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楊大文

❶ 關於婚姻法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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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

1 試論我國的同性戀立法 沈趙 理論觀察 2007/02
2 同性戀者如何維護權益——訪婚姻法專家楊大文教授 江淮法治 2006/10
3 中國對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立法的必要性和思路 何東平 玉林師范學院學報 2006/02
4 各國(地區)同性戀立法與司法概況 劉國生 法律與醫學雜志 2005/04
5 同性戀：在倫理與法律邊緣游盪 水木 政府法制 2005/22
6 施瓦辛格再否同性戀婚姻法 法律與生活 2005/20
7 妻子向同性戀丈夫索賠 文健 法律與生活 2004/05
8 歐洲同性戀立法動態的比較考察 M·克斯特爾 比較法研究 2004/02
9 宣揚同性戀是媒體的失職 嚴平 新聞三昧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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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我國的同性戀立法
沈 趙
( )
南京師范大學 法學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在國外, 伴隨著同性戀解放運動的開展, 不少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用法律明確了
同性戀者的權利和地位。針對我國同性戀者權益受侵害, 同時又帶來社會危害的現狀, 筆者主
要從必要性和可行性兩方面來論證為同性戀者立法, 用法律來約束他們的權利對我國社會的
穩定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同性戀; 必要性; 可行性
( )
[中圖分類號] 920. 0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009- 2234 2007 02- 0079- 02
D A

一、同性戀在歷史上的社會地位
同性戀作為一種游離於主流文化之外的亞文化現象,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曾存在過: 古埃及人曾把喜
好男色看得很正常; 古希臘人認為同性戀與武德、理智、審
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質相聯系, 因而特別推崇; 我
( )
國遠在商代就有「比頑童」的說法, 還有「分桃而食」春秋 、
「龍陽君」戰國 、「斷袖」漢 等歷史人物和故事的記載。
雖然同性戀現象從古至今都客觀存在著, 但在人類數
千年的歷史上, 其社會地位卻經過了復雜的變遷。總體說
來, 人們對同性戀的認識經歷了三次轉變 :
第一次轉變使得同性戀從宗教意義上的罪人和法律上
的罪犯轉變為病人。根據《聖經》中的「原罪說」: 同性戀是一
種罪惡, 它違反了婚姻是兩性的結合、違反了生育和繁衍的
原則, 因而它應當受到歧視和懲處。早在公元4 世紀, 羅馬
成文法就明確規定同姓戀是違法行為, 有些國家還規定同
性戀者要受到長期監禁和苦役, 甚至要用火刑、絞刑等方法
處死。著名的神學、法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也認為同性
戀是「違反天性」的行為, 應該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的制
裁。至此之後, 隨著基督教成為歐洲各國的國教, 同性戀行
為便被普遍地列為犯罪。直到19 世紀, 西方發達國家的精
神病研究人員才把「同性戀」歸類為疾病, 認為它其實是一
種性心理障礙。「同性戀」 這一術語也是在
Homosexuality
這個時期 1869 由德國醫生 正式提出。
Benkert
第二次轉變是從認為同性戀是身體或心靈的病態, 轉
變為認為它不是病, 只不過是一種異於常人的違反社會行
為規范的個人傾向。早在1948 年, 美國金賽博士的《男性性
行為研究》報告中, 他就對同性戀病理化的觀點提出了質
疑; 50 年代初, 人類學家克利夫蘭·福特和弗蘭克·比齊
在通過對跨文化人類行為的研究後, 得出結論:「同性戀和
異性戀都是文化訓練的產物, 人類原始的模糊狀態中包含
了同性戀和異性戀兩種性傾向能力……將它視為與異性戀
並行的正常的行為方式」 ; 1973 年, 美國精神病學會率先
作出了將同性戀剔除疾病分類的決定; 1994 年, 世界衛生
組織也將同性戀從「 - 10 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名單上
ICD
刪除; 2001 年4 月, 在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
准》中, 我國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至此,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都完成了「同性戀非病理化」最為關鍵的一步。
第三次轉變即是隨著同性戀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在許多
國家合法地位的獲得, 人們認為它不過是一種與眾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已。遺憾的是: 這一轉變在我國還未實現。
二、為「同性戀者」立法的必要性
一 社會現狀
根據1991 年至1992 年上海中醫院和一些香港學者在
上海對2190 例大學生的調查發現, 男女大學生有過同性戀
行為的分別占男女大學生總數的8. 3%、9. 2%。 李銀河博
士也曾根據國內外的權威調查推測出: 在中國, 同性戀者有
3900 萬至5200 萬左右。 2004 年12 月, 中國衛生部門的一
項研究調查顯示: 處於性活躍期的中國男性同性戀者, 約占
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 以此估算, 中國約有五百萬至一
千萬男性同性戀者。這些數據表明: 在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
一定比例的同性戀者, 而且, 隨著社會的發展, 這個比例已
呈現出上升趨勢。
一般認為, 同性戀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現為: 1 同
性戀者的性行為通常較為混亂, 性對象多變, 容易感染各種
性傳播疾病 包括艾滋病 ; 2 在現有主流文化下, 同性戀
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 其心理壓力大, 承受能力不佳, 一旦
遇到一些情感問題, 容易表現出一些失控行為, 如自殺、自
傷、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 3 一些同性戀者為了滿足自身
慾望, 會採取欺騙、利誘乃至暴力、脅迫等手段, 嚴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4 一些同性戀者在公共場所 包括監動教養場所等 公然進行同性戀行為, 同性戀者賣淫活動在一些地區屢禁不止, 這些都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 5 同
性戀本身給自己及其家屬帶來很大的精神痛苦, 同性戀者
所締結的婚姻則更為不幸。
因而, 從法律上關注這類特殊群體, 不僅對其本人, 對
其家庭, 而且對全社會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 法理依據
1. 平等地關懷與尊重
德沃金在其名著《認真地對待權利》一書中寫道:「政府
不僅要關懷和尊重人民, 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這就意
味著政府絕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關心而有權獲得更多的
理由來分配各種利益或機會; 絕不能以某團體中某些公民
〔6〕
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優越或高貴而限制自由。」 據此,
針對社會上同性戀者受侵害、受歧視的現象, 政府應當通過
( )
權力行為 尤其是立法行為 來賦予同性戀者與普通人同樣
( )
的權利, 不能因為同性戀者關於美好生活的概念 性取向
不符合一般人的評判標准就去限制其權利。
然而, 個人利益與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
並非總是一致的, 一般利益的強大, 足以使個人權利的要求
落空。因此, 在判斷個人究竟是否有權利的問題上, 德沃金
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表述:「在對個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
情上, 集體目標已不足以成為否認的理由時, 或對個人所加
的損失或傷害上, 集體目標也不足以成為支持的理由時, 個
〔7〕
人就有權利。」 根據李銀河教授的調查, 人們不接受「同性
戀」的理由無非就是覺得惡心, 覺得這種現象不符合普遍的
( )
道德標准 雖然同性戀與道德無關 。然而, 我們也不得不承
認, 同性戀愛、結婚並沒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 也沒有擾
亂公共秩序, 更不會造成社會風氣的道德淪喪。所以,「集體
( )
目標」所謂的不符合道德標准 也不足以成為否認同性戀
者權利的理由。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一個人的所
作所為不會影響他人的自由, 那麼他便享有這個權利。大多
數人的喜惡不能作為否認個人權利的唯一立法依據……要
認真看待少數人的權利; 只要少數人的同性戀行為不有傷
風化或損害社會秩序, 就應予以寬容與保護, 不訴諸刑法,
〔8〕
輿論上也不予譴責, 生活上不加歧視。」
2. 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則是在古希臘的政治准則中最早
得以表達。古希臘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視為城邦的基本
要素, 並從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揚。所謂「法律之下的自由」就
蘊含著「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義。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認
為, 某些自由是依法律無明文規定而存在的, 人們可自酌而
行之; 英國哲學家密爾在《論自由》中也規定了人類自由的
( ) ( )
三個領域:「 1 良心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2 生活方式的選
擇自由, 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 要求有自由訂自己生
活計劃以順應自己的性格; 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歡的去
( )
做, 當然也不規避會隨來的後果。』3 個人相互間聯合的自
〔9〕
由。」 目前, 我國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對同性戀行為加
以禁止, 從法理的角度來說, 既然法律沒有明文禁止, 同性
戀愛、結婚又屬於公民私權利的范疇, 那麼法律就應當對此
給予寬容、國家權力也不應當不當干涉。
誠然, 法律不禁止的行為, 並非都具有積極的功利意
義; 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為還可能導致消極的後果。但是,
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 有利必有弊, 當利弊發生抗衡時,
立法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兩利相權取其重」, 針對其中的
弊端, 法律也只能盡可能地採取措施予以避免。
三、立法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議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思想的轉變, 同性戀者的法制環
境會越來越好:
首先, 2001 年4 月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頒布了《中國
( )
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准第三版》以下稱《標准》, 其中的
同性戀者已不再歸類為精神病人, 這雖然比美國晚了 28
年, 但畢竟是一種進步。《標准》的頒布不僅顯示了我國對同
性戀有了更為科學的認知, 而且也為我國的司法實踐提供
了科學的理論支持。
其次, 中國的立法通常會比較、考察國外法學界的做
法。目前,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對同性婚姻等問題做出了規
定: 荷蘭《家庭伴侶法》規定, 登記的同性伴侶將會和婚姻中
的夫妻雙方一樣, 在退休金、社會安全保障、繼承和扶養方
面享有同樣的權利; 德國的《生活伴侶登記法》規定, 同性伴
侶也可以在婚姻登記處登記結為「生活伴侶」, 其社會和法
律地位與傳統的異性婚姻類似; 芬蘭的法律規定, 登記注冊
的同性伴侶可獲得部分同合法異性夫妻同等的權利義務關
系。
從嚴格意義上講, 目前只有在荷蘭和比利時承認同性
婚姻, 其他很多國家只是賦予同性伴侶不同程度的權利, 雖
然有些國家的規定已與異性婚姻伴侶的權利十分接近, 但
並沒有使用「婚姻」這一概念。李銀河教授針對同性婚姻的
這一問題曾提出過兩個方案: 一是修改婚姻法的個別字句。
凡是出現「夫妻」兩個字的時候就改成「配偶」, 第一次出現
( )
配偶這個詞的時候加一個括弧 性別不論 。另一個方案是
搞專門的同性婚姻法案。相比較而言, 筆者認為, 第二個方
案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 人類社會從古至今, 都是在男女結合的婚姻制度
下繁衍, 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婚姻」這一概念逐漸淡化了
宗教色彩, 但是, 世界各國無論信仰如何, 都沒有改變一男
一女結合的婚姻定義。對於我國這樣一個傳統思想根深蒂
固的國家而言, 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還不能接受同性婚姻這
一現象, 如果國家強制用一部《婚姻法》來同時調整同性婚
姻與異性婚姻, 勢必導致絕大多數人的抵制。所以, 從我國
的文化土壤出發, 在大多數人還未接受同性戀現象之前, 不
宜用婚姻法來調整同性伴侶之間的關系。
其次,《婚姻法》中的某些權利義務也是不宜賦予同性
伴侶的,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有關「收養子女」的規定。筆者
認為, 同性家庭對子女的成長極為不利。曾有研究結果表
明: 同性戀者主要受童年環境、青春期經歷、環境因素等方
面的影響而造成性取向出現偏差。長期與同性戀者親密相
處的子女, 其身體、情緒必將受到嚴重影響, 這些子女甚至
會認為同性戀是很正常的現象, 久而久之, 這些本不該具有
同性戀傾向的人便成為又一批同性戀者。此外, 在目前的社
會背景下, 由於主流文化對同性戀仍然持排斥態度, 而這種
排斥或多或少地會影響到子女, 使這些子女在受教育、就業
等方面受到歧視。這些歧視對子女自身而言, 將會造成其人
生觀、價值觀的扭曲, 對社會而言, 便造成了犯罪、社會秩序
混亂的根源之一。
綜上所述, 國家應權衡各方面的利弊關系, 本著對「同
性戀者的權益」採取「不歧視更不提倡」的態度, 制定專門的
《反歧視法》, 其內容至少應當包括: 第一, 明確《婚姻法》中
的有關規定不適用於同性伴侶之間, 除非《反歧視法》有明
確規定; 至於同性婚姻, 該法也應設置專門的「婚姻篇」, 規
定同性伴侶在結婚、離婚、財產等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 第
二, 設置專門的「人格篇」, 明確規定同性戀者的人格不受歧
視、個人隱私受保護等權利, 具體地來說, 也即同性戀者有
權同普通人一樣, 公平地獲得學習、勞動就業、參加社會活
動等權利。禁止任何單位、組織、個人以任何方式對同性戀
者進行侮辱; 各類傳播媒體不得惡意披露某同性戀者以及
其他可能推斷出該同性戀者的資料; 第三, 由於同性戀畢竟
不是婚戀關系的常態, 所以, 從人類繁衍、社會發展的長遠
利益出發, 國家應在此法中設置專門的「防治篇」, 明確規定
對於自願治療的同性戀者, 有關衛生部門應給予一定的優
惠; 有關單位特別是學校、軍隊、監管場所等也應加強防治、
宣傳措施, 從源頭上盡可能減少同性戀者的人數。至於現實
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同性性犯罪無法可依的情況, 立法機關
應出台相應的刑法解釋。對於此,《反歧視法》沒有必要設置
專門的一篇來調整, 原因在於該法僅是規定同性戀者的民
事權利義務, 並不涉及刑罰領域, 而且如果在該法中規定刑
事責任, 勢必削弱刑罰的統一性和威懾性。
[參 考 文 獻]
〔1〕李慧波. 國外同性戀者生存狀態和法律地位〔〕. 電
J
( )
腦校園, 2001 4 .
〔2〕何東平. 同性婚姻合理性的研究〔〕. 樂山師范學院
J
( )
學報, 2005 8 .
〔3〕劉達臨. 中國當代性文化〔 〕.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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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1995: 113.
〔4〕李銀河. 同性戀亞文化〔 〕. 北京: 中國友誼出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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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02.
〔5〕王延光. 同性戀與艾滋病預防對策〔〕. 浙江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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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1 .
〔6〕 . , ,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 1978, 272.
U niversity Press page
〔7〕同上, 298.
page
〔8〕黨永輝, 等. 芻議中國同性戀的立法〔〕. 中國性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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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005 9 .
〔9〕王人博, 程燎原. 權利及其救濟〔 〕. 濟南: 山東人
M
民出版社, 1998: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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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我們學校老師要求我們寫一篇對婚姻法的看法的論文 2000字左右，自此小弟懇求各位大俠幫忙，謝謝

希望對你有幫助
有關我國《婚姻法》中損害賠償制度的幾點看法

內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確定了離婚過錯損害賠償制度，使法律對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更進一步，使司法機關對相關案件進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據，使我國婚姻家庭立法有了進一步的完善。但是該制度在實踐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使得對婚姻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顯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構建基礎，確立的意義，損害賠償的要件，適用條件，賠償義務主體的范圍，以及實際操作中的歸責原則等問題進行了論述和探討，並提出了一些現實存在的問題及自己的看法與建議。
關鍵詞： 婚姻的契約本質 損害賠償 婚內損害賠償 舉證責任
（一）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源於民法上的侵權損害賠償。對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責任，依照侵害名譽權的法律處理。也有觀點認為應將破壞婚姻關系認定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責任，實行精神損害賠償。
本文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在於婚姻的契約本質。
長期以來，我國並沒有採用婚姻契約理論，傳統認為「婚姻是男女雙方精神上的結合」，「愛情是不應該用金錢來衡量的」，更有反對確立婚姻損害賠償的人士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了婚姻的倫理本質，並使婚姻關系商業化，法律解決道德的問題是不妥當的等等。總之，這是因為對婚姻的本質存在不同看法而導致的不同結論。婚姻是男女雙方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結成的以人身和財產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種民事契約。就是說，婚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而契約不僅強調權利，更強調自由。因此，我們可以說，婚姻意味著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據就是契約自由，包括結婚自由與離婚自由。我國採取結婚登記主義，這說明，婚姻契約的締結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進行。它的內容就是夫妻雙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權利和各自所應履行的婚姻義務。這種權利義務包含了人身和財產兩個方面；而且婚姻當事人可以選擇離婚來解除這種權利義務，即婚姻契約的解除。以上內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約本質。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就是從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來反映婚姻的「契約」本質的。我國修改前的婚姻法並無離婚損害賠償制度。而國外立法卻早在幾百年前就確立了這項制度。如1791年法國《憲法》、法國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確立了這項制度。
婚姻的「契約」本質在我國長期受到禁錮，在封建社會，夫妻雙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極不平等，婦女的地位極其低下。長期以來，人們似乎承認婚姻是一種契約，彷彿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種可恥的交易。所以應當說，這種理念迴避了婚姻關系的本來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則的貫徹和實現。所以婦女在婚姻關系中基本沒有什麼合法權益，當婚姻關系破裂時，更談不上合法權益的保障。近年來，隨著民眾「契約」理念的漸趨深入，有關婚姻本質的認識也越來越明晰。並且，這種認識已經反映到婚姻立法上來。我國現行的婚姻法正是基於婚姻的契約本質而確立了損害賠償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過錯方已經嚴重違反了婚姻契約之義務，理應承擔損害賠償之責任。
（二） 《婚姻法》確立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
2001年，我國《婚姻法》確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
（1）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目前社會形勢下保護婚姻一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有利於警示、懲罰重婚，姘居，通姦，婚外戀，家庭暴力等過錯當事人的行為。
（2）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在人們對包二奶，通姦，姘居等行為日漸麻木漠然 ，社會風氣日漸淪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來提高道德的認識是必要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樹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之一，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4）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實現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從以往的司法實踐看，由於我國原婚姻法沒有規定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財產時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來操作。但是在財產很少甚至沒有財產的情況下，該照顧原則根本無法適用，無法給予無過錯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護；同時使違法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和制裁。因此，讓司法有法必依，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確至關重要。
有反對該項制度建立者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婚姻的倫理本質，而懲罰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問題不能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並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隱私，捉姦成風的不良風氣，司法介入婚姻過錯的調查，取證困難，訴訟成本高，操作難等等。筆者認為，婚姻關系是建立在夫妻雙方感情的基礎上的，但婚姻關系的維護除了需要感情的積極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倫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確實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國採用結婚登記主義，婚姻這項契約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締結。它不僅關繫到當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會利益，理應受法律的嚴格保護。調查難，訴訟成本高不能成為反對立法的理由。三峽大壩水利工程難、成本高，為什麼國家還要建設？因為它建成後的社會效益可觀。那麼建立婚姻法上的損害賠償，其社會效益，也具有長遠的精神效益！
（三） 損害賠償的要件
根據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有以下幾點：
行為人具有主觀上的過錯。這是損害賠償的主觀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觀有過錯。如果行為人主觀上無過錯，則不承擔賠償責任。
行為具有違法性。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行為要件，即過錯方的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規定或婚姻契約對婚姻義務的要求。
請求權人有受損害的事實。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後果要件，即享有請求權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具有損害事實，包括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事實上，也只有當無過錯一方有損害事實時，才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需要強調和補充的是：通說精神損害賠償要有精神損害的事實。因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實狀態表現出來更難。在學理上為了解決精神損害存在的客觀性，有學者和實務者將精神損害分為「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和「證實的精神損害」。所謂「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又稱「形式上的精神損害」，只要受害人有舉證侵害人的侵權行為明確存在的表現形式，依一般的認識水平，相信受害人確實存在遭受精神損害的事實，法律則推定這個損害的真實性。所謂「證實的精神損害」也稱「實證的精神損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損害的真實性，受害人必須舉出證據加以證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體上，精神上受到損害。筆者認為：通說要件所述的精神損害的事實應理解為是「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損害而無須再輔以證據加以證明。
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具有因果關系。這是損害賠償的因果關系要件，即違法行為與無過錯一方的損害事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四） 損害賠償的適用條件
文中在闡述中一直強調婚姻的損害賠償，而非離婚的損害賠償。這正是本文的重要觀點之一——確立獨立的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支持婚內損害賠償。
《婚姻法》第46條適用的條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這應該理解為對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提起確定了一個前提條件吧?
那麼，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不要求離婚就不能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么？難道說無過錯方要想得到賠償就必須以離婚為代價么？筆者認為，這種規定，無疑使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形成了一種「強行配售關系」，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想主張損害賠償，那麼離婚便成為了一種「強制搭配品」，否則損害賠償就無從提起。然而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兩種本質截然不同的權利。離婚請求權是基於婚姻關系的破裂而主張夫妻關系的解除，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基於違背婚姻法所規定的義務的違法行為而主張受損權益的法律保護。因此，應將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作為一項獨立的請求權，取消以離婚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內損害賠償的請求。也許有人認為這種賠償沒有什麼意義？判來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財產。但筆者認為，這樣界定是有意義的。它可以整體提高人們對家庭、對婚姻義務的重視，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對有過錯一方進行懲罰和教育，即體現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於過錯方悔悟，使其「回頭是岸」，促進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如果一定要以離婚為代價，對無過錯一方也是不公平的。並且對於這種因婚內賠償無過錯方所取得的財產或財產權利亦應認定為其個人財產。家庭是社會的組成細胞，其穩定與否，在一定因素上關繫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如果確立這種獨立的賠償請求權，從長遠的角度看，其社會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觀的。
（五） 損害賠償義務主體范圍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條，在責任主體上界定模糊。從條文分析，損害賠償義務人限制在夫妻雙方的范圍之內，這使得受害人在權利保護上受到影響。實際上，是免除了有過錯的第三方的連帶責任。無過錯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張賠償呢？筆者認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對現行法律保護的婚姻制度的破壞，同其他的違法行為的本質是相同的，而不僅僅只是道德問題，法律必須做出否定的評價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為配偶一方與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姦是嚴重的違法行為，過錯方有錯的同時，第三者也大都有過錯，理應承擔賠償責任。不過，無過錯方不應在離婚訴訟中向第三者主張權利而應另行提起侵權之訴；如果像本文第四點所述的，允許婚內賠償的話，無過錯方則可以以有過錯的配偶和第三人為共同侵權人提起侵權之訴。有的專家、學者稱「懲罰第三者有可能導致捉姦成風，司法上難以操作。」筆者認為：只要第三人插足於他人家庭並有重大過錯，如重婚、姘居、長期通姦，及導致他人離婚的就應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亦不免除其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追究第三人責任體現了一種立法價值取向，維護公序良俗。當由道德約束的問題超越了社會文明的底線，則需要法律來維持它的正義和標准。如果法律對第三者的重大過錯視而不管，僅對離婚過錯方進行懲罰，將達不到法律所預期的預防，警示及教育，懲戒作用。而且設立向婚姻損害第三方主張損害賠償的制度也是多數國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損害賠償制度在舉證責任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有權主張損害賠償的是「無過錯方」。其意味著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制度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以過錯為歸責的最終要件。這樣舉證的責任就落在了無過錯的受害一方。在單純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情形下，對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者要求其承擔舉證責任，對這一證據的採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領域存有相當的難度。《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為若干解釋）第二條規定：「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權利主張者如何來證明配偶與婚外異性該種關系的持續性、穩定性呢？有些權利主張者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僱傭私家偵探或乾脆自己充當起私家偵探的角色，期望藉助這些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權利請求。但往往會由於收集證據材料及運用證據不當而引發權益之間的沖突。譬如，將捉姦照公布於眾，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將同居的事實大肆渲染，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名譽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等等。當然，有相當一部分權利主張者根本無法提供此方面的證據材料。在種種狀況下，一味地實行誰主張誰舉證，便可能導致該種局面：由於證據的不足或缺乏證據，權利主張方的請求權實現不了，應承擔責任的一方則可逃脫法律的懲處。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權的事實卻苦於證據的缺乏而無法對被侵犯的民事權益給予相應的民事救濟。在該種局面下，損害賠償制度確立的立法價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盪然無存。
筆者認為：適當適時適地地採用過錯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會加大受害方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如果可以這樣操作，那麼有相當一些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們主張，無過錯責任或者特殊侵權場合，我國民法應借鑒法國的經驗，侵權人侵害自然人物質性人格權，無論侵權人有無過錯，均應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質性人格權遭受侵害，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場合，可以適用過錯責任，也可以適用無過錯責任。正由於過錯推定是從保護受害人利益考慮而產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對受害人提供救濟， 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也應該將過錯推定原則引入到婚姻家庭領域中的損害賠償制度中。例如在重婚、與婚外異性同居等情況下，無過錯方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應採用過錯推定的原則，由過錯方對其對精神損害的後果沒有過錯進行舉證。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視婚姻僅為民事契約」， 確立婚姻法的損害賠償制度源於婚姻的「契約」本質，更何況婚姻家庭關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濃厚的民事法律關系，它具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性，復雜性，會使婚姻家庭領域隨時可能出現法律所預料未及的新情況、新問題。過錯推定原則也會有助於對此類婚姻家庭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整。同時，也加大了對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綜合前六方面的論述，筆者在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議：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源於婚姻的「契約」本質；確立這項制度是我國目前婚姻家庭觀念「世風日下」，恢復道德倫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對於婚姻法中的精神損害應理解為「名義的精神損害」為宜；損害賠償不應局限在離婚條件之下，亦應及於婚姻持續的過程中；損害賠償的義務人應包括有過錯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權利主張者以何名義訴之在所不問）；適當適時適地的採用過錯推定原則來加大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參考文獻：
（1）王利明 主編 《民法侵權行為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編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4）李銀河 馬憶男 主編《婚姻法修改論爭》光明日報出版社
（5）關今華 主編 《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與評算》
（6）楊遂全《新婚姻家庭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7）楊大文主編：《親屬法》，法律出版社
（8）李紹章：《點評新婚姻法》

❸ 從一夫多妻制變為一夫一妻制的原因，最好詳細點的

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原因)發展：
一夫一妻制制度產生於原始社會的末期，它是財產私有制和階級不平等的產物。恩格斯曾經深刻的指出：「一夫一妻制的產生是由於大量的財富集中於一個人的手中，而且這一財富必須傳給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傳給其他任何的子女。為此，就必須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這種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就沒有妨礙到丈夫公開的或者是秘密的多偶制。」從奴隸社會開始，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法律上雖然確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制度，但是，剝削階級中的男性卻可以憑借財產和權勢，過著多妻的生活。中國古代的多妻制是以納妾為主的形式。其他的許多國家也各自有其自己的特點多妻制。 
一夫一妻制存在的必要性：
一夫一妻制歷來是我國婚姻法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自建國以來我國對婚姻法進行了多次的修改，可見國家對婚姻法的重視程度。這與婚姻法的立法地位及其對普天下百姓的無所不在的影響力有著很大的關系，那麼作為婚姻法中最基本的原則之一的「一夫一妻制原則」則又成為重中之重。它的存在對婚姻法的執行，力度，方向，策略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一個妻子一個丈夫的婚姻制度是我國現行婚姻法的規定。在我國古代就曾經經歷了亂婚，群婚，一夫多妻等多種婚姻結構形式。在建國後一個丈夫和一個妻子的結合形式被確定了下來，從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演變來看，這是婚姻制度上的一個進步，一個核心，一個立足點。現行婚姻法對一夫一妻制的結合形式使他們擁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如夫妻雙方都有自己的姓名權，可以有自己獨立的姓氏。這在我國婚姻法第10條中可以體現：夫妻雙方可以有獨立的姓氏。
2、在一夫一妻制中，夫妻兩方的結合必須是雙方自願的結合，是不被別人所強迫的，丈夫和妻子自由的結合在一起。這是現代婚姻法所賜予的夫妻雙方的最基本的權利。但是在古代，婚姻的締結是由父母包辦的。當事人則只能安心順從。在古代所僅有的那一點夫妻之愛，並不是主觀的愛，而是客觀的義務。現代法律中的一夫一妻制原則要求雙方要有深厚的感情基礎，相互忠誠。一夫一妻是雙方彼此的相互深愛對方。
參考書目：
［1］巫昌禎主編：《婚姻與繼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楊大文主編：《婚姻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3］任國鈞著：《婚姻法通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以上供參考。

❹ 70年代末法定男女結婚年齡是幾歲

男20歲、女18歲
1950年《婚姻法》男20歲、女18歲,80年代改為男22歲、女20歲

http://www.xmtv.com.cn/news/article/news_wz/529.htm
當時中共中央成立一個修改《婚姻法》領導小組，由康克清任組長，另外找了各有關單位的領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解放軍總政、民政部、國家民委、團中央、總工會等。這些領導參加領導小組，楊大文在辦公室做具體工作。起草工作於1978年底開始，匯集了數百位專家開展工作，新《婚姻法》在1980年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通過，從此取代了1950年《婚姻法》。

和1950年《婚姻法》相比較，1980年新《婚姻法》在原則部分增加了實行計劃生育和保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內容，對結婚條件做了若干修改，把法定結婚年齡從1950年《婚姻法》的男20歲、女18歲改成男22歲、女20歲，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結婚的規定。1980年《婚姻法》還擴大了對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調整，將親屬關系的調整范圍擴大到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孫子女(外孫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間。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1980年《婚姻法》對離婚的法定理由做了一個實體性的規定。這是一個新突破。1950年《婚姻法》對離婚只有一個程序性的規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離婚，可以由區人民政府調解，如果調解無效，可以起訴到基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決。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一個實體性規定：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這一條款在起草時，成為爭議最大的一條。有的專家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但也有人認為，應該忠於愛情，不能輕易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