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消費者合同法
❶ 中日商法 比較
日本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最新修改案之特點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為了進一步確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機制的實效性，於2001年底進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進一步強化監事（會）機能，緩和董事責任減輕的要件以及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內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對我國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機制；修改動態 日本商法（以下簡稱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的最新修改案已於2001年12月12日作為法律第149號正式頒布，並於2002年5月1日起施行。這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確保公司治理機制的實效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監事機能的強化；二是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三是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 具體講，強化監事機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②監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長為四年（商法第273條第1款）；③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條之3之2）；④公司外監事人數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嚴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⑤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監事對公司的損害賠償責任新設了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條第7款～23款，第280條）。作為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①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30日變為60日（商法第267條第3款）；②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可以和解作了明確規定（商法第268條第4—7款）；③對公司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參加訴訟的申請規定了監事的同意權（商法第268條第8款）。 一、監事機能的強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修改前的商法規定，「監事可以出席董事會，並陳述其意見」（修改前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根據這一規定，一般認為，監事作為負有監查公司業務執行義務和善管注意義務者，自然負有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這一義務明確化，將第260條之3第1款修改為「監事應當出席董事會，並認為有必要時應當陳述意見」。以此進一步明確監事的責任，從而保證公司業務執行的公正有效。 監事無正當理由不履行這一義務時，作為違反善管注意義務者須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損失，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商法第277條、280條、266條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實現了此項職權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規定了監事在股東大會就其選任或解任陳述意見的權利。這一規定也是為了明確和加強監事的地位而採取的措施。但為了防止監事的辭任是由董事強制所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增加新條款明確規定，「辭任監事者，可出席辭任後第一次召集的股東大會，並陳述其辭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條之3之2第1款）。並且為了使辭任監事確保這一機會，商法進一步規定，公司應當向辭任監事通知召集股東大會的意旨①（同條第2款）。當然，其他監事同樣可以陳述意見（同條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長了監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監事即獨立監事的人數，並對獨立監事的要件作了嚴格的規定。修改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3年，此次修改將監事的任期延長為4年②（商法第273條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兩年，1993年商法修改將這一任期 由兩年延長為3年，此次修改又從3年延長為4年。這一連貫措施旨在不斷加強監事的身份保障，進一步確保監事實施監督的實效性。具體講，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規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監事中，1人以上應當是就任前五年間未擔任過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強化監事相對於董事會的獨立性，加強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行的機能，將獨立監事的人數由原來的1人以上增加為監事總數的半數以上，並且將獨立監事的要件由原來的「就任前五年間」修改為單純的「就任前」，實現了要件的嚴格化。 最後，此次商法修改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修改前商法只設對會計監察人的選任，賦予監事會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即「董事向股東大會提交選任會計監察人的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條第2款），「監事會可通過其決議，請求董事將會計監察人的選任作為股東大會的議題，也可通過其決議提出選任會計監察人議案」（同條第3款）。而對監事的選任只規定監事可在股東大會就此陳述意見（商法第275條之3）。 為了防止董事隨意進行監事的人事安排，從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有必要對監事的選任事項採取同會計監察人選任相同的法律規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准用上述有關會計監察人選任之規定的辦法，就監事的選任事項同樣賦予監事會同意權和議題等的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④ 二、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 日本現行商法規定，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需要全體股東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5款）。這樣一來，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況下，實際上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幾乎等於不可能。但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許多情況下需要企業的經營者冒著一定的風險作出大膽的經營判斷。可是，按照商法的規定，事後經營者只要有輕微的過失行為，須承擔高額的損害賠償責任。經營者考慮到這種後果，必然不敢大膽經營，這對企業經營是很不利的。 為了解決這一現實的矛盾，日本商法通過增加條款的辦法，從兩個方面採取了適當減輕董事等責任的態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規定，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只要是善意的，且無重大過失，就以從該董事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中扣除該董事四年的報酬額後所剩額度為限度，可以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或基於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決議免除其責任（商法第226條第7～18款）。另一方面，考慮到公司外董事即獨立董事①所具有的優勢，為了使公司較容易地確保經營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可以通過章程規定同獨立董事締結以該董事不承擔雙方提前約定的金額以外的責任為內容的契約（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適當減輕董事責任外，還規定可通過董事會決議減輕董事責任。這是因為在由眾多股東組成的股份公司中，僅僅為了免除董事的責任而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從費用和召集程序兩方面考慮都是相當困難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東大會來作出決議，董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到底能否免除將處於長期的不明確狀態之中，這對公司的經營極為不利，甚至會嚴重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所以，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狀況，建立通過隨時可以召集的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說，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實質上是根據股東的授權（因為章程變更需股東大會特別決議），由經營專家董事構成的合議體組織即董事會，從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董事的經營判斷是否妥當合理的角度，對該董事是否應該免除其責任首先作出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為上述董事責任免除制度的擔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強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對提出的相關議案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7～11款）。同樣，通過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首先必須對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規定。為此需向股東大會提交的公司章程變更議案，以及向董事會提交的相關決議議案，在正式提出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獨立董事締結旨在減輕其責任的契約時，對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規定。為此，向股東大會提交公司章程變更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時，應當在股東大會上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7～11款）。由董事會對董事責任作出免除決議後，除上述事項外，還要公告或通知股東若對免除有異議可在一定期限（不低於一個月）內提出的宗旨。並且，如果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的3% 以上的股東提出異議時，董事會不得通過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規定，獨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締結的契約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後，在最初召集的股東大會上也應當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三、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規定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一項股東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重要制度，近年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使此項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據日本司法實踐經驗以及商法學的理性思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隨著企業經營活動的日趨國際化和多樣化，經營者的經營判斷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專業化。因此，為了使受理了股東請求並代表公司通過訴訟追究董事責任的監事，有足夠的時間對日益復雜化和高度專業化的董事的經營活動作出慎重判斷，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原來的30日延長為60日，即明確規定，公司自股東提出請求之日起6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提出請求的股東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訴訟（商法第267條第3款）。 另外，根據現行商法的規定，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訴訟案件正在審理之中時，股東或公司可以請求參加該訴訟（商法第268條第2款），但作為公司了解訴訟審理的機會，現行商法只規定了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向公司告知訴訟的義務（日本商法第268條第3款）。為了進一步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能夠建立公司提起訴訟時的股東以及股東代表提起訴訟時的其他股東都能及時准確地了解訴訟審理情況的知情機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受到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時，應當對此進行公告或通知股東。即將訴訟進行公告或向股東發出通知規定為公司的義務（商法第268條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沒有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主要指股東代表訴訟）能否和解作出規定。所以，這種訴訟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並且持否定態度的觀點較有力。而在現實的法院審判中，作為迅速且恰當的糾紛解決手段，也有訴訟和解的情況。但對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釋上的異議。此次商法修改大膽地排除了這種解釋上的異議，認為從正面認可訴訟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東的利益，也對降低訴訟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確規定，在嚴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東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條件下，訴訟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條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繼《合同法》之後，物權法、民法典的制定成為我國今後民事立法的目標。當前，有 學者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綱已經提出。然而，面對我國民商事立法的現 狀，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須對民法與商法的立法模式進行嚴謹的理論梳理、論證和整 體立法規劃，否則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會產生其應有的影響和作用，反而會反映出我國 民商法學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負了新時
一、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與立法實踐回顧
「如果將民商關系立法體例作為一個理論范疇，則該范疇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對 參照系統，事實地僅以大陸法系近代以來的立法為限。」(註：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與理念的商法》，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大陸法系各國關於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體例，即民商合一體例與民商分立體例。所謂民商合一體例，是 指「將民事商事統一立法，不設民商之區別，關於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單行法規頒行之體例」，(註：有學者認為，在法源形式上除無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時又有大量商事單行法的立法體例為「分」、「合」折衷體制，其與民商合一體 制不同，參見上書，第114頁。)此以瑞士、俄羅斯為代表。(註：張國鍵：《商事法論 》，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所謂民商分立體制是指將民事與商事分別立法 ，於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與商法法典各自獨立存在之體制，(注 ：張國鍵：《商事法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此體例以德國、法國為 代表。
由於傳統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 近代意義上私法性質的民法與商法，因而我國學者對民商立法體例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時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國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經過兩次商法大會的 召開，最終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致流產。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法作為一個部門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體例 問題也無從作為法學研究中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商法學的研究逐步復興，尤 其是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目標確立以後，民商法學者對民商 立法體例問題又投以了關注。其中主張民商合一的學者，依據的理由大致有：1.現在社 會已不存在獨立的商人階層，商事活動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般民事活動，區分民法與商法 實無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國和德國，由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內容，其商法典已經支離破碎，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民商合一已成為發展 趨勢。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也難以確立劃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的嚴格界限，民 法典與商法典的並存會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和混亂。4.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民法的含義 得以豐富與擴充。5.主張民商分立將會使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得以繼續。6.主張民商分立 不利於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統一規范。7.主張民商分立制定單獨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實務、理論觀念和法律文化傳統上都不具備響應的條件，故不可取。(註：以上內容 參見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 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魏振瀛、錢強波：「市場經濟與民法觀念」，《中外法學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偶有個別學者主張制定商法典，實行民商分立立法體例。(註：梁慧星：《民法總論》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頁。)其所依據的理由概括如下：1.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 中國商品經濟的萌芽到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的進程看，民商分立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從我國現實的立法狀況來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於民法與商法的發 展，從而能早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3.從商法的性質、商事交 易關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徵及民商分立法體例的歷史和發展看，應采民商分立立法體例 。4.「民商分立」立法體例最有利於表現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 區別，並在立法形式上真實的再現民商法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從而作到了形式與實際的 統一。5.「民商分立」不僅是人們對經濟活動，尤其是對經營活動的規律、特點在理性 基礎上更深刻認識的結果，而且是法律技術和方法完善的標志之一。6.商品經濟關系的 形成是商法產生的物質條件，而商品經濟的獨立存在和發展，則是構成獨立商法體系的 客觀基礎。(註：以上內容參見如下論文：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劉凱湘：「論商法 的性質、依據和特徵」，《現代法學》，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國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研究現狀反思
(一)民商立法體例並不僅僅是一個立法技術問題
民商立法體例問題至少涉及如下重要問題：
1.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是民商立法體例的深層次邏輯問題 。民法與商法同源，即其兩者均根源於商品經濟，但卻不同體，兩者在調整對象、調整 方法、追求的價值取向、具體的法律制度、立法技術上都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對民法與 商法的關系認識直接影響著對民商立法體例所持有的主張，對此已有學者注意到，並以 此作為研究的基點。(註：見劉凱湘、徐學鹿文。)今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應結 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2.經濟、政治體制問題。民法是簡單商品經濟的產物，其具體制度體現出濃厚的家庭 倫理道德價值取向；而商法則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只有當商品經濟關系達到比較發達或 相當發達的程度時才具備了醞釀獨立商法的溫床)，因而商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出追求效 率、營利的價值取向。在建立和發展我國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體例問題必 然要以促進、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核心導向(如為市場經濟塑造合格的市 場主體，引導、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並進而推動以適應根深蒂固的小農經 濟、自然經濟的政治制度向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政治體制的徹頭徹尾的根本性轉變，也 就是說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與我國經濟政治轉型有互動作用。可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 擇問題與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有重大關系。
3.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近幾年現代「新儒家」、本土資源論(後現代)、「現代 化」論在我國學術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時代課題，這一時代課題 涉及我國上層建築領域的各個方面，這自然也會體現在法學的研究中。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問題正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時代課題在民法學研究中的反映。對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從一個側面反映著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輕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傳統，商人無應有的社會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規則及應有的秩序更是無 從形成，而這些都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很明顯，選擇民商合一的體制 (包括有學者所稱的「合一折衷」的體制)，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均體現出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這對市場經濟所需求的商事主體的形成不能說是促動，甚至還可 能是阻礙。相反，選擇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能夠從制度上促動輕商抑商的法律傳統文 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人們的法律意識、觀念由表層向深層推進的流變過程，此乃民商 法現代化的外源性模式。(註：公丕翔：《法制現代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頁。)
(二)民商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從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積累過程。在研究過 程中，除階級分析的方法外，法學家只能也必須藉助於實證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采 用，為我國的立法、司法及執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論、基本知識的清楚解釋， 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生活的需求與我國的法制狀況。但正如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 所言：「實證主義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的趨勢，則使我們 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產生了一定的誤識」，(註：[美]E·博登 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頁。)實證主義有其只注重實證研究，如注重具體制度研究和法條解釋，不重價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這是民法學進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礙，因為「一個好的部門法學家，都因 該具有法哲學的思維」(註：朱景文：「法理學向何處去專題討論會紀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頁。)而「民法法系對於哲學影響則格外開放」。(註：[美]艾倫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頁。)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們當代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取得了從無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國的民商法研究迄今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對羅馬法及羅馬法以來的外國民 法制度、舊中國民法制度及其理論學說的闡釋和評註上面。(註：徐元州：「論民法的 革命」，《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38頁。)這在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問題上則表 現為，在總體上不能突破清末與國民黨時期的研究成果，(註：徐學鹿：「論我國商法 的現代化」，《山東法學》，1999年第2期，第39頁。)這種現象發人深省。
三、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民商分立
(一)從典型案例的實證分析論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現象自1995年出現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法學界對「王 海」現象的論爭
❷ 中日企業文化對比研究
樓主你好！
一、企業的義務
在中國，企業一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准登記成立，領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即具法人資格，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須承擔相應的義務。（1）企業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保護國家財產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並使之增值，自負盈虧；完成國家規定的社會公益目標或者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保障國家固定資產的正常維修、改進和更新設備；依法上交利潤和交綱稅金；遵守有關財務、勞動工資及物價管理等方面的規定，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2）企業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保證產品和服務質量、對消費者和用戶負責；搞好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講求社會效益和環境經濟效益。（3）企業對職工應盡的義務：維護生產秩序，搞好勞保工作；改善職工的生活條件；加強政治思想、法制、國防、科學文化教育和業務培訓，提高職工隊伍的素質；支持和獎勵職工的科研、發明、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依法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
在日本，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在享受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同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一般地，企業法中多以扶持、鼓勵企業的發展為內容；而在民法等中則有罰則的規定。企業除了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納稅義務外，根據不同的情況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近來年圍繞公害、環境污梁和物價濫漲以及石油危機等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企業的社會性責任的主張。就法律上的企業責任而言，主要有：（1）企業的民事責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責任，如侵權行為責任或合同責任；商法中的民事責任；公司法中關於經營者的民事責任；經濟法中的民事責任等。（2）企業的行政責任。如商法規定行政機關對企業干預時可採取向法律提出請求，法院依據該請求發出解散令。（3）企業的刑事責任。如商法中對經濟管理人員的罰則，發起人、董事等的特別瀆職罪（商法第486條）、超量發行罪（商法第492條）等等。
二、完善企業管理體制的措施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2條的規定：「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國家經濟機關通過對廠長的委派來實施對企業生產行政工作的管理。澤良雄指出：「對企業的國家管理，是以國家的權力，全面地限制（或約束）私人企業活動，從而使其服從於國家一定目的所採取的企業約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企業曾實行國有化或對企業設備徵用。而以後則以綜合性的限制來實施國家的管理，以保證經濟的順利發展。戰後，日本的企業在實現經濟管理現代化過程中，為了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普遍實行了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採取了分權經營原則，即大企業將經營權層層「下放」，賦予基層企業以一定的主動權，以期實現經營的靈活性和主動性。
日本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具體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來實現：（1）自由控制（2）國家統制（3）官民協調
三、企業經營活動的約束措施
中國目前雖然沒有一部統一的禁止壟斷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從現有的法律來看，對不正當競爭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規定，並將逐步完善起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的相繼頒布實施，還有一系列合同條例及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另外，《商標法》、《專利法》及有關廣告、物價、衛生等管理條例都對不正當競爭、壟斷性聯合、不正當的經營活動作了限制性的規定。
被稱之為日本經濟憲法的《禁止壟斷法》頒布於1947年，它在日本的經濟法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戰後，美國認為以四大家族血緣關系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通過控股公司等各種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業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經濟基礎，因而採取了解散財閥的措施。
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❸ 急求大學生對思修課的意見和建議
大學生思修課心得體會【1】
人生在世，立世之本，是財富，名利，權利，還是······
人，一撇一捺。一撇是品德,一捺是知識,德才兼備，才能頂天立地。一撇是揚，一捺是抑;一撇是陽，一捺是陰;一撇是進，一捺是退做人的藝術，全在一撇一捺中。簡單的事情，需要深刻化;復雜的事情，需要簡單化。要想做一個簡單的人，就要明白一撇一捺的道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傳而不習乎?」在思修結課後，我深深地感悟到思修課是一門融匯了法律、個人修養、人生、國家、道德等知識的人文藝術學科，在這里，我邂逅了眾多的道德仁義。思修課，是知識的天地，在這里我自由的翱翔，貪婪地吮吸著殘留古人筆墨之香的空氣;在這里我自由地翔游，吐納著融合了當今知識之精髓的水。
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不僅要有健全的法律體系，還要至死不渝地守護著它，捍衛它。否則，制定的法律只能是一紙白書。思修則作為一個載體，一種平台向未來將去往社會各個階層的大學生輸入基礎性的知識。讓法律、個人修養、人生、國家、道德等方面知識，和基本的道理深入人心。
在法律大講台，思修課本猶如大-法官沉默著，卻控制著整個課堂。思修老師就像律師為我們講述商業法、行政法······《民法》包括《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商業法》，建立這些法律的目的是調整商業經濟關系，維護勞動人民的基本權利，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真正落實。為了明確行政管理者的職責，我國成立了《行政法》來調整行政管理關系，行政法制監督關系，行政救濟關系和內部行政關系。思修教師在課堂上講解有關法律道德的典型案例，故事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在眾說紛紜時，誰又能保持清醒的頭腦，用理性的聲音去詮釋對錯。此時此刻，不正是法律施展才華的時候?只有法律的公平公正公開才足以讓人們信服。在課堂上，我們才知道法律一直在我們身邊。從此，法律的身影在我的世界日益清晰。在思修課上，老師不斷強調：你們早已不是孩童，你們要為打翻的牛奶負責。至今，這句話還縈繞在我的耳邊。我不會忘記，不管是現在，過去還是未來。
法律的條條框框，公正無私，讓我們對法律的禁區產生了敬畏。法無兒戲，違法必究，執法必嚴，一直在耳邊響起，從未間斷過。這對我們大一新生在以後的行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同時鞭策著我們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思修課上不僅有法律常識，也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我國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思修課讓理科生從高中那幾乎隔絕社會的教育模式中脫離出來，融入到了小社會之中。思修將政治知識不斷地輸入到理科生的大腦中，使原本空空盪盪的大腦，裝下了一個偌大的政治體制。也正是這種互動讓大學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關注國家大事，它彌補了應試教育的某些不足。在法律和國家政體之間饕餮之後，便旅行到了道德之林。在這里漫步可以感受到剛正不阿的性格，兢兢業業工作的態度。
古人雲：「做人難」，於是古人十分注重對自我身心的鍛造，把做人作為萬事之首，強調修身的重要性。顧炎武曾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赤誠的愛國之心，簡單的言語闡述了平民對國家應有的擔當。責任與義務是統一的，每個中華兒女應當永懷愛國之心，並為之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我們應該理性-愛國，而不是像在中日釣-魚-島事件時期盲目的「愛國」，將愛國行為變成暴-力的搶砸。盲目的暴-力不是愛國，愛國是理性地為國家爭取權利。在道德之林中愛國之樹久經風雨，卻萬古長青。諸葛亮為蜀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待事情一絲不苟。
十大感動中國人物中的袁隆平，數十年如一日的忙碌在田野之上，投身在實踐中，他們的愛崗敬業感動了中國，鼓舞了中國人。鄉村教師、郵件投遞員終其一生，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自始自終熱愛著自己的工作。創造一段又一段的感人事跡。如果思想一成不變，那麼生活就成了一潭死水。
人生之路漫長，需要我們用一輩子來經歷。思修課結束了，但是生活還在繼續，我們還需要繼續在這條路上修行。
❹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❺ 中日貿易合作，一旦發生問題上法庭，定在在日本以日本法律判決，這種說法合理嗎
國際貿易，通常有約定管轄方式（是訴訟還是仲裁），管轄的法院（中國的法院還回是日本國的法院）和適用答的法律（中國的法律還是日本國的法律，還是國際貿易規則等），這是雙方當事人自行協商確定的，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都是合法的，當然如果存在侵犯國家主權的規定，那就無效。你和日本企業做生意，最好當然是約定適用中國的法律進行判決，且要在中國大陸法律管轄，這樣對你肯定是有利的。
❻ 我在一家中日合資的小公司，說的3個月試用期，卻讓我們簽了2年的合同，我現在試用期還沒結束，不想做了，
你不用著急 你的情況完全可以辭職且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你的情況具體分析是這樣的：
1、如果你以簽訂了正式用工合同（兩年的那個），之期約定的試用期應該已經結束了。你可以提前一個月提出辭職，你擔心的補償培訓費是不必要給的（這條約定法律不支持，屬於無效條款）。
2、如果你簽訂的是試用合同，且規定了3個月期限，你現在提前3天提出辭職，到時候走人就完事了（別忘了拿你的工資）。
因為試用期不能達到2年那麼長，所以你簽訂的應該是正式合同了，你可以參照第一條。
❼ 現代中國企業的特點和分類
立中小企業的法律地位外，還頒布了一些臨時、個別的為促進某一方面企業發展和採取某種措施而制定的「促進法」、「振興法」、「助成法」、「特別措施法」、「臨時措施法」等等。如《企業合理化促進法》（1952年）、《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業調整特別措施法》（1959年）、《穩定特定不景氣行業臨時措施法》（1978年）等，從扶持、促進企業發展等方面對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立法僅僅是一個方面，執法才是關鍵。日本的企業法大約有85%是由執行部門起草的，官員草擬法案前先和企業代表及大眾商議，商議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會，或是由各個部門召開正式的咨詢會議。由企業代表、研究機構專家及公益團體會員組成的各種咨詢會議在日本多達數百個。經過多方面的協商，獲得通過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較容易執行，因為立法過程實質上就是企業界與政府間信息和觀點交流的過程。中國的企業法在起草時也進行了調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貫徹執行企業法，增強企業活力，仍需進一步努力。
三、增強企業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綜合性的社會工程，要全社會各個部門共同努力，不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進和保護，而且還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導。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兩者也不是絕然分開的，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轉變而來，政策為法律實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在頒布一系列企業法的同時，國務院還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對搞活企業起到了保證和促進作用。全民所有制企業兩權分離，從政策上規定了以經營責任制、承包制、租賃制以及試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著重從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方面著手。為了給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共中央於1991年9月專門召開了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進一步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分析了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內、外部因素，制定了20條措施，其中有12條措施就是為改善企業外部環境的；（1）適當增加企業技術改造的投入；（2）酌情減少部分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任務，擴大其產品自銷權；（3）適當提高部分企業的折舊率，逐步完善折舊制度；（4）適當增加新產品的開發基金；（5）補充一些企業的自有流動資金；（6）適當降低貸款利率；（7）給予部分企業外貿自主權；（8）進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幹企業的「雙保」工作（即國家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條件，企業保證完成國家計劃任務）；（9）繼續抓緊清理「三角債」；（10）進一步做好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的試點工作；（11）治理「三亂」，切實減輕企業的負擔；（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這12條措施集中到一點，就是為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創造條件，提供服務，除了改善外部條件的12條措施外，國務院還提出了搞活企業從企業內部方面著手的8條措施：（1）堅持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2）繼續貫徹《企業法》，健全企業內部領導體制；（3）積極推進勞動工資制度改革；（4）把國營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5）進一步加快技術進步；（6）堅持從嚴治廠，加強企業內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8）切實加強對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領導。
國務院還專門發出通知，將1991年定為「質量、品種、效益年」，進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轉變政府的管理職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此外，為了減輕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負擔，勞動部提出，對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根據其需要及時輸送合格的勞動者，採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鎮勞動力和企業待業人員就業，不再向企業「塞人」。
始於八十年代初的我國股份制企業，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鄉鎮企業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資、國內聯營企業），其中企業間法人持股和內部職工持股的試點企業約占股份制企業總數的95%以上。⒁目前我國的股份制企業，大體有四種類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業；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業。這四類股份制企業各有特點，各地主要進行第一和第二類股份制企業的組建和試點，第三類只限於廣東、福建、海南三省，第四類則只限於上海和深圳兩市。在《公司法》、《證券法》、《證券交易法》等有關法規一時不具備出台條件的情況下，國務院有關部門於1992年陸續頒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規由三個層次共15個文件組成：第一層次，是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等部門聯合頒布的《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1992年5月15日），對股份制企業試行的目的、原則、組織形式、股權設置等作出了規定，確立股份制企業組建和試點的指導思想。第二層次，是國家體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1992年5月15日），是關於公司的法規性文件。第三個層次，是關於股份制宏觀管理、會計制度、勞動工資管理、稅收問題、審計、財務管理、國有資產管理、工商登記等12個方面的暫行規定和有關制度。另外，國務院有關部門下發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為企業股份制的試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國務院於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也為發展第三產業的股份制企業提供了依據。
日本政府把由產業扶持政策、產業調整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保護政策和產業組織的產業政策與有關的經濟計劃結合，保進企業的振興。
1949年，以編制特別會計預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廢止政府補貼、全面停止復興金融公庫的貸出活動、確定一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為目的的「道奇計劃」，以及盡快制定穩定財政、金融、物價和工資、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產量等措施的「經濟安定九原則」實施，使戰後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大體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業診斷制度》（1948年）是政府為指導中小企業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運用設備、資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據企業提出的申請，從各種角度就企業的現場設備、生產方法、技術、產品、質量、成本、經營方針、經營內容等加以調查和「診斷」，提出有益於改善技術與經營的勸告，必要時給予指導。由於「診斷」效果顯著，接受診斷的企業不斷增多。政府除了通過「診斷」來協助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並從財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還通過淘汰、合並和「系列化」對企業進行整頓，以確保增強大部分企業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鋼鐵、煤碳、電力、合成纖維等部門正為其部門合理化而進行設備投資，政府先後制定了《關於我國產業合理化的方針政策》（1951年）、《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的合理化政策綱要》（1958年）。1955年，政府運用對重要機械和合理化機械實行特別折舊、對重要產品免稅、對重要機械的進口免徵關稅等特別措施，推行產業合理化以求搞活企業。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纖維產業的五年計劃，1955年7月制定出對石油化工部門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於中東戰爭使石油價格提高，使日本工業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區工業發展不平衡，以及日本發展中長期積累而得不到解決的矛盾開始激化、表面化，這給日本經濟和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政府為此開始轉向引導企業發展那些能夠抵擋資源沖擊、適應性強、技術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政府在增加對國內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的同時，指導企業將公害大、耗能多的企業轉向海外，並要求節省能源和資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規定》（通產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氣地區中小企業對策臨時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氣產業穩定臨時措施法》（1979年）等的頒布實施，就是為了推行該政策所採取的措施。通過國家強制手斷實施的不景氣對策措施，引導和協助企業擺脫了困難，從政策上為搞活企業提供了保證，也為日本經濟朝加工業、輕工業方面發展創造了條件。從日本主要出口產品的變化可見其產業政策轉變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產品為鋼鐵、化纖和機械；七十年代為汽車；八十年代初、中期為家電；八十年代後期為計算機、新材料等高技術產品。知識密集型產業下策遭到了靠重工業，化工業發家的壟斷資本集團的強烈反對，大量的投資導致了通貨膨脹，知識密集型產業使大量勞動者失業，等等。這一切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業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是隨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而產生，這些政策既解決了一些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企業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難以解決的新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從根本上根治它經濟上的弊病。
四、企業增強活力的經營管理措施
企業立法和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為搞活企業提供了好的外部環境。企業能否增強活力，關鍵還在於其內因——企業依據法律和政策所進行的經營管理活動。國家今後將只對核電、鐵路干線、郵電通信、糧食、石油等少數行業企業和產品經營和管理，而對於一般企業則完全由企業自主經營。
中國的企業在改革開放後就花大力氣進行內部整頓，廣泛地考察和學習世界各國包括日本的企業管理制度。依據企業法和有關搞活企業的政策，企業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搞好管理：（1）在觀念上：摒棄過去完全靠國家計劃的「產品經濟」觀念，樹立起自主經營的「市場經濟」觀念；摒棄「大而全」的封閉、分割觀念，樹立起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觀念。（2）在內部領導體制方面：逐步完善和發展「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企業新型內部領導體制。（3）在企業資產管理方面：進一步建立起反映資產經營成果的指標體系，完善激勵、風險、強化約束等機制，切實搞活經營。（4）在資金方面：開展挖潛革新、開源節流、嚴抓產品質量等活動。（5）在職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地位，解決好企業與職工的關系，提高幹部職工的素質，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6）在人員管理和工資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業「幹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機制。
目前，全國已有18.4萬個企業單位建立了廠、車間、班組三級民主管理制度，⒂為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搞活企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國學者對日本企業充滿活力的原因展開了研究，大多歸結為「日本式的經營」。這一結論盡管不夠全面，但也說明了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是頗具特色的。
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企業內工會制被稱之為日本企業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寶」。（1）終身僱傭制。這是勞資之間一種不成文的默契。職工一般都下決心在企業干一輩子，無特殊原因決不會中途離此而他就；僱主招工後不會輕易解僱，即使在經濟極度困難時也盡量說服僱工共同渡過難關，把解僱面縮小到最低限度。但現在企業中年輕人「跳槽」的現象增多，使傳統的終身僱傭制受到了一定的沖擊。（2）年功序列工資制。即職工的工資隨年齡的增長和在一個企業里連續工作時間的延長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齡和工齡在學歷、能力和貢獻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就成為了決定職務提升的重要依據。（3）企業內工會制。本企業的正式職工（被解僱、退職和離職者均失去工會會員資格）無論何工種均混編在一起，工會享有充分獨立的自主權。「三大法寶」使得企業有穩定的熟練工人，也培育了員工們的「歸屬意識」和「忠誠心」，工會在「勞資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指導下，把維護本企業的利益奉為最高原則，從而使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生產管理制度、工藝流程和新的自動化機器都比較容易在日本企業中實行使用並推廣。例如1931年美國人始創的「質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後發展成為不僅包括從產品的生產到銷售的全過程，而且囊括計劃、開發、總務等各個部門的「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業的決策、執行機構的統一以及「U型決策方式」（卻企業最高領導者提出戰略性的大方向，讓下級進行討論，並將方案順次地收集到上級組織中，最後由最高領導者批准或決定這一方案），也起到積極的作用。職工在參與「TQC」或「U型決策」活動時最無償的，完全憑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把質量關和成本關，自覺地獻計獻策，為生產作出貢獻。
「提高勞動者的紀律、工作技能、效率、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搞活企業的條件，「也是發展經濟的條件」⒃。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⒄日本企業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動和「U型決策方式」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事實上很多企業採取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業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的統一，也可借鑒。但日本企業的每年春季為增加工資的勞資之間展開的「春季斗爭」，也反映了日本企業與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有其特殊的情況，因而內部實行的是廠長、職代會、黨委各司其職又相互配合的領導體制，對於存在諸如承包的短期行為、廠長權力得不到根本落實、管理人員素質低等影響增強企業活力的因系，通過改革、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學習別人好的經驗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增強企業活力是一項社會的系統工程，僅靠一個方面、一兩部法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確立企業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為增強企業活力創造條件，企業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經營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業約束機制的法律措施比較
企業要取得預期的經濟效益，在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進行競爭、聯合，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合同關系。由於企業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一種經濟組織，是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享有一定權利、承擔一定義務的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它往往從其自身經濟利益這一角度出發去開展經營管理活動。而政府則是從整體利益方面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預經濟時，對企業的行為就要進行必要的法律約束，以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對企業的約束機制一般由確定企業的義務、完善企業的管理體制等方面有機組成。
一、企業的義務
在中國，企業一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准登記成立，領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即具法人資格，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須承擔相應的義務。（1）企業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保護國家財產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並使之增值，自負盈虧；完成國家規定的社會公益目標或者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保障國家固定資產的正常維修、改進和更新設備；依法上交利潤和交綱稅金；遵守有關財務、勞動工資及物價管理等方面的規定，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2）企業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保證產品和服務質量、對消費者和用戶負責；搞好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講求社會效益和環境經濟效益。（3）企業對職工應盡的義務：維護生產秩序，搞好勞保工作；改善職工的生活條件；加強政治思想、法制、國防、科學文化教育和業務培訓，提高職工隊伍的素質；支持和獎勵職工的科研、發明、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依法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
企業如果不履行企業法中規定的義務，或者違反其他有關的法律規定，它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責任。包括賠償、支付違約金等。（2）行政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經濟處罰等。（3）直接責任者的刑事法律責任。
在日本，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在享受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同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一般地，企業法中多以扶持、鼓勵企業的發展為內容；而在民法等中則有罰則的規定。企業除了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納稅義務外，根據不同的情況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近來年圍繞公害、環境污梁和物價濫漲以及石油危機等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企業的社會性責任的主張。就法律上的企業責任而言，主要有：（1）企業的民事責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責任，如侵權行為責任或合同責任；商法中的民事責任；公司法中關於經營者的民事責任；經濟法中的民事責任等。（2）企業的行政責任。如商法規定行政機關對企業干預時可採取向法律提出請求，法院依據該請求發出解散令。（3）企業的刑事責任。如商法中對經濟管理人員的罰則，發起人、董事等的特別瀆職罪（商法第486條）、超量發行罪（商法第492條）等等。
二、完善企業管理體制的措施
對企業的管理，既有約束、監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務的一面。是兩者的有機結合。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32條的規定：「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國家經濟機關通過對廠長的委派來實施對企業生產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曾實行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等，直至粉碎「四人幫」後才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從1980年始在少數企業開始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以後在《廠長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加以規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階級」的企業內部管理體制。
國家對企業的管理，特別是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管理，已從過去的直接插手其經營到依照政企職責分開的原則，政府對企業進行協凋、監督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財產，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企業財產的所有權。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分別行使對企業考核、審查、審計，決定或批准企業的資產經營形式和設立、合並、分立、終止、拍賣和批准企業的被兼並和破產申請，決定或批准企業廠長的任免和獎懲等職責。同時，政府還採取一定的措施轉變管理職能，為企業提供服務。
國家對集體所有制企業、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指導、監督、檢查等行政管理外，有關部門也依法對其行使產品質量、商標、物價、計量、稅收、勞動、外匯、廣告、衛生、環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時各地區的企業協會或組織，或者按行業組織的企業聯合會也進行著必要的服務和管理。
長期以來，由於盲目上馬、重復建設，加上企業的技術設備落後，經營管理混亂，造成了產品的大量積壓，連年虧損，使一些企業陷進困境，不但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國家的資產不斷地被蠶食。為了打破以前那種「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狀態，除企業自行決定外，國家對長期虧損而又扭虧無望的企業實行關停並轉。這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的機制，加快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進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一項重要措施，也體現了國家對企業實施管理。
金澤良雄指出：「對企業的國家管理，是以國家的權力，全面地限制（或約束）私人企業活動，從而使其服從於國家一定目的所採取的企業約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企業曾實行國有化或對企業設備徵用。而以後則以綜合性的限制來實施國家的管理，以保證經濟的順利發展。戰後，日本的企業在實現經濟管理現代化過程中，為了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普遍實行了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採取了分權經營原則，即大企業將經營權層層「下放」，賦予基層企業以一定的主動權，以期實現經營的靈活性和主動性。
日本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具體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來實現：（1）自由控制。政府授權私人企業自己去完成發展目標，同時實行自我管理。（2）國家統制。在國家的監督指導下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國家的目標優於企業的目標，企業服從國家之需要。這種方式主要體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公營企業。（3）官民協調。這種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國家統制相結合的折衷，企業自己掌握著所有權與經營權，而政府仍然對企業有一定的決策權和影響力。政府在制定有關的企業法或經濟政策、計劃前，採取多種形式徵求企業的意見，在官民協調之中實施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另外，如貿易振興會、經濟團體聯合會、行業聯合會等許多私人或半官方機構也分擔一部分政府對企業管理的職能。政府各職能部門如海關、財政等對企業也實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業經營活動的約束措施
企業對外的經營活動主要體現在競爭、聯合及合同關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勵企業正當的競爭和聯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對企業不正當的競爭和龍斷性的聯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中國和日本兩國根據自己的特點，對企業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業約束機制，在具體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一些共同之處，又有各自的特點。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過去的產品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但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它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企業處於這樣一種經濟體制中，既要競爭，又要聯合，要與其他企業發生各種各樣的合同關系。不講競爭體現不出市場經濟的規律，否定聯合則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沒有合同關系就無法使企業與其他的經濟主體發生商品經濟關系。因而社會主義國家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法律之下、帶有協作性的競爭。企業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受一定的約束是必要的。
中國目前雖然沒有一部統一的禁止壟斷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從現有的法律來看，對不正當競爭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規定，並將逐步完善起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的相繼頒布實施，還有一系列合同條例及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另外，《商標法》、《專利法》及有關廣告、物價、衛生等管理條例都對不正當競爭、壟斷性聯合、不正當的經營活動作了限制性的規定。
如果企業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的債務，為使債權人得到清償，使無能力的企業退出競爭市場，中國還建立起了相應的企業破產制度。雖然1986年頒布的破產法只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但它體現了破產還債、破產淘汰的特點，也是從最後的措施上對企業的經營、競爭作了約束和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他所有制企業法人因嚴重虧損，無力清償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債務人破產還債，債務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還債。
被稱之為日本經濟憲法的《禁止壟斷法》頒布於1947年，它在日本的經濟法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戰後，美國認為以四大家族血緣關系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通過控股公司等各種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業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經濟基礎，因而採取了解散財閥的措施。1947年以美國反托拉斯法為藍本頒布了《禁止壟斷法》，並參照美國的聯邦交易委員會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員會來監督實施該法。針對四大財閥以外的一些大企業，日本還頒布了《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對一些大企業實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頒布有《不正當競爭防止法》。因為當時日本參加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依公約之要求，公約的參加國應制定反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所以該法的范圍較窄，僅針對侵犯工業產權行為的限制。1956年為了防止大企業憑借經濟實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費、修理費等，故意壓價、任意中斷承包關系等形式欺負下承包的中小企業，為維護公平競爭而頒布了《下請代金支付延遲等防止法》。1962年為了制止企業以贈送禮品、發彩票、對商品質量或效用作誇大宣傳和虛假表示等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頒布了《不當贈品與不正當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競爭法體系中，《禁止壟斷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壟斷、不正當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的過度集中，排除以聯合、協定的方式對生產、銷售、價格和技術不正當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對事業活動的不正當約束，從而達到促進公平、自由的競爭，使國民經濟發展。
為了對公司經營活動進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編作了原則性規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產法》歷經十四次的修改，同時還有與之相配套的《和議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還有1946年頒布、為了禁止超過政府規定價格的買賣、禁止不正當高價和暴利行為的《物價統制令》，另外還有1959年的《商標法》、《專利法》和《廣告法》等等。
對於競爭秩序的維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員會執行有關法規之外，有關行業的企業協會也組織全行業或該地區行業參加，依據有關法律制定出本行業的公正競爭規約，報公正交易委員會認可後即成為參加企業共同遵守的准則。這種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對政府管理企業的一種補充，也是企業貫徹執行競爭法規、遵守正當競爭秩序的體現。
五、中日企業立法比較研究得出的啟示
中日社會制度、國情及企業的具體情況不同，兩國的企業立法各有所長和不足，相互間不能單純地移植和全盤照搬。但我們可以在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學習、借鑒對我們有用的好做法，總結自己的立法經驗和提高立法水平。綜觀中日企業立法的經驗教訓，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分離，承包經營、租賃經營、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現，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迫切需要適應時代要求、較為完善的企業立法，以鞏固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