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的法
⑴ 我國傳統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社會保障與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社會保障」系由英語中「Social Security」一詞翻譯而來的，亦可譯為「社會安全」。社會保障，是指國家為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對公民在年老、疾病、傷殘、失業、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的情況下，由政府和社會依法給予物質幫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各國社會保障的項目廣泛繁雜，各有差異，概括起來一般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互助和優撫安置等幾大體系。
在現代社會里，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國家通過立法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法就是調整在社會保障中發生的各種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同時也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發展到今天，已成為當代各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西方大陸法系國家對法律部門的劃分，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既不屬於公法，又不屬於私法，而是屬於社會法的范疇，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很重視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設，這是因為，國家對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待遇標准只有通過立法才能加以確定和公之於眾，國家對需要保護的特殊群體給予的幫助只有通過建立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強制施行。因此，國家制定和實施的社會保障措施都被納入到了法制化的軌道。
建立對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國憲法的一項重要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到國家和社會的保障。」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有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疾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上述憲法規定，是中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據和最高法律准則。
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應當包括如下基本內容：
第一，社會保險法律制度。該制度具體規定對勞動者在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等情況下獲得幫助和補償，即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制度。
第二，社會救濟法律制度。該制度具體規定對公民在遭受自然災害或者生活發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獲得經濟幫助，即建立災民救濟、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濟、城鄉特殊貧困人員救濟等制度。
第三，社會福利法律制度。該制度具體規定對不同的社會成員在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方面獲得的經濟幫助，即建立老年福利、托幼福利、殘疾人福利、社區服務、城鎮居民福利津貼等項制度和設立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等社會公益設施。
第四，社會互助法律制度。該制度具體規定由不同的社會組織建立其成員之間相互提供幫助，如工會組織建立的工會會員互助金制度。
第五，社會優撫法律制度。該制度具體規定由國家和社會對軍人和其家屬提供社會優待和經濟幫助，即建立優待軍人和軍人家屬、軍人轉業和退伍安置、軍人傷殘撫恤和死亡撫恤等項制度。
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
現代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隨著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邁進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在自然經濟社會里，社會成員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體現為家庭自我保障，並未形成規范化、法制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市場經濟開創了現代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先河。
國家通過立法使社會保障成為政府管理的社會事務，並使之具有強制性、普遍性、互濟性和社會性。起源於19世紀末葉歐洲工業社會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經過100多年的歷史發展，已經推行到世界16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帶有國際性的一項制度，成為各國政府治國安邦的一項基本手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與否，已經成為體現一個國家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標志之一。
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在我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歷史進步過程中不可逾越的經濟發展階段，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保護勞動力的再生產和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機制所形成的優勝劣汰，必然會造成部分勞動者被迫退出勞動崗位，從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收入而陷於生存危機；社會保障通過提供各種幫助使這部分社會成員獲得基本的物質資料，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從而使勞動力的再生產成為可能。
市場經濟要求建立勞動力合理流動機制，社會保障通過建立全社會統一的保障網路打破了勞動者自我保障或企業保障的局限，使勞動者在更換勞動崗位和遷徙時沒有後顧之憂，促進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合理配置。此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日益增多的社會保障項目，必然給社會成員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服務，而社會保障的服務性工作的增多，也會增加勞動者的就業機會。
市場經濟要求平衡社會供求關系，保持投資結構的合理化和保證投資收益。社會保障的支出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增長或下降的運行變化情況而增減的。在經濟發展強勁、失業率下降時，社會保障的支出會進行相應的縮減，社會保障基金的存儲規模必然會因此增大，從而減少社會需求的急劇膨脹；而當經濟衰退、失業增加時，社會保障的支出會相應地增多，給失去職業和生活困難的人們提供相應的購買能力，喚起社會的有效需求，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的經濟復甦。可以說，社會保障具有調節市場經濟中供求關系的蓄水池作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經濟過熱或過冷的現象，促進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社會保障基金經過長期的積累，會形成龐大的資產，成為投資融資的一大財源。如果國家通過立法規定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項目和投資比例，指導投資的方向，會促進社會保障基金向國家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投資，從而成為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同時，社會保障基金的有效投資收入，也會使社會保障基金本身保值增值。
目前，國際社會對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已經形成這樣的共識，即社會保障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對國家的一種負擔，而應該把它看作是為了在經濟中使工作能力、效率和動力保持高水平的一種手段；如果一個國家缺少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缺少產業工人的社會保險，那麼，這個國家構建任何一種市場經濟體制都是不可能的。這種認識，值得我們深思。
2、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社會公平的調節器
社會公平，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客觀產生的一種需要。社會公平體現在經濟利益方面主要是社會成員之間沒有過分懸殊的貧富差別，即所謂「不患貧患不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機制與競爭機制相聯系，必然形成社會成員之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懸殊，強者成為富翁，弱者陷於困境。為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就需要運用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通過提供社會保障措施，通過對社會成員的收入進行必要的再分配調節方式，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適當轉移給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會成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緩和社會矛盾，以促進社會公平目標的實現。
3、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安全網
沒有社會的穩定，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社會保障則是社會穩定的重要防線。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安全體系，它通過對沒有生活來源者、貧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工薪勞動者在失去勞動能力或工作崗位後提供救助，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保證其基本生活需求，消除社會成員的不安全感，以維護社會穩定。因此，社會保障又被譽為「社會安全網」和「社會減震器」。
⑵ 在宗法制度影響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有哪些特徵
1、「人道親親」（親愛自己的親屬）的人倫關系。「人道親親」指的是個人和群體的關系。在宗法觀念下，個人是被重重包圍在群體之中的，因此，每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個人的權力則顯得不那麼重要，這就是所謂「人道親親」。
2、家族本位。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關系的基本單元是宗族。在宗族內，每一個人都不被看作是獨立的個體，而起碼要和上下兩代人發生關系，各個家庭成員在經濟上不獨立，必須仰賴家庭的共同財產生活，家庭的命運也就是個人的命運。因此，家族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正是由於傳統文化重家族輕個人，重群體輕個體，因而總是強調個人在群體中的義務和責任，而忽略了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也就使得「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樣的道德平等意識僅僅是一種理想，而「法制」在這樣的系統之內沒有用武之地。
3、修齊治平的政治學說。宗法制度與專制制度，思想上表現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現為「內聖外王」心態的形成。其作用是以倫理修養來溝通政治關系和家族關系，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強調從個人修身開始，由個人道德品質的完善，到家庭倫理關系的協調，最終到天下國家秩序的穩定它以個人的道德實踐為基礎，以實行道德為核心，從小到大，由近及遠。
4、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國同構的政治模式。在組織結構方面，「家國同構」，家族是家庭的擴大，國家是家族的擴大和延伸。這種模式，形成了忠孝兩全的政治倫理和傳統，宣揚孝悌為「忠」之本，忠是孝的極致。當然這種學說也形成了中國古代重道德、輕法律的局面，往往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從而影響了法律的效力。
e、專制主義的充分發展，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形成政治型範式。一方面使中華民族在心理文化上普遍認同整體利益和集體原則，因而成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得以產生的源泉；另方面也培植和強化了國人迷信權利、服從權威的官本位心態。
⑶ 中國傳統社會中宗法制的基礎是
宗法來制的基礎就是血親關系，宗自法制本來是古時為了管理大族內部所確立的法度，後來放大成政治制度，它的核心就是在維護父權的基礎上突出嫡長子的地位。家族就是父為宗，長兄次之，以此來類推。作為國家就是君為宗，嫡長子為王位第一王位繼承人。這些是宗法制的基本。 如果你要放大到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能說包括哪些階層吧，遵照它的核心，任何一個體系都可以遵照這個核心順序推之，長幼有序，大小有序，它可以滲透到任何一個階層的。事實上就是這樣的，他呼應了儒家的三綱五常。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基本秩序就是由這個玩意確定的。
⑷ 在傳統社會前現代化時期治國理政的基本方法是什麼意思
A道德，B人治，C法治，D信仰
⑸ 中國法律傳統的特點是什麼
民刑有分復、重刑輕民，以禮制代法和行政監理。
禮法合一，禮法並重因歷史時期不同而不一樣，強調天賦神權，重刑輕民。
拓展資料：
古代漢語中的 「法」、「律」、「刑」等詞語之間彼此有關聯。傳說，商鞅變法，「改法為律」，最早將「法」「律」二字合而為「法律」一詞以指稱一種規范體系的人，是春秋時代的管仲。但無論是「刑律」還是「法律」，都沒有現代法律具有的豐富內涵。
這是商鞅變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時都以法為名稱，如魏國的《法經》，晉國的《被廬之法》。到商鞅變法將法改為律後，法僅僅在廣義上使用。
這是商鞅變法後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應用廣泛，如秦的《田律》，漢朝《九章律》，魏晉之後，有《魏律》、《晉律》、《北齊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參考資料：網路-中國古代法律
⑹ 在傳統東方社會，倫理道德和法律是什麼關系
倫理是我們自身與外界各方面關系的應有狀態和規范。道德是以善惡為評價標版准，通過社會權輿論、傳統習俗和內心信念維系並發生作用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法律是由國家制定的且由法院適用，並由國家實施的行為規范。道德不是法律，但法律卻可以說是道德規范。道德與法律都具有時代特徵，現今的法律就是對道德的進一步規范，也就是說現在的法律就是現代社會的基本道德標准。倫理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廣義性與狹義性的關系。倫理主要是相對於人們之間關系而言的道德規范，而道德是整個社會中的人都應該懂得的行為規范。法律與倫理的關系如同道德與倫理的關系，法律是對道德與倫理的維護。
⑺ 宗法制度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產生和傳統文化的形成有哪些影響
以宗法色彩濃厚和君主專制度高度發達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對中回國文化的影響有三：
一是社答會結構的宗法型特徵導致中國文化形成倫理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增強，注重道德修養，成為禮儀之邦；其負面影響是使三綱五常的倫理說教，「存理滅欲」修身養性和排外心理等成為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障礙。
二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專制型特徵導致中國文化形成政治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造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認同；其負面價值是使國人存有嚴重的服從心態，對權威和權力迷信，缺乏個人自信心。
三是宗法與專制相結合，在政治上表現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為倫理政治化和政治倫理化，突出地表現為內聖外王的心態，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⑻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社會成因
自給自足來的農耕生產方式是古代中自華民族的主要社會實踐活動方式,具有穩定、內向和封閉的特點。宗法家族式的社會組織成為基本細胞,並形成一整套以「禮」為形式的宗法家族制度。政治模式是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宗法倫理觀念經過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居於支配地位。自然經濟、宗法社會、專制王權和倫理道德這四個方面從總體上制約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內容、性質及其發展方向,使其以維護君權和族權為特徵、具有成文法與判例制度相結合的混合法樣式,從而獨具倫理主義精神。
⑼ 傳統社會中「禮」的屬性包括什麼
禮是中國傳統社會道德規范的體現，同時也是古代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作為道德規范，它是人一切行為的准則。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禮、殷禮、周禮，照孔子的理解，「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夏、殷、周三代之禮,因革相沿,到周公時代的周禮，已比較完善。《莊子》曰：
「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楂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故上古之禮不定常，首重其是否合乎需求。
孔子又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作為觀念形態的禮，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是同「仁」分不開的，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他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封建制度的形成，奴隸社會的禮已逐漸廢除。孟子把仁、義、禮、智作為基本的道德規范，禮為「辭讓之心」，成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為重視「禮」,他著有《禮論》,論證了「禮」的起源和社會作用。他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他認為禮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封建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禮記》中說：「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准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修養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特別是在封建社會的後期，它越來越成為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繩索，影響了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
儒家認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為規范，便「禮達而分定」，達到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的理想社會秩序便可維持了，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了。反之，棄禮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為規范,便將如周內史過所說的:「禮不行則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會和倫常便無法維持了，國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極端重視禮在治理國家上的作用，提出禮治的口號。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記》雲：「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見禮是封建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重要工具。「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儒家認為推行禮治即是為政。師服雲：「禮以體政」；孔子說：「為國以禮」；晏嬰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左傳》引君子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女叔齊雲：「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荀子雲：「國之命在禮」。從這些話里可以充分看出禮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國之治亂系於禮之興廢。所以荀子說：「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禮記》雲:治國以禮則「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治國無禮則「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結論是：「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顯而易見，放棄禮和禮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會便無法建立和維持了。
儒家主張禮治，以差別性的行為規范即禮作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工具,同法家主張法治,以同一性的行為規范即法作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工具，原是對立的。在先秦百家爭鳴的時代，儒、法兩家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抨擊對方的學說，互不相讓。秦、漢法律都是法家擬訂的。商鞅的秦法淵源於魏李悝的《法經》,蕭何定漢律又承秦制，為法家一脈相承的正統,完全代表法家精神，為儒家所不能接受。漢武帝標榜儒術，法家逐漸失勢，儒家抬頭後，開始以儒家思想改變法律的面貌。漢儒在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現在撰寫法律章句來解釋法律和以經義決獄兩件事上。據《晉書·刑法志》，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斷罪所當由用者合26272條，7732200餘言。以經義決獄者有兒寬、董仲舒、應劭等人，將儒家經典作為判罪量刑的標准，說明儒家思想在司法上發揮了實際作用，意義重大。自魏以後，儒家參與制訂法律，他們更有機會將體現儒家中心思想的禮糅雜在法律條文里，使法律發生了重大變化,影響深遠。商鞅定異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與「父母在，不有私財」的禮背道而馳，為儒家人物賈誼等所深惡痛絕。魏時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周禮》有八議之說，魏始以八議入律。自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直至隋、唐、宋、明，皆載於律，到了清代才不復引用。《禮記·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儒家自來主張親親,重視尊卑、長幼、親疏之別。晉律「竣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開後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北魏定犯罪留養祖父母、父母之條。為了體現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又有以官爵當刑的規定。留養之法為歷代所遵行,官當亦為隋、唐、宋所沿用。《周禮》不孝為鄉八刑之一。《孝經》雲：「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北齊列不孝為重罪十條之一，犯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隋採用，並置十惡條，自唐迄清皆沿用。北周完全模仿《周禮》，法律全盤禮化。但因《周禮》不合實情，不能適應當時環境，所以隋承襲北齊律,兼采魏、晉刑典,而不採用北周之制。翻閱因襲隋律而修訂的唐律，更可完整地看出有關禮的內容。除八議、官當、十惡、不孝、留養、按服制定罪等條外，還有不少條文是來源於禮的。禮，子當孝事父母，於是子孫違犯教令、供養有缺成為專條,徒二年;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父母老疾無侍、委親之官徒一年，並免所居官。禮，父母之喪三年，於是匿不舉哀、釋服從吉、冒哀求仕、居喪生子、嫁娶、兄弟別籍異財皆有罪。《大戴禮》有七出、三不去（見封建婚姻制度）之文，於是成為法定的離婚條件，應去應留皆以禮為根據。儒家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於是律許容隱，不要求子孫作證，更不許告祖父母、父母，告者絞。荀子雲：「禮者養也」，《禮記》雲：「禮節民心」。慾望的滿足，物質的享受，都區別貴賤而有所制約，詳細規定於禮書中。唐律於是規定營造舍宅、車服、器物及墳塋石獸之屬於令有違者杖一百，並令改正。以上種種規定，都足以說明禮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唐律一準乎禮。」以禮入法的過程亦即法的儒家化過程。始自魏、晉，歷南北朝至隋、唐而集其大成。《宋刑統》沿用唐律，明、清律亦深受唐律影響，除官當外，上述有關禮的規定大體保留在法典中，只是處分有所不同而已。
以禮入法，是中國法律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發生了重大的深遠的變化，禮成為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為禮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謂「明刑弼教」，實質上即以法律制載的力量來維持禮，加強禮的合法性和強制性。禮認為對的,就是法認為合法的;禮所不容許的，也就是法所禁為、所制載的。誠如東漢廷尉陳寵疏中所雲：「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裡者也」；明丘濬《大學衍義補》雲：「人心違於禮義,然後入於刑法」。禮與法的關系極為密切,這是中國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徵和基本精神。
「禮」原是宗教祭祀儀式上的一種儀態，《說文解字》就說：「禮，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可知，「禮」原來並沒有等級制度的倫理道德方面意義，在階級社會出現後，人類開始有等級之分，宗教祭祀也隨之出現了身份的限制和區分，於是，作為宗教祭祀儀態的「禮」便開始具有了社會身份區分的內容。逐漸轉化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一種身份制度。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禮就產生了，它是現實生活的緣飾化，用外之物以飾內情，它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禮物，就是行禮所用的宮室、衣服、器皿及其他物質的東西。二、禮儀。就是使用禮物的儀容動作。三、禮意。它是由禮物和禮儀所表達的實實在在、明明白白的內容、旨趣或目的。這就要求禮物和禮儀必須適當，在逐漸完善的禮曲實踐中證明為無過不及、恰到好處。
「禮」具有社會身份制度方面的意義，最遲在殷商時代已經存在；但是，作為一種較為嚴格的社會制度，則是周朝初年的事情。周朝初年，周武王伐紂滅殷，為著鞏固自己的統治，周公便在殷禮的基礎上，重新制訂禮樂，將作為社會身份意義的「禮」制度化，系統化。
我們說的封建禮數的「禮」有著作為政治的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兩個方面的屬性，作為等級制度的「禮」，強調的是「名位」。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作為倫理道德的「禮」的具體內容，包括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等。
在「禮」兩個方面的屬性中，等級制度為「禮」的本質。而倫理道德方面的屬性則為等級制度的外在顯現。封建禮數實際上是通過向人們灌注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把這些外在於人的倫理道德觀念變為人的內在需求，去束縛人們的思想，限制人們的行為，把人們變為統治階梯的忠實奴僕，以達到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目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封建社會的歷代統治者都把封建禮教作為維護其統治的不二法門。
自從民國以來，我國的禮儀制度在不斷變得簡單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鑒的模式。「禮」，只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已經脫離了原先為封建時期森嚴的等級制度服務的本質，而是維系社會良好風氣的道德規范。但這並不是意味著我們就可以不再受到「禮」的約束，甚至把儒家文化等一味地看成是陳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無缺的。實際上，我們所鄙棄的只是「禮」中的糟粕，對於儒家文化中占據相當分量的高尚的東西，我們還是要繼承並發揚；而在另一個方面，西方的文明也不見得完全像我們所見所聞的那樣人性。隨著中國的一步步發展，「禮」無與倫比的魅力必將會再度大放異彩，使世界眼中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開放的民族，而中國當然就是一個文明、開放的國度。可以說，中國的形象，將會因為「禮」而更加亮麗，清新。
⑽ 中國古代宗法制度的內容及其影響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徵
宗法制源於氏族社會父家長制公社成員間的親族血緣聯系。作為一種龐大、復雜卻又井然有序的血緣一政治社會構造體系，宗法制孕育於商代，定型於西周。宗法制規定，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長子，奉天承運，治理天下土地臣民。從政治關系而論，天子是天下共主；從宗法關系而論，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長子繼承，世代保持大家地位。其餘王子（嫡系非長子和庶子惻封諸侯，他們對天子為小宗，但在各自封國內又為大宗，其位由嫡長子繼承，余於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關系依上例。嫡長於繼承製、分封制、嚴格的宗廟祭把制度，共同構成宗法制的基本內容。
2.3.1西周之宗法制度
周朝的」家」，是一個政治單位，並不等同於我們現在對」家」的概念。所以我們看《孟子?梁惠王下》中說：」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從這段文字的敘述中可以明白，當時的」國」是擁有千輛馬車的戰斗單位，而」家」是具有百輛馬車的戰斗單位，可見在這時」國」和」家」是相提並論的。不過我們現在從古代的文獻來看，」家」雖然是一個政治單位，但是仍然以具有血緣關系的人為織成核心。一般而言，」家」所涵蓋的范圍，是由同一祖父的三代組合而成。至於」族」，則由同一高祖父的血親，以及他們的配偶，上下九代共同合起來的。簡言之，」家」是包含在」族」之中。所以相較之下，」家」中的人，比起」族」中的人，血緣關系更為親密。
」宗」的本義是祭祀祖先的廟，只有屬一同一家族的人，才可以到」宗」去祭祀祖先。不過在祭祀祖先時，必須依照血緣的親疏遠近來決定」大宗」和」小宗」。一般最簡單的分別，就是以始祖的嫡長子一脈相傳的為」大宗」，其餘的庶子便是」小宗」。以當時的制度來看，周天子的傳承是」大宗」，其他的諸侯（含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便是小宗；但是在這些諸侯世襲的領地中，繼位的嫡長子在領地中便是」大宗」，其他的庶子就是」小宗」。以此類推，擴及到每個階級之中。以這個精神來看，」家」中的成員，比較接近」大宗」，而」族」中的成員，則比較接近」小宗」。
這種制度設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後代子孫不可忘了自己的來源出處，用血緣關系把人緊緊的團結在一起，這項措施對於當時正在發展的周民族而言，是一項十分有利的制度。我們現在看到先秦留下來的許多文獻，都會先談到如何持」家」，再談如何治」國」，最後才談到如何平」天下」。探究其中的發展過程，我們也可以說，在當時觀念中，先要將」小宗」的力量凝聚起來，再去發鞏固並發揮」大宗」的力量，於是才可以得到」天下」。基於這樣的認知，特別重視家族中倫理的觀念便自然出現了。
以嫡長子繼承為核心的宗法組織
嫡長子繼承製的產生，是階級統治在社會中的一種完善。
關於大、小宗的組織，《禮記大傳》有記載：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也。
別子:或曰庶子，或曰包括本國公子、異姓公子（來自他國者）以及庶民起為卿大夫三種，或曰除嫡長子之外的其他兒子。後一說較合理。
繼別:謂繼承別子位置的後代，就是別子的嫡長子孫。
繼禰:禰，指宗法制度下死去並在宗廟中立了神主牌位的父親。此處當指諸弟，繼禰是指繼承別子諸弟的後代子孫。
別子為一宗的正支，雖經百世仍得祭其始祖，是為大宗。別子諸弟是一宗的旁支，傳至五代之後其與別子關系已超出同一高祖范圍，因此就不再祭別子的祖先，而另祭祀本支的祖先，是為小宗。大、小宗雖是相對的，但對於天子來說則是絕對的。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形成一個嚴密的家族式的統治體系。
分封制
宗法直接導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
嫡長子分封諸弟，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別子為祖」，對於鞏固嫡長子的最高統治和天下宗主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後人追述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御極六合，四方如星拱衛。因此需要選建道德賢明之人，藩護王室，成為天下中樞的屏障。
嚴格的宗廟祭祀制度
宗法之「宗」，「宀」為房頂，「示」為神主，合指供奉神主之位的廟宇，其原始義為「尊祖廟也」（《說文解字》）。 「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義》）。」
宗法制度既以血緣親疏來辨別同宗子孫的尊卑等級關系，以維護宗族的團結，故十分強調「尊祖敬宗」。商人也有繁復的祭祀儀式，但不像西周人那樣具有嚴格的宗法意義。西周時代，祭祖是大宗的特權，所謂「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禮記曲禮下》）。又所謂「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大宗的責任在於尊統收族，在於別親疏，序昭穆。
周朝以前，天子宗廟為五廟：
到了周中期，盡管文、武功業輝煌，但按周人世系的排列，已不復屬於考、王考、皇考、顯考輩，按制不專列廟。但「有德之王，則為宜宗，其廟不可毀」，故增設文武二廟，將文武以下、顯考以上諸神主供奉於內，故成七廟。即《禮記王制》所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嚴謹的道德維系與禮樂文化
宗法制度既嚴格區分親疏之別，因此血緣重孝、崇德、親民等道德倫理遂得以建立。諸如同姓不婚這一道德內容得以體現。禮樂文化確立。
2.3.2宗法制度影響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
一是父系單繫世系原則的廣泛實行
所謂父系單繫世系，是指在血緣集團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員的地位。雖然這在世界文明早期歷史上是普遍的，但只有中國最為堅決。
二曰家族制度長盛不衰
家族由男性同祖子孫團聚而成，因其經濟利益和文化心態一致，形成穩固的、超越歷史的社會實體，成為社會生生不息的基本細胞。
「族權」成為與政權、神權、夫權比立而四的強勁的社會維系力量。
族權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強大影響，是中國家族制度長盛不衰的主要標志。族權有嚴格、固定的組織形式，它既與地方紳權結合，同時又與政權相結合。族權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地方政權的職能。
三曰家、天下同構
此亦所謂「家天下的延續」。
「家國同構」的本質就是家、家族、國家在結構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國是家的放大，「族權」與「政權」的統一。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倫理、國家倫理都是從家族倫理演繹而來的。或者如梁漱溟所曰，中國有家而無國。
在古代西歐，血緣政治基本被地緣政治、等級政治所取代。在中國則不同，地緣、業緣、物緣都以血緣為基礎，君權與父權互為表裡，「國」與「家」彼此溝通，「社會賴以運轉的軸心，是宗法原則指導下確立的以父子—君臣關系為人格化體現的倫理—政治系統。」
四曰根據血親道德關系形成宗法法律制度
春秋戰國的兼並戰爭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勢；秦漢以降，分封制被郡縣製取代除帝王繼統仍由皇族血緣確定外，行政官員的選拔、任用，實行薦舉、考試制（隋唐以後定型為科舉制），即以「賢賢」取代「親親」。但是，宗法制的影響仍然延及後世——
其一，政治權力和經濟產權的繼承，普遍遵循父系單繫世系原則，完全排斥女性成員的地位，以確保權力和財富不致流入異姓他族。
其二，由血緣紐帶維系著的宗法組織——家族長盛不衰，成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絕如縷的社會細胞。這種家族香火的延綿，又往往仰賴祠堂、家譜、族田三要素的頑強存在。
其三，族權與政權結合，族權在宣揚綱常名教、執行禮法、維護宗法專制秩序方面，與國家政權目標一致；國家政權也以家族精神統馭臣民，正所謂「家國同構」、「君父一體」。誠如近人梁啟超所說：「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
近人嚴復也認為，直至近世，中國人「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這都是透視古今的灼見。
中國社會組織的特色，與宗法制延綿不絕緊密相連的，是專制政體的長期持續。
早在國家初成的商周時代，君主專制便現端倪。如果說，春秋以前，天子的專制權力以分封制為基礎，世襲諸侯賜土而且臨民，享有較大分治權；那麼，戰國以後，郡縣制逐步確立，君主的專制權力通過直接指揮非世襲的朝廷官吏實現，從而向統一的專制主義集權制過渡。公元前206年，秦王贏政「振長策而御宇內」，正式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此制一直沿襲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與歐洲在中世紀後期方形成君主專制相比，中國的君主專制形成早、持續久，而且兩千餘年間雖有起伏跌宕，其總趨勢是愈益強化，並形成對社會生活各層面的嚴密控制，包括用戶籍、里甲制度牢籠人身；用政治控攝文化、權力干預學術，從而使「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宗法一專制」社會結構與農業自然經濟相輔相成，造成一種以「內聖一外王」為目標的倫理一政治型文化範式，延綿久遠，直至近代方有解體之勢，然其深層結構繼續承傳不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