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江平

❶ 關於合同法的小論文

一、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

從立法指導思想入手，然後分析這部法律，對我們每一個法官、律師、學校教員來說，掌握這部法律可能更深入。立法指導思想是在立法方案中明文規定的。這部合同法的制定與別的法律制定不一樣。新中國歷史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基本上都是這樣的：由一個行政部門牽頭，組織一個班子，大家一來就列提綱、設計章節、擬條文，反反覆覆地修改。而這部合同法的制定卻是首先設計立法方案，而立法方案的設計委託給八位專家來完成。八位專家中有兩位法官，一位是最高院的李凡（音）副庭長和北京高院的何新，當時是研究室主任，現在是告申庭的庭長，兩位庭長都是四十歲剛出頭。其他六位同志，年齡最大的是江平教授，他當時六十多歲。其次就是我，當時五十歲剛出頭。接下來就是三、四十歲的，如人民大學的王利明教授〔最年輕的，大概三十多歲〕；吉林大學的崔建遠教授；煙台大學的郭明瑞教授；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法學研究》副主編張廣新研究員。我們不是一開始設計合同法的章節，而是大家先來漫談合同法發展的情況，即務虛。大家討論本世紀以來合同法有哪些發展趨勢，其精神實質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些什麼新的制度。在大陸法國家的德國、法國、日本，英美法國家的英國、美國等的合同法中以及在國際公約中比如聯合國的國際貨物銷售公約中有些什麼新的制度、新的創新、新的原則。討論後先擬定製定本法的指導思想。共五個指導思想。

1.制定本法要從中國實際出發。

什麼是中國的實際，經大家討論斟酌，最後定下來四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改革開放；第二個要點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三個要點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第四個要點是與國際市場接軌。只有這四點是中國的實際，其他任何的特徵都不是中國的實際。

確定了中國實際以後，緊接著是要總結我們的合同立法和合同司法的經驗。這就是要總結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制定的《民法通則》、三個合同法以及各個合同條例和一系列實施條例中的經驗和不足。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法院的經驗，尤其表現在最高法院關於《民法通則》的意見、關於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涉外合同法的意見，最高法院平時的解答、批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最高法院公報，公報自1985年創刊以來，陸續刊登了一些判決，這些判決當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典型的意義，創設了一些新的規則。這些都要進行斟酌、分析，凡是成功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符合法理的，我們都要採納。

然後還要廣泛地參考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的立法經驗和判例、學說，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戰後以來在立法上通過修改法律、修訂法律、制定法律創立了很多新的東西以及很多新的經驗，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如《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在戰後都有一些修訂，還有一些單行立法和他們的法院、法官創設的規則，都需要斟酌借鑒。戰後以來發達國家法院同樣面臨著社會關系極度動盪、極度復雜，社會環境極度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新的案件、奇怪的案件在戰前沒有，在法律上沒有相應的規定。而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法官面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案件創設了一些新的規則，新的制度，我們都要盡可能地採納、吸收。

除了國外先進的立法和司法經驗外，不能忽略我國的台灣。台灣的法律是我們國家在1929—1931年制定的，他們的民法典是我們中國當時的民法典，雖然現在叫台灣民法典，但它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並且台灣後來的經濟生活有極大的發展，當我們在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動亂時，台灣抓住這個機會發展其經濟。經濟一發展，就產生很多新的問題，因此它的法院和法官也創設了很多新的規則，這些我們當然都要參考借鑒。

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先進的合同立法和司法經驗，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使我們的合同法成為反映現代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這是在第一個指導思想當中就提出來的目的。我們的法律不能夠關起門來，不能只是由我們的學者、立法者、法官看得懂，外國人看不懂。我們的市場需要和國際溝通，我們的法律不僅要我們自己能夠理解、能夠掌握，也要使國外的企業、企業家、法官、律師能夠掌握。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我們採納共同規則才能做到。我們平常說的和國際接軌，它的前提是要法律規則接軌，法律規則不接軌，經濟無法接軌。所以在第一個指導思想上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盡量採納反映現代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協調一致。這里沒有說和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完全一致，說的是協調一致。就是說我們並不是照搬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因為我們國家對一些國際公約有保留條款，還有些慣例不見得和我們合適。所以我們提的是協調一致。這是第一個立法指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2.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保障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法不過就是兩個獨立、平等、自由的當事人在一起共同協商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兩個當事人應該是獨立的、自由的、平等的，如果他們不平等，一個人隸屬於另一個人，合同內容無法決定，如果他們沒有自由，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動，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簽訂合同。所以說合同自由是現代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求，沒有合同自由就沒有市場經濟，這一點非常重要。試想一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是不是平等的、獨立的、自由的？不是，我們的企業是處在一個對層次的上下隸屬關系當中，從中央經濟主管部門，比如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一直到七機部、八機部，然後到省一級經濟管理部門，比如機械廳，再到地區一級的經濟管理部門，比如機械局，還有縣、市區的工業局、機械局，等等，都是行政主管機關，最下面一級才是企業。這樣企業處在由上到下的行政隸屬關系的最下一個環節，它上面全是一級一級的行政主管機關，我們叫做多層次的行政管理環節、行政層次或行政機關，企業成為這樣一個行政關系中的最低層。這時，它已經不成其為企業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們曾經用一些教材、著作介紹蘇聯的法學，蘇聯的經濟法把企業叫做經濟機關，正是針對這種層層行政管理體系而言的，有一定的道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不再是獨立的生產者，而是一個垂直關系中的一個環節，它的全部活動是嚴格按照從上到下的指令性計劃，還包括上級機關的字條、電話、批示等等，來安排它的生產、交換。

一個消費者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是不是自由呢？不是。我們每一個消費者吃的糧食、穿的布匹、用的東西甚至生活用品，都是按照指令性計劃安排的。我們有購糧本、糧票、布票、糖票、雞蛋票、肉票等等票證，消費生活也完全是按照指令性計劃安排的。

我們廣大農村的農民是不是自由的呢？也不是。農村的生產我們叫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生產隊這樣三級上下隸屬關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是合一的，生產和行政管理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見了，那誰是生產單位呢？生產隊作為一個生產的組織、基層單位，就象我們的企業一樣，按照行政指令性計劃來進行的生產。農民去勞動的時候，就象工廠的工人一樣，是按照生產隊的安排去的，上工聽鍾聲、下工聽哨聲，每天做什麼工，全聽生產隊長指示。

在這種行政隸屬關系條件下，就沒有獨立平等的自由的個人，從工業到農業的經濟生活全部按照指令性計劃進行，按照指令來運轉，有沒有合同的地位呢？沒有。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是截然相反的經濟形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盡量砍斷這樣的隸屬關系，要造就獨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市場參加者。我們的擴權讓利，我們企業體制的改革不就是最終使企業從行政隸屬關系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個人嗎？成為獨立的主體參加市場進行生產、交易嗎？我們的農村改革中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歸根到底就是讓農民擺脫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成為獨立的生產者，能夠自己獨立決定自己的勞動。這樣看來，我們的改革一開始就是面向市場，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是有了這些獨立的、平等的、自由的市場主體。

這些獨立、平等、自由的市場主體怎麼進行活動呢？在市場經濟下，已經沒有嚴格的國家計劃、行政指令把全國的生產、某個行業的生產能夠嚴格來安排，事實上已經做不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是沒有計劃的，是靠市場規律在起作用，物價上升大家就生產這個東西，物價下跌大家就生產別的，靠市場機制來指揮運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能靠猜測這個市場，要靠簽訂合同來組織自己的生產、交換，只有簽訂了合同以後，才能放心地投產，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銷售出去。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同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可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關系都要表現為合同關系，唯有合同關系才是市場經濟特徵的反映。

獨立、平等、自由的當事人們自己協商安排其權利義務關系，這樣的關系在法律形式上就叫做合同。因此合同中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由，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最基本的表現。改革開放以來，企業的自由、農民的自由越來越大，但現存的三個合同法上合同自由不夠，限制特別多。舉例來說，1981年頒布的經濟合同法上，專門規定了合同管理機關，而合同管理機關管理合同有各種手段，特別利害的一招是，合同管理機關可以主動確認合同無效。這些制度嚴格說是計劃經濟的反映，限制當事人的合同自由是和市場經濟直接抵觸的。1993年修改經濟合同法已經把它刪掉了。

我們現在制定新的合同法，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法律能夠體現合同自由這個原則，如果作不到這一點，我們的法律就不可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第二個指導思想就是要充分體現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只要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要保障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不受行政機關和其它組織的干涉。

當然，合同自由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一點限制都沒有，在合同自由的原則下，合同當事人應當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個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二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可以對當事人的合同自由作某種限制。後種限制中的特殊情況是說一定要有正當的理由，至於正當的理由是什麼，當時作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正當理由包括：為了保護消費者，為了保護勞動者，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只有出於正當的理由，才能在立法條文上限制合同當事人的自由，實質上也是在限制濫用合同自由。

3.合同法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

本法制定、實施的時代特點是：在二十世紀末制定，在1999年通過，主要在二十一世紀生效、實施。我們的法律就應該做到有必要的超前性，我們是要面向二十一世紀不能夠只看見眼前的轉軌時期。也就是說，新合同法應當能夠適應我國建成市場經濟後對法律調整的要求，估計到2025年、2030年中國的轉軌時期已經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基本建成，那個時候我們的市場經濟和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沒有什麼差別，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合同法照樣能夠管用。但這不是說一點也不要修改，或者說不必要制定什麼新的單行法、某種合同專門制定規則，而是說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基本規則到那個時候能夠管用，能夠符合社會生活的要求。這一點在合同法制定過程中也有爭論，有這樣一種傾向認為我們應該著重考慮目前轉軌時期的一些特點。在討論立法方案時，針對這個問題，大家進行了認真討論研究，最後認為，我們確實要面向二十一世紀，但同時也要兼顧轉軌時期的一些特殊問題。

轉軌時期有哪些特殊問題呢？由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行政干預還非常嚴重，侵害當事人利益的行為十分多，還有轉軌時期的經濟生活有很多混亂，什麼三角債、賴帳、建設工程合同中收回扣、送紅包，造成建設工程質量低劣，造成橋倒屋蹋，造成嚴重的人身、財產損害。對這些嚴重問題我們在制定合同法時不能夠置之不顧，一定要有充分的注意，要制定出相當的對策。

這是第三個指導思想，即面向二十一世紀和怎麼樣兼顧轉軌時期的一些特殊問題。還提出一點對轉軌時期的那些落後現象我們不能遷就，比如說紅包、回扣在轉軌時期非常普遍，但我們不能通過立法把它變成合法化的東西。

4.新合同法的價值取向應該是經濟效率和社會正義。

法律的價值取向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標。我們的合同法應當既追求經濟效率，又追求社會正義。所謂經濟效率，拿我們習慣的話說就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有利於企業的賺錢；所謂社會公正，是在整個社會不同的階層、人群之間要大體上做到平衡，在一個合同關系當中當事人之間的利害關系要大體平衡。

法律是調整整個社會的，整個社會要有一個基本上的利益平衡。有些人群比如說消費者、勞動者，他們是分散的、弱小的，他們沒有辦法和企業家、大企業、大公司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只講形式上的公正，我們說合同自由吧，你們只要自由協商簽訂的合同就有效，就給以保護，這里的合同自由就僅僅是形式上的自由。實際上，消費者、勞動者他怎麼能夠對抗大企業？試想一個山區出來的男孩子、女孩子進到城裡來打工，當他身無分文，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時候。他看見了一個招工的廣告，他趕緊去求職，這時，他怎麼敢和企業主討價還價，怎麼敢去爭取自己的什麼權利、法律上規定的什麼衛生條件、安全條件、文明生產的勞動條件、最低工資條件等。也就是說，他們的實力在實際上是弱小的，無法和企業抗衡。這時，法律要起什麼作用呢？法律就要支持這些弱小的消費者、勞動者，法律這時不能僅滿足於形式上的自由、公正，還要追求實質上的公正。所謂實質上的公正，就是等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實質上處於不平等狀態時，比如當一方是企業而另一方是勞動者的時候，法律規則首先要考慮保護勞動者、消費者，不能夠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

整個立法過程中對這一點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不是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率。如果是片面追求經濟效率，凡是有利於提高生產力、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企業賺錢的，就合法、就保護、就鼓勵、就支持的話，那麼假冒偽劣也是可以發展生產的。眾所周知，有些地方的快速度發展最初就是靠假冒偽劣；有些人的暴發以致於後來成為大企業家，也是靠搞假冒偽劣商品或服務。難道我們的法律上也要承認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嗎？不行。我們不能丟掉社會的正義，社會的正義與公平是法律追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沒有社會正義、公平，就不叫法律，就變成了純粹的技術規則。

任何國家的法律都牢牢抓住社會正義，我們這樣的國家更不用說。我們現在正在建設和發展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所謂社會主義體現在哪裡呢？就體現在我們的法律更加註重社會正義、更加保護勞動者、保護弱者，因此在這個指導思想上提出兼顧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如果當經濟效率和社會正義發生沖突，難以兼顧時，哪一個優先呢？當然是社會正義優先。貫徹這個指導思想就要求在擬定法律規則時既要注重有利於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又要注重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護消費者、勞動者、維護市場道德秩序，決不允許靠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損害消費者、勞動者發財致富。

5.新的合同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我們的教科書都說，法律就是行為規則。合同法首先是當事人簽訂合同、履行合同的行為規則。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律是裁判規則，亦即法官裁判合同案件時的裁判規則。這就要求這個裁判規則要有可操作性，要求每一個規則、每一個條文要盡可能的有具體的構成要件、法律效果、適用范圍，這樣法官在裁判時才有所遵循，最終能夠保障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法院裁判同樣的案件能夠得到同樣的判決結果，維護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現行的三個合同法可操作性不是很強。有些條文看起來不錯，真的要用來裁判案件的時候就感到模稜兩可，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好些條文象口號一樣。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且不說有什麼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預的影響，就是一個完全公正、正直的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會造成很大的差距，不能保證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❷ 共保合同相關法規

199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修改經濟合同法的決定》，為統一合同法的立法奠定了基礎。緊接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了專家研討會，探討合同法的制定問題。與會的法學專家們認為，制定統一合同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們建議由學術界專家負責起草，並初步提出了《中國合同法立法方案》。這個方案由江平（中國政法大學）、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崔建遠（吉林大學）、郭明瑞（煙台大學）、李凡（最高法院）、何忻（北京高院）、張廣興（《法學研究》雜志編輯部）等人共同完成。

經過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多次討論和徵求意見，包括1993年11月的北京專家研討會和1994年1月全國十多個單位專家的討論會，方案最終確定。法制工作委員會隨後委託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等十二個單位的學者分別進行條文起草。1994年11月，各院校的條文匯總後，由梁慧星、張廣興和傅靜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統稿形成了「合同法建議草案」，共34章528條，於1995年1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議。

1995年4月，法制工作委員會針對「合同法建議草案」召開了討論會，由顧昂然主任出席，胡康生副主任主持，包括江平、徐傑、梁慧星、王利明等法學專家在內的眾多學者參與。會議對草案給予了積極評價，但也提出了修改意見，指出草案在借鑒外國和台灣規定的同時，可能對本土經驗研究不足。隨後，法制工作委員會基於這些反饋，於1995年5月制定了「合同法試擬稿」（第二草案），共41章511條，並徵求了最高人民法院及教學研究機構的意見。目前，法制工作委員會正基於「建議草案」和「試擬稿」進行新的草案制定。

「共保合同」也稱「雙保合同」或「互保合同」。 「共保合同」的出發點是變經營者的承包為勞動者的集體承包，其主要內容是生產、生活福利目標以及單位和職工雙方的責任。因此，嚴格地說，「共保合同」不是集體合同。但是，也不能簡單地說，「共保合同」與集體合同沒有任何關系。

❸ 中國民法屆的泰斗

要說泰斗，民國時候的王寵惠和鄭天錫兩位先生，是中國近代法學的奠基人。內
1949年以後，中國容的大陸法地區法學研究就分為大陸和台灣兩支。
台灣的民法泰斗是史尚寬，當然史先生也是比較法和法制史權威，論及學術成就和國際影響，大陸甚至少有人能與之匹敵。台灣與史尚寬先生齊名的還有王澤鑒等先生。
至於大陸，新中國民法學的奠基人是佟柔先生，也是王利明教授的老師。他的學生王利明是法學界著名的青壯派和後起之秀。
江平先生是法大元老，也是著名的賀衛方先生的老師。於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制進程貢獻良多。馬克昌先生去世之後，已經鮮有能與江先生齊名的名教授了。
梁慧星先生是我任務學術成果最為豐碩的民法學家。並且積極入世，參與了合同法和物權法等重要法律的立法工作，極大的推動了民事法律制度的健全。
其實排出大師的一二三並不重要，向大師們學得一些皮毛有益於社會才是最重要的吧

❹ 中國當今的民法學者中，誰最厲害

當然是江平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曾經留學燕京大學，《民法通則》制定人，《物權法》起草小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