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法中的首要其本規范是
Ⅰ 經濟主權原則的基本內容及其形成過程
經濟主權原則的基本內容
1、各國對境內一切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
各國境內的自然資源是該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永久主權宣言》明確規定：「承認各國享有根據本國國家利益自由處置本國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並且尊重各國的經濟獨立」；「建立和加強各國對本國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不可剝奪的主權，能夠增進各國的經濟獨立」。基於這一原則，《永久主權宣言》特別強調：「為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而實行的國際合作，不論其方式是公私投資、交換貨物、交換勞務、技術援助，或是交換科學情報，都應以促進這些國家的獨立發展為目的，並且應以尊重這些國家對本國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主權為基礎。」簡言之，這就是把尊重東道國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作為南北之間一切國際經濟交往和經貿活動的前提。�
1970年聯合國大會第25屆會議以及1972年聯合國大會第27屆會議先後通過第2692(XXV)號和第3016(XXVII)號決議，將各國對本國自然資源享有的永久主權，從陸上資源進一步擴展到該國鄰接海域以及大陸架上覆水域的資源。�
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通過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明確指出：「每一個國家對本國的自然資源以及一切經濟活動擁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權。為了保護這些資源，各國有權採取適合本國情況的各種措施，對本國的資源及其開發事宜加以有效的控制管理，包括有權實行國有化或把所有權轉移給本國國民。這種權利是國家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權的一種體現。任何國家都不應遭受經濟、政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脅迫，阻撓它自由地、充分地行使這一不容剝奪的權利。」，同時，還進一步鄭重宣布：「一切遭受外國佔領、異族殖民統治或種族隔離的國家、地區和民族，在它們所固有的自然資源以及其他一切資源受到盤剝榨取、嚴重損耗和毀損破壞時，有權要求物歸原主，並向施加上述侵害的外國殖民主義者索取充分的賠償。」
2、各國對境內的外國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活動享有管理監督權
歐美國家的資本輸出，由來已久。發展中國家與外國資本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管制與反管制的矛盾斗爭也從未止息，其實質，顯然是侵害東道國經濟主權與維護這種經濟主權的尖銳沖突。經過長期的聯合斗爭，第三世界眾多發展中國家關於管制外國資本和跨國公司的正義要求，終於載入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行動綱領》（以下簡稱《綱領》）和《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以下簡稱《憲章》）。�
《宣言》除了一般地宣告各國對本國境內的一切經濟活動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權之外，特別強調：「接納跨國公司從事經營活動的國家，根據它們所擁有的完整主權，可以採取各種有利於本國國民經濟的措施來管制和監督這些跨國公司的活動。」
《綱領》進一步規定：國際社會在這方面應當採取具體行動，制定一套國際性的跨國公司行動准則，藉以防止跨國公司干涉東道國的內政；對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境內的各種活動加以管束，責成它們取消各種限制性的商業慣例，遵守發展中國家本國的發展計劃和發展目標，必要時，可以重新審議和修改過去已經簽訂的協議；促使跨國公司按公平和優惠的條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和傳授管理技能；在照顧到各方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對跨國公司把利潤匯回本國的額度加以限制；鼓勵跨國公司把所得利潤在發展中國家裡進行再投資。
《憲章》重申了上述基本精神和原則，同時以更為鮮明的文字，強調了它的法律規范性，即通過東道國制訂的法律規范，加以貫徹實現。《憲章》規定：各國有權根據本國的法律和條例，對境內的外國資本實行管轄和管理；有權對境內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加以管理監督，有權採取各種措施，以確保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切實遵守本國的法律、條例和規章制度，符合本國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
3、各國對境內的外國資產有權收歸國有或徵用
東道國政府在必要時是否有權把境內的外國資產收歸國有的問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存在著激烈的爭論。落後地區的東道國政府對於境內外國投資者財產的徵用或國有化構成所謂國際不法行為任何國家對於該國的每一國際不法行為應負國際責任，這是國際法上一項原則。國際不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所謂主觀要素，是指該行為可歸因於國家而成為該國的國家行為；所謂客觀要素是指該國的行為不符合國際義務對它的要求。
的觀點，在西方國際法學界中曾經長期佔有統治地位。
在這個問題上，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展開了長期、激烈的斗爭。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29屆會議終於以壓倒性大多數票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明文規定：「每個國家都有權把外國資產收歸國有、徵用或轉移其所有權。在這種場合，採取上述措施的國家應當考慮本國有關的法律、條例以及本國認為有關的一切情況，給予適當的補償」。至此，終於在一項具有重大權威性的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文獻中，不但以毫不含糊的語言肯定了每個國家必要時可以徵用境內外資的經濟主權權利，而且排除了西方發達國家按照它們的傳統觀念在徵用賠償問題上對發展中國家所施加的所謂「國際法上的公平標准」的約束。
經濟主權原則的形成過程
1、背景
主權原則一直是國際公法中最基本的原則。國家主權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權力，是國家的根本屬性，主要表現為國家對內的最高權和對外的獨立權。
是一個含義相當廣泛的概念，既包括政治主權，也包括經濟主權、社會主權以及文化主權等等。經濟主權原則本為主權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取得政治獨立之後相當長的時期里，經濟上仍然遭受著發達國家殖民主義勢力的盤剝和榨取，甚至仍然處在從屬和附庸的地位。第三世界眾多發展中國家從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經濟主權和政治主權是密不可分的，政治主權是經濟主權的前提，經濟主權是政治主權的保障。因此，數十年來，眾多發展中國家特別強調經濟主權的概念和原則，並為維護自己的經濟主權不懈奮斗。
2、20世紀50年代
1952年1月，聯合國大會第6屆會議就通過了第523(Ⅵ)號決議，即《關於經濟發展與通商協定的決議》，率先肯定和承認各國人民享有經濟上的自決權。這種規定雖然比較抽象和空泛，但畢竟是個良好的開端，具有重要意義。1952年12月，聯合國大會第7屆會議通過了第626(Ⅶ)號決議，即《關於自由開發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權利的決議》，開始把自然資源問題與國家主權問題聯系起來，明文規定：「各國人民自由地利用和開發其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權利，乃是他們的主權所固有的一項內容」。
3、20世紀60年代
1962年12月在聯合國大會第17屆會議上通過了第1803號決議，即《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以下簡稱《永久主權宣言》)，正式確立了各國對本國境內的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的基本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維護本國經濟主權、爭取經濟獨立的重大成果。但是，由於當時在聯合國內外南北兩個營壘的力量對比上，雙方處在相持不下的狀態，所以在各國對本國自然資源實行國有化或徵收問題上，《永久主權宣言》雖然基本肯定了各國有權採取此類措施，但又設定了若干限制，而且有關的規定含有調和妥協、模稜兩可的重大缺陷。
4、20世紀70年代
1974年聯合國大會相繼通過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行動綱領》和《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從作為調整全球國際經濟關系的「根本大法」(憲章)的高度上，以更加鮮明的文字，不但再次確認和強調了各國對本國境內的全部自然資源享有完整和永久的主權，而且確認和強調各國對本國境內的一切經濟活動也享有完整的和永久的主權。同時，刪除了前述《永久主權宣言》中關於國有化問題的無理限制規定和含混模稜之處，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多年來力爭的經濟獨立和經濟主權，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包含了更廣的內容。這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30年來協力奮斗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國際經濟秩序破舊立新過程中的一次重大飛躍和明顯轉折。作為國際經濟法的首要基本規范，經濟主權原則的確立、鞏固和發展，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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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與現代行政管理
一、經濟法的使命在於規范國民經濟關系
1.經濟法的實質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調整社會關系，以形成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其中，經濟法調整國家因素影響的經濟關系，亦即國民經濟關系。
這里所說「國家」，包括國家權力機關和它的執行機關——行政機關。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有關經濟的基本法律，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關於經濟的一般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有權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修改和補充，審查和批准國家計劃和預算的部分調整方案。國務院制定有關經濟的行政法規，編制和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國家預算，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經濟法對各級國家機關，主要對政府領導、組織和管理國民經濟的職權以及行使職權的程序作出具體規定，以利貫徹執行。這就是「國家因素」。
國家因素影響的范圍，包括宏觀方面和微觀方面。宏觀方面，指的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全局，重點為計劃、預算、稅收、金融、物價、工資、產業政策、對外經貿等。微觀方面，指的是政府有關部門對企業、對市場的具體事項的必要管理。
國家因素影響的方式，包括干預和參與。干預，說的是間接調控和直接管理。宏觀調控主要採取經濟辦法，按照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辦事，並且盡可能納入法製程序。直接管理從表現形式上看主要採用行政手段，但也應當是依法行政。干預又可分為積極干預與消極干預，前者指保護、鼓勵，後者指限制、禁止。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們已形成了這樣一條指導原則：「政府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1 〕這就明確了什麼叫「國家適度干預」。參與，說的是國家投資，舉辦企業、事業。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而公有制中又以國有為主體，國家對國有資產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但國有並不等於國營，所有權與經營權可以分離。嚴格地說，干預是「管」，參與是「辦」，管、辦應當分開，前者屬於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的職能，後者屬於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職能。經濟法側重規范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活動。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經濟法是國家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的基本組成部分有三大塊：一是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宏觀調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三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企業自主經營，構成經濟法的基調。
根據這種認識，經濟法與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劃分。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經濟法調整國家因素影響的經濟關系。當然，在某些情況下也會發生一定的交叉聯系。在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的過程中，民法、經濟法既有相對分工，又共同發揮作用。
2.經濟法在國家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一國的法律體系是指由具有內在聯系的各個部門法組成的統一體。對法律部門的劃分和法律體系的框架，中外法學界歷來存在多種意見。我們認為，設計一國的法律體系，一方面要適合本國的國情，另一方面要考慮與國際接軌。筆者曾經提出：「從中國社會主義的實際出發，在憲法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門類：行政法、刑法、民法、經濟法、社會法和訴訟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員著文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主要應由以下九類法律構成：憲法，行政法，經濟法，行政訴訟法，民商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社會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國家從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生活進行必要干預、對經濟秩序予以維護和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法。」〔3〕如此突出經濟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還是不多的。
經濟法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現為它已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現實的經濟關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圍。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綜合性。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經濟法尚處於一種理論形態的話，那麼，今天可以說，一系列的、調整國家因素影響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已經組合成整體意義上的經濟法部門。
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形態，經濟法在國家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不僅表現為它是否為一個法律部門，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它是否為一個基本的法律部門。建立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模式，綜合協調國家、市場、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主要依賴於民法和經濟法，而其中宏觀調控為經濟法特有的功能。經濟法解決的社會矛盾屬於基本的經濟關系，所起的作用是別的法律部門無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鑒於此，稱之為基本的法律部門，不是順理成章嗎？
二、行政機關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國民經濟
1.現代行政管理的職能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行政、司法往往混為一體，知縣、知府大量的事務是審理案件。現代社會文明的標志之一，則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開來了。雖然我國不照搬西方某些國家的「三權分立制」，但也將國家機關劃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三類。考察現代行政管理的職能，必須以此為起點。這還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於體現時代特徵。在經過正、反兩種經驗比較之後，中國人民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找到了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現已庄嚴地記載於黨章和憲法之中。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既然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那麼，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行政機關，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國民經濟。與此同時，還要管理各項行政事務、文化事業及其他社會事務。
2.經濟法與行政管理的結合點
前面已分析經濟法的使命和現代國家的職能，在此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探討經濟法與行政管理有些什麼關系。經濟法從法律的角度反映國家因素如何對市場經濟秩序發生影響，行政管理從行政的角度規范行政機關如何領導和管理國民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對此，行政學家和法學家是達成了共識的。不妨援引如下兩份資料：
（1）夏書章教授主編的《行政管理學》， 對當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和機關內部事務的活動。」〔4〕
（2）張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觀點：「在我國，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設，主要是同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兩大法律部門緊密相關的，這就是經濟法和行政法。當然，經濟法，除它的一個大的分支——經濟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關的以外，它還有另外的一些內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經濟法交叉的一個大的分支——經濟行政法在內，則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關的。總之，加強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設，在我國，主要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就包含著依法管理國民經濟，特別是將經濟法行政法運用於行政管理之中。
經濟行政法是調整國民經濟管理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稱，如我國現已制定出來的《預演算法》、《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審計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外匯管理條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等等。因其以經濟法與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態出現，兼具經濟法和行政法兩方面的屬性，一些學者稱之為經濟行政法，也有人認為應稱之為行政經濟法。因其強調國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務於經濟建設，所以它也就是國民經濟管理法。
據統計，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約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執法活動是由經濟行政管理機關進行的，如計劃、財政、稅務、中央銀行、審計、統計、物價、工商行政、技術監督、規劃、土地、城市建設、勞動、海關、自然資源管理、環境保護和各產業部門，既是行政機關，同時又是執法機關。
經濟法立足於國家整體，顯示出社會公共性的根本特徵； 現代行政管理又稱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作用。結論自然而然地得出來了：經濟法與現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緣；現代行政管理中必須運用經濟法這種手段。
三、經濟法在現代行政管理中的具體運用
1.目標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期望實現什麼目標呢？眾所周知，一切經濟工作必須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我們正在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前一個轉變，本世紀之內要求初步實現；後一個轉變，則需要更長的時間。當前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外貿企業，面臨不少困難，某些企業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們的著眼點應定為效率優先，同時也要兼顧公平。
經濟法對國民經濟發生影響，一般通過經濟基礎作為中介，或是改造舊的生產關系，或是確立新的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也有些涉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經濟法律，可以直接對生產力起到保護和促進的作用。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熟練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職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識，特別要提高運用經濟法管理國民經濟的意識和能力，努力實現國家提出的目標：「經濟管理法制化達到較高水平。」〔6〕制定社會主義法律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按法律辦事與按規律辦事要盡可能一致起來。實現經濟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實現經濟管理科學化。科學管理，治國之道。
2.原則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必須堅持什麼原則呢？概括地說，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是法制型經濟。
依法治國的基礎環節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機關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國家事務，反映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即從人治走向法治。現代國家政府普遍奉行這一準則，我國於改革開放之後亦確立了這一原則。依法管理國民經濟，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依法行政，以規范化的制度，正確處理人民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有利於保證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利於保證行政管理的規范性和科學性，也有利於保證社會對行政工作的監督。
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不少的問題。例如，在經濟領域，侵佔、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製造、銷售偽劣產品，搞不正當競爭，擾亂市場經濟秩序，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政府機關濫用職權、自辦公司、巧立名目、與民爭利等等，人民群眾對這些社會公害深惡痛絕。1996年3月， 在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指出：「各級政府及國家公務員都要依法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堅決維護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統一性與嚴肅性。」
3.基本內容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內容呢？可分為宏觀調控與具體行政管理兩大環節。
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把宏觀管住，包括規劃整體發展、制定方針政策、協調市場運行、組織社會保障，通過立法確立計劃、財政、金融三者之間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約的機制，確立價格、工資綜合改革方案。因此，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銀行法、價格法、工資法等在經濟法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現代經濟法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法律，顯示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的作用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遺補缺。
這里有一個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國修正《憲法》，增加了一項重要條款：「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了16條措施。中央領導同志說，16條中有13 條屬於經濟手段。 從1993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實施了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國民經濟的運行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在此期間，立法上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確定「公司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按照市場需求自主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和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為目的。」（2）1994年3月的《預演算法》，開宗明義提出：「為了強化預算的分配和監督職能，健全國家對預算的管理，加強國家宏觀調控，保障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一條規定：「為了確立中國人民銀行的地位和職責，保證國家貨幣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執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對金融業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條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上述經濟法律都強調了「完善宏觀調控」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個環節為對國民經濟活動的具體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冊登記，頒發各類許可證和執照，征稅，物價檢查，商品市場管理，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稱之為具體行政行為。
至於抽象行政行為，那是指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國務院有關部委局和地方有關政府制定規章，各級行政機關制定、發布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這些行政法規、規章、決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觀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觀的即個別性的事項。宏觀管住、微觀搞活，並非指宏觀管死、微觀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都可以對宏觀經濟、微觀經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
4.可操作性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運用經濟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問題呢？根據我國的實踐，主要應當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
第一，國民經濟法制管理的層次劃分——基本層次與補充層次。行政機關是社會經濟的管理者，同時又是行政執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個層次或曰基本層次的內容，即是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權，包括行政處罰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機關面臨著大量的社會、經濟問題，需要作出許多的具體行政行為。而當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後，行政機關則依法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依法行政的第二個層次或曰補充層次的內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政處理、行政處罰不服，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取得國家賠償。這三項相互關聯的法律補救制度，其結果，可能是對行政處理、處罰的認可和維護，也可能是對行政處理、處罰的否定和制約。行政機關享有行政管理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享有法律救濟權，從中亦可體現社會主義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許可權的范圍——法定職權與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行使權力遵循法定原則，即只有法律規定的行政權力才能行使，法無明文授權則不得為之。違反這一原則辦事，就構成越權。針對目前對某些違法行為打擊不力的情況，人們要求加大執法的力度，這從一般意義上講也是對的，但全面理解，應當是：行政執法、行政處罰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這個「度」，就定在法定職權上。由於社會經濟生活復雜多樣，完全採取「一刀切」的方式並不恰當，法律常常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列出一個幅度，行政機關可在法定的幅度內享有自由裁量權，但不能顯失公正。如一般違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罰款幅度為1元以上、200元以下；對虛假廣告可以根據情節處以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不能越出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范圍。因此，自由裁量權不等於無所不為。行使法定職權和自由裁量權都屬於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職權的內容——權力與義務。行政管理職權是代表統治階級意志（在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國家通過立法授予的，它不僅意味著權力，而且同時意味著義務，因此又稱為職責。既然承擔了義務，就應當作為，而不能不作為。亂作為是越權，不作為是失職。權力也好，義務也好，說到底，都是為了實踐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確地說，應是公務員），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沒有想到為老百姓辦實事。人們感嘆到某些地方、部門辦事難，其源蓋出於此。所以，國家工作人員需要樹立統一的權力、義務觀。政府與企業的正確關系，應當是：管理中有服務，服務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務。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過程——實體許可權與程序要求。實體法規定實際的權利、義務，程序法規定行為的方式、步驟。前面所講作為和不作為，亦適用於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執法。不論行政處理、行政處罰，抑或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都不能違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處罰法》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講許可權，二要講程序。但須注意，程序不能太繁，應當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眾。
四、經濟法學與行政管理學的密切關系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發展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聯合國首次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國際行政科學學會為目前世界行政科學領域規模最大、層次最高、最為重要的學術組織，第三屆國際行政科學大會於1996年10月在北京舉行。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發展，吸收外國的先進經驗，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們對行政管理學的重要性應當有足夠的認識。
行政管理學又稱行政學，或公共行政學，或公共管理學。前述《行政管理學》一書指出：「行政管理學是研究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和機關內部事務的客觀規律的科學。」〔7〕
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行政管理學同其他許多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經濟法學。經濟法學是整個法學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它研究經濟法的產生、發展和發揮作用的規律性。它的學科對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經濟管理行為的規范化問題。政府作為體現公共權力的國家機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以及作為民事關系中的機關法人，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須嚴格區分、正確適用，否則就會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導致管理秩序混亂。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還需繼續，同時對外國的特別是以日本、法國、韓國等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應予關注並進行一些比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國民經濟，協調市場經濟運行，既是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又是現代化建設的科學手段。由是觀之，經濟法成為現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誠然，經濟法學與行政管理學各有特定的內容和體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體制、依法管理國民經濟這一主題上，它們發生交叉的關系。我們可以運用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將它們統一或結合起來。日本法學家曾經說過：經濟法中的大部分規范，是要由國家各種行政機關來執行的〔8〕。中國亦如是。經濟法學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學中包含經濟法。學科交叉是現代科學發展的趨向之一。
〔1 〕見《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3年11月14日）。
〔2〕拙作：《經濟法新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第4頁。
〔3〕王家福等：《論依法治國》，《法學研究》1996年第2期。
〔4〕〔7〕夏書章主編：《行政管理學》，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頁、第6頁。
〔5 〕張尚zhuó＠①：《行政法教程》，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頁。
〔6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1996年3月17日）。
〔8〕【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 中文版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118頁；【日】江上＠②：《經濟法、禁止壟斷法概論》， 中文版見國外法學知識譯叢：《經濟法》， 知識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8頁。
Ⅲ 急需一篇關於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的學習心得。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Ⅳ 法治課｜京東訴天貓索賠10億，「二選一」之爭將走向何方
「雙11」臨近，電商平台「二選一」之爭又起。
京東起訴天貓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中的管轄權異議問題近日有了結果，最高法二審駁回了天貓「案件應由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主張，認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據這份10月9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裁定書，京東起訴認為天貓通過簽訂「獨家合作」等方式，要求在天貓開設店鋪的眾多品牌只能在天貓開店，而不得在京東參加促銷活動和開店，這種「二選一」行為，侵犯了京東的合法權益，請求法院判賠京東10億元。
管轄權裁定一出，意味著「東貓案」或將進入實體審判。
近年來電商平台的崛起與衰落此起彼伏，時常將矛頭指向電商巨頭阿里的「二選一」之爭，隨著新晉電商平台迅速崛起，而愈發激烈。
近日，阿里、京東、拼多多三方高層先後為「二選一」發聲，阿里方面認為，這是正常合法的市場競爭行為；拼多多認為，這是不對等的商業契約；京東認為，這是被法律明確禁止的違法行為。
多名權威專家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東貓案」必須審視三個最為關鍵問題：電商平台的相關市場如何確定；天貓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二選一」是否構成對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
2014年的「3Q大戰」案，是另一起標志性的互聯網壟斷糾紛案，最高法歸納該案作為指導案例的首個裁判要旨。該案中，在「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上，司法裁判在某種程度上曾顛覆過人們的日常認知——判決認定QQ在即時通信軟體領域並不具市場壟斷地位。
「3Q大戰」案的判例對於「東貓案」有何借鑒意義？應如何理解《反壟斷法》中的「市場支配地位」？
訴爭焦點：天貓是否具有壟斷地位
最高法裁定書顯示，原告為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限公司和北京京東叄佰陸拾度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被告為浙江天貓網路有限公司、浙江天貓技術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京東訴稱，2013年以來，三被告不斷以「簽訂獨家協議」「獨家合作」等方式，要求在天貓商城開設店鋪的服飾、家居等眾多品牌商家不得在兩原告運營的京東商城參加618、雙11等促銷活動、不得在京東商城開設店鋪進行經營，甚至只能在天貓商城一個平台開設店鋪進行經營，京東將其概括為「二選一」。
為此，京東請求法院的判令：1、確認三被告在本案所確定的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2.判令三被告停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包括停止限定商家只能與被告進行交易、停止限定商家不得與兩原告進行交易等行為；3.判令三被告向兩原告連帶賠償因其實施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給兩原告造成的經濟損失人民幣10億元，以及賠禮道歉及支付維權開支。
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互聯網法律業務部主任李亞介紹，「二選一」現象在電商圈早已不是個例，但是真正到最高法院審理的，這是電商圈第一例，早在2014年，最高法就曾實體審判過另一起互聯網壟斷糾紛案。中國法院網發文評論該案為「真正懂得互聯網的判決」，「中國最高審判機關在判決中闡述的法律適用標准為世界范圍內的互聯網反壟斷的裁判樹立了一個標桿，將在國際上產生重要影響」。
澎湃新聞梳理3Q案的判決書發現，此次「東貓案」中京東的訴請與當年3Q案中奇虎的訴請大體一致，細微的差別是，當年奇虎直接訴請判令騰訊「停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而此次京東的首要訴請，則是先訴請「確認天貓在本案所確定的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然後才是「停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據媒體報道，奇虎當年起訴稱騰訊公司和騰訊計算機公司的市場份額達76.2%，QQ軟體的滲透率高達97%，由此推定騰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同時，騰訊實施「禁止其用戶使用360軟體，否則停止QQ軟體服務360軟體」的「二選一」行為，因其明知自身的市場支配力很強，其相信絕大多數用戶會選擇騰訊QQ而放棄奇虎公司的軟體，騰訊顯然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然而，廣東高院一審以騰訊在相關市場不具有壟斷地位為由，駁回奇虎的全部訴請。最高法在二審判決中，利用經濟分析方法重新界定了該案的相關市場范圍，同樣認為騰訊不是壟斷者，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回到「二選一」案，天貓是否被認定為具有壟斷地位，成為了案件關鍵。
中央 財經 大學教授、創新產業競爭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吳韜介紹，「指導性案例是解釋法律的一種特定形式；根據最高法院的相關規定，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高法院關於3Q案中明確的互聯網領域反壟斷法律適用的多個重要裁判標准，比如相關市場界定、支配地位的認定、濫用行為的構成、行為效果的分析等，將會對包括『東貓案』在內的壟斷糾紛案審理產生影響。」
焦點：相關市場如何劃定
在《比較》雜志研究部主管陳永偉看來，3Q案與「東貓案」有一定區別，如前者是兩個業務不同企業之間的競爭，而後者雙方是同業競爭，3Q案的「二選一」是直接針對消費者的，而「東貓案」的「二選一」則是針對商戶的，但這並不影響前者對後者裁判認定的影響。
澎湃新聞梳理發現，3Q案全文7.4萬字的二審判決書中，超過一半的篇幅是論述「相關市場」。其中引述《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指出，相關市場是指經營者在一定時期內就特定商品或服務進行競爭的商品范圍和地域范圍。在反壟斷執法實踐中，通常需要界定相關商品市場和相關地域市場。
3Q案中，兩級法院均認為奇虎界定的相關市場過窄，並指出，互聯網環境下的競爭存在高度動態的特徵，相關市場的邊界遠不如傳統領域那樣清晰。兩級法院認定，奇虎公司關於綜合性即時通信產品及服務構成一個獨立的相關商品市場的主張不能成立。最高法認為，本案相關市場應界定為中國大陸地區即時通信服務市場，既包括個人電腦端即時通信服務，又包括移動端即時通信服務；既包括綜合性即時通信服務，又包括文字、音頻以及視頻等非綜合性即時通信服務。
澎湃新聞注意到，奇虎公司舉證2008年騰訊QQ活躍帳戶數達到3.41億，2011年使用過騰訊QQ移動即時通信的中國大陸地區用戶的比率為91.9%；且QQ的高滲透率、「客戶粘性」和網路效應等，證明騰訊在其界定的相關市場具有壟斷地位。但法院在界定相關市場時，相比奇虎原來的界定邊界，進行了「擴張」。
最高法歸納該案作為指導案例的首個裁判要旨，是：在反壟斷案件的審理中，界定相關市場通常是重要的分析步驟，但並非一定要清晰而明確。
李亞介紹，在「東貓案」中，原告方京東對於其提出的「相關市場」負有全部的舉證責任，從訴訟程序看，「不界定一個大致的相關市場，就無從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因此，界定相關市場不僅是該案的必備因素，而且是第一步。」
前述裁定書顯示，京東訴稱的天貓的相關市場為，「中國大陸B2C網上零售平台市場」。據艾媒咨詢數據顯示《中國網路零售市場數據監測報告》，2017年及2018年上半年，天貓的市場份額均超過52%。
但在陳永偉看來，「B2C市場作為該案的相關市場並沒有業界共識，這一點在訴訟當中肯定會有很大的爭議。反壟斷中的相關市場和通常認識的市場往往是不同的。」
吳韜也認為，「目前，互聯網業態豐富，線上線下交互，相關市場界定較為復雜。這需要認真地做需求替代甚至供給替代分析，做好市場調查。必要時可能還需要經濟學家介入，做專業的假定壟斷者測試。」
而最高法在公布3Q案作為指導案例時也指出，「假定壟斷者測試（HMT）是普遍適用的界定相關市場的分析思路。在實際運用時，假定壟斷者測試可以通過價格上漲（SSNIP）或質量下降（SSNDQ）等方法進行。互聯網即時通信服務的免費特徵使用戶具有較高的價格敏感度，採用價格上漲的測試方法將導致相關市場界定過寬，應當採用質量下降的假定壟斷者測試進行定性分析。」
此外，「基於互聯網即時通信服務低成本、高覆蓋的特點，在界定其相關地域市場時，應當根據多數需求者選擇商品的實際區域、法律法規的規定、境外競爭者的現狀及進入相關地域市場的及時性等因素，進行綜合評估。」
最高法判例：市場份額高≠市場支配地位
與相關市場界定密切相關，且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市場支配地位」。
在我國《反壟斷法》的界定中，「市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內具有能夠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位。」
《反壟斷法》第十八條指出：認定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應當依據下列因素：該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以及相關市場的競爭狀況；該經營者控制銷售市場或原材料采購市場的能力；該經營者的財力和技術條件；其它經營者對該經營者在交易上的依賴程度；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的難易程度等。
《反壟斷法》第十九條還規定了市場支配地位的推定規則，即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達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其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但是，這一規定可以被其他證據推翻。
在3Q案中論證騰訊不具有壟斷地位時，法院圍繞《反壟斷法》第十八條的規定進行了分析，並指出，在市場進入比較容易，或者高市場份額源於經營者更高的市場效率或者提供了更優異的產品，或者市場外產品對經營者形成較強的競爭約束等情況下，高的市場份額並不能直接推斷出市場支配地位的存在。
此外，「即時通信領域的競爭具有高度創新、動態競爭的顯著特徵且用戶對於服務質量、用戶體驗等極為敏感，因此，如果騰訊降低服務質量，則會有大量用戶轉而使用其他即時通信服務。」
「騰訊也不具有控制商品數量以及其他交易條件的能力。互聯網即時通信軟體有數十種之多，均可免費便捷獲得且佔用空間較小，獲取和轉換即時通信服務不存在顯著的經濟和技術障礙，用戶擁有較大的選擇餘地。」
所以，最高法在認定騰訊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後，還得出另一裁判觀點：在互聯網領域中，市場份額只是判斷市場支配地位的一項比較粗糙且可能具有誤導性的指標，其在認定市場支配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必須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確定。
重心：市場競爭機制是否被扭曲破壞
盡管在多名專家看來，離開市場支配地位來談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是沒有意義的，但在3Q案中，最高法仍對「二選一」行為進行了評判。
最高法認為，「在相關市場邊界較為模糊、被訴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不甚明確時，可以進一步分析被訴壟斷行為對競爭的影響效果，以檢驗關於其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結論正確與否」。
澎湃新聞注意到，3Q案中的「二選一」，被法院定性為「產品不兼容」的「限制交易」行為。根據《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或者只能與其指定的經營者進行交易的，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但是這種「二選一」是否違法？最高法院從該行為對消費者利益的影響、騰訊實施該行為的動機及該行為對競爭的影響三方面進行論述，並得出結論：雖然騰訊實施的「產品不兼容」行為對用戶造成了不便，但是並未導致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明顯效果。這一方面說明騰訊實施的「產品不兼容」行為不構成反壟斷法所禁止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也從另一方面佐證了騰訊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結論。
李亞介紹，在「東貓案」中，據京東起訴狀，「二選一」條款從表面上看符合我國《反壟斷法》中「限定交易」的規定，「但是，要適用這一法律的前提是，限定『二選一』的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且此行為確實擾亂了市場競爭。因為從《合同法》的角度來看，合同的達成是平等、自願的基礎上完成的，如果平台不存在強迫交易等行為，『二選一』就應屬於正常的市場競爭行為。」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曲創認為，「二選一」是商業競爭、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平台競爭中的常見用戶策略，在傳統行業也普遍存在。至於這種行為是否違反反壟斷法，「得看是否對市場競爭機制和消費者造成實質性損害。」
曲創還認為，此次向天貓提起訴訟的並非簽訂獨家合作協議的商家，而是作為平台競爭對手的京東，這說明「二選一是平台與平台之間對商家用戶的競爭方式，從中感到威脅、受到損失的是平台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作為爭奪對象的商家，至於對普通消費者的影響，則更遠更不確定了。」
全國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任王翔也發表觀點稱，互聯網行業的競爭和傳統行業的競爭不一樣，數據才是競爭的核心資源，「二選一」等行為實質上也是為了爭奪數據。
對於當下熱議的電商平台「二選一」之爭，多名專家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各平台關於「二選一」的論戰，目前仍停留在「口水戰」的層次，已進入訴訟程序的「東貓戰」則向司法者提出挑戰，即法律如何界定互聯網電商平台之間的競爭行為——「電商圈反壟斷訴訟第一案」的最終審判結論對電商行業的持續良性競爭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Ⅳ 什麼是經濟主權原則
定義：經濟主權原則是指每個國家對本國的全部財富、自然資源以及全部經濟活動都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權的國際經濟法基本原則。
基本內容：
（1）各國對境內一切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
（2）各國對境內的外國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活動享有管理監督權
（3）各國對境內的外國資產有權收歸國有或徵用
（4）各國對本國內部以及本國涉外的一切經濟事務，享有完全、充分的獨立自主權利，不受任何外來干涉。
（5）各國對世界性經貿大政享有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
國家經濟主權的性質
經濟主權作為國家主權在經濟領域的表現，也具有對內最高屬性和對外獨立性。其對內最高屬性體現為：
主權國家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經濟制度；自主決定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自主立法建立本國內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則；自主開發和利用本國的經濟資源。對外獨立性表現為：主權國家無論是否參與國際經濟活動，都有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主權國家可以自主決定是否參與國際經濟活動；在承擔國際經濟規則的義務的同時，享有平等的權利；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以平等互利為基礎，主權國家有權保護自己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掠奪和剝削。國家經濟主權的基本特性具有雙重性，一方面經濟主權是一種政治化的經濟權力，另一方面經濟主權又是一種經濟化的政治權力，是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國家最高（根本）利益契合點的權力結合。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力融合在一起構成的經濟主權，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態發展的殊產物。維護國家主權的最高（根本）利益，既需要有經濟權力提供物質基礎，需要有政治權力提供安全保障。從國家利益視野觀之，經濟主權是國家用以保護本國經濟發展的最高權力。從主權獨立性原則來說，在國家領土范圍內行使經濟主權，無論其結果如何，這種行為本身是合法的。經濟主權對於民族國家的意義就在於，主權國家能夠在不幹預他國經濟主權的前提下，根據本國的國情，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自主制定相應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各種保護民族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的法律和政策。
Ⅵ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範文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國際組織以及不同國家的法人與個人之間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1
論國際法中的經濟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釋義是“用強力管束並懲處，使不得胡作非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嚴的協定等含義發展出多種釋義：一是從法律角度指為保證法律得到遵守而採取的手段，包括對於違反法律實行的各種懲罰和為了預防違法而採取的獎賞的形式;是從道德的角度指維護道德的約束力;三是從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角度指幾個國家通常一致採用的一種強制性手段，迫使違反國際法的國家停止違法活動或服從裁決，尤指採取不給貸款、限制雙邊貿易，或者採取武裝干涉或封鎖等 措施 。國際經濟制裁一般是指一國或多國對另一國或多國所實行的一種經濟懲罰，其實質是以制裁為手段達到一定的政治目標及 其它 目標。西方國家直言不諱地宣稱，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聯合國有時也以通過某些決議的形式迫使會員國參與集體制裁。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其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據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爾(G·C·Hufbauer)對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發生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發生了50多件。
通觀戰後國際經濟制裁實例，可以得出所採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也是應用最普遍的即戰略禁運。禁止向被制裁國提供核武器、常規武器和軍民兩用技術產品，阻止高科技及其產品進入被制裁國;而在通常沒有必要進行戰略禁運時，一般綜合貿易禁運。對被制裁國實行進出口禁運以及資金與人員往來限制。此外還有專項貿易禁運。重點選擇關於被制裁國國計民生的若干貿易項目進行禁運。被選擇的項目通常是糧食和石油等。
國際經濟制裁的特點
首先是強制性。在強度上經濟制裁是介於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之間的一種手段。制裁方為達到目的，不會顧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對抗性。制裁者在實施制裁的時候從不掩飾自己所要制裁的對象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使得制裁者與被制裁者之間處於一種公開的對抗狀態。
此外還有相關性。經濟制裁是使雙方利益均受損失的雙刃劍，而且制裁還會影響到第三國的利益。經濟關系越密切，所受的損失就越大。經濟制裁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大多數的制裁難以成功，因為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僅制裁國的公司有可能違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聯盟的成員國也會各行其事，從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國際制裁的核心問題是效率問題，即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時間達到是對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對大量案例的實證分析後發現，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斷下降，1938-1972年間，迫使對方做出讓步、達到制裁預定目標的為67%，1973-1990年則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約1/4。在影響經濟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標國所承受的經濟成本。伊利沃特的統計發現，大多數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過目標國GDP的2%，而失敗的案例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
經濟制裁的所造成的損失是要由民眾來承擔的。一般來說，經濟制裁會造成民眾的損失，導致民眾對政府不滿，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這個假設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選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國家政權不是民選政權，那麼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鮮這樣的國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體，民眾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來源就是官方消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稍作煽動，民眾對所遭受苦難的痛苦情緒很容易就轉化為對制裁方的仇恨。這樣不僅達不到發動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國的政權更加穩固。海灣戰爭後，聯軍對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續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實力，從而為後來的軍事行動鋪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來推翻薩達姆政權—無疑是失敗的。
經濟制裁往往對制裁國自身也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失。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了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對蘇聯發動了糧食禁運，隨後又發動了油氣管道禁運。對蘇聯的糧食和油氣管道禁運嚴重損害了美國農場主和工業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利益，最後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美國後來不得不主動取消了這一制裁。當然這也和阿富汗戰爭的進程和國際形勢的轉變有關。美國七八十年代對伊朗和利比亞的資產凍結，既包括保存在美國本土的兩國資產，還涉及到美國銀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屬機構中的資產。其實施不僅引起與離岸金融市場所在地的法律沖突，損害到該地的主權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金融界的利益。 "從更廣闊視野看，更重要和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是，客戶對美國銀行服務能力的信心的喪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這類顧客離開紐約或美國其他市場，到諸於倫敦這類被認為能夠提供比較公平環境的外國市場"。據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在1995年的 報告 稱，制裁給美國公司造成的損失在150億到190億美元之間，並且影響到約20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其結果必然引起相關行業的不滿。
至於民主國家之間，政治體制越發成熟，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做出會受到制裁的行為，更不用說去制裁別人了。
所以，有時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給力，直接採用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隨著地球上敢於公然進行獨裁的國家越來越少，可以預見的是，制裁這種手段，離消失已經不遠了。
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說起來，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權採用經濟制裁。二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有權使用經濟制裁。前者系指國際經濟制裁的程序性規定，後者即國際經濟制裁的實質性規定。
國際上第一個涉及國際經濟制裁的公約，是1919年巴黎和會結束時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該盟約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於聯盟會員國不顧以仲裁解決爭端的規定而從事戰爭者，“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它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它各會員國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Α之關系，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往來”。這就是說，第一，經濟制裁是針對特定的戰爭行為，該行為一旦發生，其它會員國實行制裁的義務即自動產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徹底的，是“全面的經濟制裁”;第三，不僅會員國，非會員國也得參加經濟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經濟制裁”。
然而，如此嚴厲的經濟制裁的法律規定不久便為國聯大會一項關於“經濟武器”的決議所取代。這項決議提出：破壞盟約的戰爭行為是否存在，由各會員國自己決定;國聯行政院可對此提出咨詢意見，但不能作出約束性的決定。這一修改，限制了國聯行政院的權力，加強了各會員國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對義大利經濟制裁的力量，同時，也為此後單邊國際經濟制裁的根據留下了伏筆。
同多邊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單邊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則至今尚未明確。一方面，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決定同另一個國家建立或斷絕經濟、貿易往來，純屬該國內政，系該國主權的體現，外界不得干預。西方有些國際法學者還找出前面提到過的國聯決議來論證單邊經濟制裁的合法性。他們提出，由於聯合國的無能為力，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的任務已經落在各個成員國之上，而各國的主要工具就是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國際上也有個趨勢，主張對國際經濟制裁加以限制。如聯大1970年《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74年《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第32條)就曾規定：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它種措施強迫另一個國家，以取得該國主權權利行使上之屈從，並自該國獲取任何種類之利益。但是，什麼是“外國不得干預的主權行為”，什麼是“迫使一主權權利行使之屈從”，則各國都有自己的標准，很難達成一致的定論。
目前的習慣國際法是，一國對另一國的經濟制裁只要不牽涉軍事行動或武裝封鎖，只要不牽涉它國的司法管轄權(1984年1月美國總統里根宣布擴大對蘇聯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設備的禁運范圍後，美國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歐國家就管轄權問題發生過爭執)，一般並不會引起別國的非議，當然也不會引起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
參考文獻
[1]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492頁
[2]牛津當代大辭典，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44頁
[3]國際經濟制裁的效率與外部性分析，武漢大學學報，第五十八卷，第三期 2005.3
[4]HAASS，R. N. Sanctioning Madness [J]. ForEign Affairs，1997，76.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2
淺析國際經濟法視野中的主權基金
[摘要]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與國際合作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因此，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
[關鍵詞]主權基金國際經濟法法治環境
在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峰會中。西方各國一再強調中國應在主權基金領域擔負起大國的責任。2009年4月18日，中國投資公司董事長樓繼偉在博鰲論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分論壇演講時稱，主權財富基金是現存的不合理的貨幣體系的必然產物。從50年來的歷史上看，主權財富基金在市場上沒有不良記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力量。
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又稱主權財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國政府手中用於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盈餘、外匯儲備盈餘、自然資源出口盈餘等，由政府設立專門的投資機構管理。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其投資方向不僅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也拓展到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主權基金的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新加坡、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經常項目巨額順差常態化，而這些國家又不希望匯率上升過快，於是外匯儲備急速膨脹;此外，以俄羅斯和海灣國家為代表的另一批新興國家則直接受惠於全球化帶來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價格、礦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憑借國家對資源開發權力的擁有。也積聚了大量國家財富。這些國傢具有政府主導的傳統，市場運作下的理財工具又不完善，於是財富大量集中在主權基金手中。目前，主權基金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的參與者，其資金規模已經超過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場影響力正不斷增強。據統計，1990年全球主權基金的規模僅有約5億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主權基金，資金規模約2.8萬億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聯酋阿布扎比基金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中國和俄羅斯擁有的主權基金規模也分別達到2000億和1280億美元。從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雙贏的角度考慮，主權財富基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一種威脅，只要各國努力規范其行為並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譽，主權財富基金理應為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
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的直接體現。該原則規定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永久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干涉。而主權基金本身就是一國對經濟活動的自主決定權和對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延伸，屬於國家利益的范疇，一國政府對其主權基金享有完全的佔有、管理和支配權。主權基金主要來源於屬於國有資產的財政盈餘、外匯儲備和自然資源出口盈餘，是國家主權財富在現代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表現形式。特別是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主權基金不僅是國家經濟主權的象徵。更是保障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平等的參與和決策權，進而實現國際經濟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發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局旗下的華安投資管理公司管理資產約為347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國的另一隻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1900億美元資產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權基金背景的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成功收購IBM全球Pc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在中美高科技貿易中相對弱勢的地位，使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宣布正式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談判中，美方也明確表態：歡迎來自中國的主權基金，並將在修改投資法時認真考慮中方的立場。
其次，主權基金的積極發展是國際經濟法中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由於主權基金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低風險，當資本市場面臨崩潰危機時，投資者不必擔心主權基金會陷入恐慌性拋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權基金並不像養老基金一樣需要定期支付紅利，從而避免頻繁地在證券市場上套現。因此。主權基金能夠成為一個長期戰略投資者參與世界各國的區域經濟合作，這將有助於穩定國際股票和債券市場。此外，主權基金的興起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從發達國家的債權人轉變成資產所有者，使國際金融市場的權力重心發生根本性轉移，全球金融市場格局將從美國一元支配格局向歐亞國家和能源輸 出國 共同參與的多元體系轉變，發展中國家正逐漸成為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勢力量，這些都充分體現出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據美國財政部統計，僅2006年以主權基金為主體的跨國投資就使得美國資產凈增加1.9兆美元，為社會提供了1000萬個就業機會，並對研發支出有13%的貢獻。
最後，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據美國財政部估計，當前由各國政府控制的金融資本(外匯加上主權基金)約有7.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產出的15%。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將面臨實力更強的、由政府投資的主權基金的競爭，各國的國有資產通過優化整合以後將以更加靈活的姿態投入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這將使傳統的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面臨重大挑戰。推動了國際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制度創新，美國近期醞釀修改投資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盡管主權基金的出現對國際經濟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在現階段實現主權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臨著種種困境。首先，由於上千億美元的主權基金規模十分龐大，遠遠超過普通的國際投資，在債券之外的市場往往會因流動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難以對其充分吸納，使得各國現行的投資法律體系無法進行有效監管。其次，由於目前大多數國家立法缺乏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規定，使得主權基金的運作缺乏透明度，既沒有準確披露是由誰控制著這些龐大的資本。也沒有定期公布投資策略和資產報表等可靠信息，而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沒有制定嚴格的信息披露標准，使得對主權基金進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規制處於事實上的缺位狀態。最後，基於政治與國家安全等非商業因素的考慮，部分發達國家對主權基金背後的國家背景十分謹慎，導致主權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容易引發投資保護主義，形成投資壁壘。近年來，美國國會腰斬迪拜港口公司收購美國港口。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未果以及華為收購3Com遭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HIUS)否決，都帶有明顯的投資保護主義色彩。
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目前，各國已經開始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和規范主權基金，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管理體制、具體運作和投資審查，提升主權基金運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規定：在涉及主權基金投資時，授權CFlUS進行為期90天的調查。直至認定該投資不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鋁收購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也公布了6項法律原則，宣布將對政府控制的外國投資者加大審查力度。上述立法試圖通過對主權基金加大審查力度來規范主權基金的運作，這既是一種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護戰略資產意願的結果。相比之下，歐盟對主權基金採取了更為積極的開放態度。為實現投資自由化的目標，2008年2月，歐盟宣布將出台主權基金行為准則，試圖通過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規范來消除法律對主權基金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的限制。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建議，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歐盟公司不被主權基金收購，歐盟應考慮實施“黃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帶有特定權利的股份。這種股份份額很小，通常為一股，但對公司重大戰略決策擁有發言權和否決權)，使政府對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業的外來投資擁有否決權。歐盟准備出台主權基金自律准則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制定旨在規范主權基金的行為指南。該組織已經明確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聯酋等國為其主權基金制定詳盡的披露標准，並開始推廣挪威立法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定，認為通過信息披露立法能夠促使主權基金的規范運作，避免投資保護主義。
主權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 文化 ，導致類似於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於其高效率運作。因此，應盡量避免對主權基金的行政干預，確保主權基金市場運營的自由度。例如，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目標，阿聯酋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另外，主權基金要想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員，還必須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商業性、專業性和獨立性，打消被投資國的政治疑慮和阻撓。在投資法中，應明確主體投資應該交由外部基金，進行第三者管理，從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資組合，加強基金間的競爭。彌補主權基金自身在資源、人才、內部監控上的不足。
[參考文獻]
[1]吳金勇。黃繼新，倫敦G2O峰會的“教堂”價值[N]，商務周刊，2009-04-20。
[2]王志剛，主權財富基金法律問題研究[J]，法學與實踐。2008。(4)。
[3]楊燕，主權財富基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J]，中共石家 庄市委黨校學報，2009，(1)。
[4]IFSL：壘球主權財富基金增至3.9萬億美元[N]，經濟參考報,2009-03-04。
[5]劉婷婷，沙特預建世界最大主權基金[N]，中華工商時報,20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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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1.國家經濟主權原則。
國家經濟主權原則是國家主權原則在國際經濟法領域內的具體體現，它構成了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國家經濟主權表現在國家對其全部財富和資源的擁有權、使用權和處置權，以及對經濟活動的支配權等。
在內容上，該原則包括國家對其境內一切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國家對外國投資者及其活動的管理和監督權，以及國家有權決定對境內的外國資產實施國有化或徵收的措施等。
2.平等互利原則。
平等互利原則指所有國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以平等的資格參與經濟活動，並平等分享成果。平等互利是國際經濟交往中應遵守的基本原則。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各國不論大小強弱，其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
平等是實質上的平等，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互利指不能只謀取本方的利益，而置其他各方的利益於不顧。平等互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最惠國待遇是平等互利原則的一個典型範例。
3.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
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指發展中國家應通過國家經濟的發展逐步縮小並消除窮國與富國的差距，發達國家應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科學和技術等領域進行合作，以促進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
依《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國際合作以謀求發展是所有國家的一致目標和共同義務。該原則首先強調的是承認和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發達國家的繁榮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在此基礎上，為了實現共同發展，就應加強各國間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合作，當然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也包括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
(7)國際經濟法中的首要其本規范是擴展閱讀:
就國際經濟法中所包含的各國涉外經濟法或民商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處在殖民地、附屬國地位的眾多弱小民族，或根本沒有立法權，或只有形式上的立法權。
二戰結束後數十年來，被壓迫弱小民族的反殖民主義斗爭陸續勝利，眾多新主權國家相繼興起，逐漸形成了第三世界，開始有了獨立的國內立法權。盡管在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但它們有著共同屈辱歷史，共同斗爭經歷，共同現實處境，因而有關徹底改變這種現狀的共同願望和強烈要求，並且正在從事改造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共同斗爭。
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這種要求和平共處的努力，當然會遇到來自發達國家的各種阻力和障礙。因此，在當代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或基本原則更新發展的全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保護既得利益、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與爭取平等地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矛盾和斗爭。這乃是當代世界「南北矛盾」斗爭的主要內容。
在最近四五十年來「南北矛盾」斗爭中逐步形成的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或基本原則，可以大體上歸納為經濟主權原則、公平互利原則、全球合作原則以及有約必守原則等四個方面，以下各節，分別予以闡述。
參考資料：網路-國際經濟法基本原則
Ⅷ 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中有哪些公約和條約
國際經濟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新興學科。在它的定義、范圍、意義、地位問題上存在爭議。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之間既有著密切聯系，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著重大區別。國際經濟法和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應該是與國內法平行的國際法體系中三個彼此完全獨立的法律部門。
[關鍵詞] 國際經濟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聯系區別國際經濟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一個新興學科。它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它的定義、范圍、意義、地位問題上存在著爭論。本文試針對爭論中的某些具體問題，略抒己見。
一、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關系的幾點認識
（一）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關系的三種分歧
國際公法通常簡稱國際法，在我國國際公法學界，王鐵崖先生最早提出的一種觀點是比較權威的，即「國際法是主要調整國家之間的關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總體。」「國家之間關系就是國際關系……包括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法律關系，等等。國家經濟法關系是整個國際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國際政治關系是國家之間最活躍的關系，而國際法律關系則是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國際關系。」
關於國際公法調整對象，許多國際公法著作都基本上沿用了王鐵崖先生在《國際法》1995 年新版本中的定義：「國際法，簡言之，是國家之間的法律，或者說，主要是國家之間的法律，是以國家之間的關系為對象的法律……所謂國際法主要是國家之間的法律。在國際舞台上除了國家是主要參加者之外，還有其他參加者：類似國家的政治實體和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
「為了對國際法有一個初步的概念，把國際法看作主要調整國家之間的關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總體，也就夠了。」
根據上述定義，人們容易想像國際公法中存在一個國際經濟法分支，它是調整國家之間在經濟領域關系的公法體系，是國際公法的一個新分支。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的關系是有學術分歧的，具體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國際經濟法是國際公法的一個新分支。這種觀點認為，國際經濟法只是調整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傳統的國際法，主要用於調整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忽視了它們之間的經濟關系，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專門用來調整上述國際經濟關系的新的法律分支，這就是國際經濟法。王鐵崖先生在1980 年2 月2 日中國國際法學會成立大會上的發言中指出：「國際經濟關系的變化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轉變，在國際法上提出了許多經濟問題，使國際法的范圍擴大了。最近十幾年，提出了國際經濟法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分支的主張，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國際經濟法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分支，其內容範圍和體系如何，現在還很難確定。但是，國際經濟法的確立是現代國際法的另一主要動向，這是明確無疑的。」王鐵崖先生主編的《國際法》1981 年版對國際經濟法的定義為：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總和。它和公認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一致的，是現代國際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分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與一般國際法的主體也是一致的，就是說，主要是主權國家，另外還有類似國家的政治實體及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梁淑英主編的《國際公法》對國際經濟法的定義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國際法的新分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包括國家和國家組織，其調整對象限於主體間的經濟關系。國際經濟法的范圍系指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公法規范。」
第二種觀點是在國際公法的著作中根本不涉及國際經濟法問題。端木正主編的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國際法》、劉海山主編的《國際法》、王獻之主編的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國際法》等都屬於這種情況。
第三種觀點是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國際法、國內法的邊緣性綜合體，應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這種觀點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超越一國國境的經濟交往的法律規范。它所調整的對象，不僅僅限於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屬於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異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這種觀點是當前國際經濟法學者普遍支持的觀點。如陳安：「綜上分析，一項普普通通的國際投資活動，一種屢見不鮮的國際經濟法律關系，其所涉及和所適用的各門各類法律規范就如此之多。舉一反三，由此可以看出：用以調整超越一國國境的經濟關系的國際經濟法，確實是一個涉及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國際商法與各國涉外經濟法等多種法律規范的邊緣性綜合體。它是根據迫切的現實需要『應運而興』的綜合性法律部門；從而，國際經濟法乃是一門獨立的邊緣性法學學科。」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不涉及國際經濟法的行為純屬逃避，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故不能採納。第一種觀點國際經濟法是國際公法的一個新分支的代表人物王鐵崖先生在其主編的《國際法》1995 年版本對國際經濟法的定義是：「國際經濟法是國際法的一個部門，廣泛地說它是規范國家政府、國際組織、私人公司和個人之間的相互經濟交易和經濟關系的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總稱。國際經濟法學是以國際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通常所說的國際經濟法事實上是指國際經濟法學，而非國際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的形成以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系為基礎，以跨國界的經濟交易和經濟關系的存在為前提。」[1](P486)我們把此版本中國際公法定義同國際經濟法的定義加以比較，可以看出二者對「國際經濟關系」一詞存在語義分歧。王鐵崖先生在解釋國際關系時說：「國家之間的交往關系是國際關系，」這代表了傳統國際公法學界對國際關系的解釋，那麼不同國家的企業、個人之間的關系是否也應納入國際關系呢？王鐵崖先生沒有也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釋。筆者支持第三種觀點。除了將其他兩種觀點排除外，筆者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還將充分論證國際經濟法應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合理性。下面我們將在第三種觀點的基礎上看一下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的關系。
（二）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的聯系和區別
筆者認為，如果國際公法規范是用以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屬於國際經濟法范疇，如果國際公法規范用以調整國際政治關系以及其他非經濟關系的則不屬於國際經濟法范疇。對於那些綜合性的國際公約，既用以調整某方面的政治關系，又用以調整某方面的經濟關系，則涉及經濟領域的有關條款，屬於國際經濟法范疇，涉及非經濟領域的條款屬於國際公法范疇。
如果將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的內容作一比較，將會看到有以下重大區別：
第一，權利義務主體不同。國際公法的主體限於國家與各類國際組織（指各國政府之間的各類組織，下同），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則包括國家、各國政府間的經濟組織、民間國際商務組織、國際商務仲裁機構以及不同國籍的國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下同）第二，調整對象不同。國際公法傳統上主要調整國家之間政治、外交、軍事等非經濟性質的國際關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領域的國際關系在國際公法調整對象中的比重才有所上升，但並不佔主導地位。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則突出了國家、國際組織之間關於經濟領域的各種關系，排除了它們之間屬於政治、外交等非經濟領域的各種關系。同時，國際經濟法又囊括了大量的國家或國際組織與他國國民之間、不同國籍的國民之間的屬於經濟領域的各種關系。
第三，法律規范的淵源不同。國際公法的淵源主要是各種領域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而國際經濟法的淵源則排除了各種非經濟領域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突出了經濟性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同時大量吸收了國際私人商務慣例以及各國國內的涉外經濟立法。
綜上所述，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雖然兩者在部分內容上相互滲透和互有交叉，但兩者不能相互取代。簡而言之，它們是兩種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明顯區別的、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關系的幾點認識
（一）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關系的爭議
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之間的關系是存在爭議的。而爭議的原因在於國際私法學界對國際私法的定義和范圍有著不同的解釋。余先予主編的《沖突法》說：「沖突法的名稱出現於世紀，從19 世紀20 年代以後，沖突法在有的著作中又稱為國際私法，19 世紀末以來，國際上為了避免或排除國家之間的法律沖突，通過條約統一規定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實體規范，出現了所謂統一實體規范。有些學者認為國際私法除沖突法外，還包括統一實體法。但另有一些學者則仍然主張國際私法僅指沖突法。」
韓德培先生主編的《國際私法》列舉了三派主要觀點。第一派認為國際私法僅包括或主要包括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沖突規范，該派觀點廣泛流行於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各國、日本及世界其他地區；第二派認為國際私法不僅包括調整涉外民事法律規范，還包括國際統一實體規范，該派觀點出自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一些學者；第三派認為國際私法不僅包括沖突規范、統一實體規范，還包括國內法中專門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實體規范，該派觀點則出自前民主德國、捷克和保加利亞的某些學者。在上述三派觀點中，第一派觀點在國際上是通行的。如果國際私法僅僅包括沖突法的話，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的關系就十分清楚了。但韓德培先生主編的《國際私法》對國際私法的定義是：「國際私法是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的部門。」並且認為：「國際私法就其主要內容來說，只包括沖突規范和統一實體規范，但鑒於目前還沒有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研究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國內法實體規范，因而本書也將涉及一些重要的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國內法實體規范。」此外，該書還對「民事法律關系」一詞作了非常廣義的解釋，即「國際私法的調整對象……是民事法律關系，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說，可以稱之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這里還需要稍加說明，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是廣泛意義上的民事法律關系。」所謂廣泛意義上的民事法律關系，「既包括涉外物權關系、涉外債權關系、涉外知識產權關系、涉外婚姻家庭關系和涉外繼承關系，也包括涉外公司法關系、涉外票據法關系、涉外海商法關系、涉外保險法關系和涉外破產法關系等。」這樣定義下的國際私法通常被稱為大國際私法。在這種定義下，經濟關系都被稱為民事關系，國際經濟關系成了國際私法的研究對象。這樣，國際經濟法概念便失去了其必要性。那麼，這樣一種大國際私法，一方面，它要調整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沖突，另一方面，它還要調整涉外所有權關系、涉外債權關系、涉外繼承關系、涉外公司法關系……如此龐雜的涉外關系，試問，國際私法一門學科能承擔得了嗎？
筆者認為，國際私法仍然應該主要解決法律沖突問題。正像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樣，一個部門法也不可能解決各方面的問題。雖然近年來的大規模造法運動產生了許多國際統一實體規范，使本來沖突法關注的一些問題發生了變化，但這並不是修改國際私法定義的充分理由。因為一方面解決法律沖突仍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國際法律課題，各國國內立法的增加必然帶來新的沖突法問題，國際統一實體規范的出現也帶來了國際統一實體規范之間以及國際統一實體規范同國內法之間的沖突問題，國際私法研究對象的這種變化是很正常的，也是所有其他法律學科都會經常遇到的；另一方面，國際統一實體法律規范大量出現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結果，並非國際私法學科解決問題之產物。隨著國際統一實體規范的大量出現，必然有與其相適應的新學科出現，國際私法這樣一個古典的學科，在內涵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沒有必要進行外延式擴張。
（二）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私法的聯系和區別
這里的「國際私法」指的是在世界各國民法和商法互相歧異的情況下，針對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關系或商法關系，指定或確定應當適用哪國的法律，又稱「法律沖突法」或「法律適用法」。
作為法律沖突的國際私法，可以分為用於調整國際（涉外）私人間經濟關系的法律沖突規范以及調整國際（涉外）私人間人身關系的法律沖突規范。前一類沖突規范用以間接調整超出一國國界的私人間的經濟關系，因此應屬於國際經濟法范疇，而後一類沖突規范由於調整的是人身關系而非經濟關系，因此不應納入國際經濟法的范疇。
如果進一步把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作一比較，可以看出以下幾點重大區別：
第一，權利義務主體不同：國際私法的主體，通常指不同國籍的國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各種民間性的國際組織機構。國家以及各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一般不是國際私法的主體，只有當它們不以主權實體的身份而以一般私法法人的身份，從事超越一國國界的經濟交往或經貿活動，它們才可能成為國際私法關繫上的主體。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則既包括經濟領域中超越一國國界的「私法」關繫上的主體，也包括經濟領域中國際公法關繫上的主體，即國家以及各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
第二，調整的對象不同：國際私法調整的超越一國國界的私人間關系，可分為經濟關系和人身關系兩大類。國際經濟法則只調整前一類而不調整後一類。如果單從這方面看，國際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的范圍，遠比國際私法狹窄。但是，由於國際經濟法調整的對象中還包括國家、各國政府間組織、不同國籍的國民相互之間大量的經濟交往關系。因此，從總體上看，國際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范圍又遠比國際私法廣泛得多。
第三，發揮調整功能的途徑不同：國際私法是關於民法、商法的法律適用法，而不是實體法。實體法指的是可以直接地確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並解決有關紛爭的法律規范，而國際私法是指出應當適用哪國的法律來解決沖突並不直接確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或解決有關的紛爭。也就是說，國際私法作用的發揮是通過實體法中介來進行的，其調整方式是間接調整。
而在門類繁多、內容豐富的國際經濟法的各種規范中，除了一些程序法的規范外，絕大部分都是實體法規范，它在調整過程中，無須經過任何中介，因而是直接調整。
第四，法律規范的淵源不同：國際私法的淵源主要是各國有關法律沖突或法律適用方面的國內立法，並輔以某些有關法律沖突或法律適用方面的國際慣例以及對締約國有拘束力的具有同類內容的國際條約。國際經濟法的淵源則排除了國際私法上述諸淵源中有關人身方面即非經濟方面的法律規范，突出了有關經濟方面的法律沖突規范。同時大量吸收了屬於實體法和程序法性質的、有關經濟領域的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私人商務慣例以及各國國內的涉外經濟立法。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從各自的總體上看，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
兩者在部分內容上雖然互相滲透和互有交叉，但兩者不能相互取代。簡而言之，它們也是兩種既有密切關系，又有明顯區別的、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
三、國際經濟法應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我們說國際經濟法應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主要有以下理由：
（一）國際經濟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國際經濟關系空前迅速發展的需要
一切理論都是實踐的產物，理論總是為了滿足一定的實踐需要而產生的，關於法學分科的理論也不例外。
早在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亞、歐、非各國之間就已出現頻繁的國際經濟往來和國際貿易活動。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上，各國商人約定俗成，逐步形成了處理國際商務的各種習慣和制度。這些習慣和制度，有的由有關國家的法律加以吸收，規定為處理國際商務成文准則；有的則由各種商人法庭援引作為處理國際商務糾紛的斷案依據，日積月累，逐步形成為有拘束力的判例法或習慣法。可以說，這些商事法規或商事習慣法，實質上就是國際經濟法的最初萌芽。
17 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逐步形成，世界各民主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交往空前頻繁，國際經濟關系空前密切。
自18 世紀以來，世界對外貿易就在數量上存在長期增長的趨勢，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世界貿易出口相對於世界生產總值的增長是長期滯後的。這反映了生產國際化還停留在低級的、膚淺的水平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貿易增長率一貫的、持續的超過世界生產增長率。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最鮮明的特徵之一，反映了生產國際化向縱深發展的強勁趨勢。國際經濟法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產生，首先就是因為戰後國際經濟關系的迅速發展，給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戰後國際經濟關系空前迅速發展不僅表現在國際貿易上，還表現在國際投資、國際技術轉讓、國際融資、國際稅收、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等許多方面。這些方面都一再表明戰後國際經濟關系已經越來越直接、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工作、收入、消費和生活。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必然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為了滿足人們對國際經濟法律知識的需要，國際經濟法必然要成為一個新興的獨立法律學科。
（二）國際經濟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有利於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與國際經濟法三者的協調發展
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國際法面對的情況有很大改變。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表現在國際法上，就是國家之間通過締結條約或創立國際組織來管理企業和私人的跨國經濟活動。國際法律規范向縱深發展了，但按照傳統的國際法定義，國際法是不研究這些領域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傳統的國際法的研究方法暴露出研究層面單一、缺乏立體性的弱點。所以筆者認為應當把國際法和國際公法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概念。
國際法是相對於國內法而言的一個法律體系的概念，而國際公法則是國際法體系中一個相對與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等的部門法的概念。也就是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等是國際法這個大體系中的分支。在這個體系中，國際經濟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而國際公法傳統上只調整國際政治關系，國際私法的范圍則只是國際法律沖突問題。這樣一來，三者的關系就十分清晰明了了，三者也會在各自的范圍內協調發展。
（三）國際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是各種國際經濟關系內在統一性的需要
反對國際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認為國際經濟法只不過是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的理由通常是說，只有國際經濟法局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其所包括的各種法律規范才具有法律特徵上的統一性。Schwarzenberger 曾尖銳批評和Langen 的大國際經濟法觀點，他認為國際經濟法這一主題的代價是很高的，國際經濟法將面臨失去法律統一性的嚴重危險。CliveM.Schmitthoff 也說：「體現跨國貿易法傾向的國際貿易法，成為私法中的首要部分……我們所在的世界仍然堅實地建立在民族國家觀念的基礎上，那種認為民族國家是一個已經陳舊的或過時的概念的看法，是錯誤的。現代形式的民族國家，在人類社會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和有益的作用，其性質已從作為強權政治的象徵轉為社會正義的一種手段。」
用上述理由把國際經濟法局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些理由都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各種調整國際（或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客體都是統一的———即以企業為主的各種經濟實體的跨國經濟行為，各種國際經濟關系都是企業和其他經濟實體進行跨國經濟活動服務的。國際經濟關系的這種內在統一性，決定了各種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內在統一性。它們統一於共同的主體、客體和為國際市場服務的目標，這種統一決定了國際經濟法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四）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方法是特殊的
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它不僅代表了一類新興的法律規范，還代表了一種新的法學研究方法，或者說是一種新興的法學觀念。西方學者稱之為跨國法觀念。它集調整各種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法淵源、國內法淵源、實體法淵源、程序法淵源於一身，從而使各種國際經濟法律關系被作為一個法學研究的整體。一些外國學者稱國際經濟法的定義的研究方法拋棄了傳統法學的局限性，它沒有把法律淵源的「國際」
或「國內」性以及法律目的的「公」或「私」性放在首位，而是把各種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作為一個整體，把所有參加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都納入國際經濟法。
四、結語
本文並不泛泛地去反對學科劃分中人為因素的能動性，問題在於人為因素應該服務於實踐的需要。法律學科的劃分必須首先根據法律的調整對象來歸類，這是最科學的。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國際公法都是調整國際關系的，除法學之外，還有許多學科對國際關系進行分類，國際關系在各種學科中通常總是被分為國際政治關系、國際經濟關系、國際民事關系等，這種分類方法體現了各種國際關系在各自特質上的獨立性，因此被廣泛接受。國際法學的分類應該與其他學科保持一致。我們並不否認各類國際關系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但在學科分類中，每個學科都應該把屬於自己本身的東西和與自己有密切聯系的東西區別開來，避免使自己的學科沒有明確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