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146

1. 引導別人按自己的意願做是什麼罪名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時代法學》2014年第2期
【寫作時間】2014年
【中文摘要】我國2013年起實施的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正式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但從司法實踐的情況看，該規定的真正兌現，尚有待於對該規定含義的准確理解和把握，為此，有必要就這一規定的內涵和外延予以闡述和界定。
【中文關鍵字】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立法背景；內涵；外延；比較
【全文】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雖然實現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從無到有，但「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這一規定的真正落實，尚有待於對「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規定出台的背景、規定本身的內涵與外延的正確理解，筆者試圖圍繞此就相關問題作如下探討。

一、「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確立背景和訴訟價值

對「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法律規定的認識，首先離不開對該規定價值及在我國確立背景的了解。「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在我國經歷了從上個世紀50年代被排斥到本世紀被接納的發展過程，這里，僅就刑事訴訟法制定和之後兩次修改中對此問題不同體現的背景略作陳述。

1979年，刑事訴訟法制定時，受特定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的影響，國家「重打擊，輕保護」、社會「重國家、輕個人」，「打擊犯罪」被作為首要任務，人權觀念相對淡漠，不要說刑事被告，即使是普通公民，個人權利的保護往往也不為法律所重視。「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自然也因缺乏產生的土壤而不可能出現在法律中，相反，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被告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被告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後向他提出問題。被告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拒絕或者不如實回答將被作為酌定的「抗拒」情節，從重懲罰。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一次修改之前，雖然要求確立「沉默權」{2}、「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呼聲不絕於耳，但由於多年來，偵查機關形成了以口供為中心的破案模式，對口供具有極大的依賴性，故上述主張首當其沖受到偵查機關的極大抵觸。立法機關也擔心硬性規定「沉默權」或者「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會不利對犯罪的打擊,影響社會治安形勢。所以，「沉默權」、「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最終均未在這次立法中顯現。

2012年，刑事訴訟法再次修改，基於以下全球強化人權保障和我國法治發展總趨勢的要求，明確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

首先，「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經數百年的實踐和證實，已為國外法律普遍肯定。自1641年，英國國會對「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確立以來，它逐漸由國家對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訴訟價值的態度選擇,上升為一國刑事訴訟中對於人權狀況和文明程度的判定標准，並作為基本原則引導不同國家刑事訴訟的立法。1791年的《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第3款規定：「在任何刑事案中，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犯罪」{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通過判例將憲法第5條修正案的含義解釋為：(1)這一原則僅僅限於刑事案件，但它不僅指實質上導致自我歸罪的陳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導致自我歸罪的其他證據；(2)這一原則不僅能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張，而且也能為證人所主張；(3)這一原則不僅可以在偵查程序中主張，而且可以在審判程序中主張；(4)這一原則僅能為本人利益而主張,不能代表他人利益而主張；(5)這一原則僅適用於自然人，不適用於法人。即使是大陸法系國家，也紛紛在憲法或刑事訴訟法中分別對此原則予以了肯定。義大利《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在開始訊問前，除第66條第1款的規定外，還應告知被訊問者，他有權不回答提問」。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6條規定：「首次訊問被告人時……要告知他對於控訴有答辯的權利，也有權不予答辯」。日本《刑事訴訟法》146條規定：「任何人，都可以拒絕提供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訴或者受到有罪判決的證言」。第311條規定：「被告人可以始終沉默，或者對各項質問拒絕供述」。法國《刑事訴訟法》114條第1款規定：被告人首次出庭時，負責偵查的預審法官應「通知他有不作供述的自由」。盡管這些規定在表述上略有差異，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初衷均不容置疑。

其次，「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作為國際公認的對被指控者最低限度的保障，已成為國際人權等國際公約認可的訴訟准則和走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公約有兩個：一個是響應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於1953年制定的第一個國際性人權公約——《歐洲人權公約》。該公約第6條規定：「在決定其市民權利與義務或者對其提出刑事指控時，每個人都有權在合理的期限內由依法設立的獨立、中立的法庭進行公正、公開的審判……每個受到犯罪指控的人，在依法被證明有罪之前應當被推定為無罪。」1996年，歐洲人權法院在「默萊訴聯合國王」一案的判決中解釋這一條款時認為：盡管在《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中沒有明確規定，但是毫無疑問，在警察訊問時保持沉默以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是普遍公認的國際標准，它們在第6條的公正程序觀念中居於核心地位。另一個是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加入的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14條第3款規定：「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證：……(庚)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4}此外，有些地區性的公約也對此有所反映，如1969年的《美洲人權公約》第8條第2款第7項即規定「不得被迫做不利於自己的證明或被迫服罪」。1998年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賦予了被追訴方不得自證其罪的權利。與此相對應的公約還有，我國政府簽署並於1992年3月生效的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40條第2款(b)規定：「所有被指稱或指控犯刑法的兒童至少得到下列保證……(四)不得被迫作口供或認罪」；我國於1982年簽署並於1988年11月正式生效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世界人權宣言》等等。作為簽約國，上述公約的規定自然對我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特別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推進和對外事務與國際的增多，以及世貿組織的加入，更要求我們遵守一系列相關保障人權公約的規定。

再次，法治中國以及憲法對人權保障的原則，要求刑事訴訟法對訴訟參與人人權保障的規定具體化。上世紀末，隨著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略的提出和實施，全社會人權保障的法律意識不斷強化。適應這一要求，2004年3月，「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入憲法。「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作為訴訟中保障被追訴方人權的基本規定，自然躍入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之中。

最後，以往我國刑事訴訟相關制度的缺欠以及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偵查措施等的強化，需要「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予以補充和平衡。一方面，長期以來，偵查機關利用信息的不對稱，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突破其心理防線獲取口供，並一直被作為是一種重要而有效的取證手段。對口供的依賴不僅為刑訊逼供提供了土壤，也造成了對其他證據收集的忽視。加之訴訟中缺乏有效保障人權的措施，「刑訊逼供」現象屢禁不止，導致一系列的冤假錯案，引起社會極大的關注。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可以遏制上述違法行為。另一方面，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針對一些犯罪增加了技術、秘密等特殊偵查手段，而且，法律保留了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偵查人員訊問的規定。對此，有必要通過「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從對應和制衡的角度使二者趨於匹配，保持平衡。

對於「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價值可從多方面理解，就訴訟角度而言，至少體現在：

第一，強化被追訴方與追訴方訴訟地位的平等和訴訟權利的對等。國家作為刑事追訴的主體，不僅佔有雄厚的財力、人力和制度資源，而且享有諸多法律賦予的訴訟權力，使得被追訴方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顯得十分單薄。為防止控辯雙方實力的懸殊可能影響的程序公正，一方面要對國家偵查、控告機關訴訟中的許可權和行為方式從法律上加以限制和規范，另一方面要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並賦予其對應的訴訟權利，使其與控訴方的訴訟許可權相匹配，以便制衡。「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實質上是通過強調追訴方承擔證明被追訴方有罪的證明責任，從而增加了被追訴方對抗追訴方的籌碼。

第二，有利於保障言詞證據的真實性和合法性。言辭證據只有真實自願才能對案件的偵破和認定具有價值，而合法性是證據的前提和保障，由於言詞證據缺乏實物證據的有效客觀實物載體，主觀性強，其內容極易受取證方式和供述意願的影響，因此，其對合法性的要求更高。司法人員如果非法獲取被追訴方的言辭證據，證據的可靠性和合法性必將因違背被追訴方的意願、程序違法而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可采性。「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將因為言辭的自願而使證據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大大提升。而且，按照刑事訴訟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在強迫被追訴方供述或違背法定程序的情況下獲取的言辭證據，即便內容真實，也會被排除，使強迫自證其罪行為的結果歸於無效。

第三，規范取證方式，提升司法誠信。在傳統的偵查活動中，口供被認為是獲取犯罪線索和證據的重要來源。對口供的過分依賴，導致警察濫用職權，刑訊逼供泛濫，既嚴重侵犯被追訴者的人權，降低口供的可信性，導致冤假錯案，也嚴重損害司法人員的形象和司法的公信力。「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不僅從法律上要求司法人員告別原始、野蠻等非法取證方式，堅持「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原則，實現由「口供中心主義」向「證據中心主義」的轉變，而且也意味著司法人員因擔心強迫自證其罪可能使自身陷於不利，而在訊問之初便擺脫對口供的過分依賴，自願轉而向其他證據發力。司法機關被動、法律權威受損的狀況將因此改觀，司法誠信得以提升。

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內涵

(一)「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責任主體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主體限定為「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筆者以為，這里的責任主體除指直接從事辦案工作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外，還需要注意這樣幾種情況：一種是受直接辦案人員指使、縱容而違反本條法律規定協助辦案的人員；另一種則包括指使、縱容具體辦案人員強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證其罪的案外「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筆者還認為，刑事訴訟法第50條關於責任主體「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的表述應該以「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的順序排列更為合適，因為，強迫自證其罪主要發生在偵查階段，而且，經由偵查至起訴，再到審判也符合我國刑事訴訟的辦案程序。現行「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的表述主要是基於國外「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最早適用於法庭審理過程中，後來擴大到偵查和起訴階段也不得強迫被訊問人回答有關自己有罪的問題和強迫他承認自己有罪的情況，而對「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規定的發展以及中國刑事訴訟的實際情況考慮不足。

(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對象

對於「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對象，刑事訴訟法第50條明確規定為「任何人」，這是因為，雖然任何人都有義務協助國家追究犯罪，但是，國家不得強制任何個人協助追訴其本人的犯罪。而且，從「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思想源自基督教教義和歐洲大陸普通法的歷史看，其最初也是針對任何人而言的。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主張：人們應當向上帝供認自己的罪過，但不得強迫他們把自己的罪行告訴任何其他人，而且《聖經》不主張宣誓。此外，「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最初源於英國「任何人無義務控告自己」{5}的古老格言，強調的也是對所有提供言詞證據的人所適用的一項特權。而英國最早引發「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立法的「李爾本案」也是就任何人為對象的{6}。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要害在於強調所有提供言詞證據的人沒有義務為追訴者向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陳述或者其他證據。但從國外數百年實施這一原則的情況看，事實上，刑事訴訟中這一規定通常主要適用於被告人和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對於那些可能導致自己有罪的問題，享有拒絕陳述的權利；證人如果因為作證而使自身可能陷入不利境地時，有權拒絕作證。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的總體精神和目前我國司法的實際情況看，「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適用的對象主要應該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筆者以為，對證人作證可能陷入不利境地應該做出嚴格限定，即只有在證人作證可能使自己也面臨刑事追究，即證人此時可能轉變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時，容許其拒絕作證，同時也不得強迫其自證其罪。而不宜對可能陷入的不利境地作擴大解釋，以保持同刑事訴訟法第60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規定的一致和執行。

(三)「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方式

無論是在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中，如何保障陳述和證言的自願性和任意性，都被視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至關重要的證據規則。與此相一致，我國「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法律規定所禁止的並非「自證其罪」，而是禁止以「強迫」的方式自證其罪。事實上，我國刑法中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和「持有型」犯罪的舉證責任就是要求由被追訴一方來承擔的，理論上將其稱為舉證責任倒置，以此來解決公訴機關舉證不能的問題。因此，訊問所採用的方式是否具有強迫性是這里的關鍵。如果被追訴方或者證人，自願放棄特免權，在「明知、明智、理性」情況下，作出不利於自己的陳述或者證言，只要符合證據的條件，是不排除被作為證據來使用的。我國現行法律沒有關於「強迫」的具體法律說明。但從刑事訴訟法第50條「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禁止性方法可以認為，一切為了獲取口供而違背被訊問者意願的，足以對其造成心理上及生理上強制的非人道的或者有損於其人格尊嚴的方法都可以被認為是「強迫」，包括體罰、超期羈押、麻醉、限制休息和飲食等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這里的「強迫」涵蓋了非自願方法以外的各種方法，那麼，刑事訴訟法第50條再行「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似乎就顯得多餘。對此，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指出：不必逐一列出違禁行為。禁止酷刑不僅指禁止能夠造出肉體上痛苦的行為，還包括禁止使受害者精神痛苦的行為{7}。問題是，我國「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本身是借鑒西方「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法律規定的結果，其執行效果尚不得而知，且「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規定旨在「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證據」{8}，但能否因這一規定而真正達到上述目的，也需時間的檢驗。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和「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證據」二者同時予以規定還是有必要的，待將來條件成熟後，再行只保留前者而刪除後者。

(四)「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目的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由此可見，「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條款之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刑訊逼供。雖然此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了「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由於刑法沒有規定刑訊逼供方式以外其他非法方法取證的刑事責任和相應的補救措施，刑事訴訟法第43條的規定難以落實。盡管1998年最高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由於司法解釋的效力在法理上畢竟低於刑事訴訟立法規定，且最高法院所作司法解釋對於法院之外的其他部門並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所以，在司法現實中，特別是在案件的偵查階段，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現象屢禁不止。

毋庸諱言，刑訊逼供等違法收集言詞證據的做法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且非常普遍，對這個問題的解決，除了對違法責任人員予以法律懲治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相應的預防措施作為前置。「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正是適應這種法律需要設置的。當然，為了避免被訊問人在受到強迫情況下作出有罪陳述，保障這一規定的執行，我國刑事訴訟法也還適時規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這主要包括：(1)第33條將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2)第116條第2款對訊問場所予以了限定，即對羈押於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看守所進行訊問；(3)第121條增加了對訊問全程錄音錄像的規定；(4)第187條第2款規定了警察出庭作證的義務；(5)第54條至58條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立法者試圖以此構建一個完整的嚴禁刑訊逼供的體制。

2. 民事訴訟簡易程序與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審限有何區別

只有時間長短的區別，具體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六十一內條 人民法院適用簡容易程序審理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三個月內審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二十條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受理後二十日以內審結；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可以延長至一個半月。

(2)刑事訴訟法146擴展閱讀：

民事訴訟簡易程序和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使用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五十七條 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簡單的民事案件，適用本章規定。

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前款規定以外的民事案件，當事人雙方也可以約定適用簡易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一十四條 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

(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

(三)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

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3. 修改後的新的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3款的內容是什麼

修改後的新的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3款的內容是：

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應當同時對偵查中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解除查封、扣押、凍結。對被不起訴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或者需要沒收其違法所得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提出檢察意見，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有關主管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

根據巜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七十三條

犯罪嫌疑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

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應當同時對偵查中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解除查封、扣押、凍結。對被不起訴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或者需要沒收其違法所得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提出檢察意見，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有關主管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

第十五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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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起訴人的自我救濟途徑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46條規定：「對於人民檢察院的依照本法第142條第2款規定的不起訴決定，被不起訴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決定書後七日內向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復查決定，通知被不起訴人，同時抄送公安機關。」由此，我們可以了解被不起訴人自我救濟的具體法律程序：

1、檢察機關在向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規定情形的被不起訴人送達不起訴決定書時，應當告知被不起訴人如果不服該決定，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訴，同時這些告知事項必須在不起訴決定書中載明。

2、被不起訴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決定書後七日內向人民檢察院申訴，由作出決定的審查起訴部門辦理。這里所說的「可以」，說明被不起訴人就算在七日之內不提出申訴，並不意味其申訴權當然消滅。法律規定任何公民具有申訴權，同樣，被不起訴人如果在七日之外，照樣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只是，這時候受理的部門是人民檢察院的控告申訴部門。至於人民檢察院什麼時候作出復查決定，法律並沒有規定期限，這屬於立法上的缺陷。

3、被不起訴人申訴應提交申訴書，寫明申訴理由。若沒有書寫能力的，也可以口頭提出申訴，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其口頭提出的申訴製作比例進行復查。復查認為要維持的，報請檢察長作出復查決定。復查認為要撤銷的，則需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4、復查決定書應當送達被不起訴人，並同時抄送移送審查起訴的公安機關。若撤銷原不起訴決定，則案件應及時交由審查起訴部門審查。

被害人的自我救濟途徑

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48被害人的地位和被不起訴人顯然不同，司法實踐中，依法被檢察機關作相對不起訴決定的被不起訴人提出申訴的極少，因為一般而言，不起訴案件「總是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處分」49，而被害人被人作為刑事案件中被侵害的一方，具有追究犯罪的強烈願望，因此被害人不服不起訴決定的卻屢見不鮮。

因此，法律在被害人自我救濟方面規定的更詳細更全面。刑事訴訟法第145條規定：「對於有被害人的案件，決定不起訴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達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決定書後七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請求提起公訴。

人民檢察院應當將復查決定告知被害人。對於人民檢察院維持不起訴決定的，被害人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被害人也可以不經此申訴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由此可見，中國被害人對被不起訴決定的救濟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另一種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被害人的申訴和自訴不僅是對自己權益的積極維護，也是對不起訴的一種制約。

被害人申訴的法律程序基本上和被不起訴人申訴的一致，筆者在這里就不再贅述。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的，也就是把原來有檢察機關的公訴變成自己參與的「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170條在規定自訴案件適用范圍也明確：「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法律這樣規定主要是為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在確實受到侵害時在國家公訴方面得不能得到保護時另一種救濟方式。

但由此也圈定了被害人可以向法院起訴案件的范圍，即只有在自己的人身、財產權利受到被告人侵犯的案件才可以轉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這里的被害人不但可以是自然人，而且也可以是單位。在實踐中，單位作為被害人的主體出現，其所受到的損失一般要比自然人大得多，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另外，如果被害人系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或喪失訴訟行為能力，或死亡、失蹤，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應允許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以被害人的名義向法院起訴。

4. 我傷情鑒定做好了，是輕傷二級，我是在市裡做的，對方要求重新做，請問可以重新做幾次

沒有限制重新鑒定的次數，但申請重新鑒定的，應當具有正當理由，經公安機關負責人審查同意後重新鑒定，否則不予重新鑒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請，可以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

《公安機關辦理傷害案件規定》第二十一條對人身傷情鑒定意見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進行。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四十六條經審查，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應當重新鑒定：

(一)鑒定程序違法或者違反相關專業技術要求的;

(二)鑒定機構、鑒定人不具備鑒定資質和條件的;

(三)鑒定人故意作虛假鑒定或者違反迴避規定的;

(四)鑒定意見依據明顯不足的;

(五)檢材虛假或者被損壞的;

(六)其他應當重新鑒定的情形。

重新鑒定，應當另行指派或者聘請鑒定人。

經審查，不符合上述情形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作出不準予重新鑒定的決定，並在作出決定後三日以內書面通知申請人。

(4)刑事訴訟法146擴展閱讀：

鑒定意見在人身傷害案件中的重要性

鑒定意見作為證據形式中的一種，對於嫌疑人的定罪量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是法官藉以查明事實、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據。只要律師在重新鑒定申請書中列舉出鑒定意見存在的「致命」問題，實際上重新鑒定就能成功提起。

鑒定意見在輕傷害案件中，關乎著罪與非罪。自訴人的傷情一旦鑒定為輕傷，嫌疑人就有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反之，亦然。這個角度講，人身傷害案件中因鑒定意見存在問題，重新啟動鑒定意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5.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規定鑒定意見有異議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 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告知犯版罪嫌疑人、被害人。權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請，可以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
該條款主要是為了保障當事人具有重新申請鑒定的權力，以避免當事人對原鑒定結果不服而無法解決的現象的發生。

6. 取保候審期間，醉駕在預審大隊轉為普通程序怎麼回事、當時吹的146.血

立即委託律師，了解涉嫌的罪名，根據具體案情辦理相關的事宜。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三十五條
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第三十六條
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第三十七條
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
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適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
第三十八條
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第三十九條
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
第四十條
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第四十一條
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7. 未成年人能不能出庭作證，有沒有作證的權力

我國，《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對兒童受教育等權利的保護問題作出了規定，但對於兒童證人作證問題，只有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作了粗略規定，主要有：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證人資格）：「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7條規定：「對於證人能否辨別是非，能否正確表達，必要時可以進行審查或者鑒定。」第146條規定：「詢問證人應當遵循以下規則：……；不得以誘導的方式提問；（三）不得威脅證人；（四）不得損害證人的人格尊嚴。」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61條規定：「詢問不滿十八歲的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第16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詢問中涉及證人隱私的，應當保守秘密。」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90條規定：「詢問未成年的證人、被害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第192條規定：「詢問中，涉及證人、被害人的隱私，應當保守秘密。」
由上述可見，我國關於兒童證人的立法主要限於兒童證人的資格、被詢問時允許代理人在場方面，其他方面的規定與普通證人並無區別，對兒童證人權利制度的立法在內容上顯得極為匱乏，這說明，我國兒童證人制度的立法沒有考慮到兒童這一特殊主體的需要。