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社會化運動

A. 求社會化與犯罪學的關系

從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意義上講，個體違法犯罪是社會化特別是法律社會化過程的缺陷或障礙導致的。那麼，監獄對違法犯罪者的矯治與改造，就應當以促進其重新社會化為核心。犯罪人因社會化缺陷的影響而走上犯罪道路，再到重新社會化，經歷了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對這一過程的心理機制加以揭示，是罪犯改造心理學和犯罪心理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一、社會化與法律社會化
(一)個體社會化
新生兒離開母體，盡管已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處於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但此時他還只是一個自然人，一個僅具有生物學意義的人，只是具備人的自然屬性與身心發展潛能的生物個體。個體出生以後如何逐漸獲得與不斷豐富人的社會屬性，如何適應人類社會生活?如何成為具有獨特個性與行為方式的社會成員，這就是個體的社會化問題。
個體社會化，就是個體在特定的社會物質文化生活中，通過與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由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的過程。個體通過社會化，習得人類生活的基本知識和勞動技能，確立生活目標和價值觀，認識自己的角色和地位，掌握一定的社會行為規范，從而逐漸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成員。
個體社會化是一個持續終生的過程。國內有學者根據人的發展周期和各個發展階段的特點，把社會化分為四種：(註：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社會心理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45.)
1.基本社會化。即個體在童年期的社會化，主要是學習語言、生活知識和培養認識能力，掌握行為規范，建立感情聯系，發展道德及價值判斷標准等。
2.預期社會化。指個體在學校等社會機構中逐步認識自己的社會角色，為進入社會做准備。
3.發展社會化。即個體在成年期以後的社會化，個體隨著環境和自身狀況的變化，接受新的期待和要求，承擔新的責任、義務和角色。
4.再社會化(或重新社會化)。指個體生活環境或所承擔的社會角色發生急劇變化時，或者由於社會化過程的失敗而受到嚴重處罰時，為了適應新的環境，或者重新適應社會，需要對自身的生活習慣、行為准則、價值觀念等做出重大調整，進行重新學習。再社會化有主動再社會化和強制性再社會化兩種基本形式。前者是個體自覺主動地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後者是指諸如罪犯、勞教人員等社會化失敗者，被強制接受教育和改造，以便重新回歸社會。
(二)法律社會化
個體社會化的內容相當廣泛，如政治社會化、道德社會化、法律社會化、性別角色社會化等。其中，與個體違法犯罪關系最為密切的是法律社會化問題。所謂法律社會化，就是個體把國家法律這一體現統治階級和國家意志的、具有強制性的特殊社會規范，變成自己所理解和接受並自覺遵守的行為准則，進而內化為個人心理品質的過程。簡而言之，法律社會化就是個體學習掌握法律知識、形成法律意識的過程。
就個體而言，要實現法律社會化，其具體要求就是形成法律意識。法律意識是人腦對法律現象的反映，是人們關於法和法律現象的觀點、態度的總稱。國內有學者按個體法律意識的功能結構，將其分為三個相互聯系的亞結構：(註：羅大華，何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
1.作為認識功能的法律知識，它是個體形成法律意識的前提和基礎。
2.作為評價功能的對法律的態度，它是影響個體實施合法行為或違法行為的關鍵性因素。
3.作為調節功能的守法行為素養，這實質上是個體的一種抗誘惑能力、對行為的自控能力和良好的行為習慣。其完善與否，表明個體社會化的成熟程度，也是防止違法犯罪的重要關口。
二、社會化的缺陷與違法犯罪
(一)個體社會化的缺陷
如果說，社會化意味著人格的成熟，那麼，事實上，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實現十分完善的社會化。雖然大多數人的社會化過程是基本順利的，但也有少數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缺陷，即出現了不完全社會化甚至錯誤的社會化，形成了不健全人格，造成適應社會困難，甚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在不完全社會化或錯誤社會化進程中，法律社會化的缺陷至關重要。如果說其他方面社會化的缺陷導致了生活能力與適應環境的困難，那麼，法律社會化的缺陷就直接與違法犯罪相聯系。有學者認為，個體法律社會化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註：羅大華，何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
1.沒有接受法律知識方面的教育，處於「法盲」或「半法盲」狀態。
2.認知水平偏低，是非不分，難以理解和接受法律規范。
3.對法律持輕蔑態度，視法律程序為兒戲，不願尊重與遵守法律。
4.在遇到法律問題時，輕率地作出決定，不進行法律咨詢，以致有意無意地違反法律。
5.缺乏守法行為習慣，在日常生活中貪圖利益，隨意行事。
6.不願履行法律義務，如拒絕贍養老人，拒交個人所得稅等。
7.由於法律意識不健全，劃不清合法與非法的界限，在理解與執行法律規范時發生困難，造成違法行為的產生，如防衛過當，刑事案件私了，因債務糾紛扣留人質等。
(二)不健全人格是違法犯罪的心理基礎
社會化尤其是法律社會化的缺陷，必然對個體人格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即形成不健全人格。
在社會心理學中，一般將全體社會成員劃分為健全人格與不健全人格兩大類。健全人格就是社會化程度較高或基本上達到社會化要求的人格，它能較好地適應社會生活，行為方式與社會規范相一致。健全人格者在社會成員中佔大多數。不健全人格是經歷了不完全社會化或錯誤社會化而形成的不成熟人格、矛盾沖突人格和反社會人格。其主要表現是：
1.價值取向偏離，甚至與社會整體利益相悖。
2.認知水平低，思維偏激，是非、善惡判斷力差。
3.需求層次低，慾望強烈，且不善於通過合乎規范的途徑予以滿足。
4.道德和法律意識淡漠，由於受反社會不良文化影響，不尊重社會道德與法律，行為既不受良心譴責，對刑罰懲罰也沒有恐懼反應。
5.品德不良，由自私、缺乏同情心、行為不端發展到冷酷無情、粗野肆虐，惡習難改。
6.缺乏高級情感體驗，道德感、理智感、美感水平低；常常被消極不良的情緒體驗占據心頭，且缺乏必要的情緒調節控制能力，甚至任其宣洩而對他人和社會造成傷害。
7.缺乏必要的建設能力，只有不利於社會的消極能力、破壞能力。
8.自我意識的缺陷，不能客觀地評價與調節自我。要麼過於貶低自己，產生自卑感，進而自暴自棄；要麼過高評價自己，自高自大，不可一世。
反社會人格是不健全人格的極端表現，是指一部分人在犯罪集團或其他腐朽思想、不良文化的影響下，完全接受

了與社會規范背道而馳的反社會觀念，養成了惡劣的生活習慣，與正常的社會生活格格不入。
不健全人格是產生違法犯罪的心理基礎，雖然不健全人格尚不能稱之為犯罪心理，但它存在著向犯罪方向蛻變的可能性。在形成不健全人格的基礎上，經過道德上的「下滑」和違法行為的嘗試，產生犯罪意向，最後在特定的情境誘因的刺激下，產生犯罪行為。
三、罪犯的重新社會化
既然個體違法犯罪是社會化過程的缺陷或障礙導致的，那麼，監獄對違法犯罪者的矯治與改造，就要以促進其重新社會化為核心。
對罪犯重新社會化的強調，始於西方資產階級刑罰的近代學派。以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為代表的刑法近代學派以主觀主義反對古典學派的客觀主義，他們從刑罰的目的主義出發，強調行刑對犯罪人的教育改善作用。在行刑上，主要考慮的不是行為產生了多大的危害結果，而是從行為人的人格上尋找犯罪的根源。對犯罪人處以刑罰，如同對病人的治療，必須消除其病根，使低下的人格改善為良好的人格。為了改善犯罪人的人格，必須因材施教，根據受刑人的惡性深淺及個人的具體情況，如氣質、性格、性別、年齡、職業等的不同，採取不同的措施，才能取得成效。德國學者李普曼認為，刑罰本身是一種教育，而不是報應手段，其作用在於使犯罪人改過遷善，復歸社會。要使受刑人在道德改善的同時，求得在知識、技藝、身體健康等方面的長進。所以，監獄不再是單純的監禁犯人的場所，而是傳授知識與技能的學校，是治療各種疾病，增進身心健康的醫療設施。
近代資產階級的刑罰思想和矯正制度，對後來世界范圍內監獄制度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以人道、仁愛精神對待犯了罪的人，通過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對犯罪人進行改過遷善教育，促進其重新社會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監獄制度的主流。
新中國50餘年的監獄工作中，堅持「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在促進犯罪人重新社會化方面創造了人間奇跡。我國監獄始終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創立了以獄政管理、勞動改造、教育改造為基本手段的有中國特色的監獄工作制度，不僅創造了世界上最低的重新犯罪率，而且使無數違法犯罪者改過遷善，重新社會化，成為合格的社會公民。
(一)罪犯重新社會化的概念
如前所述，罪犯的重新社會化屬於個體再社會化的一種形式，即屬於強制性的再社會化，是指犯罪者被判刑入獄後，在監獄機關的各種懲罰改造措施的影響下，對自身的生活習慣、行為准則、價值觀念等進行重大調整，重新學習，重塑健全人格，以利於重新回歸社會，更好地適應社會生活。
應該說，監獄對罪犯實施的全部監管改造活動，都在於促進罪犯的重新社會化，包括對罪犯思想觀念及心理結構的調整，對不良個性的重塑，對不良行為習慣與行為方式的矯正等。罪犯的重新社會化是在監獄這一特定環境中強制進行的，至少在開始階段帶有強制性，這是區別於一般社會公民為適應新環境而再社會化的根本點。
從罪犯重新社會化的結果上看，有成功、不成功、失敗三種可能。重新社會化成功，是指個性得到重塑，犯罪心理結構被瓦解，棄惡向善，不再犯罪，成為合格的社會成員，有的甚至成為優秀公民、先進人物；不成功，是指某些罪犯經過服刑過程後，犯罪心理沒有得到矯治，釋放後在一定情境刺激下還可能重新犯罪；重新社會化失敗，是指一些罪犯經過服刑，犯罪心理非但沒被消除，反而更加牢固，或者由於交叉感染，從「一面手」變成「多面手」，反社會意識更加強烈，犯罪手段更加成熟，危害更加嚴重。
(二)罪犯重新社會化的過程
我國台灣學者蔡墩銘曾經從犯罪心理學角度專門研究過服刑罪犯的重新社會化問題，他在《矯治心理學》一書中，將罪犯重新社會化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註：蔡墩銘.矯治心理學[M].台灣：正中書局印行，1988.637，648.)
1.引導階段。這是罪犯初進監獄的學習適應階段。為排除罪犯的焦慮不安心理，要設法激發罪犯接受矯治處遇的慾念及對監獄管理人員的信賴，產生信心。
2.矯治階段。在這一階段對罪犯實施的矯正，有兩類范疇：一是偏重於對罪犯社會道德或公德心的培養，屬監獄教化的范疇；二是對罪犯所實施的治療，注重人格障礙或精神疾病的醫治，屬心理療法的范疇。那些反社會性相當嚴重的罪犯，不僅社會公德心和道德心低落，而且還有心理或性格上的原因，對他們既要教化，又要進行心理治療。
3.訓練階段。一方面要訓練罪犯謀生的技能，另一方面又要訓練罪犯學習社會生活所必需的知識與技能。此外，還要培養他們解決在自由社會遭遇問題的能力，使他們不再以犯罪方式解決問題，這屬於社會生活適應能力的訓練。
4.釋放前階段。為使罪犯能較好地適應將來的社會生活，在釋放前，要對其在監獄中所過的嚴守規律的生活逐漸加以放鬆和緩和，以作為由監獄生活轉移到完全自由生活的過渡，以免罪犯一旦進入自由社會後無所適從。
蔡墩銘認為，對罪犯在監獄中促成的重新社會化過程有無效果，還需要他們在自由社會中生活才能獲得證實。惟有社會關心出獄人員，設法為其解決困難，才能使其真正適應社會而不再犯罪。由此而言，罪犯的重新社會化，事實上並非完成於監獄，而是完成於自由社會。
(三)罪犯重新社會化的征狀
罪犯重新社會化的具體征狀，無外乎以下三個方面：
1.社會性之重建
罪犯之所以犯罪，在於其社會化缺陷導致社會性喪失。那麼，通過重新社會化，就要重建其社會性。蔡墩銘認為：「社會性可謂人生活於社會上應有之人格屬性……監獄只有一方面設法除去人犯之反社會性，另一方面重視人犯之社會教育與訓練，方可使出獄之人犯獲得社會性，真正適應社會，不再為非作歹。」(註：蔡墩銘.矯治心理學[M].台灣：正中書局印行，1988.637，648.)
要重建罪犯的社會性，必須以去除其反社會性為前提。反社會性是一種社會心理缺陷，是人格偏離的表現。國內有的學者認為，反社會性是指個人的行為、思想所顯現的蔑視、否定或反抗現行社會所普遍承認的法律、道德、習慣等行為規范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的人格傾向。(註：張紹彥.監獄法基礎理論[M].重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164.)罪犯的反社會性不僅是他們產生違法犯罪行為的心理基礎，也是阻礙其重新社會化進程的不良心理因素。反社會性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強的頑劣性，很難通過罪犯自身的覺悟或一般的教育改造措施得以矯正，必須綜合運用包括心理矯治在內的多種手段和方法。蔡墩銘認為，反社會性的形成，與犯人的人格失調有關，只有運用各種檢查、測驗、咨詢、治療等心理學技術對他們進行心理矯治，才可消除其反社會性，重建社會性。
2.健全人格之重塑
如前所述，不健全人格是形成違法犯罪的心理基礎。那麼，罪犯要重新社會化，要適應社會生活，不再違法犯罪，必須矯正不健全人格，重塑健全人格。
人格是個人相對穩定的心理特點的組合，體現了一個人完整的精神面貌。那麼，什麼樣的人格才算是健全人格呢?由於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人格理論，關於健全人格的內涵的認識也不盡相同。
——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弗羅伊德(S.Freud)認為，健全人格應當是「本我」、「自我」、「超我」三個層次均衡協調

發展，相互制約，不至於發生困難的人。人格健全的人，「本我」需求適度，「超我」與「自我」稍占優勢，三者均衡發展，在內部心理矛盾中，最終能取得平衡，達到和諧統一，不至於產生焦慮乃至神經症。
——心理機能人格理論的代表人物培因(A.Bain)和瑞波(T.Ribot)認為，健全人格者應當是理智占優勢，或者是理智——意志型的，而不是情緒型。他們在處理個人與外界的關系時，雖然免不了受到某些情緒的影響和干擾，但情緒的強度不至於使人喪失理智，經過內部心理沖突，最終應是理智占上風，意志起決定作用，而不致聽任消極情感的發展和宣洩，採取非理性的方式，做出錯誤的行為。
——人格認知理論的代表人物凱利(G.Kelley)認為，健全人格的主要表徵是對事物有良好而正確的認知，並有力量用這一認知去構建人格，支配行為。
——社會學習理論的代表人物班杜拉(A.Banra)認為，健全人格者應當受到較好的環境與教育的陶冶，養成良好的對事物的反應與行為習慣，善於處理人際關系，對社會與他人有同情心、責任感，具有良好的社會態度。
——人本主義人格理論的代表人物馬斯洛(A.Maslow)堅持一種精英思路，認為真正的健全人格要從那些在全人口中只佔少數，但達到了「自我實現的人」身上去尋找，健全人格者應該是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與自尊需要佔優勢的人。
——從精神醫學角度看，健全人格應當表現出穩定的心理健康狀態，他們經常具有良好的心境，身心協調一致，精神愉快，不至於因環境變遷和人際沖突發生任何人格障礙，出現反常的變態心理。
——在我國社會心理學界，有學者把健全人格概括為「三良」，即良好的性格；良好的處世能力；良好的人際關系。(註：羅大華，何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
綜合各個學派的理論觀點，我們會發現，關於健全人格，有一些被眾多研究者共同關注的特徵，這是一些最基本的、核心的特徵，我們不妨根據這些特徵來確定健全人格的標准。
(1)客觀的自我認識和積極的自我態度。人格健全者應該有現實、准確的自我知覺，並有這種知覺的敏感性。盡管認識到自己有長有短，有好有壞，但仍然從總體上認可自己，接納自己，對自己抱有希望。
(2)客觀的社會知覺和建立適宜的人際關系的能力。人格健全者能准確地從別人的言語、行為中體察別人的思想、願望和感受，了解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和態度。而且，他對別人的了解是建立在事實依據上，而不是主觀臆測。他對人的態度特徵和人際交往技能應有助於建立適宜的人際關系。
(3)生活的熱情和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人格健全者應該熱愛生活，有投身於工作、事業和家庭的熱情。要具有與自己的年齡相適應的生活能力，主要是處理、解決自己遇到的工作、學習、生活、人際問題的能力，否則，就不能有效適應環境，滿足自己成長、發展的需求。
(4)人格結構具有協調性。人格健全者應該有統一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人格結構的各部分之間應能保持一種動態的協調、平衡。
3.道德行為、守法行為之養成
罪犯重新社會化的征狀，最終要體現在行為上，具體而言，就是消除各種不良行為習慣與行為方式，養成符合社會道德、法律要求的行為模式。道德行為是在良好道德品質支配下表現出來的有利於他人和社會的行為。對道德行為的評價要注重動機和效果的辯證統一。真正的道德行為是出於個人道德心或良心而實施的有利於他們和社會的行為，那些出於獲得回報或補償而從事的行為，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德行為。如某罪犯認罪後，為贖罪而向被害人所作的補償行為，雖然是好的行為，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善行」。再如，有的罪犯為獲得監獄的獎賞，有的為取得被助者的感激或獲得榮譽等，出於這些動機而實施的行為都不能認為是真正的道德行為，當然也不能作為實現重新社會化的征狀。但對這些行為也應予以足夠的重視，進行正面的引導，並加強道德品質的培養，逐漸使之轉化為真正的道德行為。
守法行為是罪犯重新社會化的基本表徵或最起碼的標准，「是指符合法律規范的行為和雖不完全符合法律精神，但還沒有達到違法程度的行為。」(註：羅大華，何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守法行為是守法心理的外在表現，要使罪犯養成守法行為，就需要消除其違法心理，建立守法心理結構。
所謂守法心理結構，是指能夠調節和支配行為人約束違法行為、實施守法行為的一系列相關心理因素的有機而相對穩定的組合。它是個體法律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研究者認為，在我國當前社會生活條件下，守法心理結構的主要成分有：(註：羅大華，何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
(1)指向守法行為的人生哲學與價值取向，正確的權利觀、義務觀與利益觀；
(2)利他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情感；
(3)對法律的正確理解和一定的法律知識，了解守法與違法的界限；
(4)自我控制與自我約束能力；
(5)守法的行為習慣與素養；
(6)對刑罰的畏懼和對利弊得失的正確權衡；
(7)通過合法途徑滿足基本的物質與精神需求的信心。
守法心理與守法行為之間也存在著不一致的地方，有些人的守法行為並不是受守法心理支配的，而是因為畏懼刑罰懲罰而被迫作出守法行為，或者雖有犯罪動機但因未得到犯罪機遇而暫時作出的守法行為，或者有意鑽法律與政策的空子，作出尚未達到違法程度的基本守法行為等。當然，要使罪犯真正實現重新社會化，不再違法犯罪，還需要培養他們在守法心理結構支配下的真正的守法行為。

B. 中國法律的發展歷史

1.我國法律發展史

以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為起點，中國法制歷史傳承四千餘年，枯信其總體的發展脈絡、相互間淵源繼承關系是異常清晰的。

不過，四千多年間，朝代不肆敗棚斷更替，政權屢經變更。所以從宏觀上觀察，各個時期法制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發展的階段及風格特色等粗略的標准來劃分，中國法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法制、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和近現代法制三個大的部分。一、中國早期法制（奴隸製法制時代）中國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奴隸制時代的法律制度。

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476年這一歷史階段。中國早期法制的突出特點，是以習慣法為基本形態，法律是不公開的。

在中國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時期。自公元前21世紀夏啟建立夏代開始，夏王朝前後存在約五百年時間。

在此期間，中國早期的刑罰制度、監獄制度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商取代夏以後也維持了將近五百年。

在繼承夏代法制經驗的基礎上，商代在罪名、刑罰以及司法體制訴訟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20世紀初出土的甲骨文資料證明，商代的刑法及訴訟制度已經比較完備。

中國早期法制的鼎盛時期是在西周。在中國歷史上，西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

在西周政權存續的五個多世紀里，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治國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經初步形成，作為傳統文化基石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觀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時發端。從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內容都達到了早期法制的頂峰。

在西周時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制指導思想、老幼犯罪減免刑罰、區分故意和過失等法律原則，以及「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對中國後世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國法制史學習的重點之一。

春秋時期處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的前期，此時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戰。在法制方面，以反對「罪刑擅斷」、要求「法布於眾」為內容的公布成文法運動勃然興起。

鄭國子產「鑄刑書」、鄧析著「竹刑」及晉國「鑄刑鼎」等，都是這一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二、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時代）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戰國以後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這兩干余年的法制歷史。

自春秋以後，中國開始有了向全社會公布的成文法，從此，中國的法律開始由原來的不公開的狀態，過渡到以成文法為主體的狀態。在從戰國到清代後期這兩千多年中，無論是法律理論、立法技術、法制規模，還是法律內容、司法體制等各個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法律文化」、「傳統法律制度」，其主體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和成熟的。根據法制發展狀況以及在整個法制傳承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把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劃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1.戰國時期。

這是由早期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的重要階段。戰國時期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時代的後半期。

而社會變革裂則的許多重要成果，中國的許多思想文化精華都出自這個時期。與春秋時期相比較，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立」。

在法制方面，「立」主要表現為以成文法為主體的新的法律體制開始在更大的范圍內、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來。其中，戰國初年魏國李悝（音虧）制定的《法經》，就是戰國時期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影響最大的兩大學術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這一時期內成熟並在政治舞台上發揮廣泛的影響。2.秦漢時期。

這是中國古代成文法法律體系全面確立時期。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這段歷史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統一的專制王朝，確立了以後幾千年中國傳統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在指導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學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論，而且在實踐上貫徹得比較徹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帶有明顯的法家色彩。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和秦代是法家學派最活躍的時期，而法家理論得到完整的實踐，也僅僅是在秦代。所以，從整個中國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極為鮮明的。

自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以後，許多以前鮮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現於世。從這些珍貴文物資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觀念極深，法律制度也很嚴密。

在兩漢（西漢、東漢）時期，中國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從總體上看，漢代的法律制度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

也就是說，漢代法律體制，從風格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前，主要是「漢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內進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與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別的法律體制；後期則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指導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論，使儒學。

2.我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先秦時期2、秦漢至清末3、清末至中華民國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一、先秦時期的法律思想概述1、王權神授、發有天定。

該階段的法律思想目的主要在於宣揚君王及其所頒布的法律的神聖性，借之調和奴隸主統治階級和奴隸之間的矛盾並鎮壓奴隸的反抗，以維護奴隸社會的等級秩序和高壓統治。（人們認識社會現象和法律現象都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不會出現系統的法學理論知識）2、春秋戰國時期 儒道墨法 儒「禮治」 至漢武帝時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引禮入法」「禮法合一」，儒家思想真是被確立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法律的思想基礎。

3、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發道，道法自然」一定程度上道家倡導的是法律虛無主義，對調控社會的禮法保佑消極態度。4、墨家主要代表了社會中有知識的中下層民眾的政治和法律觀念。

「兼相愛，交相利」「功之以賞益，威之以刑罰」。追求一種大同世界的理想國家，表達了對人人互愛互利和消滅戰爭的理想社會追求，當支持誅殺暴君的行為和以制止暴虐為目的的戰爭。

5、法家：法是國家的規矩、准繩，是一種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國家制定的法律應該一特定的法律形式向社會大眾公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並藉助國家暴力工具保障其實施。法家法治思想從根本上說是維護君權的工具呃，洞開、嚴苛的法律知識君王駕馭百姓的「刑賞二柄」。

二、從秦朝到清朝的法律思想概述-----以律學為主幹·從公元前211年到19世紀中葉，兩千多年歷史中，中國法學走過了一個以儒家學說為主導，融合法家道家等諸多學說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法律文化系統，典型表現在儒家化的律學的興起與發展。秦代開始法學領域出現律學。

它是根據儒學原則對以律學為主的成文法進行講習、注釋的法學。律學濫觴於秦，發展於兩漢，昌盛於魏晉，至唐達到巔峰，唐以後逐漸衰落。

三、近代中國法學發展概述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法學發展概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法學歷史一、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創立二、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心貢獻三、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中國化中編 法律基本知識法律的本質 狹義方面 人定法：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階層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通過規定權利、義務，設定權利、職責以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一法律是國家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二法律體現為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和意志，同時也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三法律所體現的意志歸根結底源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法律特徵一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的一般特徵（一） 法律的規范性 指法律作為調整人們行為的社會規范而具有的，規定人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或不應該做什麼，從而，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一個模式標准或方向的屬性。

（二） 法律的概括性 指法律的對象是一般的或抽象的某一類的人和事，而不是具體的、特定的個人和事法律在同樣的條件下可以反復適用，而不僅適用一次。二法律區別於其他社會規范的基本特徵（一） 法律具有國家意志，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二） 法律以權利、義務、權力、職責為主要內容（三） 法律具有國家強制性，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四） 法律的可述性 它是司法機關實現其司法職責、保證司法公正的基本依據和准繩 第四節 法律作用法律的規范作用（一） 法律的指引作用 法律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普遍的指導作用。

（二） 法律的評價作用 法律作為一種評價尺度，能夠對人的行為的法律意義進行評價（三） 法律的預測作用 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預測人們相互之間將會怎樣行為以及行為的法律後果。（四） 法律的強製作用 法律能夠運用國家強制力對違法者施以強制措施，保障法律被順利實現（五） 法律的教育作用 法律不僅是社會的行為規范，也確立了最低的社會道德標准和是非觀念，它可以通過它的傳播和實施進入人人的心靈，矯正人的行為。

法律的社會作用（一） 分配社會利益 通過權利義務的規定來確認利益主體、利益內容、利益數量和范圍等內容，以各種法律規范來指導現實生活中的利益分配。（二） 解決社會糾紛 國家通過法律調整社會利益，確立權利義務；通過司法裁判活動，使違法者受到懲罰或承擔責任，使社會糾紛得以平息。

（三） 實施社會管理 體現在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中 內容上遍及社會各個領域，如經濟、文化、交通、人口、教育、衛生、環保等多方面領域。

3.中國企業法律法規的發展歷史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

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 *** 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 *** 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 *** 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

此外，清 *** 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

《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

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

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 *** 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 *** （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 *** 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

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

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

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

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 *** 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

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 *** 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 *** 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 *** 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

4.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一、法律發展的概念所謂法律發展是法律規范、法律價值及法律行為從萌芽到形成並日益上升與進步的過程。

其具體內容包括：首先，法律發展是依法律現象的歷史時間序列而對法律運行所作的考察。其次，法律發展是法律規范、法律價值與法律行為三重發展的有機統一。

再次，法律發展是法律由混亂、沖突到系統、嚴密、科學，從簡單、低級到復雜、高級的不斷上升過程。最後，法律發展是法律變數和法律變性兩者不斷融匯滲透的產物。

二、法律發展的特徵（一）從縱向關聯上看，法律發展是連續性與間斷性的統一。（二）從橫向對照上講，法律發展是法的地方性與全球性的統一。

（三）法律發展是非平衡性與平衡性的統一。三，對法律發展過程的分析，一直是法學理論中的頗有爭議的問題，東西方學者依其特定的標准和方式進行了種種解脫，歸結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一）舊中國及日本學者關於法律發展過程的觀點。

（二）西方學者關於法律發展過程的學說。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根據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將法的發展史分解成依次遞進的六個時期：一是圖騰法即萌芽階段的法；二是部落法；三是城邦法；四是中世紀法律；五是個人主義的法律；六是社會化的法律。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認為法律發展經歷了如下六大階段：原始法、嚴格法、衡平法和自然法、法律的成熟階段、社會化階段以及世界法階段。昂格爾（R•Unger）將法的發展過程歸結為三大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部落社會的習慣法發展為貴族社會的官僚法；第二個時期是從貴族社會的官僚法轉變為自由社會的法律制度；第三個時期則是從自由社會的法律轉向後自由主義社會的法律。

C. 法律社會化的基本含義

法律社會化的解讀存在著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律心理學三種角度和整體、個體版兩種立場，權而更為可取的應該是綜合性、跨學科的角度與立場。就其基本意蘊而言，法律社會化是整體社會化進程中個體與社會之間圍繞法律而展開的經由教化與自化機制、策略而實現的法律共性與個性的成長過程。出於維護概念的獨立性、嚴整性，不能將法律社會化混同於法律的社會化、法治社會化、普法教育等一系列與其形似神離的術語或提法。

D. 西方法學的近代三大法學

從19世紀初開始，西方國家展開了廣泛的立法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較完備的資產階級法律體制。西方法律的兩大傳統，即通常所講的英國法系（或稱英美法系或普通法法系）和大陸法系（或稱羅馬法系或民法法系），也是這一世紀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這些現象意味著資產階級法治的確立。與此相應，在法學領域中，古典自然法學派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19世紀的三大法學派別：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的法律思想（在有的法學著作中被稱為形而上學法學派或哲理法學派）。
從19世紀末開始，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西方資產階級法學領域的一個重大特徵，是出現了所謂「法的社會化」（亦稱「私法的公法化」）理論。這個理論認為法不應以維護個人權利，而應以維護「社會利益」為基礎，社會化的新法律原則代替了個人權利的舊法律原則，於是各種「社會立法」紛紛出現，形成了諸如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社會福利法)、環境保護法以及經濟管製法等新的法律部門。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有其特點，有其特點中可以總結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不同之處。
（一）法律淵源不同。大陸法系以成文法作為法律的主要淵源，包括法典、習慣、判例以及學理等，在這其中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主要淵源。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作為法律的主要淵源，遵循先例約束力原則。
（二）大陸法系重視法律的成文化，法典化和邏輯性，大陸法系的國家大部分法律都以成文的形式頒布。英美法系重視判例法，遵循先例約束力原則。
（三）對法律的分類不同。大陸法系把法律分為公法和私法，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劃分，把公法劃分為憲法、行政法、刑法等，把私法劃分為普通法和衡平法。
（四）在訴訟制度上，大陸法系實行審訊制和合議制，在審訊制中，法官居於主導地位，可以詢問當事人，調查取證等，在合議制中由法官、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共同審判案件；而英美法系實行對抗制和陪審制，在對抗制中法官居於中立的地位，只是作為裁判者，當事人處於主導地位。在陪審制中，陪審員單獨組成陪審團，最終的判決由法官作出。
（五）在法官的權力上表現不同。大陸法系的法官審理案件以成文法為基礎，自己不能做出超出成文法規定的裁判；英美法系的法官運用判例審理案件，可以對案件根據法律進行解釋，作出判決。相對來說英美法系的法官的權利相對較大。
（六）法律的表現形式不同。大陸法系以編纂法典為主，英美法系國家主要以判例法為主。
（七）受羅馬法的影響程度不同。大陸法系是以羅馬法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英美法系受其影響較小，但在教會法、商法和衡平法方面仍受其影響。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主要是由其歷史傳統、文化、發展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二者都各自有其利弊，例如在法官的權力上，英美法系法官可以「造法」，根據法律對法律進行解釋，從而對案件進行審理，這就需要法官能夠充分的理解法律的規定，而且需要法官具有較高的水平，可以更好的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但也有可能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大陸法系的法官審理案件需要以成文的法律條文為基礎，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可能會對案件的審判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隨著時代的發展，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區別應經不像以前那麼的明顯，二者有些方面相互借鑒，相互融合。例如大陸法系中判例的作用也日益明顯，法官也更多的借鑒之前的案例；而英美法系中成文條款也不斷地增加。二者的相互借鑒，相互融合也有利於二者根和更好的發展。

E. 法律從哪個歷史階段出現

隨著國家的出現，奴隸社會的出現，法律便應用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