體，而引起連環破產。而現代破產法恰恰可以及時有效地切斷該鏈條，進而保護經濟秩序的良性運轉。

與此同時，破產法的間接調整作用也日益為當今社會所認識。所謂間接調整作用是指破產法對調整債務關系的同時，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通過破產來優化資源的配置和使用，調整社會產業與產品結構。必須承認，破產法的間接調整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應當清醒地看到，這些作用都是通過破產法對債務關系的調整而間接實現的。不能將這些間接調整作用理解為我國制定破產法的根本動因，更不能以此來說明破產法存在和實施的必要性，否則便是本末倒置，必將產生危及破產破產法存在價值的種種錯誤認識。我國過去對破產法宣傳在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誤，一談到破產法，多從社會表現出發，片面、功利地強調其間接調整作用，而對其本質作用缺乏認識，宣傳不足。所以，當破產法的實施與改革中的舊體制發生矛盾，出現困難時，便自然冒出種種以其他制度取代破產法、乃至完全否認破產法的錯誤主張。 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我國1986年的《企業破產法(試行)》實際上自身早已「破產」。 在目前構建我國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呼聲日益高漲的時期，也存在過分渲染破產制度間接調整作用的輿論，立法機關對此應當確立正確的認識，正確對待現代破產法制度價值的變與不變。

現代破產法注重從廣義上理解破產概念，有機銜接和解、重組等相關制度 傳統觀念認為，破產概念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僅限於指處理經濟上破產時債務如何清償的一種法律制度，即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時，由法院主持強制清算其全部財產，公平清償全體債權人的法律制度。但這其實只是最為狹義的理解。而現代學者通常對破產法律制度作廣義的理解，將破產清算以外的各種以避免債務人破產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視為破產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僅將其狹義地理解為破產清算制度。

從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分析可知，國外的金融機構破產也是採取廣義的理解，和解、重組等市場退出方式和破產清算制度有機結合，統一構成廣義上的金融機構破產退出機制。我國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其實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該法中規定了和解、整頓等制度。現行的《商業銀行法》、《保險法》也都將託管、接收等制度與破產清算規定在一起。鑒於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和現行制度基礎，我們構建新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必須充分考慮這一點，在立法中有機銜接託管、重組與破產清算之間的關系。

現代破產法充分意識到破產欺詐的危害，強調加重破產法律責任 一部法律如果沒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責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確實施的，破產法更是如此。目前，破產案件中的欺詐逃債行為十分嚴重。一些債務人利用破產程序終結後余債可免於清償的規定以及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優惠政策，策劃各種欺詐逃債行為，侵害債權人利益，損害職工利益，破壞經濟秩序，有些還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許下進行的。如不堅決打擊破產欺詐行為，破產法的實施將步入誤區。 為此，現代破產法都非常注重從法律責任上設計相應對策來解決此類問題。我國新破產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設置了較現行立法更為完善的撤銷權與無效行為制度。另一方面是從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責任規定上加重對破產企業負責人和破產欺詐行為的處罰力度。

在金融破產領域，由於金融機構破產必然要受到當局嚴格的金融監管，此類現象發生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也不能忽視。再者，對破產企業負責人規定嚴格的破產法律責任有助於督促經營者遵從法律規定，謹慎從事經營，起到一定的懲戒和威懾的作用。另外，在我國還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機構，利用破產欺詐損害國家利益，維護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難保不會發生。因此，構建我國金融機構破產制度時，必須注意現代破產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產法律責任的規則設計。

③ 破產重整的意義有哪些

破產重整是企業破產法新引入的一項制度，是對可能或已經發生破產原因但又有希望再生的債務人，通過各方利害關系人的協商，並藉助法律強制性地調整他們的利益，對債務人進行生產經營上的整頓和債權債務關繫上的清理，以期擺脫財務困境，重獲經營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破產重整制度作為公司破產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己為多數市場經濟國家採用。它的實施，對於彌補破產和解、破產整頓制度的不足，防範大公司破產帶來的社會問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破產重整的優勢有哪些？
1、破產重整是法庭內的重組，因此具有強制性。也就是說，一旦法院受理了破產重整，所有的其他訴訟程序的執行都將中止，如欠債權人的錢可以暫時不還，甚至擔保債權人對擔保物的執行也將不被執行；
2、市場化特徵更突出，如破產重整提出方主體多元化，根據新破產法的規定，不僅債務人、債權人可提出重整申請，債務人的股東可在一定條件下提出重整申請，再如新破產法引進了企業破產管理人制度，對促進重整過程的公平、公正和客觀，充分保障破產債權人的利益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3、重整措施多樣化，債務人可以靈活運用重整程序允許的多種措施達到恢復經營能力、清償債務、重組再生的目的，如不僅可採取延期償還或減免債務的方式，還可採取無償轉讓股份，核減或增加公司注冊資本，將債權轉化為股份，向特定對象定向發行新股或公司債券，轉讓營業、資產等方法；

④ 破產重整程序的基本特徵

從重整制度的概念我們可以看出，重整制度是債務清償法與企業復興法的結合，社會利益與私權保護相調和的產物，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徵： 從程序效力而言，重整程序的優先性主要體現在，法院裁定重整後，債務人涉及的破產清算、和解、強制執行及因財產關系所引發的訴訟等程序都應停止。[2]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第294條即直接如此規定。遺憾的是，重整程序的優先性在《破產法》中並無明文規定，但是通過對《破產法》結構的研究發現：三大破產程序在破產法中的排列順序是破產重整、破產和解、破產清算，重整程序位列三大程序之首，重整理應在企業進入破產程序時得到優先考慮。重整程序的優先性也從側面反映出社會本位的立法理念在我國《破產法》制定過程中產生的深刻影響。

⑤ 破產法如何體現社會本位

隨著社會經濟結構整體性、社會性和規模性等特點的出現，經濟組織之間回彼此的依賴性進一步答加強，某一經濟組織的破產在一定程度上會波及到其它經濟組織，引起破產倒閉等連鎖反應。同時，經濟組織的破產又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如職工失業、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備等。
破產法在這一背景下除了維護債權人和債務人利益外，社會利益的衡平和協調作為一個更重要的價值取向被立法者重視，由此破產法的社會本位原則產生。社會本位原則是債務人本位原則在內容上的更新和完善，因為社會本位原則與債務人本位原則的基本立足點都是債務人償債能力的恢復，都是為了債務人的再生。兩者的區別在於社會本位原則下債務人的再生，直接服務於社會整體利益。而在債務人本位原則下，債務人的再生直接滿足的是債權人的償債要求。在社會本位原則的體制下，社會利益的協調更多的是運用國家行政權力直接干預，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與之配套。社會本位原則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國家極力全面滲透和干預破產過程，法院在破產程序中的能動地位空前強化，破產職工的善後安置被納入破產程序的制度結構中，這是破產重整制度的創設和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