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盧曼

❶ 介紹幾位講社會學的專家。

這位童鞋真是可惡，社會學雖然在國內發展還不足百年，但是在國外卻是至少有兩百年歷史的一門學科，前後出現過的社會學家沒有成千上萬，卻也不是可以列舉說明的。而且社會學如今分支流派數不勝數，也不知道這位童鞋到底想了解哪方面的，那我作為一個學了四年社會學並且還要繼續學下去的社會學門丁只好泛泛而談了，但就社會學理論而言，可以根據時代劃分為古典社會學，現代社會學，當代社會學。
古典社會學我只想提到四個人，1孔德，實證主義社會學創始人，「社會學之父」，著作有《實證哲學教程》，書中闡發了他的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2斯賓塞，也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創始人，著有《第一原理》《社會學原理》，主要思想包括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進化論。3塗爾干，又譯迪爾凱姆，他的社會學被稱為「社會學主義」，著作《社會分工論》《社會學方法的准則》（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的方法論綱領）《自殺論》（是實證研究的典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將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引進大學講堂，是實證主義的真正奠基人。4韋伯，他的社會學被稱為「理解的社會學」，著作有《經濟與社會》《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社會行動合理性、合法統治與科層制都是極為重要的理論。後兩者與卡爾馬克思合稱為經典三大家。
現代社會學就更多了，古典社會學思想主要在歐洲，現代社會學中心在美國。如帕森斯的抽象功能主義和莫頓經驗功能主義，達倫多夫的辯證沖突論和科塞的沖突論，霍曼斯的行為主義交換論和布勞的結構交換論，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和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論等等，細說的話實在說不過來。
當代社會學包括亞歷山大和盧曼，他們代表著新功能主義，哈貝馬斯——溝通行動理論，吉登斯——結構化理論，布迪厄——實踐社會學理論，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柯林斯——互動儀式鏈理論，福柯——後現代主義，
當然，中國也有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當之無愧，代表作《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其多元一體化格局理論極具中國特色，可以說將社會學中國化的代表，可以說除了他，中國再也找不到既有研究又有理論的社會學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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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盧曼的主要影響

尼克拉斯·盧曼是當代最重要的學術領袖之一和社會學系統科學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影響已經遠遠地擴展到社會學領域之外。他為社會學、系統科學和諸多其他學科開創了驚世的見解與嶄新的視角。他是當代極少數幾個確實改變了範式的社會學家之一：從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functionalism)到功能-結構的(functional-structural)和問題-功能主義(problem-functionalist)的理論，從行動社會到溝通和語義學（semantics）社會，從社會「機器」到自我再生(autopoiesis)。其中一些變化也許看上去僅只是在玩文字游戲，然而這種術語的轉換卻已經改變了世界。
他接受了馬圖拉納和瓦芮拉關於生命組織的理論，結合自己在法律科學方面所接受的精確、復雜的推理訓練，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並將其移植進社會學，不久便成為他自己的紀念碑式理論建構的基石。他畢生的眾多工作體現於將其抽象的而又復雜的理論參考框架切實地運用於社會的所有領域，從行政管理的內在運行到全球的生態問題，從政治、經濟到藝術、愛情和宗教。以建立一種普遍社會理論(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為目標，他在努力應用、檢驗和進一步發展其理論的過程中，沒有疏漏社會的任何一個部分。他所運用的是自己通過卷帙浩繁的閱讀積累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網路全書般的知識。 盡管盧曼生命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德國北部平原而不是在海岸邊度過的，但是，在呂訥堡、漢諾威、明斯特和比勒菲爾德，地平線(horizon)另一端的大海送來的風，吹拂著蔚藍而略帶灰色的天空。終於，視界(horizons)變成為他理論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似乎它們也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一次又一次，他迎接新的重重挑戰。

❸ 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的目錄

再版前言
導論
迪爾凱姆：《社會學研究方法論》（1895年）
迪爾凱姆：《社會分工論》（1893年）
韋伯：《經濟與社會》（1921-1922年）
齊美爾：《社會學——關於社會化形式的研究》（1908年）
滕尼斯：《共同體和社會》（1887年）
庫利：《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1902年）
舒茨：《社會世界的現象學》（1932年）
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1934，年）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
霍克海默：《批判理論》（1968年）
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年）
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1937年）
帕森斯：《社會系統》（1951年）
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經濟與社會》（1956年）
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1949年）
米爾斯：《權力精英》（1956年）
達倫多夫：《工業社會中的階級與階級沖突》（1959年）
科塞：《社會沖突的功能》（1956年）
倫斯基：《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1966年）
霍曼斯：《社會行為：它的基本形式》（1961年）
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1964年）
布勞：《不平等與異質性》（1977年）
布魯默：《形象互動論：觀點與方法》（1969年）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1959年）
加芬克爾：《常人方法學研究》（1967年）
伯格和盧克曼：《社會實體的建構》（1967年）
哈貝馬斯：《認識與人類旨趣》（1968年）
阿多爾諾：《德國社會學中的實證論之爭·導言》（1969年）
顧爾德納：《西方社會學面臨的危機》（1970年）
柯林斯：《沖突社會學：走向一種解釋的科學》（1975年）
亞歷山大：《社會學的理論邏輯》（1983年）
盧曼：《社會分化》（1982年）
阿切爾：《文化與主體性：文化在社會理論中的位置》（1988年）
吉登斯：《社會的建構》（1984年）
吉登斯：《現代性之後果》（1990年）
哈貝馬斯：《溝通行動論》（1981年）
哈貝馬斯：《事實與規范之間》（1996年）
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1990年）
布迪厄：《實踐的邏輯》（1980年）
布迪厄和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1992年）
埃利亞斯：《論文明的進程》（1939年）
福柯：《瘋癲和文明》（1965年）
福柯：《規訓和懲罰》（1975年）
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1960年）
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1973年）
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8年）
圖蘭尼：《返回行動：後工業社會的社會理論》（1984年）
拉什和厄里：《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1987年）
卡斯特：《網路社會的崛起》（1996年）
卡斯特：《認同的力量》（1997年）
卡斯特：《千年的終結》（1998年）
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知識分子的歷史角色》（1987年）
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年）
鮑曼：《流動的現代性》（2000年）
後記

❹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律與社會

怎樣才能超越「法庭與律師的社會學」呢?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30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學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歷史學進入法律領域，固然增加了我們對法律的社會「面目」的認識，但同樣也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各種法律關系中的法本身趨於剩餘化和邊緣化。從法律現實主義到批判法學運動，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和經濟學等研究，都試圖將法律研究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科學」之中，或至少使法學具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但在法學援引社會學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概念理論還是學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統計或歷史學或民族志的敘事)時，當法學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時，法學本身是否會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傳統呢?畢竟，法學的研究傳統並非僅僅意味著盲點，它同樣具有洞察力。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領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於各種政治文化於社會的關系交織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於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的子系統，但在強調法律的社會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時我們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會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特徵。法律與社會的研究，並不僅僅要關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種種面目，還要關注化身在這些千變萬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僅要要理解，法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政治過程或文化歷史過程，更要理解，在現代社會中，法律過程為什麼沒有變成上述這些過程的「附庸」或者所謂「附屬現象」，正如盧曼、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社會理論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復雜分化的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節。

因此，關注「法律與社會」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不僅要棉隊法學內部的排斥，對法學傳統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當然假設重新加以反思;同時，也要警惕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引誘」，對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基礎的任何還原論做法，對任何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法律理性中應然與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樣要持有反思的態度。因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往往並不能實現一種開放的社會科學，爾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受到專業分工的紀律束縛的研究傳統，取代了現在這種研究傳統，用另一種封閉性取代了這種封閉性。所以，「法律與社會」所要克服的就不僅僅是來自現代法學內部的「樸素」態度，也要克服來自那些促請法律學者關注所謂法律的「社會」、「文化」或「歷史」因素的學科自身內部的「樸素」態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性，並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響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或者反過來社會中的所謂「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法律;「法律與社會」需要承擔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

自80年代以來，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以及整個批判法律運動，已經不在是「前衛」的法律思想，而有淪為成詞濫調的危險。所謂「內生變數」與所謂各種社會「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其表現就是簡單地將法律地「性的」「外生變數」聯系起來，這種簡單套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遺棄了法學這門所謂「最古老的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關聯，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即處於法學理論，也處於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將法學變成了一門社會理論的應用學科，無力推動法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在《北大法律評論》的這期專號中，我們選擇的文章，盡管不夠全面，但關注的問題卻有共同之處，就是如何思考所謂「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作為社會理論的核心理論提供「理論的想像力」和「經驗的感受性」。

當然，這種「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還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強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並不等於法律的實質化，並非只有哈貝馬斯所謂「社會福利」範式的法律才具有社會性，「自由派——市民範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樣展現了法律與社會的關聯，只是關聯的形式更復雜、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並不象有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表明法律缺乏與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換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會性，而是盧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會的歷史進化結果。就中國的現實處境和具體問題而言，「分化」並非一個尚待理解的事實，而是一個尚待實現，甚至在某些時候被認為是不應實現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就更容易帶有濃厚的「實質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隱含了危險的政治意涵。因此，這種研究就尤其要重視法律與社會的深刻/復雜，而非簡單直接的關聯;要重視法律的規范努力和建構作用，而不僅僅是法律的經驗處境。

當然，從學科背景來看，也許法學出身的學者，更願意藉助「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偏頗與過度規范化的取向;而所謂「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更願意藉助這種研究，來重新理解現代社會的規范性與各種程序技術，彌補70年代以來社會理論的「規范化不足」和喪失理解應然問題的社會性能力等諸多欠缺。套用英國著名法律史學者milsom的一句話，「社會理論家看到的法律現象，太大了，以致於正在思考的律師根本就看不見」。所以，如果說「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是要給理論和實踐中的「律師」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的話，他同時也意味著為法的思想傳統於實踐技術找到一個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接納法學的社會科學或社會理論，並不只是一味的向這個回家的戰士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樣需要傾聽正義女神子孫們的聲音，它們從中得到的，或許比法學所得到的更多。

❺ .帕森斯的主要社會學思想是什麼圍繞對他的這些思想的批判，形成那些社會學理論流派

及供參考

帕森斯的社會學思想

帕森斯作為美國二戰後社會學界可執牛耳的人物,雖然現在不斷地有人批判帕森斯,說結構功能主義的缺陷是怎麼怎麼樣,但不可否認他的一套理論體系讓我們看到一門學科的產生,雖然前面有塗爾乾等人的奠基性工作,但是想達到經濟學那樣的帝國主義還是不可能,其主要思想可見<社會行動的結構>,AGIL的理論範式,還有關於現代性的模式變數
結構功能主義的簡單介紹就是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看.帕森斯認為自己建立的一般行動理論的分析框架綜合了實證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正確觀, 從一般行動理論的立場上看，狀態背景和規范取向是影響行動的兩個同等重要點的獨立因素：在行動過程中，人們在確定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手段時有一定的選擇自由，但這種自由受到兩方面制約，社會文化中的價值規范因素對這種選擇進行指導和調節，狀態背景則為行動提供機會或障礙。價值規范對行動的調整是帕森斯一般行動理論的核心觀點,也是貫穿於他後來發展的全部理論的主線,這里我們看到帕森斯事實上是文化取向的,他強調整合,一開始由於帕森斯從事社會學寫作時,正值美國與世界經濟危機階段,因而深受羅斯福新政影響,他極力維持社會秩序,古爾德納認為帕森斯德理論實際上是一個相當隔離的大學體系下的產品,這種體系下,大學教授對外界並不敏感或了解,而深受經濟危機影響的知識分子,更接近外界實際的社會現狀與問題,宋林飛認為帕森斯並不是不了解社會經濟危機的現實,而是力圖使現存的社會秩序保持穩定,迴避現實問題.
《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中帕森斯首先從復雜的經驗現實中抽象某些要素，使之范疇化，繼而去揭示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並把這種聯系在概念中體現出來，最後是整體論，把種類繁多的現象連接在一起。
帕森斯努力識別系統的基本功能要求以及分析各種基本結構是如何滿足這些功能要求，其實總的來說就是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各個部分是如何有效地聯系在一起以維持社會的運轉，因此它遭受的最嚴厲的批評來自於其理論模式強調結構而不是過程，強調整體的一致卻導致缺乏變遷趨向，當然帕森斯也強調過科技以及技術進步等等有助於社會整體的變化等等，但是其主要精力依然在於維持這樣一種巨型的龐大理論。

思想的批判

拉爾夫·達倫多夫1929年出生於德國漢堡。1947～1952年在漢學堡大學學習哲學和古典語言學，1952～1954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社會學。1957～1969年，先後在薩爾、漢堡、蒂賓根和康斯坦茨大學教授社會學。曾任德國社會學會主席、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等職。主要著作有《工業社會中的階級和階級沖突》、《社會沖突理論探討》、《階級後的沖突》、《新自由等》。

一、達倫多夫的社會觀

達倫多夫是一位德國社會學家，但他積極參與了美國社會學對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批判。在50年代末期，達倫多夫不斷猛烈抨擊功能主義者的均衡論、整合論的烏托邦觀點，認為他們提供了一種過於統一、整合與靜止的社會觀。他將馬克思的見解納入自己的沖突理論中，提出了一種辯證沖突論的理論模式。達倫多夫的社會觀基於下列假設，它們與功能主義依據的假設截然對立：（1）任何社會無處不經歷著變遷，社會變化無處不在。（2）任何社會無時不經歷著社會沖突。（3）社會中的每一種要素都對它的變遷有貢獻。（4）任何社會都基於某一些社會成員對它的另一些成員的強制之上。這不難看出，達倫多夫的社會觀具有辯證的性質。他不僅認為社會有統一的一面，也認為社會有變化的一面，而且尤為重視社會成員的對立所引發的社會變遷。他批評功能主義歪曲了社會現實，因他把社會的均衡的一面當作唯一的和全面的社會圖景。達倫多夫指出，「社會有兩幅真是的面孔：一副是穩定、和諧與共識，另一幅是變化、沖突與強制。」他認為現今的社會學主要關心前者，因此重要的是要致力於後者的研究，制定一種社會沖突的理論，它對於解釋社會變遷是必不可少的。這一理論是達倫多夫一般社會理論的基石之一，也是他分析所謂「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依據。

達倫多夫從自己的社會觀出發，認為功能主義具有烏托邦的性質，他指出，功能主義的觀點不是從日常人們所熟悉的現實中發展出來的，而是由社會學家主觀想像出來的，它對社會學研究非旦沒用，甚至會有不良的影響。因而達倫多夫主張從功能主義相反的方面去研究社會和建立社會學理論。但是，達倫多夫對功能主義的批評並不是徹底否定，而只是強調它的片面性和冒充一般性理論的狂妄性。同時，達倫多夫也闡明了自己的沖突論同樣是一種具體的理論、片面的理論，而不是一般性的理論。只不過功能主義影響廣泛，所以他才特別強調沖突論。

二、 以權威關系為基礎的沖突理論

（一）社會沖突的根源

達倫多夫認為社會沖突的根源是特定的社會結構，而不是其他的。這種特定的社會結構就是階級結構。但是這種階級結構不是根據是否佔有生產資料劃分的，而是根據統治與服從之間的權威關系來劃分的。他認為，到了20世紀，西方工業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階級劃分也有了新的基礎，這就是權力的佔有與否。

達倫多夫對「權力」和「權威」的解釋基本上沿用了韋伯的定義，即權力是不顧反對而把某人的意志強加於他人的能力，權威是期待他人屈從的合法化的權力。他認為現代社會就是圍繞「權力」和「權威」而形成了兩個階級：一方是佔有很多權力和權威的階級，另一方是被迫服從權力和權威的階級。這兩個階級存在與社會中的任何一個組織中。所以，社會組織不是一個產生於共同願望的系統，而是一個強制協作的聯合體，是具有一定權威結構的群體。在強制協作聯合體中，作為資源的權力和權威，其分配不可能是平等的，於是就形成了支配與服從兩種角色地位，因而也就形成了支配與服從兩個階級的不同成員。在某一種強制協作聯合體中，統治角色與服從角色有清晰的界限和分化層次，但整個社會存在多種統治與服從的社會結合形式。不管怎樣，不同程度的壓迫、強制是社會的普遍現象。有系統的社會對立和沖突是由此而生的。

（二）社會沖突的形成

達倫多夫指出，群體利益有「潛在」和「顯在」之分。「潛在的利益」是由人們所承擔的角色決定的客觀的利益，但是它處於人的意識狀態。「顯在的利益」則是指為人們所意識到的，並被人們作為目標來追求的利益。當統治階級群體和被統治階級群體的利益尚處於對立性潛在利益狀態時，這兩個群體不過是「准群體」，即沒有階級意識的集合體，而不是組織起來的團體。當群體以顯在利益為基礎時，群體中的人們變產生了共同的階級意識，覺知了共同的利益，並組織起來追求這些利益。這時，准群體也了就變成了顯群體。「顯群體」是組織起來的，具有明確利益要求和奮斗目標的群體。在顯群體中，曾經是潛在的利益要求變成了明確的闡述出來的斗爭綱領或意識形態，於是，沖突公開化了。執掌權利者的利益與被剝奪了權力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前者最關心的是維持現狀，後者則力圖改變現狀取消特權。准群體到明顯利益群體的過渡，類似於馬克思的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過渡。達倫多夫認為這一過程及其伴隨而來的利益群體沖突的不可避免的，企圖去壓制或者消滅沖突是徒勞無益的。可是，准群體又是如何轉變為現群體的呢？達倫多夫認為必須具備如下三個條件：1、具備基本的技術保證，包括領導者、物質設置、綱領和意識形態；2、政治上必須有一定的政治自由，法律上必須容許結社聯盟；3、准群體內部之間有溝通的可能程序和正式程序。

（三）社會沖突的程度

達倫多夫從沖突的強度和烈度兩個方面研究了社會沖突的程度。強度是指沖突各方面的能量消耗以及捲入沖突的程度，人們是否完全投入到一定的沖突中，沖突是大還是小等等。烈度則是指斗爭雙方用以追求他們利益的手段，烈度的范圍是很大的，從和平談判到公開的暴力行為等。

1、 影響沖突強度的因素

① 社會的重疊程度：即人們在多種強制聯合體中具有相同的角色地位。社團的重疊程度越高，沖突的強度就越大。達倫多夫指出，在工業結構中，被統治階級群體的成員，如果在其他權威關系中也處於服從地位，最後會導致社會分裂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陣營，使社會沖突的強度增大。

② 社會流動性的程度。達倫多夫認為，社會和團體中，垂直流動的情況是和重要的。如果社會和團體不為人們的向上流動提供任何機會，統治與被統治群體的成員構成是剛性狀態，沖突的激烈程度就會增加。如果情形相反，階級沖突就不可能廣泛和重要。

③ 權威關系與其他報酬分配的相關程度。如果統治階級成員憑藉手中的權力謀各種利益，就會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在報酬和獲取報酬的途徑上擴大了差距和不平等。這樣，就會加強兩大階級結構的形象和矛盾，增加沖突強度。

2、 影響沖突烈度的因素

① 社會經濟的剝奪情況。沖突的烈度取決於被統治階級的社會經濟剝奪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絕對的剝奪是指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人們同時也處於社會經濟地位的最底層的現象。相隨剝奪是指被統治地位的人們，其生活水平高於最低生活水平，但同高於她們的人們相比時，富裕程度和社會經濟保障又較低的現象。達倫多夫認為，如果被統治階級的社會經濟剝奪是相對的，暴力沖突就不可能發生，盡管沖突的強度可能會很高。相反，如果是絕對的，則階級沖突就很可能採用暴力的形式。

② 沖突的調節，即沖突的控制方式，它是影響沖突的惡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沖突的調節與沖突性利益群體形成的政治條件有關。有時，占統治地位的人往往阻止沖突性利益群體，然而，這種做法只能使沖突隱藏到表層之下，一旦爆發，就常常採用暴力形式。如果統治者能明確的承認沖突利益的存在，並為被統治的人們提供表達和協商的機會和途徑，暴力沖突就會減少。調節沖突需要具備三項條件：一是沖突雙方均承認對方有合法的但又相互對立的利益；二是利益群體有自己的組織，有處理爭端的公共機構；三是沖突雙方都同意遵守一些正式的沖突規則。

（四）社會沖突的結果

達倫多夫認為，社會沖突的結果引起社會結構的變遷，特別是權威結構的變遷。他概括了三種不同類型的變遷：1、所有統治人員的更換，即程度最大的革命變遷；2、部分統治人員的更換，即中間程度的改革變遷；3、把被統治階級的利益結合到統治階級的政策中，即最低層次的改良變遷。達倫多夫還以度量的角度考查了社會變遷，他提出了度量社會變遷的兩個尺度：根本性和突發性。根本性是考查社會變遷的程度，突發性是考查社會變遷的速度。

三、達倫多夫的觀點在學業上的不足

1、權威關系當然是極重要的社會關系，尤其是達倫多夫注意區分了權力與權威，權力多半是倚仗強制力，權威則是合法化的權力，即已得到普遍承認的權力，這里同樣可看出，韋伯合法性思想的影響。但權威關系並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財產、地位、聲望、生活方式等也是社會階級結構的重要因素，就這一點而言，韋伯的階級學說要比達倫多夫更為周全。

2、權威關系也非唯一的與首要的沖突根源。種姓之間與宗族之間的沖突很少源自於權威關系。縱觀人類歷史，許許多多的沖突產生於意識形態，價值模式及信仰體系。

3、達倫多夫所說的社會變遷似乎限於權威結構，這一點也不足為信。歷史的例外可以舉出不少。有時變化是深刻的社會變化，但權威結構卻無根本變化，如日本的明確維新，彼得大帝的改革等。

社會學理論流派

新功能主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社會學界興起的一股力圖綜合當代最新研究成果以重新建構T.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傳統的流派或理論發展趨勢。「新功能主義」這一術語是由美國社會學理論家J.亞歷山大於1985年在其編輯的論文集《新功能主義》中首次使用的。

理論淵源
特點批判繼承
開放
為形成統一理論
理論淵源
特點 批判繼承
開放
為形成統一理論
展開 編輯本段理論淵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60年代中期，以帕森斯為主要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是美國社會學中占統治地位的理論流派。自60年代中後期起，美國社會中出現的一系列劇烈變動，促使社會學理論家重新思索社會學方向,各種新理論紛紛興起,向帕森斯的「巨型理論」發起沖擊。其中以符號互動論、社會交換論、民俗學方法論為主要代表的微觀社會學理論猛烈抨擊帕森斯理論中側重對社會結構分析的方面，他們強調對個體行動和行為的分析，要求恢復個體的創造性和自由。以沖突理論為主要代表的宏觀社會學理論，則指責帕森斯過於重視秩序、和諧和穩定，忽視沖突、強制和變遷，他們要求社會學更加註意社會變遷中的暴力、革命、權力等物質結構。這些理論在70年代逐漸取代了帕森斯理論而占居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在這些理論之間又形成以符號互動論、社會交換論和民俗學方法論為一方，以沖突理論為另一方的「微觀／宏觀大分裂」，就社會行動、社會秩序、社會變遷等重大理論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本身暴露出上述諸理論自身的致命弱點──偏執一端而缺乏綜合性。從70年代後期起，帕森斯理論中強烈的綜合意識又重新引起社會學界的興趣，各種理論內部開始出現試圖進行新的綜合的種種嘗試。新功能主義正是力圖以批判地繼承帕森斯理論遺產，開辟一條新的綜合之路而產生的。
編輯本段特點
與其他流派相比，新功能主義具有以下 3個特點：
批判繼承
對帕森斯理論傳統持批判繼承態度，既強調與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承續關系，又強調從內部批判帕森斯理論的必要性。其中，亞歷山大批判了帕森斯理論的實證主義認識論基礎，主張在「後實證主義」科學觀的基礎上重建多維度的理論框架。新功能主義者還重新解釋了帕森斯理論，以此矯正反功能主義的偏頗。
開放
對70年代的各種反帕森斯理論流派持開放態度，力圖在功能主義理論傳統基礎上整合上述理論。針對符號互動論、社會交換論、民俗學方法論等理論的微觀分析，新功能主義力圖通過重建帕森斯的行動理論來綜合其理論洞見，並探索微觀個體行動和宏觀社會結構及制度的連結環節。對宏觀社會學領域的沖突理論，新功能主義主張在保持帕森斯「規范秩序」的前提下，強調對權力、戰爭、強制、沖突等問題的分析，並把社會變遷分析納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論中。「新功能主義」還打破帕森斯曾為社會學劃定的只研究社會系統問題的界限，對80年代以來盛行的「文化社會學」給予高度的重視，並力圖在功能主義框架內解決文化與社會及人格系統的關系問題。
為形成統一理論
新功能主義尚未具備統一的理論形態。被歸在新功能主義名下的社會學家，老一輩的有R.N.貝拉、A.英克爾斯、N.J.斯梅爾塞等人，新一代的有亞歷山大、S.N.艾森施塔特、N.盧曼、W.施盧赫特等。他們除了具有共同的理論傳統外，在許多問題上持有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新功能主義只能說是以超越戰後社會學發展之第一階段和建立新的綜合理論為目標的嘗試。 新功能主義的理論提出後，引起了社會學界的廣泛注意和不同反應。不少人對新功能主義持反對和懷疑態度。對此，亞歷山大的回答是：「它是新瓶裝舊酒，還是確有新釀，將由歷史來判定。」

❻ 盧曼的生平介紹

尼克拉斯· 盧曼於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國的呂訥堡，成為一個啤酒廠主的兒子。他的母親帶有瑞士血統，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家庭使得他們遠離開政治。1944年，年僅17歲的尼克拉斯·盧曼不得已從軍服役，一九四五年被盟軍所俘，這段戰虜的經歷使他決心後來（1946-1949）在弗賴堡致力於法律的研究。
然而，成為一位著名的社會學教授並沒有捷逕可走。戰後德國的物資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學習並返回到呂訥堡。最初在呂訥堡行政法院（1954），然後在漢諾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從事著公共行政法律事務方面的實際工作，然而，卻並沒有放棄個人學術上的興趣。在那時，雖然他的觀點已經直接針對著法律和哲學的理論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這一時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並於不久之後就擁有了一個誕生了三個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日益清晰地顯示：他在學校所學課程以及他的興趣不適合於一種常規性的行政職業，並且他不願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個黨派而放棄自身的獨立性。盡管他喜愛他的工作，但這種工作日漸變成例行。由於意識到他職業發展中的困難，尼克拉斯·盧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機會到哈佛大學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師從塔爾科特·帕森斯，並為將來的一個出版物收集資料。
當他返回德國後不久，使其可以繼續從事學術工作而又不放棄作為州政府官員身份的另一個機會向尼克拉斯·盧曼敞開。他設法轉到斯派爾（Speyer）公共行政學院的一個研究所（1962-1965）。在那裡，他享有工作上的極大獨立性並能順從他自己的學術興趣。在斯派爾，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組織的功能與後果》（1964）。盧曼作為社會學家的生涯開始於1966年，當時他已經39歲。在那時期，赫爾蒙特·謝爾斯基(Helmut Schelsky)參與一所新的「改革大學」的創建，其校址最終選在比勒菲爾德。他確定盧曼於1965年到多特蒙德與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盧曼通過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學的教職，在那裡盧曼追隨赫爾蒙特·謝爾斯基和迪特爾·克萊森(Dieter Claessens)。在明斯特，尼克拉斯·盧曼發表了題為「社會學啟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職演說，提出了一項深受啟蒙時代啟迪同時滿懷遠大社會學抱負的社會學研究計劃。1968年起，尼克拉斯·盧曼在新建的比勒菲爾德改革大學成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並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8年11月6日，尼古拉斯·盧曼與世長辭。

❼ 歐洲法社會學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經典理論貢獻

歐根·艾利希，奧地利人，自由法學派重要人物，法社會學史上一座高峰；馬克斯回·韋伯，德國人，法學答家、社會學家，一戰後作為德國代表團成員參加過巴黎和會談判，提出過統治類型、科層制等理論主張；尼可拉斯·盧曼，新功能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會學家。具體理論貢獻三言兩語難盡，LZ自行網搜可也。

❽ 德國哲學家尼克拉斯·盧曼的作品

《社會的科學》
《社會的經濟》
《社會的藝術》
《社會的法律》
《社會的政治》
《社會的宗教》
《社會的教育系統》
《社會的道德》以及《大眾傳媒的真相》

❾ 歐洲法社會學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經典的理論貢獻

歐根·艾利來希，奧地利人，自由法學源派重要人物，法社會學史上一座高峰；馬克斯·韋伯，德國人，法學家、社會學家，一戰後作為德國代表團成員參加過巴黎和會談判，提出過統治類型、科層制等理論主張；尼可拉斯·盧曼，新功能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會學家。具體理論貢獻三言兩語難盡，LZ自行網搜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